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
评介延安整风期间的王实味案件
青近军
在中共历史上，王实味不是第一个被错杀的知识分子；但他却有可能是第一个因反击某种思潮需要而被拿来祭刀的知识分子。今天来反思当年那件事，似有若干个方面可以令人深省。
王实味，1906年4月5日生于河南潢川县一个知书达礼的破落大户人家，其兄妹有六人，王实味排行第三。他幼年曾随父亲熟读了四书五经，因而有较深厚的国学根底。1925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文预科，与后来同样因惨遭磨难的胡风为同班同学。1926年1月第一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因不满中共北大支部书记段纯干涉其恋爱问题，及其恋爱失败，他便愤而离开北京，辗转去了南京谋生。当然，他也就自动脱离了中共组织。
大约在1937年初，为生计而几经周折的王实味，在河南开封女子中学执教时，始终关注国家兴亡、并仍眷恋中共的他，又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并于当年10月经时在河南大学任教的范文澜介绍，奔赴去了延安。
由于王实味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时，经常发表小说、杂文与英文翻译作品，所以他到延安后，在陕北公学学习四个月后，便被分配到了出版局，后又被张闻天点名调到了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专门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他在这个编译室干了三年，参与了大量对马列著作原作的合译与单译，其译作很多直到解放后还在再版。当然，他的名字没有再出现在那些译作上面。
当时，王实味对翻译马列原著工作似乎很有兴趣，他到延安三年，没有其他爱好，也不喜欢合群，就是一直默默工作。但在他当时写给家里的信中，还说了：“延安的民主空气很好，自己的生活也很舒畅。”因为，当时，他能享受穿显示级别的“干部制服”的待遇，生活上有小勤务兵打饭端水。如果，这编译工作继续下去，也许王实味的人生轨迹会有所不同。
然而，1941年8月，编译室撤消，王实味被分到了中国文艺研究室做特别研究员，由翻译变为了研究，还是研究文艺！这一来，历史注定要有人作某种靶子的命运，便鬼使神差地让他撞了个正着。
抗战时期的延安，确吸引了大批既想抗日、而又不满国民党政权的知识分子投奔到来。之中，更有不少在国统区有很有名气的大作家大文艺家。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相当多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延安的很多现象却又生出了些不满，又想重操在国统区抨击国民党的那种自由，那种“给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艾青语），以揭露延安的黑暗面。但，延安毕竟不是西安，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作为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首先要的究竟是民主，还是党性？这个根本问题一时在延安的知识界，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理论上的争论。
以周扬为首、以“鲁艺”为基地的“歌颂光明派”，与以丁玲为首、集合了艾青、萧军、陈企霞等人，以“文抗”（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大本营的“暴露黑暗派”，这两大文艺思潮便在1941年后的延安，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同时，还运用上了后来被称之为“大字报”的墙报，最后，延安的正式媒体如《解放日报》也刊载了他们的争论。到1942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之初，这场理论仗文艺观点仗之激烈，更是上了一层楼。
文化界的人们对争论是很有兴趣的，他们笃信真理是越辨才越明白的。所以，那些代表争论的墙报，刹时导致了极大的轰动。那些贴在墙上或挂在绳子上的纸张上的文字，每天都引来了成千的川流不息的人们观看、议论。
当时的场景，与后来的文革大字报轰动效应，自然不在一个级别上，但它们在本质上却肯定如出一辙。
1942年2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其本意是在思想上批判王明路线的教条主义，所以毛泽东便作了《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报告。然而，文艺界的“暴露派”却以为是赞同他们揭露延安官僚主义的主张，对同一件事，发生了理解的错位。因而，墙报越贴越起劲，并且其烈火还扩展到一切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单位，针砭延安的时弊，几乎成了一种时髦。
知识分子们高兴的事，政治家却不一定高兴，尤其，从前方回到延安的军人们更不高兴。 当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范文澜请平日与他关系甚好的王震来看墙报后，王震立即极为不满，并大怒：“前方同志为党为国在流血牺牲，你们却在后方吃饱了饭骂党！”当时，朱总司令、贺龙等都对“暴露派”的观点，发出了指斥，说是“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
知识分子有不同意见观点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中共历史上自然也不例外。但象这样大规模的有系统观点有阵营有知名干将、主帅的风潮，而且还很有思想市场的情况，在中共党内历史上则还是第一次，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也都是第一次遭遇到这种局面。毛泽东曾以极大热情欢迎过的“文小姐”丁玲，竟还做了这股要“作家的独立性”、要“暴露”延安黑暗面的潮流主帅，更是出人意外。
无疑，毛泽东与中央在研究了上述情况后，其方针自然是：必须打退或纠正这股潮流，否则，处于四面都是敌人包围的共产党首脑机关所在地，没有被国民党反共势力剿灭，却弄不好会让这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暴露派”们搞乱搞垮。
应该说，文艺界的“暴露派”们当时的思潮与观点，虽然从根本上讲是起码的民主要求，是一个民主国家内应该得到保证与保护的民主权利。但是，丁玲艾青他们却似乎忘了：延安与陕北特区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尽管到处都挂着“中央”牌号的机构，而最多也只不过是一个尚几面受敌的战时政权。“暴露派”们的观点与要求显然还不适时宜。
从当时中共党的事业来看，确也不能允许一些人在前方英勇地指挥作战，却让另一些人又在后方批判指责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阴暗面”。这样的做法，确有点“自毁长城”式的愚蠢。
但是毛泽东与中央也知道，延安的知识分子不是国民党改组派，也不是什么AB团之类，对他们犯的错，绝不能用过去苏区肃反那一套。何况，中共还很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来参加，因为，毛泽东深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国民党，进而夺取中国政权的。
文艺界的“暴露派”与知识界的主张，到建国后的1957年，又重演了一次当年的历史。然而，如果说，1942年那次还有点宽容的笑剧味道，那么1957年的“大鸣大放”，给包括所有“暴露派”在内的知识界，其结局则是55万人被打成右派、从而使他们要历经长达22 年苦难的沉重悲剧。
象丁玲、艾青那样的智者，有过1942年的经历，为何却仍到1957年还要重蹈覆辙呢？ 显然，他们忽视了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北京时期的毛泽东，虽是同一个人，但处理问题的条件却已发生了天壤之别的巨变。对1942年的那场知识界风波，可以只重点打击王实味等极少数几个人，而1957年打右派时，则已没有多少需要顾及，可以按比例一网打去，有多少就打多少了。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算什么？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就打了几十万右派分子！”——面对有人担心会落秦始皇的恶名，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的笑谈。
但在1942年，对付“暴露派”们的策略，却是经常说的那些：选准靶子，在孤立极少数、打击极少数的斗争中，达到教育、团结大多数的目的。
王实味不幸就成了那场风波中的最大靶子。
王实味也不可避免会成为那场风波中的靶子。如果说，丁玲等人掀起的暴露派文艺风潮是王实味坠入困境的大诱因，而当时中央反击或纠正暴露派风潮的措施是王实味落入绝地的大背景，那么，王实味本人不合群又极倔强的牛脾气，则是他悲惨命运的内在根本原因。否则，做靶子的本不应是他，而是别的什么人，因为，他与延安的文艺界关系并不多。
1941年前，王实味有他自己大量的翻译工作要做，文艺界的事他没有什么掺合。但他毕竟是一个文化人，对文学也有过一些成就，又是延安“文抗“的会员。因而，不可避免他也会关注发生在文艺界的争论。因而，在1941年5月王实味写了一篇题为《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的争鸣论文。不过，这篇论文并非是参与文艺界的论战，而全然是为了与自己所在单位马列学院编译室的顶头上司即主任陈伯达的一篇文章，进行的理论商榷。
当时已做了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显然不高兴象王实味这样没有多大地位的属下来与他搞什么“商榷”，因而，他便回应了一篇《写在王实味同志〈文艺民族形式短论〉之后》，而文中，采用了对王实味观点的断章摘句，然后提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再进行批判的手法。
陈伯达在文中，首次指责了王实味是托派观点托派思想。当时，陈伯达并不知王实味与托派有什么联系，他的指责只是他习惯性的扣帽子文风。
不料，王实味真还与托派分子有过一点关系，并且他到延安时也未向组织说明过。因此，陈伯达的这篇回应本为扣帽子的论文，竟在客观上成了王实味后来“能”被选作成为靶子的导火索。
真是阴差阳错！
王实味于1926年在北京大学的中共支部内的同学兼同志王文元与陈其昌，在1930年时曾与正在上海卖文为生的王实味突然联系上了，已脱党的王实味与妻子刘莹（她时为中共党员）自然很高兴。但当时，王文元与陈其昌却转变了立场，追随陈独秀做了托派，王文元还当了托派的党中央委员。王、陈二人的观点自然对王实味有些影响，他还与王文元共同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一书，交新生命书店出版了。
不过，一则，王实味当时已不是中共党员，他只是从局外人的观点看托派的理论，何况王、陈二人还是他过去关系很好的老同学，翻译托派书籍之中也有为生计考虑的原因，这应在情理之中；二则，当王、陈二人劝王实味加入托派组织时，骨子里有着不事二主观念的他，确断然谢绝了，他还对王、陈二人谈了他对托派另起炉灶的做法不满。后来，为了躲开王、陈二人的劝说，王实味夫妇竟毅然采取了搬家的手段，使王、陈二人不能再找到他。但在1932年，王实味得知王文元被国民党抓捕关进监狱后，他则去了狱部，想看望一次老同学，但未能如愿，只给王文元送进去了一些食品与二本书。
王实味与托派的所谓关系也就是与这二位同学的一些交往。
在他到了延安后，他之所以没有向组织说过这些情况，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并未参加托派组织，也没有参加托派的活动，仅仅只与自己的有托派背景的同学正常往来而已，没有必要向别人说，免得自己反而说不清。
但陈伯达在其回应论文中，给王实味的观点扣上了托派帽子一事，却让王实味感到了害怕。因为，与托派分子有过往来一事，毕竟总是他的一块心病。与其让人不明不白地扣大帽子，还不如干脆自己主动先向组织说清楚。因此，在这期间，王实味就到中央组织部坦白了上述自己曾与托派分子有过来往的交待。
事情如果只发展到这儿，王实味的所谓托派问题，根本就不算多大的事。因为，托派分子都是以前的中共党员，在中共党内与托派分子有过个人情谊的人，也并非一个两个，关键是只要没参加他们的组织与活动。所以，在王实味向组织交待了上述事情之后，也没有为此给王实味以什么处分。
如果王实味不再在此后又写出并发表著名的《野百合花》，那么仅仅上述与托派同学交往之事，则还远不能构成王实味的靶子身份，王实味也许就不会成那次文艺风潮的替罪羊。
历史已无法“如果”了。在整风运动开始后的1942年3月，自以为是批评官僚主义纠正党风的《野百合花》，分两次发表于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同时，王实味在《谷雨》刊物上了还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一文。
还是在这个3月份，王实味又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上，发表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与《零感两则》。
罗迈即李维汉，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当时已警惕地注视着文艺界动向与整风运动动向的毛泽东，不仅看了王实味的文章，而且很快作出了研究与应取的决断。
靶子正式确定。
王实味不是文艺界中人，他又没有什么牵牵扯扯的社会关系与影响，平日由于其性格暴躁又倔强，故同事关系也不太好，但他文风尖刻的文章影响却不小，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发言还经常赢得阵阵热烈掌声。动他一人，不会有多少人来讲情，可确又能收“杀鸡警猴”、从而仍能团结延安的大多数文化名人之效。
靶子的打击点也不先从其文章入手，那样反易引起同情，而选择其政治薄弱处进攻，则可打开突破口，进而扩大战果，最终达到纠正延安文艺界“暴露派”们民主自由冲动的毛病之预期目的。
王实味的政治薄弱处，就在于他与托派分子有过一段一时还说不清的的往来。而毛泽东显然已研究了王实味的个人情况，尤其是已知道了王实味向中央组织部的坦白情况。
因此1942年4月，即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不久，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的学习会上，包括贺龙在内的八位发言者，除徐特立外，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毛泽东在其总结发言时，则鲜明地将丁玲与王实味区别开来。
他说：“《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志与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随后，毛泽东又亲自召见了一批又一批的文艺界名人，同他们谈话，了解情况，请他们提意见，或解释某些事情。直到在4月27日，再由他与时任中宣部长的凯丰联名，向延安文艺界的百余人发出了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参加这次历史性著名座谈会的人士，除了丁玲萧军艾青等名人外，也还有一些当时并不知名的文艺人士。但是，作为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却没能受到邀请。此前，毛泽东找了那么多不同意见的文艺界“暴露派” 人士谈话讨论，王实味也未能有此殊荣，而被冷落在一边，使他明显成为了知识界的“另类” 了。
“孤立极少数”政策的威力，想必当时满肚子话要对党说的王实味，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了。
从5月2日开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到5月23日结束，热热闹闹开了二十天，文艺家们的思想也终于由各执一见，而定于到一尊，并成为今后必须遵循的规范了。作家们原来请中央制定文艺政策的要求，也悄悄变成了请中央在体制上对作家艺术家们制定政策的要求。
在座谈会结束后，显然王实味的观点再也不会有什么同盟者支持了，中央研究院便开始了对王实味的猛烈批判 。从5月27日开始，一连串的以王实味为斗争目标的会议，便有组织有准备的展开。起初，对此心存抵触的王实味借病拒不与会，更不承认自己写的那些文章有问题。直到6月2日休会一天时，王实味这才找了中央研究院党委负责人，提出要退党，说是因为自己 “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
然而，此时已不是他王实味退不退党的问题了。于是，王实味决定参加6月4日召开的大会，作一个长篇自我辨护发言。
中央研究院的批王大会，实际已不再局限于中央研究院，而成为一场中共中央反击延安文艺界 “自由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攻坚战了，因此，由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直接指挥，毛泽东也亲自过问。6月3日会议后，还专门在杨家岭的毛泽东住处开会，研究如何对付第二天王实味将参加会议并发言的情况应采取的措施。当有人提出：如果王实味在会上仍不认错、反而发表长篇大论时该如何办？毛泽东即指示：准许插话！（即从下面插话驳斥王实味）
在6月4日上午的大会发言中，王实味仍不承认自己的文章有问题，并且公开承认了自己过去确与托派同学有过联系的事，但他认为，这是个人之间的友情，与政治无关，同时还说从人性的角度看，今天他仍认为王文元与陈其昌二人是好的。大会上有15个人发言批判了王实味，但，王实味坚不放弃自己的观点。
6月9日，中央研究院又召开了有延安70多个机关人员1000余人参加的大会，继续批判王实味。但王实味本人没有与会，使大会成为一场缺席审判。实际上，从头至尾，王实味除6月 4日上午那次参加了之外，他就不再参加任何批他的会议了。
当然，王实味参不参加会，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延安的整个文艺界甚至整个知识界，都已对王实味那些文章的观点（实际上又是很多文艺界人士持有与曾提倡的观点）展开了批判，让所有的人，特别是让以丁玲为首的文艺界“暴露派”们在实际上缴械投降，而站到了批判王实味观点的位置上了。
丁玲艾青们除了在大会上先捡讨了自己过去观点的错误外，重点的发言更是在批判或咒骂王实味。丁玲说：“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提出对王实味“要痛打落水狗”。曾在两个月前还写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的艾青，此时对王实味则评说：“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到它时，就象走进城隍庙一样。。。他把延安写成一团黑暗。。。这样的‘人’，实在是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今天我们来看那段历史，虽有些吃惊，但，我们确也不必对丁玲艾青们落井下石的行为说三道四。这样的事，当年在延安发生了，而在建国后的1954年反“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斗争中，在1955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直至在文革中，在清除“精神污染”中。……人们不早已是屡见不鲜了吗？
在这里，我只觉得也许我们应该纠正一个错误观念了：即文化人必然是相对品位高尚高雅的文明人。对此观念，没有文化或少有文化者自然是深信不疑，而不少文化人自己则更是感觉优越，将文化水平知识水平与人的品行品德划上等号，自觉高人一等，享受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
而实际上，从大量历史与现实的情况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与此观念相违的事实。这些或那些令人惊心惊异的事情，过去有，现在更有，也许将来仍会有。
应该说，随着人类文化知识的不断增加积累提高，伴随着出现的，也必然是人类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讲，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固然有可能也出现其文明境界的提升，但，这之中却没有必然的正相关系。因为，决定一个人品性品德的因素，并非只有文化知识这一块领域，而是还有很多非文化的原因。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曾有、也仍继续有那么多的近于文盲的乡下人，常常能在其行为中表现出极为高尚的美德。
如果我们能够原谅曾在各种各样场合下，没有表现出高尚美德，相反被迫或自愿做过一些卑劣之事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因为，毕竟他们仍是常人而不是圣人；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又还要在观念与现实中，让“有文化的人”绝然与高尚品性划上等号呢？！为什么要让有些明明是卑劣之徒的家伙还能顶着文化人知识分子身份招摇撞骗冒充必然的圣人贤人呢？
但，不会是每一个文化人都缺乏胆识只管自己，而不顾真理与事实的。在批王实味的大会上与会后，作家萧军就对批王大会上不讲理的状况，深为不满，并对不讲理的发言者发出几次吼声，说要让王实味讲完话。会后，萧军更是对人说出他的不满，认为对王的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说理气氛。甚至，他还凭着自己与毛泽东私交不错的本钱，到毛泽东处为王实味讲情，想请毛泽东为王实味解围。当然，他并不知道毛泽东与中央的部署，所以，他只能得到毛泽东的一句忠告：王实味有托派问题，你不要管这件事。
此后几十年，萧军也要为他的这次侠义胆气吃尽苦头，因为，一顶“同情托派王实味”的帽子让他戴了几十年。而这罪名并非由政治家的毛泽东所定，而恰恰是他的文艺界领导同仁主动“ 送”来的。
大规模的批判会议结束后，只有丁玲为首的“文抗”（文艺界抗敌协会）率先开除了王实味的“文抗”会籍，其他方面倒还没有对王实味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事。实际上，经过文艺座谈会与批判王实味这二件事，中央可能认为延安文艺界的自由化问题已基本解决，而批王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结局，并非是为批王而批王的。毕竟在当时，还有更重要的抗战大事要做，而不象建国后的和平时期可以从容，此事也就算告一段落。
但是，总想在整风审干中搞出些肃反名堂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却不想就这样放过死不认错的王实味。经过康生的一番折腾，果然，搞出了一个包括王实味在内的中央研究院潘芳等人的“五人反党集团”。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就以这“五人反党集团”罪名，上报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签署同意，并由毛泽东亲自批准，作出了《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该决定说：“王实味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这年年底，王实味被隔离审查。随着审干运动的展开，1943年4月1日晚，中央社会部正式逮捕了王实味，将其关进了社会部看守所。但是，毛泽东此时也明确指示：对王实味“不要放也不要杀”，“不得擅自处理”。显然，毛泽东是很明白王实味问题的本质的。当时，要整或要纠正的并不是王实味这个人，而是一股思潮。
经过一段监牢生活后的王实味，精神上完全垮了。毕竟，他是一个思维会转过不停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无知亦无多少思想的鲁莽之徒。虽然，看守所确未对他用刑讯，但监牢中各方面都毕竟不比外面自由天地，从来就自由惯了的王实味在里面是不可能精神不垮的。因而，在后来的审干运动中，始终不认错的他，突然变成了一个极度认罪供罪悔过的人，在监牢中，他还胡乱承认自己是托派中央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还参加过托派的“十月社”，等等。
不过，对此，连社会部的审讯人员也不相信，而只视他是脑子有毛病了。
1943年夏末，1944年夏初，先后有二批中外记者访问延安，因王实味的问题已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传得沸沸扬扬，甚至都说他早已因《野百合花》文章被处死，所以有不少记者要见见王实味。记者的要求都被允许了，他们也都见到了尚还活着的王实味。但是，王实味那种木然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是犯过错误而受到宽大“在休养”等现场情况，还是让一些记者（包括时任《新民报》著名记者的赵超构）看出了王的神经已有些不正常。但，王实味的确还活着这一事实，毕竟是真的了。
1946年，审干运动中大部份被错整的人，又都一一甄别平反了。被囚禁了三年多的王实味也面临了被甄别的时刻，但是，由于是由康生一手定案，所以中央社会部还是给王实味定了个“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对此，王实味坚决拒绝签字。但结论已定，王实味不签字也要被戴上这顶帽子，并被继续关押。
1947年3月，因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便于3月17日从延安撤离。已被囚禁了4年多、身患肺病的王实味也由中央社会部两名干部押送，随中央机关撤离。4月16日，到达山西省的兴县，晋绥公安总局主管审讯与看守所工作的第四科就设在那儿，王实味被移交给这个看守所。
6月12日，国民党飞机的一次轰炸，使这个看守所被炸毁，因而看守所需要转移。对王实味这个中央级要犯该如何办，晋绥公安总局只好请示中央社会部。当时，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都驻在附近的临县一个村子里。接到晋绥公安总局的报告后，康、李二人便批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
1947年7月1日夜，王实味被秘密砍杀后，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
1948年春，毛泽东与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到了中央后委所在的这个临县三交镇，在此，他得知了王实味被处死的事，立刻大为震怒，直喊要社会部“再赔出一个王实味来！”无疑，毛泽东确认为处死王实味是个大错误，这样，也是破坏了中央对王实味的政策。何况，早两年中外记者团到延安时，就整风审干问题，毛泽东曾公开向记者团的中外记者们说过：“我们有一条，叫一个不杀方针，是教育人。王实味是托派，又是特务，我们也不杀。今天是民国33年某月某日，某人在这里说了，如果杀了一个，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王实味也变了，有进步。”
但是，人头已经落地，死而不能复生。
1948年8月31日，李克农就处死王实味问题，向中央写了一份捡讨报告：“……只借口军事情况紧急……不顾党的政策擅自批准将王秘密处死，这充分表现我无组织无纪律，图省事、怕麻烦、自以为是的错误。……”
王实味被杀33年后的1980年春，李维汉在撰写回忆录时，谈到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与王实味的问题时，说：“王实味的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
这里李维汉是好心，以为王实味是因他主掌的中央研究院整风而被批致死。其实，他只是高估了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恶果。
王实味的家属也在其后不断地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请求重新审理王实味一案，为王平反。
王实味平反的最大障碍就在于他究竟是不是托派分子。若真是托派成员，这反就不好平。按当时政策，托派就是敌人，对敌人则没有什么错杀不错杀的问题。若能搞清楚不是托派分子，则就是同志，那一切都能研究。
王实味的所谓托派问题帽子，戴了几十年，可是从来就没有过正式的证椐。因此，看来推翻此错误定论应该没有问题。何况，王实味的平反一事还得到包括李维汉在内的大批延安老同志的支持。但是，直至李维汉于1984年去世，王实味的平反问题仍无进展。为什么呢？
后来得知，王实味当年的北大同学、真正的托派分子王文元，在国外曾写过一本《双山回忆录》的自传书。在那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
而这段话就成了王实味摘去托派帽子的障碍。因为，中央组织部虽找不到当年定罪王实味托派的证椐，但也决不能有王确为托派的依据才行。可是，这位王文元先生的书中证词，却又偏偏说了王实味是托派的事。因此，为王实味摘去托派帽子的事，就给冻结了。
也许王实味的冤魂尚存，感天动地。眼看为王实味平反的事在20世纪将会没指望了，因为幸存者中，显然没有谁还能证明王实味确不是托派分子的根椐。不料，一个党史研究工作者发表的文章，竟一下子使王实味的平反问题峰回路转，将事情顺利地推动了。
曾随李维汉调查王实味平反问题的党史研究工作者宋金寿先生，于1984年8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一份内部刊物《党史通讯》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王实味问题》的文章，文中，谈到了：若要为王实味平反，关键是要找到王不是托派的证椐，而现在，却没有人能证明这一点，因为谁都不知道王究竟参没参加托派的事。
事有凑巧，宋文发表的第二年（1985年），在英国定居的王文元在一家图书馆中竟读到了宋金寿的上述文章。王文元连忙写了一篇文章《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并发表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上。王文元在文中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他与王实味在北大与上海的交往情谊，并用确定的态度说明，王实味从未参加过他们的托派组织。王文元也估计到他原来写的《双山回忆录》中有关王实味的文字，可能给王的平反带来了麻烦，因而，他在这次的文章中，便专门纠正了他原来的说法，承认那说法“不甚确切”，并强调重申王实味“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
王文元的这种特殊证词真的起了作用。毕竟，没有谁能拿出王实味是托派分子的证椐，作为王实味问题的间接当事人王文元的说法，便能做为一个有力依椐。
1986年重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经胡乔木批准，有关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的注释，被取消了。中央组织部与公安部也重新开始了对王实味问题的复查。后由于种种情况，直至1991年2月，公安部才正式发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但是，王实味的党籍问题却没有被恢复。椐说，在有关领导圈阅关于王实味案报告时，对于平反，所有的人都表示同意；但在是否恢复王的党籍一事上，则只有两位同意，占绝对少数。 从这个情况中，也可以看出当年为什么要批判王实味。
几十年前的一件冤案，总算得到了平反昭雪。虽然，这一切来得这么迟，也仍是桩大好事,表明历史无论如何总会要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