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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马尔萨斯



  与西斯蒙第同时,马尔萨斯也对部分的里嘉图学说进行论战。西斯蒙第在其著作的第二版中以及在其论战中,屡次引用马尔塞斯作为支持他的一个权威。这样,他在“百科全书评论”杂志上表述了反对里嘉图斗争的共同目的如下:

  “另一方面,马尔萨斯之在英国(反对里嘉图和萨伊),正如我之在大陆一样,都主张消费不是生产的必然结果;人类的需要和欲望确实是无限的,可是,需要和欲望,仅在它们与交换手段相结合后,才能通过消费得到满足。我们认为只是创造交换手段,使之在那些具有欲望和需要的人手中流通,还是不够的;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社会上的交换手段增加了,而对劳动的需要,或工资,反而减少了,结果,一部分人的欲望和需要不能得到满足,而消费随之下降,最后,我们主张,社会繁荣的正确标志不是财富生产的增加,而是对劳动的需求增加,或作补偿劳动用的工资的供给越来越多。里嘉图和萨伊并不否认对劳动的需求增加是繁荣的象征,但坚持这种需求的增加必然是由生产的增加所引起的。而马尔萨斯和我认为这两种增加是由于互不相关的原因所造成的,这些原因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根据我们的见解,如果对劳动的需求不先于生产而发生,从而决定了生产,那么,市场必将泛滥,于是新的生产变为破坏的原由,而不是享乐的原由。”[1]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之间的广泛的协议,两人之间的并肩作战的友谊,至少在反对里嘉图及其学派上是如此。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在182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直接从西斯蒙第于一年前出版的“新原理”中剽窃来的。但在我们当前所关心的问题上,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又是经常发生冲突的。
  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生产采取批判的态度,对它施行猛烈的攻击,甚至否定了它,而马尔萨斯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辩护者。这不意味着马尔萨斯,象萨伊和麦克洛克一样,否认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相反地,他把这些矛盾无情地提高到自然规律的地位,并认定它们是绝对神圣的东西。西斯蒙第的主导观点是工人们的利益。他向往着——尽管相当地一般化和模糊——一种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彻底的分配改革。而马尔萨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寄生者、依靠地租和动用公共财富为生者那些阶层的思想代表,他主张把剩余价值中尽可能多的一部分分配给这些“不生产的消费者”。西斯蒙第的观点主要是伦理的,是社会改良家的观点。他在改进古典学说时,提出反对意见,强调说:“消费是积累的唯一目的”,他要求有限制的积累。马尔萨斯则相反,他公然宣称,除积累外,生产没有其他的目的,并主张资本家无限制地积累,而以资本穷的寄生者的无限制消费来补充和保证。最后,西斯蒙第从全社会出发,对再生产过程、对资本和所得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批判性的分析,作为论述的起点;而马尔萨斯,在反对里嘉图时,从一个荒谬的价值论入手,从这个价值论他得出同样荒谬的剩余价值论,并试图把资本主义利润解释为超越商品价值之上的价格的附加部分。[2]
  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一书第六章中,[3]曾对把供给与需求等同起来的命题,加以详细的驳斥。詹姆士·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纲要”一书中,宣称:

  “所谓供给与需求相互协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是意味着:一定数量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可以与相同数量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相交换。如果承认这个命题,其他一切就可以了然了。因此,如果有一双鞋子和一顶帽手都是用同量的劳动生产的,那么,只要一双鞋子交换了一顶帽子,那就是供给与需求是相互协调的。如果鞋子的价值,比帽子的价值下落了,那就证明市场上的鞋子来得比帽子多。这样,鞋子在市场上的数量是过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定量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不能与同量劳动所生产的东西相交换。由于同一的理由,帽子在市场上的数量不足,因为表现在帽子的一定的劳动量现在可与包含较多劳动量的鞋子相交换。”[4]

  对于这样无聊的同义异语的反复,马尔萨斯从两方面施行攻击。他首先要求穆勒注意到他的论点没有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上。事实上,即使帽子和鞋子的交换比例不变,这两者的数量,相对于需求,可能都太多了。这将促使这两者都以少于生产费(包括相当的利润)的价格出售。马尔萨斯就问道:

  “在这种场合下,当帽子和鞋子都太多了,以致这两者都不能在符合继续供给的条件下进行交换,我们能说帽子的供给适合帽子的需求,或者,鞋子的供给适合鞋子的需求吗?”[5]

  换言之,马尔萨斯以一般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来责难穆勒:“……与生产费相比时……一切商品(的供给)可能同时下落,或同时上升。”[6]
  其次,马尔萨斯反对穆勒、里嘉图及其伙伴们所喜用的方法,即把他们的论点限于物物交换的体系上。他说:“例如,一个蛇麻栽培者拿一百袋蛇麻到市场去出售,他之不关心帽子和鞋子的供给,正如他不关心太阳上的黑点一样。那么,他想到什么呢?他要把他的蛇麻交换些什么呢?穆勒先生好象认为,如果说他要获得货币,就暴露了对政治经济学绝大无知似的。然而,尽管可能会获得绝大无知的称号,我毫不怀疑地肯定说他所要想得到的,实实在在是货币”。[7]
  这是因为这个蛇麻栽培者必须向地主支付地租,向劳动者支付工资,并购买为继续维持他的栽培事业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而这些都需要用货币来偿付。马尔萨斯对这一点,有极其精密的阐述。他认为有名的经济学者不利用货币交换的假定,却去利用危险的,最不可能的物物交换假定,是令人非常“惊异的”。[8]
  此外,马尔萨斯以阐述这样的供求机构为满足:即供给过多将压低价格至生产费以下,从而自动地造成生产的缩减;反之,供给不足则引起相反的现象。“然而在事物的自然过程中,这种纠正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倾向并不能证明这些祸患从来没有存在过”。[9]
  显然,马尔萨斯尽管在危机问题上抱相反的意见,他在推理上仍然走上里嘉图、穆勒、萨伊和麦克洛克的道路。对于他,同样地一切事情可以简化为物物交换。引起西斯蒙第全部注意力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及其巨大的范畴和诸关系,这里完全被忽略过去了。
  由于在基本观点上存在着这么多的对立意见,西斯蒙第的批判和马尔萨斯的批判之间,只有下列共同之点:
  (一)与萨伊和里嘉图的信徒们相反,他们两人都否认预先建立的消费和生产间的平衡的假定。
  (二)他们两人都主张不仅部分危机有可能,而且普遍危机也有可能。
  但他们的共同点到此为止。如果说西斯蒙第认为危机的原因在于工资的低廉和资本家消费能力的有限性,那么,马尔萨斯把工资低廉的事实转变为人口运动的一个自然规律;至于资本家的有限的消费能力,他以寄生者对剩余价值的消费作为替代,例如对财富和奢侈品贪得无厌的地主乡绅和僧侣便是。“具有巨大胃口的教会是得到上帝的祝福的”。
  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两人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积累,把它从危险的境地解救出来,都求之于只买不卖的一类消费者。不过,西斯蒙第希望通过这些消费者把超过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社会剩余生产物卖掉,也就是把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部分卖掉。马尔萨斯则希望这些消费者成为一般的利润生产者。至于食利阶层和受国家供养者既然从资本家手里得到他们的购买力,他们如何能够通过按提高的价格购买商品来帮助资本家占有利润——这始终是马尔萨斯的一个秘密。由于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之间的深刻的对立,他们两人间的联合战线是一点也不深入的。如果说马尔萨斯,象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把西斯蒙第的“新原理”歪曲为马尔萨斯式的一幅漫画,那么,西斯蒙第只强调两人之间的共同点,并引用马尔萨斯的话来支持自己,把马尔萨斯对里嘉图的批判加上了一些西斯蒙第的形象。有时,西斯蒙第无疑地接受了马尔萨斯的影响;例如,他接受了马尔萨斯关于滥用国家支出作为帮助积累的紧急措施的理论,从而使他(西斯蒙第)自己陷入了与自己原来的假定相矛盾的境界中。
  总之,马尔萨斯对再生产问题,既没有作出创造性的贡献,也没有充分理解它。在他与里嘉图的信徒们争论时,他没有跳出简单商品流通概念的圈子,正如里嘉图的信徒们对西斯蒙第争论时一样。他与里嘉图学派所起的争执是围绕着寄生者对剩余价值的所谓“非生产性消费”的问题;而不是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社会基础的争执。一旦揭露了马尔萨斯利润理论的荒唐无稽,他的全部体系就崩溃了。西斯蒙第的批判仍然是有效的,而即令我们接受了里嘉图的价值论及其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西斯蒙第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1]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09页。

[2]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1—29页,其中对马尔萨斯的价值和利润理论有详细的分析。

[3] 此书献给詹姆土·穆勒,1827年出版。

[4] 詹姆士·穆勒:“政治经济学纲要”第三版,伦敦,1826年,第239—240页。

[5]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伦敦,1827年,第51页。

[6] 同上书,第64页。

[7] 同上书,第53—54页。

[8] “我认为他们害怕别人非难他们,设他们主张财富是由货币形成的。然而,财富不是由货币形成的,这种说法虽是不错,但是,说货币是财富分配上最有力的媒介物,也同样没有错。在一切交换都实际上由货币进行的国家中,继续试图以帽子、鞋子、谷物和衣服等来说明需要和供给的原理,以及公司、利润的变化,这种尝试必将归于失败。”(同上书,第60页,附注)

[9] 同上书,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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