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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遗产研究的最新进展
〔苏〕大卫·梁赞诺夫
1923年
来源：原文刊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译者：李乾坤。
内容提要：本文系大卫·梁赞诺夫1923年就其在西欧的文献考察搜集工作所做的报告。梁赞诺夫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经由伯恩施坦、倍倍尔等人的留存概况。此后首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文本线索进行了介绍，详细阐述了他探寻这份手稿所在何处的艰辛过程，并认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都没有充分重视保管和研究这一文本。其次梁赞诺夫还对他所发现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共产党宣言》手稿以及《资本论》手稿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最后他还对恩格斯晚年的自然科学研究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通信以及马克思遗留下的笔记本的情况做了概述。在这一报告中，梁赞诺夫还批判了伯恩施坦和梅林等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作的编辑方式，初步阐释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的编辑思路。
在开始探讨这些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中发现的新材料之前，我想先简单回顾一下迄今为止这些遗产的保存状况。恩格斯去世后这些文献被留存了下来。或许恩格斯自己对它们没有什么不恰当的使用。但如果他什么都不做的话，或许这些遗著能够得到完好无损的保留。恩格斯全部遗嘱中，仅有一项在紧要关头得到了执行：恩格斯的遗体被火化，并且骨灰被洒进了大海。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形，或许这么多年来人们还要在他的墓前敬放鲜花，但随后就将他忘却，事情就是这样。然而，在下面一个问题上恩格斯的后继者们却违背了恩格斯的遗愿。他们对其采取了一种特定的态度，槽糕地绕过了恩格斯的遗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巨大的资料库已经近乎完全丢失。他们将自己财产的大部分以及全部的文献遗产都留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但是，按照德国的法律规定恩格斯不能在遗嘱中将遗产直接交给一个德国党派，因此他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将遗产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两个人：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奥古斯特·倍倍尔。自1896年以来，二人自然就成为这些遗产的唯一所有者，因此也有权利不加限制地使用这些文献。第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两位继承人不止一次试图先来确定，全部的遗产是否都已落在他们手中，以及是否在其中还有需要被排除出去的东西。很多恩格斯不曾料想的事情在现实中发生了。文献遗产的大部分被成功地想办法和马恩藏书一起运到了柏林。我还清楚地记得，在1900年看到这些藏书被胡乱地摆放在柏林的几间房子里。当已经去世的普凡库赫[1]指给我看恩格斯的军事学藏书时，他带着一丝怀疑甚至是轻蔑说道，与理论家所表现出的吃惊状态相反，在他们这些实践家看来，这些书只是一些多余的甚至是具有干扰性的负担。实际上那些军事学书籍，除了一些零星的卷次外，什么也没留下来。换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大众留下了一个工人阶级的图书馆，然而因为后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要去了解它，因而也没有付出一点努力，去核查一下在其中的边注或笔记上是否有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东西。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留下的数千书卷，连同可能包含其中的他们自己的评注和笔记，或许都将始终消失在马克思研究的视域之外。那些文献继承人们认为还可以继续交到柏林的手稿和笔记，都被运到了柏林，然而伯恩施坦一直都最为关心保管的，是那些还没有离开伦敦的更为重要的手稿，特别是其中的书信部分。
我稍后会回过头来谈那些成功被运到柏林的文献。这里能够确定的是，在伦敦还保留着一大部分我们未知的文献。此外，1911年我在拉法格那里出乎意料地发现还有很大一部分马恩文献保存在他的手中。或许这一部分是艾琳娜·马克思去世后交给他的。因此所有文献遗产被分为三个部分保存，一部分运到了法国的德拉维伊[2]；另一部分留在了伦敦伯恩施坦那里；第三部分运到了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最后一部分很快将要对那些想要研究它们的人开放。
一
第一个有义务研究这些遗著的人是梅林。他在1898年受党的委托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稿。我们所有人都多多少少学习过梅林版的三卷本遗著集。我始终将这三卷本视作这样一部著作，在其中编者选择和加工的文献，都是立足于原作者本人已经充分研究过的东西。梅林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机构的委托，倍倍尔也是其成员之一。倍倍尔在文献研究这一问题上格外地友好亲切，对任何研究者都非常欢迎。尽管在一开始我完全不认识他，但正是这种友好亲切使我们后来走到了一起。他和梅林一样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然而这批文献遗产，由于梅林在1896年至1902年间所做的编辑，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于这三卷本的读者来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所有人都读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言。我们所有人也都知道其中提及了两份厚厚的八开本手稿，在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全部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所有生命表现（Lebensäußerung）进行了批判。我们每一个人因而自然要追问这两卷的下落。在梅林那里我们找到了答案。事实上在他的版本中有一个小章节就是献给这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我们从他那里意外地获悉：在遗著集中只有那些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发表的著作，而非那些作为手稿留存下的东西才应被重印。因此按照梅林的解释，这份手稿没有发表。但他似乎忘记了，他在马克思遗著集第一卷中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也重印了。接下来还有这样的奇怪评论，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兴趣不大，尤其因为它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自己在根本上搞清楚问题而写作的。在遗著集第二卷还能找到关于“莱比锡宗教会议”的一个小段落。我们发现，梅林手上还有由布鲁诺·鲍威尔和马克斯·施蒂纳所写的题目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手稿。梅林清楚这份手稿写了什么，然而尽管手稿在他手中，他却什么都没讲。我会向你们揭示这个秘密。直到如今，在完成了最近一次对柏林的访问之后，我才清楚这件事情的原委。实际上梅林也非常想得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很清楚地知道，尽管这份手稿违背了他的计划，然而不出版它，也就不可能认识清楚马克思从《神圣家族》（在其中马克思还在批判鲍威尔）到《哲学的贫困》（在其中这种批判就弱化了）之间的过渡。只有搞清楚这两卷，才能填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上两个理论活动期之间的空缺。
因此，梅林也试图得到这份手稿。他向伯恩施坦求助，伯恩施坦又向拉法格求助。这些努力都发生在这样一段时间内：伯恩施坦已经成为了一个修正主义者，拉法格将他视作一个叛徒。伯恩施坦试图回避这一问题，但却并未完全奏效。为了打发梅林，他给了梅林一个关于鲍威尔的手稿——就是那个莱比锡宗教会议的手稿。在这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片段的基础上，梅林得出结论：全部著作实际上也并没有太多价值。最终他不得不这样解释：我没有可能做到将文献遗产按照其所嘱进行编辑，希望读者们理解这一情况。但是梅林这时从他的角度来讲是欺骗了伯恩施坦。当我现在在伯恩施坦那里努力试图将“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的残片搜集起来时，恰恰缺失了一部分，就是关于鲍威尔的第二部分。伯恩施坦在我的一再追问下解释道：他确信，这部分手稿在1900年已经给了梅林，而他没有还回来。我随后又询问了爱德华·福克斯（Edward Fuchs），他是梅林遗嘱的执行人。然而要找的手稿却仍然不见踪迹。最终才发现，它就是那个“莱比锡宗教会议”。必须承认，我本人在一战前对这一手稿并不特别感兴趣，并给古斯塔夫·迈耶尔建议让他将这个手稿发表。我当时处在写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的后期阶段，如果我当时成功得到这份手稿，就能够更为具体地进行判断了。在（这部分手稿的）最后一页上有一个由恩格斯手写的标注：“II.布鲁诺·鲍威尔，1845-1846”。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一部分，梅林1900年从伯恩施坦那里得到并交给了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进行保存。
在《费尔巴哈论》（“Feuerbach”）的前言中恩格斯写道，在他写作的过程中重新阅读了这份旧手稿，但是发现，对于费尔巴哈的讨论是未完成的。这一手稿也向他进一步展示出，他和马克思在当时的经济学知识还多么不够。你们也都知道，那些马克思的反对者是如何评判恩格斯的这句话的。恩格斯在相应的位置却没有说过，在这一旧手稿中到底包括了哪些东西。在1918年梅林出版了他的《马克思传》。在其中也有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章。梅林在这本书中对其价值的评价比之前在遗著集中做的评价还要低。是的，这一著作的意义不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的角度，而且从他们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角度来说也几乎完全被否定了。那是1918年了。接下来的一年迈耶尔发表了他的《恩格斯传》。我必须说，迈耶尔无疑在发现恩格斯1842年之前生平的一些重要事实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但迈耶尔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直到最近他才成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者更准确讲：民族主义的德意志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在机理上没有能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哲学和革命的学说。他最多可以将恩格斯理解成一个良善的爱国主义的德国人。但是在他的书中我们找到了特别有趣的一章，大约是在第240-261页，这也是迈耶尔这本书最有趣的一章。它带来了一些全新的东西。我意外地在考茨基的私人图书馆读了这本书的样书，并且获悉了他的笔记。对他来说这一手稿也完全是新的东西。我很想知道，迈耶尔是如何完成他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说明的。在他的说明里他这样讲到：伯恩施坦非常热心地帮助他从恩格斯的遗著中找来了一些手稿供他使用。迈耶尔是一个记者，一个资深的报纸通讯员，他直到现在还有记者和报纸通讯员的习惯。甚至当他写一本学术著作时，他也没有说清楚他使用的是哪一手稿。你们或许会在他的论述中想寻找某些信息：他使用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哪一部分以及哪一手稿；它们位于哪里；哪些手稿和这一手稿的哪些页码被用作引文。但这注定是徒劳的，因为迈耶尔只字未提这些信息。
你们中一些人肯定也被迈耶尔书中这特别的这几页所吸引。这一发现也迫使我将马克思著作相应卷次的出版一再推迟，直到我最终能够确定“德意志意识形态”保存在哪里，以及它是否事实上完全消失了。为这一目的而进行的柏林之行取得了成果，最终我在极大的努力下成功地将全部“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找到了。我现在获得了这一手稿的胶片版复制件。稍后我希望可以和你们讲一下，用四周的时间将它从伯恩施坦档案馆里甄别出来是耗费了我的多少精力。我依据的是所有我所了解的公开出版文献。首先我想要获得“圣麦克斯”的手稿。我记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一部分已经发表了，并以为，我从伯恩施坦那里也许最多只能得到已经发表的著作的手稿。当这一事情成功后，我对伯恩施坦说，他自己曾在哪里讲到过，这一著作还存在一部分，他想发表它们。然而他已经记不起来这个事情了。因此必须要向他展示他自己的表述，经过了一天的讨论之后，他将手稿的第二部分交给了我。
现在可以得出，“圣麦克斯”章，正如伯恩施坦已经发表的那样，不再构成这2/5的原始手稿了。对原始手稿的更进一步的具体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料的成果。这些文本根本没有像伯恩施坦在他发表的东西中所以为的那样，承受着“老鼠牙齿的批判”。老鼠啃咬的程度比伯恩施坦估计的要轻得多。伯恩施坦在“圣麦克斯”章里论述的段落，涉及了人道自由主义：“只有三页被保留下来了，其他所有的大约41-42页都被老鼠啃没了，我宁肯相信这一章根本没有被发表。”实际上我在仔细检查这份手稿时却发现，所谓被老鼠破坏的所有手稿实际上是完好无损的，并且保存得也很完整。这只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然而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在经过初步的考察后，发现这一讨论施蒂纳的段落并不比《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短。
此外我还想请大家注意，当马克思写作“神圣家族”时，他是作为布鲁诺·鲍威尔派的的激进倾向代表的。但是在“神圣家族”刊印的时候，施蒂纳的书也出版了。鲍威尔和他的伙伴突然就过时了。在1845年这一年施蒂纳成为了德国思想的主角，德国思想界将他视作远比鲍威尔更为激进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便集中火力来批判施蒂纳，为了将他的这本书证明为是激进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失败的标志。因此在其中就出现了用以批判施蒂纳的不成比例的巨大篇幅。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不只清算了施蒂纳。他们在其中还探讨了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尽管对鲍威尔的探讨相对少一些，因为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已经完成了对他的清算，但是这些少量的手稿还是比伯恩施坦所以为的更有价值。他只是肤浅地理解了这一手稿，并将批判鲍威尔的部分划分到了费尔巴哈章之中。这一手稿的结束部分做了那些修改标记，对此恩格斯在其《费尔巴哈论》前言中这样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未完成的。这一手稿被特别地处理过。关于这一点迈耶尔通过我提过的很值得注意的说明而做出了推断。遗憾的是他没能按照这些手稿产生的方式来再现出那几页的内容。
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未完成的段落中，在面对施蒂纳和鲍威尔时，反而像是严厉的师父责骂自己的徒弟一般；但却将费尔巴哈视作一个值得尊敬的敌人，他们并不想攻击他的人格。在涉及费尔巴哈时他们认为，有必要立即在他唯心主义观点的起始点上，建立他们截然相反的唯物主义观点。进一步，他们对费尔巴哈的人的概念（Begriffes des Menschen）进行了批判。因为有病在身，很遗憾今天下午我也没法将手稿中一段更长的段落翻译给大家。这一段落被迈耶尔所引用。“出发点、基本的命题并非抽象的，而是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他们的交往、他们已有的和由人类的活动而创造出来的的条件。每一个想要研究人类历史的人，必须首先确立这样的任务，研究人类的肉体组织、人类自身；并研究人们所处的自然条件，人们所处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和其他的条件。”所有这些都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段落中精彩地、具体而清晰地阐述了。我将会努力尽快在全部著作出版之前发表它。
以上这些都足以让我们认清“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于解决大量相关问题的巨大意义。我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从所谓的现实的人道主义（realen Humanismus）到革命的共产主义之间还没有某种形式的过渡；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解释清楚。但是不仅在他们个人的发展这个问题上，而且整个德国意识形态的发展，即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过渡问题，也是不清楚的、未被研究过的。人们或许会说情况是否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从那时起就忽略了哲学？而在这个手稿里我们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就已经形成了后来恩格斯系统阐述过的那些哲学观点，这些观点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了。这样，在哲学上就只有辩证法和形式逻辑问题了，所有其他内容都可以归到具体原则涉及的领域。此外这份手稿还包括一个更大的段落，它针对的是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我们只了解《共产党宣言》中简短的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特别尖锐的特征刻画。现在我们拥有了对其总体的具体批判。
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这份手稿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史，对19世纪德国社会、政治和经济思想，乃至对于整个19世纪思想史的巨大意义。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正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说，这就尤其重要了，就是借助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来研究这一艰难的，然而对我们来说不再一定是崎岖的和混乱的道路，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走出黑格尔，走过费尔巴哈和英国政治经济学，走过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直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的。
现在我们手中还掌握的材料不止“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不是在伯恩施坦那里，而是在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我们还发现了马克思1848年之前写作的其他一些手稿。尽管战前我曾在档案馆相当有规律地工作过，并成为第一个在那里整理现存马克思文本的人，但我也无法完全仔细地进行研究，因为我同时被要求承担共产国际史领域的工作，此外我还想对梅林提到的1848年之前的所有材料进行重新评估。此外，这个档案馆也只是被运到柏林的马克思笔记部分。我在当时仔细研究了它们并做了一些记录，但是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这只是一些笔记本。我知道，在马克思他的笔记本中包含了一些标记，但是我当时只找了那些对我的工作有用的东西。后来我更为仔细地研究了这些笔记，并发现了另外一个手稿。它从第5页[3]开始。一开始它看起来好像就是单纯由笔记构成的。马克思在另外一本书里摘录了一些段落，并做了边注。我现在这样推断，这应该是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作的某个草稿。这个推断是成立的。这份我接下来就要出版的一百页的大部头手稿，涉及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内容，大约是第261节和第262-311节。
在这一笔记本中我还偶然发现了另外一份手稿，这份手稿之所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与我过去两年中更多从事于《共产党宣言》的研究有关。在更为仔细地检查了手稿之后，我发现了这样的日期：“47年11月”，其文字内容是《共产党宣言》某一章的草稿，包含对其中要点所列的明细，在这些要点中批判了当时的社会主义文献[4]。我高兴地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就是我在这份笔记中或许发现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份草稿。但我同时还在这份笔记本中发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演讲的提纲。然而这一著作还需要进一步的甄别和分析。此外我还在这些笔记里找到了一份残篇——它同马克思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相关，以及一张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手稿，它勾勒了马克思文本的通行结构。能够发现的1847年之前的新手稿，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外并不算太多。其中意义最大的当属《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以及讨论《雇佣劳动》的手稿。
二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1848年大革命之后的阶段。
马克思在这一阶段完全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恩格斯的《资本论》第二卷前言中，我们知道存在大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手稿，马克思留下的这些手稿，后来由恩格斯和考茨基编辑。恩格斯讲到：马克思遗著中的这一部分手稿包括整整23个笔记本，其中有1472页。这些笔记本写作于1861年8月至1863年6月间。恩格斯还补充道，前五个笔记本（220页）和第19到23笔记本（第1159-1472页）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草稿。恩格斯决定先不使用这些草稿。第16、17和18笔记本（第973-1158页），探讨了资本、利润、利润率以及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问题，这都是《资本论》第三卷的主题。第6到第15笔记本（第213-972页）讨论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历史，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部分应该构成《资本论》第四卷的内容。当恩格斯在1883年开始整理马克思的遗著时，他已经提到了这个第四卷。后来他和考茨基一起整理了这部分笔记。马克思手稿的750页构成了我们今天知道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四卷[5]，手稿剩下的还有大约3/5没有被发表。这23个笔记本——其中包括了《资本论》第一卷和《资本论》第三卷的草稿——里面，在《剩余价值学说史》范围内的大约有6卷尚处于未被发表的状态。
在前面提到过的《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还提到，他发现了一个马克思在1864-1865年间写作完成的手稿，在他看来它构成了《资本论》第三卷。接下来他继续列举了他在编辑《资本论》第二卷过程中使用过的材料。恩格斯使用了八份马克思的手稿。遗憾的是我必须说，其中最有趣的一份消失了，我做了很大的努力依然没能找到。在阐述了《资本论》第二卷不同草稿的手稿中，恩格斯仅完全使用了其中的两份。然而，这两份手稿篇幅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已经超过了《资本论》第二卷的一半。由150页手稿构成的第一笔记本以及第三笔记本根本没有被使用。第四笔记本被用的也很少。我以这种方式在这些涉及《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中，在除了全部第三卷之外还找到一些手稿，这些手稿为我们提供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不同章节的新草稿。我们现在来谈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所有研究过《资本论》第二卷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获得一个原始的、由马克思自己编排遗留下来的第二卷，从而将恩格斯的整理作为评注与其区分开来。我们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恩格斯也许有些主观化了。在对已发现的手稿内容做进一步了解后，我更加强化了这一想法。尤其是这个问题还涉及《资本论》第三卷。当恩格斯出版第二卷时，他相信第三卷在几个月之后就可以紧接着出版了。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完全完成了的底稿。但事实上是，此后他又花费了九年的时间来整理出版第三卷。这份手稿中包含了太多的残缺之处，以至于恩格斯必须独立完成其中的某些部分。有一部分他甚至花费了几年时间，而最终不得不放弃，因为从中没有得出任何结果[6]。因此，可以确定认为，《资本论》第三卷尽管由马克思提前勾画并完成了部分内容，同时也叙述了相关主题，但这仍只是恩格斯加工整理过的一个变形了的文本。
此外，恩格斯还忽视了一些手稿。是否是因为他忘记了，这还不好确定。反正我在马克思的遗著里还找到了经济学研究的八个笔记本。在这些笔记本中有一处马克思所做的有趣的标记：“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这一笔记本始自五十年代中期，事实上提供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第一个草稿，马克思在当时还没有给它命名，这应该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份稿件。
从这些笔记本包含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提示。在笔记本的某一册里考茨基发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Einleitung）[7]。尽管如此，对我们来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遗著的出版任务还是落后的。首先要整理发表的是五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草稿。进一步，马克思的23个笔记本也要按照它们保存的状况来出版。然后还有《资本论》第一卷的所有版本以及第二卷的手稿，还有马克思留下并由恩格斯编辑的版本。第三卷也要以同样的形式编辑，这样处理的话第四卷就不再存在了，对后一点我感到非常惋惜。
我已经解释过了，这些笔记本看起来只包括笔记，但实际上还包括马克思的一些独立的标记。熟悉《资本论》第二卷的人通过这些标记中包括的东西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一卷的第89-92页并非产生自恩格斯所使用过的手稿，而是从那些笔记中摘录出来的。
我在伯恩施坦那里对现存的最重要的经济学手稿进行了照相复制工作，也使我有可能对马克思的笔记本进行照相复制。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同样，这也是出于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理由：这些笔记本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把握其工作和研究方法的特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三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第三个手稿群。
1870年初恩格斯移居到伦敦。通过他与马克思的通信我们获悉，他对染料化学（或许是因为他出身于纺织工业）、化学、物理和自然科学始终保持着一贯的热情，这种热情在他还是中学生时就已经明显形成了。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在他的朋友，也是一位著名的化学家，卡尔·肖莱马（Karl Schorlemer）的支持下，继续开展他的自然科学研究。在移居伦敦之后，他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在这上面。我们或许会记起他在1873年5月写的信，在信中他对去过了曼彻斯特的马克思讲述了他的研究成果，并请他向另一位来自曼彻斯特的熟人征求意见。因此可以看到，恩格斯在他与杜林进行论争前的几年里就已经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工作和研究了。在《反杜林论》前言中他表达了这样的希望，这本书的写作将使他成功地继续推进他的研究。在恩格斯1882年11月写给马克思的一份信中还包括了如下的提示。在恩格斯谈到证明了他的理论的电力学学说时，他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他“现在必须尽快地结束自然辩证法”。但是，这一工作进展如何，它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还是未知的。
对此考茨基和梅林都只字未提。迄今任何一篇关于恩格斯的论文里都没有提到这方面的线索。即便伯恩施坦在其对马恩通信的评注中也对此保持了沉默。当我和伯恩施坦因为提交由他保管的手稿而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争论时，有一天我们突然幸运地找到了恩格斯论自然辩证法的长篇手稿，大家可以想象到我的惊喜之情。从标题页就可以推断，这一手稿由6部分构成，在其中恩格斯讨论了物质的运动规律、电力学和磁学。遗憾的是第四部分，也就是“幽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Die Naturwis senschaft in der Gespensterwelt）手稿不见了。我一再请求继续寻找这份手稿，但却收效甚微。我已经准备好一旦这份手稿被发现就再动身去伯恩施坦那里。但是同一手稿群中不只有这份手稿，还包括另外一些名为“自然与自然科学”、“数学与自然科学”以及“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手稿。看起来，恩格斯似乎从未中断过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只是他完全没有料想到对马克思手稿的编辑会耗费他如此多的时间。到80年代中期，他最终放弃了完成这一研究的想法，并在1885年年底《反杜林论》的新版前言中写到，他想要将他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和马克思的数学研究一起出版，并提到，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会使他的工作的绝大部分或全部成为多余的。继续出版《资本论》的其他卷次在恩格斯看来是一个远为重要的任务。
我还没法谈这一手稿的内容，我还要进一步加以甄别。然而我想指出的是，恩格斯的手稿，特别是与马克思那些完全无法辨别的手稿相比，是相当清晰可读的。但愿我们为数不多的那些熟悉辩证方法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能为我们提供帮助。前提是他们在翻阅这些手稿时，可以和他们研究化学和物理学现象时一样勇敢、无畏。对于大众来说，甚至最勇敢的人在面对这些手稿时，也像迷信的人面对幽灵一样。
恩格斯认为过去四十年自然科学的进步已经将他的论断证明为多余的，他的著作仅会具有历史的意义，这一想法毫无疑问太过保留。还必须要指出的是，在恩格斯去世后如果不将这些手稿发表出来的话，就是对恩格斯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在总体上，这些手稿相当于《反杜林论》一半到五分之三的篇幅。
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在恩格斯手稿中还发现了关于德国中世纪史的一份长篇著作。正如在他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所强调的，这是在80年代初就投身其中的对德国马尔克历史的研究。其他一些短篇手稿涉及到不同的内容，例如有对爱尔兰的大量研究——这很可能是在60年代末完成的。
现在我马上接着谈一下马克思恩格斯遗著里的第二大部分，也就是通信。这一通信的形式，与施穆勒、昂肯[8]和其他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们一起，成为研究19世纪政治、社会和思想史的非常重要的根据。将这四卷通信以经得起科学评估的要求，以不损害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方式进行发表，是值得期待的。但实际上由伯恩施坦和梅林负责编辑的版本恰恰没有实现这一要求。我手上拿的就是这一通信集的第一卷。这些夹在其中的数不清的便签，是我标出的编者在信件中没有做任何说明而删掉的地方。为了做这项工作，我只有将出版的版本和和信件原稿进行对比。在这其中没有一封信没有被篡改过。一些尖锐的表达或被弱化了，或是被直接删除掉。假如马克思在某处将某人骂作蠢驴，那么这两个异常敏感的“保姆”就认为有必要将这种表达替换为一个温柔些的词汇，如傻瓜或笨蛋。他们害怕那些有力的词语。经过这一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件与俄国人别林斯基的通信相比，简直是高雅女士们之间的通信。而当我看到梅林在他的《马克思传》前言中，提到他在出版通信集时和伯恩施坦没有任何意见冲突时，我们也就真无话可说了。我们无法想象还有比对马克思恩格斯信件的清理更为世俗且小市民气的事情了。然而这两位编辑者却没有忘记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寄出去的每一先令每一便士。马克思书信中所有那些在一个市侩眼里显得负面的地方，都没有被放过。两位编辑者试图维护老李卜克内西和拉萨尔的权威，将所有涉及李卜克内西和拉萨尔的尖锐表达都做了重新编辑。他们就是这样不留情面地处理马克思的私人生活的。尽管如此后来的结果却与编辑者所期待的不同。
或许可以说，我也参与了这桩罪行。我的名字也以一种对我来说非常谄媚的方式在通信集的编者前言中被提到。但是我所提供的帮助却不是在基于原始信件的基础上做出的。我只是给出了修改，也仅有唯一的一次机会，发现编者在第一次修改和第二次修改时都划掉了什么。在一件事情上我的确是以俄罗斯式的野蛮方式进行处理的。我在《新时代》上将马克思一封书信中的摘录做了修改之后发表。它因此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为出版者现如今被迫将第一卷中的句子替换掉。因为已经发表的东西是不可能再被划掉的。后来我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几封原始信件以完整的俄文翻译发表了。还在战争爆发之前，我就要求倍倍尔为我当时在写的共产国际史提供相应年份的通信。我对倍倍尔说，如果不这样的话我的工作就无法继续下去，因为在我的作品中使用删减过的通信，那将是对我荣誉的损害。在压力之下，倍倍尔不得不让伯恩施坦将书信交给我。在我将书信还给他之前，我对谁都没有讲，并将这些书信进行了照相复制。当然，对其他剩下的书信也必须做同样的工作。我现在可以说，这项工作完成了。我们已经对在伯恩施坦那里存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书信进行了照相复制，此外我们还掌握了伯恩施坦没掌握的书信。
在这部分遗著中，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书信占绝大部分，大约是四分之三。大家都能回忆起和马克思有过通信往来的名人：库格曼、佐尔格、魏德迈、尼古拉-昂（Nikolai-On）[9]。除了写给佐尔格的信之外我们现在对几乎所有其他的书信进行了照相拷贝；还有马克思写给他大女儿和卢格的信。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上所有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们已经至少掌握了马克思90%的书信。此外还需要搜集或照相复制的原始信件，就是那些马克思给不同人的询问信件所做的答复了。
但在恩格斯的书信方面情况要糟糕得多。
在马克思1883年去世时，他通信的范围相对狭窄多了。恩格斯的通信范围则远为广泛。自1883-1895年间，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他通信的范围也增加到一定程度。重要的是需要确认：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亲近的人之外，大多数的信件都写给谁了。最有可能的是，恩格斯的多数信件，除写给倍倍尔和维克多·阿德勒外，就是写给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了。尝试得到这些书信是尤其重要的。尽管这一任务很困难，但它已经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了。我们现在拥有了恩格斯写给考茨基书信的照相复制件，但考茨基提的条件是，这些书信在1924年夏天之前不能发表。
接下来我们也成功获得了恩格斯写给伯恩施坦的书信。对于马克思的传记和80年代的历史来说有哪些重要的资料，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就可以看到，因为伯恩施坦允许我将这些书信在没有那种删减的情况下按照月份以俄文发表。此外伯恩施坦还答应我，为这些书信写一个导言，在其中谈一谈他与恩格斯关系；并将标清书信中的全部首字母和其中看不清的难以理解的地方。因此剩下来的事，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亚美尼亚、意大利、葡萄牙和瑞士搜寻恩格斯给不同的人所写的通信。这项工作的难度因为恩格斯在每封信寄出前都要打一份草稿的习惯而大大降低。从这些草稿中我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东西。我还成功地发现了恩格斯写给查苏利奇的大量书信草稿，写给洛里亚以及其他人的草稿，这些都帮助我们来确定收信人的情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也提供了其他一些有趣的东西。他们自己写的信不少，但是也收到了相当大量的信。对这些遗产的研究向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将所有拉布里奥拉写给恩格斯信件的复制件（大约160页）都找到了。此外还发现了一些俄国革命家写给恩格斯的信。有趣的是还有写给马克思的信，里面包含了一些完全未知的事实。洛里亚写给马克思的信我后面会出版。这些信集中体现了这位资产阶级科学家代表人物的特征，其中堆积了对马克思的低级谄媚。在这些信件中还有已经发表了的查尔斯·达尔文的信，以及还未发表的从兰开斯特寄来的信和琼·莫莱的信。大家都会感兴趣的是，皮尔森这著名的英国学者，他以研究优生学和生物统计学而为人所熟知，在他还是剑桥大学的学生时他曾向马克思请求，将《资本论》翻译成英语。他提到，在他的学院有一个对《资本论》感兴趣的小组，但这个小组不得不首先阅读法文版。他因此将自己视作一位合适的译者，因为他曾经学习过德国思想史，并曾经在海德堡待过两年，此外他还认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他的处女作中,可以通过一系列问题发现这段交往的踪迹，而这段历史是多数英国学者所不了解的，现在只是通过特定的意识形态影响来加以解释。
四
现在我们简单地谈一下最后一部分遗著。首先是关于笔记本的。我没能拿到它们，因为当时所剩时间不多。但我现在掌握了这些笔记的目录以及马克思读过的书的目录。这对于确定马克思在其一生不同阶段对哪些问题感兴趣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我们手上还有许多写于1840-1841年间的笔记本、1843-1845年间的笔记、50年代到60年代的三个笔记本，还有若干70年代的。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探讨1857年危机历史的三大厚本笔记本。还有一些为《资本论》四卷做准备的笔记、对17世纪中叶之前世界历史编年研究的笔记以及一些马克思的数学笔记本。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在9年前就已经找到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了，我将它们交给了弗里茨·阿德勒出版。现在我从伯恩施坦那里又得到了一份数学手稿。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部分文本遗著还没有得到利用。它对于理解马克思的生平传记来说有很大帮助。它们显示了马克思是如何工作的，他是如何研究的，以及他是如何不同寻常地以科学的方式来处理每个他必须着手从事的新问题的。他将这种有方法的和系统的工作方式保持了一生。即便当他大约在1881-82年间已经部分丧失了独立的思想创造力时，他也没有失去继续从事研究的能力。在浏览这些笔记本的时候人们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花费在系统的、基础的摘录上。直到1881年，马克思以63岁的年龄花费力气做了大量的地理学摘录工作，还能投入如此的精力，真是无法让人理解。另一个例子是，他在1878年开始研究摩尔根的书。马克思在98页密密麻麻写满的手稿上（他以惯用的速记方式，在每页纸上至少记述了2-3页书的内容）完成了一份详细的摘录。他就是这样一直工作到晚年。考虑到这些摘录的特殊价值，我破例对摩尔根著作的摘录以及卢伯克[10]和梅因[11]的两本书进行了照相复制。通过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可以看到，直到70年代后半期他还深入研究了封建主义和地产的历史。
最后还必须提一下有关首先以俄文发表的问题。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根据同伯恩施坦的合同我只能用俄文发表这些手稿。而有关原始手稿的出版，还必须加以特别的对待。我希望可以找到年轻的、富有精力的、勤奋的和不知疲倦的生力军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的工作可以顺利取得更多的成果[12]。
[1] 威尔海姆·普凡库赫（Wilhelm Pfannkuch，1841-1923），德国工人运动领袖、社会民主党秘书。——译注。
[2] 拉法格夫妇居住和自杀的地方，法国巴黎南部。——译注。
[3] 此处页码为马克思标注页码。参见：MEGA, Abt.II, Bd.2,Apparat,S.583。——译注。
[4] 推测应为《〈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计划草稿》，中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2卷第384页。——译注。
[5] 此处应为梁赞诺夫口误，实际上《剩余价值学说史》以三卷出版。——译注。
[6] 通过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可以知道这里指的是该卷第五篇。——译注。
[7] 即马克思1857年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手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三十卷第21-53页。——译注。
[8] 此处可能是指德国历史学家威尔海姆·昂肯（Wilhelm Ocken, 1838-1905）。他在1871年至1891年间主编了44卷的《个别叙述中的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 in Einzeldarstellung）。——译注。
[9] 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Nikolai Frantsevich Danielson）的化名。他是俄国经济学家、作家、《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译者。——译注。
[10] 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 1834-1913），英国银行家、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和政治学家。1900年被授予埃夫伯里男爵爵位。1900-1902年间曾任英国皇家统计学会主席。——译注。
[11] 亨利·萨姆奈·梅因（Henry Sumner Maine, 1822-1888），英国比较法学家、历史学家，代表作有《古代法》（1861）。被视作现代法学人类学、法律史和法律社会学之父。——译注。
[12] 在本文刊印期间，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一方面和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协会（Gesellschaft für Sozialforsc⁃hung E.V.即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法人注册名称——译注。），另一方面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席机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协商谈判，从而在法兰克福建立了一个共同运作的科学的出版社，它可以使用位于柏林的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提供的手稿来出版大约4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卡尔·格律恩贝格注。
感谢 闲汉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