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七十三 诬陷的剖析
一九七一年九月，当李司令坐下给我们谈程首创时，他那不拘礼节的特征，口若悬河的风格，突然变的吞吞吐吐，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他讲话慢条斯理，说完一句话，停下来看看天花板，一停似乎就没完没了，然后又补充第二句，仿佛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下一句话应该如何说。韩琼翻译时，足能想出他后面将说的话。在我看来，他似乎毫无自信心，他在摸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试了一个想法又一个想法，注意着每个想法对听话者的影响，然后继续谈自己对程的看法。
在整个谈话期间，他的这种表现是不符合他的基本特征的。当他详细说明所摆出的“事实”的重要性时，他逐渐开始正常谈话了，当说到关于如何了结此案，谈他自己的看法时，他毫不犹豫地滔滔不绝讲了起来，他有力地说：“程首创应该判处死刑，但是，应该让他缓刑两年，给他个改造的机会。如果两年期间，他没有再犯错误，可以判成死缓，否则死刑必须执行。”
李英奎给我们的讲述的第一件事是：他对“红字号”领导程首创的出身、工作履历，以及从入党以来的历史进行的调查情况。他谈了他如何派出调查组，在全地区、全省、甚至到附近省份了解这位地区专员的历史。然而，李司令说，一派的调查组提出，在程首创的档案中找污点时，而其它工作队则提出要发表程首创档案中最优秀的材料。当程的敌手发现十份文件，说他的档案有严重的问题时，他的支持者拿出了能证明他是坚定的革命干部的八十六份文件，进行反击。
他指责说，程的支持者走得甚至更远。他竭尽全力阻止，甚至破坏其它派别找岔子的调查研究。当联字号派人去黎城县调查敌伪时期档案时，“红字号”发动其支持者用武力占领县城，结果，没人能找到档案。“联字号”几次前去黎城，每次都遭到毒打，捆绑和监禁。然而，当程的支持者太原市兵团去黎城时，却畅通无阻地得到所有相关的材料。“联字号”去洛阳、太原时，处处受干扰，在洛阳，“红字号”企图绑架他们，但是，当地解放军粉碎了“红字号”的阴谋。
李英奎司令指责说，正当“红字号”阻止“联字号”调查人员去寻找证据时，“红字号”调查人员本身也发现了可使程身败名裂的材料，但是，他们就此撒谎，正如他们阻止“联字号”调查人员辛辛苦苦寻找任何证据一样，隐瞒了程的罪证。
因此，李英奎说，“调查和反调查引发了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尽管困难重重，李司令的人还是很快搜集了完整不可辩驳的材料，这些材料分为几类：
1、程的阶级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
2、捏造历史，冒称在抗日战争中是爱国者。
3、公开的反革命活动。
4、后来冒充革命干部的骗人历史。
5、文革中掌权。
6、文革中的分裂活动和主要罪行。
下面是李将军搜集的有关他的冤家对手的一些“材料”：
程首创生于一九一九年，他说其父母是贫农，实际上是富农，一家四口人就拥有八十亩土地，一头骡一匹马。从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七年他们一直雇用长工，每年收租1万斤。程的父亲是他家族的首领，也是一位阴阳先生，他母亲为道教、太阳崇拜社的首领。他姐姐程爱田初婚嫁给一个地主，后来又和国民党书记长曹潘成有暖昧关系，他二姐程冒平也是嫁给了一个地主。
程还在年幼时，由父母包办，与一个姓宋的结了婚。当他外出时，他妻子和另一个男人怀了孕，因此，他母亲卖了她，安排他娶了同村另一个姓宋的妇女，他们叫她宋易换。这姓宋的是本地一贯道首领的遗孀，她的丈夫参加了一九四二年反对解放区政府的暴动，八路军捕获并击毙了她的第一个丈夫后，她嫁给了程。李英奎说：“他整个家手里没有一个历史清白人。”
一九三六年，由国民党特务分子杨成方推荐程在黎城县监狱当了监狱长；一九三七年他参加了国民军官训练队，训练队属于山西军阀阎锡山组织的新军一部分，薄一波领导时，这支部队变成“山西抗日决死纵队”，程一开始是一军五连的班长，在五连被提拨为政治干部，当了连政治指导员。一九三九年保卫平遥，在与日军作战时负伤住院。
根据程自己的说法，当他住医院时已是党员，是一九三七年加入的。他说出两个他自己的介绍人的名字。一九六七年当进行调查时，一个人已经死去，另一个人说一九四三年他本人才入了党，因此，不可能在一九三七年介绍程入党。“所以程是钻进了共产党内”，李英奎说。
一九四三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里，程回了家一次，一年未归。李英奎说，因为他面对日本人的进攻被吓破了胆，在家期间，李指控说，程和在村里办合作社的国民党特务建立了联系，表面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特务组织的保护伞。敌伪档案显示，程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参加了国民党，档案中还包括一封程给其支部透漏革命消息的信件。后来被处决的国民党特务叫程为同伙，两个其他国民党特务，一个在程家乡，另一个在四川，证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六日，他介绍程和其妻参加了国民党。
进一步的调查说明，程的妻子家，曾是国民党特务在屯留县的联络站，是从晋东南通往河南省的联络网的一部分。
“因此”，李英奎说，“调查说明程首创原来是个假共产党，真国民党。”
一九四四年晚些时候，程加入了潞城县二区武委会；一九四六年调到县武委会，在任职期间，他偷了四支步枪，一支手枪，并贪污钱2.4万元，为此共产党对他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监禁审查，“这是除了开除党籍以外最严厉的惩罚”，李补充说。
一九四八年三月，程被调到太行区三分区武委会，总部设在长治，这个民兵指挥部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与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合并，那时部队已成立了自己的山西晋东南司令部。在长治工作期间，程生了病，到天津解放军医院休养了两年时间。一九五一年，地区政府分配他到上党煤炭公司任书记；一九五二年政府调他到企业公司任经理；一九五三年任命他为长治工业局局长；一九五四年，工人选他为长治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而且该代表大会任命他为长治市副市长；一九五六年他当了市长；一九五八年省政府提拔他为晋东南地区行署专员，负责全地区的工作；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后，“造反派”没能把他打倒，他当了地区核心领导组组长。当造反组织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成立新的地区革委会时，他被选为主任。
这倒像是论功行赏地一步一步地提拨上来的，但是，李英奎并不这样解释。“自他一九三七年混入共产党，他调动工作二十九次，十一次伪造历史。他经常填写比他实际级别高的职务，说什么他是正职，而实际上是副职，他工作中有问题的地方常常只字不提。比方说，一九四三年，他没有提到回家，而声称那年在部队分区办公室任科长，实际上那里还没有这样的办公室。”
那么，他怎么能担任这样高的职务呢？
“因为他伪造历史，当一个干部从部队往地方上调动时，他可以欺骗人一段时间。军分区参谋对他不熟悉，人们也对他不熟悉。他自称自己是受旧的党政领导攻击的干部，这样提高了他的声望。任命老干部的代表参加革委会（群众组织头头、部队、老干部三结合）是极其必要的，所以革委会选定了他。”
据李英奎讲，一九六七年一月后，程的工作表现越来越糟，首先是王尚志之死。当案子还在调查之中，人们还不能确定这位党委书记是他杀还是自杀，程就要求给开追悼会，由于他是在某些群众组织猛烈攻击之下死去的，召开追悼会，实际上就意味着对这些组织的否定，这是存心利用死人压活人。
李司令宣称，程对了解或揭露他过去情况的人残酷无情。他曾命令一个群众组织，把张贴包含有他反面历史材料的一名县委书记抓住打死。
程的支持者，把他们村的一个叫杨志成的会计打死，因为他公开宣传对程不利的某些材料，杨是被报复的对象。
尽管程多次声部队是他的“母亲”和“家”，但是，他到处不失时机地攻击当地驻军。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数以千计的人，朝一个孤立的哨兵吐唾沫，难道不是程组织发动的示威游行引起的吗？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淮海厂工人用铁棍殴打医专师生员工，用锯条抽打人、用刀子砍人，难道不是程组织发动的吗？在这次事件中十七人受了重伤，但是，程千方百计要求部队说根本没人被殴打，以此来掩盖这起暴行。
八月十一日，程首创赴京参加高干会议归来后，分裂了群众运动，并亲自挑起整个派性斗争，结果导致武斗。据李讲，程在一九六七年要拼凑自己的派别之前，晋东南地区并不存在派性。李指控说，程一旦挑起派性，他就引发了一桩桩暴力事件。
“请允许我”，李英奎说“谈谈我自己对程的看法。”
“我认为他是个叛徒、国民党特务、顽固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
“他参加革命后，就参加了反革命，这就使他成了叛徒。”
“他参加了一伙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暴露了我们一些抗日战士，这就使他成为特务。”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疯狂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他是一个不肯改悔的、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期间，他纠集形形色色的地主、富农，以及所谓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包括刑满释放分子，国民党特务，以及所有的社会渣滓，与他们一起策划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他为暗杀反对他的证人出谋划策，他双手沾满革命烈士的鲜血，他欠人民的血债，使他成为现行反革命。”
每次李英奎司令都能成功地详细叙述程首创这位地区革委主任的全部档案材料，为此，他感到自己十分庆幸。他的目标是准备一份无懈可击的，能经得起太原、甚至北京的反复查证的诉讼书。随着他搜集整理的指控材料不断充实，他已经能使程领导下的力量名誉扫地，并彻底把他们打倒，从而巩固由他自己和武司令领导的势力，直至完成控制整个地区。
当人们问起，一个人有嫌疑的反革命历史，是不是能构成足够的、谴责上党高原一半人民的理由时，李司令断然为他选择的目标和方法作辩护。
“我们正在解决革命战术问题”他说，“在战斗中，人们必须集中兵力，从力量最薄弱的环节进行突破。把程的历史作为敌特分子来揭露，可使人们处于证人的地位，可以为解决任何可出现的困难，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开始是讨论政策问题，只能引起激烈的辩论，而陷入对别人，而且也包括对我们自己错误进行反诉的困境之中。但是，如果我们集中力量对付程，我们就能避免扭转方向，而直接抓住问题的要害。程这个特务是关键因素，是全地区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除掉这块绊脚石，我们就能解决其它所有问题。无论是什么斗争，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关键问题，并战斗到水落石出。以这样的主要目标为基础，我们就能战无不胜，就能在中央面前站得住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李司令需要特别有力的诉状，来反对其对手，因为他在这个地区武装力量中，并没有至高无上的法定垄断权。尽管他指挥这里的所有陆军，但他无权指挥海军。使他沮丧的是，徐立生司令领导下的海军0115部队（师级），向他所采取的任何措施提出了挑战。的确，海军并不能为他们驻守在内陆的上党山脉之中而自吹自擂。海军的少量首批工作人员是五十年代到长治保卫气象站的。据说，后来海军人员来是为了“搞建设”。到一九六七年时，他们不过数百人，人数太少而不足以控制整个地区，但是，足可以影响当地的权力平衡。如果他们没有决定权，那么，至少也拥有某种对当地政治权力的否决权。
一九六七年初，北京的中央军委命令一切武装力量“支左”时，问题就产生了。徐立生司令在谁代表“左派”的问题上，和李英奎从来就没有一致意见。徐积极加入了派性斗争的反对派，打破了李作为所有地方争端的、最后裁决的地位，从而加强了李英奎建议要打倒的那些人的反抗力量。由于陆军人数和海军之比是10：1，20：1，最后甚至是100：1。海军人员没有希望根据自己的好恶来扭转乾坤。然而，武装部队仅仅以反对派身份存在，就削弱了陆军及其司令员的影响和可靠性，使得任何陆军部队，很难对他们自认为敌人的人，采取任何统一行动。
显然，海军的存在，在不久的将来，还是具有一种缓和作用的。李英奎司令不惜任何代价要竭力避免的事就是：不管海军部队多么薄弱，不和他们直接发生冲突。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坚决反对正规部队，尤其是执行独立任务部队之间发生武力冲突。尽管怒火中烧，但是指挥官没有一人首先引起武装冲突，从而使自己蒙受耻辱。
陆军不情愿攻击海军，至少暂时对市民的派性斗争也具有一种节制性的影响力。大型集会上，把武装部队部署在英雄台中心，形成坚固的屏障，陆军部队站在一侧，海军站在另一侧，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互怀敌意的平民百姓，能在同一地点集会，而相互不接触，引不起互相袭击。一群自称“支持左派领导班子”的陆军指挥官们，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组织了一次盛大的联合大会，会议的目的，是向上级当局显示，部队至少在设法为四月份形成的大联合注入新的生命，把反对派各方力量召集在一起，部队就能证明各派正在向实现正式联合迈进。因此说明了部队在执行毛泽东指示，尽管他们背后也在为最后的政治决战调兵遣将。
张庄的申仲堂在煤矿当守卫，九月五日他参加了举行的大会，他描述了所发生的情况：
人群分成了敌对阵营，部队派陆军和海军占领了广场中央，把两派隔开。“联字号”支持者涌满了陆军北面的场地，而“红字号”挤满了海军南面的场地。双方都同意“联字号”事实上的头头武天明，和“红字号”公认的头头、地区革委主任程首创都不到会。他们还同意两派都不准呼喊任何口号，“支左领导班子”告诫“联字号”，撤回打倒程的要求，而说服“红字号”停止支持程“暂时把程首创的问题搁置一边，团结起来。”
大会开始后，“红字号”代表首先发言，当他还在讲开场白时，程首创突然出现在一辆海军的卡车上，由二十多海军护卫着，绕广场一周。
“坚决支持程首创”！“红字号”发言者违反了规定。
“联字号”成员立即开始扔开了石块，“红字号”成员以同样的方法回敬了他们。程被突如其来的暴力所震惊，匆匆驱车走了。双方的石块大部分落到了广场中央和军人们的身上，但是，陆军和海军们严格遵守命令，他们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在连珠炮似的石块、砖头，以及其它坚硬的飞行物连续猛烈的攻击下，他们仍然坚守阵地，结果100多人受了伤。
为振兴大联合而召开的这次大会，结果以卑鄙的、令人不快的吵骂打斗而告终！
我们五阳矿工和长钢工人，冒着冰雹般的砖头石块的袭击，拼命朝我们的卡车跑去。当砖头、石块扔完后，“红字号”成员抢过街上货摊上的水果、大蒜。我们个个低着头，但是，司机发动不了卡车，袭击者占领了那个地方，砸碎了所有的玻璃。我们来是为了武斗，我们在卡车里堆满了木棍，当挡风玻璃被打破后，我们抓过棍子，跳下来，把“红字号”赶跑了。此后不久，我们的司机发动车，我们才离开市内，时间大约是下午五点半。
此后，我们几次进市里张贴大字报，参加武斗，但是，再没有象英雄台事件那样严重。部队领导知道我们去市里，既不是去上班，也不是去辩论，而是为了武斗。因此，他们千方百计让我们呆在家里。当我们小组上夜班时，他们各派一名战士和每个守卫一起站岗，确保守卫呆在所属的岗位，并严密监视大门，不准任何人出去。而且他们对请假回家，也非常严格。他们要准确了解我们的去向，请假时间是多少天？返回的时间是多会儿。
有时，我请几天假回张庄，我父亲就骂我参加武斗。
如果海军的出现使陆军的热情平息下来，并帮助阻止了支持“联字号”的公开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也使“红”和“联”冲突激化了，使得武斗升级，几乎无法避免了。由于双方都声称自己有部队赞同和支持，双方都没有理由让步。正好相反，每一方都感到自己提高要求和增强攻击力是正义的。
晋东南地区冲突的唯一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李英奎司令继续整理程首创的材料，由于李英奎显然计划发动引人注目的攻击，因此程首创别无它选，只能策划反击，于是对抗就逐步加剧。对抗、谴责、发动群众，以及公开的武斗日益激化，以致于使饱受困扰的太原当局，也为此深感震惊。一九六七年秋，山西省革委主任刘格平，决定出访晋东南，以便为迅速促成和平而作最后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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