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不断的清算斗争（上）

　　一、“靠运动吃饭”
　　二、土地改革运动
　　三、镇压反革命运动
　　四、抗美援朝运动
　　　（一）执行斯大林的决策
　　　（二）清算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
　　　（三）提高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地位
　

一、“靠运动吃饭”

　　中国农民有句俗话：“靠天吃饭”。这是把命运委诸于天。因为农民的收获好或坏，在水利设备不周，科学的耕种方法和防灾设备未发达的年代，完全不能由人控制，那是听天由命。天时若风调雨顺，五谷就丰收；天时若不正，水灾、旱灾、风灾、虫灾相应而至，五谷就歉收；这是上天使然，人力无法控制的。所以农民都说是“靠天吃饭”，意思就是靠老天爷吃饭。“老天爷”在农民眼中，就是冥冥中之神。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本来可以按法令行事，一切纳入轨道，即使照他们的专政办法，也可把事搞通，让人民所知进退，有了可循的途径。但是共产党嫌法令有些迟缓，法令拘束力太小，而且范围又有局限性，同时自己又没有准备应付新环境的那套法令，所以推行政策和工作，多用运动来代替法令。共产党的首脑常说：“咱们是靠运动吃饭的”。意思就是用运动推动工作政策，维持政权。在中共政权建立四年之后，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我亲耳听到董必武和彭真说过：“我们以往靠运动吃饭，今后通过宪法，我们就将按法行事，实行法制”。这两个人，董当时是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彭真是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兼北京市市长。“靠运动吃饭”，既承认为宪法颁布之前必不可少的维持政权的办法，但在宪法颁布之后的三年到现在为止，又有几次大规模运动，仍然是“靠运动吃饭”，维持这个政权。毛泽东在苏联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会席上的讲话说：“中国今后每隔一二年还会有运动”。还是“靠运动吃饭”。而且毛泽东于1956年匈牙利事变之后，批评匈牙利共产党未搞运动，而夸耀中国之有现在的成绩，政权稳固，就是因为搞了不少运动。“靠运动吃饭”的思想充满了他的脑海。我个人也十分相信，今后若干年内，中国共产党不会严格地实行法制，而必定仍然“靠运动吃饭”，靠运动推行工作，维持政权。

　　在极权的体制下，法制的严苛，已使人透不过气来。秦始皇时代用法家商鞅的严刑峻法，两千多年的往事，当人们谈到当日的情形，还有谈虎色变之感。希特勒的极权主义也是实行严刑峻法，举世为之惶恐。若行法制，即使也是严苛的，但人民还有法可循，只要不犯法，也可苟全性命；若是极权主义，连法也不用，而专靠运动维持政权和治国，那么人民恐怖的程度就无法形容了。毛泽东的政权是极权主义的一种，于严刑峻法之外，复不断地搞运动，不断地用运动统治人民，不断地用运动进行斗争清算，中国人民的灾难痛苦，就不是我这枝笔所能描写于万一了。

　　共产党人作事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先研究得失，权其轻重，于是择其利者行之，害处轻者行之。中共统治中国大陆九年，它于法制与运动虽兼而并行，但它侧重于运动者其故安在？上文已经提过，法律有局限性，死板，拘束力太小；而运动则不然，它是革命手段，广阔，灵活，有进退自如之妙，大则可以热火烧天，小则可以温风细雨，于统治者最为有利，他可以为所欲为，从心所欲。在极权专政的国家，没有法令；或有法令，也不重视法令，一切以革命手段处之，那是最符合独裁者口味的。权力可以放宽到无限的大，事情可以做到使人不相信的那样怪，欺人的谎言可以震天的响，搞运动是最有力的统治方式之一。

　　共产党作事先讲目的性，工作时采取主动，先声夺人。他们的目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当权者的独裁专政，打着无产阶级的招牌。其次是主动的先声夺人，那就是指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人类的普遍真理。于是一切行为目的是为了政权，主动的先声夺人是说自己掌握了普遍真理，心里是掌握政权，口上是包办了真理。一手是政权的刀，一手是马列主义真理。我的天！一般人不为闪闪的刀光吓死，也要被堂堂的“真理”吓昏。而且这个真理高深到上古时代的牛鬼蛇神迷人的程度，一般人是莫名其妙的。

　　共产党口口声声是解放人类，消灭剥削阶级，创造自由平等幸福的新天地。这个心理作战的先声夺人的战略，是够人去领会的了。但是且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求广大群众牺牲，而且时间是以年代计算的，至于何时达到这个梦境，你且莫问。一般人的任务就是牺牲和贡献，这一代不能贡献完，还有下一代。可是有一点是绝对不能变的，那就是政权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当代的统治者的专政。因为他们已有言在先，要解放全人类，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资格负担这个责任。结论是，不管幸福的新天地，何时实现，甚至是否能实现，一般人是负牺牲之责，独裁者负绝对领导指挥之责，而且是万世一系的共产党执政。这是共产党一套的迷人把戏。我于体会之后，心中有无限惶惑。我常想这个政权和其主张有类乎中古时代的女巫，通常这女巫为人祈祷治病，是以神的替身问世，她说包治万难杂症，包你“妙手回春”。但是且慢，在你病体未治之前，你须要出财贡献作诚意的牺牲，治病之时，怪象百出，折磨你的身体，精神，而且时间是很长的。结果如何？你且莫问。这样，女巫享尽了福，谋夺了财；以后觉悟悔恨上当的，是当时的病患者。共产党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居，说是大公无私，有类乎神的化身，女巫也口口说是神的替身。共产党说：“我给你自由幸福：”女巫说：“包你妙手回春。”而共产党和女巫要求于人的，是作出最大的贡献和牺牲。一个是一切为了政权，一个是一切为了财富。

　　共产党既然是一切为了政权，他们的统治术就花样百出。革命本是“老子打江山”，而口头说：“为的人民利益。”打下江山为了保障政权不坠，发起各形各色的运动，杀掉你的头，挖净了你的腰包，折磨你不成人样……，这一切都说是为了革命。革命成了一切罪孽的代名词。

　　共产党所要保持的是政权，为保持政权，须缴去人民的武装（物质的和精神的），而要达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一元化。政治的一元化是共产党专政；经济的一元化是共产主义的经济独占；文化的一元化是思想统一。要想达到三个一元化，就是进行无情的清算斗争：斗争那不支持不服从共产党的人；透过斗争人而消灭不利于共产党的经济制度；透过斗争人而击溃占满人头脑中的非共产主义思想。想达这个目的，法律是死板的，局限的；教育是迟缓的、温和的；要想来得灵活，痛快而有力，那只有运动一法最好，不怪共产党一针见血地说：“咱们是靠运动吃饭。”

　　共产党执政九年多，搞了许多次运动，在我们眼里，它有有利的方面，也有有害的方面；但共产党于每个运动结束之时，总是宣布胜利地完成了。若把这些次的运动给以大致的分类，可以列为两种：一种是大规模的，普遍的，具有清算斗争的主要内容；另一种是辅助政府机构推行日常工作。属于前种的运动，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新三反、司法改革、婚姻法、思想改造、反胡风、肃清反革命、鸣放整风反右派等运动。属于后种的运动，如增产节约、爱国清洁卫生、消灭文盲、识字等运动。大致分类虽可如此，但是不能严格划分，因为每个运动都与其他运动有关而且是交叉的。并且有的运动虽限于局部，但也牵涉到很广的方面。惟有一点是明显的，每个运动的中心都是为这个政权服务的。

　　综观这些运动，其总路线是为完成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元化。而两种性质的运动总共可有六个作用。即属于前者的四个作用，属于后者的两个作用。同时这几个运动有一个共同点，按共产党的说话，就是透过群众路线。简言之，就是充分发动群众参加，共产党从中指导控制。而且每个运动，共产党先作成方案，充分准备，步骤是首由中共中央宣布要搞什么，或是由《人民日报》报道一些要纠正的现象，或是找一两个典型作为评击的对象，于是发动群众组织、讨论、宣传，渐渐形成一种主流，群众就跟着这个主流跑，共产党在每一个关节都有布置，就像按电钮一样控制这个运动。

　　每个运动都是共产党发动，这叫有领导的运动；每个运动都放手发动群众，使群众发狂，这叫做群众路线，用中国的老话就是“借刀杀人”，或是叫别人流汗，自己乘凉。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辅助政权机构推行日常的工作的运动，可起两个作用；一是政府力量有限，发动群众就可补足这个缺点，例如爱国卫生清洁运动，若靠政府机关，它没有那么多杀虫药消灭苍蝇、蚊、老鼠，它也没有那么多清洁夫和车辆把大街小巷扫得干净。于是发动群众，家家户户订爱国清洁卫生公约，打苍蝇、打蚊子、捕老鼠、扫街道。广大的群众一经动员，就轻易地完成了这一工作，而且完成得不错。另一作用，是广泛地透过运动教育人民支持共产党的各种号召，例如消灭文盲运动，或增产节约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对这种工作，共产党的机关若不通过群众的协力，是很难单独办到的。我想运动属于这种性质，还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工作方法。它起的作用，还可说是积极的。不过共产党一搞运动就有时过分，如增产节约运动命题是好的，如不过分也还可以。但是要求工人农民过分牺牲，压榨出他们最后一点力量，就是过火，就是又牵连到它的经济目的，跨进到第一种运动的边缘。

　　我们现在所要谈的第一种运动，这是表现充分斗争和清算。这种运动所起的作用，第一、直接消灭一大批人，它不单用法令，而透过群众运动，就是想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杀鸡给猴看，有不服者依法照办。这样，既吓住了人，又借群众的力量壮大了自己的声势，这个政权真像有了群众基础。第二、制造人与人间的矛盾，加紧斗争，使每个人孤立；而每个人有同样的紧张情绪，四处无靠，只有投降给党，依靠共产党。第三、团结、分化。每个运动，都有被打击的对象，而同时必涌出自私自利积极分子，于是团结了积极分子，充实了党的力量，孤立了敌人，瓦解了敌方的阵营。第四，完成力量不能负担的方案。共产党自己力量有限，而每个方案计划，都是洋洋大观。于是靠运动动员群众，挖掘人力和财力，终于使它的计划大致胜利完成。

　　“靠运动吃饭”共产党是有牛可吹的。每个运动按它的说法是胜利完成了。它之所以能完成这些任务，主要地是靠组织力很强的党，一副骗人的宣传机器，一架国家镇压的机器（包括军队、警察、法庭，）和被利用的群众心理。但是九年多证明了，共产党完成了各种运动的任务，它却失了广大人民的心；眼前的利益算是得到了，将来的后患正是无穷。我这章和下两章里，专题来介绍十个大规模的运动和其成就——红色政权的不断的斗争清算。在最后一章里，我们再清算这些运动所造成的后果——共产党的自掘的坟墓。

二、土地改革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基本上是想改变私人私有制而为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从政策的目的上讲，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赞成这种改革，从方法和行为上讲，我反对共产党的残暴方法和行为。

　　土地国有和集体农场所有，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在理论上没有什么争论。在现代的经营方面，大规模的经营较小规模的经营有利；公的经营较私的经营，在增加社会财富和个人公道收入方面都有较好的成绩，我也深信这一点。

　　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中国历代所想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而古代的井田制度的理想，历经二千多年，还是不断地打动人们的心坎。土地问题虽为中国一个大问题，但中国的土地制度比较欧西的土地制度还是合理，历代都或多或少地解决一些问题。而基本关键，就是中国没有欧洲各国的采邑地主，没有俄国的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制度，这就是说，近代中国没有名符其实的，如共产党所宣传的“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土地的耕种方法虽然是古老的，但近代却已没有了“封建地主”。中国土地制度之所以未发生大毛病，最重要的是中国家庭制度，家长死后土地分给每个儿子，不似日本的制度专给长子。这就是说土地有时集中一些，经过一个时期又行分散。所以不易形成富可敌国的地主。

　　中国的土地是分散在广大人民的手里，而不是集中在几个人或极少数人的手里，我在这里不拟专题研究，故不列统计字数。中国有地主，数目比较起来不算大，而且他们的土地和广大人民手中的土地相比也不算多。共产党所说的百分之十的地主握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是无根据的宣传。

　　在北方乡村中有句老话：“没有祖孙三辈的财主。”意思就是说，一时集中的地主的土地，经过分家，子孙不肖，在三五十年之间，即行分散或易主转手，这就容易接近耕者有其田的边缘。而且中国除了官僚和富商坐在城里保有乡间的一些土地作为不劳而食之外，其他一般地主本身就是农民，有的亲自动手耕种，加上雇佣的几个长工；有的自己管理，作为一个土地经理人。坐在那里不劳而获者，在中国还是极少数的人。我生在中国的东北，这里土地广阔，正可为地主伸长势力之区，我看到这里的土地，除了少数官僚地主之外，大多数是耕种土地的农民，三辈子前，他们的祖先是由山东河北河南来的移民，赤手空拳，一无所有；他们多数是担着孩子到东北逃荒的难民。他们到了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忍耐炎热和风雪，用自己的手耕种未开垦的处女地，以自己的血汗积累一点财产，积累再积累，握有了一些土地，而自己还是俭朴的农民。祖孙三辈都是如此，才能爬到所谓地主身份。这样的人若称为地主，他就是东北的地主的典型。在我出生的乡村，270多户人家，每家都有足够生活的土地，只有三四家没有土地称为贫户。在这个村里四十年来我亲眼看见三家地主，一家张姓是由父亲勤苦节衣缩食和对外作点副业，搞得家成业就；另一家杨姓，一个寡头领着三个健壮的儿子，耕种土地兼开豆腐房，三十年来成了地主；另一家周姓，祖孙三辈辛辛苦苦地劳动了三十年，最后成了富庶之家。这份财富是他们自己的忍苦耐劳和血汗凝成的。我未见过他们仗势凌人，我只看见他们辛辛苦苦。而这样的地主，都以恶霸的罪名被共产党斗争清算后，扫地出门，有的甚至脑袋还搬了家。

　　中国有地主，但没有英国式的贵族地主。我所列举的地主，在东北是典型的，土地是比较多的；在南方的地主，数目也许多，土地可能倒少。我认为中国一般地主都是辛辛苦苦的农民，只有极少的坐食不劳，其中有更极少数的可能仗势凌人。这就是所谓良莠不齐。中国共产党就以地主最坏的典型作为斗争地主阶级的每个分子。我们也就以过去中国土地制度和地主生活的真实情况为背景，来看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和全武行斗争地主的大戏。

　　共产党作什么，先讲目的性。土地改革的目的性质是什么呢？堂皇的表面文章可以说是为了改变土地制度，使耕者有其田。1950年6月30日北京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说：“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与无土地的贫穷农民，这样，社会中的地主阶级便没有了，而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变为农民握有土地的制度，这确是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最伟大最彻底的改革。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改革呢？总结一句说，因为中国原来的所有权制度太不合理了，旧中国的一般土地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地主与富农不到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十，却握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并利用他们的土地，严重剥削农民。但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的人，一共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这里除了数目不可靠之外，目的性是说得过去的。

　　但是，我请读者注意，这个大改革是由1950年开始，到1952年底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外，可以说胜利地完成了。贫农握有的土地到了1955年底已经为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代替了，而进入合作社集体所有制。时间不过九年，先来个土地改革，再来个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又搞“人民公社”了。我们就要追究除表面文章的改革地主土地为农民握有的土地制度外，共产党于土地改革时还有什么另外的目的？

　　简单地回答：“制造阶级斗争，消灭农村中有号召力的地主阶级，争取广大穷人站在自己的一边。”土地改革另外的目的就是如此。所以本可以法令变更土地所有权，但它不这样作；土地改革本可以一气呵成，但它前后分段进行：先利用斗争，再来一个合作化高潮，最后又来一个“公社化”高潮。

　　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另外的目的，既然是制造阶级斗争，消灭农村中有号召力的地主阶级，争取广大的穷人站在自己一边。我们就有责任把它所制造的血腥惨史，简括地记录下来，给当代的自由人看，给我们未来的子孙留个纪念。

　　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屠杀，而且是最残酷的大屠杀；共产党为利用和逼迫穷人支持自己的政权，以完成自己的特权利益，是历史上最大的骗局，而且是卑鄙可耻的骗局。

　　农村中一般地主与贫雇农有矛盾，但没有流血的仇恨；地主有土地，有的不劳而获，靠此生活，这是不合理，但没有被枪毙的重罪。矛盾的加深是共产党亲手制造的，枪毙地主是共产党假借民意的命令。千秋后世，将痛恨和鄙视这个时代。

　　土地改革，先由中国的东北开始，我熟习这个地带，我更熟习这里的人。这里是土地广阔，你只若肯勤劳，就有生活办法，还可致富；地主没有仗势凌人的习惯，因为二三十年前他父亲或他自己就是辛苦的农民。我所熟习的东北人民，他们是淳朴，勤劳的人们。风俗是厚道的，乡里之间互相扶助的风气很盛，生吞活剥如资本主义的世界那样情形是很少有的，这是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们是坚强的人民，和风雪作斗争，也和不公平作斗争。开荒的地区，常有不务正业的人们集结起来成为土匪，人民包括地主在内还得和土匪斗争。最引世界注目的，是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之后，一二年内在东北像风起云涌一样，人民起来和日本强盗作斗争，义勇军的人数有二百多万。

　　共产党就在此富庶的地区，风俗淳朴的人民中间，竭其全力制造阶级斗争，而且就斗争的残酷性来说，在整个中国土改中是第一的。因为在这里若不经共产党亲手制造，就不会有斗争；而共产党若不极端制造也不会掀起斗争的热潮。因为共产党深知若不用极端的欺骗手段，威胁人民，制造摩擦，就不会有斗争；没斗争就争取不了广大群众，简言之，就是他所进行内战和对付韩战所取的兵源。而且最显著的，若不控制东北，共产党在中国就没有取得政权的人力和财力的基础。根据这些理由，共产党必须制造阶级斗争，以满足它取得政权，或是得了政权而保障政权的人力物力的基础。共产党在东北和平的天地，善良人民之间，制造了滔天大罪，其残酷性不但是历史空前，而就中国整个土地改革中，其残酷的程度，也是空前绝后的。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共产党的包藏祸心，它是罪孽的制造者。

　　共产党在东北所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先于1950年土地改革法通过之前，早在1948年它在东北站稳脚步之始，就大规模地搞土地改革。共产党十分重视东北，故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它就有彭真、林彪、李富春等22个中央委员驻在东北负责指示一切活动，而他们的成败孤注，就看土地改革运动是否成功。因为这是一个每人都能生活的富庶地区，民风淳朴，人民之间又没有什么显著的矛盾。故共产党极尽了挑拨能事，使斗争必须斗得狠，然后对它才有利。这里有物资，最重要的是能够供给它内战使用的兵源。结果共产党是成功了。它有了夺取天下的物质基础，有了林彪率领的长驱南下席卷中国的东北百万雄兵，和以后韩战浴血斗争的得力部队。

　　所以共产党在东北的土改孤注，是阴毒的、凶狠的。

　　斗争如何开始呢？依据共产党的老办法，走群众路线，自己直接指导。开始之初谁是可靠群众呢？每村每乡都有几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分子。尤其是在日本占据东北及至投降之后，一般散在乡村的有地痞流氓、小偷、歇手的土匪，“满洲国”退伍的警察、特务、叫花子、和吸毒的穷人。这种人是无所不为，唯恐天下不乱。这些人是惟利是图，“有奶便是娘”。共产党看中了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围在共产党的周围。在开始斗争时，党有了“群众基础”。以党的威风武力做后盾，把这种群众派在乡里负责任，有的是乡长村长，有的是基干队队长，其他人都是干部或积极分子。这些人在乡村里狐假虎威，处于“领导地位”。土地改革斗争时，他们是骨干分子。

　　晴天霹雳一声令下，进行土地改革了，一阵旋风由中国的东北部卷起。天地都变了颜色，人的眼睛，有的带着血丝的红色，有的表露恐怖，含有泪珠，血腥气味冲人鼻孔。这不是人的世界，而是十八层地狱群魔怪舞。

　　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每个积极分子带在口上。在乡村土改队来了，他们是共产党员和干部，他们来到乡间就组织上述的地痞流氓……“基本群众”；然后把每乡的人分成地主、富农、中农、雇农、贫农。打击的对象是地主，孤立的是富农，争取的是中农，团结的是贫雇农。阶级是如此划分的。土改队和积极分子住在贫雇农家里，启发他们地主如何可恨，追问地主有什么对他们不住的地方。“基本群众”先发了火，善良的贫雇农还是不大说话，有的甚至说某姓地主为人很好，对他们并没什么坏处等等。于是共产党员着急了，点不起火，如何斗争呢？那么开“诉苦大会”吧！共产党教给“基本群众”一套诉苦的话，如何鼓动群众仇恨的情绪。而仇恨的对象地主某人某人，是由共产党预定作为打靶的对象。

　　诉苦会开始了，“基本群众”照着共产党所教给的述说一遍，然后主席就问到场的一般群众：“这个地主该杀吗？”“该杀”！声音是发自几个“基本群众”，其他的农民是沉默不言，每人只有一双怜悯的眼色。诉苦会就这样开始，冷落的收场。

　　共产党的土改队一看这些情况有点大失所望：“咱们要的是斗争，而群众不斗争，如何是好？”于是拿出上峰指示的锦囊妙计：“启发群众必须与威胁群众相结合”。于是土改队加上“基本群众”分头动员，向贫农某说：“你受了一辈子苦，现在是翻身的机会，没有土地可得土地，土地少的还可多给，你如不斗争地主某人，你哪来的土地！你不斗争地主就是偏袒地主，你自己要吃苦头的。”向中农某说：“你不靠近党，不在斗争会上说话，你是有问题的，有问题就要小心自己的脑袋。”向妇人某说：“某某地主真可恨，你那次去借一斗米，他只借给你五升，这个吝啬鬼应当叫他吃些苦头。”……于是第二次诉苦会上，发言的人虽不踊跃，但是不痛不痒，总算有人按土改队教给的发了言。

　　土改队住在乡里，每天每夜找群众开会，制造摩擦，进行分化。但是诉苦斗争，总是没有火力，不够劲。于是拿出上峰指示的锦囊妙计：“杀！杀！杀！”

　　斗争地主大会开始了，时间是在农闲的冬季。东北的天气过了九月就已经很冷，地点不是在庙前广场，就是在村中任何广阔的地方，有的临时布置一个蓆棚台。主持这个会场的人是土改队负责人，左右包围的这群流氓“基本群众”。所有村中的人都被迫令出席，出席人中除“基本群众”之外，还指定一些贫雇农一定要在会上发言，热烈支持主席的号召。地主们是带上纸糊的高帽子，如京戏中的“白无常”所带的帽子；胸前挂一条白布，上书恶霸地主某某某，他们站在台前，看守他们的是每人两个基干队员。

　　斗争会鸣锣开会了，群众以看戏的心情，内心又砰砰乱跳，不知是什么场面。群众有点发呆，觉着有不详的征兆。会场中走来走去的是那些积极分子“基本群众”。主席宣布开会了，先叫上几个诉苦分子，一个一个地述说地主某某等人的“罪行”，“基本群众”乱呼：“枪毙！”一般农民还是摇头，有一副愁苦的面容。乱喊“枪毙”的人胜利了。按着事前预定的计划，主席宣布：“地主某某几人，罪行严重，按着人民的公意，应即执行枪毙。”这时枪毙地主的“基本群众”的呼声又响起来了。于是按主席的宣布，由基干队员把地主们像牵死猪似的拉出会场，就在不远的土坎前，或是房屋的背后执行枪毙。围绕看热闹的是被迫的农民。妇女们眼中含着泪珠，善良的农民哭丧着脸，他们心中在想：这是什么世界，真的是“天狗吃了太阳！”。

　　共产党虽然这样地杀了一批地主，但是回来一研究，场面不热烈，群众无热情，斗争会上还有温情，群众似有顾虑，这样下去谁会站在我们一边呢！于是再打开上峰指示的锦囊妙计：“放手发动群众，使他们发狂，首先是主持人充分发挥杀人狂！”

　　从这一阶段起，东北的天地就变成了魔鬼的天地，尤其是黑龙江省和安东省为甚。这两省的省政府主席都是我的老朋友；黑龙江主席于毅夫，因为土改彻底作了五年主席以后，升任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安东省主席刘澜波因为在土改时发挥了杀人狂，以后升任为中央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现在是部长。

　　这一新阶段是如何搞法呢？斗争会是照样搞下去，不过变了方法。地主的人缘在本乡里还不错，那么就把他送到别的乡去斗。如此，群众只听到共产党给他安排的罪行，他们对这个地主是陌生的，没有私人间的感情，不知他是好是坏；但是一听到台上的预定的述说罪行，心中至少没有了同情地主的心理。这种方法如不能发动群众，至少也中立了群众。而御用的流氓“基本群众”这时像发了疯的狗。另个方法，如本乡地主在本乡斗争，共产党由其他地方搞来大队流氓“基本群众”，叫他们在这个会上充分发挥疯狂，压倒那些本乡的中立的善良农民。

　　共产党这样一套办法，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斗争会是热烈极了。一种是一群流氓“基本群众”和农民斗异乡送来的地主，一种是本乡地主由别处来的流氓“基本群众”带头斗争。

　　斗争会开得有声有色，满足了共产党所要求的疯狂，主席台上报告了地主某人罪行，群众报以震天的吼声，接着就有一批人拿着棍棒上前把地主当场打死。

　　有的乡村在斗争会上有人提议地主上“望乡台”。这就是把他高高地吊在大树上，让他看看他压迫过的乡村，和他剥削人民的土地。吊了一个时辰，把绳子一松，让他摔在地上，如还未死，就再吊再摔。终至使他到了如迷信传说所说的人死后的“望乡台”去。

　　有的斗争会，把地主的两腿用绳子绑上，然后用两只牛或马各栓一双腿，把牛分向相反的方向赶跑，把这个地主分了尸，这叫作“两牛分尸”。

　　有的斗争会，把地主用绳子栓在马尾上，把马赶得飞跑，在地上把地主活活拖死，这叫“拖尸”。

　　有的斗争会，把怀胎七八月的女地主，当场让她认罪躺在地上，叫另一个地主——她的丈夫——用力站在她的肚子上。“基本群众”还要看当场“出彩”。

　　有的斗争会，强迫地主掘坑，然后一个一个地活埋自己。这套技术是学自侵略中国的日本强盗。这叫做自掘坟墓，自葬自己。

　　有的斗争会，把地主打得半死不活，然后用雪堆埋上，这叫做“冷藏”。我在北京碰到一个黑龙江省的冷藏地主。她是个地主的老婆，当过小学校长，在斗争时，她家里死了几口人，小叔被外乡的群众乱棒打死，侄子打到遍体血糊，几天内就死了。她自己是被打到半死，然后用雪埋上。半夜里有几个本乡好心肠的农民把她从雪堆里掘出，看她还有生气，偷着把她送到附近城里亲戚家。以后她来到北京落发为尼。她的年纪已有六十多岁了，在她诉说这段故事时，我还看到她那种惊惧的面孔实是可怕。

　　有的斗争会，把地主放在牛圈里，在冻不死的冬天，把他衣服脱光。有一次官方派人下乡，恰巧我有个朋友就是下乡视察中的一员。土改队为显示他们的成绩，请这些官员去牛圈看看地主的神情。这个地主光着膀子，已冻得如褪毛的死猪。土改队为表示他们的疯性作得彻底，还叫人把地主拖出，挂在树上打一顿闷棍，地主只呼出如牛叫的吼声，土改队负责人面有得意之色。我的朋友说：“这时谁敢长叹一声。”

　　这类屠杀的形式和残酷，细说起来，真是几天几夜都说不完的。上边所述，可算是主要的缩影。

　　正当疯狂到这种程度时，农村中出现了人间地狱，每户每人背后都是鬼影，谁也信不得谁了。共产党制造这种情况，组织听声队，大人小孩都有参加，专为偷听每家说些什么，每人说些什么，然后报告给土改队。就凭这种报告，某家或某人就会招来灾祸。共产党又组织闻香队，到每家查看，或是路过用鼻嗅闻，察知每家吃的什么，吃好的人家就是富有，就准备作为斗争的对象。

　　地主被斗争之后，有的男女地主全被杀死，土地自然分给了贫雇农，粮食、财物、家具一概充公，或分一部给农民。这种地主连人带财烟消云散了。另有一种地主（实际就是富农，）在斗争会上未被打死，斗争之后扫地出门，一无所有了；而且在讨饭吃时，胸前还挂一个牌子，上写地主某某某，他一出门就有孩子们高喊着：“地主出门了！”他到谁家讨饭，谁也不敢给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谁还敢接近地主。这样的人饿死的不少。活着的是靠好心肠的农民偷着救济。

　　共产党整地主，在把他整死之前，先要挖他的财富。想知道他把财富藏在何处，于是用“挖墙脚”的办法。什么是挖墙脚呢？比方想拆这座房子，先把墙脚挖空，房子自然倒了；用在斗争地主的场合，挖墙脚就是把地主的小儿女绑来强迫他们说出家中的金钱财宝放在什么地方，或存在什么人的手里，这样孩子们就不能不尽其所知地说出。另一种就是把地主的近亲绑来，逼他说出地主家中的财富，诸如此类都叫“挖墙脚”。共产党就凭这些手法把地主的财富整光。重要如金银首饰和贵重的东西，一概充公，给共产党拿走。其余的桌椅箱柜、盆、碗、农具之类的东西，分给斗争的农民。这叫做分胜利的果实。

　　共产党把党内在井冈山“打土豪”的抢夺精神拿出来了，而且出了这样多的花样。在“放手群众，加强领导”八个大字的方针下，东北土改真是天翻地覆。最初打地主，接着打富农，接着中农也被瓜分了。在党的领导之下，群众红了眼，在党的鼓励支持下，群众忘却了人性。这里所谓群众还是多数那些流氓“基本群众”。他们越杀越有劲，几乎地主很少有人幸免。他们越抢越有劲，以后土改队就变成了“土匪队”；他们结队成群，肩上背着铁铣、耙子，由东村到西村，由甲村到乙村，到处翻箱倒柜找银元，或金银首饰。不用说地主、富农，中农、就是贫雇农家里也曾光顾。理由：翻出来的东西，硬说是地主的埋藏。有个参加这类土改队的朋友告诉我：“当时的情况，疯狂程度甚至这样：假如你是摆摊子修理破鞋的，只若有人知道你腰间有三块银洋，或一个金戒指，你也会被人翻洗一光。”胜利的果实冲昏了头脑。

　　数不尽的地主被屠杀了，财富分光了。富农、中农也都是遍体鳞伤，东北大地到处的风，是血腥气味。在愁云积雪堆上，大家分配了土地。从前和睦的乡村变成了仇恨的世界。这样共产党达到了当前首要的目的：“斗争别人的农民跟我来，和我团结在一起；我们共同镇压地主阶级，免得他们再反抗。”追随共产党犯了滔天罪行的人们，只有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走了，因为这样，还可有一时的安全。这样，共产党得到强大的兵源。以后林彪进关南下，百万大军的本钱，其基础就是在东北充分发挥了疯狂运动的结果。水浒传上提到宋江逼人上梁山泊，就是常用这个方法，毛泽东得到宋江本领的真传。

　　共产党在东北土地改革升任内是“胜利完成”，达到征兵的另个目的，并且取得了先进经验，给共产党带来了“八面威风”——最凶狠的刽子手。但是他们在人民眼中，已是声名狼藉。所以在1950年6月30日北京政权通过《土地改革法》以后，比较说来，采取了谨慎态度；首先由北京抽调大批干部包括高级官员，经过一些讲解指示训练，去到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地区除外）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而且为“防止乱打乱杀”，还组织了“人民法庭”作有领导的打杀。于是由1950年起到1952年止，一批又一批的干部由北京出发，参加的人不但是为政府完成土改政策，而且是要在血的斗争中锻炼自己，学习站稳阶级立场。到1953年4月，全国土地改革胜利完成。

　　这回在表面上按条例办事，北京定出的条例有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和《管理农会组织的条例》。土改队是由中央、省、和县干部混杂组成。去到土改的地方，由省县土改委员会指挥。每个土改队去到乡间，还是先作准备的工作，搜集情报，开群众小会和大会，开诉苦会和斗争大会。被预定好的地主，于“诉苦”，定罪之后，用一下“人民法庭”的审判宣布形式，就地执行枪毙。但是虽然规定照条例办事，乱打乱杀和奇形怪状的残酷的现象还是不少。甚至把贫农因为牵连地主关系，还枪毙一些，这是以后平反时暴露出的真实情况。毛泽东有一次向我们谈到南方土改，他说：“群众发动之后是无法制止的。就如农民把地主放在水缸里，在没脖的水中，让他站上二三天。”这是毛泽东亲口说出的残暴事件。再有全国闻名的老画家齐白石，他的孙子媳妇在湖南家里于土改时被斗争，她是在冬天被用水浇过的湿棉被裹起，吊在树上有一夜之久。这个人现还活着住在北京。这些罪恶都是共产党领导进行的，不是什么群众的任意行动。据参加土改回来的人们告诉我说：“这种阴森森的血腥场面是吓死人的”。在指示下的群众没有不失去正常理智而达到疯狂的境地。

　　土改由开始到1953年4月终，是基本完成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受到了这个血的教训。以全国二十多万个乡，每乡平均杀死五个地主，平均每乡因恐怖牵连而自杀的人也不下此数；谨慎的统计：大约有二百万人因为有多余的土地而丧失了生命。土地分给了贫雇农，浮财、贵重的归公，剩余的分给农民。富农在条例里是在保护之例，但分阶级时如被划分为地主成分，他们就与地主同一命运。余则可称为富农的，就把多余的土地交出。

　　土地改革，变更了土地所有权，政府分得了浮财，地主因土地而丧失了生命或一切所有。能够漏网而不死的地主，在农村被管制而参加劳动，在城市则流为乞丐；不久这种乞丐不是被拘捕送回原籍审判，就是被拘禁在劳动生产队劳动改造。

　　共产党在整个土改中，有一个政治战略就是制造阶级仇恨，把穷人编到杀人队里，叫他们负担杀人罪行；因之恐怖在心理，怕局面改变，人家同样地向他们算帐。这样，共产党于大屠杀之后，还得到群众的支持，这是一个战略上的大骗局。同时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分土地给农民，但是分得土地的人民还未及饱尝土地的温暖，农业合作社高潮于1955年就到来了，接着于1958年“人民公社”出现了。支持共产党打杀地主的农民，面对着新局面是个失望。这又是政治上的一大欺骗。

　　战略骗局和政治骗局，共产党说这是马列主义高明运用的真理，而流血斗争加上二百万人命是农民付出的代价，骑在人民头上的新统治者，在乡村有了深入的“基础”？！

三、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年在大陆上进行三个全国性的大规模运动，那就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这三个运动在这一年都达到了高潮，而且它们是各有目的进行的，彼此又结合着进行。三个运动高潮标示着恐怖政策的高潮。历史必须注明这是共产党统治大陆以来最大的空前的大屠杀。过去有人幻想：毛泽东是农民革命者，中国生的毛泽东比俄国生的斯大林是温和些，不那样残忍。让这种大屠杀回答他们的幻想吧！

　　土地改革的大屠杀，共产党集中目标在农村，一阵枪声把农村可以反抗的力量和意识镇压下去了。镇压反革命的大屠杀，共产党集中目标在城市，一阵枪声扫荡了城市有反抗力量和意识的人们。而且这两个运动如两把钳子，如这把钳子未夹住，另一把钳子决不会放松，两把铁的钳子绞杀共产党假想的敌人。

　　毛泽东于1951年2月21日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首先是在政治法律委员会讨论通过的，然后呈交政务院再讨论批准。最后由毛泽东以主席的名义公布。程序是如此的。而真实内容和计划完全由共产党决定和实施，对这一点谁也不会怀疑的。我当时是政治法律委员会的委员，这个文件草案提到会议上讨论过一两次，大家提出一些字句间的修改意见，就在董必武主任主持下通过了。当时我想，任何人提出重要修改的意见，正如过去一些法令一样，是徒劳无功，共产党还是照既定方针办事。再则，在我当时的思想意识里也天真地以为一个革命政权，当然要维持革命秩序，不能容忍破坏颠覆；犯法的应给与惩罚。但我绝未想到这个文件就是共产党实行大屠杀的法令根据。尤其是我梦想不到的这个法令发生了如我在下文叙述的，我在沈阳和哈密所看见的事实。过后想起当时虽是挂名委员，被共产党利用，但是内心自问还有隐痛的。

　　我今抄《惩治反革命条例》最重要的一条——（第十条），它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有下列挑拨、煽动行为之一者，处三年以上徒刑；其情重大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一）煽动群众抗拒、破坏人民政府征粮、征税、公役、兵役或其他政令之实施者；
　　（二）挑拨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或人民与政府间的团结者；
　　（三）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

　　从这个文件字面上看，固然是很严厉，但也看执行者目的是在宽或严。如果以宽大为主，执行起来自可有转圈余地；如若以严为主，那也严得可怕。共产党于执行这个法令时不但主严，而且是以法令盖面而实行大屠杀。按一般法律原则是不咎既往的，法律通过之后谁再犯法，就当依法惩处。共产党的追究“罪过”是以人的一生经历为限度的，假如你三十年前犯过错误，你也得偿还这笔债务，这是其一。再有，共产党既想镇压，所以大过小罪，绝对的一律从严。审讯“反革命”案件是宁左毋右，宁冤屈一万个好人，也不放松一个反革命分子。公安机关和法院都是抱这种态度。这是其二。在这条法令公布之前，共产党的镇压机关已经逮捕了大批人，押在监里，等待着这条法令，公开大规模镇压。还有大批准备逮捕的人一齐治罪，这是其三。以我这样一个政法委员会的委员，虽然知道共产党是毒辣的、厉害的，但我绝未想到共产党以这个条例作了它滔天罪行的张本。我若说出这种情况，在大陆上一定有人批评我对反革命的认识不够，对新鲜事物感染不深和阶级（工人阶级）的立场不稳。

　　我们在政法委员会讨论《惩治反革命条例》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会上先做一个长约5000字的报告。（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内务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都在政法委员会指导之下，其部长（主任）都是该会的委员。）内容叙述了反革命的活动。据我记忆的，他说：“近来反革命案件有四千多起，有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俟机活动；有台湾送来的‘特务’，随地捣乱；工厂被焚毁的有若干起，在各地干部被杀害的是以万计……。反革命活动如此猖狂，势必加以大力镇压。”罗瑞卿以公安部长的身份，严肃着面孔，作了这样一个报告，空气是有点紧张。

　　在开始讨论时，我记得基督教徒刘王立明委员问询一句：“我记得苏联曾有个时期废除死刑，我们可否学苏联也废除死刑。”我是体会到她是以仁慈的心肠，不愿看到大开杀戒的。当时董必武主任答复她：“苏联最近又恢复了死刑。”而会场上一些积极分子发出笑声，背后还评论“刘委员没政治常识！”《惩治反革命条例》草案等于经政治法律委员会核对一过，全体同意正式通过了。

　　毛泽东于1951年2月21日公布了这个《惩治反革命条例》，于是全国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整个的大陆陷入高度的恐怖惊惶之中。在四月底五月初这个运动到了高潮，在这个高潮的血腥阴影下丧命的，据我估计有五十万人左右。中国有二千多个县，一百二十几个大小城市，平均每县市杀二百五十人，就有五十多万人。另有因恐惧而自杀的也不下三五十万人。我的估计可能太保守。同时，经由这个运动得到劳动改造处分的，至少有三四百万人，即处死刑的八九倍。也许这个估计，还是太保守。

　　前面已经说过，共产党想镇压的人，不只限于现行犯，罗瑞卿的报告所说的“反革命活动”，不过是为大镇压，大屠杀找个借口；共产党预定的计划，是“清除旧社会的滓子”。这个范围就太宽太广了。“什么是旧社会的滓子”呢？共产党说：“农村中的地主和其走狗；旧时代的反动军官，文官及其走狗；反动的道会门；惯匪、惯窃，以及为非作歹的分子……。”我们若单从字面来看，而不深究真实内容，以为革命政权清除这些“旧社会滓子”，也许不是坏事；但是一追究其真实目的，和其所表现的行为，就叫你大吃一惊。共产党所要铲除的不是为社会除害，虽然它打着为社会除害的旗帜。共产党真正所求的目的，是铲除不支持这个政权而又有号召力量的人，同时以恐怖行为打击一切反抗的意识。这里不存在是与非的问题，只存在政权巩固与否的问题。而所采取的手段是违反人类进步原则：“不教而杀”；还要追溯多少年前的往事，那时共产党在中国还未降生呢。共产党的宣传机器虽然是不断的“说理”，而所行的既无“是非”，“说理”也只是欺骗的另一种手段。

　　我们承认，共产党所杀的人中，是有该杀的，如无恶不作的惯匪、恶霸、欺压善良人民的黑社会组织领导人；但是不要忘记，共产党的成员就有不少是这类人的前身。我们承认，旧时代的文武官员，以共产党的革命立场来说，也许是该杀的；但不要忘记，当年国民党的大官，曾杀过不少革命干部，还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官，甚至当年国民党的特务，今天都成了积极干部。不怪共产党里一些有理性的干部流行一种说法：“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动！”这是说革命已失去了原则标准，没有了功过是非。但是，今天共产党要镇压反革命了，便又托出一些掩耳盗铃的骗人方法：“铲除旧社会的滓子”。在斗争大会上暴露几个典型的“社会滓子”，而背后几十万无辜的人被送上了刑场，同“典型滓子”一样葬送了生命；另有几百万人被送到边远的地带，过着人类不能忍受的“劳动改造”生活。

　　1951年四五月之间，“镇压反革命”达到了高潮。这不但是报纸上和街道上的大张旗鼓的宣传，而是到了行动的时期。所谓行动，就是由北京在4月25日作示范，开斗争大会起，接着或同时由各地仿效开斗争大会，然后就是大屠杀。

　　斗争大会是选择几个典型的罪犯，由大会群众斗争，由大会审判，当场决定处予死刑。这些被选择的罪犯，若被害人诉苦和罪行报告，果真属实的话，他们有被处死的资格，什么人也不会为他报怨。而冤屈鬼是那些未经大会斗争，只由共产党圈定的千千万万送上刑场的人们。他们未经过合法审判，未得申诉，未得接见家人，被共产党给带上反革命的帽子同“典型罪犯”一样送死。这些千千万万的人在执行枪毙时，在群众眼里就如同“典型罪犯”一样地可恶了。

　　这就是共产党以少数“典型罪犯”，开斗争大会，然后迷昏群众的眼睛，把成千成万的莫名其妙罪名的人送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让群众把“罪人”一律看待的一种欺世骗人的手法，以达到共产党大屠杀的目的，消灭过去和现在不服从的人，消灭社会上有号召力的人，消灭人民反抗的意识，保持特权阶级自己的政权，共产党万岁！

　　共产党所采取的“镇压反革命”的形式，是全国一致的；即是先宣传，然后开斗争大会，最后是万人空巷看杀人。所被斗争的对象和被杀的人是范围甚广的，绝不限于现行“反革命”。被共产党斗争而杀害的，论阶级是各阶级的人都有，论界是各界的人都有，论年龄性别老少男女都有，论宗教各教派都有，论党派各党派都有，论民族各民族都有。总之，上溯七十年，横穿各级各界，凡是被认为于共产党不利而且有反抗影响作用的人，或是“破坏革命秩序”的人，都在被镇压之列。其中最显著者为旧时军官、公务员，一贯道的师傅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其次是社会上一切不安分的闹事分子；再次还有些所谓“社会的真正滓子”——盗匪、窃匪。

　　现在把我亲眼看见的场面写在这里，形式上大致可以概括一般；它与他处不同着只是地点、人名，或许时间上稍有前后。我所看到的一处是沈阳，另一处是在新疆。这是因为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路过沈阳时赶上两个场面；以后慰问团由朝鲜回来向全国作抗美援朝传达报告的宣传时，我在新疆哈密又碰到另一个场面。

　　沈阳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斗争大会是在1951年4月25日上午十时开的。我们赴朝慰问团正忙于准备回京工作，这一天似乎也停了工。我是被邀去参加了斗争大会，会场是在沈阳市日本侵略时代所建的新式体育场，大约可容六七万人。我进入会场时，有组织的群众已经坐满了体育场座台上所有的旗杆，迎着小风飘飘摇摇。在我的耳里已经不断送来歌颂共产党的歌声，稍停一会就是“杀绝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万岁！”的震天响的群众的呼声。我一进入会场，就感到这种紧张的气氛。当然我的坐位是接近统治者的一群。

　　主席台是坐北向南，主席台前又伸出一个可容二三十人站立的小台，是临时用木板搭成的。小台上有一只八仙桌。在这个台前用木板子圈了一块约有2000平方尺大小的牛圈式的小场，它是包围在广场的群众当中。这个牛圈式的小场，里边站着十九个人，胸前挂有一尺多长五寸多宽的白布条，上边写着犯人的姓名，姓名上冠以罪名，如恶霸某某等类的头衔。这十九个人分东西两排靠木板站立，身上穿着不同的衣服，有的短袄长裤，有的长袍短褂，最受优待的是在我们穿夹衣或单衣的时候，他们穿着棉衣，戴着皮帽。这些罪犯是深深地低着头站在指定的地位，每人左右站着两个枪上刺刀的“武装同志”。

　　在群众震天的呼喊中，主席台的扩音器送出来的声响压倒了群众的呼声：“现在开会了！”如山倒的群众呼声立时平静了。这时主席沈阳市长朱其文宣布把罪犯某某某，提上台来。一声令下，“牛圈”内两个“武装同志”押着一个矮矮的像猴子似的人一步一跚地走上了主席台前的小台，被指示跪在八仙桌前的南面，低头面向群众。接着主席宣布带诉苦人上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两手捧着脸由人搀扶上了台，走到八仙桌前的北面，站在那里。她穿青色的短袄长裤，短发是蓬蓬的，面庞是瘦瘦的。她一上台就哭了有一刻钟，接着述说：前面跪着的是她的父亲，是一个裁缝匠，她小时就丧失了母亲，和父亲同住，在九岁时就被父亲强奸了！以后到十四岁还不断地被污辱。接着又哭起来。群众怒吼了！“枪毙禽兽某某某”。会场上一时掀起了激昂的空气，群众台上负有指挥喊口号的人，不断地指手画脚领头高呼口号……。主席台上宣布这人判处以死刑，群众高呼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

　　这个被判处死刑的人被带下台去，回到牛圈式的小场。接着主席台上又命令把恶霸某某某带上来；这时由小圈里两个荷枪的士兵把一个年约三十左右的男子带上小台。当押解他的士兵叫他跪在八仙桌前时，他还挣扎不肯，终于被两个“武装同志”按压下去，他的一条腿跪下时还在挣扎，似乎要骂人的样子。我看见一个士兵在他脖后紧拉了一下，这个挣扎的人终于就范了。我有点莫名其妙，问坐我旁边的一个地方官员：“方才那人想挣扎，经过士兵在脖后一拉，他就老实就范，这是怎回事？”他回答说：“犯人脖子套上铁丝，防备他叫骂，他一反抗，士兵一拉铁丝，铁丝正套在他的脖子气嗓子上，那样，他就被勒住气管透不过气来，就不能叫骂了！”我听了内心打一个寒颤，难为他们想出这个妙法。

　　另一个被带上台的男人，站在八仙桌前向群众诉苦，说这个恶霸如何欺压善良人民，受他害的有几条人命……群众堆中又喊起了枪毙恶霸的呼声。气势的汹汹，好象要使沈阳市的天吓得坠了下来。过了一回，主席台上宣布此人处予死刑。群众又高呼“共产党万岁”！“镇压反革命胜利万岁”！

　　接着其他十七人，照样斗争、诉苦，照样宣判，所不同者是个人的名姓不同，所加的罪名不同而已。在下午三点左右，斗争大会在群众中胜利结束。但群众的嗓子已经喑哑。在散场时他们还是整队退出会场，每个人的脸上表露着灰暗的颜色。

　　当天晚上在我们住的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招待所里（日本侵略时代的沈阳最高贵的大和旅馆）举行了跳舞晚会，政府首长和干部参加不下三四百人，乐声是悠扬的，舞步是轻袅的，人们脸上表露着无限春意，热闹而快乐的天堂直到午夜一时才告收场。

　　第二天，沈阳市有一个万人空巷的惊心动魄场面。这是大屠杀的日子。这一天天气闷热，太阳光很强烈，从早八时起街上就过着有组织的大队行人，马路上涌动的好象波浪的人海。我为看看整个城市的情况，邀了一个共产党员乘着招待我们的汽车巡视全城一遍。由新市区（从前的日本租界）到张作霖时代繁华一时的旧城四平街。一路上，铺子全部关上门了，饭馆子也停市。据留守的人们告诉我们，每家每户都得派人参加示威。如果你是生客来到这个东北第一大都市，你就一定以为是过五一劳动节或是十月一日的国庆节，不然为什么有这样热闹的场面。

　　到了十时，我同那位共产党员仍然回到了招待所，准备看一段精彩表演。十时半左右，招待所服务员报告我们：“公安局就要押解犯人去刑场了。”我们一行几人走出客厅，赶到二楼的凉台上。这所楼居于太阳形的广场南边，公安局正在广场的西北角，距离不到一百码。街上的人群都站在马路的两旁，万众的头有如秋收前的高粱穗子。安置在街角的扩音器放松一阵革命的歌曲。一会，忽然停止了。一阵沉静。接着内里又传出：“市民们！我们就要把罪犯押赴刑场，让他们低着头走过你们受过他们迫害的人们的面前；在他们偿还血债之前，先行一个赔罪礼。”警卫森严的公安局门前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公安警察，另有一些警察在路旁人群前维持秩序。

　　公安局的大门开启了，忽的一声开出一辆警车，大概有二十个持枪的警察，站在卡车上面。接着就是二十辆左右的卡车，上边装的是罪犯。车行得很慢。在车向西行的转角时，正离我们所站的凉台不远，我看见罪犯的卡车上装满了人，他们都没上衣，光着膀子，绑着两手，俯在车厢里，乍一看去好似堆积一些刮去毛的肥猪送向市场。这些堆积的“货物”，毫无生气，连蠕动的形状，我都一点没有看到。在我眼里活动的是每辆车上的四名警察，耳里所听到的是扩音器“枪毙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和街上群众的鼓掌、呐喊。在我旁边的人们，有的说说笑笑，无动于衷。车行过后，人海的群众跟在车后直赴刑场。

　　四百多名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就在这天得到安息之所付出了人生的代价。而在刑场里，我虽未亲临其地，但我听说在执行枪毙时，有组织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一阵枪毙，响应的是一阵有领导的群众呼叫和鼓掌之声。

　　这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想起共产党今天恭维备至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在他的阿Q正传里，他描写阿Q在押赴刑场时，自己有说有笑，群众后边喝彩。鲁迅于文字中已经批评了看杀人的野蛮习惯。没想到时间隔了几十年，中国还在以看杀人为乐，而且共产党有领导地强迫每家出人参加这个场面。鲁迅如还在，且有自由的环境时，在他的笔下绝不会赦过此景不加抨击的。

　　晚间我从赴朝慰问团同行的文艺家某君（姑隐其名）那里借来迭更斯的《双城记》，把法国大革命时期杀人情况读了一遍。群众那时是到了疯狂的程度，杀人已经红了眼，而且变成了以杀人为荣。我可体会出他们当时的情形。他们心中是对法国贵族积满了仇恨。但和当日沈阳市这个场面的情况相比，法国革命时是群众有仇恨，亲自动手。我们的，人民对被杀者本无仇恨，而是由共产党官，假定是人民已有仇恨，由官方亲自动手。尤其是中国的官办屠杀，是出现在人类已走到二十世纪的文明的年代！人民的呼喊虽表面为共产党作了站脚助威的拉拉队，而内心是充满了恐怖和不安，这一点，据我个人的了解是可以肯定的。

　　在沈阳我看的另一场面，是展览“皇帝”。在满清尚未进关作全中国的皇帝时，在沈阳他们已经有两代的王朝。今日沈阳还存在着故宫，共产党就在沈阳城里故宫“展览皇帝”。

　　被展览的“皇帝”和他的一群人是拘在故宫进门的南廊下，每个人都带脚镣，坐在那里供人赏玩。他们旁边是站着看守的“武装同志”。廊前有一个说明牌子，我记得大意是如此的：“白云天，某某地人，纠合一般无知之徒想造反，自命为皇帝，还封了某某为护国八千岁，某某为护国大将军。白云天有正宫娘娘一人，妃子一人。……”这是大概的说明。我走近前去一瞻“皇帝和显要的丰姿”，“皇帝”白云天将近五十岁的人，身体很结实，看情况像是一个乡下不安分的人。“八千岁”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已是老态龙钟。“大将军”是一十足的乡下佬。“皇后”是农村的妇女，妃子只是十八九岁的农村的女孩子。

　　“展览皇帝”颇能吸引群众，来往参观的人每天都很多；而且对共产党宣传来说，这是真人真物，有人证物证的反革命。在共产党统治时代都出了“皇帝”，这还了得吗！不镇压还行吗？在沈阳大屠杀之日起，“展览皇帝”谢绝参观了！

　　赴朝慰问团回国后，我被指派到西北五省作宣传报告，八月中到了新疆的哈密市，全国闻名的哈密瓜就以此地命名。这时镇压反革命的风吹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在8月13日，哈密市举行斗争大会，地点是在城外的小河岸边。所斗争的人是哈密王十一世伯锡尔和其家族，还有一个地主玉素圃。

　　这一天，天气很好，太阳还是烤人那样热。斗争大会是诉苦的形势，没有主席台那样的设备。最热烈的场面是在河的左岸，那里河边有堤岸、有柳荫。斗争的对象是哈密王的弟弟和其岳父岳母。斗争哈密王的场面是在河的右边沙滩上。伯锡尔四十多岁，身体强壮。穿着短衫短裤，足上带着脚镣，踝骨上有着模糊血痕，脚镣上有湿润的血。他站在炎热的太阳下，面对斗争的人群，呼喊之声虽然四处传来，他好似心情平静若无其事。在河左边的斗争场面，他的弟弟、岳父母、以及地主玉素圃就比较狼狈。他们也是站在太阳下，弟弟是个瘦弱的人，可能吸食鸦片，带着哭丧的脸；岳父母只是可怜的两个老年人；玉素圃地主已是七十岁左右，一张瘦脸长满了白须。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也不许动；若动，“武装同志”的刺刀就冲向他们的胸膛。

　　群众坐在堤岸上，坐在沙滩上，穿着红红绿绿维吾尔族的服装，手中摇着一尺左右大小的旗帜，不断在呼叫。惟呼喊的声音是清脆的，不像汉人口音那样沉浊。我是不懂他们的语言，翻译告诉我，他们在呼喊枪毙哈密王。群众呼声稍停，就听到有人在被斗争人们的面前述说他们的罪过。

　　据人给我解释说：哈密王是这里的恶霸，他家是受清朝封为哈密王的，传到他，已经十一世了，在国民党统治时，他是个军官。（全新疆有几个这样的王，如鄯善王、和阗王。我到鄯善时曾到过鄯善王的王宫，一所极落后的土制的二层楼大房，革命后已被拆毁，王已被斗争，在破楼中还有王妃居住——一个四十岁以上衰弱不堪的妇人。）

　　哈密王！王就和恶霸距离不远，他的行为不会没有指责之处，而且可能很多；所以共产党以哈密王及其家族为斗争对象是很聪明的。不管他们反抗过革命与否，给他戴上一个反革命的帽子，不会有人不信的。

　　我亲自通过翻译，在会场上问过哈密王弟弟的妻子：

　　“你们是怎么回事？”她说：“他们向我们要钱，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交出去了，但是还是逼着要！”说时这个神经衰弱到极点的妇人两眼滴下泪珠。我这时心中体会到这个斗争的主要内容。

　　我未待斗争大会结束，就离开了会场。几天后我就向吐鲁番出发，把这场事留在脑后。

　　等我们在新疆完成了传达报告的任务，于返回北京时，飞机停留哈密一夜，我又去城内访问一次，无意中我向哈密专员询了一句：“哈密王怎样处置了？”他回答说：“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哈密王病死在狱中了！”

　　共产党的恐怖政策，在乡村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杀死了大批有领导号召力的人们，吓住了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人民；在城市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杀死了大批有知识能力的人，吓住了占中国人口20%的城市居民。整个大陆变成了恐怖的天地。共产党政权是建筑在恐怖政策之上，全国人民都受了血的洗礼！

　　在镇反的高潮中，家家户户感到惊惶，今天经常到这个家去捕人，明天某人失了踪。就是机关单位，前几个月经由干部审查历史已经不成为问题的人们，又旧案重提，不少人被装入囚车。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上天如何安排的。在日本侵略的沦陷区居民们常想起日本“皇军”和伪组织警察深夜捉人的情况，半夜里警车停在谁的门前，这家就有凶神降临，左右四邻也都惊惶不安。居民私下说：共产党的恐怖统治，还甚于日本侵略的时代。谈虎色变，是大陆上的居民心情！

四.抗美援朝运动

　　1951年三个大运动在中国大陆上热烈地展开，而且都达到了高潮。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已如上述，抗美援朝运动，亦为这年轰轰烈烈的运动，其影响于红色政权者可谓至大且巨。本来，抗美援朝运动发动于1950年10月，镇压反革命始于那年12月，而高潮在翌年四五月之间；抗美援朝虽行在先，而高潮却在1951年中，故我把它列入第三个大运动。不但在时间上如此计算，而于意义上，中共也是如此安排的。即是整完农村整都市，此时如不对“帝国主义”有所行动，他们便觉有心腹之患。正如共产党首脑人日后常夸耀的：“中国如不抗美援朝而且取得胜利，中国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因为他们常想，假如有个“帝国主义”的美国天天找麻烦，那末要想建国是十分困难的。故在农村土改运动胜利之后，在都市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张旗鼓进行的同时，必须给“帝国主义”一个颜色。把“纸老虎”揭穿，中国才能走上康庄大道。于是发动抗美援朝运动。我想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共产党也一定有个清算帝国主义的关系运动，但不如抗美援朝来得有力，而且振振有词。

　　“抗美援朝”虽似偶然事件，但熟习内幕的人，一定可以回忆：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安排好的日程。毛泽东于1950年底到1951年1月在莫斯科晋见斯大林那次“伟大的会见”，一定已经安排好了这个计划：只等待北朝鲜金日成奉命发动战争，毛泽东早已拟定好了的“不能置之不理”的声明，才从容不迫地从保险柜里取出，登在报上。所以说，朝鲜战争不是偶然的，中共的抗美援朝也是深谋远虑的计划，只待付诸实行而已。

　　话虽如此，但毛泽东于执行这个莫斯科计划时，也很费踌躇。我记得自从北京政府发出对朝鲜战争不能置之不理的声明后，北京高级官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曾有好几天热烈地讨论：究竟中国是否应参加韩战。讨论的结果，赞成的和反对的都有。赞成的理由大致是：援助朝鲜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而且“唇亡齿寒”，中国不能坐视。反对的理由大致是：革命政权成立不久，正需要和平建设的环境，不容许有国外战争；何况面对的敌人又是一等强国——“美帝国主义”。就是解放军的将领们也持有这种不同的意见。据内部传出消息，毛泽东为这个互有利害的问题，有三个旦夜在屋中来回地踱步。最后，他还是决定了执行莫斯科的决定。但在最后决定之前，共产党军队早已准备待发鸭绿江边；且于10月25日声明志愿参加韩战时，这些志愿军早已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和“纸老虎”的军队交手了。北京七个民主党派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联合宣言，只是补办手续而已。

　　志愿军在朝鲜正式加入战争，中国大陆上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我们在叙述这个运动进行时，还是先介绍这个运动的目的性，因为共产党一行一动都是讲目的性的。综合起来，这个运动具有下列的目的：

　　第一、执行斯大林的战略政策，在远东拖住美国的兵力，以方便他在欧洲的活动；
　　第二、清算美国和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
　　第三、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提高红色政权的国际地位。

　　这三个目标各有重要性，我们在此讲斗争清算是偏重于第二个目的，但是也不能与其他两个分开，总之都是斗争的一部。所以我们还是按次序分别轻重地谈下去。

（一）执行斯大林的决策

　　第一个目标，毛泽东执行斯大林的政策，把美国军力拖住在远东，以便利于他在欧洲的活动。这一点是很显然的。自东欧小国如捷克波兰等国纷纷落入苏联的手里之后，西方国家有些着急，于是有北大西洋集团的组织，加强了军事力量和政治合作；美国马歇尔计划又给欧洲带来复兴经济的条件，于是，苏联面向着一个有组织的强大敌人。

　　斯大林知道处境困难，如何减轻压力而转移目标呢？他在远东抢去了半个朝鲜，又有一个新附庸大国，他不能不使这个力量发挥一点作用，以减轻他的负担。于是发动朝鲜战争，而把中国这份力量投入这个赌博。胜则增加极权阵营的力量，败则于己何损！这是斯大林的算盘，而且在斯、毛会见时，斯大林可能已面授机宜。

　　毛泽东如何呢？不参加朝鲜战争，就无法向斯大林交代。参加战争，又冒着自己政权倾覆的危险，犹豫徘徊，以致使他三夜失眠，最后还是决定军事冒险。

　　毛泽东事后曾讲，抗美援朝不能不进行。理由有三点：战胜，自然中国地位一跃千丈；不胜不败，以一个落后的中国与一等强国打个平手，这就是中国的胜利；战败也不过是抗日战争的重演。而且毛泽东于未战之前已作战败的预演，希望好的，准备坏的，甚至他都估计美国可能向中国投原子弹。在抗美援朝发动之始，周恩来有一次向我们报告国际情势，他说：“必要时我们准备退却，由沿海各省退到内地，以西北西南为长期作战计划的基地。”而且这不是空谈，共产党于1950年底起，就由沿海各大城市向内地搬运物资和工厂机器，就连鞍山的大炼钢炉都在火车道上旅行了，我亲眼看见有四个大炉旅行在北京沈阳的铁道上。

　　共产党认为抗美援朝志愿军出国作战，是一个军事冒险，“胜败未可知也！”而为毛泽东解脱危险境地的，是他的敌人，美国前后两任总统。杜鲁门总统救了毛泽东的崩溃，因为他限制了有远见的将军麦克阿瑟，不许他渡过鸭绿江。我深知道，抗美援朝战事一起，中国的工业重心的东北已慌作一团，机关、工厂、学校纷纷搬家，火车站上已经挤满物资和人群，呈现了逃难状态。而且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势。如果按麦克阿瑟的计划，把战争带过鸭绿江，毛泽东的东北根据地会开始动摇。苏联虽口上吹牛，实际上也不会参加作战。另一方面美国限制了蒋介石军队在沿海登陆，在沿海开一个桥头堡。如果有这样两个战场，毛泽东的政权，大有倾覆的可能。杜鲁门总统不此之图，这是他救了毛泽东于前。

　　接着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救毛泽东于后。朝鲜战争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不得人心的，停战要求可能是美国人民的心愿。但是这个仗已经打上了，而且自由世界付出了代价，就应当见个高下。正当毛泽东的志愿军困难万分之际，因联合国军的轰炸，军队因隔绝而挨饿，重武器运不上去，军队久战疲劳……，欲求和解而不可得的时候，毛泽东走运气，美国的和平将军艾森豪威尔进了白宫；他在竞选时以结束朝鲜战争为号召，争取选民，上了台之后，第一任务就是实行诺言——朝鲜停战！毛泽东暗地向他默祷“阿弥陀佛”！他从火坑里把毛泽东政权救起。而且毛泽东向中国人民所说的：美国就是个“纸老虎”，经由美国两任总统的行为为之证明，是所言非虚了。红色政权以打“纸老虎”成功，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稳定了政权，美国的“纸老虎”作了毛泽东国际赌博和恫吓中国人民的资本。

（二）清算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

　　现在我们来谈抗美援朝的第二个目的——清算“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

　　西方列强在中国有百年的侵略压迫的历史，中国人民是痛恨的，历史会公正地写明这一点。西方列强以强权即是公理的优越感，应当给予纠正；而且在人类走到廿世纪的文明时代，从前站在弱小民族的痛苦上过着自己骄傲快乐的生活，这种行为，应当被历史淘汰。关于这一点，凡是有良知良能的人都会体会到，而耻于以以前于己有利的不平等当作荣幸。

　　毛泽东政权深知道人民的这个心理，故于抗美援朝运动中，则集中火力摧毁“帝国主义”的势力和影响。什么是他们的势力呢？中国大陆除了苏联在大连驻兵外，自然早就没有其他列强的驻军了。什么租界和不平等条约已经随着第二次大战的炮烟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列强如英美法等国在中国有企业单位，有教育机关、有医院、有教会、有慈善机关，……这些机关、团体，单位就有一定势力，而且是有形的。在共产党的眼了，这些东西摇摇摆摆在人民面前，就是“帝国主义”的化身，就会起作用。同时，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在中国高级人士中已起了一定的影响，这个无形的东西盘旋在人们的脑里，就是“帝国主义”的鬼影，不知什么时候钻出来兴风作怪。所以共产党就双管齐下，取消有形的，消灭无形的。故运动必须深入，而且须要广泛，把这个“坏东西”挖出去，红色政权才感安心。

　　美英“帝国主义”投资的企业，有的早些时候就关了门：在抗美援朝运动时期，作了一个总清算，从前有考虑的，现在无考虑地接收了。教会办的学校和医院，到抗美援朝时期一刀和“帝国主义”切断了关系，就是基督教和天主教本身也以“三自”革新态度出现，即自给、自养、自传，斩断了“帝国主义”的操纵影响。

　　教会办的学校，有的在解放军胜利地占领了其所在的地方时，就开始斗争主持学校的外国教士或修女；到了抗美援朝时期这段斗争告一结束，那是以监禁主持学校的外国教士或修女为代价的。教会办的医院也和学校同样的命运告终。在这些学校医院的背后的教会，也到了清算阶段。

　　1950年6月，朝鲜战争一起，共产党触角是很灵敏的，七月就在中国大陆直到反基督教教会的运动，令吴耀宗等人搞“三自”革新运动，要教会切断与外国的一切关系。在九月全国基督教委员会成立，并且发表宣言。在这个宣言上所有的基督教徒都须签字，否则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至少也牵涉嫌疑。在宣言内（经共产党指导）明言：“中国基督教会团体应以最大努力……使教会群众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

　　在志愿军公开参战之前，赵紫宸在中共的指使下，于10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他说：“前几日基督教界发表了一个宣言，说明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努力的途径。……中国基督教站在自己信仰的立场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尤其是美国所领导的帝国主义。……万一将来不幸而有战争，我敢信中国的基督教与苏联在第二次大战时的东正教一样，是绝对不受外诱的，动摇的，完全与自己的政权站在一条线上努力去克服困难的。”这文发表的二十天后，志愿军公开参加韩战了。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对于天主教、基督教应有的认识》一文。总之，12月北京政府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和《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于是迫害工作广泛地展开了。

　　1951年4月中共政务院（现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此机关于1954年已撤销）宗教事务处（现改为宗教事务局）曾召开一次控诉性质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在会上所提出来的被迫害的教徒有美国牧师毕范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骆爱华，公理会会督陈之渊，中华圣公会云南教区主教朱友涣，名布道家顾仁恩等人，他们被诬的罪名不是美特，就是与国民党有关。

　　接着迫害的魔掌伸向全国，各地基督教徒，如不甘心供中共驱使，积极于三自革新运动，没有不被迫害的。就在1951年和1952年两年中，被迫害的基督徒至少在28000以上，其中各地知名人士就占相当大的比重，如白天实、吕绍瑞、安月勋、赵世光、刘次萧、张乐古、海维德、安迪生、华第生、林尧喜、沈绪成、赵兆瑞、王克松、范天祥、李圣华、贝尔、奥连史托威等人物。他们中除了极少数因在国外，幸而未遭灾难，其他的人都被逮捕囚禁，严刑拷打，或被送到远方作劳动改造，另有一小部分不甚重要的外籍教徒被驱逐出境了。

　　共产党不但迫害了基督徒，而且劫夺了教会的财产，教会办的医院被接收了，学校也接收改组了；就医院讲，知名者如北京协和医院和湖南湘雅医院都被接收了；就学校讲，举世闻名的北京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都以调整院系的借口被解散了，其他中小学校一概被接收了。

　　共产党对天主教有如不共戴天之仇，在中共得取政权后就想给天主教个颜色看，特意制造“公教爱国青年团案”，逮捕一些人，于1950年10月宣布处死四个负责人。与此同时，又制造教廷公使驻北京代表马迪儒拟炮击天安门事件。马等四五人因此被捕，中共作了大事宣传。接着于1951年，先后在天津逮捕津沽大学法籍副校长卜相贤、工学院院长鲍羽华，天津区主教文贵实、满世济、甘墨林、凌安澜、张子良、王克明等约一百多人。迫害之风一起，全国各地的天主教徒，尤其是其领导人，就落在共产党的魔掌之中。

　　在共产党折磨天主教徒，摧残天主教的活动中，他们特意制造了另一个轰动远近事件，那就是诬陷南京圣心堂育婴院事件，共产党控诉修女白洁贞（法籍）、白安琪等人杀害婴儿，和其他种种罪行。这一控诉使白洁贞等被判十年徒刑；接着共产党在各大都市逮捕教会办的育婴院或孤儿院的负责人，说他们冒名慈善机关，实际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想毒杀中国新生的一代。

　　天主教徒，不论其国籍为何，除了那些甘为共产党驱使参加三自革新运动者外，一律受到虐待；不少人被逮捕，坐监，严刑拷问，有些人是被杀害了。

　　共产党不只迫害天主教徒，而且还要劫夺他们的事业和财产。天主教办的学校，如天津津沽大学、北京辅仁大学，都先后被解散了，财产归于共产党了；学校的外国负责人，被诬以特务，间谍等等罪名入了监狱。

　　基督教和天主教，在红色中国同样地遭到了悲惨的命运，大批人被捕，大批人被杀，绝对多数的教徒过着恐怖的日子。其遭遇情况正如基督徒处在罗马尼罗皇帝的时代。这些外国传教士被迫害的罪名，多数被诬为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或间谍；中国籍的教徒则诬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或反革命分子。有了这等罪名，就很难幸免的；因为抗美援朝运动是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结合着进行。一个是抗美战争，属于军事；一个是镇压反革命，属于政治；共产党是随便用两者之一来绞死人的。很多人与其说是被迫害或谋杀于抗美援朝运动，毋宁说是死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之下为宜。

　　阴险狡猾的共产党，伸着这两把钳子想绞死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系的教会，它一心想消灭“帝国主义”这种有形的工具。为了消灭这种有形的工具，它又假造一些消灭这种工具的理由作证。于是，共产党在北京，在全国各大都市前后布置了各种“帝国主义间谍活动展览会”，和“帝国主义侵略残害中国人民展览会”。与美国有关系的北京协和医院被展览为间谍活动机关，同时又是毒害中国人民的屠场；天主教的育婴堂，如南京的圣心堂育婴院，被展览为杀婴的屠场，同时又是侵略的机关。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展览“美国空投细菌”，和“美国被俘人员亲口招供间谍活动”。这样既反了“美帝国主义”，反掉了它的工具，又斩断了中国人民对西方国家千丝万缕的想头。

　　这样一来，西方列强在中国有形的组织是垮台了，而且江河日下。有人统计，原在中国有3000多个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到1952年只剩下不到100个人；天主教的外国传教士原有3222人，到1953年减为364人。据我所知，共产党与“帝国主义”斗争是长期的，1955年肃反期间还把大批中国基督徒逮捕，著名人物如王明道在天津被捕。上海提篮桥监狱里还囚禁八个月之久而未判决的将近百人的天主教徒。我于视察上海监狱时曾亲自与他们谈话。这些人的遭遇，虽与“抗美援朝运动”无关，但是与抗美援朝运动清算外国势力做法是一脉相传的。信笔提及，说明一个运动的高潮去后，还有再清查的长期阶段。

　　上边所述是说明共产党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消灭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有形组织和人物。此外它还要消灭无形的东西和人物。这就是指的“帝国主义”的影响。

　　百年来中国受西方列强的压迫，这是事实，且是可耻的事实。这百年来西方的文化也渗透到中国，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受过西方教育，学一些西方生活方式，头脑里是资本主义思想，对美国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思想里还在崇拜美国文明和生活方式，……针对这些影响，共产党提出：清算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同时种植仇美、恨美思想。于历史证据不足之外，又特制美国投“细菌”，使人民在新的感情上仇恨美国。特制一些图片，和拾取一些朝鲜战场上的残破弹壳，说是空投细菌的情况和物证，用这些东西开“细菌展览会”供动员群众参观。并动员群众到河边捉昆虫，鸟蝇，说这些东西是美军投下来的，是细菌的传达体，就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使人民仇恨美国。

　　于是在抗美援朝运动的旗帜下，在机关、企业、党派、人民团体，尤其是在学习里，大整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所采取的方式和其他运动所采取的相同。各机关、单位、开小组会、开斗争会；在小组里每个人检讨自己是否有崇拜美国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亲美的倾向和活动；最后有没有恐惧美国“纸老虎”的心理。经过检讨和批评之后，一般的人经过此过程就可以过关了。但是有些人，共产党认为是重点分子，崇美、亲美的思想和行动都很昭彰，那么，这种人就得斗争一番，开大会斗争。

　　举一个例：北京佑贞女中是法国天主教办的学校，外国修女们被斗争清算之后，接着斗争崇美、亲美、恐美思想的中国教徒和学生。

　　斗争大会是在上午开的，到会全体学生和教职员五百多名。主席台上坐着几个主持人。开会后，被斗争的重点对象高三学生赵素心被带上了主席台，站在那里面对群众，被迫交代问题。接着台下怒吼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滚下去！”“帝国主义的走狗赶快低头向人民认罪！”“反革命分子跪下来！”群众于怒吼之下，会场骚动作一团，眼看有人就要动武了。

　　这时由台下走上两个人，拉着赵素心的脖领，把她拉到桌子旁，一用力就把她按住，双膝一软跪在台上；低着头，苍白着脸，她的耳里只听到台下怒骂的声音。这时主席台上发出“请肃静”的命令，会场又安静下来。接着前后有四五个人站起来，指控赵素心崇美、亲美的反革命活动。又指她参加过圣母军，他们的指控如背书一样述说一遍。这是预备好的东西，说时是没有感情的，也缺少明晰的理智，只有装做的怒气和不协调的粗声。

　　赵素心被斗服了，认罪了，在群众面前宣誓——一定决心仇美恨美。斗争会胜利地结束了。留在学生和教师职员们心里的是恐惧、是恶心、是暗藏的苦笑。

　　崇美、亲美、恐美的斗争会在各处召开；仇美、亲美的思想硬塞在人们的脑里。抗美援朝运动一大胜利，就是人们一见面提到美国就是把它一顿痛骂，表示一下自己不崇美、亲美和恐美，消灭了自己可能被指控的嫌疑；同时恨美、仇美在自己的口头上生了根，保障了自己的安全。

（三）提高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地位

　　最后我们来谈，抗美援朝运动的第三个目标：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提高红色政权的国际地位。这一点可以说胜利地完成了。

　　中国人民受列强压迫大约整个一世纪，其内心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尤其是中国历来是各以“华夏”自尊的大国，人民又是优秀的人民，受了百年压迫，他们是不甘心的。所以百年来民众抗外运动表面看来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优秀人民对不正义的反抗斗争。关于这一点，历史自然会有公论。

　　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一举一动渐次丧失了民众对它支持的信心，尤其是土改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加给人民的恐怖，已经使人民对它厌恶。正在这时，共产党发动国外作战，它虽冒军事投机的危险，但它正刺激了民众爱国的潜伏的热情。共产党以民众爱国热情抵消人民对它的厌恶，这一着可以算作共产党的一手高棋；不但提高了人民爱国的热情，稳定了红色的政权，同时又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毛泽东三个旦夜不眠，所得的代价是可观的。

　　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历史，尤其是现代史：凡是专制帝王，尤其是现代的独裁者，一遇国内危机，他们就以对外作战或向外侵略，转移人民的视线，解决国内的困难。这一着，中国共产党是熟习的，而且是行之有素的。

　　毛泽东派兵参加朝鲜战争，在国内是以八个打字标榜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人民可能不同意前边四个字的意义和行动，但是人民却为后四个字迷惑了。在这里唤醒了人民的爱国情绪，这情绪是由百年来所受压迫而来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

　　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在抗美援朝之初，社会的意见，纷纷议论，各有不同。少数的人觉得，北朝鲜政权和我们的一样性质，如它失败，帝国主义的矛头自然指向我们的大门。所以不能不抗美援朝。多数的人以为这是惹祸，把战事引到中国，中国又将有多年的灾殃，更何况，新政权成立不久，基础还不稳固，这真是不堪设想的前途。这群人中自然有幸灾乐祸，愿意因国外战争而拖垮这个政权。但是人民的心理有一点肯定的：和列强打仗就是出闷气，就是洗掉百年来的耻辱，如能打胜，就愿付出高贵的代价。共产党就利用了人民这个心理，而且托天之佑和“帝国主义”的领导者不高明，这个仗打个平手；打个平手在人民眼里，也可说在世界的眼里，就是中国的胜利。

　　共产党明白人民的心理，它如何利用这心理，以增强抗美援朝的力量，和提高人民的爱国思想呢？这是归功于它的宣传机器，而最成功达到最高潮，是于1951年三四月之间，利用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一次赴朝慰问，和这个组织回国后由五月到九月底，在全国的广泛深入的宣传。我是参加赴朝慰问团的一人，参加了这个组织的工作全部过程，故知之颇详而体会亦深，故愿把它的工作和所收的效果介绍出来。

　　赴朝慰问团是由北京和四个大行政区指派的人组织成的，共三百人左右，另有文工团三百人参加，加上工作人员足有六七百人。总团之下设六个分团，分团是由各地方来人组成的，其负责人也是总团组成人员。总团长是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副团长是解放军政治部的文化部部长陈沂，分团长是各地负责人担任。我是总团的一员，同时又把我组在分团里。慰问团在1951年3月中由北京出发，在沈阳准备一个时期，三月底由沈阳去朝鲜；另留下第六分团在东北专门慰问伤兵。我和高崇民先生因为在东北工作方便，就留在东北，负责领导第六分团。赴朝鲜的五个团分别慰问志愿军，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一直到三八线前线；当时正是战争紧张之时，回来时已经有四个人被飞机炸死；两个是文工团的，即有名的相声演员小蘑菇和程某，另一个是是河南代表廖某，其他一人我忘却了名姓。我们留在东北的第六分团的工作是重点地慰问伤兵医院，因限于时间，只到过洮南、齐齐哈尔、北安、双城和长春，慰问了伤兵，发慰问品，给他们讲解抗美援朝的道理，鼓励他们伤愈后重上前线。为了给伤兵一些安慰，还特带一个杂技团到处给他们表演。

　　慰问团于五月初前后返回沈阳，后到天津集中；就利用这个时间，共产党为扩大宣传，特在天津为在朝鲜被炸死的小蘑菇和程某等人发丧，发动民众到灵棚吊祭就有两日。出殡时全市游行，真是万人空巷而归的情形。在北京于五六天内展开普遍的传达报告，其范围是所有机关、学校、工厂、居民都听到了这个报告；报告虽由团员分头进行，但报告的内容大体一致，主要内容是以实例颂扬志愿军的英勇智慧；以实例说明美国军队的残忍和胆怯；最后鼓励干部和人民支援前线，贡献人力物力，结合自己的岗位，制订个人、团体和全家的爱国公约。发挥爱国主义的精神。

　　在北京宣传之后，就向全国展开，要广泛、要深入、要作到家喻户晓。于是各大区的分团就各回原地，北京总团参加的人就分配到各分团去到各地。我是指定参加西北的第一分团，名义是副团长。我把我接近的情况介绍出来，其他各团所进行的大概都如此；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党利用抗美援朝运动，如何鼓舞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们慰问团一行人和北京派出的约百人的文工团于5月12日由北京出发，先到天津宣传，目的是要每家每人都听到慰问团的传达报告。就我个人所及的，就作了六次大报告，在民园给32个中学校学生作一次报告，在第一体育场为5万居民作一次报告，另外在汇文中学为2万居民作一次报告，在南开大学为大学生作一次报告，其他两处是三区和八区。其他的团员在工厂、在机关、在居民等处作同样的报告。文工团在报告之后登台表演。

　　19日离开了天津，21日到达陕西省西安市。这天天气热得透不过气来，可是共产党动员十几万居民夹道欢迎，放鞭炮和锣鼓之声不绝于耳；慰问团是在十万人掌声中由火车站被欢迎到省府招待所。

　　接着我们在西安市作了几天报告，和文工团的表演。报告目的也是作到家喻户晓，报告的内容和在北京所作的是一样的。报告后就是抗美援朝捐献，这一工作由地方组织进行。我们除了鼓动之外，不过问此事。

　　六月中旬第一分团离开西安乘飞机到甘肃省会兰州市。机场离城十八里，共产党发动了所有兰州市的人，由城门一直排队到飞机场。我们下了飞机有万人欢迎，由机场到城里一路上都是站满了人，一路献花、鼓掌、欢呼，我们这些人站在吉普车和卡车上，身上十字披红，车上载满了一路群众献上的鲜花。我们这些人好象给他们带回来了无限光荣！人海把我们涌到西北大厦的门前。

　　接着在兰州全市作传达报告和表演，听众和观众也是各行、各界、各机关、学校、工厂和全市的居民。兰州市受了爱国主义的洗礼，接着就是爱国的捐献。

　　在兰州市工作之后，慰问团要深入到各县各乡了。于是决定分五路进军，甘肃省留一部人，陕西省已留一部人，青海、宁夏、新疆各去一部分人，目的至少工作到县的一级。我是带领几个团员和十个文工团去新疆的。我把在新疆的工作情形写出来，以便了解这工作是怎样深入到县的。

　　我带领这部分人于七月中旬到达新疆省会迪化（现名乌鲁木齐），在机场也是受全市人民的欢迎，惟较兰州简单，多余的是添上一个检阅仪仗队。我在机场讲了一段话后就到了省府招待所，这是国民政府时代的外交特派员公署。照样的，我们在迪化作了同样的报告和演出。这处有点不同的，报告会分开了汉民和维吾尔族的会场，在汉民会场讲话是用汉语，在维吾尔族会场里除了团员是维族人外，其余的人报告还得用翻译。

　　在迪化报告、演出之后，新疆省府和军区又给我们配备一些人手。我们就决定了分三路进军：中路由我和维族人玉素圃夫（前民族军的团长）为主，另配了几个宣传员和记者，地点是天山脚下的南北两路、即由迪化沿天山北路东行，经阜康、奇台、木垒河、镇西，越过天山到哈密；由哈密西行经鄯善、鲁克沁、吐鲁番、托克逊再回迪化；以及迪化附近的昌吉、景化等县。北路由维族团员和几个新手，由迪化到伊犁直到阿尔泰山。南路由向达教授和浦熙修女士和蒙族人道尔敦负责，加上几个宣传员，他们的目标是库车，阿克苏直到新疆最南部的和阗。这时文工团不随我们同行而单独作战了，由侯宝林和魏喜奎负责访问各大城市演出。

　　我这一路由迪化出发，每到一县是全城人民出迎五里；红旗招展，欢迎呼喊之声震天。在报告会上，群众献旗、献花，很多地方当场捐献，有的把羊送来，有的献上银元首饰，多数地方是在我们报告期中就超预定数额完成了捐献任务。在每县作完报告，送行的又是全城人民送到郊外。

　　我知道整个新疆是如此布置的，其他各省各县布置的情况我想也大体相同。

　　从我个人经历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花了多大气力作这个工作。全国各省各县如此深入工作，全国人民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洗礼，每人每户订了爱国公约。公约内容主要是把自己工作作好，增加生产，用此表示爱国和支援前线。共产党作了一次轰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而直接收获的是史无前例的捐献，全国共捐献了55亿元以上，等于3710架战斗机。

　　爱国主义是抗美援朝运动一大收获。惟共产党深恐中国人民只知爱国而忽略了“革命”，只知爱自己的国而忽略了对苏联的友谊，故于讲解爱国主义时，还须与国际主义相结合。这样“援朝”和向苏联一面倒才有了理论根据。但是据我体会，一般人民真心里是爱国，对于苏联的国际主义倒是并不怎样热心。

　　综上所述，共产党抗美援朝运动是成功的，它达到了军事投机，执行了斯大林的政策；它清算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最后，它广泛地利用人民爱国心理，对战争得到了支持，增加了国防力量，稳定了政权，而显著的红色政权在国际关系中得到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