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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伏隆左夫及其“过剩”论



  俄国“民粹主义”的代表们相信资本主义在俄国是没有前途的。这个信念引导他们转向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上来了。伏隆左夫,在弗.弗.的笔名下,在“祖国追忆”杂志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阐述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书,以“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为题,于1882年出版。以后,他又在1883年在同一杂志的五月号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市场供给中的商品过剩”;1889年在“俄罗斯思想”杂志九月号上,又写了一篇论文“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1893年又出版了“我们的倾向”一书;最后,1895年,又刊行了“经济理论大纲”一书。伏隆左夫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态度是不易肯定的。他既不赞同纯粹的斯拉夫狂的理论,也就是从俄国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和俄国独有的“民族特性”。把资本主义看作对于俄国是牵强的、有害的,他也不赞同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发展看作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看作扫清俄国社会前进的道路所必需的一个阶段。伏隆左夫自己只是简单地指出反对资本主义或赞美资本主义同样都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没有基础的,因而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前途的。俄国缺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用国家力量企图人为地促进它,只是枉费心机而已,我们还不如省下这些力量,倒可以避免由此而造成的牺牲哩。但如果我们更详细地考察一下,我们便可看到伏隆左夫的主张并不这样的绝无通融的余地。因为如果我们注意到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意味着资本财富的积累,而且还包含小生产者向无产阶级水平的没落,劳动者生活的缺乏保障,以及周期性危机的爆发,那么,伏隆左夫也不会不承认所有这些现象在俄国也是存在的。相反地,他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的序言中明确地说:“我只是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形态在俄国统治的可能性表示异议,至于作为一种对国民资源的剥削形态和剥削程度,它的前途如何,我不愿表示任何肯定的意见”。
  因此,伏隆左夫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只是不能达到象在西欧的那样成熟程度,但在俄国的条件下,直接生产者之与生产资料分离,毋宁是在意料之中。他更进一步说,他根本不否认在各个生产部门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大有可能的,他甚至还容许俄国向国外市场作资本主义输出。他在他的“论市场供给中的商品过剩”一文中说,“在某些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不待说,这是从俄国意义来说——著者)。[1]

  “俄国,象其他国家一样,很可能享有某些天赋的优越条件,这些条件使它有可能成为在国外市场上某些种类商品的供应者。资本也很可能利用这一点,而侵入有关的生产部门,也就是说,国民(国际)劳动分工使资本家极易在某些部门获得立足之地。但我们的问题还不在此。我们不是问资本是否偶然参与国家的工业组织,而是问俄国的全部生产是否有可能安置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2]

  伏隆左夫的怀疑论,从这种形式来看,显然与我们原来可能想象的,大不相同。他所怀疑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底能否征服俄国的全部生产?可是,资本主义,到那时为止,无论在那一个国家,即使在英国,都没有完成这样的征服。因此,这种对资本主义前途的怀疑论,初看起来,相当具有国际性的。事实上,伏隆左夫的理论这里不啻对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基本条件作了一次一般性的考虑,它是以对整个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一般理论探讨为基础的。伏隆左夫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问题之间的特有关系作了极清楚的表述如下:

  “国民(国际)劳动分工,参与国际商业的各国间所有生产部门间的分配,这种事情并不依存于资本主义。这样出现的市场,由于这样的国际劳动分工的结果而产生的各个不同国家对产品的需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市场,在本质上毫无共同之处。……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品是以另外一种目的而出现于市场的。国家所有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这个问题对于它们是完全无关重要的,企业家为了替代自己的生产物,不必取得别的生产物以供消费之用。生产物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包藏其中的剩余价值。那么,这种使资本家发生兴趣的剩余价值是什么东西呢?在我国看来,这是国内生产超越消费的过剩部分。每个工人所生产的,超过他自己所能消费的,而所有这些剩余部分都积累在少数人手里。这些剩余部分的所有者自己消费这些东西,为了这个目的,把它们用来在国内和国外,与种种必需品和奢侈品进行交换。可是,不管这些所有者尽量吃、喝、跳舞,他们不可能把剩余价值全部挥霍掉,势必有巨额的剩余,而这个剩余部分,尽管不能以之交换其他生产物,也必须加以处理。他们必须把它转化为货币,否则就很不好。既然资本家在国内找不到可以承担这个剩余的人,它必须向国外输出。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国外市场是必要的。”[3]

  以上一段的直译把伏隆左夫措辞的特色都表现出来了。读者在这里可以欣赏这个卓越的俄国理论家,并和他共度一些愉快的时刻哩。
  其后在1895年,伏隆左夫在“经济理论大纲”一书中总结了同样的见解,这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他在这里反对萨伊和里嘉图的见解,特别也反对否认一般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的约翰·斯图阿脱·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他阐述他的论点的过程中,他发现前人所没有看到的事情:他揭露了古典学派关于危机问题所犯的一切错误的根源。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服膺的荒谬的生产费理论。无疑地,从生产费方面看(根据伏隆左夫同样独创的假设,生产费不包括利润),利润和危机两者都是不可想象的,不能解释的东西。这个独创的见解,只有通过作者自己的话,我们才能领会到,作者说:

  “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学说,一个生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上所使用的劳动决定的。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表述了价值的决定后,不久就忘记了,于是他们后来对于交换现象的解释是以另外一个理论为基础,这个理论以‘生产费’代替了劳动。这样,两个生产物相互交换的数量,使双方的生产费相等。对于交换过程如果抱这样的见解,这将使国内无商品过剩可言了。工人每年劳动的生产物,按照这种看法,代表这个生产物所用的材料,在生产时所使用的工具,以及在生产期间用来维持工人生活的物品。它(大概指生产物——著者)之出现于市场上,是为了改变它的使用形态,把它转化为其他对象物,转化为供工人用的生产物和更新工具所必需的价值。当它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后,再结合的过程、即生产过程,就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上面所列举的一切价值都将被消费掉,而代替它们而出现的,是一个新的生产物,这个生产物是连接过去和未来消费的链环”。

  从这种完全独特地证明社会再生产,在生产费观点下,为一个连续过程的尝试,伏隆左夫迅速地得出下列的结论:“这样,如果考虑到一个国家生产物的总量,我们将看不到任何超过社会需求的商品过剩;因此,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论看来,卖不出去的过剩是不可能的”。
  然而,当伏隆左夫通过极其专横和粗暴地对待资产阶级价值论,把资本主义利润从生产费中排除出去之后,他立即把这个缺陷当作一个巨大的发现:“然而,上面的分析在目下流行的价值论中揭露了另一个特点:显然地这个理论使资本主义利润没有立足的余地”接下去的论点是突出地简短和单纯:“诚然,如果我以代表生产费五卢布的生产物交换相等价值的另一生产物,我所取得的东西,仅是以抵偿我的费用,至于对于我的节欲(直译如此——著者),我却一无所得”。
  现在伏隆左夫真正抓到了问题的根源了。“这样,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思想的严格的逻辑发展,证明了市场上商品过剩的命运是与资本主义利润的命运等同的。从这个情况有充分理由可以得出结论如下:这两个现象是相互依存的,一方的存在是另一方的条件,而事实上,如果没有利润,就没有商品过剩。……如果利润是在国内形成的,情况又有不同。这样的利润原来与生产没有联系;它是一个并非通过技术和自然条件,而是通过外部的社会形态,与生产连接起来的现象。为了继续生产……就需要材料、工具、工人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本身只消费生产物中与之相应的那些部分:对于组成利润的剩余(这种剩余,在永久性的工业结构中,在生产中,是没有立足的余地的)必须找到另外一些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并不有机地与生产相联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偶然的性质。这种消费者可能有必要的数量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在后者的场合下,市场上就将发生商品过剩”。[4]
  把过剩产品当作资本所创造的东西,并把资本家当作与资本主义生产没有有机联系的“偶然的消费者”,以这样“简单”的说明为满足的伏隆左夫于是转而讨论“危机”问题。他自称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利用”了马克思的合乎逻辑的劳动价值论,以这个理论为基础,伏隆左夫把危机说成是剩余价值的直接后果,他说:

  “如果以劳动工资形态加入生产费中的那部分是由人口中的劳动者阶层来消费,那么,剩余价值,除了在市场上用以扩大生产的那部分外,必须由资本家自己加以销毁(直译如此——著者)。如果资本家能够这样做,并且实际上这样做的话,商品过剩就不会发生;不然,生产过剩、工业危机、工人从工厂中解雇、以及其他灾祸都接踵而至。”

  然而,最后对这些灾祸负责的是什么呢?在伏隆左夫看来,那是由于“人类有机体的缺乏足够的弾性,它不能随着剩余价值的增加而同样迅速地增加它的消费能力”。他反复地发表这个妙论,他说:“资本主义工业组织的致命弱点就在于企业家缺乏消费他们全部收入的能力”。
  伏隆左夫虽然利用了里嘉图价值论的马克思的“合乎逻辑”的改正提法,但他所达到的结论,却是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而他对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是尽可能地以粗糙和简单化的形态接受下来。当然。他相信在他复述西斯蒙第的见解时,他是采用了洛贝尔图的看法。他胜利地宣称:“用归纳的研究方法引导出的危机和赤贫化理论,恰恰与洛贝尔图所客观地阐述的,完全相同。”[5]
  伏隆左夫用来与“客观方法”对比的所谓“归纳研究方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十分了解。既然对于伏隆左夫而言,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他也许把它理解为马克思的理论。但是洛贝尔图在这位独创的俄国思想家手中,也不会不经过改善而出现的。伏隆左夫对洛贝尔图理论的修改只是取消了洛贝尔图自认为占他的整个体系的中心地位的在总生产物的价值中固定工资分额的学说。根据伏隆左夫的意见,固定工资分额的办法只是对危机的一种减轻对策,因为“上述现象(生产过剩、失业等等)的直接原因不是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取得的分额太小,而是资本家阶级不可能消费归他们所有的全部生产物”。[6]
  伏隆左夫驳斥了洛贝尔图的收入分配改革论后,以他特有的“严格的逻辑”上的前后一致性,最后对资本主义的将来命运,得出如下的预见:“如果在西欧盛行的工业组织要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和昌盛的话,只有在这样安排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把归于资本家所有而超过资本家消费能力的那部分国民收入销毁(直译如此——著者)掉。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把参加生产的人之间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加以适当的改变。如果企业家在每次增加国民收入时,只从中提取足以满足个人各种癖好所必需的部分,而把其余部分都交给工人阶级、人民群众,那么,资本主义的统治将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获得保证”。[7]
  于是在里嘉图、马克思、西斯蒙第和洛贝尔图的混合体之上又加上一个新发现:那就是,只要资本家不把他们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只要他们把这个相应部分的剩余价值赠送给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毛病可以得到根治,资本主义可以达到永久的繁荣和昌盛。在这期间,资本家在没有通情达理,接受伏隆左夫的忠告之前,正在用其他方法,每年把他们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销毁掉。近代军国主义就是这些适当方法之一,更确切地说,就在军国主义的费用是由资本家的收入,而不是由劳动群众的收入来支付的场合下——象这类颠倒事实的事情,伏隆左夫是会做得出来的——这是一个适当的方法。但是,资本主义的主要补救办法是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又是俄国资本主义的致命伤。因为俄国资本主义是最后一个走上世界市场的餐桌,所以,它在与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中占最不利的地位,从而它在国外市场和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两方面都缺乏前途。俄国依然是一个“农民的国家”,一个“民粹”生产的国家。
  伏隆左夫在“论市场供给中的商品过剩”一文中作出结论如下:“如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的,那么,资本主义只能在俄国发挥有限的作用。它必须从农业中撤退出去,它在工业中的发展也必须避免对家庭工业给以过多的损伤,因为在我国的经济条件下,家庭工业对大多数居民的福利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读者批评说,资本主义不会接受这样的让步,我们的答复是:如果这样,那对资本主义将更为不妙了”。
  这样,伏隆左夫在整个问题上摆脱干净,他自己对俄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命推卸了一切责任。




[1] “祖国回忆”,第五卷,“时事评述”,第4页。

[2] “祖国回忆”,第五卷,“时事评述”,第10页。

[3] “祖国回忆”,第五卷,“时事评述”,第14页。

[4] “经济理论纲要”,圣彼得堡,1895年,第157页。

[5] “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俄罗斯思想”(1889年),第九卷,第78页。

[6] “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俄罗斯思想”(1889年),第九卷,第80页。

[7] 同上书,第83页;“经济理论大纲”,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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