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第七部 炮打司令部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毛泽东



六十四 整顿



  天一亮,宣传队员们就习惯地在陆家院里集中,进行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尽管清晨天气有点冷,他们还是宁愿坐在门外,观看第一束温暖的阳光,而不愿挤在潮湿阴暗的土坯屋子里。这屋子是陆家借给治安主任老申和王腊肉住的。洞穴式的屋子即使在正午,也难以见到阳光,而且,不到晚上是没人在炕下烧火的。
  “文化革命中,山西的名人都倒台了,”治安主任老申说,话音里带着惋惜之情。
  “确实如此”,高法官说:“只要你点一点,就知道了——薄一波、安子文、彭真、李雪峰,他们都是作为走资派下台的,山西好象是最倒霉的。”
  “唉”, 老八路、市委干部老王说:“这期间也有几个山西人升起来了。”
  “谁呀?”小李问。
  “怎么,纪登奎算一个,他是武乡人,离我们这儿不远。那是太行山最老的抗日根据地。他一九四八年南下,最后当了河南省委副书记。文化革命开始时,他支持红卫兵,毛主席接见了他,把他调到北京去,现在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我知道另一位高升的山西人,他是坦桑尼亚副领事。”治安主任老申说。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山西干部都下了台”,王老兵说,“还是有几个高升了嘛。”
  “这不顶多大事”,高法官闷闷不乐地说,“山西人在解放咱们国家时起了那么大作用,现在有名的人都有问题了。”
  一阵评论之后,接着是一片寂静。局势变动这么大,山西人都感到灰心丧气。他们从襁褓中就养成了故乡的荣誉感,很可能会把它保持终生。
  在场的宣传队干部一共十人,有的坐着小马扎,有的坐在砖块上,或干脆蹲下——这是他们学会的一种姿势,只要需要,一蹲就是几个小时。他们是代表长治市委、市政府到张庄检查文化革命的,并要从大混乱中挽救出一些东西。他们继续留下来整党,并重新组织村委会,如果可能的话,要确保大队建设和生产取得一些进步,因为至少十多年来,这里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我女儿韩琼和我坚持每天早上参加小组活动,从未间断。这种非正式讨论,进行的活泼热烈,披露了生活和政治的方方面面,这是我们不可能希望在一般情形下揭露,或者偶然发现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因为我们北京来的头儿和指导员林东,前天在街上扭伤了脚,躺在床上修养。人们发言时滔滔不绝,比平常轻松自如多了。林东参加小组讨论时,人人发言都得小心谨慎,因为她可能会把他们话捅到北京去。在那种情况下,最好三思而后言,或者干脆一言不发。由于林东不在场,没有这样的拘束了,似乎没人在意他们的话是否会传到美国。无论如何,美国又能怎么样?他们没有想到试问一下,如果这些话传到美国,中共中央会有什么反应。而这样的可能性的确很小。
  讨论的正式议题是《人民日报》八月二十七日社论。地区师范学校青年俄语教师小李朗读社论,她留着剪发头,作为一名大学生,她是宣传队中文化水平最高的。经双方同意,通常由她宣读重要文件。该社论论述有关党的建设问题。第一段,宣布全国除台湾外的所有省市都成立了党委会,这是一个伟大胜利。文化革命是以取消各地党委而开始的,饱经了文化革命分裂动乱之后,新建立的党委会为继续前进打下了基础。
  这个好消息,小李朗读的非常通顺、准确,大家对最后几个省委会成立的日期和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的干部,热烈地交换了意见。小组里从未有人听说过西藏党委新的第一书记任荣的名字,而且他们对曾长期在黑龙江身居要职的潘复生,不再是该省领导班子的成员而感到吃惊。他们看到取代彭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华北区领导李雪峰,没有在河北省委获得一席之地而感到遗憾。大多数著名的地区领导人,由于榜上无名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宣传队干部匆匆把姓名过目一下——陶铸(华南)、李雪峰(华北)……因此,得出结论,所有干部和李雪峰,以及高法官了如指掌的其他的山西籍干部统统“下台了”。
  当小李宣读第二段时,激起了比第一段更加热烈的讨论。本段强调了整党的重要意义,每个党员必须再过一次整党关,由其同事,以及人民推选的代表把守的“关口”。
  “文化革命是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王腊肉说,“这点很容易忘记,但是确实如此。”
  “对”,曹福贵说,“但是,文化革命和我们以前参加的运动都不一样。过去他们常说‘整顿,整顿’,但是谁挨整?只有平民百姓。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区书记从未挨过整。可是,这一次学生把矛头对准了领导干部,这就是他们倾巢出动,镇压一九六六年的学生运动的原因。”
  “记得王承(一九六六年任长治市委书记)吗?”小李说,“他老婆是一个中学老师。当学生们起来反对她时,王跑过去不让他们讲话。”
  “对,他命令把全市墙壁上全部刷写上大幅毛主席语录,”老申说,“就是要群众保持安静,谁胆敢在毛主席语录上去贴标语呢?”
  “从那以后,形势发展的够快了”,老八路王说,“我记得一次高层会议学习毛泽东思想,两个师范学生把会议打断,说他们代表‘红色妇女支队’。‘你们说你们支持毛泽东,可是你们的所作所为是镇压人民’她们喊道。没人敢质问他们,但是后来,我发现她们的“红色支队”只有两人”。(她们只代表他们自己)
  “一段时间里,青年人是当家作主的,说啥是啥,但是他们的宗派主义败坏了一切”,王腊肉说:“我知道一个儿子反对他父亲,父子俩争吵时,儿子竟打了父亲一个巴掌。”
  对老王来说,这个消息比张庄四队麦场上用枪打死一个学生还要糟糕。
  “我认识的一对兄弟,站在两派”,王老兵说:“他们的父亲死了后,他们达成了停战协议,以便弟兄俩能一同回家奔丧。但是,在回家路上,他们争吵了起来了,不得不分道扬镳,然后,隔日再回去尽孝志哀。”
  “唉,没有人能袖手旁观”,老申说,“你不参加这一派,就得参加另一派,走中间路线是不行的。有一次一位市里的干部来到马厂,他说‘我听说他们在调查一些大字报问题,请过问一下此事,我看他们好象是中间派的标语。’他说‘中间派’!你听说过有这种怪事吗?就是有中间派,肯定也维持不了多久,或者是土崩瓦解,发生分裂,或者全部倒向这一派或那一派。”
  大家都认为整风永远也不会结束。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三番五次发动这样的运动,但是,每个不同历史时期,整风的内容各不相同。一九四八年中心任务是每个干部对土改的态度问题;然后一九五二年是对合作化的立场问题。文化革命一开始,是又一次大规模的开门整风运动,涉及社会觉悟的教育,但是,许多干部对此却不真正理解或接受。
  “记得王新年吗?”王老兵问,“他顺顺利利地通过了四清运动,并就此写诗一首:

  六五年来了大四清,
  工作队来势汹汹,
  背靠背,面对面,
  “四不清”罪名满天飞,
  运动猛整搞一年,
  谁能毁我一毫毛?


   “一九六七年,安阳村民突然批判他时,他无法理解,由于正逢他的生日之际,他又编了一首诗:

  正月初一是新春,
  春节生日正相逢,
  半碗米饭未吃完,
  拉上大街去批斗,
  牛头马屁行行站,
  佯装伸冤为群众。


  “牛头马屁股,他们有什么权利审问他呢?大多数人支持他,少数人有什么权利把他拖出去参加批斗会呢?”
  “好啦,这就是李快腿、秦快嘴和王文德现在的想法。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他人竟然有权批判他们”,高法官说。“他们不理解‘牛头马屁’,有什么权利质疑共产党员。”
  零零碎碎的传闻,必然地,也间接地一步步把我们引进文化革命。现在,我们决定更加直截了当,更加有步骤地认真了解文革。在紧急的“三秋”生产任务之间,我们开始了长时间的采访,从乡村到城市,到地区和省,最后一直去到首都北京。各级提供消息的人,通过各种渠道披露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为我们的了解实情,打开了一条条裂隙,这些事件如此离奇,如此混乱复杂,甚至小说家都无法凭空想象出来,记者也无法对此类事件进行详细的报导。尽管我们不能理解其意义,在后面几章,我们还是对我们所能大致构画的,文化大革命惊涛巨澜中的几条小支流,以及我们所能记录的一些人物的故事和一些事件,进行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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