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俄共“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

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中央的政治报告时的发言

（1922年3月28日）

亚·加·施略普尼柯夫



　　第十次代表大会已经把“工人反对派”埋葬了。但是，自从它死去以来，在每一个会议、每一个代表大会上还是有人提到它的名称。尽管我们昨天听到了我们党的书记的权威性的声明，说现在我们没有任何集团和派别，但是，有人还是那样做。显然，是有人需要建立这个“工人反对派”。诚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昨天说过，现在必须改变这个名称。对此我们不能表示反对。名称是你们起的，你们也可以改变它。昨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说：我们散布惊慌失措的情绪，必须用机枪的火力同惊慌失措的人作斗争。这话我已经是第二次听到了，而且感觉到了针对着我的机枪的火力。现在有两个机枪手坐在我身旁，请看，就是这两位机枪手。（笑声。）伏龙芝同志还在8月间，当人们审判我的时候[1]——自从第十次代表大会把我作为“工人反对派”的人质交给中央以来，我在中央就常常受到审判——，就许诺要用机枪使我相信他是正确的。不过我们将更加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言论。这些手持机枪的情景使我们回忆起其他革命的历史上的一些事情。诚然，那时还没有机枪，但是有搏斗（不是共产党员之间的搏斗，那时还没有共产党员），而是革命先驱之间的搏斗。大家都知道，当时这造成了什么结果。我想，最好我们彼此不要用机枪说话。现在有惊慌失措的情绪，但它是谁造成的呢？是由我们的工作造成的。在我之前发言的斯土柯夫同志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在军队中或任何地方，为什么会产生惊慌失措情绪呢？在军队中，任何一支队伍，当它失去联系，当它不了解周围的情况时，就陷入惊慌失措。在党内，情形也是如此。当党的各支队伍失去联系，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就出现惊慌失措情绪。现在我们党内确有惊慌失措情绪，因为整个党作为一个活的机体不参加政治生活。我可以举出一些事例来证明这一点：一些负责工作人员在莫斯科的争论俱乐部里发表的言论，的确使莫斯科的工人党员惊慌失措。

　　我可以告诉你们许多事例：人们在那里怎样讨论直到把苏维埃政权出租的问题。有人发表这样的见解：现在我们最好丧失政权，十年之后再行夺取。不久以前有人在那里谈到了一些对中央委员会的荒谬绝伦的推测。遗憾的是，此事关系到热那亚会议，所以我不谈那里的情况了，我只指出一点：一些负责的莫斯科的工作人员连续两天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些讨论，归结起来，实质上就是指责中央几乎犯了叛国罪。请看，惊慌失措情绪是从哪里来的。这种惊慌失措情绪之母就是不了解情况，缺乏联系、缺乏指示和领导。

　　其次，也不应忘记，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着一种消沉颓废。这种消沉颓废我在1907年亲自经历和看到过。当我出席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会议时，——啊哟，那里的1907年的气氛何其浓也！我们记得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接近知识分子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那种情绪，现在有多少事情令人想起当时的情景啊！我们的一些负责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列宁同志、加米涅夫同志等人，在为这种情绪提供基础。我曾跑遍了几个省，我知道，那种对错误的吞吞吐吐的态度，使党员多么迷惑莫解。当我们谈论错误时，应当如实地谈，要么就干脆什么也不谈，因为错误总归会使我们学到一点东西，而不会使我们糊涂。当我们听到的那个提法中，错误不可能使我们受到教训。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我们看到，有人改变了观点，并且在无产阶级之外去寻求另一个新的支柱。这后一种情况正在引起恐慌，使我们感到极度不安。

　　最近以来，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呢？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工人，工人政权，无产阶级国家欠了农民的帐。这个说法在12月党代表会议上还获得了政治意义，即对于农民来说我们应当成为一个最廉价的政府。这里人们忘记了，只有牺牲工人阶级我们才能成为廉价的政府。廉价的政府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太昂贵了，它使工人阶级在肉体上退化。这一切不仅使我们的党员而且使全体工人忐忑不安。加米涅夫同志在最近的莫斯科代表会议[2]上，把新经济政策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随机应变。在此之前他讲出了一个思想：党无论在旧的经济政策方面还是新经济政策方面都没有教条。这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有许多教条，这些教条过去在旧的经济政策中，在实行企业社会化、废除私有制、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时都曾有过。过去还有许多其他的“教条”。我们曾企图反对在劳动问题上的某些教条（不是反对劳动义务制，而是反对劳动军的制度）；当时托洛茨基同志曾谴责托姆斯基同志和我搞所谓的“劳动自由”；由于我们当时警告说，这些劳动军根本不能成为我们的信仰的标志，人们就硬说我们搞“劳动自由”，他们回答我们说，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教条。过去，一些教条是碰不得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摆脱教条主义的话，那就应当另辟蹊径才行。

　　现在我们在经济政策方面所实行的随机应变，使我们从随机应变出发去寻求一个比我们原来的基础（我们过去是依靠工人阶级）更“巩固的基础”。我常常在一些非常重要的会议上听到，有人为了证明寻求新的支柱的做法是正确的，就对我们自己的阶级（我们自认为是它的先锋队）作很不赞许的评论。昨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无产阶级作为马克思所指的那个意义上的阶级，现在并不存在。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你们是一个不存在的阶级的先锋队。有人说，我们的无产阶级正在丧失阶级性，非常落后。如果听听加米涅夫同志的甜言蜜语，则连莫斯科的先进工人也表达农业业主的利益。他在12月党代表会议上声称，甚至莫斯科的先进五金工人也用表达农民利益的语言讲话。据捷连斯基同志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的说法，新经济政策激发工人的本能。如果把这一切加以总结，再加上中央在关于工人阶级情况的通报信中所传播的东西，即对某些地方发生的罢工的评价（见最近的第八封信），那么你们会在那里看到，兹拉托乌斯特的罢工和布良斯克工人的罢工都是君主主义者干的。当人们试图核实一下，并且问一下五金工人时，则情况是：罢工不是君主主义者干的，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及时保障供给和发放工资所造成的。对工人的这种态度使我们怀疑：有些同志用并非无产阶级所固有的本色来描绘无产阶级，他们这样干恐怕是为了证明，搞政治上的随机应变、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寻求支柱，是正确的。一些负责的工作人员直接说出了这些思想。对此，我们向代表大说，现在我们面临着出现原则分歧的危险。如果说迄今为止我们党内没有原则分歧，那么根据对工人阶级的态度来看存在着出现这种原则分歧的危险。我们倒想听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怎样看待在思想上搞随机应变、改变观点、歪曲对我们的活动的评价等这样一些事情。必须永远牢记：我们不会有另一个“更好的”工人阶级，我们必须满足于现有的东西。

　　一个根本问题，即在大工业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避过去了。我们更多地听到的一些言论是：我们欠了农民的帐。人们呼吁党帮助农民，帮助农民经济。提出关于必须把工业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的问题是正确的。但是，这种结合不仅仅是自由市场。而且农民并不是单一的。农民在发生分化。在帮助农民业主时，我们应当知道如何帮助已不再是业主的人，——我们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没有找到对这个问题的答复。

　　其次，一个使我们大家感到十分关切的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只是对它提出疑问就受到了审判），这就是：我们似乎在驾驶着车子，但是我们却不是开往我们想去的地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其所以发生这样的怪事，是因为我们的屁股坐得离革命的司机——无产阶级太远了。难道不可以坐得更近一点吗？如果那样的话，这种分歧也就没有了，而且我们就不会瞎开车，而把车子开往我们应当去的地方。

　　对我们的大工业表现出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忽视态度，所以我向我们的中央提出谴责。对工业的这种态度是毫不足取的。如果说，在一些正式的讲话中我们诋毁我们的无产阶级的基础，那么，在实际中这就变成了对我们的大工业的完全忽视。请问一问我们的各大工厂、大管理总局、大托拉斯的任何一个经理吧，他们会证实这一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昨天谈到了一些大型合营企业以及我们已签订的一些合同。五金工人给我寄来了除经济机关之外不知是谁签订的合同，这些合同共22个，是向国外订货的，金额约三亿金卢布。黄金被用于购买一些国内完全可以生产而且价格要便宜一半以上的东西。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而刚才米柳亭同志说了，我们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而喘不过气来。有人提出一个口号：学会经商。我们这里商人很多。也许必须摆脱其中的某些人。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题不在于商人，而在于市场的行情是这样的：它打击我们，我们受不了。现在我们需要钱，为了搞到钱，我们甚至在商品匮乏的五金市场上制造这样一种无政府状态，以致销售价格抵偿不了不足糊口的工资的成本，——产品的价格降得如此之低。五金价格同粮食价格之比是：在莫斯科，每普特五金的价格约为250万，而每普特粮食的价格约为500万。过去的比例是：1普特五金至少等于2普特粮食——差额为400%。由此可见，问题不仅在于我们不善于经商，或者如某些人所说的，我们不善于管理。不是的，问题在于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可供管理的资金。当我们由于缺乏资金而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工厂时，我们却在使自己的共和国受损失又无任何政治意义的条件下，拿这些资金去在瑞典、德国以及部分地在英国建设新工厂，来为我们生产机车。这样的现象必须停止，否则我们就会陷于这样的境地：工厂会冒烟，但恰恰不是在我们的共和国里冒烟。有一些文件雄辩地说明这一点。

　　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文件，它是提交给政治局的，包括22个合同。

　　（1）5个轮箍合同，计100万普特，价值843.4665万瑞典克朗，即每普特8.5克朗。

　　（2）四个铁轨和连接件合同，计130万普特，每吨50美元，即共107.85万美元，或每普特1卢布66戈比。

　　（3）5个铁管合同，计37.2万普特（按德国马克和捷克克朗计价）。

　　（4）2个青铜管和黄铜管合同，计237吨。按德国马克计价。

　　（5）3个机车合同，计1700台，价格每台约14.4万卢布。

　　（6）2个油罐合同，计1500个，每个价格750英镑和3925加拿大元。

　　（7）1个火车锅炉合同，计200个，每个价格约4万卢布。

　　这些定货的交货期限已过，五金管理总局中没有关于其履行情况的材料。

轮 箍


　　定购了约100万普特，其交货期限肯定是我们自己的工厂所能接受的，因为即使不计算第聂伯、布良斯克、卢甘斯克、塔甘罗格等工厂的话，仅仅索尔莫沃和库列巴基这两个工厂的年产量就达250万普特。价格为每普特4卢布25戈比，尚未计算运输成本，这个价格肯定太高了，只要说明如下的一点便够了：战前的价格已降到了每普特1卢布50戈比以下。

　　如果考虑到现在的情况的变化的话，那么无论如何按照国外价格的一半就可以完成定货。由此可见，在这项定货中我们至少损失了约200万金卢布。根据协议，合同应当已经履行了。

铁轨和连接件


　　定购了铁轨和连接件130万普特。

　　交货期限是我们自己的工厂所能接受的，因为南方的任何一家工厂，如第聂伯工厂、俄国-比利时工厂、顿涅茨-尤里耶夫工厂、尤佐夫工厂或萨尔金工厂、纳杰日丁斯基工厂都完全可以完成定货。

　　价格每普特1卢布60戈比是可以接受的，考虑现今的情况，并不过高。

　　在战前时期，铁轨达到了每普特1卢布12戈比。从小心谨慎出发，可以认为这些定货在价钱方面没有吃亏。

　　这些合同应当已经履行了。

铁管、青铜管和黄铜管


　　所有这些管子我们自己的工厂都可以完成，但不能这样短的期限内；关于价格，很难说什么，因为合同是按照德国马克和捷克克朗这样一些货币签订的，而这些货币的外汇是波动的，我们搞不清楚。

　　这些合同应当已经履行了。

机 车


　　在瑞典的工厂中定购了1000台机车，通过瑞典经纪人在德国工厂中定购了600台机车。

　　五年的交货期限肯定是我们自己的工厂所能接受的，因为这些定货本国的工厂可以在不到五年的期限内完成。价格，不算运费和其他杂项开支，每台约为14.4万卢布，即不计算瑞典的机车是按成本支付，还要加上利润、预付占用资本的利息等等，总之不会少于14万金卢布。德国的定货没有规定成本，这正是其占便宜之处。

　　即使考虑到现实条件，价格至少抬高了一倍。

　　战前，这样的机车的成本约为4.2万卢布，售价约为5.2万金卢布。

　　据国营机械制造厂联合公司的估价，即使估计原材料已涨价20%，俄国工厂生产的机车的成本，在发挥60%的劳动强度的条件下，不会超过7.5271万金卢布。

　　由此可见，向国外定购的机车多支付了1.1亿金卢布。

油 罐


　　定购了1500个油罐，价格是每个约为7500卢布。

　　这样的油罐过去俄国不生产，是采用国外的型号，因此不能作精确的比较，不过大体上可以说，价格比战前贵一半。

　　交货期限很短，只有七个月，但在正常条件下，如果是制造我国自己那种型号的油罐，我们自己的工厂可以完成。

　　在国外定购的这种型号的油罐与我们自己的大不相同，因此必须有许多特殊的备用零件。

　　可以认为，这笔定货多支付了375万卢布。

火 车 锅 炉


　　定购了200个火车锅炉，计79.7万英镑。按这些锅炉的总重量为18.5万普特计算，合每普特价格约为43金卢布。

　　按战前价格约为每普特7卢布计算，每普特多支付了36卢布，或总共多支付了666万金卢布。

　　交货期限对于我们自己的工厂来说虽然紧一点，不过是可以接受的。

　　由此可见，如不计算管子，而且是作谨慎的计算，我们多支付了1.2241亿金卢布。

　　付款的条件对我们不利：对机车的主要定货已经以数年为期的无息贷款的形式预付了几千万，又以定金的形式支付了产品成本的20—25%，其余的款项根据制出的产品逐步支付，——这一切都构成很不利的条件，这样的条件对于我们本国的工厂来说是闻所未闻的。

　　至今尚未消除的一个祸害，就是在同外国的工厂进行价格的比较时，人们总是希望我们的工厂按照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市价计算金卢布，而它的市价至少比实际市价低两倍，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往往无法同国外的定货竞争。

　　如果在相应的期限内把在国外支出的那些款项交给五金工业管理总局的话，我们自己的工厂就可以扩大生产，并且完成大量的国外定货，特别是可以毫无困难地制造机车。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达柯夫

　　五金工业管理总局委员会副主席托洛康采夫

　　国营机械制造联合公司技术部副主任托加里诺夫工程师

　　全俄五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列普谢

　　生产部主任普达洛夫　



　　同志们，毫无疑问，这清清楚楚地说明一个情况：我们虽然坐在方向盘旁边，可是国家的车子却不是开往我们想去的地方。这里，在这个文件下面签名的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达柯夫，五金部的副主席托洛康采夫等同志。我并不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说他们不熟悉情况。为了查询这件事情，需要政治局的决定，只有这样，才能搞到这些合同。这清清楚楚说明，我们应当坐得离我们革命的司机更近一点，那时车子就不会开到我们不想去的地方去。最后，应当说，我们这里的这样一些事情，部分地成为反对派的工具。请不要以为，我也是专门为了代表大会而汇集这些材料。不是这样。

　　应当采取严厉的手段来改善国家管理的机构，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需要更加小心谨慎的态度，需要更加互相信任。

　　但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们说明：他想采用同他所说的惊慌失措的人作斗争的这些手段对付谁。我还认为，他会承认，制造这种惊慌失措情绪的不是我们。如果是指22人向共产国际发出的呼吁，那么我们不是向搞灵活机动的军队呼吁，而是向共产国际呼吁。搞灵活机动的军队只能通过《真理报》知道这个呼吁，[3]而《真理报》是由中央任命的人编辑的。如果说是他们的这种做法制造了惊慌失措情绪，那么，对的：应当审判这些惊慌失措的人。


译自《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01——109页



[1] 指1921年8月9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根据列宁的提议，讨论过要把施略普尼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的问题。——编者注

[2] 指1922年3月23——25日召开的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八次代表会议。——编者注

[3] 指《真理报》1922年3月8日发表了一篇社论以及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的文件，对“工人反对派”的《二十二人声明》进行批判。——编者注

根据《“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出版　　1984年8月第1版，书号 11001·631）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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