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人民的地狱（上）

· 一、挤出最后一滴血
· 二、残酷剥削压榨下的人民生活
　　（一）农民生活在饥饿线上
　　（二）工人面向北冰洋的冬天
　　（三）城市居民是“无钱买”和“买不到”
　　（四）低级干部的生活情况

　　共产党人一面铺张浪费，过着高贵的奢侈腐化生活；一面夸耀几年来建设的“辉煌成就”。宣传机器不断地向全国人民和世界广播这个卓越的成就，同时还欢迎国际人士参观。这种宣传和参观真就迷昏了一些人的眼睛，甚至那些备受欢迎招待的外国人士，回到自由世界还以他们的偏见偏听写了一些夸耀称赞的文章和报道。这真是二十世纪文明的讽刺。

　　中国共产党几年的建设实在算不了什么，只可供宣传骗人。它的所谓建设多数是等于在旧房顶上再加上一副木棚，看来是新的，实际还是旧东西。生产的数字虽然在扩大宣传上若有其事，实际上并没有超过旧时的水准，即使有些部门生产数字超过旧时的水准，那是以八九年的工夫，加上对人民的过分剥削压榨，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新成绩。以八九年工夫加上对人民的过分剥削，搞一些所谓新工业，也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新建设。这是从一个角落看这个建设的全貌。

　　从另一个角落来看，各处起新房、搞工业，说起来似乎是洋洋大观。以我的看法，这个建设可以在乡下佬面前夸耀，因为乡下真没有洋楼大厦和工厂。这个建设也可以向阿尔巴尼亚等小国夸耀，因为那些小国实在是落后得可怜；这个建设也可以向到中国吃招待饭的国际人士夸耀，因为共产党带他们看一些专供参观的工厂，然后用飞机专车再把他们送走，对这些吃了饱饭就冲昏头脑的人，那就是什么木棍也都成了万花筒。

　　共产党以这种建设向全国和世界夸耀，并以此要求中国人民忍受极端的痛苦生活。我不但是今天身在海外，就是当时身在竹幕之内，我是始终不同意它这种夸耀自豪骗人的把戏的。我所持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以为：一个国家值得夸耀的建设是看它当时对人民幸福起了怎样的作用。人民生活都在十八层地狱时，不能因它建筑一些楼房，多树一些工厂烟囱，就给它记上一功。我在北京时，当我们偶尔私下谈论起共产党的作为时，朋友们常说：“我们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建设是好的，而且它是有能力的。”我就常用下边的话如此辩驳：“那要看它的目的，和人民的生活如何。在人民被压榨到不能生活的情况下，这种建设是不足夸耀骗人的。当日本侵略中国之时，目的是在侵略，在伪‘满洲国’它是榨取当地人民的金钱财力，建设了不少工厂，说来也是可观；但是我们中国人没有人为这种建设夸耀或自傲。共产党今天的所谓建设，即使都如它所宣传的那样，但在统治者骄奢淫逸，为了自己的政权不惜牺牲民命，人民生活如此痛苦之时，哪还有什么值得夸耀。这就是骗人另一套技术。”我的朋友听到哑口无言了。

　　“狂人的天堂”是建筑在“人民的地狱”之上，我们看过了“狂人的天堂”一幕，那里是特权阶级的幸福、快乐、骄奢淫逸，铺张浪费，掷钱如水。现在，我们再看“人民的地狱”一幕，这里是人民的痛苦、悲哀，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被榨取最后一滴血。这两幕剧充分表露了中国大陆上物质生活的全貌。希望读者看过“国际友人”报道北京饭店招待之丰盛，对北京政权如何感激之后，看一看人民的生活，看一看“人民的地狱”。

一、挤出最后一滴血

　　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以“革命政权”的名义，大杀反革命分子；这个数目外间虽难知道确数，但约略而言，大概总在几百万人以上。此外，就是在平常或在运动中逮捕大批“反革命分子”，重要的固然都杀了，轻微的坐监或劳动改造，这个人数，前前后后总在一千万人以上。在旧时代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社会上有影响号召而且有能力的人；在“革命时代”，就以共产党自己的法律来衡量，他们绝大多数人是罪不该死，或者也罪不致坐监，劳动改造。但是在红色统治的范围里，权力是在共产党的手里，生杀予夺，随心所欲；上帝只给共产党一个口，其余的人有口都上了封条，哪里还讲善恶是非。我幸而脱出了虎口，在我的笔下便只有同情被共产党屠杀的人们和劳动改造的人群。他们是中国多难的人民中的一部，最惨苦的一部，而不能把他们列在人民之外，认为是罪有应得的囚徒。

　　共产党压榨普通人民还来一套假面孔，宣传号召的骗人伎俩；他们对“劳动改造分子”这一部人民却提出最残忍的口号：“挤出最后一滴血”。共产党人公开地说：“反革命分子若使他们享受枪毙，一声了事，那是太便宜他们了。他们应向‘人民’还债，在剥夺他们一切所有之后，他们还有身体。身体就是本钱，用劳动创造生产。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必须把最后的一滴血，一点力量，乖乖地留下来。”这里所提“人民”二字是共产党惯用的欺人口号，一切都盗用人民名义，如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民日报》等等。名义上一切是“人民”的，实际上一切共产党的。这是多么狡猾的手段，但是这套“西洋景”都被人人看穿了。

　　从共产党的法令政策和言论来看，他们对劳动改造分子是多么残忍阴毒！他们明明是挤出最后一滴血，还口口讲“劳动改造必须与教育相结合，使经劳改的人受得社会主义的教育，重作新人”。我的上帝！据我所知，经过劳改的人，多数是作了新人，可惜这个新人不是阳间的，而是阴间的新人，在佛教中说他们已经过了鬼门关了。那些未作阳间的新人之前，还是无穷尽的劳动，只等挤出最后一滴血，才能有资格登在阴间的新人簿上。此外，也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因为是被错捕错判了，或是涉嫌罪轻不须深究了，他们付出了一定劳动之后，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重新返回阳间的社会了。这种人确实改造成功了，一到“新社会”，不敢说、不敢动，目瞪口呆等于白痴，只剩下一副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身躯机器。

　　劳动改造分子未送劳改队之前是审判时期。在审判期中是受到最大的折磨。审讯时几天几夜不许他睡觉，轮流地有人向他向他问话，交代问题，就使他已经把一切都说出，已经把肠子反过来让他们看肚子里再没有什么了，他们还是大胆怀疑地追问。这样几乎把他搞死。如果这个“反革命分子”被认为不老实，还有各种严刑逼供；刑具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凡是不能想象的极残酷的，共产党一概取用，毫无考虑。有不少人就在这一关口作了阴间的“新人”。另外，一般“反革命分子”睡觉是坐着睡，三四十个人坐在几十方尺的小屋潮湿的土地上，他们是背靠背坐着睡。偶尔特准，是几十人如沙丁鱼挤在罐头盒子里，“紧紧地拥抱”睡在地上或冰凉的土炕上。白天黑夜，这些人不许说话，不许左右乱看，如被看守的武装同志发现，轻则一顿嘴巴，一顿枪把子，重则提出审讯。这些人大小便是有规定的时间，过时就得往自己裤子里撒。夏天蚊子叮在脸上不许打，先要报告看守同志，必须允许方可动手打。诸如此类的情形是说不尽了。所以很多“反革命分子”在这待判期中已经把身体折磨完了。有的上了鬼门关，有的瘦下几十磅，待他们出动劳作时已经形同骷髅饿鬼了。

　　我是不幸的，在政法委员会任内，又参与通过《劳动改造条例》。据该条例，劳动改造机关为看守所、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和少年管教所四种。

　　看守所是为了对未决犯进行侦查和审判工作而设置的场所，主要是羁押未决犯，以中央、省、市、专区、县为单位设置。监狱是以省、市县为单位，主要是监管不适宜在监外劳动，已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或无期徒刑的“反革命”和其他重要刑事犯。劳动改造管教队，以省市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分小队、中队、支队和总队，监管已判决而适宜在监外劳动的“反革命”犯和刑事犯。少年管教所，以省市为单位设置，管教13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犯。

　　犯人一经判决定罪，无论其在上述任何机关内，他们都得劳动。在看守所内的工作是比较轻的，只是作所内的工作，如扫地烧饭洗衣等等工作。在监狱里已经有小型工厂的设置，工人就是犯人。在少年犯管教所犯人是作些手工，如打麻绳，编草鞋等工作。劳动改造管教队是一支劳动大军，他们都是支付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

　　劳动改造就是挤出最后一滴血的代名词，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劳动改造分子和劳改队。在东北寒冷的土地上，在新疆、在海南岛、在全国各角落，都有他们的足迹。开荒、下煤坑、修水堤、挖阴沟、修铁路、公路、开山、揸石、烧砖瓦、抬泥土……凡是劳力支付过巨的工作，都要劳改分子去作。他们是活工具而不须领取工资的。而对他们的生活待遇是残酷到了极点的。平常一个农人养了一头替他耕作的驴子，还要给它足够的饲料，给它足以避寒避雨的地方，小人家甚至把驴养在自己的屋里，不让它担负过重劳作。但是共产党对劳改分子不如小农人的驴子。劳改分子在工作时每人都担负过重的劳作，如一个知识分子担土要每次担一百多斤，这是超出他体力能力所能负担的工作。工作中还要竞赛，抢红旗，谁的工作出力就把红旗授给他和他所属的一组。工作之后，还要互相批评。稍微工作落后于他人的，不但要接受批评，上级还给他一个暗号：工作不积极，思想未改好。这是更多折磨的开始。

　　劳动改造队每天都作十二三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早上五点半起身，吃点东西就出发劳动了。午饭后有半点钟休息就又出发了，只待日落才收工。晚饭后还要开评工、学习、检讨等等的会，一下了又是十一二点钟了。睡眠的时间是不足的，而所睡的地方比在待判期中差不多，几十个人睡在小屋内用谷草铺的土地上，有的是睡在木板炕上，拥挤的情况还是很厉害。

　　吃的，自然是粗粮，而且多处是喝稀饭，分配定量，没有菜，只有咸盐水或一块萝卜干。营养是谈不到的。所以很多劳改分子患了各种各样的病，色盲的情况几乎是普遍的，多少人就因劳动过度营养不足永久地安息去了。

　　共产党平常是维持着这样的千万人以上的劳改大军，这样既不发工资，又不须给他们吃饱、穿暖、睡足，而所要求的工作是必须“超额”。这是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一个最靠得住的经济体系，是利润最好的来源。同时在这个大军之后有广大的后备队伍，中国人民。共产党就利用肃清反革命，及各种运动来壮大劳动大军。只若它的政权存在一日，它是不愁这个大军兵源枯竭的。

　　共产党为什么不愁千万劳动改造大军兵源枯竭呢？就是因为它可随时以任何理由逮捕人送去劳动改造。我举一个例子，读者就可以看出共产党是多么轻易地招取劳动改造大军。故事是这样的：1950年，上海市附近的乡村几个农民，于农闲之余找点副业以维持生活，他们几人凑合一点资本买了一些西瓜运到上海来贩卖。其中的一个农民与其他伙伴走散了，他到处寻找也逢不到自己的一伙人，手内又无钱，饿着肚子东张西望。这个“饥民”被警察发现了；上前盘问他一下，农民是看见警察就发抖的，口齿又说不清，形色又仓惶。警察盘问之后就断定他是坏分子；不是偷窃犯，定是反革命分子。于是把他带到公安派出所。

　　在这期间，他的伙伴四处寻找不见人，忽然第三天早上在黄浦江码头有人发现浮尸，捞上来已经腐肿得认不清面貌，他们断定是那个失去的伴侣。这个浮尸由当地公安派出所埋葬了。这几个农夫回到乡下说，他们的丢失的伙伴跳黄浦江而死了。他的家人闻讯后办了丧事，穿了孝服。

　　隔了五年，这个被派出所逮捕的农民，由新疆给家里来信说：“我是于1950年与伙伴失去联络，在上海市区被捕了，被判五年徒刑，遣送到新疆劳动改造，因为工作积极，表现良好，就要刑满释放回家了。”他的家人喜出望外又发现这个人还是活着，只等待他这个新人回家。这个故事是上海市法院负责人告诉我们的，从这里就可看出共产党招收劳动改造分子是多么容易。

　　一千万人以上无报酬的劳动力，它所产生的利润是可观的，足供共产党首长们挥霍一气，难怪他们奢侈阔绰，而且振振有词。关于劳动改造所得“利润”，就全国来讲是不易统计的，而且数字也不会外露。不过我可举一个例，读者就可推测其余了。

　　1956年夏，我到上海杭州等地观察司法工作，曾视察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这个监狱是在1937年以前上海公共租界的监狱，规模很大，监房几乎都是现代化了。共产党常把这个监狱供作参观的对象。说来这个监狱由设备到管理是相当的好，可以列为监狱中的模范。我举这个例子，不是介绍那里的生活和管理，而是说明劳动改造是利润之源。

　　提篮桥监狱，在我视察时只有六七千犯人，实际这个监狱可容一万二千人左右。据负责人说大批犯人是送到外地去进行劳改了，这里为了工作只能留着六七千人。在这个监狱里设有印刷厂、织袜厂、毛巾厂，厂的规模虽不算大，但是也足容这六七千人劳动。据监狱负责人报告我们，全监狱的工厂劳工都由犯人担任，它生产收入，每天有一万五六千的利润，每月大约50万元左右，他还为我们详细报告了每部工作所得利润的比例。

　　另外，还有为外人参观而设置的劳动改造工厂，如北京清河毛呢厂，设备得很不错，劳改的人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在这里既供外人参观，同时又榨取利润。

　　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全国千万劳改大军利润的收获了。自然在开荒、开矿山、修水库、水堤等工作，利润是不能与工厂相比的，但是共产党必须从每个劳改分子身上榨取大小不同的利润是肯定的。

　　监狱和劳动改造队是共产党经济制度下一个利润可观的来源。故共产党不怕犯罪人多，不惮多给机会令人犯罪，不厌其烦地发动运动捉取大批“反动分子”，不加怜悯地有罪无罪送去劳动改造；并有意地加重罪刑……这一些都说明不只是怕不可靠的人们反对它的政权，把他们送去劳动改造；而且是逮捕犯人是经济利润绝大的诱惑。这就是既消灭了可怀疑的，可怕的人；同时又为这个政权建立了经济基础。这些人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时，共产党就振振有词，挤出他们最后一滴血了。

二、残酷剥削压榨下的人民生活

　　在共产党特权阶级挥霍无度和铺张浪费的经济制度下，这个沉重的经济负担都落在广大中国人民的身上。拿中国历朝的历史来看，这种压榨是空前的，而人民所受的痛苦更是史无前例的。当我们谈到中国人民的生活痛苦时，我们应把一般人民的痛苦作为说明的对象，我们既不可以极个别的穷人，强调共产党的罪恶；也不应以极个别少数过得去的生活，而错觉地认为是共产党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最穷的人在什么时代都有，过去时代有叫花子，今天也有叫花子；过去有生活优裕的人，今天也有。这两种极端都不足以说明社会的真象。代表社会生活真象的是一般人。所以我们谈人民生活时应以一般人的生活为标准，极端个别的只是这种现象下特殊的情况。

　　在二十世纪，把所有国家拿来作一个比较来说，中国是属于贫穷而落后的国家，人民的生活当然是困苦的。但是以中国自己本身的历史来说，尤其是以近二三十年的历史来比较，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痛苦比任何时期都厉害。若以二十世纪文明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增加与各种有利的条件而论，更显得这种贫穷的程度的可怕，而且是不应该的。这就不能不归咎于共产党的暴政。

　　自共产党掌政以来，中国人民穷困面是扩大，而不是缩小。就扩大面来讲，除了一般的穷苦人民之外，又加上了士农工商各界。尤其是工商界，过去他们生活比较好，自共产党执政以来，这群人也逐渐地打入穷人队伍，只有一小撮人被政府利用作为号召的幌子，如李烛尘、荣毅仁等。同时穷人队伍中并没有把更穷的人提到足够生活水准。这就是说，土改后的贫雇农名义上翻了身，实际上他们还是处于可怜的地位。就算他们之中有由贫无立锥之地一跃而为有立身之地，但是他们上升程度有限，而且也没有因为这极少数人的上升，改变了穷人队伍的面貌。另有一部工人生活虽比较好些，但在六万万人的比例中，那又是渺乎其微了。所以说，今日中国人民的痛苦，普遍地比任何时期都穷。

　　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头三年，穷的现象虽比过去为甚，但还不怎么显著。那是因为农村中有土地改革，瓜分了地主的土地和所有资财，这个胜利果实引起乡村的大吃大喝，穿几件新衣裳。在都市，工商界在1952年五反时才被斗争，在这前后，都市居民，工商界还有老底子，但没有发展上进的心理，而有吃了完事的情绪。这种情况也足供点缀“繁荣”。所以共产党在这期中，便举出那畸形的现象，大事宣传说：人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一般不知实情的人，也就被欺骗了。

　　但是“好景不常”，真底子逐渐露出来了。于是共产党才不宣传人民生活改善。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带来的新现象。可惜这个现象是闹穷而不是繁荣富强。

　　中国虽是贫穷，但是以中国幅员之大，埋藏之富，人手之多，中国是可以变为一个富强的国家。这需要时间和适当的办法。在时间上和办法上，共产党都犯了毛病。就时间来讲，我们已于上文中提到速成建设所招致的困难；同时就办法讲，它又以无知妄为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另外一个可憎恨的因素，是共产党人自己的奢侈腐化生活。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想走上富强之路，必须在时间办法上，不犯共产党所犯的毛病，尤其是必须消灭共产党特权阶级那种腐化生活情况。而欲达到此理想境地，必须有民主为之保证。共产党这种作法，不但是经济问题而且是道德问题。就经济上讲，所谓一个贫穷的国家，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财富不多，国民收入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统治阶级还以这种不多的财富任意挥霍，没有不造成更多困难的。就道德上讲，一个国家想要由农业转入工业化，这就需要大批资金，这就要上下克勤克俭。如果大家都克勤克俭，受有限度的苦，就能改变现状，还可令人忍受信服。如果像今天共产党统治的天下，人民大众，受无穷的苦，而统治阶级享无穷的乐，这就是道德上最大的不公。在经济上的浪费和道德上的不公情况下，这种经济建设纵然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可能有一些成就，但与人民所受的痛苦作为代价来衡量，那就是得不偿失。中国今天的情况，正是这样。

　　共产党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穷的情况就显著地加深。1950年到1952年的恢复经济阶段一经结束，接着是人民的肚皮缩紧。而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告胜利完成之际，全国穷得呱呱叫，而反抗之声和骚动，就广泛地出现于共产党统治的天下。在我写至此时，共产党为镇压人民的反抗正在进行全民整风。而毛泽东于1957年开始就警告过国内的矛盾加深，如群众与政府的矛盾，上级与下级的矛盾，党与非党的矛盾……这就是表示人民对这个政权的不满意和憎恨。而人民之所以如此，除了其他各种原因之外，主要的，基本的原因还是生活过不下去了；人民所受的痛苦已超过可能忍受的程度。

　　现在，我们就回转头来，谈谈在极端压榨下的人民生活。我想把农民、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干部这几方面人的生活作一个概括的描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般人的生活，而不以极穷的个别人和富裕的个别人，作为问题叙述的对象。

（一）农民生活在饥饿线上

　　农民占中国人口80%以上，欲看中国人民的穷富情况当然要先看看农村。我先把我在三十年内看过的农村作一比较，而且我看过的是富裕的农村，不是山区僻壤穷困的农村。

　　首先，我介绍我出世的农村。我生长在那里，我看过它的长成和没落。这个农村是在东北富裕区，辽宁省锦县城西三十里的地方。在我年青时代，甚至在日本侵占的时期，这个村是家家丰衣足食，只有十几家为地主富农作长工，每年工资三石多粮食，他们多数人自己还有几亩土地。这村中只有三家人是属于穷的，靠给人作工为活，不足时求人帮助。这个农村房屋是相当整齐，每家于耕种田地之外，还养猪，稍微富裕的有驴马；有的再富些的人家，还养牛养羊，为增加财富，也为积肥。这种农村是属于富庶的，可是在东北却是一般的。

　　土地改革之后，于1952年我回去一次，这个村已经改变了面貌。首先惹我注目的是围绕这村子的树林全都砍光了。据村中人告诉我，国民党防共时期砍掉了一部分，用建工事；共产党进来之后，尤其土改时期，大家伐树，家家伐树，一阵风就砍光了。进了村子，不论是什么院子一律都没有了大门，墙垣也坍塌了，房子和门窗是破乱不堪，简直令我认不出这村子的原来的面貌。村中人告诉我，土改之后，大家没心过日子，坏了的房屋墙壁没心修理，大门当柴烧了；以后一直没有修理的心绪，即使有心绪也没有能力来修理了。家家闹穷，哪有钱去修理墙垣和破房。羊群牛群不见了，强壮的骡马不见了，村中仅剩下四、五辆破车，使用的牲畜是老驴瘦马。偶尔有几家人还养个小猪。这个村庄由富庶走到破落的样子。

　　1953年冬和1954年夏，我又去过这个村庄。村子的面貌愈不成样子，农民们表现一副愁苦的脸。我避着省政府给我派的四五个干部随从，问问亲友们的生活怎样，他们吞吞吐吐地说：“谁也过不下去了，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各种杂捐杂税，统购以后所剩下的粮食不够吃，每到春天大家闹粮荒，总有不少人家揭不开锅。”我当时是人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只有痛在心里；我能对这些农民说些什么呢？

　　其次，我介绍北京附近农村的情况。北京天津公路是我常走的路，在日本侵占北京之前，我常乘汽车走过这条公路，也常停车溜溜乡村和农民谈谈。其中一个乡村名河西坞，这个村是在一条河旁，可能因此起名。另一个是香河村。从我过去看过的情况，这类村子的面貌还算不错，农民也都是勤俭工作，大家是愉快的。1954年7月因为河水冲坏了京津铁路杨村附近的一段，想坐火车去天津必须绕道石家庄然后转津浦路才能到天津，时间要花二天。我因有私事须到天津，同时我也为了好奇心要看看京津公路上的情况。我雇一辆三轮车，这个车夫体力很强，欣快地接受了我的雇用。我们上午十时由北京出发，出了朝阳门，沿路上的田地都有由一尺到几尺左右深的水，庄稼都死殃殃地泡在水里。天气还很热，我们过了通州就到了河西坞香河的境内，在路旁一家小铺内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这时我就和小铺的伙计谈起来了；我首先问他水灾的情况，他说：“左右村庄都被水包围或浸在水中了。”接着我又问他乡村生活情况，他说：“现在情况和从前大大不同了。从前这个村子由东头到西头生活都过得去，现在你看，每家连个大门都没有了，一进村子便看到现在这个穷样子。从前，这个村子有十几家有车、有骡马，现在连个毛驴也没有了；从前每家差不多都养一口或二三口猪，现在连根猪毛也看不见了。现在家家吃不上，何况又闹了水灾。”这时坐在旁边的两个庄稼人，其中的一人在旁边插嘴道：“没有吃的，快了，大家就要抢那边的了！”这时他用手指着围墙内用席子围着的十几个大粮囤。那是政府统购的粮食，现在储存在那里。我离开这群人，沿途所见是大水一片，农民由村庄到公路都须涉水，而且大批农民是被迫到杨村附近去防水，每个人都是愁眉苦脸，身上露出枯瘦的骨架子。

　　再有，住在北京，平时我常自一人或是和一个能说得来的同伴到北京西郊去游玩，有时是有意地去访问农民。我记得三年前，在西郊公园后墙外，我和一位老农人谈话。那是8月一个下午四点钟左右，老农人正在场围上打豆子，我到时正是他休息吸烟的时候。我凑近他的身旁闲聊了一些话，然后我问他收获的情形。他说：“收成还不错，那有什么用，收了多少自己也吃不饱。”我问：“这话怎讲呢？”他说：“土改分地以后，我分了这块地，一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人几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粮叫政府号下了。先交公粮，然后统购，给你剩下的粮食简直不够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个月的粮，全家是吃稀粥，煮点野菜，杂七杂八混吃一顿。统购卖粮所得的那点钱，还不够完杂税，和各样官派的开销，什么冬学费、清洁费、村公所办公费、报纸费、买公债等等，这些费用是说不完的。你想卖点余粮的钱能够用吗？再有公家所收的粮食是要上好的，稍微差一点让你拿回来，不点收，就以大豆来说，不圆的，不够格的就交不上去，怎样拿去，怎样拿回来。唉！日子真难过，把人都要愁死了。一会儿就要天黑了，点灯都没油，每月配给二三两油不用说作菜用，就是给死人‘开开眼光’也不够啊！”老农民愈说愈起劲起来了，真个滔滔不休，最后还是摇摇头叹口气：“有什么法子！”

　　这是我在北方亲口和农民谈过的例子，而且一个是富庶地区，另一个是首都附近。

　　现在我再举一个南方富庶省份中的一个例子。这是以产米闻名的湖南省衡山县乡间的情况。我已经提过1955年冬季我们到过那里视察农村。在工作时都是乡长陪着我们，同时为我们布置工作，如去哪家访问等等。据乡长报告，村里每家于收获之后除去公粮和卖粮给政府以外，每家每人尚可有口粮400斤左右。我看过村公所贴的统计数，也大致如此。但偶尔我一个人散步，信步走进人家，闲谈一些话，有时我对证一些话。一般农民知道我是由北京来的，都不敢说话。可巧有个军人眷属因为购粮购不着，三四个月前已经批准允购粮200斤，但是始终拿不到这个购粮条子。我们到时她把情形，向我们控诉，经我们让乡长调查，发现这个购粮条子由乡干部某人没收，从而把粮在黑市卖了，自己赚了一笔钱。这事闹了两三天才搞清楚。因此我也熟识了这个妇人。有一次我独自一人走进他们的院子，一所房两三家住。我坐在房门前的阳光下和他们谈起村中的情况。我问每家吃得够不够。这个军属——她丈夫从军四年来没有回信——是很胆大而爽快的。她回答说：“哪家也不够，表面上每家每人有三四百斤口粮，实际谁也没有那么多。就以我来说，我和五岁的小女孩，我分得了土地，参加互助组，工作一年，到头来我得挨几个月的饿。没粮时东凑西拼，吃山薯、野菜、稀粥，有时还吃不上。不单我一家如此，我的邻居，他们也是这样。”这时她用手指着站在我西边的一对三十几岁的男女。我回转头来问问他们怎样。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那里一副苦脸，未等说话就抱头痛哭起来。他的女人对他说：“哭什么，问你话，你就说呀！”这个男子始终在哭泣，没有出声。最后还是他妻子开了口：“他最近累得吐血，我们俩口只有他是全劳，我只能作半劳。我们家每年要缺粮三四个月。买粮，公家不卖；买黑市又太贵，买不起，何况那又是犯法。他是个老实人，每天拼命地作活；但是吃不饱，日子又难过，把个很强壮的人弄倒了。假如他有个好歹，我也活不下去了。”说着这妇人也呜咽起来了。

　　这个场面弄得我好心酸，他们可能想象我能想出一些办法，解决他们的苦难。我除了安慰他们，说一些不关痛痒的话，我又有什么办法。同时，我心里想若把这种情况向北京报告上去，或公开出来，共产党一定说是造谣，阴怀叵测；至少说这是“个别现象”，一了百了。

　　例子说明一些问题；但是还易被误解为个别的、少数的。实际上全国几乎都是这样。把绝对多数这样“个别的”例子聚集起来就是一般化了。现在我很公正忠实地把一般情况概括地介绍一下。

　　首先，我声明我的材料来源不是道听途说，虽然我承认道听途说的也有真实价值。我的材料来源是官方的内部的报告，这虽然有报喜不报忧的缺点，但根据这种材料，一部是来自内务部，它有各地方的报告，常有人员下去调查，回部就作口头汇报。我经常到那里阅读文件，和参加部务会议。一部是来自下去视察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政协委员。另一部来自报纸和我们的观察所得。

　　现任内务部副部长王一夫当他还是东北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部长时，他在东北辽阳县乡村作过调查；在1952年他有一份报告，把乡村的富、中、贫农的生活和收入作一系统的研究。我记得他报告五口之家年收150元到180元就是标准过得去的人家，每人每月平均至多3元钱维持生活。自然比这个稍富裕的也有，比这个贫穷的也有。这个生活标准以当时来说虽然低一些，但还可活下去。可是情况一年不如一年，想维持这个标准已经不可能了。这是因为农业税和杂税日渐加重而不是减轻。农业税规定为收获的17%，加上村中的种种杂税开销至少农民要付出全年收入的35%。尤其自1953年实行定产，统购统销的政策以后，税的比重更形加重。它的毛病首先发生在定产上。所谓定产，就是每家所有的土地在耕作之前，经公家先给评定必须要生产一定的数目粮食，如指定十亩地生产七石高粱。但定产多是偏高而不是公正评定，如普通十亩地产六石高粱，评定时一定是九石十石。这样共产党说可提高生产，实际就是提高农税，因为税赋是按定产的17%征收的，而不是按实际收获征收。定产高一定就是税收高。虽然在官样文章上说歉收或灾荒可酌予减税，但是事实上歉收时仍按定产纳税，灾荒时也是按定产纳税。只有水灾严重区颗粒不收户是无法交税的，不能不免税。所以农民在收获之后，按着定产额一交税，再加上杂捐，自己就所剩无多了。每家每年闹粮荒，不够吃是肯定的。即是办了合作社之后，定产仍是老办法，农税虽由合作社代交，但是每人的负担只有加重而没有减少。

　　内务部于1953年派出大批干部到地方去。王一夫视察了洪泽湖附近农民的生活，另一组到陕西乡间。回来在部务会议上报告是这样的。王一夫说：“进了村子看不见一棵树。农民是住草棚中土地上，没有炕，屋外有灶，几乎终年不举火，吃的东西，糟的程度，我们几乎没有看见过。这真是不堪想象的穷苦。”另外几个干部报告陕西人民生活的穷苦情况。而在会议桌上摆了十来种野菜，树叶和植物根子。我拿到手里一看几乎全不认识。他们说：“人民粮食不够吃，就找这些东西充饥。”

　　在这一年，人民的穷苦之外，又加上了大水灾。共产党首脑之一，邓小平在政务院会议上说：“灾难如此严重，如此下去，中国要出朱洪武！”朱洪武就是明太祖，他的起家本钱是当时人民的痛苦和灾荒。共产党的政权受到了人民穷困的威胁。那一年他们是大力地救灾，度过了难关。但是他们自己的欲望冲昏了头脑从不计较平日人民的穷困。在极端困难下，他们还在加深人民的穷困。

　　天灾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是无年不有的，所不同者只是种类或程度的不同。共产党救灾是采取自力更生办法，叫人民自救，发点救济粮如给小鸡撒几粒碎米，略资点缀。他们的办法是不许灾民出境，如果某地区患水灾、旱灾等等，这个灾区就封锁起来，不许人民向外逃荒，饿死也只许饿死在“家乡里”。这样共产党易于“维持秩序”，“控制灾荒”。毛泽东在灾难之下，在报上宣传“不许饿死一个人”。可是我在内务部所看到的文件和听到的报告，每个灾难地区都有大批人的死亡。1953年的长江淮河水灾区，几乎有一半难民患着严重的各种杂病，接着就是大批死亡；他们的死亡，除了无医药之外，主要的是肚内无食所招致的后果。而这时中国的粮食还在出国换锡兰的橡胶，苏联的机器，和毛泽东所乘的吉士汽车和所吸的三五牌英国香烟。

　　共产党加重农民困难的，除了上述重税之外，就是它的统购统销政策。在表面上看来，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在消灭一切私商之后，把粮食由国家收买管理，人民用时再由国家销售，这也还是合乎计划经济的原则。同时周转得当，也未尝不好。事实的内容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简单。共产党的目的是消灭私商，这是明显的、公开的；共产党把收购的粮食藏在山洞内专为国际战争之用，为特权阶级保持食物，这是不公开的；另一种用人民糊口的粮食去出口，换机器和要人的享用物资，这一点是半公开的，半隐秘的。上述这种情况，形成统购和统销政策，是压榨人民最残忍的办法。

　　统购政策是说，人民生产所得除了交公粮（税）和自己的口粮之外，凡是余粮得卖给国家，由国家定价收购。这是表面的说法。实际上，农民于收获之后，除了交公粮之外，是几乎尽其所有被强迫地收购去了；有的剩下一二个月的口粮，有的剩五六个月口粮，有的当下就收购一空，一点粮都不剩。这种情况在统购政策实行第一年最为严重。

　　首则，因共产党是想完全控制住农民，使他们低头听命，把生活资料拿到统治者的手里，同时满足了统治者上述囤粮的目的。次则，干部为执行上峰交下来的任务，拼命去完成，由上到下，都把农民当作被剥削的对象，异口同声地说：“农民是保守的、自私自利的，他们不会把余粮都卖给国家，必须老老地挖掘。”这样一种把农民当敌人的整法，一下就把农民挖空了。如果你家除了口粮只剩百斤余粮，按定产数政府必要由你家收购三百斤余粮，那么自然把你家人的口粮挖去一部。有的人家的口粮一下子被挖空。这就是“统购余粮”统治者的心理、干部的作风、和农民所遇到的困苦。所以在统购政策实行之后，各处购粮都超额地完成了任务。如广东一省那年就超购7亿斤粮食，把广东造成了缺粮灾难。所谓超额完成是超出了预定的统购数目。

　　一般说来，统购数目由中央决定，然后按着省分派，由省再分派到县到乡。据说他们是按生产统计，知道全国有多少余粮，各省、县、乡也知道各自辖区所产的余粮。他们就按这个统计数由上到下统购起来，简言之，收购余粮是按统计数有预定额的。这个额都定得很高，而且在执行时下级还要超乎这个数额完成，这不就是很明显地要把人民口粮一下子挖空，全国农民不闹粮荒、缺粮、灾难……还有其他途径吗？

　　如果你说这是太严重了，人民活不下去了。共产党回答你一句：“我们还有统销政策呢！”按这统销政策，就是人民用粮时再向政府去买。事实哪有那样的方便。粮食到了共产党的手里就如同肉到了老虎的口里。你想向他买粮比向它讨乞还困难。首先，对一般缺粮户是不卖的，它让这些人家克服困难，勒紧裤带。次则，遇有极端困难者，由乡政府批准方能购买。这一关就不易通过。干部们是奉命不许随便放粮；同时再加上干部的作威作福，有方便机会先给他们的亲友，一般困难缺粮户在干部眼中就是他们亲友的候补者。再则，困难户购粮即使得到乡政府批准，到粮站去买又是一大难关。政府命粮站每天售有定额的粮，不是随便卖的，不是来者不拒的。有定额的粮，后来者就要望洋兴叹了。

　　举一个例。在内务部我看到这样一件报告文件。有个农民是缺粮户，经乡政府百般刁难后批准买五十斤粮，卖粮站离他的乡村却有120里地远。他用一天半工夫才能赶到那里。他东拼西借凑了10元钱，辛苦地到达了粮站所在地。第二天去买粮；迟到了，粮站关门了。第三天，早晨起来就去粮站，那里已经站队有五百人之多。候了好久，粮站开了门，卖粮到百人左右就宣告今天额满不再卖了。第三天、第四天，他都因这种情况未买到粮。直等到第六天才轮到他的头上。等他一问粮价，看看自己袋内钱，原先10元钱足够买50斤粮食而有余，现在只够买20多斤。因为其余的钱就在路上和这五天消耗在栈房和早晚两餐上了。他背着20斤粮食回了他的故乡。买了20斤粮食，前后耗去他8天劳作的日子，和耗去借款的六成以上。他回到乡村，怎能喘过这一口气？这个例子虽然有点突出，但是向政府购买口粮所遭遇的困难和这个例子都是大同小异。

　　人民向政府买粮如此困难，就是人民向他们送上门来的公粮也有同类的情况。在这里我也附带举上一个例子。在1953年山东省某地，政府的收公粮站门前有大小百十辆车子，冬天气候很冷，收粮的干部，百般刁难农民说：“这个豆子不合格，那种米不够好……”一天只点收几份，过时关了大门。等候交粮的人白天候在门前，夜里住在小店，一连就是好几天。那几天正赶上严寒，瘦剩骨头的驴马冻死了不少头，农民也吃净了盘费，病倒的也有十几个人。交公粮是“荣誉”的事，共党干部对之尚且如此，你向它买粮的困难不比登天还难吗！

　　中国的大陆上今年宣传粮食生产增加，同时年年噪闹人民缺粮和灾情。这种困难情况小部分是归之天灾，大部分是归之人为的灾祸。这人祸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而它把责任归之于天灾。外边也只知道“大陆上闹天灾”，而不知“大陆上闹人祸”。人祸的结果，是家家吃的不够，由乡村到都市。乡下人几年来，每年是吃完一点口粮之后，充饥的是黑豆子、山芋、番薯、豆饼、糠谷、野菜，和各种各样可以吃的东西。农民工作是半饱着肚子，体力都是逐渐衰弱的，多数人是患着各种因营养不足的病。这是毁灭民族的一场大灾难。

　　共产党自1956年来以农业合作化运动想转移这种情况，同时完成其另一个彻底控制农村的野心。自从毛泽东高呼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后，共产党一手制造了这个高潮，全国几乎全部合作化了。它达到了完全控制的目的。但是它却不能增加生产，虽然它的报纸天天鼓吹增产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的是农民在压榨下工作情绪低落；次则，农民的体力渐衰；再则，生产工具和肥料不足，最后是社办的又出现了以社款铺张浪费的现象。

　　合作化在人民眼中是另一种枷锁。他们已被捆得透不过气来，在这时又加上合作化的管制，他们简直都活不成了。吃的还是依旧不够，而每人必定工作一定的工作日，像奴隶一样赶上农场，奴工制度是历来证明功效很小的。农民明白了就是累死也只能过半饱的生活，他们哪来的工作情绪。共产党虽然一再打气，但是事实总胜过宣传的。农民们自己懂得什么叫做痛苦，什么是骗人的空言。

　　吃的是半饱，而且是糟糠之类，这样能维持体力吗？事实证明，农民已沉入了消耗病，每人带着一副青灰的脸。再则，办好合作社，增加生产也要有工具和肥料。合作社的农具还是过去的旧农具，多数还参差不全。新出产的半新式的农具只供展览之用，还未能下乡，一则是数量不足，再则是未必合用。同时，全国普遍地缺乏耕畜。原因是战争时牺牲了不少，共产党执政以后是饿死不少和杀死吃了不少。土改时杀死不少耕畜，土改后又因缺少饲料，农民养不起驴马又杀吃了不少。这种缺乏耕畜的情况在北方出现了一种稀有的镜头。

　　1956年4月初我由广州回北京，在汉口北京的沿途中，主要是在河南省河北省境内，农民们正在向田里送肥料。我看见遍地是大批裹小脚的女人，十五六个人拖着一辆笨重的车子往田里送粪。以人代替了驴马，而且是小脚女人。北方的女人在耕作时参与工作多是拔草、摘棉花、或轻的劳动，以人代驴马而且是小脚女人，这真是稀奇了。在共产党来讲，这是有法令根据的，“农业发展纲领”中不是规定农村妇女至少要有80个以上的劳动日吗？这群小脚女人替代牲畜是有法令根据的。但是任便如此规定，我回到北京向人一讲，有在乡下有亲友的人说：“这些妇女白天工作，晚间是痛哭的。”有个人说：“他的嫂嫂就是如此。”

　　最后，合作社想增产，却为官僚主义的铺张浪费打了折扣。主持社务的人多是干部或积极分子，他们从上级或少或多地学了一套摆场面的学问。于是办公室要讲究，购置家具等，好象把城市的衙门搬到乡村，以一个合作社的经济能力如何经得起这样铺张，铺张的对面就是农民的收益相对地减少，这是很显明的道理。

　　有了上述这四个原因，共产党控制的合作社，想增加生产，增加农民的收益，也是空言。最近好多合作社垮台了，大批农民要求退社，共产党把责任归咎于富裕农民不愿合作化，说他们故意捣蛋。实际是共产党的作法不让农民生活下去。1957年共产党为了控制农民，下放了数百万干部下乡，据说目的是教育农民，了解社会主义；同时在实际生活中教育干部，以便过社会主义的关。

　　共产党下放干部虽在表面有上述用意，但它背后还有另一个用意，那就是把“右派”中的轻微对象，和精简机构的编余人员遣送到乡间去，这就是变象的劳动改造。把这些人发配到乡间去，让农民和这些人一起喝那锅稀粥，意思是不管你们多少人，反正就是那锅稀粥。同时派遣一些自己的干部从中领导监视。受罪的改造分子，他们不论男女要同农民一样工作，而且要为农民作榜样，替农民服务；如大学毕业的女干部为农民洗衣服，烧饭等等。这些下放干部是以带罪之心下乡，偶尔回到城里见着亲友就是抱头痛哭。这种情况是最近由北京到香港的朋友亲眼所见、亲口告诉我的。从这里我可预言共产党在农村中又在为自己掘了坟墓。下放干部和农民表面上是互相整风、实际上有了一副同病相怜的心情。

　　在共产党极端压榨之下，农民已活不下去了，农民在饥饿线上生活，如果共产党从农民那里剥夺去粮食，好好运用，用于正当的事业上，也还可稍微安慰一下受饥饿的农民。共产党不是这样的，除了上文所述他们在狂人的天堂里那种铺张浪费，还有他们不经心所造成的粮食浪费糟蹋。共产党把粮食收来之后，没有适当的仓库，没有近代储粮办法。他们不经心地把粮食堆在场院，用席子围上，风雨不断地浸蚀了；在没通风的房子里堆了粮食又招致发霉了；放在山洞里又招致潮湿了；运输时包装不好，满地撒粮了……农民忍饥挨饿积下的粮食，共产党就如此糟蹋。待粮食发霉，共产党又以市价卖给人民——完成统销任务。人民还得花钱替他们消化腐坏的粮食。

　　农民所受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了。从前，他们于农闲之余可以作一些副业，或是作些手工业如编筐子，或是为人运输、赶驴脚，或是在城里为人帮工等等。现在共产党统制之下，一切都在管制之下，制成手工品无处去销；有时在指导下这样作了，大家都如此作，又塞住了销路。作运输、赶驴脚、抬轿子……一切都取消了。想到城市找工作，一则不许进城，再则在城里不加入组织也找不到工作；如作小贩，现在无货物来源，同时警察也不许你在街上摆摊子。那么，过去农民不是可以养猪养鸡吗？现在却又不同了。除了极少数稍富裕的农民之外，一般农民是养不起猪；一则自己食粮不够，猪的饲料每家虽规定百斤左右，但是经常是纸上文章，买不到的。这种副业也向农民关门了。

　　现在农民除了像农奴一样栓在土地之上，别无办法，两手空空。古代的农奴还有知情的主人，或者说有了讲私人利害的主人；共产党统治下的农奴是活的工具，丝毫没有人情味，只有共产党口上欺人的宣传和无情的鞭子。这种情况，待我在下一章叙述“人民公社”时，更为显明。

　　共产党起家是靠农民，得了天下又忘了农民，而且加重地压榨农民，还恬不知耻地说：它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事实证明它先挎了农民阶级这一角，农民已在痛苦中表现对它的仇恨。

（二）工人面向北冰洋的冬天

　　共产党自说是代表工人阶级，在1949年它是以代表三百多万工人阶级登上了宝座，统治六万万中国人民。

　　到1957年它的工人阶级才有1100多万人，但它已完成经济改革、把私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这个时候它像一匹恶犬又忘恩负义地来噬咬其主人——工人阶级。最近全国整风运动中，大整工人，共产党又为工人阶级分了家。邓小平在整风运动报告中不是说过吗：“占65%左右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的占一半以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比较浓厚，还有3%左右的新工人是原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伪军警和游民分子，他们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

　　工人阶级是现实，而不是主观的幻想。人不是一定生来就是属于某个阶级，这是说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的人本是属于资产阶级；但等到自己家道末落，失去了所有，也就是失去了物质基础，假如他流浪就成为流民，假如他肯到工厂工作，他就是工人阶级一分子。但在一定时期内，他还是保有原来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是逐渐改变的。工人阶级的大门是向所有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开放的。人们失去了一切所有，没有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他进入工人阶级的队伍，他就是无产阶级。假如他有了物质的基础，不愿在工厂劳动，他又可跨出工人阶级的大门。阶级的划分是以物质基础为标准，不是以统治者的好恶为标准。但是中国共产党偏以其好恶为标准，它到工人阶级中还来划成分，例如在反右派斗争中，它就把大批工人原来的阶级成分提出了作为打击的借口。人能生来就是祖传为无产阶级吗？有是有的，但为数不多。工人阶级的壮大是随着工业的发达和后备队的踊跃的参加而生长起来的，这些人中不是生来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产业革命后的新名词、新事实，人类却有了千万年的历史。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划成分，给工人分家，除了证明它不足以代表工人阶级外，更明显的它是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压榨和迫害。

　　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说：“历次运动证明，老工人都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依靠。”这是说1949年那三百多万工人是共产党所依靠的基础，他们在现工人阶级中占1/4强，其他3/4，是共产党整的对象。在这里真令人忍受不住，说来说去，共产党你到底是代表什么呢？你口口声声代表工人阶级，而你认为在工人阶级中靠得住的只有1/4人数。其他的3/4是为你整的对象。揭穿来讲：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是枪杆，统治者一群人的福利，和挂羊头而卖狗肉。解答这个问题还是让事实自己去说明吧！

　　共产党以代表工人阶级自居，工人阶级在大陆中国是“光荣的阶级”，有些失业无着落的人们，对工人阶级是望洋兴叹。在广大人民里，工人阶级的待遇还是诱惑人的。人们想求得工人待遇而且不可得的，因为这个阶级在产业工作中只有一千多万人。有人反映情况说：“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被毛泽东还大骂一顿。但是究竟工人生活程度如何呢？如果他们真在“九天之上”引人羡慕，倒还可说；如果他们的生活依旧困苦而反引人羡慕，这就说明中国人民今天苦到什么程度了。

　　在一千多万产业工人中，工人的等级是分为八等，一等的工人是老工人和技术工人，他们的工资大约在80元左右；最低级的工人的工资大约在30元左右。就是这样工资水准还使人羡慕之至，就可想象一般人民生活程度之苦了。但是单讲数目字还不能说明生活程度，那必须拿物价作一个衡量。假如以35元工资为标准，这份工资可买四袋半面粉。这份工资可买150斤大米。如果一家五口人，以每人每月生活费8元来计算，共需40元，尚缺5元。这就是说明赚35元左右的低级工人仅能维持五口之家，免于饥饿。在高级工人中，如他们赚到80元左右，是可以过得宽裕些，但高级工人在工厂中是少数的，正如在机关中，一般干部是多数的，科长处长是少数的。在机关中处长科长生活就算宽裕，一般干部就很困难，在工厂中低级工人多，他们的生活一样困苦。但是如果把低级工人的生活和乡间的农民来比，工人的生活还是比农民好些，所以有人羡慕，并誉之为“九天之上”。可是城市的生活程度高，动则就需花钱，所以这“九天之上”对一般穷无隔日粮的人是一种诱惑，而工人本身也是叹不绝声，有苦没处去诉。所以，工人中有广泛的不满情绪。

　　在共产党初得天下之时，多数工厂是在私人资本家手里。工人阶级得到政权，工厂闹得不可开交，资本家似老鼠在群猫包围之中，于是增加工人工资，提高待遇福利，工人们真是上了天堂，有把工厂吃完了的气概。但是自从工厂逐渐公私合营，进而变为国营，“为了社会主义积累资金”，不能不降低工人工资，于是不断地评定工资，由高到低，降到仅可维持一饱的水准上。工人们就在过分劳动，过分吃苦的情况下不断地闹出事件。在公私合营或国营的转变过程中，开始时工人们不知所以，是欢迎的。以后听到公私合营或国营工厂降低工资，工人就起来抗拒。在以后由私营到公私合营或国营改变中，反对的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资本家自认是输了，把资产送给共产党完事了。工人自以为是主人，在私营下赚的工资多，待遇好，既不愿到公家厂子，还敢表示异议。但是共产党的决定方向谁也挡不住的。

　　上海某公私合营纱厂，工人们向共产党提出：“我们的工资几年来都冻结在39元以上，北冰洋每年还有解冻的时期，我们的工资老冻在这里，大家已活不下去了。”这是上海副市长在1956年夏亲口告诉我们的。他并且说：“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我们领导工人争福利、争工资，今天在我们手里这些福利都被取消了，工资是低得不足维持一家的生活。”

　　全国各地工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抗事件。这是因为共产党不断要求工人劳动竞赛增加生产，工人们工作十多个小时已支付了他所有的劳力，而所得的是维持生活在饥饿线的边缘，比在资本家手下所受的剥削“剩余价值”还厉害。这种残忍的剥削必然招致反抗，而每有一次骚扰，共产党说这是反革命分子的煽动，是特务的活动，是工人中坏分子的捣乱。实际上是闹穷、是闹待遇。1957年春夏之际，在工人中已普遍地表现了不满，事件是层出不穷的；毛泽东被迫发言说：“工人的罢工权是合法合理的。”这只是一说而已。共产党又以工人为对象，在那里大整而特整了。反正它有很好的借口，它的一切错误都推到反革命分子和“美、蒋的特务”身上。它的一切不公正的措施所引起的骚扰都写在“美、蒋的特务”头上。“特务”、“反革命分子”是共产党一切错误的挡箭牌。

　　大部分产业工人虽已在饥饿的边缘上，但是在饥饿线上的非产业工人还是羡慕他们，一些失业的工人还在引着脖子望着他们。因为产业工人虽已经很艰苦，但外边还有比他们更苦的一群。这些人想爬入工厂的大门真有鲤鱼跳龙门那样的困难。

　　非产业工人是散漫的，工作是无定的，调动是无常的，他们心中老是有饥饿的恐惶，而且是身受其害的。如建筑工人，有建筑就忙一气，无建筑就停工失业了，接着就是饥饿。就是这样的一群也被共产党组织起来，不在组织内的人任便你就有技术，有劳动力，你还是不能取得工作，没有人雇你，而且是不许人雇你。在共产党有组织的天下，等于人人被组织束缚了，而很多人又被组织抛在门外。怪不得，谩骂、牢骚之声随处都可听见。有一次我家房子油灰水，随意我和一个二十几岁工人谈起来。我问他“结婚了没有？”他说：“这辈子不用想结婚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自己还混不饱吃喝，还敢结婚！现在多好，自己吃饱了一家子不饿，自己饿自己受，没有别人同你受苦。”我故意地说：“你们工人生活不都改善很好了吗？”这时他停了刷子，向我沉着脸说：“好了！好个鬼！我们这行人就是吃早晨没有晚上的！好了！等那辈子吧！”这样一谈使我不能再接下去了。

　　共产党对工人剥削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不如此，他们就不能养活保卫政权的大批军队和警察；不如此，他们就不能建设钢铁的万里长城。而工人只是万里长城下孟姜女丈夫的枯骨。

　　但是共产党是狡猾的欺骗能手，它指派几个工人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它给工人劳动模范的头衔，它在惹人注目的地方盖上几所楼房，或利用一些旧建筑物，像广告招牌所起的作用一样，说这是工人宿舍，这是工人休养院，那是工人俱乐部，那是工人文化宫。高楼大厦宣传之后，工人还是住的小土房，肚子里是玉米面，窝窝头。在冬天身上是件仅免冻僵的棉袄。

　　在全民整风之中，也在整工人；最主要的是在“勤俭建国”的名词下，还在不断地压低工资，已经提出工人每月23元工资就可以足用。如果付诸实行，被压榨的工人命运更可怜了。

（三）城市居民是“无钱买”和“买不到”

　　再次，我们谈谈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个范围包括太宽，如机关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学校教职员等都住在城市，对城市讲他们也都是居民。虽说如此，我拟把他们的生活移在他处另谈。现在只谈一般的，非上述工作人员的居民。但必须把公私合营后的小商店职工、小摊贩等人包括在内。到现在为止，他们只是被束管号定下的人员，尚不是公家人员，因为他们背后还拖着一个“私”字。我所以这样分类法，只是为了了解各阶层的生活情况，而不妨碍了解社会生活一般的面貌。那么我们自己先划个范围，我们现在所谈的，是公私合营后的小商店的老板和伙计，小摊贩和手工业者；破产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大批失业分子，以及一般城市穷民。一看这个轮廓就带来一种寒酸气，一个不祥的征兆。

　　公私合营的商业，首先是分行合营，即是把经营同类业务的商号由多数各自经营的并为少数的合营；次则，是不适宜归并的商号，在帮助合作社下，如油盐店，仍许各自独立经营。关于前者，发现了如此的困难，原来几个门市各自经营赚钱，现在并为一个门市去赚钱。而人员都挤在一处，造成僧多饭少之病。就如北京琉璃厂的裱画店，各自经营也都能维持。现在几家合为一家，工作并未显著地增加而人员超过所需，这就造成人力浪费，和大家争吃一碗饭，因之每人都得少吃点，造成普遍的穷困。在那些不适应合并的商号，即是还有必需和起作用的商号，办法是把商号的资金登记了为公私合营的财产，老板和伙计每月支出很低的固定的工资。有利润归公帐，有赔损再减老板和伙计的工资。所谓公私合营，在大商号如北京的瑞蚨祥之类的，公股是不出资金而只派人员参加业务；在小商号里所谓的公股即不出资本，也不派员，只是派些干部像税务员一样地巡察业务帐簿和监视老板和伙计。就是摊贩也挂公私合营的牌子，所不同者只是一人的独角戏。手工业者都编到合作社或小组里带了工具和技术变成了社员。

　　在公私合营前，小商店等等，还可兢兢业业用各种方法开展业务，公私合营后是死板板地被约束在管制之下了。现在没有了个人的前途，也没有了业务的前途，每个人拿到一点既饿不死，又吃不饱的工资，死沉沉地在那里消磨岁月。就这些人来讲，一般的从前固然不是怎样好，但是过的是温饱的生活，现在却是过的饥寒的生活，而且瞻望前途更是黑暗，携家带小归到哪里去呢？

　　在城市居民里公私合营的商号老板和伙计虽如此穷困，还是惹人羡慕的，因为他们还算有点着落。那些没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失业的人群以及一般穷民，才是深渊底下的游魂，他们的生活是不堪想象的。谁都知道，资产阶级，是共产党的敌人，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是以灭绝为快的。于是打垮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剥夺他们的财产，虽敲诈到骨髓里共产党还不认为满足。这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大批人沦为穷民的基础。资产阶级有形的财产经过公私合营，或收归公有，五反斗争、逼迫捐献、购买公债等等种种步骤，就把资产阶级分子所有的物资剥夺光了。资产阶级分子去了财产就是穷光蛋，而加上共产党不喜欢的资产阶级头脑。所以他们在清贫如洗之后还背着共产党仇恨的东西——资产阶级思想。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这群人还能有生路吗？还能有机会求生吗？所以在大批穷人中，资产阶级分子占了相当大的百分比。这些年来，大批资产阶级分子逐渐被夺去了财产，为生活逐渐卖光了家私衣物，到了今天就是城市的大批穷民。他们穷到什么程度呢？吃的是稀粥冷饭，多数人是常常揭不开锅，断了粮；有的人靠下一代子女工作得到一点收入勉强过活。他们是在穷困之下逐渐地淘汰死亡，派出所登记死亡时说病死，实际是因穷而病而死，简言之就是饿死的。对这种人的饿死，共产党是拍手称快的。

　　其次，是大批失业者群。失业的人是各行各界的，大批的是旧时代的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次多的是一般出卖劳动的人。这两种人多数是靠着收入过活，没有什么积蓄的。旧时代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如在共产党进城时没在工作岗位上，以后再想参加工作是如登天之难，受到极大的歧视。实际上好多人已经被送去劳动改造或枪毙了。剩下的是受罪的一群。就是参加工作的人也逐渐被淘汰，或是编遣送到乡下去生产。但是在城市里总有这样一大批人，找不到工作，谋不了生活，东碰西冲也没有出路。他们日夜为饥寒交迫。初则有的人可作小本生意，但无本钱；有的人作了，逐渐也吃光了。后来想作什么也不允许了；如想作小贩，领不到牌照；摆小摊，警察不允许；想出卖劳动又有工会的限制。这群人就像饿狗一样在四处垃圾堆求食，其中大批人就在饥寒交迫中安息了。但是还有未死的人，在都市里像鬼魂一样荡来荡去，想维持未了的生命。

　　在共产党执政的头两三年，它摆出仁慈的面孔，让失业的人们到劳动局登记，然后统筹安排。登记的人如潮水一般到了劳动局，登记了，但是登记二三年还是找不到职业。以后劳动局也就不热心这种工作，登记的牌子不挂出来了。让我们闭目试想一下，在共产党统治一切，管制一切经济活动的情势下，这群失业的人如得不到它的照顾还有活路吗？当然它是择其所需要的人而解决一小部，城市救济工作解决一点点，如选择十分困难之家，经过一再申请，偶尔救济三元五元钱。但是饥饿者群还是数目庞大，大家饿在那里，还谈什么生活呢？

　　再次，就是城市贫民。过去城市有这种人，今天只有加多，并不是因共产党得了天下，穷人就真翻身了。一般穷人说：“共产党来，我们是翻身了，是由床上翻到地下的翻身。”从这句话里就可体验他们的生活。以上海来说，一间房子住有三十多个人，一间草棚也住上四五家。这种穷民还是难以形容的。上海黄浦滩边的高楼大厦统统挂上政府机关的牌子，人民还是住在肮脏的草棚里。新贵们吃罢的残羹剩饭，在垃圾桶旁挤着一群饥饿者的眼睛。在全国各大小城市，这种穷民过着非人生活的日子；而且是漫漫的寒冬的长夜，何时是了呢？

　　我们暂时离开这种各阶层的穷困现象，回到一般的社会面貌罢！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地都有国营的百货公司，货色说来也不算少。但是多数雇主是国际友人高级干部和少数稍有余钱的各色人等。在这些大都市中，有高楼大厦，夜间灯光辉煌，街上有新式汽车，闪耀飞腾；有雅宴飞觞，乐声悠扬；这些都是高级首长的享受，与一般人民的生活无关。如果硬说有关的话，那就是要人们的高贵享受是广大人民的饥饿号寒的代价。

　　因为乡村被共产党挖掘得那样苦，这种苦况传染了都市居民，城市里也闹穷苦。现在大小城市普遍地有物资缺乏现象。米是按配给制出卖的，一般是每个成年人每月原为27斤，现为24斤，现在不断地减少；油是每人8两；煤在北方都市是烧饭和取暖必需的东西，1957年因煤斤缺乏，居民只买到煤球烧饭，取暖的块煤是买不到了。就在1955年，居民虽然尚可买块煤，但块煤里有1/2的石块，北京门头沟的块煤就是如此。这也证明共产党天天追求生产数字，所以产品质低，就如煤矿因产煤少而把应拣出的石块也来充数了。现在每家每人的米是不够吃的，油是不够用的，煤火是不好用的。而出的价钱都是上等的。

　　中国各城市有一种好风气，任便买什么都排队。就如买猪肉要排队，在早晨五点钟排队的人就站了条长龙。七点钟铺子开门，肉架上挂两片各重二三十斤带骨头的瘦猪肉。于是居民按次序去买，每人最多只许买五毛钱的，有的地方只许买二角钱的肉。站在前边的三四十个人算是幸运买到一点肉，用手提着回家了。后边站的长龙是空来了一趟，受尽了夏天的热或是冬天的寒冷，望着肉架败兴而归了。

　　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居民买什么东西都得排队，而且排得很长，这是因为合作社少，或是公私合营后的铺面少所致。就算你想买一个铜板酱油，你也须等上几十分钟，因为买杂七杂八的人很多，而合作社只有一个或者二三个人应付这大批主顾，因之不能随到随买，必须分成先后秩序地排队。这就浪费居民的大部时间。

　　在各大都市任何合作社，杂货店都有长龙排队，但是这不是说，你想买什么就有什么，实际上除了分配定额的生活物资外，你是想买什么都买不到。比如你想买花生米，没有。你想买虾米，没有。你有百样想买的东西，合作社或杂货店总可答复你九十个以上“没有货”。

　　住在北京，和各大城市，我体察这种现象，归纳出两个结论。多数的穷人没有钱去买生活必需东西，这是买不起；能维持生活的人又买不到生活所需的东西，这是买不到。一个是“有人没钱花”，一个是“有钱没处花”。实际上“买不起”和“买不到”同是穷困，所不同者只是心理上的作用而已。

　　共产党统治下的都市如此穷困，缺乏物资，主要地是因为乡村凋敝的结果；其次的，都市居民所受到的多种困难也是共产党的愚蠢独占办法所造成。就如各行各业公私合营问题，共产党固然一跃而为所有主，但是它也因为这一跃而造成更多的困难。第一、在“社会主义化”的条件未具备之前，实行公私合营，合并商店，约束工商业者使其不能发挥力量自力更生。这就是共产党背个空包袱，而给社会造成困难和凋敝。第二、这些小商店在“社会主义”到来之前，只会起帮助作用，不会起颠覆作用，因为在工业化之后，百货公司林立，这些小商店自然被逐渐淘汰的，像今天这样把他们管制起来，既不算统一安排了他们，反而增加了社会的负担，把他们在过渡时期应起的作用也取消了。这是共产党心急的表现之一，这是它的无知，也是它的不仁。不仁不智就加倍地给与了人民痛苦。

（四）低级干部的生活情况

　　最后，我们再谈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干部生活。在共产国家中，除了领袖以外，在机关、企业、学校、团体等等工作的人，都是干部。但是高级干部和中上级干部都沾了皇恩，只有享受程度的不同，没有生活困难之忧。所以我这里所谈的不是中上级的干部，而是下级干部。在下级干部中，自然也有一些党员；党员在某种情况下，总是居于特殊地位，有权有势，机会多，如乡村的乡长，就有特殊机会，鱼肉乡民以圆自肥。但一般来讲，下级干部生活是很苦的。所谓下级干部我是指十八九级以下的一群，薪金在60元以下二十几元以上的干部，包括勤杂人员。今天北京政权的新币60元，以基本物价来评衡就是七七事变前的12元（我是按今日五元核战前一元计的）。除了基本物资如米、面、煤、油之外，其他生活用品，其比例是10:1，即今日之10元等于昔日之1元。以薪金由三十几元到60元，即是抗日战前的5元到12元，领取这薪金的人如家中只有二三口人，吃饭还不成问题，如有五口之家，那就睁眼挨饿。以北京来讲平均一个干部吃带穿每月需24元，其家中大小平均每人生活费为8元。赚60元的人，以五口之家计算，家人四口需32元，自己需24元，结果尚有4元盈余。这4元包括医药费及一切意外开支和零用。但是赚60元以下的人占多数，即在25级到20级的干部占多数，他们的收入大约由30元起，到50元左右者居多，于是只有人口少的人可勉强过活，人口多的就难免挨饿。

　　现在我也举个例子：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有处长级到24级46个干部，有25级以下二十几个勤杂人员；这样六十几个干部中，每月有十来个人过不了生活。但每个机关都有个福利委员会。福利费是按那个机关全体工资5%由国库发出，专为补助干部生活不足或有什么意外事件发生。民盟总部也有个福利委员会，由于组织上指定我来指导这个委员会的，同时有个时期我又是管理干部的负责人；所以我很知道他们的生活情况。福利委员会每月都开会，它的任务是了解干部生活情况，干部遇有困难由他自己申请或者由福利委员会斟酌情况自作决定，则给予补助。我记得经常需要补助的有六个干部，即王熙宽、李鸿寿、陈珏、尹志纯、韦士宾、汪青山，每人每月补助十二三元不等。另有勤杂人员四五人，如侯玉成、李海泉（厨师）小程、老夏等人，每人每月是5元到10元，此外还有临时补助的10元或20元不等。但是补助之后，也没有减轻他们的穷困。

　　这些人大致是因为人口多，精打细算也活不下去；补助虽少，聊胜于无，但如不补助，他们就非挨饿不可了。如果到了冬季就得想法补助棉衣费，不然几口人有一两件棉袄，或是四口人有两条棉被。我也常到食堂去看他们的伙食，困难户，（他们住在公家宿舍）就是吃窝窝头和一块咸菜，也许花五分钱买碗清菜汤；节俭如此，可是，这些困难户，若不经补助还是活不了呢！

　　民盟总部干部生活，并不是特殊例外，据我所知，他们的待遇，比较来说还算好的，比一般机关还算优待。一般机关干部生活更苦，我到其他机关看过他们的情况，吃饭时每人拿个磁（录入者注：疑为“瓷”字）碗，一碗饭上一块咸菜，他们或在食堂里吃，或是端着碗饭蹲在办公室外吃，好似一幅难民图。

　　但是生活情况如此，共产党还以为是干部生活优越，现在（1957年底）还把大批干部下放、到乡村去生产。这群下放干部是共产党认为不满意而需要予以劳动改造的。同时，也还为了减轻共产党在城市的负担，把这群人赶到农村教他们与农民一起过着饥饿的生活。据最近消息，北京市全市机关、企业、学校现有13万人员，将下放5万人左右。天津市机关人员也减少30—50%，也下放5万人。江苏省下放13万人，机关减少人数20%到50%。辽宁省减少机关干部1/2或2/3，其下放人数为二十多万。河南省下放15万人，甘肃省8万人，四川省6万人，湖南、安徽、西安以及其他省市已各自下放数万人不等。在下放干部这一措施之中，共产党又把今年毕业而无处升学的中小学生300万人赶到农村去生产了。农村中又加重了这个过重的负担。本来农村已经有劳力过剩的严重现象，现在还向农村驱逐大批劳动力，司马昭之心是人所共见的。共产党把农村视为灾区、难民区，把他们不喜欢的，或是无力供给的人一齐赶到乡村去。乡村就是那点东西，如像一锅稀粥，十个人是这锅稀粥，二十个人也是这锅稀粥，所需要者只不过在稀粥锅内多添几瓢冷水而已。但是，共产党这一着，似乎是很好的打算，实际上它是自取烦恼了，反抗的力量将由农村生长起来的。

　　中国人民由劳动改造的大军到广大的农民、工人、都市居民和低级干部，他们都是过着痛苦的生活，共产党对他们极尽了压榨剥削的能事。农民经过“定产”、统购统销、重税、杂捐、捐献、公债、和义务劳动，已经被剥削到骨髓里了。工人，经过降低评定工资、冻结工资、劳动生产竞赛，大力购买公债、捐献，大批工人走到了饥饿边缘。城市居民、工商业者经过限制、改造、重税、重捐、公私合营，几家铺子变成一个，从前一个铺子的饭，现在让几家铺子来合吃，每个人勉强凑上六分饱，还饿着四成肚子。没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失业者群，都是有早上吃的，就没晚上吃的，过着釜底游魂的生活。纵然在表面上有城市救济一项，但是申请好久，又调查多次，每家救济五元八元不等，那由何济于事呢？所以每家都是空空如也。实在没有法子活下去的人不是饿死，就是悬梁自尽。共产党报纸是不宣传这类材料的。这些人之所以招致不是饿死就是自尽的结果，不但是因为失去了所有，而且最主要的是在共产党处处统治之下，不得到它的照顾，任何人也寻不到谋生之道所致。因为在共产党的国度里，它是一切的主宰，既是统治者又是雇主老板，除了向他低头是没出路的，而且有些人如没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失业者群，就是向共产党叩头，共产党也是毫不表示仁慈，它是任你淘汰下去的。至于机关企业干部其在低级者多数也是捉襟见肘，一部分是吃不饱、穿不暖，而在认购公债和捐献时，他们还得忍着肚饿硬装好汉，要起热烈的带头作用。在工作时，党要求他们“忘我的劳动”，在学习检讨时，还要把自己骂个底翻上。

　　这就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生活的缩影。共产党就以这种压迫剥削的东西建筑自己的天堂。但是事实会证明，人民供献的力量是有限的，同时他们的忍耐也是有限的。就两者来说，前者已到有限的边缘，照常供应是有难以为继之苦。据1957年9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农业税秋征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中所透露：“去年全国竟有15个省市没有完成任务……而且公粮尾欠数字大于往年。今年夏季丰收的省份中，也有的没有完成夏征任务。”现在有好多合作社交不上了公粮，各省都有这种情况。这就是供献的力量到了不能再继续下去的边缘。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民对这种情况的忍耐也到了边缘，这是这两年来大陆上紧张情况的原因的真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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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的痛苦生活，不是在这章所能叙述完备的，我只不过描述一个轮廓，而且是一般的，那些极端悲惨的个别生活，我还是无暇提及，不是因为那个不重要，因为那个不是一般，容易被人误解，反而冲淡了一般的穷困面貌。中国人民最苦而人数最多的是农民，了解他们的生活才是近乎了解整个人民的生活。这不只因为他们人数多，同时是因为其他人-包括统治阶级——是仰仗他们的供养。

　　中国农民的生活几年来逐渐困苦而至今日已到苦不堪言的境地。在1953年夏天我借统治阶级之光到北戴河有一个月的休养假期。自然住在公家的休养院，吃的很好的伙食。每天游山玩水，在身受者来说是相当满意了。但是我于游山玩水之中，我访问了一家李姓农民。他是北戴河的老户，过去耕田兼为富人看海边别墅。现在的富人的房子是被没收作为我们这群人的休养所了。他在土改中虽分得了土地，但生活还是困苦不堪。我们倾谈之后，他把生活情况告诉了我，我当日记在日记中有这样的一首诗：

　　老农怨

东山老农六十五，丰年饥年同困苦；
分得土地十亩三，一年六月食不足；
过昔为人守房户，衣暖食足无忧腑，
而今屋宇归公家，驱将街头身无主。
借地邻人一漏间，且遮风雨暂避寒；
雷雨交加凄绝夜，雪飘风急岁月残。
大儿求生走天角，次女为人且帮闲；
幼稚儿女号衣食，老母八十走蹒跚；
生活全靠老夫妻，田少人多事事繁；
秋收先献珠玉税，还将杂捐肩上担。
节衣缩食何济事，六月缺粮受煎熬！
卖工无处求雇主，告贷切莫开尊言；
动走城市谋出路，人员浮动挤如山。
万千失业候登记，如何容我老农闲。
公家占地二亩多，派定官价三十万；（注一）
数着珠米流眼泪，不够全家二月餐。
上天无路通霄汉，入地何能透清湲。
饿得眼花心愈鲁，常将人我同样估；
且看新贵住华楼，灯光辉煌耀门户。
朱门车戴鸡鱼肥，汽车闪电猛如虎；（录入者注：“戴”疑为“载”）
温柔乡里弦管声，为我“同志”试歌舞。
饥饱何能一样看，权贵忘了穷人难；
高车驷马逞意气，谁管农民流酸汗；
预言将来大家好，目的未达一头酸。
统治先将肠腹肥，富商依然腹便便；（注二）
穷人且忍肚中饥，老农还是耐人怜。
这是唯物辩证法，不信自去问苍天。
　

（注一）折合新人民币三十元。
（注二）此时工商业还未公私合营，有些富商还很神气，并且有些富商参加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