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 -> 资本积累论(1913)

第四章 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图式



  现在让我考察作为表现整个社会生产物的G+V+m公式。它是不是一个理论性的抽象呢?还是在应用到社会生活时,表达着现实的意义——这个公式对整个社会而论,有没有客观的存在?一直到马克思,才在经济理论中确立了不变资本C的重要性。但在他之前的亚当•斯密,单靠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来进行研究,实际上把固定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虽然他自己没有理解到达到了这个结果。这不变资本不仅包括要经历好几年磨损的生产资料,而且还包括在一年中全部被生产所耗用的生产资料。斯密的总价值分解为V+m的教条以及他在这一点上的论证促使他本人区分两类的生产——活劳动和无生命的生产资料。在另一方面,当他企图根据个人的资本和所得推论到社会再生产过程时,他所认为存在于这些东西之外的固定资本,实际上,就是不变资本。
  每一个人资本家在生产商品时,使用若干物质生产资料,如房屋、原料和工具。为了生产一个社会的全部商品,个人资本家所使用的全部物质生产资料显然是一个必要前提。在社会内存在这些生产资料是一个实际事实,尽管这些生产资料是以纯粹的私人资本形态存在的。这是在一切历史形态中社会生产的普遍的、绝对的条件。[1]
  资本主义特有的形态表现在下列事实上:即物质生产资料是作为不变资本C,作为那些不劳动者的财产而起作用的;这是与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即工资劳动的对等物相比,刚好是另一极端。可变资本V是社会在一年的生产中所实际付出的工资总额。这个事实也是实际的客观存在,尽管它表现为无量数的个人工资。在每一个社会里,实际从事于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和工人们常年生活的维持是一个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问题。在这个因素采取资本主义特有的形态V,即可变资本的场合下,到达工人手里的生活资料最初采取工资的形式,而工资是工人售给另一个人即自己不劳动的物质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劳动力的价格;在这个形态下,它是后者的资本主义财产。其次,V是一个货币总额,这就是说,它是工人生活资料的纯粹价值形态。这个V的概念意味着工人在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即个人自由和与一切生产资料分离而达到的“自由”。它也表达这个事实:在一个社会里,生产的普遍形式是商品生产。
  最后,剩余价值m代表个人资本家所赚得的所有剩余价值的全部。每一社会进行剩余劳动,即令社会主义社会也将如此。它之必须进行剩余劳动,有三重意义:它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动来维持非工人的成员(不能工作的人,如儿童、老人、残废者,以及政府官吏和所谓自由职业者,他们不直接参加物质[2]需要的满足);它必须提供一笔社会保险基金来应付威胁常年生产的自然灾害,如歉收、森林起火和水灾等;最后,它必须提供以增加生产为目的的一笔基金,或则由于人口的增加,或则由于文明水平的提高而引起的更多的需要。就是在下列两方面表现出资本主义的特点:剩余劳动是(1)作为剩余价值,即可以变为现款的商品形态出现的;(2)作为不劳动者即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财产出现的。
  同样地,如果我们把V+m两个数量合起来考察,我们看到它们代表有普遍正确性的客观数量:社会在一年中所完成的总的活劳动量。每一个人类社会,不管属于那一种历史形态,必须在其所获得的结果上,在其现存所使用的劳动力一般的关系上,对此事实(即数量)加以注意。V+m的区分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不依社会的特殊历史形态为转移的。在资本主义形态下,这个区分不仅表现在上面已经指出的V和m的质的特点,而还表现在量的关系上:V趋向于被压低至最低水平,仅足够维持工人的生理的和社会的存在,而m趋向于以牺牲V为代价,相对于V而不断增加。
  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特征表现在这最后情况上: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是生产真正的目的和动机。
  我们已经考察了总生产物的资本主义公式所依据的诸关系,并发现这些关系是普遍适用的。在每一计划经济里,这些关系被作为社会有意识控制的对象;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决定这些关系的是工人团体及其民主机构;在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里,则为上层有产阶级及其专制力量。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没有这样有计划的控制。社会资本总额与社会商品总额实际上同样地包括无量数的个人资本和各种类的商品合计起来的。
  这样,问题发生了: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总数本身是不是比一个单纯的统计结果具有更多的意义,而这个统计结果还是不精确的,有很大出入的。用整个社会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看到私人企业的个人自主的、完全互不依赖的存在只是在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形态,而社会相互联系才提供了基础。尽管个人资本是在完全互不依赖下行动的,并完全没有一个社会的控制,但资本的运动形成了一个性质一致的整体。这个运动也表现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形式。在每一种计划生产的制度下,首要的是所有过去和现在的劳动与生产资料间(按照我们的公式,V+m与C间)的关系,或者必要消费品的总额(按照我们的公式,又是V+m)与C间的关系受到控制。而在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为维持无生命的生产资料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和为维持活劳动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是作为同样东西、资本来看待的,它是与已完成的剩余劳动,即剩余价值m不同的。这两个数量C和(V+m)间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明显的、真实的客观关系:这是平均利润率;每一资本实际上是被看作一个共同体,即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并按它的数量大小,在从社会所榨取的剩余价值中分配给它应得的利润,不管这笔资本实际所创造的有多少。这样,社会资本及其对等物,社会剩余价值的全部,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真实数量,而且更重要的,它们间的关系,即平均利润,指导着和指挥着交换的整个过程。这是在下列三种方式下进行的:(1)通过价值规律的运用,建立各种商品数量上的交换关系,不依赖于它们特有的价值关系;(2)通过社会分工,把资本和劳动的若干部分分配给各个生产部门;(3)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一方面刺激个人资本从事于开拓性的工作,以取得高于平均率的利润为目的,另一方面把个人取得的进步推广到全部生产领域去。总之,通过平均利润率,社会总资本完全控制了个人资本的表面上独立的运动。
  这样,C+V+m公式适用于在资本主义下社会所生产的商品总额,并不亚于适用于每一个别商品的价值构成。但这仅是对于价值构成可以这样说,再进一步,这两者的相似性就不能推论下去了。
  如果我们把一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的总生产物看作一年劳动的产品,而希望对它按其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分析,那么,这个公式诚然是完全确切的。G的数量表示在本年的生产物中吸收了几多的在生产资料形态下的往年劳动。V+m的数量就表示在上年度中新劳动所创造的生产物的价值组成部分;V和m间的关系最后告诉我们社会常年的劳动方案是如何在维持工人生活和维持不劳动者生活这两个任务中进行分配的。这个分析对个人资本的再生产也是适用的、正确的,不管这笔资本所已经创造的生产物的物质形态是什么。C,V和m三者对于机器工业的资本家同样表现为机器及其部件;对于音乐厅老板,它们又同样表现为舞蹈家的动人魔力和杂技家的技巧。只要生物还没有被区别开来,C,V和m只是作为价值中各个完整的组成部分而相互区别的。这对于个人资本的再生产已很足够了,因为这种再生产是以资本的价值形态为起点,即以实现制成品所得的一笔货币为起点的。C+V+m公式于是成为分割这笔货币额的基础,一部分用来购买物质生产资料,第二部分用来购买劳动力,第三部分——最初在简单再生产情况的假定下——供资本家个人消费。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第三部分再进行分割,只有一部分是用之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其余用来增大他的资本。为了实际上再生产他的资本,资本家当然必须把这样分割出来的资本带到商品市场上去,以获取在生产上必需的物质前提,如原料、工具等等。在个人资本家和他的科学上的理论家、庸俗经济学者看来,如果这个资本家能够事实上在市场上找到刚好他在营业上所需要的那些生产资料,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
  对于一个社会的总生产而言,其地位是不同了。从整个社会来看,商品交换只是总生产物中各个部分转手时所造成的商品的移动,而这生产物的物质构成是不会因这个过程而改变的。正如象以前一样,在这样的移动地位后,总资本有可能再生产出来,只有当前一周期的总生产物中有:第一、足够数量的生产资料;第二、足够数量的生活用品用来维持与过去数量相同的劳动;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在符合资本家及其随从者的地位下维持他们生活所必需的货物。这就使我们转到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涉及的已不是单纯价值关系的观点,而是物质的观点了。这里有关重要的,是社会总生产物的使用形态。个人资本家所认为别人管不着的事情成为对于资本家全体有重大关系的事情了。尽管对于个人资本家而言,他生产机器、糖、人造肥料、抑或进步报纸,只要他能够为他的商品找到一个主顾使得他能够收回他的资本连同剩余价值,事情没有丝毫的区别,但对于“总资本家”而言,极端重要的,是他的总生产物必须具有一定的使用形态。这就是指它必须提供三种要素:生产资料用来更新劳动过程,简单生活用品用来维持工人,以及高级和奢侈品用来维持“总资本家”本人。他的要求在这一点上不是空洞的、一般性的,而是精确地在数量上规定好的。如果我们问这“总资本家”需要这三类东西的数量是多少,那么,只要我们限制在作为我们研究起点的简单再生产范围之内,上年总生产物的价值构或就给我们一个确定的估计。迄今为止,我们把C+V公式看作仅是总价值在数量的分割,它同样地适用于总资本和个人资本,并代表包含在社会年生产物中的劳动数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公式又是生产物的物质构成的基础。显然地,如果“总资本家”要进行与以前同样规模的再生产,他必须在他的新总生产物中找到与C大小相当的生产资料,与工资总数V相当的供工人消费的简单生活用品,并与m相当的供他自己和他的随从者消费的高级生活用品。这样,我们对社会总生产物价值的分析可写成对生产物如下的一个总药方:为了进行简单再生产,社会的C的总额必须重新体现在相等数量的生产资料中,V体现在工人的生雇用品中,而m在资本家的生活用品中。
  这里,我们接触到个人资本家和总资本家间的区别。个人资本家总是在这样方式下再生产他的不变和可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的:所有这三部分都以相同的物质形态包含在他的同性质的生产物中,而且这物质形态是与这里的问题无关的,它可以在每一个人资本家手中有不同的性质。至于“总资本家”,他以不同的物质形态,再生产年生产物价值中的每一组成部分:C作为生产资料,V作为工人的生活用品,m作为资本家的生活用品。在个人资本的再生产中,价值关系观点与物质观点闻没有歧异之处。此外,很明显的,个人资本可以集中注意价值方面,把物质条件当作天赋的法律,当作商品交换中不言而喻的现象而接受下来,但“总资本家”却必须估计到物质观点。如果社会的总C每年没有以同等数量的生产资料形态再生产出来;每一个人资本家将注定在商品市场上以他所实现的C的现款找不到供他个人再生产需要的物资。从总资本再生产的观点看,C+V+m公式是不适当的。这再一次证明:总资本概念是现实的东西,它不仅仅是生产概念的注释而已。但我们在论述总资本时,必须作出总的区别如下:我们必须指出它的三大类别,而不把它表现为一个同性质的整体;我们并不破坏我们的理论,如果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目前只考虑总资本的两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工人和资本家消费品的生产。我们必须在遵守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下,分别考察每个部类。同时,从再生产观点看,我们还必须着重指出这两部类的相互联系。因为,只有当一个部类联系到另一个部类来考虑时,它们才形成了整个社会总资本的基础。
  我们以考察个人资本为起点。但我们必须以不十分相同的方式着手论证总资本及其总生产物。从数量上看,社会上的C,作为一个价值量,恰恰包括个人不变资本的总和,其他数量,V和m也是如此。但这三者每一个的外形已经改变了——不变资本C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一个价值要素重新出现的,它表现许多极端不同的面貌,包括一连串的混杂的使用对象,但在总生产物中,它显然归结为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同样也适用于V和m这两类既然是供工人和资本家用的适当数量的生活用品,它们在个人资本手中是作为极其丰富多采的商品杂拌而重新出现的。亚当•斯密离认识这个事实已不远了,当他指出:同样的固定和流动资本范畴和收入范畴对个人资本家而言,与对社会而言,是不相符合的。
  我们现在得出下列的结论:
  (1)公式C+V+m用来既表示作为整个来看的社会生产,也表示个人资本家的生产。
  (2)社会生产分为两部类,分别从事于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
  (3)这两部类都按照资本主义方法进行活动,就是说,两者都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因而公式C+V+m对这两部类是都适用的。
  (4)这两部类是相互依赖的,因此,这两者必然表现某种数量上的关系,这就是一个部类必须生产所有一切的生产资料,而另一部类必须生产两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所需的所有一切的生活用品。
  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进一步设计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图式如下:
  I.  4,000C+1,000V+l,000m≒6,000生产资料
  II. 2,000C+ 500V+500m≒3,000消费品

  这图式中的数字所表达的价值量、货币数量是任意选择的,但它们的比例是准确的。每一部类是以它所生产商品的使用形态为特征。它们间的相互流通进行如下:第一部类为整个生产过程,为本身和第二部类,提供生产资料。单从这一点来讲,可以看出:为了使再生产继续下去而不受干扰——我们仍然假设在原来规模上的简单再生产——第一部类的总生产(I6,000)必须具有与两部类的不变资本总和(I4,000+II2,000)相等的价值。同样地,第二部类提供全社会的生活用品,供本部类自己的、以及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之用。因此,可以得出:为了使消费和生产进行无阻,并照原来规模获得更新,有必要使第二部类所提供的生活用品总量在价值上等于社会上所雇用工人和资本家的全部所得〔这里,II3,000≒I(1,000V+1,000m)+II(500V+500m)〕。
  这里,我们确是表明了不仅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而且作为每一社会的再生产基础的价值关系。在每一进行生产的社会里,不管它的社会形态如何,在巴西的巴开利的原始小农村的公社也好,在雅典第蒙的农庄及其奴隶也好,或者在查理大帝下的皇家农奴庄园也好,社会上可资利用的劳动力必须这样的分配,使得适当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都生产出来。其中生产资料必须足敷当前生产生活用品和以后更新生产资料本身之用,而生活用品必须足敷维持从事于生产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的工人以及一切不劳动者之用。
  马克思的表式,大体上符合于社会再生产的普遍的和绝对的基础,只是它具有下列的特点:社会必要劳动这里表现为价值,生产资料表现为不变资本,维持工人所必需的劳动表现为可变资本,而维持不劳动者所必需的则表现为剩余价值。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两大部类间的联系依赖于商品的交换,等价物的交换。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从第二部类所取得的生活资料只能相等于他们对第二部类所提供他们自己的商品,即生产资料。在另一方面,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取决于它的不变资本的大小。因此,在生产生产资料中,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总和〔这里,I(1,000V+1,000m)〕必须等于在生产生活资料中的不变资本〔这里,II(2,000C)〕。
  在上述图式中必须加入一个重要条件。这两部类所消耗的不变资本实际上只是社会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这不变资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固定资本——房屋、工具、耕畜等——,这些东西要用好几个生产周期,在每一个周期中只有它的价值一部分、按照其磨损量,被吸收在生产物中。第二部分是流动资本如原料、辅助性半制品、燃料、照明等——它的全部价值在每一个生产周期中被吸收在新生产物中。但对再生产有关系的只是在价值生产中实际被吸收的那部分生产资料。在正确表述社会流通时,我们可以不考虑没有被生产物所吸收的生产资料的剩余部分。这样做不至于削弱我们表述的正确性,不过,我们也不应完全忘记它。这一点是不难证实的。
  让我们假设两部类实际上在年生产物中所吸收的不变资本为6,000C,其中包括固定资本1,500C,流动资本4,500C,而l,500C的固定资本代表房屋、机器和耕畜的每年磨损。假定这每年磨损等于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总价值的10%,那么,社会总资本实际上包括19,500C+1,500V,而两部类的不变资本为固定资本1,500C和流动资本4,500C。既然总固定资本的寿命按照假设为十年,磨损率为10%,这固定资本经过十年才需要更新。在这期间,它价值的十分之一每年进入社会年生产物中。如果一个社会的全部固定资本,其磨损率相同,具有相等的寿命,它按照我们的假设就需要每隔十年全部更新一次。但实际上不是如此。固定资本的各部分,具有不同的使用形态,有些用得长久些,有些用得短暂些;不同种类的固定资本和各个固定资本的磨损和寿命也是不同的。因此,所有固定资本不必全部同时加以更新——把它的具体使用形态再生产出来,仅仅部分的固定资本在社会生产的不同阶段中不断地进行更新,而其他部分仍旧在原来形态下发挥作用。我们假设固定资本为15,0000,磨损率为10%,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固定资本必须每隔十年全部同时更新一次,而是说,在全部社会固定资本中,每年平均更新和替换的部分相当于它的价值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第一部类为了满足社会对于生产资料的需要,必须每年不仅再生产全部原料和半制品等等,即它的流动资本,达到4,500的价值,而且还再生产固定资本的使用形态——房屋、机器等等——达到1,500,相当于固定资本每年磨损之数。如果第一部类继续这样地每年更新固定资本的十分之一的使用形态,结果将使社会全部固定资本每十年被新的出品彻底更换一次。由此可知上面所不加以考虑的那些固定资本部分的再生产问题,在上述的图式中是充分估计在内的。
  在实践上,程序是这样的:每个资本家从他的常年生产中,从他实现商品所得,储存起一笔钱来偿付他的固定资本。这些每年的扣款必然是一笔资本,因此,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更新他的固定资本,这就是说,他已经以新的、更有效的东西来更新他的固定资本了。建立用以更新固定资本的准备金和定期使用这些积累起来的资金,以实际上更新固定资本,这个交替的过程对每一个资本家是不同的,所以,当有些资本家正在积累准备金时,另外一些资本家已经开始进行更新了。因此,每年有部分的固定资本是实际上被更新的。这里,货币程序只是掩盖了作为固定资本再生产特点的实际过程。
  在更仔细的考察下,我们看到事情是应该这样的。固定资本的全部参加了生产过程,因为从物质方面看,房屋、机器、耕畜等有用物品是全部被使用的。在另一方面,作为固定资本的特殊性就在于只有一部分价值在价值的生产中被吸收进去,因为在再生产过程中(仍旧在简单再生产的假设下),攸关重要的是在自然形态下补偿在年生产中作为生活和生产资料被实际耗用的价值。所以固定资本只须按照它实际在生产商品中被耗用的数量而进行再生产。体现在固定资本的全部使用形态中所剩下的价值部分,对于生产作为一个劳动过程来说,是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但对于社会常年再生产作为一个价值形成过程来说,它是不存在的。
  此外,这里以价值关系表示的这个过程也同样适用于每一个社会,甚至一个不生产商品的社会。如果古时为了建设著名的莫埃里斯湖,连同相关的尼罗运河体系——据海洛道忒斯告诉我们,这个美妙的湖是用人工修筑的——我们假定需要1,000个埃及农民进行十年的劳动,而为了维持这个世界上最宏伟的排泄系统,假定每年还需要100个埃及农民(这些数字当然是任意选用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每隔一百年,这莫埃里斯水坝和运河被再生产一次,尽管在实际上,这全部工程并不是每一百年建筑一次。这显然是真实的。在政治历史上的风暴和异族入侵中,当这些古老的文化纪念物被粗暴地漠视时——例如英国人在印度所表现的,对古老文明中再生产需要的不理解——于是经过相当时间,整个莫埃里斯湖,它的水、堤和运河、以及在中间的两座金字塔,建筑在上面的巨象,以及其他神奇的建筑物,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好象这些东西根本没有修筑过似的。只有海洛道忒斯著作中的十行文字,托力曼地图上的一小点,古代文化的遗迹,以及村落和城市的遗迹,证实在这个宏伟的灌溉系统中曾经有一个时期出现过丰富的人类生活,而今天在那里,只见到利比亚内部的几条干燥的沙漠地带和微海岸的荒凉的沼泽而已。在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的表式中,只有关于不变资本的一点,可能看起来令人感到不满意或不完备,这就是当我们追溯到全部固定资本最初创造的那个生产周期的时候。诚然,一个社会所拥有的转化的劳动,要较多于被吸收在常年生产物价值中,转而为常年生产物所补充的那部分固定资本。在我们所举例子的数字中,社会总资本不是象图式中的6,000C+l,500V,而是19,5000+1,500V。虽然固定资本(我们假定为15,000)的1,500以适当的生产资料形态每年被再生产出来,同等数量是在每年这个生产中被消耗掉的,尽管全部固定资本,作为使用形态看,即许多物品的总和,已经被更新了。十年以后,在第十一年,正象在其他各年一样,社会拥有固定资本15,000,而它每年所创造的只是1,500C,它的不变资本总额是19,500,而它所创造的只是6,000。显然,既然这个社会必定在以前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过这其余的13,500的固定资本,它拥有了超过我们表式所保证的过去积累的劳动。就在这个阶段上,社会每年的劳动必须奠基于若干被贮藏起来的以前的常年劳动。但,这过去劳动作为所有现在劳动的基础的问题,把我们引导到最初的开端,这个开端对人类经济的发展毫无意义,正如对物质的自然发展毫无意义一样。再生产表式把社会过程看作恒动的,看作无穷无尽事情的链索上的一个环节。它既不希冀证实它的最初起点,也不应该这样来证实。社会再生产过程总是以过去的劳动为基础,我们可以尽情追溯上去。社会劳动之没有开始,正如它没有终结一样。象海洛道忒斯的莫埃利斯湖一样,文明史中的再生产过程的起点消失在朦胧的传说中。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生产资料改变了形态,粗糙的旧石器为磨光的工具所代替,石制器具为典雅的青铜器或铁器所代替,手艺匠的工具为蒸汽机械所代替。但,虽然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社会组织不断地改变形态,社会已经拥有了为自己的劳动过程所需的若干数量的过去劳动,作为每年再生产的基础。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下,保存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劳动采取了资本的形态,而形成再生产过程基础的这个过去劳动的起源问题就成为资本的发生问题。这是较少地具有传说性;的确,它是以血的文字写入在近代史中的。然而:除非我们假定有一笔过去劳动的贮藏,在数量上超过了常年为维持社会而必须完成的劳动,我们便不可能有简单再生产,这一事实正是碰到了简单再生产的创痛之处。它表明简单再生产不仅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而且在一般文明的进步中,是一个虚构的事实。如果我们只要求正当地了解这虚构的事实,并把它简化为一个表式,我们必须假定有过去生产过程的结果作为它的先决条件,而这过去的生产过程不能限于简单再生产,它坚决地指向扩大再生产。为了说明起见,我们可以拿社会总固定资本与铁道相比。铁道各部分的耐用程度,从而每年的磨损率是各不相同,相差很远的。隧道和桥梁可以维持几百年,蒸汽机可以维持几十年,而其他车辆将在较短时期内消耗掉,有些只能用几个月。但有可能计算出一个平均磨损率,假定说它三十年,这样,整个铁道的价值每年磨损三十分之一。这个价值的损失不断地通过铁道的部分再生产(可当作修理看)而得到补偿,所以,今天更换了一节客车,明天更换了机器的一部分,后天又更换了一段枕木。根据我们的假设,三十年以后这条旧铁道被一条新铁道所替代了,这里,由社会每年完成同量劳动,结果是实现了简单再生产。但铁道能够在这样方式下实现再生产——它不能在这样方式下被生产出来。[3]为了使铁道合用,并修补它的逐渐磨损部分,它必须首先造好。尽管铁路可以按各部分进行修理,但它不能一点一滴地分散使用,今天一个车轴,明天一节客车。的确,固定资本的实质就在于它必须以它的整体进入生产过程中去,作为一个物质的使用价值。为了首先准备好这个使用形态,社会必须使用比较集中的劳动量来制造它。以我们的例子来说,用来进行修理的三十年劳动必须压缩到二、三年中去。因此,在这制造期间,社会必须花用远超过平均量的劳动量,这就是说,它必须乞助于扩大再生产;随后,当铁道造好了,它可以回复到简单再生产。虽然我们不必把全部固定资本设想为一个单一的、联贯的、使用物品或者许多物品的一个结合体,它必须全部一次生产出来,但较重要的生产资料如房屋、运输机关和农业诸设备等要求较集中地使用劳动,这不仅对于近代铁道和轮船如此,而对于粗糙的石斧和手推磨坊也是如此。所以,只是在理论上可以设想把简单再生产看作扩大再生产的替代,后者不仅是进步文明和不断增长的人口的一般条件,而且对于固定资本的经济形态或在每一种社会中相当于固定资本的生产资料而言,也是一个先决条件。
  马克思只是间接地论到固定资本的形成和简单再生产间的冲突,即在他涉及固定资本磨损的变动,有些年份比另一些年份较快的时候。这里,他强调永恒“生产过剩”的需要,即扩大再生产,因为严格地执行简单再生产政策将周期地引起再生产的损失。简言之,他是在社会固定资本的保险基金方面,而不是从实际生产过程角度,看到扩大再生产。[4]
  在另一不同的行文中,马克思看来同意上述的意见。在“剩余价值学说史”卷二第二编中,他在分析收入转化为资本时,谈到固定资本的特殊再生产,即固定资本的更换本身已经提供了一笔积累基金。他得出下列的结论:
  “关于这一层,我们所要讨论的如下:即使在机器制造中所使用的总资本只够补偿机器的每年磨损,每年生产的机器会较需要多得多,因为磨损的部分地发生只是理想,而实际上,只在若干年后才需要以实物形态来更换。这样使用的资本每年供应一批机器,可以用作资本投资并为新的资本投资作准备。让我假定一个机器制造商今年开始生产。在本年内,他供应12,000镑的机器。如果他只再生产他以前所制造的机器,在以后十一年内,他只须生产1,000镑的机器,即令如此,一年的生产不能在当年内消费。如果他运用他的全部资本,他所生产的更不能消费掉。为了继续运用这笔资本,为了使这笔资本每年得到再生产,凡是需要这些机器的制造部门必须有新的、不断的扩张。如果机器制造商本人也进行积累,那更需要这样了。因此,即令投在某一生产部门的资本进行着简单再生产[5]必须同时有其他生产部门的不断积累伴随着”。[6]
  我们可以拿马克思的机器制造商的例子来说明固定资本的生产问题,其推论是如果一个社会在这个范围内维持简单再生产,每年运用同量的劳动来生产固定资本(在实际生活中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所有其他范围内的年生产必须扩大起来。但如果在其他范围内也维持简单再生产,那么,对一经创造出来的固定资本如果仅仅进行更新的话,只有在原来创造时所使用的劳动的一小部分才能使用得上。或用另一种说法:如果一个社会对固定资本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即令在整个社会实行简单再生产的假设下,它必须周期地求助于扩大再生产。
  随着文明的前进,生产资料不仅在形态上,而且在本身所代表的价值量上——或更好地说,在其内部贮存的社会劳动上——发生变化。除了为了直接保存社会本身所需的劳动外,一个社会有愈来愈多的节余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用来在不断增大的规模上制造生产资料。这如何影响再生产过程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如何从每年劳动中创造较过去所拥有的更多的资本量呢?这个问题涉及扩大再生产问题,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时间讨论它。




[1]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采用一般的提法,在这里和下面都用“每年生产”一词,虽然这个提法,严格地说,只一般适用于农业。工业生产或资本周转的周期未必与日历年度相吻合。

[2] 在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社会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区别不必形成在人口中的特殊门类。它会在若干精神领域的存在中表现出来,而这些领域必须予以物质的支持。同样的一些人可以在不同时间内发挥这些不同的功能。

[3] 指实际修建而言。——译者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83—586页,关于在偿还基金方面有扩大再生产的必要,见同上书,第207—208页。

[5] 着重点是马克思加的。

[6]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三联书店版,第580—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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