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民主主义的斗争》(周鲸文 主编,1940年9月版)

第二章 抗战建国的基本政治观念




  「抗战建国」是年来的新语,是事实必须表现的行动。抗战是客观环境的促成,建国也是客观环境不可忽略的事项。抗战与建国联合在一起,是因抗战而须建国,也是说建国要成必须在抗战。抗战失败,一切是日人的,我们无国可建,无路可走;建国不成,抗战是难得胜利,而且是内部一塌糊涂,也就没有几分光明。故抗战建国是连带的,是一事的两面,是大时代中每个中华儿女要担当的工作。
  但在大难当前,责任重大之时,大家十分注意的约有二事:即(一)抗战要战出什么样的国际局面;(二)建国要建设怎样的国家。这类问题都是十分重要,都要事实与理论的根据。不然盲人瞎马,前途是十分可怕。
  假若我们得不到正确抗战建国的政治观念,与其努力的方向,为求解放的民族斗争或误入歧途,或是其中生些无昧的障碍;为求解放大众的建国事业或是脱轨,或是枝节横生。这都是抗战建国的不幸,大家应尽全力避免的。
  假若我们得到抗战建国正确的观念,与其努力的方向,旧时代的错误可能的改正与避免,旧的制度可能的修改与扩正,一切坏的,陈腐的,落后的均可经由抗战建国的巨潮把它们刷洗,使它们更新。
  为了这些重要的原因,抗战建国的基本政治观念,才是十分必要。不然我们是难以自救,何况还想救人。那么我们先归到第一问题,就是抗战要战出什么样的国际局势?这也就是说,国际局势,尤其是东亚的国际关系,因中国抗战之成功而起了怎样的变化。在此抗战期中,我们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然后本此目标前进,这就是要确定抗战对外的信念。
  中国现在抗战是被迫而应战,是出的义师,是为自卫生存,是为自由解放。自卫生存是民族自然的权利。她有权保卫自己生存,这如个人之求得生存一样。民族是集合个人而结成的人群,这个人群是如其它人群一样应有自由。中国抗战就是本此天经地义的目标。如果人人将伟大的目标放在心里,日人的一切宣传,诡辩,欺骗,都可不攻自破,都失去欺骗的效力。我们是本着自然生存的条件,日人不容我们安然的存在;我们愿同举世文明的人类共营提携互助的生活,日人不容此种愿望的达成;我们一本和平的态度谋国际的和协,日人用暴力击破。我们一切权利及伟大愿望,日人都恶意的任意摧毁,而且又一意要吞灭中国,奴役中国人民;更进有独覇东亚的野心,驱逐欧美各国在远东的一切权益。
  中国是本着自卫生存,自由解放而抗战。我们的目的是解放自己,兼而救人。在自救范围内,我们有这份责任;对救人范围说,我们是以博爱精神,拯救人类。在东亚的黑暗时期,第一个须要救济的就是现在受日阀压迫的日本人民,他日必须把他们变作我们的兄弟。这种程序在今日观之,或觉冷然,但我国今日抗战便具着道两层任务,换言之,即是自己解放,也解放别人。
  民族的仇恨与亲善是在人为,假如日本的屠刀不断向外冲杀,不论其军阀及其狂吠的文人作出如何驴唇不对马嘴的东亚协同体的理论,和东亚新轶序的理论,东亚都是不会安定,民族间的仇恨必日益加深,彼此倾轧的悲剧不知演到何种天地。但是,相反的,中国为自由解放,自卫生存而战败日本,东亚的局势,以及整个国际局势将要完全改观。我们正确的观念与行动将为东亚奠定和平的基石与民族调协的基础。第一步自然是解放自己,得到整个的自由;第二步,因为日阀的战败,我们把日本民众也从压迫的狱中放出,使他们也得自由。这就是说我们为解放而战争,故责任是救己救人。我们的抗战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故我们得到胜利而没有夺取其土地或奴役其人民的心理与作法。但我们胜利之后有一件事必须作的,即是用种种方法改变日本政治制度,必协助其人民彻底推翻其现存制度,而建立民主的,和协的政治组织,这样才能拯救其被压迫已久的人民。我们的抗战才是圣战。 中国的抗战胜利是解放自己,兼而拯救了日人,而造成民族和协的局势,这不仅仅见之于东亚,将来顺序也须见之于整个世界,使世界各国感觉,因中国的抬头,直接间接有助于民族的和协,国际正义势力的兴起,正确文化之占有超越势力。明了此中一切,中国在抗战中对外的交往关系便有了准绳,而其民族解放与民族的调协工作便可以此标准展开。


  现在我们再考究第二个问题,就是建国要建设怎样的国家?第一要认识中国所处的地位与抗战的性质。近数十年来,我国是处于外患频繁备受压迫的地位,尤其是以今日为甚。此种压迫非只危害吾等少数个人,实在是危害整个民族国家。这就是说,凡是中华民族份子都感到了同样的威胁,压迫。故我们今日抗战任务是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在此斗争的疆场上是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要每个民族份子的力量。这是为整个民族斗争,为全体国民的国家存在斗争。在这个社会内,我们有阶级的存在,有穷与富的区别,人是有在北方或南方,东方或西方,性别又分为男女,但在民族斗争中同具有一样的资格,共负天然的责任。阶级不能代表民族,党派不能充作民族,个人亦不能独霸民族。这些势力都包含于民族之中,故论阶层,民族内有资本家,有贫民,有封建军阀,地主,也有激烈的革命份子……这些人们都因为同属于一民族—因血统文化种种关系结合的人群—他们不但在外侮压迫时要结合,要共同行动,即在平时也有同族的情感。这种珍贵的结合不是其它任何人群的结合可以比拟的。
  在民族的范围内,阶级的利益不算重要,党派的利益不算重要,个人的利益也不十分重要,这都因为民族利益超过了一切。阶级的利益不论其解说为何,总有其偏狭性,党派的利益不论其呼号的为何,总有其策略与狭小性,个人的利益一般来论虽有不可否认的地方,但一经大我小我之分,个人的利益到必要时也得为民族利益让步。民族的重要是因她是全体人群的结合,这种结合有其历史血统及其它种种关系,故民族要求什么不是为某阶级的,不是为某党派的,不是为某要人的,一切是超然的而为全体,直接间接对阶级党派个人都有了好处。这就是民族包括了一切?其要求超过一切,其行动是为了全体。
  在民族范围内,尤其当民族危急存亡之时,阶级冲突的理论与事实根本不应存在,党派的独裁专政根本是制造病患,个人的专横蛮野役使或压迫他人更是无理之至。这些弊病都应从民族内取消,而不容其滋长发生。民族份子以其彼此关系重要亲切,很可以采取有效的办法,避免这些病态。因为这些弊病在平时足以分散民族份子的情感,在危急的时候又可以因内部养患,或彼此摩擦而致民族于万劫不复。
  我们现在抗战,一则是争民族的解放,一则也是努力于民族的团结。在战时是同生死的兄弟,在战后便无有其它理由再起内哄,各自分离。这是人类丑的表演,不是什么可以容恕或忽视的事。明乎此意,在抗战中便应十分明了民族的重要,民族的团结,与民族的责任。全体性的民族不容许阶级党派为私利专横,危急时不许,平时亦不许。那么在民族范围内,开首第一义,即在理论上不容阶级专政与党派的独裁,在事实上亦不容此等状态的存在。这当然就可免去许多磨擦损害,这都是民族与众人之福。有了此种基本的观念,便可根据此种理论而布置办法,以完成民族的使命,国家的责任与个人的幸福。
  为了达成此种目的,第一步,我们要提出的是政治的民主主义。此种理论是国家事务乃众人之事,须要众人自己管理。转到事实,本此主义行事是管理国事最好的办法。无论国家民族如何重要,根本的问题还是为每个人的快乐幸福。这就十分显明的,个人的地位如何重要。泯灭了个人的快乐幸福,一切的理论不成理论,一切的事实是可恶的事实。国家的责任解释到底是为个人,民族的重要,解释到底也是为了个人。个人是一切政治、哲学的中心,一切办法是着重个人的快乐幸福。
  不过事情多是从多面观察,个人的快乐幸福是一切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但是一经集合许多个人,事情则须从全体处着想,一切仍为个人,但不是为自私的个人,而是为全体中每个人的福利。这时某个人私利必须为多数人的公利让步,结果是让步的某个人也同样的得到公利的分配。这不是说他让步而得到损失,正因为他让步而得到与人相同的福利。社会组织原则就是让大家同有幸福,同有担负。这是大公,这也是正义。
  社会为个人福利着想,每个人都有分,所以私自杀人的事不为社会允许,因为这是不公,个人分外的希求,同时毁坏了他人。社会允许的是大家同样的福利,同样的负担;个人的重要就在这里,社会的重要,国家民族的重要也在这里。个人地位被抹杀,社会将失去其公正性,国家民族失去其寄托。社会,国家民族的地位被减低,个人将失去保障,将失去其公正的评判,社会关系将成为无政府混乱的状态。在根本原则上个人的重要较大,在处置人间关系上国家民族的关系较大。个人们一经结合,具有了共同的意志,希求共同的福利,这个人群的力量,目标,便除了普遍的为个人福利着想外,就是为公共福利着想。这是由个人而进到团体,团体的意志超过了某特殊个人的意志,团体的意志是为公共的利益大处着眼。但是民族国家自己本无意志,她的意志是人的意志,也就是其组成份子的意志。故民族的意志是民族份子总合的意志,国家的意志是国民总合的意志。可是怎样才能使民族意志表现得是其民族份子总和的意志,国家的意志为其国民总合的意志?政治的民主主义是特别着重在这点,其所采用办法是接近民族国家的目地,其表现的形态,是大众的,而容易测验大众的意志与希求;同时个人的意志福利,不是武断的给以忽略和抹杀。
  真正的民主主义是保障个人,维护社会,民族及国家最合理的主张,其办法既切买际,又极端合理。民族国家的事要顾全大众,要由大众自己来决定。什么阶级的要求,党派的利益,私人的主张,尽管其要求,希望,主张,但是大多数的决定采择是最后的决定。此种结局虽然如此,但阶级的,党派的,私人的主张要求已得到表扬发挥的机会,而且是明目的在全国人的前面表白了。其结果若不为大多数采择容纳,那只有再争取。如果他们主张是具有真理,而事实失败了,迟早还有为大众接纳的一天。如果此种主张是荒谬的,大众的不采纳正也是表示众人之智与其公心超过了党派的偏私。
  民主政治是人类营谋共同生活最合理的政治,这里没有专制帝王的独裁,没有阶级党派的独占,成是政客军阀的专横,一切公之于众,一切取决于众,大多数的决定便是最后的决定。固然有时大众的决定许是不聪明,但是最合实际的。久之经大众决定不聪明的部分,也会渐渐进步而趋于合理。国家的事是众人之事,为了这些,专门的人才努力,教育的工夫加紧,讨论的机会加多,结果只若是对大众有关而且有利的事,都会惹得大众的注意,到时而与以切实的决议采择。
  在民主的制度下,个人得到了保障,阶级党派各自得到发言机会,与执行争取的工作。在这范围内虽然是复杂万端,莫衷一是,但是在公开讨论切磋琢磨之间都得到了进步,而总结局是共同一般的进步。人间的不同利益或不同的观点若有合理方法解决,彼此肯于协商,不会不和协,不进步。只有专制,独裁,压迫,只使一方的理论要求得伸,其它多方的意见,要求,自由全在被压迫之内,如此才造成国家内长久的不安,与摩擦的日益加深。但一经采取民主制度,此种分歧便易减低,而又容易得到和协及互相让步之效。
  民主政治的原理不过如此,其在实行时,最切要的是如何表现大众的意见。这除了普遍一般舆论对某事表白的意见外,最要的还是对国事方面的表现。在国事上,国人除了直接管理如执行创议权与复决权外,余者多由选举代议者处表现。在选举代议者的时候,每个人均愿选择能代表他意志的人,如此利益,要求,以及思想不同的人,便各自形成不同的团体党派,各人使其意志得伸,各党派也使其各自的要求得展。大家在竞争,在争取,但是必须遵守一种原则,就是遵从大多数的决定。
  在民主政治的今日情况之下,阶级党派的分域势所难免,但是其分歧的程度可以日渐减低,尤其在今日的中国,其分歧的成份原本就是很低,因为这里没有很多资本家与大地主,除了别有用意的少数党人将无作有的呼号之外,中国社会内没有显着不可调解的冲突,尤其是在外患当前,民族斗争的期中,阶级党派的冲突更是减低到消失的线上,(不过可惜政客军阀私人的意气偏私尚是未能完全抛掉。)故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最为切要。何况在抗战建国的今日,不实现民主政治,一切办法都是皮毛,不彻底,在抗战期中会有阻碍与摩擦,在建国途上是愈离建国必成之目的更远。
  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后,党派的分歧除了私人为了权位之争加深了摩擦之外,在利益要求,或是党政纲领上不会有十分显明的冲突。其理由已在上边述过。故在中国实行民主的选举时,与其多注重某党派的政纲,还是要多注重候补人的人格学识,因为在大题目上党派的见解不会绝对不能相容,而注意的是执行政纲的人。这就证明中国内的阶级党派不是本质上十分不可相容,这也就证明,中国的选举是有不分党派阶级而注重候补人品格学识的倾向。这也是民主政治进步的过程。
  国事一经国民管理,他们为了自己利益会珍重选择善良的人们执政,自己也必十分审慎作到监督的责任。如此,国家是大众的,不是某阶级的专有,某党派的独占,与伟人的私业。大众的国家由大众爱护,由大众管理。这不但于事方便,于理通顺,于历贞计算也是进步。我们建国,要建设真正民主的中国!
  抗战建国的大任,只走到此阶段还是未能完成,必须使经济的民主主义实现,方克奏效。什么是经济的民主主义?简言之,就是国家财产由国民公有,由国民劳动,并由国民享受。『我们天生成是人,同时又是国民,就以此两种资格,我们每人都有同样的权利来享受造物的赐与。我们认为所有的人或国民,都有生活的权利与劳动的义务,我们以为剥夺社会公益,或是寄食于人是一种罪恶,与低卑的行为,同时以人群互爱的原则论而排挤大部分人于穷困地位更是最大的不公。我们人群之赖以存在是要大家互相提携亲爱来劳动,大家为社会造福,结果亦是为人群为自己造福。那些太自私自利的人是忘却了社会,同时也忘却了自己之所以成就的条件。我们谁都承认,每个人是靠人群存在,即如每个人在社会内所有的权利是由社会造成,而由国家承认。离开社会生活,我们是处处感到不安。
  『理想的社会与国家,应当建设在互相亲爱的人群身上。在那里大家不为财富,利润相争,因为在实行经济的民主主义之后,大家在财富利润方面再无可争之事。大家站在同等的地位为社会公共的利益努力,因为在经济的民主主义实行以后,再没有剥削与被剥削阶级的存在。贫富的界线从来是争斗的导线,不公平的基石,打开此界线而把人群按放于互相亲爱的磐石之上,是经济的民主主义的伦理基础。』(注)同时在经济的立场来论,现代的资本主义是弊病丛生,三位一体的地租,利润,利息又是有产者唯一的护符,也是其剥削劳苦群众不二的法门。结果除了这些弊害之外,还是制造社会的不安与人群中的内哄。
  经济的民主主义是主张国家的财富由全体国民公有,由他们享用。这不但有其经济的,伦理的,历史的理论基础,还有社会的基础。只有国富公有,一体的劳动,公平的分配,理想的国家才能实现,冲突纷争才能从国史上删除。并且国有国营即在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亦有事实存在。故于此事只求国家把其职务范围扩大,集中国家资力于一切生产建设与人民的生活所需。在理论即资本主义对此也无理反击,更何况没有反击的力量。如是在建国之日渐渐的淘汰了私资本,而代以国家资本,其管理方法取缔了私人的独营,而代以以公众的服役。于是制度合理化,国家理想化,个人则得到快乐幸福。什么私有财产神圣观念,是无中生有;什么公有财产神圣观念,也是夸大其词。结局的真理只是国有的财物供给了大众生活所需。私的经营因为弊病丛生,分配不公,而对公的经营占有,与公平的分配让步。我们建国要建设大众福利自由的中国。
  总上所论,抗战要有正确的理论,民族的和协,自救救人便是正确的理论与行动。建国要建政治的民主主义与经济的民主主义的国家,换言之,即建立民主的,幸福的中国。总括言之,即建设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有了此种基本的共同认识,自可少了国人的彷徨苦闷,党派的暗斗摩擦。如此大家本此宗旨前进,不但都可走入正轨,免去迷途,也可一同使国家有长足的进展。
  抗战能得胜利是看我们本此宗旨作了多少,建国能有成绩也要看在此方国人出了多少力气。中国的抗战是圣战,中国建国也是神圣的大任。全国同胞及政府当局宜共勉为其难,完成这神圣伟大的任务。

注:参看拙著「国家论」第八章。

一九三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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