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

一.统一战线——高级的骗术

（一）中国共产党的三件法宝

　　中国共产党之夺得政权，外在原因虽得利于它的敌人的错误和弱点，以及苏联的不断指示和支持；但它本身也另有一套，不容忽视。首先，它的政治目标——共产主义，是坚定不移的，虽然这个目标常为野心家服务。有了这个目标便可以影响不满意现状的人们，便可以吸引追求“乌托邦”的人们。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之下，他们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问题，解决困难。比较来说，他们对问题的分析处理是比较冷静些，客观些，很少感情用事去作盲目的武断。这是他们的思想武器。反之，他们的敌人，常是大而无当，处置问题，常是以主观愿望代替了客观事实；而且是凭空武断，不虚心，没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精神。共产党人掌握这个冷冰冰的呆板的思想方法，可以知己知彼；自己的错处发现后，急求改正，发现敌人弱点，就积极去攻；遇有可乘之机，就充分利用。于是政治和军事攻势发源于此。宣传、分化、利用，三个不同的技巧，分头进行。这样既扩大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又破坏了敌人的力量和威信。

　　其次，共产党的组织力很强。这是说他们自己的组织是严密的，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党是不断清洗和整顿的。党的领导必须定于一尊。争这一尊时，虽也是大杀大砍，但是一尊既定之后，最高领导权就不容任何人挑战，而且他和围绕在他周围的高级人士是高出于铁的纪律之上。铁的纪律是专为束缚普通党员的，这样一个组织真似铁的组织一样。但是这铁的组织的危机，在内部常达到了高峰，那就是争领导权的时候；你杀我，我杀你，最后胜利者登上宝座。陈独秀、李立三、陈绍禹都是这样被打下擂台，他们的头颅虽得保存，而替死鬼的中下级干部死于此斗争中者，就不可胜数了。

　　共产党组织力之强，不只限于对内，他们对外的活动能力，亦是值得注意的。为了发展组织或瓦解敌人，他们的活动是无孔不入的；在潜入其他组织、人民团体、生产单位、以及国民政府的机关等等，他们是伪装各形各式的人物，进行活动。最可耻的，他们为了掩护活动，在上海曾开设过妓院。组织是严密的，活动的方法手段是多形多样的；而且造谣、分化、离间……是正常的，他们称之为“革命的高等技巧”。这一技巧的高级形式，就是统一战线。

　　毛泽东曾一再地说：“共产党的成功有三宗法宝——马列主义思想，武装部队，和统一战线。”三者缺一不可。用马列主义为斗争武器，武装党员的头脑，用它否决一切古今不适合于他们目标的思想言论；用马列主义思想否定一切以往社会制度，其目的为引诱人民站到自己这边来。共产党明白空讲理论，还不济事；于是曲解马克思思想：想革命就要武力，就得搞军队。他们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原来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认为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必要大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产业工人必大大加多，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为突破这个形式，工人阶级必起而革命，走上生产工具为社会所有而非私人私有的阶段。谁想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所看见的社会情况和所预言的发展情况，不适合了共产党的野心家。因为照马克思的分析论断，这种革命应先发生于资本主义先进国，如英国、美国和德国。只有这类国家才具备了革命的条件。但是七十年后这样的革命发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百年之后，又发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且革命的成功都靠的武装力量。这何能自圆其说？于是有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之说。列宁自命与马克思齐名，毛泽东则仅附骥尾，同样的以武力为夺取政权的工具。他说：“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说来他们不算不聪明，因为古今帝王打天下，都曾以武力为其主要工具。毛泽东抓住了这一点，在1927年带领一部士兵上了井冈山之后，中国革命的斗争则显著的是军事活动。国军对共军作五次的围剿，共军东逃西奔，国共之间的军事对抗的活动，盖有年矣。直到1949年以后，共军的大胜利，才算告一段落。

　　共产党这次成功，表面虽可归功于军事胜利，但是军队是附属于政治的，为政争的工具。军队的得失成败虽颇为重要，战略和战术的优势以及掌握得法与否，这都是成功失败的重要因素。战争的失败者都当承认在这些方面不如敌人。这些事留待军事评论家去推敲检讨。我们是以军事为政治的工具，故看重于政治方面。政治的得失，决定了军事的成败。不然，国民政府指挥下的五百万大兵摧枯拉朽的溃散于共军的破烂的百万大军之前，就很难解释。固然说者会提出战略战术和指挥人员的高明与否，士气盛旺与否……等等因素，是战场上胜负的关键；但是回转过来，这些因素也是决定于政治的。

　　共产党人知道在中国搞共产革命，实是脱离实际。虽然如此，野心家还想在中国搞革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认为革命须要经济条件成熟，因为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中国的共产党人等待不及经济条件成熟，而来一套政治改造经济条件的理论。经济条件不成熟也得革命来满足野心家的政治欲望。马克思的共产革命理论是依靠资本主义极端发达下的大批产业工人为革命的队伍，中国共产党想要政权已等待不及了，乃以农民为其基本队伍。

　　谁都知道，尤其是毛泽东更知道，中国社会阶层力量的构成是橄榄形态：即两端小，中间大的形态。这是说以官僚、地主、资本家、买办等形式的少数人的大资产阶级站在一端，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极少数人站在另一端；而占全国人口大多数人的阶层站在中间。这一中间阶层是包括全部农民，无论其为中农、小农和佃农；包括小资产阶级，无论其为小手工业者，中等民族工业家，正当营利商人；还包括广大的自由职业者和先觉觉人的知识分子。

　　从生产方法发展的程序来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正当于欧洲产业革命的初期，由手工业转向工业，由重农而转为重工。这历史任务是资本主义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其动力是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工业家反对落后基尔特（行会）的束缚，在中国又必须反对官僚资本的独占垄断。这里显明地指出，中国的产业革命的过程，是靠广大的中间层；社会主义革命所赖以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所能表现的，在当时还是微不足道。

　　从历史的进程来讲，是以民族独立为目标而反对半殖民地状态，以民主自由为目标而反对封建统治。这一民族与民主的革命任务，虽然占中国社会阶层的两小端的分子都可或多或少的有份，而担当这一任务的中间力量，不容置辩的当然是中国多数人形成的中间阶层。（注一）

注一：见拙著《论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3-4页，1947年版。

　　我们若检讨五十年来政治斗争的历史，以现实情况为对证，“以代表一极端的国民党来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并不代表官僚、地主、资本家和买办的一群，而以三民主义为号召行动的今日的国民党，其所作所为却完全代表这群人的利益，而和中国大多数人的要求和利益完全相反。”

　　“以代表另一极端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它的革命理论是以实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为其归宿，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多数人的中间阶层是它想铲除和消灭的对象；轻松些说：也是它斗争和争取的对象。不过，按之他们的理论，社会主义的成功，是以资本主义大发达，财富及生产工具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里，而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形成坚固的堡垒为先决条件。这是共产党斗争的目标和所赖以成功的社会基础。很显然的，今日中国的社会是被它所想消灭的人们占满了，它自己本身的社会基础仍是微乎其微，甚至不足与道。但它为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能不有所作为。在理论上，它知道今日中国的历史任务不是它能担当的，而自己也不能‘飞跃’，于是便同意今日中国多数人的路线，而又想假道利用过渡到其目标。但吾人必须记取，共产党最终目的还是摧毁这条路线，也可以说用过河拆桥的办法。同之，在行动上，它懂得中国这个落后的国家，不能容忍其等待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形成阵容，再行发动革命，于是乃提前行动，转移其中心到非其正当对象的农民，而又以武装力量为其保障。恰巧，落后的中国又最适于发展武装力量。从这里，我们知道代表另一极端的中国共产党，今日它并没有其份内的社会基础，同之，其理论距离事实尚远，并不适于今日中国的需要。但是它今日既有组织（和野心），便不能不活动，而其号召所执行的又可以说完全是别人的路线——这条路线正是中间阶层多数人的政治路线。”（注二）

注二：以上两段，同见上述（注一的）拙著，4-5页。

　　共产党于1949年前，东拉西扯的，说这是共产党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并说：“在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变质’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了。”说来真也奇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于共产党人之手，天下岂有此理？而于其得到政权之后，隔日之间宣布这段革命已经结束，而目标是迈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自造其说者，真可谓尽任意胡诌的能事了。

　　共产党于组织之初，首先祭起一件法宝——马列主义；这个法宝在落后的中国的天空飘来飘去，毫不着实际。于是，又祭起一件法宝——武装力量；这个法宝倒是古今中国野心家熟习的东西，帝王由它创成一统江山，流寇用它走南闯北，吃喝不尽，尤其民国以来的南北军阀用它割地自肥，每个人都是小皇帝，每个地区都是独立的小王国。共产党的野心家有鉴于此，何不捷足先登呢？

　　但是打着一个马列主义的旗帜，在中国社会不易生长，不易生根，人民畏之如虎，不知是什么东西。单搞军阀似的军队，不成个样子，显不出与其他军阀有何不同，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又不易与邻近的武装力量相容相处，有被吃掉的可能。自己既无社会基础和成功的条件，于是乃不得不乞灵于欺骗，于是共产党祭起了最后的法宝——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就是共产党的高级骗人技术。未受其害者不知其妙，受其害者有哑子吃黄连之苦。对共产党人来说，这种欺骗，他们称之为“阳谋”；大有诱计在此，愿者上钩之意。原来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取得一个他们认为的绝好经验，也可称之为一个规律。就组织来说，争取党员并不是严格的，入党之后，教你一套党的目标和党的纪律，看来像有其事，一般泛泛者流有饭吃有事做就跟着走下去了。但有些稍明事理的人，以共产党所讲的和其行为一相对证，发现文不对题，言行不一，他们又脱离了组织，共产党称之为罪大恶极的叛徒。虽说如此，共产党并不灰心，还是照样的活动，照样争取人们入党。因为少数人明白了真相走出了共产党，但是中国是落后的国家，它有六万万人，从这些尚未明白共产党真相的人们当中活动，大有可为，大可争取。简言之，你受骗了，明白了，不干共产党所教给的这些勾当了，但是还有大批未曾受过共产党玩弄欺骗的人；共产党还可继续欺骗别人，反正在中国被骗的后备队伍是雄厚的。

　　就统一战线——共产党这套法宝来说，在这方面的活动，他们所取得的经验和规律，正与党组织对党员的进退所采的态度一样。不过在统一战线方面活动范围扩大，而灵活性又高，所欺骗的对象形形色色而已。

　　中国共产党以唯物辩证理论而特别精通一件事：那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和功利主义的“惟利是图”。他们用以骗人的统一战线，也是根据这一原则。这都要看它当时所处的环境如何，如何作法于它有利。说来这本是精通世故的权谋家的一套本领，不过共党常常求教于这个办法而已。

（二）统一战线运用的三阶段

　　熟习中共历史或记忆近四十年中国历史的人，都能道出中共如何乞灵于统一战线。在它这套法宝实施用时，欺骗了多少人，而又解救了它的危难。简略来讲，共产党之赖统一战线起家，以至全盛，可分三个阶段。

1、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靠人起家的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出共党组织之初，本身并没有力量，乃借着国共“联合阵线”培植自己的力量，加入国民党。在1922年8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中国国民党组织联合战线，它的宣言是这样说的：“中国共产党为工人与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品。……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争力，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的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党为求自存加入了国民党，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不作国民党的附属品。因之，虽口口声声说：“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起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注三）

注三：李大钊加入国民党申明书。

　　但是颠覆活动不断的进行，于是在国民党内造成“左派”、“右派”、“中派”等名词，尽其挑拨离间的能事。挑拨离间发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未如愿。

　　国民党北伐后，国共的关系分裂的现象逐渐显露；共产党彷徨歧途，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在莫斯科于斯大林击败托洛茨基之后，于1927年3月斯大林主张联合蒋介石右派。他说：“拉狄克（Radek）给我们带回了过激的革命口号，‘摆脱国民党右派’，‘打倒右派’……假若再多一些这种的革命口号，那么，中国革命就完了。……既然我们现今占有多数，而且右派还在服从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将右派驱除？农民所需的耕马，不管它是多老，只要能用一天，他决不会把它赶走。我们的情形也是这样。等到一天右派对我们毫无用处的时候，自然我们要把它赶跑。可是我们眼前是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之中有很有能力的人才，他们能够统领军队，能够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蒋介石或许对革命不同情，但是他却在统领着军队，专心一致在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此外，有些右派分子是和张作霖有密切关系的，同时他们很懂得怎样打击他们部下的士气，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把他们诱导参加革命阵营。再者，他们之中又有和富商们有密切关系的，又可从他们的私囊挖出经费来。故此我们对右派应加以无穷利用，正如榨取柠檬汁一样，直到榨干取尽为止，再把它丢弃。”（注四）

注四：诺斯著《莫斯科与中共》，83页。

　　斯大林想利用的老马——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真的走上清共的政策。于上海“四二二”事件后，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路线已有新的转变，在那里已开始形成由千百万民众和农民所组成的统一战线而奔向农民革命，这定加强扩大革命战争的力量而从事对帝国主义，对豪门，对大地主，对军阀，以及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分子进行革命斗争。”但是不能放弃统一战线，这回所统的不是国民党右派，而转方向于国民党左派。在回答他的政敌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中国共产党脱离中国国民党左派而自组苏维埃时，斯大林说：“在现在这个时候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左派）是什么意思？……这不过是要放弃地盘，陷国民党的盟友于窘境，而让革命的敌人额首称庆罢了。这不过是要削弱共产党，阴谋颠覆革命的（左派）国民党！而把国民党的旗帜，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旗帜，双手奉上给国民党右派。这正是目下帝国主义分子，军阀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分子所求之不得的事。照此推论下去，我们必须陷入敌人的魔掌中了……”（注五）

注五：同上书，86页。

　　中国共产党是受莫斯科指示而照着行事的。在这时的魔术——统一战线，初期渗透入国民党，分裂之后，想找大树来遮荫，所以靠右了一下。谁知蒋介石“反动透顶”，看透了他们的阴谋，大举清共，杀个鸡飞狗跳。于是共产党又送秋波于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这一班人所主持的武汉政府，和他们搞统一战线；其目的也想藉他们的势力先求生存，次则将这些资产阶级左翼驱除，取而代之，走向“无产阶级的工农专政”。武汉政府这些国民党左派探悉共产党的阴谋，同时对于军事和农民运动被此之间也有不同的争辩。斗争由争辩而分家。共产党走左翼的统一战线又挨了一个耳光。于是各奔他乡，有的投诚国民党，有的转入地下，有的背着马列主义上了山。

　　统一战线——高级骗术，由国共合作的灵验到武汉分家时的不灵验，这一方面说明，“纸包不住火”，欺骗的戏法终究会被人揭穿的；另方面说明，共党成立不久，还不够阴谋老练，还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故玩弄的把戏常露马脚。这次魔术不灵，给它带来十年恶运，使共产党人在江西一带受五次围剿，弃甲曳兵，路经草原雪山，逃向北方，名之曰“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靠人起家而想成事的统一战线的魔术初试的遭遇，骗了人，害了自己。但是“失败是胜利之母”，共产党人对此颇具信心，遇有机会，还会祭起这件法宝，反正人是健忘的，即使是与他交手过的敌人。

2、抗日统一战线——休养发展力量的阶段
　　机会来了！日本在1931年9月18日在东北发动侵略，这时全国民情沸腾，趋向于全体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在1934年七八月之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在莫斯科开会，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提出《统一战线的报告》；主张在中国建立“广泛的抗日反帝统一战线”。这时毛泽东和朱德率领残部移转于川黔之间，听到这个消息，乃接莫斯科的指示，在8月1日在毛儿盖发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要求组织“全国人民联合国防政府”。共产党要藉这个护符起死回生。但是蒋介石能力虽然平常，办法也并不多，有些措施间接帮助了共产党，可是他是坚决反共的，这一点当不容忽视。所以在共产党弃甲曳兵西窜北上之时，他还是派兵紧紧追击，但惜所用的队伍，多系杂牌，很不济事。其中一个主要矛盾就是蒋介石想借剿共的机会一石两鸟，一并削弱地方军人的势力。而身为地方军人者，不能不为自己盘算，不能在剿共中消灭自己。所以共军窜抵川黔之际，都没有走绝路，随时都找到生路，这个方便之门大家是心照不宣的。终至使毛泽东带领不够三万的残兵北逃陕北，依附于刘志丹、高岗所割据的一块小天地。这时虽可住脚小息，而人困马乏，精神颓丧的，情形是不言而喻了。

　　蒋介石在外敌压境的情况下，仍坚持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这一点是与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相抵触的。任便他说出什么理由，中国人民是目睹国土沦丧，全心想对日作战，而不愿把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消耗于内战之中。蒋介石看不到这个潮流，反而镇压抗日的活动，抗日的言论被禁止，抗日的活动为非法，而且事实昭彰，东北是在他的不抵抗政策下拱手让给日本的，华北的权益，尤其是冀东特殊化，是经由他的部下何应钦签订的《何梅协定》而让与日人的。但是蒋的对日退让，并不能满足日本军阀想吞并中国的野心，于是不断地侵略事件接踵而至。1936年日本又在绥远滋事，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不可抑止。而蒋介石在这种严重气氛中，未能因势善导，反而在这年冬季预备对共产党作最后的围剿，自己亲到西安坐镇。就在这种气氛中发生了双十二西安事变，主持这次兵谏的人是东北统帅张学良将军，与其同谋者是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

　　西安事变的背景与动机，是很显明的。张学良将军率的东北军是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失去东北家乡，从九·一八之日就为蒋介石服务，由华北转兵华中，最后又调到西北担任剿共的任务。他们目见国土沦亡，白山黑水可爱的故乡不知何日才能回去，而经年累月为蒋介石的安内的政策拼命，何年攘外，尚不可知。所以全体官兵忍耐力已到忍无可忍的境地。同时，他们在想剿共任务可能又正是蒋介石想消灭他们的手法之一。杨虎城所率领的西北军虽没有如东北军丧失家乡之痛，但是目睹国亡无日，兼以有被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苦，他们同情东北军，故行动上趋于一致。于是共同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等八项主张。这些主张都是当时人民的要求，也是对国家事务的解决办法。

　　这一场戏剧性的西安事变，张杨的主张经蒋介石的同意，张学良将军乃于圣诞节日亲身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表示自己一片赤衷是为了国家民族，丝毫不参杂个人权益和恩怨。谁知张氏到了南京，一去不返。虽经军法审判定罪，旋经蒋介石请求，已蒙国民政府大赦，而蒋介石私自囚禁张氏已逾二十年之久。

　　西安事变主要背景和动机，简言之，就是一群流亡的军民要求抗日，想抗日就必须停止内战。这一点虽是符合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但实际这一要求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共产党不过想透过此路线达成其阴谋的目的而已。

　　张学良将军为了抗日和停止内战，曾于西安事变之前，在西北前线与周恩来会谈过，张仍主张拥蒋抗日，周氏为其说服。故于西安事变后，反蒋者多欲杀蒋以谢国人，而张氏乃一本初衷，保护蒋氏安全，仍主张拥蒋抗日。恰巧这时莫斯科也指示中共为了保全势力，避免内战，不要伤害蒋介石。两者乃不谋而合，只是后者另有隐私的目的而已。

　　抗日统一战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共产党利用时机把它喊出，而透过这条路线，保全了自己，并且为自己作了休养发展的契机。上文已经说过，共军于“长征”抵达陕北之后，人数不足三万，而人倦马乏，已入釜底游魂，如果蒋介石以三五十万之众一举而歼灭之，可能性不是没有的。但是蒋氏不察当时国内外的局势，已不容再有此一举，于是乃有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国是为重的张学良，一心想抗日，对共党，正如其他一些好心肠的人一样，不甚了解，以为一经停止内战，同是中国人走上抗日的大道，抗日之后，大家可以和平相处的。因之，发动西安事变。结果，中国走上抗日的道路。同时西安事变保存了共产党的势力，而且透过此转机，于次年三月国共谈判，改编红军为第八路军，共产党为合法组织，这样给它一个日后长成的机会。

　　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的军力想要保存是很难想象的；同之，如抗战中没有第八路军这个番号，共军发展不会这样迅速的。但是，虽说如此，我们也得承认，纵然因无西安事变，共军被消灭了，没有了第八路军的番号，共军自然遭遇不少困难；可是，在腐败的政府统治之下，抗战八年，共党还可在混乱的局势下生长力量；所不同者，只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

　　在抗日统一战线的伪装下，共产党得与各方联系，尤其在西安事变之后，它以公开的地位，合法的军队，与各方接触，而接触的结果是不愉快的。因为共产党已决定抗日统一战线就是自己的护身符，为自己争取休养时间和扩充力量的机会。故抗日战线的程序一展开，全国军民热情地走上战场，共产党便阳似抗战，而阴是混水摸鱼。开始时，共军不与国民党的正牌军搞摩擦，而专吃杂牌的地方军队。在华北吃过共军之亏的，有宋哲元的部队，韩复渠的部队，石友山的部队，阎锡山的部队，北上抗日的李宗仁部队；最后连西安事变他们的救星东北军，也被他们吃掉一部，拉垮一部。在北方，共党抗日统一战线这个名词印到地方军人的脑里，就是不详的代名词。在它的背后是瓦解这些军队，吃掉这些军队。而共党于吃饱之余，躲在山上“抗日”，渐渐地壮大自己的力量。这个沉痛的事实，活在今日的抗日将领，都能为你说上三天三夜。

　　我是不满意共党这样作法的，举两个例说明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心情。第一个例，1939年东北一个义勇军首领赵侗被杀。赵侗曾在七·七事变后领着一群抗日战士，其中不少人是我主持的东北大学的学生，在北京附近打游击，后来扩展到几千队伍。共产党看中了这个队伍，渗透进去一些人，拉拢一些人，最终把赵侗驱出部队，而代之以党员高鹏。赵侗于1938年底绕道香港到重庆，又聚集百多个青年知识分子，于次年重新走上抗日的大道。当他北上到华北寿县的时候，被共军深夜包围，一举歼灭干净，死里逃生者仅二三人。这时报纸上载着这段新闻，我在《时代批评》上警告共党勿作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待我与驻香港共党负责人廖承志（现为中共中央委员）谈及这段惨案时，他一口否认没有其事，并说：“赵侗现在华北作生意，生活很好。”当时我想赵侗若是作生意的话，地点一定是阴曹地府。

　　另一个例子，1941年新四军事变之后，国民党大行镇压，不少进步人士，都逃到香港，这时我正在香港；我的一个老朋友于毅夫（共产党员，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有一天他到我家谈话，希望我多作些抗日统战工作。我当时反问一句：“这个统一战线还有什么新内容没？”他未作答。我接着说：“如果还是老一套，你们已经无什么可作了。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下，你们把人得罪得透心凉了；所有的地方实力派都吃过你们的亏，部队或多或少地被你们吃掉！”接着我举出不少例子，于毅夫张口结舌不能谈下去了。

　　这两个例子，说明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的美名下所怀的居心，所干的勾当——无情面地吃掉别人的力量，不能吃掉的即予歼灭。而自己躲在山上，举着抗日的旗帜，壮大势力，坐以待变。

　　在抗日末期，共军力量已较为可观，乃进而与国民党的正牌军摩擦，这时的国民党当然也不肯相让的。于是有新四军事变的一系列的冲突。

　　最近蒋介石以亲身的体验，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揭露共产党抗战初期的姿态，也可以说共产党的行动在抗战初期已为日后作了结果。

　　“二十六年（1937）之秋，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其要点如下：（一）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以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二）这一决策可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

　　“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抗战前途及中共的路线’的决议，又确定其工作方针如下：‘（1）扩大并加强统一战线，将组织与活动，由秘密变为公开，由局部变为全面，为党（共产党）取得合法的平等竞争的地位。（2）在中国政治上的决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战过程中，尽量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争取政权的基础。”（注六）

注六：蒋介石《苏俄在中国》，86-87页。

　　这就是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党的路线，共产党为贯彻此路线而奋斗了。

3、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成功的阶段
　　抗战胜利之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扩大的力量已相当可观，军队由1937年两万人改编，到1945年已号称百万之师；党员由当时四万人之众，一跃于1945年而称党员百万。日本帝国主义真是中国共产党的救星。没有抗日，共产党哪有机会创造这些资本。有了这些资本，就可问鼎中原。但共产党自知力量虽长大，而与国民党对比，还是不够强大，国民党还是它意料中的大敌。对它的战略，必须是又敷衍又打击。在运用统一战线时，就是团结联合不满国民党的人，同时就是孤立国民党。

　　共产党明知在抗日战争中因为它那套瓦解友军，吃掉友军的作法，得罪了大批地方实力派；但是，这不要紧，反正还有未亲受其害的人，统一战线戏法还可以演。例如在抗日胜利前后，共党对地方实力派如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等人所进行的拉拢，就是根据这一经验。

　　不过，这回是要夺取政权了，不止要有“友军”，而且还要有“友党”。争取友党，共产党一眼首先盯住了国共以外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开始作民盟的工作。（在1944年前，这个组织显著的是包括三党二派，即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第三党、乡村派、职教派。我于民盟创党之初即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加入民盟，后来大家不谈组织，我也就不提了。1943年沈钧儒派的救国会才行加入。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盟员以个人为本位，而不以党派为本位了。）

　　夺取政权为当务之急，而主要对象为国民党，于是共党展开了统一战线的高级技巧。在1945年共产党意料国民党是庞然大物不可轻敌，于是一时伸出谈判之手，一时给你一枪，这就是“又团结，又打击”。也就是周恩来口中的“边谈边打”。对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用这套办法：团结、分化、打击、渗透。跟共产党合作的，则团结，如中国民主同盟；可以由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则进行分化，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有的死跟国民党走的，则孤立打击，如脱离民盟的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而到紧急关头，如1947年以后，共产党要给国民党以致命的打击了，要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了，谁再反对内战，就被认为帮助国民党，为敌人争取喘息时间。我个人当时因继续反内战而遭到共产党人的抨击的。（注七）共产党之所以能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起这种影响，就是它无孔不入的渗透工作，起了作用。

注七：见1949年2月香港《华商报》。

　　锣鼓喧天，好戏登场，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个政府，“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统一战线又统了四个阶级，美其名曰这个政权是四个阶级的联盟，政府是联合政府。这时被打击的是反动派，不许乱说乱动，被圈出在人民之外了。中国人民在共党的统一战线的圈套下把它捧上舞台，而呻吟叫苦是抬轿子的阶级，被消灭的阶级。

　　统一战线——高级骗人技术，在北京红色政权成立之后的二三年间，还不断地起着作用，还有不少人上了它的钩。对政权的稳定起了不小的作用。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侨胞，还不断受这个骗术的玩弄。

　　从上述统一战线的三个阶段，头一阶段靠人起家，被愚弄的是国民党；第二阶段吃亏的是地方实力派；第三阶段——最后阶段是击溃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势力，俘虏了各民主党派，玩弄了四个阶级和爱国民主人士。这四个阶级除了工人阶级之外，还得看中共的脸色，自掘坟墓埋葬自己。一篇谎言已经揭穿，就此在大陆上告一段落。魔术已经不灵，而另换一副统治的面孔。但骗人的余地还是存在的，那就是在海外、在国际间、在那里想吃这付毒药的人，一定还有后备队伍。

二.民主党派——被骗和用以骗人的工具

（一）花言巧语诱惑上钩

　　欲了解共产党的法宝——统一战线的作用，工作方法和真实面貌，应先透彻了解在大陆上的民主党派的遭遇，由被骗到被利用以骗人的过程。

　　共产党在这阶段，高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意思凡是有一点“民主”气味的团体和个人，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就阶级讲，除了帝国主义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这一阶层的人们外，其他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民主爱国人士（包括华侨）都在统一战线之内，都是“自己的人”，都须要“统”；帝国主义分子，封建大地主，官僚资本家不是自己人，都须要杀头，劳动改造，和管制。不过要“统”的阶级有四个，要“统”的人们又这样多，于是不能不找代表性的人和团体去“统”，透过这个代表性的人和团体再统其所代表的人。

　　什么人和团体和代表性呢？毛泽东盘来盘去一眼盯住了民主党派。这些人们是有阶级性的，是有代表性的，而且都有一套讲究和活动力。不抓住这些人，就不能与国民党平分春色，更不易谈称朝称帝了。

　　在抗战胜利的前后几年中，国共的摩擦时而紧张，时而和缓；国内的民主党派担心这两个集团因争权夺利要误国家大事，不能不想办法组织一个第三种力量，折冲于国共之间，使他们有所顾虑，至少令他们知道，这个砝码，看是非和情况，再作选择，加入哪一边都会对另一边有不可估计的损失。也许用这套办法，使国与共不敢胡作胡为。根据这套想法，于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布成立了。这个组织名义上包括三党二派，实际上有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各地方实力派，以及社会上知名人士和政治活动家。当时真称得起民主大同盟了。就以现在大陆上的、台湾的、和海外的小党派的负责人来说，他们多数曾是民盟的分子。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今日的民主同盟）的出现，给中国政治带来一种新空气，许多不满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人们以为自己有了出路，有了可以依靠斗争的组织，中国人民正义的呼声有了代言人。国民党当时对民盟如眼中刺，而中共却起了利用之心。

　　毛泽东为夺取政权铺平道路，先放出中国需要“新民主主义”，继之以中国需要“联合政府”，这两个幌子打动了不少知识分子。他们以为中共需要实行新民主主义，而且时间相当长，它与三民主义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以为中共要求联合政府，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共产党这套把戏虽明明骗人，但被骗的人都以为是真的。一般人看共产党文件，多看重表面，而忽略其伏笔，看了上段而忽略它的尾巴。民盟的负责人中间，有些就上了这个当。

　　另方面中共既看中了民盟可资利用，于是于1943年乃派遣其外围核心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一群人加入民盟，想于其中起左右作用。从民盟成立之时起，共产党就处处想利用它，不过，它知道民盟这群人有进步性而不一定跟着共产党走，故行动往来颇具一番假虚心；遇有事情，总是向民盟“请教”。就以重庆政协开会期间和会后，事无大小，周恩来都是到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来商量。商谈的地点多数不在客厅里，必约民盟的代表在罗隆基和我住的房间里，表示亲密，不拘形式。

　　这时共产党似乎必得抓住民盟，找个同伴，以为进退之据。民盟的当时情况虽被共党患了假相思，民盟的领袖们如张澜、张君劢、黄炎培等人并不是想断绝了国民党这条路，这时时与国民党人接触，无如国民党铁了心，硬把民盟向共产党那边推。就如国民党派特务于1945年末袭击民盟在重庆的机关报——《民主报》；1946年在成都派特务侮辱民盟主席张澜先生，1947年底强迫解散民盟总部……这一系列的事，看出国民党的愚蠢，正给共产党以更好的利用之机。

　　国民政府从1947年冬起，逐渐走了下坡路，而疯狂的反动程度并不减少，例如强迫解散民盟总部。因之，大批的民主党派人士被迫逃到香港。民盟的总部在香港恢复了组织，且于次年春还开了第三届中央委员会。接着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宣布成立。在1948年中许多党派负责人都到了香港，如民主建国会的章乃器，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已先到港），致公党的陈其尤，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茅盾等人；而且每个党派都有一批人聚集在香港。共产党于是有文章可作，邀各党派每星期开个座谈会，交换国是意见，随时争取各党派发表时局宣言、声明，这自然一面指责国民政府，一面支持了中共。今天说来，这些党派固然显得天真幼稚，但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行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事实的对照是很明显的：国民政府迫害这些党派和其组成分子，例如解散民盟总部，逮捕大批民主人士。而且国民政府内部互相倾轧，眼看是大厦将倾。同时，共产党虽不一定受人爱戴，但它还有一副假面孔，称兄道弟，在政治路线方面是民主统一战线，主张的是“新民主主义”，要成立的是“联合政府”，允许人民的是“民主”、“自由”。而且对民主党派极尽其拉拢能事。两方对照，这就很显然了。一方是镇压、迫害；另一方是“同情”、招呼。于是不期然而然的，各民主党派支持中共发出的重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当然谁也知道，这次召开政协的主人不是蒋介石，而是井冈山上的好汉毛泽东了。

　　这时响应中共的号召——欺骗，和日后参与中共政权的党派和个人，一些人是想谋求国是解决；一些人是激于义愤，受不了国民政府的迫害镇压；另一部分人是官僚政客，正好乘机图利；还有一部分人是堕落成性，死心跟共产党走了。

　　那时在香港活动的共产党负责人潘汉年、方方、乔木、连贯等人和他们的同路人，在“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重开新政协”，这一套召开的阴影下，摆出一副假虚心的面孔；好似中国事，大家有份，大家来搞。这样“统一、民主的新中国”就能实现。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请客电报如雪片飞来，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北上共商国是。毛周发给我们八个人的电报是在1948年12月中，约我们于最近期中迅速北上。时间迫促，限于两星期内动身。这八个人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民盟副主席沈钧儒，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致公党主席陈其尤，还有郭沫若、沈雁冰（茅盾）和我。他们知道我近二年来常批评共产党，不一定能如邀而往，特请章伯钧几次向我说服，至少要去走一趟。我果如他们所料，“以私事待理，未便成行”为词，婉言谢绝，允于日后前往。其他诸人于圣诞节前夕，偷乘苏联货船北上“商谈国是”去了。这些人被运到大陆，转送到哈尔滨，以后又移住沈阳。据后来他们告诉我的，这些“民主人士”是很好的被招待于旅馆中，闲余时间，游山玩水于满洲大地，从未谈及政治。有的人如章伯钧穷极无聊，把他的时间放在逛书摊里。我以后（1949年春）到了北京，和他们开玩笑说：“幸而我未争先受这趟罪”！

　　原来中共首脑们知道这些人有用，至少是可以利用去骗中国人民，因之尽早把他们骗来，先行冷藏冻结起来，随时可以驱使。另方面，他们知道这些人在中国社会有一些号召力和活动力，日久生变，说不定另搞出一套名堂。其中最值得他们注意担心的是：李济深、章伯钧和我几个人正在搞军事活动。所以非把这些人冻结不可。果然，李、章北去之后，留我一人在港，便感空虚无能为力了。关于这类事，以后我们到了北京，于三反运动前后，我们都作了交代检讨。

　　至于我为何终于北去呢？原因是简单的。于1949年3月，我们的民盟总部决定迁往北京，盟内盟外很多朋友都因香港无法站脚，不能不北去，而且许多人已经北上了。我单独地留在香港有些孤寂。这是环境形势促成，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一点，我虽常批评共产党，但我觉得中国局势可能是和平谈判，最后走向联合政府之路。我在北上前写了一篇文章《展望大局》，内容就是这样看法。有了这个观察，便觉得自己奔走国是有年，这个机会就是为人民说话的时机，不应随便放过。我是以此种心情去了北京，参加了中共政权；而八年来一无作为，只学得一点经验，那就是中共的骗局。

　　这大批民主党派人士，首先是到东北，待北京“解放”之后，于1949年春，纷纷到了北京，我是在三月底去到北京的。我们这些人分别住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处，大家都等待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底开幕，它的组成部分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和社会上有代表性的人物，总共有662人。民盟总部除有16名正式代表2个候补代表外，在这次会上有民盟盟籍出席的人就有一百多。党派的代表名单是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各党派协商的。其他以各种名义，如人民团体，学术界，华侨等等推出的代表也都是以协商为名，实际是由共产党指定。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订临时性的宪法——《共同纲领》，通过政府组织法，和选出政府。会谈的本身就是最高的立法机关。我亲身参加这个会。论来，以代表身份，应该有所作为。但是在共产党指导下的“民主机构”，我这份代表，成了不能自主的机器，实际上每个代表都同我一样；例外的，只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共产党首脑，才有运用脑筋的必要。《共同纲领》由共产党提出，大家也讨论了，情势所限，在小组讨论时，代表所能建议和修改都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间，其他内容是不许删动的，即使有人提出一些意见，也是经由共产党人的解释，予以否决。在大会上提出这个纲领，无保留的，无异议的，热烈一致地全场举手通过。在选举政府人名单时，事前也是由共产党拟定，交小组讨论，结果也无保留的，无异议的，在大会上全场投票一致通过。就是在会上代表的发言，也是先拟好，然后交大会主席团看过批准，主持这件事的，不用说又是共产党。

　　这样一手遮天，一手包办的事，共产党说是“新式民主”，主要的特点是“背后协商”，所以特别有其优越性。我所了解的和体会的，这个“民主”的特点，所谓“背后协商”，实是“当面指示”，所谓“优越”，是共产党一手包办，这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注解了。

　　《共同纲领》真是把人民的要求全都列入了；对党派说：“这是联合政府”；对知识分子说：“这里有民主，有自由”；对资产阶级说：“有公私两利的经济”；对农民说：“土地改革，个人分得了土地”；对民族分子说：“民族平等团结”；对爱国分子说：“我给你一个伟大的祖国”。这真是“民主，自由、幸福、繁荣、富强新中国的诞生！”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这都是画饼充饥。

　　在这里稍微提上几句，简略的作一个轮廓，以明了实际情况，详细地则留待本书以后叙述。所谓联合政府，虽然，民盟主席张澜，民革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副主席，但这是两个空牌位，为共产党作陪衬。其他如民主党派的几位部长，如交通部长章伯钧，司法部长史良，邮电部长朱学范，卫生部长李德全，轻工业部长黄炎培……这些民主党派的人士虽身当要津，但是有职无权，一个十足的傀儡；真的有职有权，决定事务的人是共产党的副部长。所谓联合政府云云，实际就是这样。

　　至于“民主，自由，”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还能谈什么民主，自由！他们盗用这个名词，不过是为骗弄铁幕外的一些门外汉而已。其次是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这是真的，这是共产党想利用农民所放出的饵食，不旋踵的工夫，这些农民分得的土地未等亲热一番，已经农业合作化，而以另一个手段夺回了。再次，公私两利，公私兼顾，是用以欺骗资产阶级的一套，最后于1955年底在天安门上宣布社会主义改造成功，所有的全国工商业，不为国营，至少要公私合营。这些大城市于数天之内统统完成了这一任务……这一切一切，弄得拥护《共同纲领》的人目瞪口呆；才明白这才是共产党的真面目。新民主主义阶段原来说是很长，现在这么短，联合政府原来是各党各派有份，有地位，现在在共产党的玩弄下，原来是一群傀儡，可怜虫。

　　民主党派在政协会议开过之后，本来要取消一些，缩编一些，因为大的任务已完成，而且毛泽东已被拥护上了台。最初只想保留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和民主建国会，其他的小党取消名义，合并到三个党派里。预计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四个组织取消名义，合并于民盟；致公党合并于民革。那时已经着手，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之取得民盟负责人的地位是那时开始。九三学社正在交涉之中。后来毛泽东一想，这样合并于他有损，外边一定说他过河拆桥，拉完磨杀驴，因之他说：“既然开销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他这一醒悟，保存了几个小党派。

　　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民主党派有什么用？作些什么呢？这将从对内对外两方面来讲。

　　对内，共产党知道，虽然说四个阶级联盟组成统一战线的政权，自己说代表工人阶级，其中有三个阶级是陌生的，这就是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它将如何争取这些阶级分子来支持共产党？这就要有所利用。民主党派在这些方面是有影响力，因之只好利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社会知名人士，为它蒙过这一关。

　　于是遇有大事，除了成立政府由各党派成立的政协通过外，还要各党派联合宣言，如“抗美援朝”，“解放台湾”，都由各党派联合声明，其他方式就是共产党政府决定某项事情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都要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拥护。这不只是声势问题，实因在中国这个复杂而又落后的社会，共产党登高一呼，并不能引起群声响应，它必透过在社会里有声望的人和党派，说出同样的话，这些人和党派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和分量，至少使落后观望的群众感到：“张澜、李济深等人不是共产党，他们都这样说，这样号召，一定是不会错的……，”至少使正直的群众把怀疑共产党的作用打了一个折扣。换句话说，共产党心里的话，由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口中说出，就有说服力，揭穿言之，就更能骗人。所以共产党显然先骗了民主党派，还得利用民主党派去骗人民。

　　再有，中国是个六万万人的国家，共产党执政之时号称百万党员，1956年号称一千万党员，这个数目若在小国确实可观；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比数上，真是一小撮人面对浩浩大海。几粒红色的颜料，如何能染变大海，于是不能不利用民主党派，使民主党派在他们熟习的人民群中为共产党散布拥护支持的种子。简言之，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深入工作的地方，由民主党派去工作。因为民主党派不只在这些人群中有号召力，而且民主党派就是这些人的前身，它们懂得这群人的心理、习惯、感情和语言，这样套上共产党的指示目标，传达到这些人群中去，这对共产党来说，就是事半功倍。

　　为了达成这个任务，红色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指导下，进行了分工，免得党派间摩擦和费时费力。各党派工作的划分是这样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专负责吸收、影响、教育旧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党员。民主同盟负责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这就是在高等学校，对大学教授和专门技术人员的工作。民主建国会负责工商界工作。农工民主党负责技术人员，包括中西医。民主促进会负责中小学教育方面。九三学社负责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工作与民盟相杂，不过影响力小些，社员不多而已。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负责对台号召工作。致公党负责海外华侨工作。1949年以来，各党派内部的分工大致如此，其中虽有调整，那是枝节的部分。

　　共产党利用下的民主党派，不但为对内欺骗人民的工具，对外也为欺骗国际的工具，这是共产党对外斗争的一部分；不只是用来骗“帝国主义”，而且是用来骗“中立主义”，和独立后前殖民地的国家。这样有利于中共的活动，使落后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国家，如何的羡慕这个大国。

　　中共在国际间利用民主党派作骗人的工具，是为达到一个目的：使人相信中国是一个多党的国家，政府是联合政府，这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可以不必怕他们国内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可以合作的，中国不就是好例子吗？

　　中共在这方面的技术是用心良苦的，今举几个显明例子，大家一看就可以明白其用心了。

　　第一、政府人员中摆上一些空位，让给有职无权的民主党派人士，对内对外表示是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绝不是我们从前所了解的应有的内容。这个内容拿到西方更无人能想象得出。说来，令人作呕！

　　第二、对外宣传必有不少民主人士发言，如张澜、李济深、宋庆龄、黄炎培等等人士，使外边人得一个印象：这些人不是共产党，而是多年为民主事业斗争的人。但是发言的稿子是共产党人作的，或是经过共产党的批准。

　　第三、国际活动多派民主人士，尤其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必有多人是民主人士，就如和平理事会，和彭真于1956年率领出国的议会式的代表团等等，民主人士占的比例数颇多。但是所可注意的，凡是这样出国的代表团，其中主持行动方向的人是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只是留声机片。

　　第四、资本主义或中立主义国家的代表来到北京，必让他们有机会和民主党派负责人见面谈话，谈话内容大纲是由共产党事先就给预备好了的。

　　第五、民主党派的章程上，必印一条“党费由党员交纳或自由捐献”。外国颇注意这一点，以为党由自己收费开支，这个党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外国人问到这一层，我们就说“党费由自己捐献交纳”。实际上所有党派的开支，无论上级和下级，全由国库开支。从1949年到1954年，我是民盟中央委员会下的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可证实这种情况。头两年所有民盟上下级组织的经费，都是由我出名向财政部领取，然后年终向它报销；后二年地方组织经费，由当地组织向财政机关去领，免去了由中央领取再发的多层手续。

　　以上几点就是共产党对外利用民主党派的作用，其想达到的目的是可以想象到的。今天说起来，共产党人厚着脸皮还可支吾其说，但是想骗西方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国家，是司马昭之心，人人可见的。不过，若不把它指出，许多国家以为这是不足轻重的小事，那就为共产党所想展开的国际统一战线打出一条路，于是分化、渗透、颠覆、第五纵队等等工作就有了基础。

　　民主党派自从1949年登上了共产党这只船，成了共产党的俘虏，当了共产党的骗人工具。最初由于联合政府这套迷药，似醒似醉混了两年。但是越混下去愈痛苦，就是利禄熏心的人也觉得末路将至，“吃统一战线饭”的日子愈来愈短，地位愈来愈低，待遇愈来愈冷淡，而自掘的坟墓就需要启用了。这时从各方露出消极的空气。本来共产党早有此打算，而且也是不隐藏的。记得1954年在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开会期间，曾请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作政治讲话，我也被邀列席旁听。陈毅说：“阶级、党派的存在都有时间性的，它们过了时代需要就得取消淘汰。中国的古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合乎唯物辩证法的”。民主党派人士听到此话，虽赞其高明，但内心是灰色的，这时已证明共产党想逐渐地消灭民主党派。可是不能行之过急。于是在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张澜（民盟主席），李济深（民革主席）都改为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国务院的副总理黄炎培（民建主任委员）也取消职位，换到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去。部长们也有的去职（如李书城去掉农业部长职），这已露出转变的端倪。

　　“狡兔死，走狗烹”，汉高祖刘邦这套手法是合乎共产党唯物辩证法的。陈毅口爽为之道出。但是世事多变，1956年有清算斯大林，有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全世界共产党又走向困难，于是中共不能不考虑本身问题。1955年感到知识分子不满意，有“六不”现象；农村中因合作化过急，农民表示消极；党派人士背后议论纷纷，甚至在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提出将近百条不满统战部工作的意见。这还是多事之秋，更何况台湾尚未“解放”，于是毛泽东看到，郊原还有狡兔，走狗还得利用，不能早烹。

　　1956年毛泽东放出八个不着边际的大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不指出范围和内容界线，令你在五里雾中捉摸。当1956年在北京讨论“百家争鸣”时，我就向人提说：“毛常提对联式的口号，令人无从捉摸，这次百家争鸣就是这样，怎样鸣，什么界线，范围如何？我摸不出一个轮廓。”但是讨论的人便纷纷猜测领导意图，有的说唯心唯物论都可以鸣，有人说争鸣也须以马列主义为领导等等。实际上我心里明白，毛泽东惯用这套手法，提出几个字，叫你捉摸，解释多点，或解释少点都可以。然后他看形势再下定义，并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这一回，他提出这个口号，正如他自己向高级人员所谈的：“几年来，运动搞的太凶了，人民和干部都喘不过气来，这回鸣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先喘一口气。”“先喘一口气”一定还有下文的。这是毛泽东对付人民的手法。他对付民主党派如何呢？民主党派不也是喘不过气来，有消极的现象吗？他于“百家争鸣”的时候，对党派也放出八个大字：“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对民主党派打一针强心剂。于是刘少奇在中共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上也牵强地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到社会主义阶段，也可代表改造后的资产阶级”。这真是新闻了。

　　民主党派从1949年10月1日起已日趋没落，死亡无日，（实际来说，从1949年政协开会后等于死了）。这回“长期共存”，不是“皇恩浩荡”吗？不更可骗人吗？何况，不止“共存”，而且还要“互相监督”，这真是“新民主”了！我早了解共产党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有一次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专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我故意说几句讽刺的话；但在表面上，不能指出话里的毛病。我说：“我很惭愧几年来参加革命政权毫无贡献，说起来，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的组织也没对共产党有什么建议贡献。从今后，有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目标和任务，我们个人和组织都应当振奋起来，不负领导的期望。”我记得很清楚，话在嘴边虽如此说，而我心中是沉痛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被共产党玩弄得不成样子，现在还假惺惺地提什么“互相监督”，这不是骂人吗？这不是哄不懂事的小孩子吗？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骗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让他们在绞刑套里喘一口气，然后还是绞刑。“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玩弄民主党派，“狡兔”尚在，“走狗”还得养活一时，不能就烹，有时还须利用。

（二）横眉竖眼且看颜色

　　一般的印象，每个政党都有阶级性，代表一些社会上的利益，因之，政党都有自己奋斗的目标和纲领。在红色中国的党派，除了共产党外，还有七个小党派；它们在参加北京政权前都有自己的活动对象和奋斗的纲领。其他党派的纲领如何？我未见过，但是我深知民主同盟这个组织，它有奋斗的目标和完整的纲领。对这个纲领，我是参与意见的，而且我愿为它忠实奋斗的。可是这些党派参与北京政权之后，一律地取消了自己的纲领，在党章的第一条先大书：“本党（盟、会、社）是以《共同纲领》为纲领。”接着就是另一条：“本党（盟、会、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有了这两条就是给民主党派确立了地位。表面上有这几块招牌，对外表示独立，实际上民主党派已经是名存实亡。但是这还不够，还不许各党派的成员有什么“分庭抗礼”，“闹独立性”的思想，如果这样，就是不革命，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民主同盟在1949年底就开始整“分庭抗礼”思想和“闹独立性”的思想，而且被整的人一直追溯历史到他参加北京政权前的两三年。我们民盟被整的人就不在少数，罗隆基和我这群人就是被整的对象。

　　本来我们的盟是独立的，参加北京政权，也是为“共商国是”，在“联合政府”有盟的一份。这在我们这群人脑中本是正常的想法；也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短于应付环境的能力，由始至终，碰到这类问题就受打击，罪名是“分庭抗礼”，“闹独立性”。因此，多年来脱不掉落后分子的帽子。

　　按之中国古代王朝的历史，我们倒清楚得很；一个王朝上台，那就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分庭抗礼就是不尊重王朝，有意造反，那个罪名还得了。但是我们愚蠢地认为这是民主时代，革命是大家有份，争持本党的独立，并不算什么过分。谁想到共产党就是王朝，谁能开始就那样落后地想以共产党比作王朝。结果，你不懂得，不明白，就得人家用棒子打，一直打到大家承认共产党王朝是不许“分庭抗礼”的；共产党以外，不许有独立的组织。

　　就我个人的体会，本组织没有了纲领，没有了独立性，没有分庭抗礼的气魄，就一直感到什么都完了；过去奋斗的史实被人盗用了，而且继续被人利用，自己良心惭愧，便觉没有力量，便觉一点智慧，没有发言的勇气了，便一直在争取不发言的自由。但是沉默就是反抗，于是不得不在大小会上背诵书本马列主义经典和《人民日报》的论调。如果，你的言论稍不留意露出一点旁观者的态度，人家就会送给你另一顶帽子：“作客思想”。

　　我个人的体会虽只限于我个人，但我知道很大一批民主党派分子与我有同样的情况，同样的感慨。只有堕落成性的唯利是图的分子伪装进步奔走于权势之门；看他摇摆那条尾巴样子也是很可怜的。

　　民主党派既发言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共产党派谁来主持其事呢？虽无明文规定，但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部”是直接负责的，它的机构内专设“民主党派处”，凡是民主党派的事，不论大小，它都过问；如果民主党派开会，主要讨论的题目内容，也请示统战部，会后把议决或声明，须得送统战部看过。选举的人名单先请统战部批准，会中还得很荣幸地请统战部长李维汉亲临致训指示。在地方也请地方统战部长。在会议中每天都有情报员向统战部报告与会的人们思想动态，有时统战部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席旁听，亲自取得第一手材料。

　　平常的事务如布置什么座谈会，怎样工作，也得请示统战部。有时吸收某人入盟入党，也得征求统战部的意见。统战部点头即可，摇头就等于判定那人还有可疑之处。

　　统治民主党派的统战部，上自部长，下至工作人员，对民主党派人士是很有气魄的。开会时，他或他们坐在上座，气势严肃，目临下民。据在日伪时曾受过日本统治的人们告诉我，统战部大老爷的气势和日本侵凌中国时代的指导官，一模一样。从这里就可看出他们那种主人气势凌人的面孔。他们对待“民主人士”颇具高兴了“招之即来”，不高兴了一摇手“挥之即去”的气派。何况，你的生活、地位，甚至命运，都操之在他们的手里。共产党何以有这样的拿手？因为他们懂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一切的道理。所以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把一切可以令人谋生的路子堵死，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统由国家管制或经营，谁想活着就得伸手求怜于共产党。人们就如同小鸟一样，所有可以获食的地方，统由共产党把持，你想活就得飞向他的身边得几粒小米，不想活“听君自便”。共产党得到一条规律：绝大多数人是想活的；想活着就得听他们摆弄。

　　有一次在1952年二三月间，正是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去看徐冰（邢西屏）副部长。这人与我相识甚久，在七·七事变前我在北京主持东北大学时，他在我们的学校有课教。在那时以后，我凡与中共打交道，他常常作通信传达的人，说起关系来还不算坏。那一次谈话，他很严肃，提到张东荪先生，他有些气恼，（这时张东荪已在三反运动的开始，过不了关，正在停职反省；不久就被软禁。）徐冰说：“我们共产党今天可非昔比，我们愿给谁个颜色看，就给谁个颜色看。”话后让我在民盟好好作坦白检讨，挖掘愈深愈全面愈好。这是对我的恐吓，同时要我交代我一生的活动历史。关于交代全部历史，我倒不在乎，因为有目共见，我的二十年奔走活动都是为了民主运动，没作过官，没枉过法，只有一条垂直的路线。后来我在民盟检讨交代历史时，他们说我夸耀过去的清白光荣。

　　中共的统战部副部长脱口而出，共产党今天可以随便给谁颜色看。我听了这话领悟颇深：一个自命为革命无私的政党，竟能纵情任性的随便给人颜色看；在其统治下人民的遭遇，是可以想象得出了。民主党派被玩弄的情况，是可想而见了。

　　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统战部就是民主党派的直接统治者；事无大小，都得向统战部请示。统战部中上级人员，无论在中央或地方，都是气焰万丈，不可近人，正如军阀时代的幸进的小人得势，见了凡人都不睁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统战部的周围包围着一群党内外的趋炎附势的小人，他们是民主党派的所谓“积极分子”，他们是统战部的报耳神。我毫无成见地可以良心作证地说：这群人都是邪恶之徒，不正派的；他们所追求的是取得主人的欢心，赏给一些骨头。统战部的部长和高级干部就得意这些人，闲着说笑打骂，高兴大吃大喝。这些腿子们为证明“热烈拥护”共产党，多是无事生非，所送上的情报又添油添醋，结果民主党派中只有他们是“积极分子”，是可靠分子。主子们于欢心之余，又怒骂“民主人士”了，抓住机会就对这些民主人士狠狠地整。这时统战部所不得不敷衍的，只是民主党派的少数上层。即在上层中它也给分化、分家，列出谁是进步，谁是中间，谁是落后，这就分别给以不同的颜色。

　　民主党派不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直接通过统战部，实际最直接领导的当推在民主党派中的共产党员。自从这些民主党派在北京挂起招牌之后，共产党派些党员参加各党派工作。有的党派如民盟在好久以前就有共产党员潜入，他们直到北京才公开党员身份，（举例如民盟中委周新民、闵刚侯等人。）这些共产党员在民主党派中成了主宰。大家说话得先看他们的颜色，决事则先听他们的意见，待办的事则先由他们主张。他们三三两两结队成群，在民主党派中是直接的指挥官，透过他们再上呈统战部。这就所谓透过共产党员的领导。如你关于这个问题作表面上、理论上的讨论，共产党是闭口不承认这回事的，而事实如此，他们会有会心的微笑。

　　最后，让我提及举世皆知的大笑话。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在1956年毛泽东目睹国内外情势，放出了十六个大字的号召诺言，对人民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民主党派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产党把人玩弄得太不成样子了。在1957年春夏之间，共产党还故制陷阱，希望大家“大鸣大放”。“鸣放”虽为对人民而设的陷阱，“鸣放”与“互相监督”有关，因为不鸣不放，如何去作监督工作。于是在鸣放政策下，在互相监督的诺言下，噤若寒蝉的民主党派人士也开了口，按着共产党划定界线说些话。本来这些话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再平常没有了。而且这些说话的人，是摸着共产党的脉搏说的话。结果，倒是中国的老格言有预见：“忠言逆耳”。鸣放方才开始，对政策执行人员的作风，和所犯的可以改正的错误，提供一些良善的意见，共产党内有人跳脚大呼“收兵”，大呼“这些鸣放的人是反党、反革命、反人民。”于是如火烧天搞起反右派的无情斗争。共产党下了讨伐令，“打倒右派”，足足闹了数月之久。

　　本年在共产党说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之后，共产党本身进行整风运动，并公开声言希望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提供批评意见。谁知民主党派人士方一开口，提供一点忠言；方一开口试试“监督”的味道，统治者就怒吼了：“你们也敢说话，大胆的奴才！给你们颜色看看！”于是党的整风运动，转而为整右派运动，实际上是整民主党派，而在民主党派中又以民主同盟为其打击重点。

　　在大陆上的报纸，大加讨论的是民主同盟的两个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在海外也有不少关于此事的消息。牵涉在内的有不少民主同盟中央和地方的负责人，都是全国的知名人士。共产党为何看中了民盟加以打击，因为民盟的组成员多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大学校长、院长、专家。多是全国闻名人物。正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所以对事的感应就灵敏些，所以在鸣放时说了一些话。这些话不管是如何选择词句，只若是鸣放，对共产党就有点不利。不利的话出诸知名人士之口，一定有些影响，那还了得。因为共产党一贯允许的只是“歌功颂德”，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民主同盟中高级知识分子多，故共产党重点是整民盟。民盟中西洋留学生多，尤其是美国留学生多，故重点的打击美国留学生。我说这话是根据实情，民盟这个组织其成员如此，稍知内幕者都可道出；惟我说此次是特别打击民盟中的美国留学生，是由于我见到被打击人物多是这群人，如曾昭抡、钱伟长、潘大逵、潘光旦、钱端升、彭文应、孙大雨、陈仁炳、储安平一串数不尽人物。他们都是美国留学生，都成了祭坛上的羔羊。这回算尝到了苦味，和“互相监督”下共产党这副脸色。

　　其他民主党派中被整的显著人物，还是一贯被整的那些人；如民主建国会的章乃器，从三反运动起就不断地挨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陈铭枢，被整也不知多少次了，弄得人啼笑皆非。九三学社的许德珩也是从三反中整起。其余如龙云，黄绍竑等人是被整名单中新进人物。我很有自知之明，假如我在北京，这次也会挨到重点的打击，就连我远在香港，还不断地提到我的名字和过去的活动。在我们人民和我的朋友们受尽苦难的期中，我本着良心写这部书，一则作为我自己的回忆录，一则为世人介绍红色中国真实情况。

　　共产党所设的陷阱，是毛泽东十六个大字。“大鸣大放”、“互相监督”，诱引人说点话，共产党就根据这些话任便注释，然后科以“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等罪名。在炎热的暑天本来生活就不舒服，千千万万的人紧张地开会，被打击的人满头大汗作检讨，“俯首认罪”，或是听人批评裁判，停职反省；有的患精神衰弱，血压高，有的人自杀了，有的判处了死刑。而设陷阱的人——毛泽东——避暑青岛海边，赏不尽的有明月，清风，碧海。在大家苦难的尾期，10月1日他又在天安门上接受万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了！在他们眼前走动的还有强作笑脸，遍体鳞伤的民主党派人士！

　　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民主党派已经被玩弄得不成样子，在反右派斗争中，民主党派已经被肢解得不成形了。民主人士变成了囚犯。但是，共产党还以为未满足，它对人民想挤出最后一滴血，对靠它吃饭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势必挤出他们可以利用骗人的一切机能和影响。请看1958年3月16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民主党派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及会后的大游行。参加大会和游行的人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央常务委员张治中；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致公党主席陈其尤等以下大批民主人士。这些首脑人物多数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在游行时蹒跚走路，提着笨重的脚，口里喊着：“决心拥护共产党！”“决心跟共产党走！”“我们决心‘交出心来’！”“把心交给共产党！”“毛主席万岁！”等等口号。而且他们之中有些人在游行前二日已经给共产党上了“诚心诚意接受共产党领导，愿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决心书。在大会上还通过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教育公约》；次日《人民日报》还特写社论，题为《自我改造的正确道路》。社论特别赞扬“交出心来”这一点。我看到这段新闻，说不出内心有多少悲哀和厌恶。悲哀的是我这批老朋友悲惨的命运！厌恶的是共产党导演的这幕丑剧。

　　继北京大游行之后，广州市、上海市以及其他大城市，各民主党派下级组织的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照北京一样举行开会游行，喊口号和献决心书。最出奇的是上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人们，在游行时，把用红纸剪裁的一棵心挂在胸前；以后大队向共党市委会献决心书时，我想共产党人一定接受他们用纸剪裁的赤心。

　　共产党之所以导演这幕令人恶心的丑剧，不外是想藉此粉饰门面，挽回一些已失去的人心，再想骗骗老百姓；同时给外界看看，表示大陆上虽经过反右派打击民主党派，而今民主党派依然存在，经过斗争，民主党派更靠近了共产党，更决心支持共产党。如果在这两方面给人这样一点错觉，共产党不惜厚着脸皮导演这幕丑戏的。

　　我可以正告中国共产党，你们这套骗术不灵了，中国人民已经十分清楚你们的丑恶面貌。就是被你们迫害写决心书的人们，被你们俘虏，不得不说恭维话的人们，他们“交出来的心”是一颗被污辱恼丧至极的死心、凉心。你们搞这套丑戏，正是证明你们失去信心，众叛亲离；你们的辩证法不灵，你们是病入膏肓，来一个回光返照；你们是黔驴技穷，碰昏了头脑。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你们穷途末路，无技可施，分明是“吊死鬼擦胭粉，死不要脸”！

×　　　×　　　×　　　×

　　以上所述是简略地说明民主党派如何被共产党欺骗，上了它这条贼船，共产党又如何利用他们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而民主党派的地位是那样可怜，民主人士所逢的遭遇是那样可耻可怜。我以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之一，参加过中国红色政权，而且有八年之久，我参加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选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高级人员，参与过政务院下的政治法律委员会，制订过统治中国人民的法令。我亲眼看到共产党的血腥统治，亲身体验过民主人士像俘虏一样的遭遇，我是感到疚心而痛苦的。我现写这部书，使我想起1952年10月1日在怀仁堂开会，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偷偷地写了一首诗，记在我的笔记簿上，从这里可以看出民主党派所处的地位和我自己的心情。

　　怀仁堂是满清王朝帝宴居之所，建筑是宫殿式，现在的红柱上的对联和门前的匾额，还有慈禧皇太后的笔迹。到了民国时代，总统府设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他们使用；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琨等都驻节在此。张作霖的大元帅府也设在这里。中国红色政权的宣布成立就是在怀仁堂里决定；于是北京的发号施令的中枢就是怀仁堂，政治上大轴戏都在这里唱；不但政治戏在此表演，就是为了娱乐而进行的京戏晚会以及各国文工团到中国表演也在此地。我这首诗歌咏怀仁堂，由这首诗可看中国政权历史的垂直线，尤其可以看出红色中国的政治面貌，和我们这群民主人士的心情。今把这首诗抄在这里，作为本章的尾声：

　　怀仁堂

宇宙一戏台，人在其中戏；
英雄与伟人，转眼成土泥。
怀仁帝王堂，昔为军阀窥；
今作人民场，欢乐工嘻嬉。
朝演政治剧，晚间舞长衣；
真真亦假假，欢乐与嘘唏。
我为观戏人，偶作拉拉队；
啼笑两不分，作人真灰退。
人生原如斯，何如作老尼；
坐听松涛响，强如军乐吹。
饥餐赤松子，胜如食官糜；
放浪舒心骸，长歌不受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