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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前言
〔俄〕大卫·梁赞诺夫
1927年4月
卢晓萍 译
编辑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全集是一种非常迫切的需要，因此无须详细论证这项工作的必要性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推动了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已经发展起来的所有文明国家里，这在一定程度上明显地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个国家——至今主要是德国和俄国——的许多代人的思想发展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全部领域都受到这两位伟大思想家的强大影响，他们的理论在他们去世后虽然多次被“消灭”，然而总是能够获得新生。
为了能够准确地追寻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灌输到历史过程而又成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强大思想动力的那些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且了解这两位研究者和斗士从事的活动全貌，我们必须掌握有关他们的理论创作以及他们的实践和组织活动的全部见证。
迄今为止，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宣告者和指路人的著作尚未出过一个完全的版本，因此在一切旨在理解他们的世界观、掌握他们的学说的科学研究工作中，人们都越来越感受到一种迫切性——只有将他们的全部思想遗产再现并汇集在一个考证性的全集版本中，才有可能对他们毕生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进行全面的科学研究。
尽管直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和理论的文献非常丰富，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但他们的著作仍然分散在各种出于不同目的而只收入部分著作的版本中，因此，他们毕生著作的大部分不为人所知，也无法为研究者所利用。
当然，有人曾试图出版马克思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著作遗产。早在75年前就产生过这样的计划：出版马克思1842—1851年间撰写的论文的文集。这一最初的设想源于当时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海尔曼·贝克尔(即所谓的“红色贝克尔”，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曾任科隆市长)。
在1850年7月《西德意志报》停刊和紧接着的《西德意志通报》停刊之后，当时身为从伦敦迁至科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贝克尔向马克思建议，出版他40年代撰写的论文。马克思同意了这个计划。出书的准备工作大约开始于1850年11月。同年年底，贝克尔给马克思写了一封发往伦敦的信，信中写道：“我本想在圣诞节前给你寄去第一个印张。但我目前陷入的糟糕的困境妨碍了我。警察把我的正直的管家鲍特驱逐出境了，就因为他是我的第二个自我。此外，我还得让人制作铅字条，这项工作将近新年才能完成。不过从1月1日起，两个排字工将连续投入出版文集的工作。”[1]
关于出版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和资金方面的，我们可以从贝克尔给马克思的其他信中看到。
例如我们在1851年1月27日的一封信中读到：“可是进度非常缓慢。科隆这个大村庄对于书籍印刷来说真是个糟糕的地方。有3个印张已经制版，可是由于缺少纸张而不能付印。从1月1日至今，我的印刷所几乎停工了……随信附上正好在我手头的校样。根据丹尼尔斯和毕尔格尔斯的强烈要求，我改变了书的开本，他们俩说，这样就更美观了。此外，很不幸的是还缺少一份老《莱茵报》。”[2]直到3月1日[3]他才告诉马克思：“费了很大的劲，从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那里找到了老《莱茵报》第125号的副刊。”[4]
4月15日出了公开的预告——一张广告。由此我们得知出版计划的一些细节：
“马克思的著作一部分以特殊的宣传小册子、一部分以定期读物出版，但是现在大多根本找不到了，至少在书商那里已经售完。
“因此，出版者认为，如读者经作者同意汇编马克思的著作（包括10年内写的著作）并重新出版的话，出版者愿为他效劳。
“计划出两卷，每卷25个印张。第二卷附有马克思的肖像。凡在 1851年5月15日前订购这两卷书者，两卷共10册，每册8银格罗申。在这个期限之后按零售价1塔勒15银格罗申出售。
“第一卷将包括马克思的如下文章：寄给卢格出版的《轶文集》、（老）《莱茵报》（特别是关于新闻出版自由、林木盗窃法、摩塞尔农民状况等等）、《德法年鉴》、《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社会明镜》等文章，还包括三月革命前发表的而幸好至今仍未过时的一系列专著。"
只出版了第一卷的第一分册，厚5个印张。它包括发表于《轶文集》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以及发表于《莱茵报》的评论，内容主要是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辩论的批判（这一批判在一个句子中间中断了）。
如果我们说“出版”，那么也许是说得过分了。有把握的只是，这个第一分册——如今已极罕见，我们只知道有几本——在4月底完成了印刷和装订。它是否实际上被投入流通，这说不准，但肯定数量不大。马克思于5月3日得到了一本。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写的玩意儿的一个分册已寄来。”[5]排印之后不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密使诺特荣克[6]于5月10日在莱比锡被警察抓走。没过几天，5月19日，贝克尔也在科隆被捕，他月初还幻想扩大原来的计划，把一本驳蒲鲁东的著作的德文版收入文集。第一分册的一个“很大的数量”，可能当时还在装订工哈特曼那里，就被警察没收了。
马克思的秘密拥护者之一、马克思和被捕的同盟成员之间的联系人、见习公证员贝尔姆巴赫为继续出版这个版本所作的努力，同拉萨尔为此作出的努力一样毫无结果。
就这样，在德国出版马克思文集的这一最初尝试，与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尝试一起落空了。
再次提起原先的计划已是15年之后的事了，起因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完成。在该书出版之前几个月，1867年4月27日，恩格斯就写信给马克思说：
“如果搞得好，迈斯纳就会乐意接受出版文集，因此又可以得到钱，而且更可以获得著作上的新成就。《新莱茵报》上的文章、《雾月十八日》等等现在将受到庸人的极大重视，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争得某些进展，那么很快还会出现各种别的财源。”
[7]
马克思为俄文版《资本论》（1872年出版）列了1867年之前他自己的或他和恩格斯共同写作的主要著作一览表。他在给《资本论》的译者尼·丹尼尔逊的信中说明，他写的著作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收集全。[8]
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统一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出版一部文集的想法于1876—1877年再次被采纳。这次的文集除了要收录马克思的文章外，还要收入恩格斯——他当时正在写《反杜林论》——的著作。当时的布雷斯劳书商阿·赫普纳在1877年前后向恩格斯建议，将他和马克思的文章一起出版，包括《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驳蒲鲁东的著作。
然而，在这一计划具有更明确的形式以前，反社会党人法就阻止了它的实现。
后来马克思去世了。马克思的逝世使出版他的著作事宜重新提上了日程。第一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1883年3月底)的贺信中建议“发起为出版马克思全集的大众版筹集资金的倡议”。
一年以后(1884年4月27日)，鲁·迈耶尔也敦促恩格斯出版“马克思的散见于各处的文章的全集”。
1885年5月，当时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行政领导人海·施留特尔计划在由他编辑的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丛书》中出一卷《马克思的短篇著作和文章集》。他请求恩格斯同意并给予帮助。然而，自马克思去世后就着手整理《资本论》手稿的恩格斯认为，将各个短篇著作分别出版才是顺应时势的，有几本著作后来确实附上他的序言在霍廷根—苏黎世党的出版社出版。
反社会党人法刚被废除，德国党的领导成员就认为，除了出版拉萨尔的全集（受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托，由爱·伯恩施坦负责，于1891—1893年出版[9]），还有必要出版马克思著作集。各个方面都纠缠恩格斯，请他赞同出版选集并支持这方面的努力。起初威廉·李卜克内西想和保·恩斯特一起关注这件事，但恩格斯对该计划发表了举足轻重的意见：
“你是想把凡有马克思名字的一切统统加以发表呢，还是在开始出版你同保尔·恩斯特所设想的用小册子或分册形式出版的《全集》？我……对此已提出过抗议，而且今后还将提出抗议。”[10]他继续请求让他安静做事，去完成《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
恩格斯把编辑出版马克思的全集视为自己的任务，但是他不得不为完成《资本论》而将此项任务搁置一旁。因此，他在1891—1892年间也拒绝了保·辛格尔和理·费舍计划在柏林党的出版社出版马克思的短篇著作集的咨询和建议，而斯图加特出版社领导人约·亨·威·狄茨的意见也同样遭到坚决的拒绝。维·阿德勒的愿望（他在1892年8月25日和9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表达的）同样未能使恩格斯放弃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他继续孜孜不倦地为《资本论》工作，同时只支持出版一些著作的单行本。
1894年1月27日，当时任《前进报》出版社领导人的理·费舍再次向恩格斯提议，将他和马克思的著作以庞大的版本形式陆续向公众推出分册，而此时恩格斯已最终将《资本论》第三卷付印，这一点鲜为人知。
恩格斯认为，建议以这种形式出版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不可取的。恩格斯答复说，费舍最好将出庞大的版本的计划暂时搁一搁，因为担心必须考虑到在防止政变法草案通过之时会有书报检查的麻烦：“在发表马克思和我过去的著作时，我决不能同意做即使是最小的删节以适应当前的出版条件。因为我们当时写作是一点也不讲客气的，并且常常是为那些现在在德意志帝国国土上被视为越轨和犯法行为的东西辩护，所以在这个模范的法令批准之后，在柏林重印这些文章，不大加删节是根本不可能的。”（《恩格斯致费舍》，1895年4月15日）[11]
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继续写道：“其次，我有一个计划——把马克思和我的小文章以全集形式重新献给读者，并且不是陆续分册出版，而是一下子出齐若干卷。我已就这件事同奥古斯特〔倍倍尔〕通过信，我们还在继续商谈。”[12]
恩格斯打算暂时只出版马克思在他从事活动的“前社会主义时期”写的几篇文章。在收集这些著作的过程中，梅林[13]也给予恩格斯帮助。恩格斯去世后，出版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著作的任务就委托给梅林了。
梅林的版本[14]在马克思研究的历史上是真正划时代的。他作的出色的注释第一次根据各种原始资料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提供了最重要的材料。梅林认为他最重要的任务是：“描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活动的历史环境，使人又回想起这些著作存在的那个时代的色调。”[15]他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直至前不久，梅林的版本仍是了解1841—1850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的原始资料的著作。但是，尽管这个版本具有一切文献价值，它即使对于那个时期——这个版本的目的就是让人了解那个时期——也是不完全的。
让我们听听梅林的话：
“出版一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著作的科学的全集版本是人们期盼的事，它在今后一个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做到的。要郑重出版这部全集还必须做一系列准备工作，这件事是任何个人或者甚至许多人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
“这些准备工作之一——不说别的——就是收集现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发表的文章。我说的是发表了的，因为他们在公开从事活动的第一个十年中所写的东西，或自愿或被迫保存在书桌里了，这些我都未予考虑。只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它使以往鲜为人知的开端变得如此明晰，以致不能被忽略。而我所知道的和使用过的这两位在三月革命前那段时间的其他著作遗产，只是对他们已发表的著作的补充，并且据我的判断，是不那么重要的补充。它们无疑将被收入他们的全集或一种专门的出版物，但不是被收入这样一种文集中，这种文集首先是要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借以实际地干预40年代的历史发展的那些言论。”(梅林，《遗著》，第1卷，第Ⅶ页)
[16]
但是，梅林的版本，从他本人在收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时所持观点来看，也是不完全的。我们可以理解促使梅林把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这样的著作排除于他的文集之外的种种考虑。因为梅林必须考虑像狄茨这样固执的出版商的各种要求：坚持尽可能地限制每一卷的篇幅，并且拒绝再次出版书市上已有的著作。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同意梅林在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50年来从未再版过的著作时所遵循的原则。
让我们再听听梅林本人的说明：
他说，对遗留下来的著作也“必须进行选择。我乐意承认，我感到我的这部分工作是最艰难的，要使这样的人物遗留的著作逃过书报检查官是相当难的。如果不想使这个文集遭受巨大压力，不使出版文集的目的，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毕生事业公之于世这个目的受挫，仅此就极有必要对著作遗产进行选择”。[18]
如果梅林选择的依据是：特别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辑的报纸中有时很难确定，哪些文章是他们撰写的，哪些是他们本人思考过的，或者说，为了付印而加工、修订和删改过的，[19]那么他当然是正确的。如果不是出一部完全的版本，也就不必提供“存疑”了。不过梅林本来能够根据文风和内容的特点，并且借助间接的证明材料，在被他拒收的许多文章中确定哪些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写的。
可是，甚至在编辑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时，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章，其作者身份不仅已被恩格斯，而且被许多其他证人所证实，都是“清楚地说明马克思毕生事业”的文章，却被梅林毫无充分理由地删掉了。
不过，梅林在编辑工作中认为还有另一条规则可行，尽管这条规则在他看来与他的版本的主要目的相矛盾，这个主要目的就是向读者展示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由以发展的一切根源。这里涉及的是：梅林不仅有时将无疑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文章排除在外，而且对一些篇幅较大的文章进行了编辑加工，特别是对它们作了很大的删节。其中受到损害最大的是论战过程。梅林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为了自己的伟大目标而同卑微的小人物为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争吵，而这些卑微的小人物以及那些微不足道的问题却不能被当今的读者客观认识，除非他们去花费许多时间和空间”。[20]
梅林忘了他在自己所撰的前言的另一处写过：“按照文集的性质，以通俗的方式对群众产生影响的任何做法从一开始就不予考虑”[21]
与这个原则相抵触，梅林在为自己编辑的著作遗产版本的俄译文所写的前言（1907年）中试图说明，他正是考虑到“以通俗的方式对群众产生影响”而采取的删节方法是正确的。但是，他同时又想论证他为什么没有继续这样做的理由，他本人最确切地证明了他的方法是有欠缺的。他写道：
“经常有人谴责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时代的著作中粗暴的、好斗的和繁琐的论战。完全没有敌意的批评者们对这两位作者也有同样的看法。这种谴责尤其针对那些著作中内容最广泛的一部即《神圣家族》，不可否认，这种谴责在某些情况下是中肯的，或者说实际上是有根据的。我自己曾力求删去那些枯燥的，或者说对于现代读者甚至是难以理解的论战性的内容，尽管在删节时当然注意到了某种限度。只有对每一句批评的话都感到冷酷的那种娇惯的鉴赏力，才看不到，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最初萌芽正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时代著作的争论性部分中最清楚地显露出来。在《神圣家族》中也是这样，除了许多好斗的文字外，这里包含青年马克思所写的东西中最辉煌的方面。因此不能把它们相互分离开来，这样才能事实上最详尽地展现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一种追求最高目标的年轻人的炽热激情所寻求的那个为自己弄清问题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总是思想的酝酿过程，因此不可能没有模糊的、不清晰的成分。在这里，如果我们注意观察我们眼前发生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所能学到的东西远比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现成的结晶形式留给我们的研究结果要多。”
[22]
除了对许多文章作这样的剔除或删节外，梅林还有第三种方法，即进行修改。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更是如此——特别喜欢用疏排、引号、斜体字和粗体字。梅林决定消除这些印刷排版上“不工整性”。他几乎不再让任何引号、着重号、粗体字和疏排等等再现，只有在他认为是必要的地方，才这样做。这样一来，打着重号或引号的话，就不是马克思认为有必要——无论有没有理由——这样做的词句，而是梅林认为要用这些“醒目的字体或符号”的词句。
换句话说，这种做法就如同某人在出版贝多芬作品的新版时允许将所有音乐表现符号删去，或者只在他自己认为合理的地方加上这些符号。
所有这些方法在编辑出版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影响小的作者的著作时都是不允许使用的。这些做法使梅林的版本成了非常主观的版本，并且迫使读者在一切可能的场合求助于原稿。即使对编辑出版一种不完全的、只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最重要部分的文集来说，梅林的版本仅仅由于上述原因也不能作为基础和指南，因为它没有履行编辑和出版工作的主要原则——忠实地再现原文。
梅林编辑出版的所有三卷书中最“主观的”一卷是第三卷，这一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50年间的著述和政论活动。这一卷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有时被大幅删节了的著作的摘选和随意编排。只要翻阅一下《新莱茵报》各期就会发现，许多文章都被梅林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删去了。新闻出版法也是理由之一。马克思著名的文章《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在1902年的德国不可能再次出版，因为这会给出版商招致亵渎圣上罪的指控。恩格斯关于法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许多文章都未收。马克思的对于评价他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的许多文章同样未得到重视。
使梅林的版本中甚至就1841—1850年时期的部分来说也变得完全过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出版后的25年里，关于恩格斯的研究又有不少新发现。格·阿德勒在他的《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1885年)中就已经引用过《巴门日报》中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恩格斯青年时代曾在谷兹科夫创办的杂志《电讯》上发表过《乌培河谷来信》；恩格斯是一本反驳谢林的小册子的作者，而它通常被认为是巴枯宁写的；此外，恩格斯还是一部讽刺性的《基督教的英雄叙事诗》的作者。尽管阿德勒所引用的这篇文章在《柏林人民报》（后来的《前进报》）即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上曾摘要刊载过，但对阿德勒的书作了毁灭性的批判的考茨基和后来的梅林，都没有从恩格斯那里了解一下《巴门日报》的消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我们因此失去了从恩格斯本人那里了解他在“前社会主义”发展时期的更详细情况的唯一的机会。这也就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更加难以确定恩格斯思想的根源，更加难以更明确地确定他的思想发展与德国的文学和哲学、与那些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达到共和派的和共产主义的观点的德国“资产阶级知识界”发展的联系。
在这期间，《巴门日报》的消息被证明是真实的。这主要归功于古斯达夫·迈尔的著作，他对恩格斯1839年到1842年的青年时期作了新的、明确的描述。现在我们看到了梅林在出版著作遗产时还完全不知道的恩格斯青年时代的许多作品。[23]
但是，就梅林研究得最好的1844—1848年时期来说，在我对老的杂志尤其是法国的、英国的，甚至德国的老杂志作新的调查之时，我又找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很多文章，如果没有这些文章，就很难确定使他们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与他们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相结合的所有过渡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活动中如此重要的时期，如1852—1862年这段时间和第一国际时代，完全未得到研究。1908年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斯拉夫问题和东方问题的观点进行了考证研究，我为此第一次仔细翻阅了50年代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报纸和杂志，得到的结论是：由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编辑出版的马克思的英文著作集同样有极大的缺陷。[24]
此后1909年，维也纳的安东—门格尔图书馆委托我编辑出版有关第一国际历史的文献，当时，为了确定第一国际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先驱，我必须再次翻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之撰稿的许多报刊。我总共找出了几百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其中许多篇全然是杰作。这些写于1852—1862年间的文章，我打算分四卷出版，但是1917年的革命中断了我的工作。我只出版了两卷。[25]
不过，这个版本从向它提出的任务来看就不可能是完全的。我在选材时必须特别考虑到，这个版本首先是面向德国读者的。我选载的是那些为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1852—1857年欧洲历史的最重大事件的观点提供不可或缺的资料的文章。所以，这些卷次主要包含关于英国史、法国史以及1853—1856年东方战争史的文章。与50年代历史无关的那些长篇历史著作中，我只选载了马克思论巴麦尊和罗素的文章，此外还有论西班牙革命的优秀著作。
我收集的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时期的政治活动和政论活动的资料，如文章、演说、宣言和呼吁书，除几篇外，都未发表过。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国际革命的和无产阶级的运动的各个代表人物之间的书信的出版情况稍好些。但也只是稍好而已。处于第一位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四卷本，它们在形式上是由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在梅林和我的参与下出版的，而实际上完全是由伯恩施坦和梅林编辑的。遗憾的是，这个作为历史文献的版本由于大量毫无根据的、不予标明的省略和删节而受到很大的损害。
恩格斯和马克思给左尔格的信、马克思给魏德迈和弗莱里格拉特的信的出版情况也是如此。几乎每一封信都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作了删节。删节得最少的是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这一组信中马克思谈及拉萨尔的那一封长信是不久前才发表的。
只有由古斯达夫·迈尔编辑出版[26]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和他们给尼古拉·逊(尼·丹尼尔逊)的以俄文发表的信是例外。这些信的出版者没有那些使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梅林受到束缚、或者感到受束缚的顾虑。
当我于1922年着手出版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时，我所能利用的只是一些已经重新出版的和许多我从各种报刊上收集到的文章。我必须充分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之后被保存下来的全部手稿资料。因此，我求助于爱德华·伯恩施坦，他表示乐意将他手头拥有的手稿交给我使用。通过对这些资料的仔细分类，对保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未发表过的著作遗产的反复研究，我获得了许多新的、有意义的资料，因此我必须修改我原订的出版计划。如果仅仅为了翻译成俄文而对这些资料进行有计划的整理和辨认，这项工作太庞大，是不值当的。这一情况也就成了我着手准备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的直接原因。这个版本应当使学术界普遍能够见到所有不为人知的、分散于各处的和有的发表时不准确或不是全文的东西。
苏维埃政府赞同我提出的这样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计划，并且准予拨给为此所需要的全部资金。这样一来，我们得以对保存在伯恩施坦那里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遗产的绝大部分进行照相；此外，我们将在大英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科隆历史档案馆、特里尔弗里德里希—威廉文科中学、耶拿大学档案馆等处保存的全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及其他手稿也拍了下来；与这两个人的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存于德国各个档案馆的许多其他资料，也是如此。虽然资料还没有全部收集到，虽然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版过和未出版过的著作遗产的全集的障碍还没有全被清除，但是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还会获得那些我们现在还未收集到但已知其收藏处的资料，以便利用。虽然现在在市场上还不时地出现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书信，但是这些隐藏在个别人那里的资料的数目，与我已经能够掌握的总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这个版本首先要向每一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提供客观的“基础”，也就是说，通过清晰的编排，准确地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思想遗产。
我们提供的不仅是狭义上的著作，不仅是已经发表过的文章，而且是全部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未发表过的著作、文章和未完成稿。这两位作者的准备材料（收集的资料、草稿、提纲、初稿和未被收入各个著作中的未完成稿）同样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使用，如有必要则作为附录收入。此外，我们除了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全部书信外，还发表第三者写给他们的全部书信，这些书信有助于说明他们的人格，特别是说明他们的实际政治活动。全部著作和书信都以原著文字发表。
在编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我们没有采用严格按时间顺序的原则。我们同样也没有按照逻辑上的相互关系，即按照学科和专题来划分。这两个原则在某种程度上结合起来是必要的，尽管有偏离严格的时间顺序的地方，但发展史的观点起主导作用。
同大多数全集一样，我们也将为数众多的书信与著作分开编排。当然，马克思的毕生巨著《资本论》——马克思创作生涯的绝大部分时期都致力于这部著作——按时间编排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将这部著作连同所有与此有关的、篇幅巨大的材料与其他著作分开编排。
因此，我们将全部资料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计划包括17卷，除《资本论》以外的所有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政治的著作都属于这一部分。即使在第一部分中，各卷内部的时间顺序有时也不得不打破：有时我们必须将某些由于内容或发表条件的一致而相互有密切联系的著作和文章收归为一组。但是总的来说，在这一部分中，发展史的观点仍然是起决定作用的编排原则。
即使我们能够大致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的时间，在他们共同工作之前无疑有这样一个时期，其间他们曾各自完全独立地探讨德国古典哲学和文学的思想遗产的改造过程，然后才从某个阶段开始共同继续进行他们的事业。现在我们知道，恩格斯早于马克思步入著述生涯。尽管如此，当他们1844年初建立起直接的思想联系时，马克思已经第一个表述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思想，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27]恩格斯比所有人都更早地脱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1—1842年就已参加的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派的小组，而同马克思结成思想联盟，以在马克思奠定的基础之上与他共同制定新的世界观。从《德法年鉴》开始，恩格斯的思想也对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影响。
为了便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他们的共同事业所贡献的那个“部分”，我们在这两个人的全集的头两卷分别收录他们在《德法年鉴》之前（含《德法年鉴》）写的著作。为了用两卷的篇幅结束这一时期，在这两卷中我们也收录许多文献以及从时间上看属于这两卷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的或给马克思的全部书信，这只是一个例外。
从第三卷开始，我们按时期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与此相应的所有著作编在一起。
第三卷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停刊后到1845年春天撰写的全部著作和文章。它们的内容都是围绕《神圣家族》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仍然以“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哲学为基础；就此而言，他们两人还是费尔巴哈分子。
第四卷将包括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第一部著作。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他们在这部著作中“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28]。这部著作没有发表过，至今只有片断为人所知。然而，它不仅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历史，而且对于德国意识形态的总的历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它才使我们准确地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通过费尔巴哈、法国的社会主义，通过对他们面前展开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观察直至走向辩证唯物主义那条道路的各个阶段。
第五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6年下半年到1848年革命前的所有著作。他们在这些著作中并且用这些著作反对形形色色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为新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奠定基础，然后直接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形式把这个组织建立起来。这个时期以《共产党宣言》结束。
1848—1849年革命和革命被扼杀直至共产主义者同盟解体这几年（1848—1852年）的著作和小册子构成第五、六、七卷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以后几年（1852—1862年）的文章、书和小册子为数甚多，至少要7个卷次才能容纳得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期间（1864—1876年）所写的文章、宣言和决议将收入第十五卷。
恩格斯从1876年到他去世前写的文章和书至少要编成两卷。
第二部分收载马克思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同时还一起发表至今未受到重视的篇幅巨大的马克思手稿等《资本论》的所有准备材料。
正文的复原是编辑这一部分各卷的最复杂的工作。要把作者最后出的版本与他以前的版本和手稿——其中相同篇章有时有好几个文稿——进行比较；要证明哪些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原文所作的修改；要整理大量根本没有发表过的经济学著作；要利用散见于马克思许多经济学摘录笔记本中的他自己的论述、批判性评注以及文献摘要——所有这一切要求付出艰巨的努力。即使在实行严格的分工——如果这种分工不是一开始就由材料的内在联系而限制在较狭隘的范围内的话——的情况下也需要好几年时间。这一部分将不少于13卷。
第三部分收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首先是他们相互之间的书信，然后是他们给——这里只列举重要的几个人——拉萨尔、魏德迈、库格曼、弗莱里格拉特、左尔格、李卜克内西、倍倍尔、阿德勒、尼古拉—逊、康拉德·施米特等的信件，此外还收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部著作或一生的各个时期联系不很密切，因而不能被并入前面相应的卷次中的其他全部书信。
在这一部分中，如果要尽可能收载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全部书信——这是主要原因——就不宜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来编排。伯恩施坦版本的缺陷是：被遗漏的信和书信片断加起来大约可以编成相当于现在一卷厚度的书信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无论如何是历史文献，以可靠的形式全部发表这些书信，是学术上的迫切需要。[29]因此，将这些书信单独编排放在其他书信之前，是打破了时间顺序的原则的。
最后两卷是第四部分，在这两卷中我们将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各卷提供一个详细的名目索引和人名索引。我们打算将这部索引编成一本简明辞典，其中应列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提及并论述的所有术语、基本概念和问题，并且这样排列：把属于同一条目的所有内容按时间顺序列在一起。人名索引中将列出所有的历史人物和马克思恩格斯引用过的作者，使人们得以掌握他们对各个人的评价的发展的概况并且为确定他们通过其他思想家产生影响的程度提供资料。这部索引当然会大大有助于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及其理论的每一位研究者的工作，并且会进一步促进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日益深入的研究工作。
当然，这个索引部分只有在全部本来意义上的编辑出版工作结束之后才能问世。在此之前，全集的各卷将附有一本简要的引导性的索引。
各卷的前言一般说明各著作的写作原因和产生史，介绍研究的成果，并且就编辑上的处理作出说明。前言不介绍历史上的和理论上的研究情况，没有详细的评论，因为上面已经强调指出，前言的最主要的使命是为全面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这一目的奠定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以科学上无可指摘的形式和顺序再现两位经典著作家著述方面的全部业绩。因此第一部分各卷的注释和其他附件应该基本上限于介绍与正文直接相关的当时资料中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不容易理解的话，并且通过提供丰富的原始资料和文献上的证据使读者易于找到有关人物、背景和事件的更详细说明。
因为这一版本的主要目的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以其完整面貌供科学的研究使用，所以，我们在再现正文时把重点放在根据原意准确提供原文上，避免任何主观的插入和解释。我们选择拉丁字体排版。我们认为，没有必要逐字按原稿的正字法印刷，此外如果稿本是印刷本，我们完全不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正字法。我们宁愿使正字法尽可能现代化。如果原稿是手写稿，凡与此有出入的地方，我们都在前言或注释中加以说明。但是，为了让读者和研究者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字体和他们手稿的不同特点，我们将在不同的时期附上相应手稿的复制页。
明显的印刷错误和笔误——它们首先在来自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报刊的文章中大量出现，我们作了改正并不予说明。对所有没有把握的情况，我们都在考证性的脚注或注释中对订正作了说明。
最后，我要履行一项令人愉快的义务，即怀念所有那些使这项工作能够开始进行的人。
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爱德华·伯恩施坦放弃了自己的出版计划，将他保存的那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遗产交给了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这些著作遗产中的绝大部分经路易莎·考茨基夫人、鲁道夫·希法亭博士和档案馆领导人阿道夫·布劳恩的介绍而得到了利用。约瑟夫·汉森教授博士热心地将科隆市历史档案馆的资料提供给我们使用，并且为推动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有价值的启发。我们感谢S.佩尔曼教授（他在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向我们介绍了有关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丰富资料，它们原属费·阿·左尔格的遗物，被保存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国际历史协会。纽约公共图书馆高级馆员H.M.莱登贝尔格同意将发表在《左尔格书信集》中的有不少遗漏的书信集原件拍成照片。[30]我们感谢维也纳的威廉·帕彭海姆博士提供有关马克思家史的文件和布鲁诺·鲍威尔给马克思和卢格的书信。耶拿的J.沙克塞尔教授博士曾努力寻找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原始手稿，虽然没有找到博士论文本身，但是发现了一些马克思大学时期的重要文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卡尔·格林贝格教授博士和他最亲密的同事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博士，以及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协会会长费利克斯·魏尔博士，都不断地为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在搜集文献方面给予了各种支持。
然而，掌握资料不过是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许多先决条件之一。至于对资料的加工整理，虽然这极其有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但是全身心投入马克思研究的学者非常少，而且论述未发表过的遗著的著作很少。对我们的工作提出的任何客观的批评都应当考虑到这一情况。如果没有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没有研究院的各个机构和全体员工，没有E.措伯尔的卓有成效的领导下的集体，要执行这项远远超过个人劳动能力的任务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要求建立一个庞大的学术组织。苏联共产党意识到它的存在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因而它认为自己有义务给予这项事业以一切支持和促进。
（1927年4月于莫斯科）
[1] 海·亨·贝克尔1850年12月底写给马克思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第3部分第3卷第179页。贝克尔（1820—1885）1849—1850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1851年他出版了《马克思文集》第1册。——译注
[2] 海·亨·贝克尔1851年1月27日写给马克思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第3部分第4卷第300—301页。梁赞诺夫在引用时在正字法上作了改动，有一部分改得与原文完全不一致了。——译注
[3] 海·亨·贝克尔1851年3月1日写给马克思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第3部分第4卷第322页。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1809—1889）是科隆的银行家，曾任《莱茵报》的担保人。——译注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也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这份副刊。——原注。原注中所提“历史考证版”都是第一版。——译注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 27卷，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1页。——译注
[6] 彼·诺特荣克（1821—1866）是德国裁缝，因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被判6年徒刑。——译注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96页。汉堡出版商奥托·卡尔·迈斯纳除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外，还出版了《资本论》。——译注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197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51页。俄国经济学家和著作家丹尼尔逊（1844—1918），笔名尼古拉—逊，他是民粹运动的代表。他把马克思的3卷《资本论》译成俄文，其中第1卷是同格·亚·洛帕廷（1845—1918）合译的。他曾与马克思通信多年。——译注
[9] 参见斐·拉萨尔的《演说和著作集》，爱·伯恩施坦编，1891—1893年柏林版第1—12卷。——译注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7卷，197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19页。——译注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197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46页。理.费舍（1855—1926）是排字工人、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人员。——译注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197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46页。——译注
[13] “恩格斯在去世以前不久打算重新出版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论文，我很高兴地为他收集了这些文章。可惜，在这些材料刚刚收齐时，他就逝世了。”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版，1903年，第1卷，第382页。——原注。参见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96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版第1卷第398页。——译注
[14]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文学遗产》，弗·梅林编，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1—4卷。——译注
[15]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文学遗产》，弗·梅林编，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IX页。——译注
[16]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文学遗产》，弗·梅林编，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VII页。——译注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6—530页。——译注
[18] 弗·梅林《编者前言》。参见《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文学遗产》第1卷第VIII页。——译注
[19] 弗·梅林《编者前言》。参见《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文学遗产》第1卷第 VIII页。——译注
[20] 弗·梅林《编者前言》。参见《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文学遗产》第1卷第 VIII页。——译注
[21] 弗·梅林《编者前言》。参见《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文学遗产》第1卷第IX页。——译注
[22] 据俄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册。——原注
[23] 就此问题，我将在我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卷写的前言中再来详细谈论，这一卷将包括恩格斯1844年以前的著作。——原注
[24] 我已在我的著作《卡尔·马克思论俄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的起源》（1909年）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原注
[25]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年）》（两卷集），1917年狄茨出版社—斯图加特版。——原注
[26] 斐·拉萨尔《遗著。书信和著作》第3卷，《拉萨尔和马克思通信集。附恩格斯和燕妮·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以及马克思给索菲娅大公妃的信》，古斯达夫·迈尔编，1922年柏林—斯图加特版。——译注
[27] 恩格斯1883 年6月28日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前言。——原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201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80页。——译注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201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页。一译注
[29] 不久前，波茨坦帝国档案馆馆长恩斯特·米塞贝克在一篇报告中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特殊意义——它在伯恩施坦的版本出版时也得到了H.昂肯和G.施莫勒的承认，他在报告中还说明，从现有的大量资料来看，原始文献资料的出版对于当代史的重要作用总体而言越来越值得探讨。（参见《政治历史档案》 1926年第IV年卷第316页）——原注
[30] 《约·菲·贝克尔、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人给弗·阿·左尔格等人的书信及书信摘录》，1906年狄茨出版社—斯图加特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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