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　文攻武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七十五　文攻武卫

　　沉浸在一片盛赞上海式夺权呼声中，刘未老被公认为是代表“真正的左派”的干部。他指挥统一的群众运动和统一的政府长达一、二个月之久。接着，他的山西“无产阶级司令部”开始崩溃了。导致分裂的因素有几个，但最重要的可能是领导班子的组织涣散，似乎，这些人竟然能组成一个领导组的主要原因是，当旧政府垮台时，他们恰巧在场而及时跳出即将崩溃的组织机构，避免了与其同归于尽。他们中间没有人胸怀改造山西的实际计划，他们以革命的华丽辞藻而闻名的夺权大字报，只对文化革命初期与刘少奇一起垮台的薄一波、安子文，以及其他山西老干部发动了笼统的抨击，只是号召群众奋起反抗，但是并未提出明确具体的行动纲领。在他们突然采取行动进行夺权前后，这些男女们都没有严肃认真考虑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任务。在太原也只有一部分群众参加了组织，全省人民就更不用提了。这些领导人没有建立起群众基础，而是和所有出现的群众组织作交易，结果使自己落入最初出现——并获得成功的造反派控制之中。
　　三月，山西文职的副主任刘贯一发表讲话，呼吁基层所有的组织，进行大联合，以便消除争斗，到七月份能结束文化革命。其它组织领导人立即谴责他的号召是反革命的。在任何不怀偏见的观察者看来，刘的讲话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东西，但对多数群众，或干部组织的小头头们来说，就是极其讨厌的东西。大概，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他们所渴望得到的职位和权力。那时，传来文化革命可能仅仅意味着永远保持这种现状。对所有有关的人来说，幸运的是，有人揭露出——或更可能是制造了刘贯一有叛变行为的历史。四月十四日，在华北仍然是杰出的“清白先生”的刘未老接受了对他副指挥的指控，并把这个争端交给群众，用一系列刺耳的大字报，把他指责为暴发户，这种突然袭击使顶头上司革委会和基层的群众运动发生分裂。直到那时，杨老敢已领导一个称作“夺权司令部”的联合运动，由于公开攻击刘贯一，这场运动分裂为“批刘邓红色联络总站”——通称为老敢领导下的“红总站”，以及学生领袖段力成领导的“红色造反联络站”。使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这两派组织都奋起谴责刘贯一。他们的意见分歧发生在如何评价刘未老的问题上，杨老敢和“红总站”追随者，拥护刘而反对一切中途加入者，而段力成和“红色造反联络站”的成员们则仍然为在广场遭受的羞辱而懊恼痛苦，他们感到山西的新主任自己的历史有些方面也应进行调查研究。
　　如果部队司令张日清保持中立，这种分歧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如果没有张的支持，任何革委会都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张站在了“红色造反联络站”一边，全力支持那些怀疑刘未老的人。张所以这样做，似乎出于纯洁革命队伍的考虑，但是当他利用这种不断加深的分裂，去发展忠于自己的群众运动，发展能同杨老敢的钢铁工人相抗衡，并争夺对太原大街的控制权的运动时，他的动机就值得怀疑了。
　　就在这时，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三位最著名的激进分子插手干预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突然支持了刘未老和“红总站”，因此从上面煽起了分裂。一九六七年七月是王、关、戚三人的顶盛时期，这一小群人后来被指控对极左的“五•一六分子”阴谋负责，并且即刻被解除了职务。他们一九六七年的计划是“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谴责张日清是反动军人，企图夺权，扭转山西文化革命的胜利局面。
　　七月二十日，与武汉部队司令陈再道的对抗结果对他们有利。根据现在的信息的见解来看，说他们可能去那里制造事端并不牵强附会。
　　在《中国的转折点》一书中，我这样描写了武汉事件：
　　武汉和在其它地区一样，造反派群众组织与已确定的党委当局及其支持他们的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冲突。湖南省省长陈再道受到武汉“三钢”的造反派学生和工人组织的猛烈攻击，帮助组织了另一个叫“百万雄师”的工人组织。当造反派强大到足以形成真正的挑战时，陈不仅怂恿“百万雄师”使用武力镇压他们，而且还命令他指挥的当地驻军八二零一独立师，制止造反派游行示威，逮捕造反派头头，两派群众动用武力保卫自己，因此爆发了严重的武斗事件。
　　在这个时期，北京中央文革派出谢富治和王力两名成员，赴湖北调查纠纷的原因并制定解决办法。在对事件进行调查后，这两位领导严厉批评陈动用部队反对造反群众，劝告他促成“百万雄师”和反对派组织的大联合。陈不但不接受这个建议，反而逮捕了这两位代表，把他们单独禁闭起来，王力甚至还遭到毒打。
　　在这种僵局之下，周恩来亲自飞往湖北，试图解决这起事件。当他乘坐的飞机接近机场时，他看到机场已被“百万雄师”的大批分遣部队和装备有装甲车、自动武器的部队所包围。周恩来决定不在那儿着陆，以免他自己被扣押，而继续飞往另一个驻有忠于文革部队的机场，然后在部队的陪同下，周乘车去对付陈再道。在这次会面时，周安排释放了谢和王。后来，海军部队沿长江北上，并在三足城市（汉口、武昌、汉阳）武汉三镇战略要地派出空降兵后，陈本人才投降，去北京接受批评和再教育。
　　在以后数月内，新闻电台报刊一致谴责陈再道是反对中国革命的反动军人。当王力返回北京后，他警告大家，到处都潜伏着“陈再道”、“李再道”，正在伺机对抗毛泽东、镇压群众运动。
　　在北京接见最富有战斗精神的学生领袖时，王力说，毛泽东面临着多层包围的危险性。第一层包围圈是由保守的农村农民组织组成。就象控制张庄那样的组织；第二层是如象山西部队支持的右翼倾向（张日清领导的运动）；第三层是由全国大军区的掌握重兵、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司令员（其中有武汉的陈再道、福建的韩先楚、南京的许世友）；第四层是台湾反动分子，他们的后台是日本、美国帝国主义，以及北疆的社会帝国主义苏联造就的包围圈——至少可以说是一支庞大的阵容。
　　“包围说”的最强烈的支持者之一是毛夫人江青。一九六七年夏，她四处游说，积极煽动学生、揭露军队领导，鼓吹学生武装袭击军事基地。“文攻武卫”是她赞赏的口号，但是，在这混乱的数月期间，攻击和防卫几乎无法区分，每个组织都声称自己是自卫行动。在幕后策划这场运动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他发现这是瓦解对立军人集团，巩固他个人对全部武装力量控制的办法。
　　到七月底，鼓动性运动达到顶点，群众组织和各个部队及司令员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对抗事件。晋东南军分区门口“复仇军”的游行和一个兄弟组织攻击太原省军区司令部，发生在同一天，而且一个类似的组织试图冲进部队的京西宾馆。这些事件仅比武装夺取辽宁“沈阳解放军接待中心”， “清华井冈山兵团”学生袭击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的家，发动群众反对福建司令员韩先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事件早几天时间。
　　每起事件都为全国已熊熊燃烧的派性斗争火上加油。它们使激进派从理论上更加坚信：革命确实受到了反动军人的危害；使得军人和群众中的支持者更加坚定他们的对抗性理论，决心抵制军方和革命危险的极左阴谋，在大陆十分盛行。
　　随着袭击和部队反袭击的继续进行，敌对力量以暴力相对抗的事件增多了。八月“热”武器开始取代拳头、棍棒以及石块之类的“冷”武器。很快，漫长的战线开始传来了死伤的报导。山西最初死亡的人中，有死于张庄打谷场的长治学生；有死于张庄机务段附近、十字路口的工人，两人都是著名的“8•24”铁路机务段战役的受害者。
　　几天后，又有两个人在山西的暴力冲突中死亡，这是参加太原激战的受害者。
　　九月五日开始的杀害行动，在省革委主任刘未老情绪激动地给省军区打电话时达到高潮。他说，他的汽车被砸、秘书被抓、文件被抢走。为了阻止事态变化，司令部派士兵去保卫主任住处，军用汽车一开来，一群愤怒的人群就包围了它，并向军车投石块。刘的支持者指责，这次袭击是反对派“红色造反联络站”干的，但是，“红色造反派”却是另一种说法。红色造反派领导说，刘的“红总站”一手策划了这起事件，以便挑衅他们进行武斗。
　　无论这起事件的真相如何，杨老敢把它用作为动员10万忠于他的人员的借口，他们手持棍捧、石块、铁棍、自行车链子，以及50公斤炸药包，向位于市中心第十中学的“红色造反派”司令部挺进，准备炸掉它。
　　山西军区司令员张日清，仍然在北京接受再教育，即使他在太原，也会发现难以采取任何行动。他已经和红色造反派在政治上建立了联系，放弃了中立的立场。为了他们利益而命令部队出动，就暴露了他自己是愚蠢的、未经改造的军方干预平民事务的人。幸亏中央担心山西混乱，已迅速派遣一支新部队——由谢振华、曹中南指挥的北京军区69军赶赴山西。尽管这两位将军和张日清仍然是老战友，但是，他们声称不参与战斗行动。
　　曹司令连续三次召集刘未老和“老敢”，每次都要求他们取消进攻“红色造反派司令部”的行动。斗士们拒绝这样做，但是，遵从新司令的要求，老敢决定不对中学大楼使用炸药，而是让他的力量用“冷”武器发动人海战役，在随后的混战中，一个17岁的女学生和一名工人丧了命。“红色造反派”把这些伤亡者作为采取反暴力行动的合法借口，动用他们所能召集的所有力量，围攻了“红总站”。两派都召集增加支持者，哪个地方发生对抗，就让他们参与那里的斗争。当工人们上街支持某一派时，一个又一个工厂都关门停产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九月五日城市内战开始之日，正是在毛的坚决要求下，江青公开完全改变立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之时。她说，攻击部队是“五•一六”阴谋集团发动的摧毁军队、推翻总理、损害毛泽东领导的极左阴谋的一部分。江青不否认，一命令部队干预群众斗争，部队就犯了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决不能当作攻击军人，从他们队伍中揪一小撮走资派，或盗窃武器的借口。“如果没有解放军，我们能来人民会堂，进行这次谈话吗？”她问。
　　在江青这种令人吃惊的大转变之后不久，毛泽东发布了他著名的反对派性斗争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毛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巡视华中、华南回京后，九月十四日报刊、电台公布了这些话。他说，文化革命总的形势“大好”，因为亿万人民群众从政治上发动起来了，他们在积极参加改造世界，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毛对他在各地发现的对抗和冲突感到痛惜，但是，当如此众多的群众，如此充分地显示出的热情和信仰，能与对抗和冲突相均衡时，他就倾向于不太看重此事，甚至不理解的是，自相残杀的殴斗，似乎使他感到有些满意，因为武斗是经过勇敢地构想，巧妙地进行的。显然，中国人民不是消极的奴隶，不是没脑袋的“装置”，而是敢于攻击“上天”、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富有创造性的活跃分子。
　　无论战斗的积极方面可能是什么，一九六七年九月，毛几乎经不起再让其继续下去了。武斗中断了生产，转移了部队的政治任务，更糟的是，好战者集中力量猛烈地进攻部队这个目标。这种倾向是任何政府都不能长期容忍的。部队是全国所剩的唯一由中央指挥和组织的力量。如果部队解体，或部队陷入内战，部队互相对抗起来，只有一种结果——无法控制的无政府状态的战乱。
　　考虑到离心倾向在中国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一旦中央指挥失灵，没人能保证社会主义的，还是其它性质的国家去继续存在。对毛来说，中国的统一，是压倒一切优先考虑的问题。他公开利用他的政治权威，全力以赴，奋力阻止群众运动无休无止的分裂，阻止武斗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他鼓励各派的民众力量大联合起来，也可联合老干部和军队干部，在改造社会的工作中来填补权力真空。
　　不幸的是，到九月，全国派性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任何级别的领导都不能执行毛的指示，无论如何，大部分人并不认真注意这些指示。他们已相信，进行中的斗争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数十年之久斗争的继续，并且明确反对派就代表国民党。尽管他们都学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十六条》，并且记住了所有冲突应该通过讲道理，不能动用武力解决的禁令。然而他们认为，在局部形势下，这种禁令不适用，因为他们并不是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辩论和妥协来处理，而是面对只能动用武力来解决的敌我矛盾。所有一切规章制度，一切习惯的行为标准，必须废除，因为他们在发动人民的全部力量，使用一切现行手段，去击败腐败的阶级敌人。即使从内心深处，他们并不相信这一点，但他们确实相信是他的，而不是他们的敌手有资格执掌大权，任何有助于实现那个目标的辩论都是正义的。归根结底，任何的论证，都没有一点声明更加具有重要意义——反对派就是事实上的阶级敌人。
　　在山西的69军，省革委和省军区通过了响应毛号召的提议。谢、曹司令员、刘未老和杨老敢，张日清司令和段力成，都公开广泛宣传中央指示，领导组织猛烈抨击派性的学习班，鼓吹组织大联合，但是，这一切都毫无用处。一方面，一起起暴力事件使群众群情激昂，并引起了同样的暴力报复；另一方面，所有的负责人，不管是军职，还是文职官员，继续大搞他们所严厉批评的派性。当张发动由他指挥的部队和广大的民兵为基础的群众运动时，在每次对抗中，谢、曹都按照事情发展常规，跟随这进来支左的同一部队的指挥员，不言而喻都支持北京军区、他们的战友张日清。为了反击这支令人生畏的阵容，刘未老组织了虽不太强大，但相当可贵的、富有战斗精神的平民小分队，他们竭诚奋斗、有难以克服的派性网络，十分好战。他们为了某种原因，也和当地驻军发生了分歧。
　　由于这两大网络组织，在全省上下剑拔弩张相互对抗、武斗先后漫延到全省各地区。但无论在任何时候、全面内战都没有立即漫延到全省东西南北。尽管如此，武斗几乎触及到全省各地，一开始这里爆发了武斗，然后那儿又爆发了。由于迫于种种压力，武斗以某种形式，从一个县波击到另一个县；从一个市传到另一个市，而无人能够加以控制。一个地方解决了的冲突，又在另一地方突然爆发，或者，怒火在心中暗暗燃烧，为人所忽略一阵之后，在同一地区更加猛烈地爆发开来。
　　山西只有一个县没有目睹大规模的武斗——模范的大寨大队所在地昔阳县。在文化大革命夺权阶段，造反派选定陈永贵为昔阳县委书记，取代了与他长期不和的张润怀。周恩来因派性冲突所造成的损失惊慌失措，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任何人把昔阳和大寨拉进派性斗争中，会有什么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采取措施调解那里的冲突。周请来陈永贵，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陈已经公开站出来支持刘未老。但是，在这次谈话过程中，总理使著名的大队领导相信，刘格平和张日清之争，并非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冲突，而是为了争夺个人权力而进行的无原则的斗争，陈和昔阳县应该避开，周鼓励陈本人别插手冲突，而且尽可能使昔阳县避开派性斗争。在文革中靠一个领导能引起多少冲突和骚乱，来判断他是否参加文化革命的年代来说，这种立场可是不得人心的，但是，陈坚持了这一立场，至少按照他给我们介绍各种事件时是这样的：
　　山西许多地方的资产阶级派性十分严重，武斗接着就发生了，有些人为他们打、砸、抢而骄傲。他们向我们施加压力，“你妈的——”他们说：“你们县不搞武斗，怎么能搞文化革命呢？”
　　“这对我们来说是容易理解的”，我们回答说，“文化革命不应该动武来搞，你们听谁的？听毛主席的，还是其他人的？毛主席说要摆事实、讲道理、不用武斗，他是说全国。你们说我们错了，实际是说毛主席错了。我们坚决主张用讲道理方式，不用武力。”
　　这段时间，整个昔阳所有的民兵枪支仍然在老百姓手中。我们没有收缴任何枪支，也没有人使用枪支。没有外地人抢我们枪，我们的人也没有出去打斗。我们不仅没有丢失任何枪支，事实上还得到一支。有些人来挑动武斗，我们对付他们时，他们都拼命逃跑，结果他们丢了一支枪。人们经常来想法挑动武斗，我们不和他们打斗，我们只是派人和他们进行辩论，说服他们离开，我们发动了全县所有的四百个大队做这种工作。一有人来想挑动什么，我们就号召社员们出去说服他们离开。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看到武斗造成的损失，其它地方的一些干部还挨了毒打。
　　随着山西武斗漫延越来越激烈时，有些没有武器的人，来这儿避难。我们拿当地粮食让他们吃，于是，有人说：“昔阳是个防空洞，是坏人的老窝。”
　　哪儿能有这么多坏人呢？
　　我们不知道谁是从哪个组织或派别来的，我们只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工人，农民和学生。可能他们中间有一些坏人，如果有这种情况，他们肯定也是少数。我们不能说一般人在这儿避难就是坏人，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路线。
　　来避难的人中间，有一些要求我们镇压另一派，但我们拒绝了，只给他们饭吃，我们不愿帮他们搞武斗。
　　凡是来的人都是惊慌失措，他们受了重伤、哭着、衣服扯破了，我们给他们吃的东西，让他们在这儿安安静静地生活。
　　因为这种情况，外地人给我们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玩弄肮脏卑鄙的手段，有些人穿上军装来搜查他的对立面。
　　有好几万人在这儿避难，中间有人要在当地开展斗争。有时他们挑动打架，或向过路人开枪，有时，我们的社员离开县境到外地走亲戚，搞派性的人就毒打他们，甚至向他们开火。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在昔阳挑起武斗。外地人希望我们有所反应，进行报复，但是我决不允许采取任何报复行动，一旦这儿武斗开始，几百人就要受伤。
　　由于所有的武器掌握在民兵手中，谣传说所谓的“反军派”抢走了昔阳的武器，这是假话，我们怎么能拒绝武斗而供应别人武器去武斗呢？
　　诽谤陈永贵的谣言也传开了，他们说我把武器和粮食交给了“反军派”，因此说我，一家是“反军”的。可是，我们能让难民饿死吗？不行。他们所以叫我“反军分子”，是因为有些属于被叫做“反军”的派别逃亡者在这儿避难，我们给他提供粮食，就说我们一定反对解放军，这合乎逻辑吗？实际上，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哪一派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支持刘格平（省革委主任），还是支持张日清（省军区司令）。我们只知道这些人不能回家，一回家，反对派就会毒打他们。
　　最后下来一个中央指示说，所有的避难人必须回家去，他们不应该害怕回家。他们走了之后，我们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单枪匹马离开这儿的，而不是有组织的团体。他们回到家时，有人问他们在昔阳中了什么流毒？人们指责说，我们毒害了他们，然后派他们回来捣乱。“你们中了陈什么毒？陈给你们分配了什么任务？”糟糕的是他们第二次逃跑时，不敢来昔阳了，他们害怕给我们带来坏名声。
　　后来，有人说陈是个坏家伙，谣传说我是河北的地主，是逃跑到大寨落户的。这儿确实有个阶级敌人，后来人们发现这个姓陈的不是河北，而是在河南出生的。于是，我又成了河南的恶霸了。因此，说起阶级斗争，我自己成了阶级敌人了。
　　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我要去省城太原，派性头头总会得到消息的。他们就命令他们的亲信，用上好的刺刀的枪和手榴弹监视公路。他们告诉大家，一个阶级敌人要来了，每当一辆车开来时，守卫就跳出来大喊“站住”。
　　他们朝我喊“停住”。
　　“我不动，”我说，“我不是阶级敌人。”
　　人们打开车门，看见是我一个人时，他们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原来是老陈一个人。”
　　于是，我叹口气，继续赶我的路。
　　我怎么能说这些人在搞反革命活动呢？
　　我只能说他们是受坏人的骗，搞一些不好的活动，如果他们是反革命分子，他们会用刺刀捅我的。
　　有时他们向我的车开几枪，但是，不管他们给我施加多大压力，我绝不会支持任何一派。就是冒死的危险，我也决不动摇。如果他们执行毛泽东政策，我就支持他们，如果他们不，我就反对他们。
　　在山西夺取，成立革委会时，中央支持刘格平当省革委主任，所以我也支持刘格平，后来他犯了错误，但那是后来发生的事。刘刚掌权时，我们跟着中央支持他，我们怎么能支持反对派呢？但是，由于那时支持了他，现在有人叫我们是坏人，犯了错误。反对派说，从一开始就应该反对他，而不是和中央一起支持他。这一切引起了谣言，什么陈永贵支持了刘格平，因此陷入了派性之中。
　　他们向我施加了种种压力。在一次10万人参加的大会上（山西革委会召开的两派组织群众大会），整个人群包围了我六、七次，他们想办法让我说支持哪一派，但是我拒绝了。他们说：“如果你支持错误的一派，没关系，只要改正就行了。”但我说：“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我从来没有支持过哪一派。”
　　于是，我被叫做山西的“顶门棍”。
　　最后，天黑了，一辆车来接我，但是我拒绝离开，因为和我一起来的有二、三十人，不能丢下他们走了。
　　一旦陈有了中立的名声，他就成了非常有用的和平使者，派别之间的仲裁人，经常被派去困难重重的地方,其他人在这里都失败了，陈继续叙述开了：
　　有一次，中央派我到平遥县，设法结束那儿的武斗。一个全副武装的派系包围了我二十四——不，三十六个小时。他们把城门关住，不让我出去，他们切断所有的电话线，然后通夜吹号，并喊“冲啊！”“活捉陈永贵！”
　　在我去平遥前，派晋中一个人去那里，宣布中央派我去检查，设法解决派性冲突，可是，这个人却报告说，我去支持一派，镇压另一派，他没有说我是中央派去设法阻止武斗的，而是说我去支持一派，反一派。那些害怕镇压的人非常担忧，由于随我去的有一百二十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有担心的那派成员包围了我，包围了我住的房间，城墙四面八方都有人把守。城墙外面聚集的人更多，这些人并不真正反对我，只是他们的一些头头反对我，陪同我的战士们都很害怕，仿佛斗争会非常尖锐。
　　当城外群众听说我在那儿被包围了，他们派人请求帮助，给中央拍了电报，中央派了一营解放军去救我，把我接出来。战士们驱散了包围我的人，同时，两派全省性组织都动身来救我，他们派出一千二百辆卡车去平遥。两派的卡车都有，都派人去救我，这就证明我不是派头头。这么多人、这么多车，几乎把这个城压扁了。其它地方的人也打电报说去救我。那时，我只能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