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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季严纪念文集（2014年）
我的父亲
重明
父亲在世的时候，跟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很少，就是在一起的时候，跟我们似乎也并不很亲热。一家人比较安稳的在一起，是1949年解放到父亲1952年逝世的这3年。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似乎都有着这样一种感觉：父亲很少说话，总是伏案翻译，我们在他身边嬉戏打闹，他从不理会；这时，总是母亲进来把我们撵开。
父亲翻译用的笔，是一支细长的黑色蘸水钢笔，笔尖是钢质的，趁父亲不在屋时，我拿它涂写过，不好使，刮纸；可经父亲的磨写，在父亲手里倒也书写自如；父亲的桌上，放着两本字典，那本“俄汉”字典，纸质较差，显得很厚，因经常查阅，字典右边的侧面显露出一条长长的手指汗迹。这道汗迹，正是父亲生命最后的辛劳痕迹！
父亲的翻译仔细认真，常为一字一词斟酌半天，甚至有一次，为了原文中提到的帽子的某种颜色，而奔跑好几回书店。
父亲平日里也喜欢吸烟、喝茶，可工作起来，就会专心致志，旁若无人，甚至茶泼了，烟灭了，都全然不知。可他一搁笔，稍作小歇，下巴就会左右来回不断地摇晃。
刚解放，我们还没搬出“四明别墅”，父亲的一些朋友也常来坐坐，有彭伯伯两兄弟、杜伯伯他们，还有季伯伯和身材较高的“教授”伯伯，他们也来过。当时，我总是搬着一张小凳子，坐在旁边，两手托着腮帮，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聊。他们聊的主要是翻译上的事情，要么就是彼此交流如何做健身操，有时偶尔也会冒出“俄国毛子”这样的的词语，每提到“俄国毛子”时，他们总带着轻蔑的口吻。
不久我们就搬到“恒德里”远亲家去了。至此以后，也就再也没有什么客人来了。父亲工作很累，晚饭后常到康定路散步。我经常陪着他散步，父亲似乎也愿意我陪着。可父亲总是两眼眺望着远方，一语不发，若有所思地缓慢前行……
临终的前三个月，父亲似乎为某种使命催促着，日以继夜地翻译着，终因过度劳累，突然脑中风，次日便与世长辞，享年仅48岁。
父亲在世时，对我们真的是关心甚少，缺乏亲情吗？不！完全不是的。
兄长建明，小时候在贵阳染上了癞子（瘌痢头），解放后，生活安定下来，父亲买了一瓶又一瓶的药水，天天替他搽，还用镊子拔去他头上病变的毛发，结果见收效甚微，只得四处求医，最后通过杀猪的，搞到一个热腾腾的猪肚子，往头上一套，细菌都往猪肚子里钻，三天后，把头上钻满了细菌的猪肚一扔，瘌痢头就此痊愈了。此事看来有些搞笑，但透过此事却能折射出，深深的父爱和父亲处世的坚忍不拔的个性。
大姐孟华，自幼没有得到很好照应，一只肾出现严重结核，因为抗战逃难、生活颠沛流离，贫困且不安定，一直拖至解放前夕，父亲到处筹钱，联系住院，找名医为她主刀，结果割去了一只肾，保住了性命。父亲总算尽到了为父之责，每每提及此事，父亲深感内疚和自责，为什么不早点，再早点！内疚和自责，也是对子女的一种深深的爱。
妹妹蜀华，平日总感到父亲过于严肃，只知道工作，对子女漠不关心。有一次清早，她发烧卧床不起，轻声的对爸爸喊道“我病了”，爸爸没有及时反应，她心里非常难过。可不一会，爸爸端着水，递着药，坐在床沿，轻抚着她的前额……她流泪了。
我感觉得到父亲对我比较喜欢，他从不带孩子出去。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我一个人，一同去看望住得不远的（康定东路口）郑伯伯。他们住在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他们说，如果他们的孩子还活着，也跟我一般大，一样可爱，并要求我过继给他们，我和父亲都答应了。父亲是个多么有同情心的人！
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也只有父亲在世的最后三年。那时妹妹惠华，也不过四五岁。有时父亲起得稍晚，就在床上逗得小妹妹嘻嘻哈哈的玩，还经常送她上幼儿园。这是父亲一段温馨美好幸福的日子。
父亲吴希之（1904.6.2–1952.7.16），党内的名字吴季严。他的母亲是陈独秀的大姐，他是陈独秀的亲外甥。十七、八岁前在老家安庆刻苦博览群书，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来到上海，就读于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在校期间，担任学生会会长（此时已经入党）。学校曾组织过一次春游杭州，回校后就游杭州进行了全校性的作文比赛，优胜者的文章均张榜公布，只见第二第三名的文章，圈了又圈点了有点，父亲的文章通篇并无圈点之处，只见头上用毛笔批上一行红字：无须圈点，文章工整优美，该文为全校之冠。该文后来发表在报纸上，父亲还把它剪下来珍藏过，可惜，文革中毁在我手里。如今不知何处觅。
随后1925年南下广州，曾在叶挺独立团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叫支部干事）。他与叶挺在一起经常到广州向陈延年（陈独秀长子担任广州区委书记）当面汇报。我还记起一件事：父亲1952年病故，在他的遗物中有一张叶挺将军骑着高头大马的戎装照，可惜，文革期间，同样毁在我手里。
1926年参加“北伐”，途径湖南时，与当时湖南醴陵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李秀泉（1905.11.6–1975.5.14）（25年入党，介绍人汪泽楷）相识。
提到父亲，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人：一位是母亲，一位是陈独秀。
母亲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兄弟姐妹十人，唯独她是女孩，人称“宝姑”。当时她一个女孩，冲破封建家庭旧礼教重重阻碍，只身一人来到省城长沙湖南师范，以一张用毛笔书写的“李秀泉画三千七十二”九个大字作试卷，硬是胡搅蛮缠地入学。母亲年轻时活动能力很强，一上午，就跟全校同学混熟了，并且还叫得出每个同学的名字。这所学校，其实就是党当时暗地培养农运干部的学校。当今许多领导人都给他们讲过课；还参加过毛主席办的“农运讲习所”，聆听过毛主席的演讲，当年和她在一起学习的还有宋时轮上将，解放初，在上海他找到了母亲，与她叙旧，据宋时轮回忆说：“秀泉，你当时好神气哦，我在后面追着喊你，你都不睬。”
1926年开始“北伐”，当时我舅舅李觉飞是北伐第三路总指挥，母亲担任这一路的救护大队长。她扎绑腿还是你舅舅教的。
1927年5月21日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母亲他们的部队在攻打长沙时，被许克祥政变部队打散。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后，实行了严酷的“白色恐怖”。“宁愿错杀一百，也绝不放过一个”，许多村落尸横遍地，血流成河。舅舅李觉飞也惨遭杀头。头悬长沙城楼，三日三夜无人敢上前收尸。
当还乡团扫荡到母亲家时，所剩九个兄弟姐妹，各显其招侥幸躲过一劫：有的藏在稻草堆里，有的跳进大粪坑里，母亲则围上围裙，头裹毛巾，拿起扫帚，扮作村姑，端茶送水，镇定自若，唬弄过去。
她们被打散了，村里人也不敢收留，她们只得三五为伴，走小路，山路，夜路，到处去找党组织。母亲就这样，经过年把的颠簸流离，最后到了上海与父亲相聚。她也就此一直脱离了党，父亲去世后，她积极参加里弄工作，担任居委会主任，区人民代表，不久又进了工厂当工人，还参与法院陪审员工作。在厂期间，她曾经要求恢复党籍，只因脱党时间太长，无法实现。解放初，她还回过一次老家湖南醴陵，当地人还是像当初一样，热烈的欢迎她，爱戴她。五六十年代，她还长年协助户籍警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多次审查，写过多次检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以平反。母亲的晚节还是十分令人尊敬的，她虽然不是党员，但她无时无刻不在为党为人民为社会工作着。尽管没有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来，可是她始终默默地为着她的信念为党工作着。1975年5月14日患肺癌病逝于上海，葬于徐泾公墓。
父亲在叶挺独立团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29年下半年回国。并在回国前游历了德法等国。在这几年里他很好的掌握了俄文和德文（英文早已掌握）。这为他今后的翻译工作铺平了道路。
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蒋经国在该校）当时都是第三共产国际为各国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26-29年间，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为“东方革命”（尤其是为中国革命）的路线与决策，进行激烈的斗争。
斯大林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还相当薄弱，在历史舞台上还算不得有什么气候，中国的革命应由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来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要尽量的依附它。中共党员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听命于国民党。这就造成了在共产国际的严控下，共产党向国民党一再的忍让、将就、妥协、退让，甚至屈从，直至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其间，斯大林的根本失误是对国民党的革命性估计过高。在国内革命进程的许多事实面前，当时在苏的留学生大多认同托洛斯基观点，不赞成斯大林的主张。认为斯大林的路线是不正确的，进而同情或接受了托洛斯基的观点，也就有了中国托派的地下组织。
父亲29年回国时，正值陈独秀被开除出党（29年11月）。自从1924-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把革命失败责任栽在陈独秀身上，然后又通过他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陈的身上。这时陈非常苦闷，并引起他对革命失败的反思和对未来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在一些留苏学生的影响下，陈接受了托派思想，以至后来成立了托派组织“无产者社”（父亲也是成员之一，也就被党开除了）。当时的托派组织有好些个，1931年5月，这些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统一”了，在“统一大会”上，陈又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在“统一”的过程中，父亲只是起着联络沟通的作用。
30年在上海沪西大自鸣钟，因组织并参加游行，被法警逮捕，关押在大自鸣钟地下室，因没有暴露身份，不久获释。
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叛变，32年7月2日在上海兆丰公园（现今的中山公园）被顾指认被捕入狱；32年10月陈独秀也被捕入狱。父亲被判无期徒刑，受过老虎凳、电刑等酷刑的折磨，（后来他下巴的摇晃，就是因酷刑所致）；陈因特殊政治犯，单独囚禁，有一定的自由，还可以接待外界人士的来访，和借阅书籍，没有受到酷刑。
母亲在得知父亲被判无期徒刑后，不少人劝她改嫁，可是她毅然决然，将女儿孟华送到醴陵外婆家，只身一人来到南京，进行了艰难的营救活动。据母亲回忆，一到南京她就算了一个命，说她会遇上一个大贵人。此人就是李少丹，是国名党里显赫的官员，是个正直的民主人士。当时他收留了好几位因遇难来南京谋事的有志青年（母亲就是其中一个），他供他们吃穿住，供他们纸笔墨砚，还给他们零花钱，常常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母亲经常出入于监狱，探望父亲和陈独秀（同一监狱）。这遭到了特务们的盯梢，她告知李少丹后，这种盯梢也就不再发生了。通过近四年的奔波，最后找到了蔡元培先生，先生说“孩子呀，你受苦了，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希之是我的好学生！”（蔡老当年是上海大学的董事，并没有直接教过他），通过先生的运筹，最后，以保释就医为名，于36年出狱。当初，母亲探监将此讯告知父亲时，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秀泉，你莫不是答应了他们让我签字画押什么的，你不要糊涂，这是在断送我的前途！如果这样，我宁愿坐一辈子牢！”经过百般解释，父亲方才放下心来，并露出喜悦与感激之情。从营救父亲出狱这件事，可以看出母亲是一位何等刚毅，何等有胆略、坚贞不渝，可以说是一位传奇式的巾帼女子，应为我们后人传为的佳话。
母亲陪着父亲去湖南醴陵时，李少丹不仅给足了路费，还写了一封信祝贺他们，让他们到家再看。想不到，国民党里竟然也有如此正直的开明的人！37年抗战爆发，在全民一致要求联合抗战的呼声中，1937年8月陈独秀也被释放。
陈独秀出狱后，曾赠送给母亲一个长方形的铁皮茶叶盒和一本宣纸线装的纪念册，册中有陈的亲笔题词，“秀泉女士，……”当中的内容记不得了，落款是陈独秀，这些东西，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于我的手中。真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陈独秀创建了党，却被党开除了；陈独秀加入过国民党，1926年却单方面宣布退出了国民党；陈独秀统一了托派小组织，后来却被托派开除了。看来这似乎令人费解，其实，这恰恰是陈独秀毕生追求真理的人生轨迹。
抗战中，我们和陈独秀都迁往四川。父亲感到作为外甥，他有责任陪伴在陈独秀身边，以安抚他受到创伤的心灵。1942年5月7日因病陈独秀客死江津，享年64岁。
陈独秀的余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对第一次大革命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作彻底的深思；二是精心研究中国的文字学、音韵学。他的后期思想很突出，是“陈独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
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的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②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是苏维埃的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③斯大林独裁，苏联不是社会主义。
父亲出狱后，将他在狱中劫难写了一本回忆《劫中鸿爪》。这本书现在找不到了，在他的遗物中，仅发现其中的一篇，它记录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和在酷刑面前的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
这几天，我把父亲的遗作《劫中鸿爪》片断，又认真阅读了一遍。以前，我们对父亲了解太少太少了，认识也仅停留在只字片语上；对他的情感、胸怀、爱憎、大志、坚毅不屈，视死如归的可贵品格却领悟得少之又少。这次重读，使我补上了这一课。好些段落，催人泪下。遗作帮助我们后辈有血有肉的认识父亲是一位坚毅伟大，有着崇高理想和革命献身精神的可歌可泣的人；让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父亲出狱后，为了免得招惹国民党当局，抱定在报刊上写社论只谈国际，不谈国内，仅就欧战时局发表社论，后集成《欧局之透视》，这本书，在岚岚的帮助下，从网上下载了它。现已由我重新打印出来。
下面是我听母亲回忆起的一些事：
①“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软禁，当时父亲在湖南一所学校教书，学生听到这消息都急哭了。晚上，上夜自习时，父亲对同学们说“蒋介石被软禁，未必是件坏事，可以促蒋抗日。”
②在赣州“正气出版社”当编辑时（行编辑之实，却连挂个名，他都不接受），小蒋（蒋经国）要请父亲出山，为国民党工作，被他谢绝了。事后他对母亲说，就是穷途潦倒，也绝不为国民党工作。以后的什么“留俄同学会”他也从不参加。
③“重庆谈判”期间，有一次他与周恩来在路上偶遇，两人简单地打了一下招呼，（周围尽是特务）就匆匆离开了。
④快解放时，父亲成功地劝阻了当时的渔管处处长赵君迈，没有把国家仅有的机械捕鱼船队随老蒋迁往台湾。
⑤离开渔管处，到百老汇（就是如今的上海大厦）办理离职手续时，险些遭两名国民党便衣特务逮捕。
⑥上海解放的那天，东躲西藏的父亲回了家。深夜，周围枪声不断，他以为是国民党兵来抓捕他，他爬上晒台，登上屋顶，看个究竟。当得知是解放军进城，竟抱起母亲欢呼道：“这下子好了，我们解放了，总算熬到头了。”
⑦刚解放，父亲、母亲共同鼓励仅有一个肾的大女儿吴孟华参军南下。（吴孟华，就是几年前，被各地方小报炒得沸沸扬扬的“陈独秀的外孙女吴孟华，曾经五次申请入党，终在晚年了却夙愿”的那位吴孟华）
⑧父亲对刚遭受战争创伤的上海，能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把市场物价、社会治安稳定下来，大加赞赏；对勇于与美帝抗衡的朝鲜战争，持肯定发言态度却批评斯大林不敢积极支持。（顺便提一下，俄国毛子指的就是斯大林或他的那帮人。）
⑨建党初期，父亲与周恩来、瞿秋白、施存统等人有过一段交往。解放初，父亲拼命翻译。打算攒足三个月的家用生活费，把家小安置好，好上北京向总理谈清他个人自留学到解放的经历。争取有机会，替新中国做些事情。
不幸，父亲因突发脑溢血，1952年7月16日去世，享年48岁。同年，他的好友杜畏之将他安葬在苏州灵岩山下的国泰公墓。（文化大革命公墓遭毁；现为一片竹林。）
同年年底全国开展“大肃托”，父亲的好友杜畏之、郑超麟以托派罪名被捕，分别关押了20年和23年才释放，看来父亲的早逝，倒是件好事，总算躲过了这一劫。
父亲的后半生，坚守晚节，决不为反动腐朽的蒋介石政权服务，绝不做任何伤害和有损于革命事业的事，有诗为证：
雨后
吴季严
雨后山光渐入秋，
暮云烟雨此淹留，
壮怀未应便消歇，
权寄萍踪作小休。
2013.6.重明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