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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季严纪念文集（2014年）
忆四叔
启明
一
四叔离开我们已快60载，虽然和四叔接触不多，却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在安庆西门外大新桥老屋，前面是“吴永顺”杂货店店铺，二进是露天大院子，三进是两层楼的住房。一层左侧是我们二房的住房，右侧是三叔；二楼是奶奶、大妈、四叔的住房。印象中，四叔的房间常年空着。
1937年9月全家弃屋逃难时我6岁，儿时，四叔对我来说是遥远而模糊的。
四叔早期的经历，是看了父亲的回忆文字才有所了解，据父亲回忆：
1916年前后，在私塾读书时，与诸同学发起创办“晨星周刊”，发刊宗旨为：“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期以吾人微弱之光，照亮前进的道路。”经费由同学共同负担。编辑和校对则由余及四弟负责。后因经费与销路关系，仅出两期即告停刊。
1922年秋，为减轻家庭负担，又受延年，乔年表兄留法勤工俭学之影响，余与四弟由二舅介绍，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半工半读。
余因病自中华职校休学回家，埋头自学进修，经史诸子书及清代朴学家书均有涉猎。读书之余，随写心得，积15本之多，经整理补充，写成论文随笔多篇，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如“李白诗及思想”、“杜甫诗中涉及的社会问题”、“白乐天诗的特色”、“《读墨微言》评议”等。所得稿费即补助四弟在沪读书之费用。
1924年秋，我和四弟由舅舅介绍进入上海大学读书。上大是中共创办的大学，成立于1922年10月23日，于1927年4月12日被蒋介石查封。上大位于租界内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余读中国文学系，四弟读社会科学系。瞿秋白、沈雁冰、杨杏佛、恽代英等任教。
父亲提起四叔，总是充满钦佩，并为自己有这样的弟弟而骄傲。在他遗留的“忆四弟”诗稿中，有这样的诗句：
投身革命日奔忙，贫困饥寒是惯常。
难忘狱中相探望，铁栏相隔各神伤。
轮番刑讯枉拘囚，百练金刚绕指柔。
自道狱中胜大学，漫长岁月好潜修。
当年非法判无期，几度濒临不测时，
坚决斗争直到底，甘为主义作牺牲。
二
1937年7月7日，日寇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11月上海失守，日军合围南京，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安徽省政府由安庆迁到六安，学校停办，人心惶惶，安庆已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9月，在奶奶的率领下，和大妈、三叔、三妈、小姑等离开安庆到望江县避难。12月13日南京失陷，安庆遭日军轰炸，形势日益紧张，回乡之梦彻底破灭，1938年初我们离开望江，从此踏上颠沛流离的流亡之路。
经由九江先到汉口，逃向何方，谁也说不清，这时四叔在湖南醴陵，建议我们到长沙。
1938年2月，我们一家5口由武昌火车站乘卧铺车到达长沙。父亲回忆说：“时四弟季严已先到，安排一切，客里相逢，倍觉欣然。”
四叔安排我们住在长沙南门一旅馆中。这间旅馆是家庭式的，一间大厅堂兼饭厅，二厢住房，古色古香，老板热情周到，大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供应伙食，一日三餐，湖南人的习惯，三餐都是干饭（穷人才吃稀饭）。适逢端午节，加餐，菜肴丰盛，还供应雄黄酒，咸鸭蛋，粽子。在逃难中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得以舒缓，有此安静的小憩，真要感激四叔的安排。父亲甚至有兴趣带我们游览长沙市最繁华热闹的八角亭，父亲后来有这样的诗句记录当时的心情：
揽胜来游八角亭，将儿携女作闲行。
熙来攘往摩肩背，半是他乡客地人。
这样的日子过了四个月，四叔告知全家入川的决定，我们于1938年6月离开美丽的长沙，返回汉口，经宜昌入川，7月上旬到达重庆，与奶奶一行汇合，开始长达八年的抗战生活。
就在我们离开长沙四个多月后，长沙被一场大火烧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在蒋介石的“焦土抗战”的指导下，人为纵火，由11月12日凌晨起大火烧了五天五夜。2500年历史的长沙古城毁灭殆尽，3000多人丧生火海，长沙人民流离失所，造成的经济和文物损失难以估量。这是因日寇侵华而发生的又一惨剧。
三
1939年秋到1943年秋，父亲任教于重庆博学中学，是所内迁的教会学校，校址在南岸黄桷桠的最高处一背风铺，我家三间茅草屋在学校大操场下一山腰中，泥墙，土地，冬天室内亦可结冰。背风铺交通不便，供应困难，这四年是我们在四川最为艰苦的时期。
我们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上山不易，难得有人来访。
大约是1940年夏，突然来了一位“贵客”，皮肤晒得很黑，风尘仆仆来到家中，竟是和蔼可亲的四叔。
妈妈忙着给四叔清洗满是尘土的衣服，父亲和他畅叙阔别之情。由于事先毫无知晓，四叔的到来给山居寂寞的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当时四叔是在油溪女中教书，从油溪出发要乘小轮船到江津，再乘大轮船到重庆。那时万里长江无一桥，要乘小轮船渡江到南岸龙门浩。开始爬山，经黄桷桠，一路都是陡峭的石级，走一段要喘喘气才能继续攀登，要爬数千级石级，才能到达背风铺。四叔不顾长途跋涉，登山来探，令我们长久为之感动。
1998年我和孟明兄到重庆，一同专程探访背风铺，旅程要简单得多。从重庆市乘出租车越过长江大桥，直接开到黄桷桠山口，然后奋力登山，虽然省去了一半山路路程。仍然有些吃力，当年的石梯级已经残缺不全，背风铺已被荒草掩盖，到了山顶居然找到我们家茅屋所在的土坡平台。青松依尽，校舍茅屋均已荡然无存。一片荒凉景象，40多年后重访故地，回想往事，不胜感慨！
四
1943年秋，父亲应邀到江津几江女中任教，结束了背风铺四年的山居生活。
几江女中校址借用江津文庙，文庙占地很大，内有祭孔的大成殿、祭祀广场、钟鼓楼、黄色琉璃瓦的盘龙高墙及放生池。学校教室和教师宿舍就利用其他房舍。
当时四叔、四妈住在几江女中临近的清平巷，有后街相通。建明胆子很大，常常到几江女中去玩，居然攀爬上弧形的高墙，高墙铺有琉璃瓦，又高又滑，下方就是放生池，异常惊险。
我也常到清平巷去玩，和四叔、四妈、孟明一起打麻将。四叔玩起来兴致很高，还常和我开玩笑。我有一句安庆话的口头语：“教他莫的”，他也常常学我说，“教他莫的”，一改往日的严肃。
他穿着朴素整洁，白衬衫自己洗，耀眼的白色衬衣晒在院子里，至今犹记。
清平巷客人不少，来客和四叔在书房内倾谈，欢声笑语不断。我有幸在那里见到一些著名作家，现在只记得有王亚平和臧克家。
五
1949年初，国共两军在安庆激战，那时正是我在圣保罗中学毕业前夕，在炮声隆隆中，许多同学离校避难。
1949年4月22日安庆解放，5月20日我班举行高中毕业典礼时只剩下8名同学。学校随即宣告停办。父亲就此失业。
5月27日上海解放。大约是7月份，父亲带我去上海。上海刚解放不久。国民党飞机还经常派飞机轰炸上海。火车到南翔站就停开，我们只好提前下车，乘了一部三轮车到上海市区。
四叔家住在静安区愚园路四明别墅。四叔、四妈热情接待我们，当时四叔靠翻译外文为生。正如父亲“忆四弟”诗中所说：“晨昏伏案呕心血，矻矻穷年忘暑寒。”很是辛苦。
那时四明别墅的生活还是很好的，充满舒适温馨的气氛。
四妈买菜、做饭，操持家务更是忙碌。我也常陪她一起去菜市场买菜，有一次雨后积水不消，涉水买菜，记忆犹新。四妈烧菜水平很高，再加上无锡大米做的饭，非常可口。有时四叔、四妈出去应酬，就给些钱让我带着弟妹们，这时大家很高兴，就到外面买些面包、点心当饭。
四叔家有一台收音机，经常可以收到京剧节目，悠扬的旋律，美妙的唱腔，令人陶醉，我对京剧的兴趣就是这时培养起来。准备高考的事情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四叔看起来严肃，其实和蔼，对我一点架子也没有。我有时为了找话题，会提出一些很幼稚的问题，如：“恩格斯是哪国人”，他也耐心回答。
那时我对时局、政治一点也不关心，四叔有时谈到一些事非常激动，甚至会拍桌子，现在回想起来，他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舅爷爷是一脉相承的。可惜当时未能很好的讨教。
当时高考不是统一招生，可以报考很多大学，我报了几所学校，报名费都是四叔给的。结果被两所大学录取，我自己挑选了北京铁道管理学院材料系。
1949年10月，我告别父亲和四叔、四妈，只身一人离开上海，带着简单的行李去到北京。
在四明别墅的两个多月是我和四叔相处最长的时间。此后在北京念书期间，放暑假都是回安庆看望妈妈，没有回过上海。
1952年7月9日，四叔因中风去世，当时我在唐山铁道学院读书，惊悉噩耗，悲痛不已。
四叔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但迫于生计，不能停下翻译工作，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又没有很好控制血压；终于导致中风，英年早逝，令人万分惋惜！
四叔的一生为革命，忧国忧民；对家人们是依靠、主心骨，舍己为人，鞠躬尽瘁。
他在《劫中鸿爪》中说：“我是在为着新社会的诞生分担了一份阵痛，这在我当时的意识中引起了一种庄严的感觉。”多么伟大的情怀，敬爱的四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