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

王实味在延安

朱鸿召

（1998年）


　　录入者按：这篇文献有很高的史料参考价值，值得重视。但作者以浓笔重墨把王实味遭遇归咎于其性格“孤傲”，掩盖了王实味遭到孤立的实质原因。
　　此文作者身份曾是中共《解放日报》主任记者、兼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


　　王实味是延安文人被卷入整风运动中不可或缺的牺牲。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整风动员大会。副院长范文澜首先讲话，介绍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及检查本院工作的意义和方法。接着有一些同志发言，谈到各自对整风运动的见解。“我们把整风运动看成只是‘割大尾巴’（领导方面的尾巴）。”[①] 延安文人和“当时一般干部，甚至一些高级干部对整风的意图、要求和作法也是不理解的，因为中央还没有作出整风的指示或决定。”[②] 大家发言后，中宣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作原则性指示并就该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检委会）的组织领导和整风墙报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天他“感冒头痛，发言后即退席。”[③] 不料他的话却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关于整风领导问题，罗迈指示的“院领导和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受到反对，王实味提出全部检委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举行表决，赞成检委全部民选者84人，占总数四分之三，同意院务会议决定者只有28人，占总数四分之一。结果全部由群众选举，产生了21名检委，领导干部中只有张如心、王思华两人落选。到4月2日第二次检委会上，经李维汉提议，多数无异议，这落选的两位室主任又都参加检委会工作。普通研究员当选为检委的有王天铎、陈国璋两人。但“在检委会上没人理他们两位，他们也没有说什么话，最多参加三次会议就自动退出了”。[④] 此事很快就得到了解决，但当时主张选举的人们却非常兴奋，以为“民主”胜利了。民主选举检委会，是经过范文澜同意后进行的，并没有违反组织纪律，只是范文澜为这个“极端民主化”选举作过多次检讨。另外，关于墙报文章的署名，王实味也针锋相对地提出可以匿名，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这样，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上的几件事情，消息很快传出来，轰动一时，影响甚众。

　　中央研究院堪称当时延安最高学术机构，院长由中宣部部长洛甫（张闻天）兼任。1942年1月，洛甫在普遍整风开始前就主动率农村调查团下乡一年多，中宣部部长职务由凯丰代理，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宣部下属的一个整风试点单位，整风工作便由罗迈和副院长范文澜主持了。当时中央研究院成员112人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占82%，20至30岁的占79%，抗战以后入党的占74%，大多数属于新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文人。在院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等。特别研究员的穿着与毛泽东一样，青色国统区细布，每月有法币四块半的津贴（毛泽东拿五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是四块）。

　　王实味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从开封经西安到延安，先在陕北公学七队当队长[⑤]。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马列学院成立，附设一个编译室，主要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的译述。王实味到延安之前，除文学创作外，曾翻译出版过都德、高尔斯华绥、奥尼尔、哈第（哈代）等人的著作计100余万字。洛甫或许早已注意到王实味的英文水平和翻译能力，在编译室成立后就点名调王实味去工作。1941年8月，继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研究院未足满月，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内设九个研究室。王实味在中国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此不足四年的时间里，他共译出200万字的理论著作，诸如收入解放社出版的“马恩论丛”中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等，18卷本《列宁选集》他译出的两卷半中的《什么是革命之友》、《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共青团的任务》等。这些书不仅在延安，在抗日根据地出版，而且还在重庆和沦陷区“孤岛”上海印行，在当时就发生不小的影响。他对这些马列经典著作翻译的辛勤劳动和丰硕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上是有其贡献和地位的。

　　1942年3月，这时的王实味才36岁。他在文学创作[⑥] 和翻译方面的成就是相当杰出的，早在30年代初就被列名于有关中国新文学史中[⑦]。但这36年，他却历经时代动荡，人生坎坷。家道中衰，幼年丧母，少年失学，勤俭打工，失恋，退党，患病，吐血，奔波，谋生……，苦难艰辛，饱经忧患。贫瘠苍凉的时代社会母体，孕育了王实味典型的中国文人的身躯和性情。他中等身材，骨瘦如柴，前庭光亮饱满，下巴尖削苍白，鼻嘴刚毅，轮廓分明，配一双“大得出奇像两盆饶少着熊熊之火的眼睛”[⑧] ，有非常显明的神经质。他工作刻苦勤奋，性情孤僻多疑。他一生不吸烟、不喝酒、不看电影，什么嗜好都没有。工作之余，唯一的爱好就是散步，或在冬天里搬把椅子坐在门口晒太阳。在延安与鲁艺音乐系学员薄平有过不长的婚姻，每到星期天夫妇团聚一次。薄平常常走出窑洞，对着山唱歌，王实味很不满，心中酸溜溜地说：“你要唱就在窑洞里唱。你瞧老柯那双贼眼，几次你出去唱歌，他不是出去打水，就是上厕所，这是借故看你的，他配看你吗？”是饱尝了人生的苦难，他心中淤积了太多的怨怒和愤恨；一介书生，痛苦无告的心情，只有借一支纤笔为自己支撑一片阴暗狭小的心灵空间。

　　刚进北大不久的1925年底，王实味就创作了带有强烈自叙传色彩的中篇小说《休息》。后由徐志摩亲自审定编选为“新文艺丛书”第八种，由中华书局1930年4月出版。这套丛书“取材严格，文字优美”，其前七种有创作三种和翻译四种。三种创作是：沈从文《旅店及其他》、胡也频《一幕悲剧的写实》、徐志摩《轮盘》。于此可见徐志摩对王实味这篇小说的看种。小说由“秋涵”写给“实微”的11封信组成，叙说了秋涵从失学到求职驻马店邮局做挂号科小职员，然后失望自杀的心灵历程。作者在小说序言中说“你那锋利的笔，写出你那烈焰般的情感、怒涛般的血潮，必能使读者感受得更深切些。”信中秋涵自称为“自觉的青年”，有着“暴烈的火性”：
　　使我想起便悲愤欲狂的，便是这万恶社会剥夺了我应受的教育，压迫着我拿宏富的精力来干这么牛的工作，斫丧我心灵的活泼，使我变成一架肉做的机器！
　　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阽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一点才情在苦难沉默的压抑中，被碾碎磨成了对人生社会细敏的感受和尖刻的言辞。

　　《野百合花》的“前记”交待了他1942年2月创作这篇杂文时的心态：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⑨]

　　“独步”为孤旅，偶见别人脚上的鞋，就遐想起昔日的女友，她的惨死，旧中国的黑暗和延安的升平气象，“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猛烈的热爱和毒恨”。“这次偶然想起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底总标题。”这篇文章所提出的“我们生活里缺少了什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知识分子“牢骚”和教条主义等四个问题，放在1941-1942年纷繁文事的环境中，与同时期其他人的文章[⑩] 一起读，并没有什么特别显眼出格的地方。提出比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我们底革命事业有两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底灵魂”[11]更系统，更激烈观点的还有：“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始终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力：他们曾创造了辉煌的成绩，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迹印。”“无论是过去的历史或者目前的现实却都清清楚楚的[地]告诉了我们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不是什么‘不足道’的‘孱儿’，而是值得特别称道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力量。”[12]显然，就文章的内容与思想论，王实味很一般。王实味不一般的是言辞的尖刻，王实味很不一般的是性情的暴烈与孤傲。

　　1926年7月，王实味在“北大四斋”创作近两万字的小说《毁灭的精神》，他将文稿寄给《现代评论》杂志社。当时，该刊发表作者的稿子都不付稿酬，而刚刚学步，尚未出道的王实味在投稿附信中却声明要求稿费30元，否则就请退稿。《现代评论》社中的陈西滢等文界名彦看过文稿后，为这无名作者的要求颇费踌躇，专门开了一次会议，决定破例赠送稿费30元，小说发表于该刊第149-152期（1927年10-11月）。一时间此事在北平文界传为美谈。王实味此举也显示了他独异于人的秉性。

　　从北平到上海，王实味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上的崭露头角，与得到徐志摩的无私的提携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即使这样，他对徐志摩照样毫不含糊。大约1934年的一天，他与徐志摩相约有事，届时他到了徐宅，徐志摩竟爽了约。第二天，他再访，却去早了点。一进门，娘姨就对他说：“大少爷还不曾起身”，请他稍候一时。王实味火冒三丈，掉头就走。回家后，结结实实写去一封信，将徐志摩痛骂一顿。徐志摩接读来信，自觉理亏，当即摸到王实味住处，道歉问候。[13]苦难人生诉之于文学，换来了一点可怜、可怕的成功，却反被自己夸张成恃才傲物的自信。但是，世态炎凉，人情如纸。绅士君子可以小视，奸佞小人是得罪不起的。

　　马列学院编译室主任初由洛甫兼任，后来陈伯达调来并内定为主任。王实味对这位外语一知半解，说话口吃，好拿腔作势的人十分反感，不屑一顾。据薄平回忆，她有个周末回家，正碰上王实味拍着桌子发火：“看！他怎么改我的文稿？动了一个字，前边的意思全变了。简直是无知！无知到了极点！”愤怒的眼睛像在冒火。1941年5月王实味发表《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14]，其中有一部分是与陈伯达商榷的文字。陈伯达后来在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1942年6月9日）上发言说，那时，他已从王实味这篇文章中嗅出托派的气味，并写了文章，只是遭到王实味阻挠，文章没有发表。还说，王实味那时就把他当作最大的几个敌人之一。只要王实味参加他们那个党小组会，“这个会是一定没有法子开下去。”[15]

　　王实味在延安是有名的怪人之一，“他感情外露，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他的血好象比别人的都热。”[16]在编译室几乎只有三个人没吵过：一是持重厚道的老留日生王学文；一是一心自己做学问，别的事不大管也不大管得清的范文澜；再一个就是博学而谦和的洛甫。

　　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后，1942年3月23日，该院为配合整风出版的墙报《矢与的》创刊。范文澜在发刊词中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谁阻碍民主，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王实味在创刊号上一人独发两篇署名文章。一篇《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

　　（一）短冒头 在本院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我曾对罗迈同志的发言有所批评，当时言未尽意；兹再用书面提出我的意见，请罗迈同志考虑。

　　（二）结论放在前面  我认为罗迈同志发言的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抑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

　　（三）观点和论据  在一切斗争开始时，领导者的原则应该是：尽最大力量鼓动群众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17]

　　罗迈是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到中央研究院领导整风运动的，王实味文章继其在动员会上反对意见的发言，大有穷追不舍，上纲上线，耳提面命之嫌。个人情面不论，直颜犯上也是难逃其咎的。另一篇《零感两则》，以“辨正邪”、“硬骨头与软骨头”为小标题，主张“在当前整风检工的斗争中，我们首先必须辨正邪。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否则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仍不免”。因此，“这个斗争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钢[刚]的硬骨头！”[18]紧接着，王实味又在第3期墙报上发表《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一文，声明：“用谣言中伤人是最卑鄙龌龊的手段。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19]墙报扩大了动员会上的意见分歧，影响更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墙报被粘在红布上，走出中央研究院，拿到闹市区的延安南门口悬挂起来，招徕观看者川流不息。

　　不几天，王震随范文澜看过墙报，当即表示不满，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20]范文澜觉得很惭愧，事后对人说：大学教授们熟视无睹的地方，王震同志一眼就看透了，真了不起。

　　毛泽东得知后，也在一个晚上提着马灯打着火把看了《矢与的》墙报，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21]同在墙报创刊的3月23日，《野百合花》第三、四节在《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读过后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22]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讲话：“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23]对延安文人中这种强烈的不满和激进情绪，毛泽东多少是有些始料不及的。所以，这个讲话应当说还是指文艺界普遍现象。据丁玲回忆，在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许多人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毛泽东最后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24]这句话保了丁玲，文艺整风期间，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间合影照像时，毛泽东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了。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坐下时，他放心坐下了。4月3日，中宣部做出“四三决定”，开始对整风运动“纠偏”。4月7日，中宣部召集中央研究院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会。会议从上午九时一直开到夜里十二时，发言非常踊跃，但旗帜鲜明地反对王实味的，却只有早在上海就与同乡康生有来往的李宇超一人。凯丰亲自讲话，严肃地批评了该院整风中出现的“偏向”。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指示，各机关学校整风学习中要把情况反映到中央，“我们希望有两种典型，一是最好的，一是最坏的”。[25]后来到1945年“七大”会议上，毛泽东透了底：“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26]为解决“青年中有不满和不安情绪，文艺界有一个方针问题”，此间毛泽东比较广泛地征询文艺界人士意见。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曾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首先是批评其立场，其次是具体意见，第三是写作技巧。并转达毛泽东意见，希望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王实味似乎没有买这份帐。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王实味不在邀请之列，他也没有像其他不被邀请者那样去旁听。

　　杨家岭热热闹闹地文人集会，聚餐，王实味斯人独憔悴，不知他可有预感：自信孤傲的自己正被一步步地孤立起来，包围起来，有幸成了个“典型”，不幸成了众“矢”之“的”。

　　中宣部“四三决定”后，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同时，中央研究院开始集中学习“四三决定”和二十二个文件。该院研究员，“在初读《野百合花》时，有许多人对他是或多或少地同情的，有些对这篇文章有反感的人，在起初也没有看出作者立场有根本的错误”。[27]在两个多月的学习过程中，“党委和他（王实味，引者注）谈话，有八次之多，我（范文澜，引者注）也和他谈过两三次。他总是狡辩，毫不认错。……党委又曾委托了五个同志经常和他谈话，帮助他改正错误。他仍是不认错，并且辱骂和他谈话的同志。其他个别的同志自动去和他谈话的也很不少。他仍旧不反省。”[28]每次学习讨论座谈会，他都不肯参加。会后有人将会上意见转告他，他也不接受。

　　这时，康生主持的中央社会部介入了。他们从中央研究院调走了王实味的言论和平日表现材料。李言（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被通知到中央组织部去看王实味的档案。有一次，整风期间临时调到中央研究院担任党委宣传干事的温济泽，跑到王实味的窑洞里叙谈起来：“你千里迢迢跑到延安，肯定不是为自己。不过以后言语行动要注意立场、方法。你想想，今天哪里能那么平等？”

　　王实味瘦弱，却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听这么一说，竟拉着这位温雅的小伙子的手，哭了起来，说：“我认错，但我对党确实出于好心……”

　　善良热情的温济泽马上跑去找党委书记李言：“我看王实味这人就是思想片面，观点不对头。现在他认错了，我们是不是不要提高到政治问题？”

　　李言听了，过了好一阵，缓缓地说：“你让他严肃点。你是代表党委的，不要让他感到什么。”

　　温济泽连忙分辩：“我可没代表党委，我就代表我自己。”

　　第二天，李言把温济泽叫到一边，神气之间颇为沉重，悄悄地说：“昨天的事向康生同志汇报了，他说你有温情主义。还有一个情况，不能和别人讲：王实味是托派分子，有组织活动，还是蓝衣社特务。他和别人不同，不是思想问题。你在党委工作，行动要注意。”[29]此后，温济泽再也不敢私访王实味了。

　　5月17日至30日，连续举行民主集中制座谈会，对组织纪律问题进行讨论，检查整风初期的极端自由主义倾向。其中，5月27日会议上，李宇超提出，从王实味的文章、动员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动员大会后的言行看，他的错误“是一贯的，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随即有人提出反对，并批评李宇超发言有“捕风捉影的说法和主观主义的残余”。5月30日会议上，上午艾思奇传达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结论”部分。下午罗迈讲话，明确支持李宇超意见，认为王实味“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

　　5月31日，中央研究院党委印发王实味有关文章，作为研究其思想的参考材料。

　　6月1日至11日，由清算极端自由主义的偏向，转为批判王实味的斗争。“这个斗争持续开会十次，参加会议的人员最多时达到一千余人，座谈会变成了群众大会，全延安七十多个机关学校都有代表参加。”将个人从群体中推出来，孤立起来，检举揭发之。“这样，大家对他的认识逐步加深，由他的反党立场，到他的反党动机；由他的反动思想，到他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反党行为。从思想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群性激愤，要求开除其党籍。”[30]在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中，对个人生存构成最大威胁，对人生自由形成最大危害的是众怒。众怒不可犯。王实味并非有意要触犯众怒，但当众怒激发起来，众怒也要犯人。谁为众怒所犯，其遭遇甚或比触犯众怒更可怕。

　　6月1日的会议，先由李言报告党委与王实味六次谈话的情况，说明王实味至今没有承认错误。为了“治病救人”，必须彻底揭发王实味的错误，与他进行严正的思想斗争。会议总共十五个人发言，一大半是关于这个方面的。李又常、潘方、雪苇将平日大家一起闲谈争论的问题，“向大会提供许多材料，使大家知道王实味过去曾与托派有过关系，思想上中毒很深”[31]。此前会议上关于王实味立场与动机的争论，已经没有一个人再说他的动机是纯洁的了。

　　6月2日，休会一天。王实味却主动向党委提出退党的要求。他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形势已与上一次（1927年）在北大时离开党组织，个人谋生闯荡不同了。时代动荡，国破家亡，谋生虽艰，困病如弱草尚能羸瘦地活下来，到延安这片战时共产主义的理想国中，却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可能的。

　　6月3日，继续开会。首先公布了王实味要求退党的要求，然后讨论。艾思奇发言中说：王实味的立场，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最反动的方面，是反动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他用走私的方法，散布托派的思想。当晚散会后，有几位同志一起找王实味谈话，为着继续挽救他。

　　6月4日的会议范围扩大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来旁听的人很多，大礼堂的窗台上也坐满了人。也许是昨晚的谈话起了作用，王实味这次，也仅此一次出席了会议。“开会的铃声响了，几百双眼睛发出来的视线，射向了从左面大门走进来的王实味的身上。”在李宇超、潘方发言后，轮到王实味讲话。他低沉地说：

　　“……我郑重地严肃地撤消我前几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底‘爱’感动了我。”

　　“你底政治生命是由朋友底‘爱’决定的么？”一个同志向他提出了质问。

　　“我今天认为超阶级的‘爱’和‘恨’是不存在的了……”他接着说：“刚才李宇超同志说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过去就根本不知道政治（？），……你们看我在《中国文化》上写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底统一战线的立场站得很稳，……哪里会有托派思想？”

　　“你不应该说谎！你是常和我谈到托派问题的，你到现在还认为苏联有托派，说苏联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帮的走狗，不是反法西斯的。”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你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又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会场上一片白热化情绪，由托派思想轮到托派活动、托派组织，王实味大骂“陈伯达是宗派主义”，主席团制止他发言。

　　休会时，王实味和温济泽走在一起，轻声地说：“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学得怎样好，也不会弄清楚的。”温济泽冷笑了一声。

　　这天随“文抗”代表来旁听会议的有萧军。他坐在会场的后边，根本无法听清前面的人说些什么，只知道“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他不耐烦了，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指王实味）说嘛，为什么不叫他说话！”会场上人们目光一时间集中到萧军身上，萧军也毫不在乎。会散的时候，在路上萧军向同行的人表示自己的不满，认为这种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说理态度，并以自己特有的语言方式说了几句粗话，如“往脑袋上扣尿盆子”之类。不料被一位女同志向“文抗”党组织汇报了。[32]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了金灿然、王天铎、郭静、郭小川四名代表到萧军住处，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勃然大怒，不但拒绝一切要求，而且将四名代表轰出门去。在这之前，萧军曾为王实味事问过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事与你无关，不要过问！萧军便不再过问此事。现在，他实在忍不住了。怒气未息，即刻写了一份《备忘录》送交毛泽东，自己并保留一份。

　　如此义狭之举，在整个批判过程中，绝无仅有。但萧军的狭气并不能改变王实味的命运。

　　休会两天后，6月8日会又开了起来。“从早晨七点钟起，就不断地像潮水一样地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他们来自七十几个机关（学校在内）。”会场由室内临时移到操场上，大家围住主席台或坐或立。当主席团宣布“座谈会继续开会”的时候，同志们不禁好笑起来。——从来也没见过这么盛大的座谈会！王实味没有到会，从此也再没有到会。会议由王实味的托派思想更及于王实味日常为人。

　　6月9日的会上有两次精彩的发言。陈伯达先批判王实味关于“民族形式”一文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接着又揭露王实味在马列学院编译部和研究院“生活中的一些自私自利的卑鄙的行为”，称其“正像水里的蚂蝗一样，是没有骨头的东西！”艾青以诗人的善恶，形象地说自己嗅出了王实味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王实味文章的风格是卑下的”，其手段是毒辣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33]

　　诗人的言论果然不同一般。6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陈伯达《关于王实味》一文，开始公开不称王实味“同志”。6月16日又发表周文《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明言“我这篇文章，也用不着采取‘同志’的态度”。取消了“同志”的称呼，便没有了参加革命的资格。不是革命的，便只能是反革命的了。

　　6月10日，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及工作人员支部，及（杨家岭）政治研究室全体，一致要求开除王实味党籍，交研究院党委会办理。

　　6月11日，批判会的最后一天。丁玲驳斥王实味对延安文艺界的侮辱，对《三八节有感》作一番自我批评[34]，将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从《野百合花》并列中抽身出来，反戈一击。罗迈做总结发言，“两个星期以来的论战，一方面清算了过去的偏向，一方面相当彻底地揭发了王实味的反革命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大家在政治上，在思想斗争的原则和方法上，在自己思想的改造上，一般的都提高了一步，这是这次座谈会的巨大的收获。”范文澜补充讲话：“王实味是个什么人？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我们“用尽了苦心去挽救”，“希望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却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这真是岂有此理！”“你们看这个人混蛋不混蛋？”至此，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斗争大会，在对象缺席的声讨鄙弃中，高奏凯旋，宣布结束。

　　树欲静，风不止。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四十余人在“文抗”作家俱乐部召开座谈会，由丁玲、周扬主持会议，通过《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提议并开除王实味“文抗”会员会籍。7月28日至29日，《解放日报》连载周扬文章《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文章经毛泽东审阅过，洋洋万言，“是如何将学术问题上升转换到政治高度的范本”。[35]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经凯丰、毛泽东签批，送中央组织部备案。

　　同时，插手王实味问题的中央社会部，在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后，从1942年9月到11月，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开会斗争72天，将成全（即陈传纲，中央政治研究室人员）与王里（即王汝淇，中央妇委干部），潘方与宗铮（皆中央研究院人员）两对夫妇，同王实味一起打成“五人反党集团”。1943年8月，康生在西北公学训练班上报告说：

　　我再把反王实味、反五人集团的问题谈谈。这个斗争策略性很强，我们用了列宁主义策略原则，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中央研究院这一帮子是潘方、宗铮，表面头子是王实味，实际头子是潘方。政治研究室是成全、王里，也有一个头子，这个头子是于炳然。因为于[炳然]在枣园，枣园群众有把握，打了一个大迂回，斗于炳然，再斗成全、王里；打了一个迂回，再斗于炳然，一斗斗了几天下不了台，以后加上社会墙报就好了解，于炳然晓得形势严重，一上去就承认错误。
　　以后于[炳然]为表现自己，他倒满积极，他就暴露成全、王里，强调王、成是托派思想。为什么？因为成全、王里不是托派，于[炳然]和他们是一把子兰[蓝]衣社，为了掩盖他们是兰[蓝]衣社而承认托派，这对于[炳然]有利，对成[全]、王[里]也有利，开始成、王不承认，以后才承认。……反了72天，这样我们就利用于炳然与成全、王里的矛盾，他们也利用我们的矛盾。……这时斗争又从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打了一个迂回，回去五人反党集团最热闹的时候。这样给潘方、宗铮戴上了一个托派思想帽子。他们看到利用矛盾，王实味的矛盾，有于、成、王的矛盾。利用成、王搞潘、宗，他们一个个暴露。[36]

　　此系当时的原始记录，多文字不通，逻辑断缺之处。是记录不全，还是自有其逻辑、话语，不可尽知。但多少可想见当年延安文人所遭遇的那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其实，五人关系很是一般。王里与宗铮是复旦大学校友，到延安后有些来往。同时王里曾在山东拜访过在那教书谋食的王实味。现在王实味与潘方、宗铮夫妇是邻居，因而五人才有些接触。

　　关于王实味“托派分子”，肇源于1930年王实味在上海译文为生，养家糊口。偶遇当年北大同学王凡西（文元），便受托帮助翻译《托洛茨基自传》中的“纽约”和“集中营内”两章。夫人刘莹在共产党内，知道反托斗争的事，警觉王凡西这位多年不见的同志与托派有关系，便告诉丈夫王实味不要与之接触。王实味同意了。另有北大同学陈其昌（清晨），当年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在上海遇到王实味，亦请其翻译《列宁遗嘱》。也是怀疑陈其昌的政治面貌，接触不久便不来往了。

　　实际上，有无这点往事，对于他们在延安时的遭际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这段历史需要一个典型，不是王实味，就是李实味、张实味。“王实味是随着运动深入发展，说得明白一点是为了运动深入的需要而被逐步升级为‘托派分子’的。”[37]这样的现实运动本来了是无须历史为之佐证的，挖掘出一点历史的影子，作个理论的点缀而已。

　　1943年4月1日晚，王实味在“抢救运动”中被康生下令逮捕，关押在枣园后沟的西北公学。5月，整风转为审干抢救运动，中央研究院改编为中央党校第三部。王实味到延安不久就与刘莹及家人失去联系，与薄平婚姻也只维持近一年光景。亲离众叛，孑然一身。到1944年5-6月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时，王实味被安排露面，“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38]1946年，延安有关方面对王实味案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中央社会部奉命将王实味押送到黄河以东的晋绥根据地。途中王实味“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成了个包袱。[39]晋绥公安总局经请示中央社会部批准，将王实味就地处死。1947年7月1日，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干部将王实味带到黄河岸边一偏僻的山隅，用砍刀杀死后置于一眼枯井中。

录自《王实味文存》，编者朱鸿召，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第1版。


　
[①] 温济泽《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的日记》，《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29日。
[②] 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
[③]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48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
[④] 同注②。
[⑤] 据薄平回忆，“王实味并没有在鲁艺担任过教师”，见李青、曹地《薄平与王实味》，《金岛》，1989年第6期。
[⑥] 参见倪墨炎《王实味到延安前的文学活动》，《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期。
[⑦]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395页收列王实味之本名、笔名。杰成印书局（北平），1933年9月版。
[⑧] 同注⑤。
[⑨] 王实味《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23日。
[⑩] 诸如：萧军《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迹！》（1941.10.）；丁玲《我们需要杂文》（1941.10.），在《医院中时》（1941.11.）；马加《间隔》（1941.12.）；雷加《沙湄》（1942.1.）；华君武、张谔、蔡若虹《讽刺画展的“作者自白”》（1942.2.）；丁玲《三八节有感》（1942.3.）；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1942.3.）；罗烽《还是杂文时代》（1942.3.）；萧军《论“终身大事”》（1942.3.）；草明《希特勒的自画像》（1942.3.）；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1942.4.）、《续论“终身大事”》（1942.5.）、《杂文还废不得说》（1942.5.）。
[11] 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谷雨》第1卷第4期（1942年3月）。
[12] 林昭《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估计》，《解放日报》，1942年1月27日。
[13] 参见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九十年代月刊》（香港），1985年第5期。
[14] 刊于《中国文化》，第2卷第6期（1941年5月）。
[15] 陈伯达《关于王实味》，《解放日报》，1942年6月15日。
[16] 同注⑤。
[17] 见刘增杰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册第35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18] 同注⒄，上册，第353-354页。
[19] 同注⒄，上册，第355页。
[20] 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见《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18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21] 同注⒄，上册，第483页。
[22] 王首道《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对干部的培养和关怀》，《南方日报》，1978年12月17日。
[23] 《毛泽东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解放日报》，1942年4月2日。
[24] 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25] 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26] 转引自黄昌勇《生命的光华与暗影——王实味传》，《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1期。
[27] 李言在中央研究院1942年6月1日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同注[25]。
[28] 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
[29] 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第76-77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版。
[30] 同③（原文如此——录入者注），第491-492页。
[31] 同注①。此节中引文未注出处者，皆同此。
[32] 张毓茂《我知道的萧军先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33] 参见艾青《现实不容许歪曲》，《解放日报》，1942年6月24日。
[34] 参见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
[35] 同注[26]。
[36] 转引自宋金寿《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50辑第136-13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7月版。
[37] 同注[36]，第144页。
[38] 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47页。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版。
[39] 参见徐一青《王实味撤离延安及被秘密处死的经过》，《传记文学》，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