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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因同志



  年青时喜读意因的文章,但不知道意因是谁,过了几年,才知道意因就是郑超麟。

  在郑超麟同志的晚年,我与他接触较多,他最后五、六年写的文章,大都由我整理抄写。1998年8月1日,郑老与世长辞了。他的几位侄子对我说了许多感谢我帮助他们伯父的话。我说:不能说我帮助郑老,而是我与郑老相处的几年中得到很大的教益。

  郑超麟同志对信念的坚定,他对写作的认真仔细,复核时的一丝不苟,一个半盲半聋半残的曲背老人,“此身犹在战未休”的干劲,他对革命前景的乐观主义,这些“意因精神”,我深为感佩。他的“虞渊追夸父,渴死亦甘休”,“祝新旗插遍千千屋”“锦绣人寰身不见,终必现”,“伴随坎坷登百岁,直到此身也不留”的诗句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意因同志去世了,在他身后,我能写什么呢?与其写颂扬的悼文,不如写写相处的情景和感受吧!

一、初识郑超麟


  1947年春,我来到上海,每周去听彭述之讲课,后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S.Y)。这一年秋,我进入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与温州来的另二个学生,成立了师专S.Y支部,在校内进行反蒋活动。S.Y是托派多数派的青年组织。我们除了阅读马列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多数派的刊物《求真》和《青年与妇女》,也读少数派的刊物《新旗》,意因写的《不断革命论ABC》,《不断革命论和中国革命》。我还读过题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四本油印的小册子,汇编当年论争时多数派的文章,主要是彭述之和刘家良的文章。我们读过不少署名意因的时论和译著,认为文章写得很好,但没有读到当年论争时少数派的文章。我们支部的几个年青人,萌发了想面见郑超麟的念头,通过联系,约定在虹口公园见面。

  日期已经记不起来了。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坐在公园僻静的草地上,郑超麟与我们谈了半天。谈话的内容已无法记得,无非是多少数派争论的问题。但有二点印象始终未忘。其一:当年郑超麟约五十岁左右,看上去是一个体魄强壮,风度不凡的学者,戴一付与众不同的眼镜——远近两用眼镜,深度近视镜下半部有一小块半月型的老花镜。其二:我们原先很爱读意因的文章,逻辑条理周密,文笔精美流畅,总以为他是一位谈锋锐厉的宣传鼓动家。但交谈之后,觉得他的谈话,虽然逻辑性很强,但欠宣传鼓动的魅力,一口福建腔,说得急了还有点口吃。

二、重逢


  1952年12月22日,我在福建和周仁生、黄禹石、赵青音同时被捕,我被判刑七年。1955年押到内蒙古劳改,1959年期满后又被强迫留场就业,先后三十五年,我几乎与世隔绝,一个老朋友的信息也没有。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上海政协增补郑超麟为特邀委员,我猜测老朋友的境况有所好转了,1987年我退休返回上海,才逐渐找到几个老朋友。历经多年劫难,相逢各有许多遭遇诉说。几个人谈起,要去看望郑超麟。我和沈云芳找到李培,由他领我们去见郑超麟。那是我们相隔几十年后的重逢。沈云芳1949年以前与他接触较多,那次大部份时间是郑老与沈云芳交谈。我与郑老仅见过一面,他己记不起我的姓名。

  重逢给我的印象是,郑超麟体型与当年判若二人。但一谈话,记忆、思维、逻辑仍不减当年。

  后来知道,几十年的监狱囚禁,他的思想立场始终坚贞如一。

  从那以后,每年去看望他几次,有时李培替他抄写的文稿忙不过来,将一部分交我抄写。

三、李培去世


  1979年在石泉新村分配给最后一批释放的托派住房,他们住得邻近,相互有些照顾,生活也很安定。政府安排郑超麟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蒋振东、喻守一为上海市普陀区政协委员,黄鉴铜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熊安东等人在民政局领生活费。但大家毕竟都是老人了,蒋振东,黄鉴铜,喻守一相继去世,郑超麟的患难与共的妻子刘静贞,在搬进新居后不久就安然长眠。郑老生活无人照顾,他的侄孙女郑晓芳从老家漳平来到上海照料他的生活,替他抄写文稿。郑超麟年已高龄,有白内障,行走不便,晓芳上班后,李培成为他的助手,替他读书报,抄写文稿,邮寄信函,与外界联系,甚至日常饮食起居,都由李培负责。

  1993年9月下旬,李培突然发病,到9月30日就逝世了。郑超麟得知李培死讯就惊叹:“李培死了,我也完了。”他在《悼李培》中写道:生活上的困难可用雇请佣人解决,但政治上的帮助就无人可代替了。那段日子,郑超麟的心情是很忧郁的。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总想在有生之年,为传播革命思想竭尽全力,他常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忘我的,是为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我们仅存的几位朋友在考虑今后怎办。郑超麟的能力和影响,是无人可代替的。李培死了,但决不能让郑超麟处于无助的境况。

  李培在世时候,他有时太忙,曾将郑老的文稿交我抄写,但我和郑老接触不多。李培死了,住在邻近的二位老友身体欠佳,周仁生希望我能协助郑老。于是我开始走入郑家,做了一点我的能力能做到的工作,相互接触多了。下面所写,就是这几年共处的点滴感知。

四、坚持托洛茨基主义,从不隐瞒观点


  听朋友说,中共中央决定释放被关押的最后一批托派犯人时(判无期徒刑或关押几十年未判决的)。除了郑超麟少数几个人之外,所有的人口头上都表示认罪的。有些干部对释放不认罪的郑超麟有意见,周恩来为此请示毛泽东,毛很爽快地说:郑超麟不认罪,再关下去也是不会认罪的,放了罢。《郑超麟回忆录》初版上有一简短的“出版说明”:“郑超麟,现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至今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完全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仍然拥护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种种主张。”从上述传闻和出版说明,足见郑超麟从被捕及至关押二十多年,始终是不“认罪的”,释放后任上海政协委员,仍然公开声明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1996年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郑超麟回忆录》第三版,把上引的那段说明删去了。这当然可以视为思想开放的一种好现象,但郑超麟反而不高兴了,他的思想确实是够“顽固”的,宁愿人家公开指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

  1952年12月22日,中共逮捕了大陆内的所有托派。在狱中各人的表现怎样?我一无所知。近年来接触了部分老朋友,才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像郑超麟那样公开抗拒是少有的。大部份被关押的托派,包括一些过去曾被国民党反动派或日本帝国主义逮捕,曾受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的人,在共产党狱中,即使思想上没有改变,口头上都“认罪”了,不惜将污水往自己头上猛泼。

  为什么革命者能在敌人的酷刑下坚贞不屈,而在“自己人”狱中自污呢?俄国革命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老一代布尔雪维克,在沙皇狱中很坚定,而在共产党的监狱和法庭上,什么罪名都承认,包括叛国、谋杀等罪名。中国共产党高层干部,文革期间被批斗时也往往认罪。这个历史现象,值得学者深入探讨。

  郑超麟本人始终坚贞如一,但他对待一些狱中表现不佳者,甚至曾批斗他的人,仍然持谅解的态度,郑超麟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五、生命不息,笔耕不已


  郑超麟将近百岁了,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近于失明,曲背弓腰,行走不便,然而他从未停止思考和写作。他自己无法找参考资料,没有一位专职的人帮助他。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却是他创作的旺季。近年的文章除了已出版的《怀旧集》,又编了一册《鳞爪集》。还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写文章就是要出版的。但郑超麟曾说:“这些年我的文学性的文章,回忆性的文章 能够发表,但理论文章就因我的观点不同无法发表了。”他把那些编成册留待后人去处理。

  二年前,郑超麟说:“我出生于1901年,与世纪同龄,快活到一百岁了。目睹或参与了本世纪的许多重大事件。我要写一篇论文,对本世纪的事件进行思考和分析。”又说:“写大文章需要资料,可惜我老了,无法寻找资料。”他是希望我帮他查找资料的。可是我忙于打工糊口,每周只抽一天时间帮助他,这一天也只能处理一周内的来往信件及其他文稿,一直没有为他找资料。

  郑超麟同志对马恩列托的理论有深刻的研究,他的记忆力超人,常能记起主要的论述。对卢森堡的经济理论亦很有研究,能叙述其主要论点。但写文章就不能单凭记忆,必须根据原著。马恩列全集,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家中都有收藏;托洛茨基的著作,当年被作为罪证搜去了,近年才觅得其主要著作《俄国革命史》等书;但最主要的参考书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遍寻无着。去年,清华大学教授刘贵生(刘静贞之侄)来沪看望郑超麟时,请他在北京寻找。刘贵生回京后,不久就寻到此书,且复印一册寄过来了,超麟喜出望外。为了便于阅读,把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中“一国建立社会主义”一章,放大复印出来,超麟就能亲自阅读了。

  1997年夏天,超麟居然着手写他的论文了。他是在无人帮助,克服视力的困难,行动的不便,独自艰难地翻阅马恩列全集,托史的文集及其他资料。到10月,写出了长达八万字的论文。他题为《最后的论文》,我对他说:不能称最后的论文,你还要活下去,还要不断地写文章的。后来,他自己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他将原稿交给我,嘱我抽空慢慢地整理。

  我断断续续地着手整理,每完成一章就交给超麟同志亲自校订。他用放大镜,逐字逐句审核修订,有时还补充或修改了相当多的内容,交给我再抄。到97年底,只整理毕前四章。1998年元旦后,郑超麟患病住院,当时他自以为不治了,写信向王凡西告别。在病榻上嘱咐我:“就算我的遗嘱,我的《最后的论文》就交给你整理了,以后如能发表时,一定要说明,前四章是经由本人亲自审定的,后十多章根据手稿整理,本人来不及审核了。”

  医院用多种方法检查,确诊为晚期肝癌,根据医生的建议,回家疗养。这位望百高龄的老人,记忆思维始终非常好,仍能看书写信。于是我加紧整理,争取在老人有生之年,亲自审核全稿。我每晚工作到深夜,一周整理二、三章,送去请他审核。到98年4月15日,郑超麟同志98寿辰之前,他亲自全部完成抄正稿的校订。老人对于自己的文章是很认真的,我抄正的文稿他一定要逐字逐句的核订,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疏漏。审核时常有大段大段的修改补充,有几章整章重写,嘱晓芳连夜赶抄出来。

  这项“巨大工程”完成后,郑超麟同志非常高兴,不过他还说这只是初稿,还要仔细修改。

  生日过后,他又着手再校改,到5月24日基本完成。次日嘱晓芳去复印三份,晚上晓芳拿来复印件后,才告诉她,肝脏痛得厉害,明天去医院检查,并叫她打电话给我,要我当晚去见他。

  我赶去后他对我说:“一份复印件给你保存,要从头看一遍,编一份勘误表。”老人对能亲自完成二校很高兴,不过他还想待我勘误表出来后再校第三遍。

  郑超麟同志的这篇《最后的论文》,其内容不必叙述了,不过我要指出,他的论文,是着重总结经验教训,照郑老的原话:“我们试总结二十世纪的经验,帮助二十一世纪的人去更好地进行革命。”他的意见,当然不会被官方认同,就连老朋友,也许有人对他的某些意见持保留的态度。但毕竟这是郑超麟同志的思考结晶,对这位世纪老人的“善言”,后辈应该研究汲取。

  老人一次对我说,《最后的论文》年内能发表。我当时不敢相信是真的,他当时没有详说,我也没有细问。过了许久,他告诉我,范用替他出《晚年文选》,将《最后的论文》也编进去了。对范用先生,郑超麟是非常感谢的,曾多次对我说:“我不知怎样感谢范用才好,没有他的帮助,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发表不了的。”

  郑超麟强忍病痛,亲自编定三卷《郑超麟晚年文选》的编目,亲笔写了一篇自序。还为他早年翻译的纪德的《从苏联归来》的再版写了一篇逻辑性很强的序。不断地与友人通信,一直笔耕到7月20号突发脑溢血昏迷失去知觉为止。

六、“青史古人多故友,传中事实半非真。”


  朱正给郑超麟96寿辰贺电:“一身可征一代史,百世当钦百岁人。”郑超麟爱沈吟古僧人的诗句“青史古人多故友,传中事实半非真”。

  现在“名人”传记很吃香,长篇巨册,比比皆是。但所有的传记,包括死后的悼词,都是溢美之词。有些把传主神化,写成从孩提开始,就是伟人了。还有本是十恶不赦的蒋介石,四·一二屠杀革命者的元凶,也作为传奇人物立传赞美。如此下去,岂止传中人物半非真。

  郑超麟近年来也写了不少人的传记,有中篇《记尹宽》,更多的是短篇《记×××二三事》等。写尹宽,陈乔年,陈延年,汪泽楷,何资深等人,是郑老怀念老友主动写的,也有一些是应人之请写的。

  郑老写的人物传记,一部分收入已出版的《怀旧集》,还有几篇编入《鳞爪集》。他写的与坊间常见的完全不同,既不溢美,也不恶意攻击,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实事求是”。读了他写的传记,得到的人物印象是活生生的,既有优点,贡献;也有缺点,失误。完全是“信史”。

  现在写几件我所知道的事例。

  一次,当时已颇有名气的记者戴晴访问郑老,戴称郑超麟为伯父,说她是郑老伯老朋友的女儿。郑老搜肠刮肚也想不出来。戴晴从包内拿出《郑超麟回忆录》,说:“我是读了你的回忆录,才知道你是和我的父亲一起从苏俄回国的。”翻到79页,指着“傅大庆”三个字。戴说:“我就是傅大庆的亲女儿。”郑老仔细端详戴晴后说:“你的脸型确有几分像傅大庆。”戴回京后,跟母亲谈了见到郑超麟的情景,后来戴给郑老信,说她的母亲想请郑老写一篇关于傅大庆的文章。郑老写了《记傅大庆》,写了他们在莫斯科的共同生活,写傅的为人和性格,写回国,写在狱中传递营救胡志明的讯息,写傅的牺牲,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老友的深情和缅怀。

  文革开始,毛泽东为了要打倒、整死刘少奇,到处搜集刘少奇的罪证。派人找到当时还在押的犯人郑超麟,威逼、利诱郑超麟证明刘少奇在武汉时出卖工人的利益,充当工贼叛徒。郑超麟处在当时的逆境下,顶着压力,硬是不肯顺着诱供写刘少奇是叛徒工贼的证词。后来,为刘少奇正式平反前几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引用当时郑在狱中写的材料,证明在武汉时期,刘少奇是捍卫工人利益的。郑的当时难能可贵的证词,实是刘少奇最可贵的一段,同时也显现郑超麟的高尚品德。

  周恩来与郑超麟旅法时同是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十八个创始人之一,回国后曾共同战斗在革命战线上。邓小平是郑超麟旅法勤工俭学的同学,曾住在同一工棚。为庆祝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为拍记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派人访问郑超麟,用意是很清楚的,希望郑谈一些颂扬的话。但郑超麟始终不顺着人家指引的方向说话。后来播放的记录片《邓小平》第一集中郑老出现三次,但都不是那次采访的主要内容。

  一个自称是周恩来私生女的人写了一本《叫父亲太沉重》,境外电台以此诋毁周恩来的形象。我为此问郑老,周恩来有这个私生女吗?郑老说没有此事。但郑老又说“周恩来曾有过一段浪漫史,但那是个人的隐私,我不能对人说。”我了解郑老的脾气,就没有再问了。总之,郑老对位居高层的人物,也不去吹捧,可也不攻击,不揭与政治无关的绯闻,完全做到“实事求是”。

  中央筹备纪念《王若飞诞辰一百周年》,文献组了解到王若飞和郑超麟有过一段很亲密的关系,派了二人专程乘飞机来上海采访,打算请郑老谈谈,他们写采访记。一接触,郑老答应亲自写一篇文章,于是二位客人先回去,郑写成后交我抄正,电传到北京。来访者要将郑老的文章编入《王若飞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册》,当然想得到歌颂的文章,可是郑超麟写了《王若飞轶事》除了叙述当年二人亲密无间的友情之外,着重写了三点:(1)王若飞是陈独秀派;(2)王若飞在六大的活动;(3)王若飞帮助托派,在莫斯科时,曾将住所白天让王凡西关起门翻译托派文件。后来北京传来信息,王若飞的儿子不同意该文收入纪念册。这原在郑老意料之中,所以毫不介意。现在此文已收入《鳞爪集》。

七、郑超麟论卢森堡


  波兰民族中有二位对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伟大女性,一位是自然科学家居里夫人,一位是社会科学家,革命家罗莎·卢森堡。

  郑超麟非常推崇卢森堡,不仅崇敬她与李卜克内西同时为革命英勇献身,还仔细研究过卢森堡的经济学说,他认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补充和发展,她提出的理论,至今还有现实意义。

  郑超麟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算式,可是提出的扩大再生产的算式却有漏洞,马克思始终没有解决。卢森堡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解决的。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只能“简单再生产”,而不能“扩大再生产”。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每轮生产结果总有十二分之一的生产资料卖不出去的,但事实上资本主义是能够“扩大再生产”的,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过去的,即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配合着发展的,那些过去的生产方式所积累的钱,能够购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多余的十二分之一的生产资料,以此来解决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困难。

  资本主义是依靠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存在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愈迅速,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消灭得愈迅速。到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就因无人购买其过剩生产资料不得不窒息而死了。

  这就是卢森堡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纠正和发展,因之,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在列宁之上。

  郑超麟说:过去斯大林党以马、恩、列、斯为领袖,现在斯大林已臭不可闻了,没有人再提他了。我们托派历来提马、恩、列、托。把托洛茨基和列宁并列,是符合历史真实的。郑超麟强调说:“我认为,应该提马、恩、卢、列、托”。

八、未了的心愿


  郑超麟心跳停止时,眼睛似闭未闭,仍是死不瞑目。

  郑超麟生前多次上书中共中央,要求给1952年肃托案平反。定托派为反革命的主要依据是“汉奸”和“特务”。毛选新版注释已指出托派是抗日的,还有什么理由不予平反呢?但多次上书,似石沉大海。郑超麟说,只要我还活着,还要继续上诉,不得平反,死不瞑目。不过我们不忍心使老人死不瞑目,按摩了他的眼眶,让他闭上了双目。毕竟他已见到毛选新版删去了对托派诬蔑性的用词。他还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至于何日正式法律上平反,后人只有拭目以待了。罗马教皇数百年后才给伽里略平反,我们能待到何日呢?

  郑超麟说:“今天我们要求平反,并不是争论政见的是非,只是法律上定托派为反革命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托洛茨基政见是否正确,是值得研究探讨的。”

  郑超麟还有一个心愿,要成立“托洛茨基主义研究会”,有一次对我说,由他出面向民政部门申请,争取成为合法的学术组织。他的这个愿望,在其有生之年未曾正式提出。

九、待人一例


  郑超麟待人很宽厚,对人的观察很深刻。但也妒恶如仇,原则性很强。他一生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凡是叛变投敌,特别对投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人非常痛恨。郑超麟对于顾顺章、马玉夫、刘仁静从来不屑一提。

  纪录片《邓小平》播出后,国内外郑超麟当年的朋友,知道他尚健在,有来叙旧,也有来信问候。一位在台湾的文化名人严灵峰,当年曾是托派且与郑老相识。他通过北京的友人打听到地址,来信联系,郑老不予答复。我对他说,此人赴台几十年来,学术上很有成就,宜与之写信。郑老对我说:“你不了解,此人投敌后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当一名处长,后来又当了国民党的福州市长,不管后来怎样,我决不与之为伍。”

  郑超麟就是这样一位器重革命气节的人。

后记


  1996年,靳树鹏希望我提供一些有关郑老的资料,后来我写了《意因同志》寄去,他据此并参考其它资料,写了一篇《郑超麟先生ABC》。

  郑老去世后,我将《意因同志》前半部分加以修改,删去了后半部分,重写了第四节以后的内容,成了这篇《意因同志》。还有许多话可写,终因我写作能力太差未能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

  超麟同志高尚的品德,坚强的信念,“战未休”的斗志,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我思考,应该称为“意因精神”。几个月来,我一直想用简洁的几句话或一段话,来表述“意因精神”。苦思瞑想,始终未能叙述出来。深盼陪伴郑老二十年的晓芳和其他老朋友,能恰当地叙述这个不朽的“意因精神”。

1998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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