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什么是国民经济学？

第一节　国民经济学的对象

　　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值得重视的科学。当我们一走进这个研究领域时，便会碰到许多疑难和意见分歧，特别是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国民经济学的对象问题。单纯的劳动者，对国民经济学究竟是讲些什么东西，只具有模糊的概念。他们不了解这门科学，恐怕得归咎于自己的缺乏教养；可是劳动者的这种想法，在某种意义上，对许多有教养的博士和教授——他们写了许多大部头的国民经济学著作，而且在大学讲坛上给青年学生编了许多讲义——来说，恐怕也会具有同感吧！说来似难相信，大多数国民经济学专家，对自己所研究的这门科学的真正对象是什么，其实也不过略具模糊的概念而已，并不比劳动者高明。

　　专家们有一种爱下定义的习惯，他们总想把那些极其复杂的事物本质，硬给归纳在几条整齐的命题之中。现在试听一下国民经济学的官方代表，对这门科学怎样看法吧。

　　首先，让我们听听德国老教授中的耆宿，无数可惊的庞大的国民经济学教科书的著者，所谓历史学派创始人之一，罗雪尔（W. Roscher）的意见：在他最早一本大著“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实业家及研究者适用的参考书和教科书”（1854年出版，以后重印到23版）中第二章第十六节，可以读到下面一段话：

　　“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 Volkswirtschaftslehre）就是研究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生活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如果按照曼哥尔特的说法，就是国民经济史的哲学）。国民经济学和其他一切国民生活的科学相同，它一方面，对每一个人的研究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它又可引伸去研究整个人类。”

　　“实业家及研究者诸君”现在是不是理解国民经济学呢？——显然，他们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之学。有角眼镜是什么？就是有角框的眼镜；货驴是什么？就是运货的驴。如果向小孩子说明熟语的用例，这倒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但困难也发生在这里：对于一直不理解这问题的含义的人，任凭你如何改变字句，他也还是莫名其妙的！

　　现在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德国学者施穆勒（Schmoller）教授，——目前柏林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官方科学泰斗，驰名海外的闻名人士。在康拉特和勒息斯（Conrad and Lexis）教授合编的“国家科学辞典”中，他写了一篇有关国民经济学的论文。施穆勒对什么是国民经济学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解答：

　　“我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记述国民经济现象，给以定义，说明其原因，并作为一个关联的整体来理解的科学。当然，在这个时候，首先应该以先给国民经济下一正确的定义为前提。这门科学主要是研究存在于今日各发达的民族间反复出现的典型的诸现象：如劳动分工、劳动组织、交换、收入分配、社会经济制度等。而社会经济制度，则是信赖一定的私法与公法的形式，在等一的与类似的心理力量的影响下，再产生出类似的与等一的秩序或力量。并以它的综合记载，从经济上来说明现在的文明世界的静态现象，即文明世界的一种均衡结构。国民经济学就从此点出发，试图考察各个国民经济相互间的特点及各地区不同的组织形态；然后探讨此种不同形态如何结合，产生如何的后果；从而就可以获得关于诸形态相互间的因果发展以及经济状态的历史延续等的观念。换言之，即是在静态考察之外，再加上动态的分析。国民经济学从它的最初出现时起，即依靠伦理的历史的价值判断，而建立起它的理想。同时，它的这种实践机能，现在也经常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科学内容。这说明了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之外，还能够建立起生活的实践规律。”

　　好啦！好啦！让我们停下来喘一口气吧！上面究竟说了些什么呢？社会经济制度——私法和公法——心理力量——类似与等一——等一与类似——统计——静态——动态——均衡结构——因果发展——伦理的历史的价值判断……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那些东西真像头脑中的辘轳，七上八下，越弄越糊涂。尽管我们普通人具有顽强的求知欲望和盲目相信教授们的智慧源泉，对于那些莫名其妙的文句，反复研读，总想拼命找出一点可以理解的东西，但这种努力恐怕会徒劳无功罢！因为，像上面那些费解的文句里，除了空话连篇、浮词粉饰以外，什么内容也没有。只有思想明确，完全能够掌握自己所说的道理实质，同时又能确切地通俗地表达出来，这才算得是对事物的认识最明确无误的标志。国民经济学并不是处理哲学上的纯粹思维的表象或宗教上的神秘论的幻想。谁的表达暧昧而矫饰，那只能证明他对事物的本质不了解，或者由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而故弄玄虚。资产阶级学者常用暧昧混乱的辞句来解释国民经济学的本质，决不是偶然的。从他们所玩弄的文句中，表现出两种情况：一是那些学者们自己不懂装懂；一是他们怀有偏见和恶意，使得他们讨厌阐明事物的真象。这些事实，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

　　对国民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应如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那确实是一个常被争论的问题，这可以从某些外部事态中看出来。例如，有关国民经济学的起源问题，就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许多见解。知名的老史学家、巴黎大学前国民经济教授亚多夫·布朗基（A. Blanqui），有名的社会主义指导者、巴黎公社战士奥古斯都·布朗基的兄弟，在183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史”第一章中，一开头就有这样的说明：“政治经济学（法国惯称国民经济学为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比人们所想像的要早些，希腊人与罗马人就早已有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又如另一位经济学史家，前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则与布朗基相反，认为国民经济学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年轻得多，它是直到十八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发生的。关于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曾在1864年反对修尔泽·德律兹（Schultze-Delitzsch）的古典论战书“资本与劳动”一书的序文中断言：“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现在才开始成立，今后还须去建设。”

　　反之，马克思在他的国民经济学主要著作“资本论”（该书第一卷在拉萨尔的“资本与劳动”出版三年后问世，恰恰实现了拉萨尔所提出的希望）中，给添上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副标题。从标题的意义上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将自己的著作放在过去的国民经济学范围之外，而把过去的国民经济学当作已经完成了的东西，必须加以批判。由此可知，这门科学提出了一些非常特殊、非常复杂的问题：有的人说，它差不多与人类历史记录同样古老；有的人说，它的成立还只有一个半世纪；有的人说，它还在襁褓期间；还有人说，这门科学已经死了，现在正是批判地埋葬它的时候。

　　现在一般都承认国民经济学只是发生于150年前这样晚的时间内，对这种离奇的事实，究竟如何去解释呢？如果把这个问题请教于一位官方经济学家代表，那么，我们所得到的答复，恐怕未必会令人满意。就拿杜林教授来说吧。他非常文雅地作了如下的解释：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大概对国民经济学对象还没有什么科学的概念，他们仅仅从日常经验中，得到一些“不自觉的”、“皮相的”、“最平凡的”观念而已。到了中世纪，一般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更加“不科学”。可是，这种炫学的解释对我们的思想毫无帮助，特别是对中世纪那样简单的概括更属错误。

　　施穆勒教授又另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说明。在前面所引用的“国家科学辞典”中那篇论文里面，他这样告诉我们：

　　“几百年间，各个私人经济和社会经济事实，都已为人所注意所记述；各个国民经济的真理，都为人所认识；道德和法律体系中的经济问题，亦已为人所研究。但是，只有到十七至十八世纪，当国民经济问题在国家的管理及行政上获得从来未有的重大意义，以致多数著述家都着手从事于国民经济问题的研究，并认为有必要向青年学子讲解这些问题的时候，只有在一般科学思想的提高导致所有经济原则和真理的总体，通过一些基本范畴——如货币、交换、国家经济政策、劳动及分工等——的联系，结合为一个独立体系的时候，才有可能把从来个别的部分的研究，综合为一种特殊的科学。十八世纪许多杰出的著述家，已经做了这种工作。从此，国民经济学就成为独立的科学了。”

　　我们如果把他的繁琐的说明，简单归纳起来，便可得到下述的“教训”：长期散漫的对国民经济的观察，所以能够概括为一门特殊科学，是由于“国家管理和行政”的必要，即迫于政府的必要；是由于为贯彻此目的，有在大学讲授国民经济学的必要。这种说明，出诸大学教授之口，多么令人惊佩！首先，为着无上尊崇的“政府的必要”，开始设立一个讲座，使那些忠于职守的大学教授们，占据着讲坛；然后，自然需要创设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科学，以便教学。因为，不这样办，那些大学教授们就无事可做了。我们一听到他们所阐述的理由，便不能不想起宫廷典礼长官的话：帝国一定要永远存续下去，因为，如果帝国不存在了，那么，我们在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

　　问题的实质可以归结如下：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由于近代国家的政府对这门科学有迫切的需要。照这样说，那么，政府当局的委托，就当然成了国民经济学产生的唯一的法律根据了。现在的教授们企图以帝国政府的学问侍仆的资格，接受政府的委托，为军舰扩张案、关税案、租税案从事投其所好的“科学的”煽动工作；不然就作为战场上的猎狗，挑唆战争中沙文主义的民族恶感及精神的食人主义等。这些想法，同他们企图为统治阶级的金钱欲望和“国库”利益，依靠政府一纸命令，来制造出一种完全新鲜的近代科学的幻想，正是非常适应的。但是，这种思想，对那些没有接受国库俸禄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般普通人来说，必然会引起许多新的误解。因为，它首先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疑谜。问题的发生在于：为什么正当十七世纪顷，像施穆勒所主张的那样，近代国家的政府会突然感到必需利用所谓科学原理以欺骗他的亲爱的臣仆？而在以前几百年间，并没有这些科学原理，只利用家长帮助家奴的方式，不也获得很大的成就吗？大概，他们把事情弄颠倒了吧！那就是说，“君侯国库”的最新欲望不过是巨大历史变化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结果，而新的国民经济学，也不过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才从这种变化中产生出来的。

　　总之，国民经济学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官方学者们既然无法给我们作出正确的解答，因此，这门科学何时发生？为何发生？当然也就使我们更加莫名其妙了。

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本质

　　不管怎样，前面所引用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定义中，经常总关涉到“国民经济”的问题，这一点应该是无疑的。所谓“政治经济学”，不过是国民经济学（Volkswirtschaftslehre）一辞的外来语而已。国民经济的概念，在所有这门科学的官方代表中，已成为研究的中心内容。那么，所谓国民经济究竟是什么呢？以“国民经济起源论”一书驰名国内外的毕夏（Bücher）教授，对这一问题，曾作了如下的解说：

　　“满足全体国民欲望这一因素所引起的设备、制度和行为的总体，构成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又可分解为许多个别经济，后者相互处在一定的联系之中，并由于自己为他人及他人为自己，各自承担一定的义务，相互结成千丝万缕的依存关系。”

　　现在试把这个博学的定义，翻译成普通话来看看：

　　首先，当我们一听到满足全体国民欲望所引起的“设备、制度和行为的总体”这句话时，便不能不令人联想起工场与工厂、农业与畜牧、铁道与仓库，以及牧师与警察、舞蹈会、户籍吏与天文台、议会选举、国王与军人协会、将棋俱乐部、畜犬展览会、决斗等等事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同其他许多“设备、制度和行为”有着紧密的连锁，今日都是为“满足全体国民欲望”服务的。若果如此，则所谓国民经济就变成了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总和，而国民经济学就变成为一种无所不研究的普遍的科学了。

　　莱比锡大学教授的这个广泛的定义，显然非受到一些限制不可。大概他所说的，只不过是指国民的物质欲望的满足，正确地说，是指以物质资料来满足欲望时所必需的“设备、制度和行为”而已。但是尽管如此，在这种场合，所谓“总体”，其意义仍嫌过于广泛，令人难以捉摸，并使一切定义模糊不清，因此，我们必须尽力找出一点头绪来。

　　人类为得要生活下去，必需饮食，必需找一间蔽雨的住所，在严寒地带又必需衣服；其次，在家中也需要供日常用途的各种器具。这些东西，不管数量多寡，质量好坏，它总是人类社会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从而，正像俗语所说的一样，“炙鸠总不会自动地飞到嘴里来”，那些必需品也得依靠人类不断生产出来才行。在文明的各个阶段上，还需要补充一些用于美化生活和满足精神与社会欲望的物品，正如防卫敌人的武器一样。在所谓野蛮人的社会里，有跳舞面具、弓矣、偶像等；在我们的时代，则有奢侈品、寺院、机关枪、潜水艇等。而制造这些物品，也仍然需要种种自然材料和生产工具。可是，这些材料如石头、木材、金属、植物等，也是通过人类的劳动，从地里找出来的。同时，那些被使用的工具，也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如果我们暂且满足于上述一般的粗糙的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国民经济的意义大体归纳于下：任何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生产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物、衣服、建筑物、家具、装饰品、武器、文化用品等，以及制造上述用品时所必不可少的材料和工具。而一国国民进行各种劳动，把生产出来的财货分配于各个成员之间，消费它，在生活的永续循环中再生产它，所有这些方式方法的总体即构成“国民经济”。这大概相当于毕夏教授的定义中第一个命题的意义。现在让我们进一步加以考察：

　　“国民经济又可以分解为许多个别经济，后者相互处在一定的联系之中，并由于自己为他人及他人为自己，各自承担一定的义务，相互结成千丝万缕的依存关系”。从这一段话里，我们碰到了新的问题：既然我们好容易才摸索出来国民经济概念，再可分解为个别经济，究竟所谓“个别经济”，又指的是什么呢？就身旁的例子上看，大约其中可以包括个别家政式家庭经济吧。但是，事实上，在所谓文明国家里，每个民族都是由无数的家庭所构成，而各个家庭又通常各管各的“经济”。这种私经济的本质在于：各个家庭从其成员的工薪中或其他源泉中，取得一定的货币收入，再通过消费，以之满足自家的衣食住等欲望。同时，当我们一想到所谓家庭经济时，就自然会在头脑中浮现出主妇、厨房、洗衣柜、保育室等等。“国民经济”是不是分解为这样的个别经济呢？我们实在搞不清楚。我们刚才所说明的国民经济概念，主要是指那些对人类生活和劳动所需要的衣食住、器具、工具、材料等一切财货的生产而言，换言之，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中心的地位。反之，家庭经济的中心，则是各种物品的消费，这些物品乃是家庭以其收入购买来的。我们知道，近代国家大多数家庭的生活资料如衣食器物等，今日差不多都是从店铺或市场中购买现成货。而家庭经济不外就是把买进来的生活资料调制为食物，把买进来的衣料，缝制为衣服而已。只有在完全落后的农村，还可能碰到许多农家，其生活所必需的大多数物品，几乎全靠一家人的劳动，在自己的经济中生产出来。另一方面，在近代国家中，固然也还存在着多数家庭，在自己的家庭中大量制造各种工业产品，例如家庭织布匠及现成洋服的裁缝师。而且，据我们所知，还有全村都利用家庭工业制造玩具及其他物品的。但是，尽管如此，在这种场合，由家庭制造的产品都是专属于那些定货收买的企业家所有，家庭本身一点也不能拿来自己消费，也不能算在家内劳动者的家庭经济之中。家内劳动者，为自家经济着想，只有拿自己的微薄工资，同其他一般家庭一样，去买现成货以供消费。

　　因此，我们认为毕夏的“国民经济分解为许多个别经济”这个命题，实际上等于说：全体国民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经常是分解为各个家庭的生活资料的消费——这真是一个十足荒谬的命题！

　　另外，又发生一个疑问：照毕夏的主张，“个别经济”是应相互处在一定的联系之中，并且发生相互依存关系，因为“每个人都要为他人负担一定的义务”。那么，所谓联系和依存又是指的什么呢？是不是指各个私人家庭之间所发生的友爱的睦邻的关系呢？

　　这些关系同国民经济和经济一般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须知，像每一个能干的主妇所强调的那样，各个家庭之间的这种邻居关系愈少，则对经济和家庭和睦就愈有益。再从前面所提到的“依存关系”来看，食利生活者梅耶（Meyer）的家庭经济，对中学主任教员修尔泽（Schulze）及其他人的经济，又负担了什么“义务”呢？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我们显然已经走入迷途了，问题还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

　　因此，可以认为毕夏教授的“国民经济”分解为各种个别家庭经济的见解，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把它理解为各个工厂、工场、农场，及其他等等企业呢？现在，情况似乎证实我们这一次真的踏上正确的道路了。所有这些企业，实际都是制造或生产种种有利于全体国民维持生活的产品，同时，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譬如，制造裤钮的工厂，完全依赖缝纫工场，才能销售它自己的商品。因为，一方面，裁缝若没有裤钮，就无法做好衣服；另一方面，裁缝要使用布匹，又必须依赖纺织工厂，而后者又必需依赖养羊业和棉花交易业。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就已看出一种广泛分歧的生产联系了。但是，说以上那些企业中的任何人都是相互“为他人负担一定义务”，那就未免过于夸张了。因为，这种情况只不过是对裁缝出卖裤钮、对纺织厂出卖羊毛的极其普通的贩卖行为而已。我们现在把这种夸张看作大学教授不可避免的糊涂梦话，暂且原谅一下吧！施穆勒教授说得对，所谓大学教授都喜欢用一些颂歌及“伦理评价”把企业场中的赚钱勾当粉饰得很光采。可是，在这里，讨厌的问题又来了。各个工厂、农场、煤矿、铁厂等，似乎就是国民经济所分解的一些“个别经济”了；但是，当我们一提到国民经济时，其中的“经济”这个概念，显然，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包括生活资料的制造及使用或生产及消费。而且在工厂、工场、煤矿、铁厂中，只能有生产，并且只能为他人生产。其中，在使用机器时，只能消费原料；反之，其制成品则决不能在本工厂内消费。尽管只是一颗钮扣，一个铁罐，工厂主及其家属也不能拿去使用，工厂的工人更不用说。其次，不管“经济”这个概念规定得如何精确，我们必须把它看作一个整体，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东西，而且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包括那些对人类生活所必需的重要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的全部过程。但是，大家知道，今日每个农业企业和工业企业只能生产一种产品，至多也不过二三种，远不足维持人类的生活需要，而且，大多数场合，还完全不适宜于消费之用。它们只是生活资料的构成部分，或者为生产供给原料，或者为生产供给工具而已。简直可以说，近代工业企业只不过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断片。从经济观点来看，这个断片本身是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和目的的东西。甚至在我们这种门外汉的眼中，其中每一断片也决不能算是“经济”，充其量也不过是反映一块不成形的经济破片而已。因此，如果说国民经济——即满足国民欲望之设备和行为的总体——可以分解为工厂、工场、煤矿等个别经济；那么，也可以同样说：凡可供人类有机体发挥一切机能之用的器官总体，就是人。这种人也可以分解为耳鼻手足等许多个别器官。事实上，说近代工厂是一种“个别经济”，正如说鼻子是人的个别器官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们虽然走了这条道路，但结局依然达到一个荒谬的境地，由此可以证明资产阶级学者根据事物的纯外部特征人为地捏造出来的定义，其目的显然是企图掩饰问题的真正实质。

　　因此，有必要再进一步正确地分析国民经济的概念。

第三节　国民经济还是世界经济？

　　他们向我们谈了国民欲望，谈了如何在复杂的经济中来满足这些欲望，从而也就谈到了国民经济。所有那些说明，不外意味着：国民经济学应该是研究国民经济的本质的科学，换言之，即阐明一国国民以其劳动创造财富，不断增殖财富，将它分配于各个社会成员进行消费，随后再生产出来的规律之学。因此，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全体国民的经济生活，而不是私人经济或个别经济（照此辞的通常意义解释）。这种见解，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不错。因为，号称国民经济学之父的英国人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划时代的著作“国富论”中，也附有“国民的财富”的题名。

　　但是，我们首先不得不提出质问：所谓个别国民经济这种东西，实际上到底存在吗？每个国民都是各自为计，经营他自己的特别的或孤立的经济生活吗？“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学”一辞，德国人非常喜欢使用，所以让我们把视线集中到德国来吧！

　　德国的农工业，依靠男女劳动者之手，每年生产各种巨量的消费品。但是，这些产品是专为德意志帝国居民自己消费而生产的吗？大家知道：德国的产品大部分是输往其他国家及其他大陆，以供他国居民需要，其数额且逐年不断增大。德国的铁制品不仅销售到欧洲邻近诸国，而且远达南美与澳洲。皮革及革制品由德国输往所有欧洲国家；玻璃制品、砂糖、手套等输往英国；皮毛输往法国、英国和奥-匈；茜革染料输往英国、美国和印度；用作肥料的盐基性矿渣输往荷兰和奥-匈；焦炭输往法国；煤炭输往奥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电线输往英国、瑞典和比利时；玩具输往美国；麦酒、人工蓝靛、氨基苯及其他柏油制颜料、药品、纤维胶、金属品、煤气、焰罩、棉制和毛制品，以及衣服、铁轨，几乎销行全世界所有经商的国家。

　　另一方面，德国国民不管在生产上或日常消费上，每一步都免不掉依赖外国及其他国民的产品。如我们吃俄国谷物制成的面包，匈牙利、丹麦及俄国家畜的肉类；我们所消费的米，是从东印度及北美运来的；烟草是从荷领东印度群岛及巴西运来的；我们还从西非获得可可豆；从印度获得胡椒；从美国获得猪油；从中国买到茶叶；从意大利、西班牙、美国买到水果；从巴西、中美、荷领东印度群岛买到咖啡；还有乌拉圭的肉汁，俄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的鸡蛋；古巴岛的雪茄；瑞士的钟表；法国的香槟酒；阿根廷的牛皮；中国的鸭绒；意大利及法国的丝绸；俄国的亚麻和皮张；美国、印度和埃及的棉花；英国的精羊毛；印度的黄麻；奥-匈的麦芽；阿根廷的亚麻仁；英国的某种煤炭；奥国的褐炭；智利的硝石；阿根廷鞣皮用的木材；俄国的建筑用木材；葡萄牙的制蓝材料；美国的铜；荷领东印度群岛的铅；澳洲的锌；奥-匈及加拿大的铝；加拿大的石棉；意大利的沥青及大理石；瑞典的石材；比利时、美国、澳洲的锡；锡兰的石墨；美国及阿尔及利亚的磷化石灰；智利的碘……。

　　从最简单的日常食品到最贵重的奢侈品及最必需的原料与工具，不论直接或间接，全部或一部，都是作为其他国民的劳动产品，从外国输入的。由此可见，我们在德国得以生活与劳动，差不多都是依赖所有国家与国民为我们服务，而我们也是为所有国家服务。

　　下面所列的政府输出入统计表，即足以证明这种交换规模是如何的巨大。根据1914年“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所载，1913年全部对外贸易额（不包括从德国过境的外国商品）如下：

[*] 输入与输出总计数字所以有差额（输入多二百万,输出多一百万），是由于化零为整的缘故。——编者

　　 上表输入额约120亿马克，输出额约110亿马克。可见德国每年的对外贸易总额约达220亿马克以上。

　　其他国家的贸易，虽有程度多寡的不同，也和德国一样，它们的国民经济学主要就是研究经济生活的。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互为他国而生产，一部分更为远隔的大陆而生产。那些国家，不管生产也好，消费也好，都需要所有大陆的产品。

　　既然交换发展得这样庞大，又有什么必要在各个国家的“经济”之间，硬设一些界限，称之为“国民经济”，似乎这就是经济上的完整的特殊的机构呢？

　　但是，国际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当然并不是资产阶级学者所不知道的新发现。政府每年发表的官方统计数字，事实上早已给有教养的人士提供了有关公共财产的相应的资料。至于企业家和产业工人，对这些事实则早已从日常生活中摸熟了。世界贸易不断急激的增大，今日已无争论或怀疑的余地，而成为一般人所熟知所承认的事实。可是，国民经济学专家们，如何解释这种事实呢？当然，他们认为那只是纯粹外部的自由联系，即输出一国产品中超过本国需要的所谓“剩余之物”，再输入本国经济上“缺乏之物”。他们认为这样的联系虽然存在，但仍不妨碍提出“国民经济”及“国民经济学”的主张。

　　譬如毕夏教授在详尽地说明了近代“国民经济”是经济形态的历史链条中最高和最后的发展阶段以后，继续说道：

　　“我们还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自国际交通便利（这是起于自由贸易主义时代的事）之后，国民经济时代即告终结，并让位于世界经济时代。固然，今日欧洲国家中，有一些国家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能得到满足，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外国输入大量的食料和嗜好品；同时，那些国家的工业生产又显著地增大到超过了本国人民的需要，不得不把它的剩余产品，输出于外国的消费市场，去找寻销路。但是，由于相互依赖的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并存状态，这种‘国际分工’决不能看作是人类将在世界经济名目下达到和过去各个阶段对立的新的发展阶段的一种标志。因为，一方面，无论怎样的经济阶段，都不能常久在满足需要方面保证绝对的独立性，各个阶段都存在着某些空隙，势必设法加以弥补。他方面，所谓世界经济这个东西，至少到今日为止，还没有显示出它同国民经济现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说这种差别现象在最近将来就会发生，也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1]

　　毕夏教授的年轻同事桑巴特（Sombart）更加大胆，他直率地声称，我们根本就没有进入世界经济，恰恰相反，离世界经济还远得很呢！他说：“我们无宁认为现今各文明民族（就其整个经济而言）并没有因那样庞大的商业关系而相互联结起来。各个国民经济，今日比之百年乃至五十年前，它之被卷入世界市场，不是较多，而是较少。但是……说国际贸易关系对近代国民经济所具有的重要性似乎相对地增大了，这种假定至少是错误的，事实证明恰恰相反。”桑巴特教授相信：“各个国民经济越来越变成完整的小宇宙（即同其他事物脱离的孤立的小世界）。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在一切关系上，都日益凌驾于世界市场之上。”[2]

　　上面那些出色的谬论，惊人地违反了日常经济生活的经验，完全暴露了官方学者先生们顽固地否认世界经济是人类社会新的发展形式之一——这种曲解事实真象的顽固态度，我们必须予以深切的注意，并且要挖出它的内在根源。

　　因为，在“过去的经济阶段”内，譬如尼布甲尼撒王（Nebukadnezar，公元前605－562年古代巴比仑王）时代，人类经济生活上的“某些空隙”，早已由交换弥补了；所以，现代的世界经济并没有证明出什么东西来，我们还是生活在“国民经济”的统治之下。这就是毕夏教授的意见。

　　以研究经济史驰名的学者毕夏，表面上看来，似乎又慧敏又深刻，但是他对历史的理解力却显得特别浅薄。为要迎合一种牵强附会的公式，他毫不怀疑地把数千年来分散的各种文化阶段和经济阶段同国际贸易混为一谈。不错，没有交换，任何社会形态都不能存在，而且也从未存在过。最古的考古学上的遗物，“诺亚洪水以前”人类所居住的简陋洞窟，太古时代最原始的坟墓，所有这些遗迹，都足以证明当时在远隔的地区间，已经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产品交换。交换同人类文化史同样古老，并且从古以来就不断成为文化史的伴侣及其有力的促进者。而我们的教授先生，却在一般的模糊的认识之中，埋没了各种经济形态和文化阶段的时代特殊性。正如在黑夜里很难辨别各种颜色一样，在教授式的浅薄模糊的理论之中，种种千差万别的交换形态也变为完全同一的东西了。常以一种特别编织的舞蹈假面具同其他部落的精巧弓矢相交换的巴西波托苦德族（Botokyd）的原始交换；东方宫廷奢侈品堆积如山的巴比仑华丽的商品货栈；每届新月期出卖东方亚麻布、希腊陶器、腓尼基梯罗斯岛所产的纸、供富有奴隶主使用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奴隶的哥林斯古代市场；供给欧洲封建宫廷及贵族邸宅以奢侈品的威尼斯中世纪的海上贸易；以及不管东洋与西洋、南方与北方，把所有大洋与世界各个角落都编织在一个商品交换网中：由乞丐日用的面包与火柴到富翁的贵重美术品；由最单纯的农产品到最复杂的工具；由作为一切财富源泉的劳动者的双手到战争中使用的杀人武器；每年把这些物品，向各方面大量运送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的“国民经济学”教授的眼光中，都变成同一的东西，都只不过是独立的经济有机体内“某些空隙”的单纯“弥补”而已……

　　五十年以前，修尔泽·封·德律兹曾向德国工人这样说：今日无论何人都得首先生产自己需要的产品，其中，“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可以“同其他生产者的产品交换”。对于这种荒谬见解，我记得拉萨尔曾作如下的批驳：

　　“修尔泽先生！世袭的推事老爷！你对于现代社会劳动的实际组织难道一点都不理解吗？你难道不是毕特菲尔特（Bitterfeld）和德律兹（Delitzsch）出身的吗？你死抱住那种见解，难道打算再活到中世纪去吗？……现代社会劳动的特征，正在于各人都是生产他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这一点你难道没有注意吗？自大工业确立以来，情形就是这样，你不懂得吗？现代劳动的形式及其本质，正在此处，如果不认清这一点，那么，无论是现代经济状态的任何一方面，或者是现代经济现象的任何一点，你都会无法理解，这个事实你难道不清楚吗？

　　倘若照你的次序，那么，乌斯特·基尔斯多夫（Wüste-Giersdorf）的雷诺·莱兴海姆先生（Herr Leonor Reichenheim）就得首先生产他自己所需用的棉纱，然后把他妹妹替他缝制衣袜所剩余的棉纱拿去同他人交换。

　　波尔希格先生（Herr Borsig）就得首先为自己的家庭需要制造机器，其次，才出售其剩余的机器。

　　棺材店老板首先就得仔细考虑自己家族的死亡情况再去做棺材，剩余的葬具才拿去交换，可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多的。

　　某街电信局所有主乌尔夫（Wolff），他首先得拍发自己通信用及娱乐用的电报，等到自己充分满足之后，才将剩余的电报供给交易所的贪商及报馆的编辑，而编辑再将剩余新闻分送给通讯社……。

　　总之，人们首先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其次再出售剩余产品，换言之，在主要从事自然经济这一点上，正是过去的社会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反之，现代社会劳动的特征则是各人都只生产他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换言之，过去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现在则生产交换价值。

　　修尔泽先生！这就是在劳动分工普遍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劳动实现的必然的而且日益流行的形式与方法，难道你不懂得吗？”

　　此外，拉萨尔解释给修尔泽听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正越来越适合于显著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德国、比利时、美国的经济生活。其他国家，则是一步一趋地模仿这些国家。毕特菲尔德出身的进步的世袭推事官固然使当时的工人阶级陷入迷途，但比之当代毕夏和桑巴特那种人之露骨地攻击世界经济概念，却也朴实得多呢！

　　德国大学教授好像一个守时的官吏，总爱在他的管辖区内保持一种秩序。因为爱好秩序，所以他们常常把整个世界整整齐齐放在所谓科学公式的小框子内。正像安排自己的书箱一样，他们也把世界各国分置于两个书架上：一架是制造工业品，拥有“剩余”的国家；另一架是从事农业与畜牧，生产上述国家所缺乏的原料品的国家。国际贸易就是以此为基础而产生出来的。

　　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之一。根据前面的公式来看，它应该同俄国那样的大农业国进行活跃的交易。可是，美国与英国两个大工业国，却是德国贸易上最重要的对手。这种事实又是怎样发生的呢？德国与美国的交易，1913年达24亿马克，与英国的交易达23亿马克，俄国则逐渐退居第三位。特别从输出方面来看，世界第一个工业国英国，恰恰是德国工业上最大的顾客。它每年从德国的输入额达14亿马克，英国独占熬头，远在他国之上。而包括殖民地一起的整个大英帝国，则占有德国总输出额不下五分之一。大学教授们的公式，对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又将如何解释呢？

　　这方面是工业国，那方面是农业国，这就是毕夏教授及大多数他的同事们反复吹嘘的世界经济关系的僵硬公式。十九世纪60年代的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那个时候，它只是输出剩余的农产品，而必需的工业品则不得不仰给于英国。近来德国变成了工业国，成为英国强有力的竞争者。美国也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了德国在60年代及80年代所经历的发展过程。现在的美国恰好正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它和俄国、加拿大、澳洲、罗马尼亚并列为世界最大的产麦国。据最近的统计（特别是1900年度），美国总人口的36%依然从事农业。但同时，美国的工业发展则以无比的速度向前迈进，今也成为英德两国的危险的竞争者了。在这里，我倒要悬赏提出一个问题，请问高贵的经济学教授诸君：美国在毕夏的公式中，应该摆在农业国项下呢？还是摆在工业国项下？俄国正在缓慢地走上相同的发展道路，它从解除了落后国家形态的桎梏那一瞬间起，由于利用它的巨量的人口和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迄今已迅速地摆脱了落后的面貌，也许我们来得及看到，它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业国，一跃而与德、美、英等国并驾齐驱，甚至还会超过它们吧！所以，世界并不是像大学教授头脑中所想像的僵硬骨骼，——它在不断运动着，生活着和变化着。国际贸易似乎所由以发生的工农业的两极对立，它本身就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不断从文明世界圈内被排挤到它的外圈。但是那个时候，文明圈内的贸易又是怎样呢？根据毕夏的理论，它似乎应该日益萎缩。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它在工业国家之间却日益旺盛——真是稀奇古怪的事！

　　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景象，再没有像最近二十五年间那样对我们富有教育意义的了。我们看到，尽管80年代以来欧美所有工业国及大国都拼命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即在各个国民经济之间相互筑起人为的壁垒——但在同一时期，世界贸易的发展，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急剧增长。工业化的增长和世界贸易的扩大，双管齐下到怎样的程度，虽盲者也可以从下列三个主要国家——英国、德国与美国——的实例中看出来：

　　煤与铁是近代工业的灵魂。1885－1910年采煤量的增长情况如下：

　　英国 162（百万吨）－269（百万吨）

　　德国 74（百万吨）－222（百万吨）

　　美国 101（百万吨）－455（百万吨）

　　 同一时期生铁熔铸量的增长情况如下：

　　英国 7.5（百万吨）－10.2（百万吨）

　　德国 3.7（百万吨）－14.8（百万吨）

　　美国 4.1（百万吨）－27.7（百万吨）

　　 同时，1885－1912年对外贸易额（输出入）的增长情况如下：

　　英国 130亿马克－274亿马克

　　德国 62亿马克－213亿马克

　　美国 55亿马克－162亿马克

　　 再从最近世界所有重要国家的对外贸易（输出入）总额来考察：1904年为1,050亿马克，到1912年即增为1,650亿马克，八年间增加了57%，这种经济发展的飞跃速度，实在是史无前例。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好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看来它的生存能力行将枯竭，它的生存期间行将缩短啦！那么，建筑在笨拙步调上的工业与农业国家之间的“某些空隙”的公式，对于这一点又有什么意见呢？

　　近代经济生活中，这样的疑谜还有不少。

　　我们单单考察被交换的商品价值总量，乃至其中一般的分类，还是不够的。必须再细致地观察德国的输出入细表，检查它的每个最重要的贸易商品项目，以作为上述情况的证明。

　　1913年德国输出入的情况如下表

　　 这里有两种情况会立即引起皮相的观察者的注意：第一，同一品种但数额不同的商品，同时出现在输出输入双方项目内。如德国有巨额的机器出卖与外国，同时，每年也有8,000万马克相当数额的机器从外国输入；从德国输出石炭的同时，外国石炭也输入德国；其他如棉织品、毛线、毛货，以及牛皮、毛皮和表中所未列入的许多商品，都同样有此情况。就我们的经济学教授们看来，似乎只要从工业农业赤裸裸对立的观点来考察，那就好像亚拉丁的魔灯一样，可以照明现代世界贸易上的一切秘密。他们不仅不能理解那种奇怪的两重性问题，而且还把它看作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实际情况是怎样呢？德国机器有“超过本国需要的剩余”吗？或者说，有某些“空隙”吗？“国民经济”同时在同一的产品上，为什么常常表现出“剩余”与“某些空隙”呢？对石炭和棉织品该如何解释呢？对牛皮和上千种其他物品又该如何解释呢？我看亚拉丁的魔灯也未必能够解释这些问题。显然，上述事实只有根据下列观点，才能明白作出答案：即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深刻的经济联系，成立了广泛的分歧的劳动分工；结果，同一产品中某种商品是德国为他国生产的，他种商品则是他国为德国生产的。这样的劳动分工，自然使得商品不断移动，并使各个国家都表现为庞大的整体的有机构成的一部分。

　　其次，任何人只要浏览一下上面那个统计表，对于下面的事实一定会感觉奇怪：表中的输出与输入，并不是由本国经济的“空隙”或“剩余”所引起的两种分离的现象，而是在因果联系中相互严密交织起来的一种现象。德国的巨额棉花输入，显然不是决定于本国人民自己的需要，而最可能是想有助于德国大量输出棉织品和衣类。羊毛输入与毛织品输出的相互关系，以及外国生铁的大宗输入与各种铁制品的大宗输出的相互关系等等，其目的也是一样。因此，德国之所以输入，主要是为了输出。德国制造人为的“某些空隙”，其目的是想在以后使之化为同量的“剩余”。由此可见，所谓德国的“小宇宙”，从各方面看来，只不过是庞大整体的一断片或世界工场的一部分而已。

　　虽然如此，我们还得从小宇宙“日益完整”的独立性这方面，进一步予以精密的观察。假定由于某种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德国“国民经济”实际上被其余的世界所割断而孤立开来，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

　　首先，从我们迫切需要的面包谈起吧。德国的农业收获量比美国多一倍，它的农业发展程度也占世界农业国中的第一位，就农业的集约程度来说，仅次于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五十年前，当时它还能以其非常落后的农业成为欧洲的谷仓，以本国的剩余面包养活他国。今日德国的农业收获量虽然增大了，但是还不足以养活本国人口和家畜，约有1/6的食粮非依靠外国供给不可。这种情况无异说明：如果德国的“国民经济”脱离了其余的世界，则将有1/6的人口（即1,100万人）被夺去生活资料，而陷于饥饿状态。

　　德国人民每年要消费22,000万马克的咖啡，6,700万马克的可可，800万马克的茶叶，6,100万马克的米，约1,200万马克的各种香料，13,400万马克的外国烟草。这些产品都是属于人民日常生活用品，没有它们，今日任何穷人也都无法生活下去。上面所列举的产品，由于德国的气候不宜栽培，所以完全没有出产。或者像烟草的栽培，虽然有一点，但为数很少。因此，德国如果长期脱离其余的世界，则与今日的文化相适应的德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势必遭受破坏。

　　次于粮食的是衣服。今日广大人民所穿的衬衫和衣服，几乎都是纯用棉花做成的。富裕绅士阶级的汗衫是用麻织的，衣服是用细丝及精羊毛制成的。然而，棉花与丝德国完全不能生产。其他如用作重要织物原料的黄麻及精制羊毛，则生产很少。特别是羊毛，全世界都为英国所独占。大麻与亚麻，德国也非常缺乏。如果德国长期被排斥于世界之外，剥夺了它对外国原料及销场的要求，那么，所有德国各阶层人民都将无衣可穿。而当前养活140万成年和少年工人与女工的德国纺织工业与衣服生产部门，亦将濒于破产。

　　再进一步考察。近代大工业的骨干是所谓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又是金属矿采掘业。德国每年（1913年）约消费1,700万吨生铁，本国生铁熔铸量也是1,700万吨。粗粗看来，德国“国民经济”对铁的需要，似乎可以自给自足。但是，生铁的熔铸需要铁矿石。本国铁矿石的采掘量只有2,700万吨，约值11,000万马克强；而价值20,000万马克以上的1,200万吨优质铁矿石——没有它德国金属加工业便难以应付过去——就必须从瑞典、法国和西班牙运进来。

　　其他金属的情况也差不多相同。德国的锌，每年消费量22万吨，本国采掘量为27万吨，其中有10万吨输出，此外，还有5万多吨不得不依靠外国锌来补充。但是，必要的锌矿，本国只能采掘一部分，即约50万吨（价值5,000万马克），还有30万吨（价值4,000万马克）优质锌矿石，非从外国输入不可。铅的输入量是94,000吨制成品和123,000吨矿石。最后，德国铜的年消费量是241,000吨，其中约206,000吨是依靠外国输入的。至于锡，则完全依靠外国输入。

　　鉴于上述价值最高的金属的输入状况和德国铁制品及机器在外国的大宗贩卖情况，如果让德国长期跟外国隔离开来，那么，662,000工人从业的金属加工业，以及养活1,130,000男女工人的机器制造业，它们的存在基础将消灭殆尽。金属加工业和机器制造业既然如此，那么，与它有关的原料及工具的一系列工业部门，以及供给两工业部门以原料及辅助材料的工业部门（如采煤工业），最后，为这些工业部门劳动大军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换言之，凡能够牵涉到的许多工业部门，也将同归于尽了。

　　让我们再看一看拥有168,000工人，为全世界生产服务的化学工业吧；让我们看一看拥有450,000工人，没有外国的工艺用材和建筑用材，大部分企业都要关门的木材工业吧！让我们看一看没有外国皮革和外国的巨大销路，势必使117,000工人流浪街头的制革工业吧；让我们看一看那充作货币材料，为现代全部经济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基础，而德国却几乎完全没有开采的贵金属金银吧。这些情况生动地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德国的“国民经济”究竟是什么？换言之，假定德国当真长期跟世界各国隔绝，孤立地经营自己的经济，那么，它的经济生活和与之相应的德国现代文化，将变成怎样呢？我想，结果将是生产部门一个跟着一个陷于破产，众多的无产阶级群众找不到工作，全部人口得不到所必需的食粮、嗜好品和衣服，商业将丧失自己的基础即贵金属货币，整个“国民经济”必然化作一堆废料，变成破碎的废墟！……

　　德国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空隙”，以及悠然自得地漂浮于教授们空虚理论中的“日益完整的小宇宙”，看来就像是这样的怪物！

　　对不起！1914年的世界大战不就是对“国民经济”的巨大考验吗？这次战争不正足以证明毕夏和桑巴特的主张非常正确吗？这次战争对于猜嫉的世界，不正表现了德国那个“小宇宙”靠它稳固的国家组织及卓越的技术水平，不管怎样被其他国家从交通上加以隔断和封闭，还是能够生存下去，而且强大起来，健全起来吗？国民的粮食给养，虽没有外国农业的帮助，不是也能充分维持下去吗？工业机构虽没有外国产品的输入和输出，不是也依然能够活泼地运动起来吗？

　　好啦！让事实来说话吧！

　　首先，战时给养问题：粮食是决不能单靠德国的农业来供给的。几百万成年男子参加军队，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不能不靠外国如比利时、法国北部、波兰一部分和立陶宛来维持生活。可见，德国为了解决国民战时给养问题，就得把本国的“国民经济”范围扩展到全部比利时及法国北部的占领地区，战争第二年又推广到俄国西部。这些地区所供给的各种农产物，显著地弥补了德国因输入断绝而引起的物资缺乏。被占领国由于德国的不断搜刮，其后果之一就是造成土著居民的食粮严重不足现象。那些居民（如比利时人）不得不依赖美国农产品来救济以维持生活。另一个后果是德国的生活资料涨价100%到200%，以及国内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都遭受到可怕的营养不足。

　　其次，工业机构问题：大家都知道，外国原料及其他生产资料的输入，对德国工业具有莫大的意义。但是，在没有这些输入的时候，工业机构如何能够活动呢？又怎样能够发生这样的奇迹呢？问题很简单，而且也并非什么奇迹。道理在于：德国工业之所以能够继续活动，主要是因为必需的外国原料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供应。原料的供应是通过下列三种方式获得的：第一，国内大量贮藏物资的提用。德国的棉花、羊毛、铜等，曾以各种形式贮藏在国内，现在把它从秘密的贮藏所拿出来流通使用；第二，国外贮藏物资的没收。在比利时、法国北部以及波兰一部分和立陶宛，由于军事占领而没收的贮藏物资，可以利用于本国工业；第三，外国产品的不断输入。外国产品可以通过中立国（有的从卢森堡）不断输入德国，虽在战争中也不致中断。如果再进一步注意到，德国银行中所积累的大量外国贵金属贮备，也是全部“战时经济”及其不断运动所必需的前提，那么，即足以表明德国工商业当时完全同其他国家严密孤立起来的说法，以及德国人民的给养可以单纯依靠本国农业来充分供应和战时德国“小宇宙”具有独立自存的性质等说法，均属无稽之谈。

　　最后，工业品的销路问题：德国商品的销路，虽早已在世界各地显著地确立起来，但在战争继续期间，它却被直接满足本国的军事需要所代替了。换言之，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如金属加工业、皮革制造业、化学工业都发生了变化，变成专为军队服务的军需工业。战争的费用是由德国的纳税人来补偿。因此，工业的军事化，就意味着“国民经济”中的大部分产品不是拿到国外去交换，而是供作毁灭性战争的牺牲品了。结果带来的损失，就不得不通过公债制度，在今后几十年间，由未来的德国经济成果去负担。

　　把上面的事实归纳起来，我们便明白：战争期中“小宇宙”的可惊的繁荣，在各方面都表现出那不过是一个试验而已。这个试验仅仅引起如下一个疑问：这个“小宇宙”倒底能够把所有人为的建筑物维持多久，而不至于像海市蜃楼那样容易破灭？

　　现在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倘若我们看一下德国对外贸易数字，我们将发现它的输入额显著地超过了输出额。即前者在1913年为116亿马克，后者为109亿马克。这种输出入关系，并不只是那一年（1913年）如此，而是长期以来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德国有，英国也有：如1913年英国贸易总额中，输入为130亿马克，输出为100亿马克。其他如法国、比利时、荷兰都是一样。这种现象怎样可能呢？毕夏教授自诩的“本国需要的剩余”学说，“某种空隙”学说，能不能解释这种现象呢？

　　如果各种“国民经济”之间的经济相互关系，仅仅止于教授所告诉我们的这一点：即各种“国民经济”，正如远古尼布甲尼撒时代一样，都是相互抛出它自己的暂时的“剩余”产品，换言之，如果单纯的商品交换是在各个“小宇宙”相互分离的天空中所架的唯一桥梁，那么，显然，一国输出本国商品的同时，即可输入同一分量的外国商品。但是，在单纯商品交换之下，货币只是一个单纯的媒介手段，对外国商品的支付，结局还是要用本国的商品去抵销。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的“国民经济”，倒底玩什么把戏，能够长期输入外国商品而超过本国“剩余”产品的输出呢？

　　对这个问题，教授们大概会以嘲笑的口吻反对我们说，这个疑谜是很容易解释的：“输入国只要用现金清算输入对输出的余额，不就完事了么？”对不起！试问一年到头把有去无回的巨额现金投入到无底的对外贸易的深渊中去，这样阔绰的国家，除非自己有丰富的金银矿才行，否则，怎么能够办得到呢？德国也好，法国、比利时、荷兰也好，恐怕都没有这种条件。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出乎意外的奇事：即德国不仅在商品方面输入经常大大超过输出，而且在货币材料方面，也是输入超过输出。例如，1913年德国金银输入额达44,130万马克，输出额只10,280万马克。这种现象长期间都是一样。毕夏教授的“剩余”论、“空隙”论又如何解释这个谜呢？你的魔灯恐怕也无所施其技了！于是，我们开始猜想到世界贸易之谜的背后，各个“国民经济”之间，大概隐藏着一种跟单纯商品交换完全不同的特殊经济关系吧！本国产品给与他国者少，而从他国取得的产品多，这种现象只有对其他国家享有某些经济特权的国家才有可能。换言之，享有与平等交换完全不同的权利才行。这种特权和国与国间的隶属关系，事实上已逐步建立起来了，而大学教授们的理论，对此竟毫无所知！这种隶属关系的最赤裸的形式，就是殖民地对所谓宗主国的关系。大不列颠帝国用各种方式，从它的最大殖民地——印度，每年攫取了十亿马克以上的贡物。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印度商品出超额，每年达到12亿马克。正是这个“剩余”（出超额），构成了英国资本主义对印度殖民地剥削的经济表现。在此种情况下，或者由印度以商品直接送到大不列颠帝国，或者由印度每年向其他国家出售12亿马克商品，以货价所得奉献给英国剥削者，不管采取哪种形式，反正都一样。[3]但是，还有一种不是通过政治奴役方式而建立起来的经济隶属关系。如俄国每年输出的商品，超过输入达10亿马克。这样巨大的货流，每年从俄罗斯帝国流出，是不是因为本国的农产品超过了本国国民经济的需要，大有“剩余”，而引起“泛滥”呢？大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输出重要谷物的俄国农民却经常患营养不足的坏血病，而且往往吃掺杂树皮的面包度日。须知 ，农民这样大量输出谷物，不过是为着帝国的迫切需要，节衣缩食，以承担抵销外债的义务而已。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通过农村改革使国家现代化以来，俄国国家机关的费用大部分是从西欧，特别是从法国的贷款中支付的。为要付给法国的贷款利息，俄国每年不得不拿出大量小麦、木材、亚麻、大麻、牛、家禽类卖给英国、德国和荷兰。因此，俄国的大量出超，不外是表示债务者缴纳给债权者的年贡而已。这种现象，从法国方面看，就是大量入超，这也不过是表示借贷资本所积累的利息而已。可是，这种经济关系的连锁，在俄国特别流行。它从法国借入的资本，几十年来，主要使用于两个目的：国家担保的铁路建设和军备扩张。为得供应这两个部门的需要，俄国从70年代起就在高率保护关税制度的支持下兴起了大工业。从法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借来的资本，培育了年轻的俄国资本主义。而俄国资本主义，在很长的时间内，也还需要技术先进的工业国如英国和德国在输入大量机器及其他生产资料方面予以协助。因此，俄、法、德、英四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开始形成，其中，商品交换本身就并不见得那么重要！

　　但是，经济联系的多样性，并不尽止于此。像土耳其和中国那样的国家，就给大学教授的公式以许多新的疑谜：那些国家同俄国相反，却与德国和法国相似，其输入比输出大得多，多年来输入超过输出达两倍。为什么土耳其和中国这么阔气，能够充分填补本国“国民经济”的“空隙”呢？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并没有偿付相应的“剩余品”的能力。难道这个“半月”之国和“辫发之国”，托庇于西欧列强的基督教邻人之爱，年复一年地，接受他们价值好几亿马克的包括各种有用商品的贵重礼物吗？但是，连小孩也知道，土耳其和中国同样都是在欧洲高利贷的魔爪下负债累累，不得不以大宗贡税作为利息，支付给英、德、法等国银行。现在，如果根据俄国的例子来看，那么，土耳其和中国为得要向慈善家支付利息，照理应该让本国产品出超才行。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所谓“国民经济”，跟俄国根本不同。固然，它们从外国借来的钱，跟俄国一样，主要仍然是用之于敷设铁道、建筑港口和扩张军备；可是，土耳其直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工业，想一下子使之从原始的土地耕耘方法和十一税制的中世纪自然经济状态转变为工业发展的国家，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大体相同，不过形式稍异而已。因此，它们不仅对人民需要的工业制品，甚至交通设备、海陆军装备上一切必要的材料，都不得不照样从西欧国家输入；而且又不得不在各方面依靠欧洲企业家、技术家及专门家在当地进行建设。此外，借款也大部分是以供给这些东西为条件的。譬如中国，要想从德国、奥国的银行获得借款，就必需向施科达制造厂及克虏伯工厂定购一定额的军需品。其他的借款，也是以预先给予他们敷设铁路的承租权为条件。因此，欧洲资本大都一开始就采取商品形式（军需品）或机器钢铁等实物形式，作为工业资本，投放于土耳其和中国。这些实物投资，并不是为着交换，而是为着攫取利润，这种资本利息和其他利润收入都是在欧洲的金融统治下，被欧洲资本家利用租税制度的压力从这两个国家的农民身上掠夺来的。这样，在土耳其或中国的大量入超与相应的欧洲的大量输出之简单数字背后，就隐藏着一种富裕的大资本主义的西欧与被西欧剥削的贫苦而落后的东亚之间的特殊关系。前者一方面供给后者以现代的大规模的运输设备和军事装备，另一方面它又给古老的农民“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

　　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美国与俄国相同，输出显著地超过输入（前者在1913年达102亿马克，后者只74亿马克），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则与俄国不同。美国固然也是吸收了巨额的欧洲资本：早自十九世纪初以来，伦敦交易所就曾经吸收了美国大量的公债证券及股票。对美国企业及证券的投机活动，直到60年代为止，常常是预测英国大规模工业危机和商业危机将近爆发的精确的寒暑表。近来，英国资本继续流入美国，并未停止。这些资本一部分是当作城市及私营公司的贷款而向美国投放的，但大多数场合，则是贷作工业资本之用：其方法或者是在伦敦交易所购买美国铁路股票及工业股票；或者是英国工业卡特尔为避免高率关税壁垒而在美国设立自己的分公司；或者为避免世界市场的竞争而收买地方企业的股票。而今日美国已经拥有自己的显著发展和急速成长的大工业，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货币资本不断从欧洲流入，一方面在于大工业本身已能将自己的工业资本——机器与煤炭，输往加拿大、墨西哥及其他中南美诸国，而且输出额不断增大。因此，美国一方面把大量原料如棉花、铜、小麦、木材、石油等输出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则把工业品输出于刚刚开始进行工业化的年轻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美国出超的巨大优势就反映出从输入外国资本的农业国转变为输出本国资本的工业国之特殊的过渡阶段。同时，美国也就起了老牌资本主义的欧洲与年轻后进的美洲大陆之间的直接环节的作用。

　　如果注意到从老工业国向新工业国的大量资本输出，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从新工业国每年以贡物形式支付给老工业国资本利息的逆输出的全部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三个有力的主流：根据1906年的估计，英国当时在本国殖民地及外国投下了540亿马克的资本，每年有28亿马克的收入；法国的对外投资，在同一年中，也有320亿马克，每年收入约13亿马克；最后，德国在十年以前，已经有260亿马克的对外投资，每年约有124,000万马克的收入，近来，投资与收入都急速增加。而那些大主流中，最后又分成许多细小的支流。像美国资本主义向美洲大陆扩张一样，俄国（这个国家虽然还是全部靠法国的资本和英国德国的工业所养活）也把它的借贷资本及工业产品输出于本国的亚洲后方，如中国、波斯及中亚，并且还参与了中国及其他国家的铁道建设。

　　于是，我们就从国际贸易那种枯燥无味的象形文字背后，发现了一个同单纯的商品交换——这只有在大学教授的智慧中才存在——毫无关系的复杂的经济连锁网。

　　我们又发现了博学的毕夏先生为解释整个国际贸易的产生而把所有国家区分为工业国和农业国的这种笨拙的办法，不外是大学教授公式主义的粗糙的产物罢了。香料、棉织物与机器同样是工业品，而法国之输出香料，不外是表示它是为全世界一小撮最富裕的资产阶级生产奢侈品的国家；日本之输出棉织品，亦不过证明日本是为着同欧洲国家竞争起见，破坏亚洲各国的农民及家庭手工业的古老生产方式，而以发展商业去代替它；英、德、美各国的输出机器，亦不过说明这三个国家企图把大工业移植于世界各地而已。

　　因此，我们便明白，在尼布甲尼撒王时代、古代和中世纪任何历史时期为人所不知道的当今不断输出与输入的“商品”，原来就是资本。它并不是用作填补外国“国民经济”的“某种空隙”，而是制造“空隙”，在古老的“国民经济”的墙壁中挖一道裂缝，钻进去，好像一包炸药，早晚会把这样的“国民经济”化为废墟。与称之为资本的“商品”的出现同时，还有一些更奇妙的“商品”，从几个古老的国家中向全世界推销出去，那就是：现代交通工具和毁灭整个土著民族的手段、货币经济和农民的负债、富裕和贫困、无产阶级和剥削、生活的无保障和经济危机、无政府状态和革命。欧洲各国的“国民经济”正在张开魔手，想把地球上一切国家和民族都绞死在资本家剥削的巨网中。

第四节　国民经济还是世界经济（续）

　　前面已列举了种种事实，毕夏教授还能不相信世界经济的存在吗？不相信！因为，他细心观察了世界各地的情况后，什么也没有发现出来，于是就这样说：失望得很！我始终没有看到什么同国民经济有“本质差别”的“特殊现象”，“这样的特殊现象最近的将来能不能发现，也是值得怀疑的。”

　　现在让我们暂时把所有的贸易和贸易统计摆在一边，只直接着眼于实际生活和现代经济关系的历史，从五光十色的伟大景像中，取出一小断片来考察一下吧！

　　1768年在英国诺廷汉出现了由阿克莱特制成的第一部纺纱机，1785年卡脱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这事的直接后果就是英国手工织布业的消灭和机器织布业的迅速扩大。到十九世纪初期，估计英国大约有100万手织工人，现在这些人都逐渐转业。到1860年联合王国只存在着几千个手织工人了。但在另一方面，当时从事棉织工业的工厂工人则数达50万以上。1863年首相格拉德斯吞在议会上说：“财富与权力的疯狂增长，其好处都是落在英国资产阶级手中”，而工人阶级却没有份！

　　英国棉织工业的原料是从北美买进来的。随着兰开夏地区工厂的增加，引起了美国南部大量种植棉花。它们从非洲输入黑奴这种廉价劳动力，迫使他们在棉花种植场上从事致命的劳动。其他如砂粮、谷物、烟草的栽培，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因此，非洲的奴隶贸易异常活跃。在“黑色大陆”腹地，大批的黑人部落居民都被酋长出卖为奴隶，越过千山万水转运至美国出售。于是，开始了一个真正的黑色“民族”大移动。据十八世纪末1790年的统计，美国那年拥有黑奴697,000个，到1861年则达4,000,000个。

　　美国南部奴隶买卖和奴隶劳动的大肆扩张，在北部诸州引起了一个反对这种非人道的暴行的十字军。1825－1860年英国资本的大量输入，使美国北部的铁路敷设及民族工业趋于活跃。随之而来的是资产阶级也热衷于现代的剥削方式和对工人进行资本主义的奴役。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南部种植园主七年之内就把自己的黑奴压榨致死，这使得北方的虔诚的清教徒更加愤慨。他们认为在北部诸州的气候条件下，决不可能建立起像南部那样的“乐园”。结果，由于北部诸州的支持，1861年全美国都以各种形式的法律废除了奴隶制度。痛心的南部种植园主，对于这种打击进行了公开的反叛，宣布南部诸州脱离合众国。这样一来，内乱就爆发了（1861年4月的美国南北战争）。

　　这次内战的直接后果是南部诸州的荒废和经济的破产。生产与商业衰落了，棉花输出停顿了。英国工业的原料丧失殆尽，引起了1863年的严重危机——“棉花饥荒”。兰开夏地方有25万工人全部失业，有166,000工人部分就业，全部就业的人数只有12万人，但是他们的工资降低了10－20%。这个地区的居民为穷困所迫，曾有五万个工人向议会提出请愿书，要求政府发给补助金，以便他们携眷出国。而当时正开始经历资本主义上升期，因而对必需劳动力感到不足的澳大利亚诸州，鉴于土著居民在欧洲移民压榨下几乎消灭殆尽，当即声明愿意接受英国的失业工人。可是，英国工厂主因为期待着将来工业高涨时有可能再来使用那些劳动力，所以强烈反对把这些“活机器”移往澳洲。这样一来，工人所提出的移住要求，被拒绝了，危机的威胁使他们不得不备尝辛苦。

　　英国的工业丧失了美国的供给源泉，便另觅新的原料供给地。它的视线转到印度。于是棉花种植场像热病一样，就在此地疯狂地扩展开来。数千年来供给居民粮食，作为居民生活手段的农业，被迫在广泛的范围内，屈从于投机者营利欲望的压力之下。由于谷物播种面积的缩小，不到几年便发生了物价暴腾与饥荒迭起的惨象。1866年仅在孟加拉北部一块名叫阿利沙（Orissa）的小地方，就有100万以上的居民饿死。

　　英国又在埃及进行了第二次试验。埃及总督伊思麦·柏沙（Ismael Pasch）利用美国南北战争的好机会，迅速建立起棉花种植场，使得这个国家的农业所有制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农民份地开始被掠夺，宣布为王室所有，并变为大规模的种植园。成千的徭役农民被驱逐到种植场去，替总督筑堤、挖运河和开荒地。同时，总督为要用借款向英国购入最新式的蒸汽犁和扎棉机，不得不逐渐对英法银行资本家负下巨额债务。可是，南北战争媾和之后，美棉价格数日之间便跌落了3/4，因此，这种大规模的投机事业只不过继续了一年便宣告破产。对埃及来说，它在这个棉花冒险时代所获得的后果，不外是加速了农业经济的衰落和财政的破产，从而结局又加速了英国军队占领埃及。

　　这个时期，棉织工业获得了新的地盘。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断了俄国大麻与亚麻的输出。这一情况，导致了西欧麻布制造业的严重危机。这时，棉织品便逐步夺去麻织品的地位。棉织工业就在牺牲麻织工业的条件下日益成长起来。同时，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旧制度崩溃以来，政治上也发生了变革：如农奴制度的废除、自由主义的改革、自由贸易的实施，以及铁路建设的开展。因此，在大俄罗斯帝国内部，就为工业品的销路开辟了广阔的新市场。英国的棉纺织业第一个踏进了俄国市场。经过60年代几次血腥战争之后，中国的门户也给英国贸易打开了。英国统治了世界市场，而棉织工业的产品又占其输出贸易中的一半。60到70年代中，是英国资本家生意最兴隆的时代，同时，也是英国资本家依靠对工人作了一些小让步，因而确保了“劳动人手”和“工业和平”的时代。当时，以纺织工人为首的英国工联组织（trade union）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同时也是宪章运动的革命传统和英国无产阶级中的欧文思想最后被消灭，无产阶级僵化于保守的工联主义的时代。

　　但是，情况很快起了变化。在英国输出棉织品的欧洲大陆上，到处相继兴起了民族棉纺织工业。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手工业工人的饥饿暴动，便是三月革命的第一个先兆。在英国自己的殖民地上，也兴起了土著的民族工业。孟买的棉纺织工厂，不久就成了英国工业的劲敌，并给80年代英国独占世界市场的局面以沉重的打击。

　　最后，俄国由于60年代本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开辟了大工业和保护关税的新纪元。为避免高率关税壁垒计，所有工厂和工厂职工都从萨克森（Саксония）和弗克托兰（Фогтланд）迁移到俄领波兰去。在那里，新的工厂中心，如罗兹（Лодзь）和兹格施（Згерж），就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式的速度形成起来。

　　80年代初，棉纺织工业地区莫斯科－乌拉基米尔的工人骚动，迫使沙皇政府制定了最早的劳动保护法。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厂六万工人掀起了俄国最大的一次罢工高潮。九年后的1905年7月，在棉纺织工业第三个中心地罗兹，约有十万工人，以德国工人为首，建立了伟大的俄国革命的第一个堡垒。

　　上面的简单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一个现代产业部门的一百四十年历史。这一部历史，包括了世界五大洲，牺牲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个地方爆发了危机，那个地方又遭受了饥馑；忽然燃烧着战火，忽然又掀起了革命；途上到处留下了财富的金山和贫穷的深渊——这就是染遍了血汗的人类劳动的巨流。

　　关于这种生命的颤动，关于这些震撼了诸民族内心深处的巨大影响，在干燥无味的国际贸易统计数字中，却一点暗示都找不出来。自从现代工业在英国出现以来，一百五十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终于在全人类的苦痛和痉挛之下初步形成了。它逐步从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扩大着统治。这种世界经济，凭其电气与蒸汽、火与剑的威力，侵入到地球上遥远的角落，打破所有的铜墙铁壁，并以世界危机和普遍周期性的灾难的纪元，来祝福现代人类在经济上的休戚与共。意大利的工人被祖国的资本所驱逐，从贫苦的国内移住到阿根廷和加拿大，但在那些地方，却又碰着了从英美输入的资本的新束缚；而德国的工人，则宁愿留在国内糊口度日，至于是死是活，那就任凭整个世界生产和贸易的行程来支配了。他们是否能够找到工作，工资是否能够养活一家老小，每周到底有几天被迫停工，或者不分昼夜被迫额外做工——所有这些都要依赖美国棉花的收获、俄国小麦的收成、非洲新金矿或金刚石矿的发现、巴西的革命骚动、五大洲的关税斗争、外交纠纷及战争等情况如何而定。这种使各个民族和国家结合为一大整体的日益增长着的经济基础，同力图用国际界标、关税壁垒和军国主义人为地把各民族分裂为许多陌生的敌对集团的国家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深刻矛盾，再没有像今日那样使人惊奇不置，也再没有像它对整个社会生活方式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然而，就毕夏、桑巴特及其伙伴们看来，这些现象都是不存在的。他们仅认为只有“日益完整的小宇宙”才存在。他们完全否认那与国民经济有着“本质不同”的“特殊现象”。这不是一个难解的谜吗？对于这些像闪电一般光耀夺目、闪灼于观察者眼前的真实现象，官方学者们竟是那样熟视无睹，难道这些现象还可以在国民经济学以外什么知识领域中发现出来吗？如果自然科学界中有一位素负盛名的学者，今日还公然主张地球不是绕日而行，而是太阳伴着其他行星围绕地球旋转；如果这位学者硬不承认在“本质上”还有什么跟自己的观点相矛盾的“现象”，那么，这样的学者一定会招惹社会有识人士的讪笑，从而还有可能会引起他的近亲忧虑，强迫他接受精神状态的检查吧！可是，在四百年前，这种见解不仅不受处罚地普遍流行，而且，如果有人敢于公开反对，却有被处火刑的危险。因为，当时维护地球是星辰运行的宇宙中心那样的谬论，对天主教会有着重大的利益。反对地球支配宇宙说，乃是意味着反对教会的精神统治，反对什一税制度。所以，在当时占居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中，这种谬论实为不容自然科学来触犯的微妙之处。而在自然科学上故弄玄虚，也就成为奴役人民所不可缺乏的工具了。今日，在资本统治之下，社会制度的微妙之处已不是对天空中地球救世主的信仰，而是对大地上资产阶级国家救世主的信仰了。因为，沉重的灾难已经登上了世界经济的巨大浪潮；因为，大风暴已经准备要扫荡资产阶级国家的“小宇宙”，所以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卫士”，就不得不赶忙跑到他们所谓“民族国家”的堡垒前面，企图拼命死守这个据点。因此，现代国民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或真正实质，不外就是追求资产阶级利益的科学骗局罢了！

第五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之发现

　　有些人把国民经济学简单地规定为“研究人类经济关系的科学”。下这样的定义的人相信将问题概括得含混一些，把“人类”经济一般化，就可以在世界经济中避免“国民经济”的阻碍作用。但是，这样含混的概括，不仅不能使问题明确化，反而使它愈加复杂。因此，便不免产生如下的疑问：这种关于“人类”经济关系、从而不问时间与条件的一切人类经济关系的特殊科学，是否有必要？为什么必要？

　　我们试举一个简明易懂的人类经济关系的例子来考察一下：首先，我们假定现代世界经济还不存在，商品交换仅仅在城市中开始发展，而农村的大庄园及小农经济还受自然经济、即为本身需要而生产的经济所统治。譬如拿十九世界50年代杜加·斯图亚特（Dugald Stewart）所描写的苏格兰的例子来说吧。

　　“苏格兰高地有若干处，不多年前，依统计报告所示，还是每一个农民，用亲自鞣造的皮，亲自制造皮鞋。还有许多牧羊者和小屋农民，他们和妻子到教堂去时所穿的衣服，在制造上，只曾经过他们自己的手，因为制造衣服的材料是羊身上剪下来的，是麻田内栽种起来的。并且，制造此等物品时所用的东西，除鞋针、缝针、顶针、护指及铁制的织机装置外，几乎没有一件是买来的。染料也主要是由妇女在草木等等上面采取的”[4]。

　　再拿近一点的，即十九世纪70年代末的俄国例子来看，在那里，农民经济大多数是这样进行的：

　　“斯摩棱斯克县乌雅兹玛地方的农民们，从他们耕种的土地上取得自己的衣食和生活上必需的一切物品，如面包、马铃薯、牛乳、肉、鸡蛋、麻布、布匹、羊皮，以及制寒衣的羊毛……而用钱购买的东西，只有长靴、若干零细的装饰品如皮带、头巾、手帕等，以及若干必要家具如陶器、木器、火耙、锅子等”[5]。

　　时至今日，这样的农家还存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塞尔维亚和达尔马迪亚。倘若有人向苏格兰高地、俄罗斯、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等地实行自然经济的农民，提出大学教授的国民经济学流行问题，如“经济目的”、“财富的发生和分配”等，那么，这些农民一定会大感惊奇，并且叫道：你是问我和我的家庭为什么缘故，有什么目的而去劳动吗？或者照学者们的口吻说，由于什么“动机”而使得我们从事“经济活动”吗？问题很简单，我们要想活下去。俗语说得好，炙鸠总不会自动飞到我们口中来，所以不劳动就得饿死。因此，我们劳动，只是为了要生活下去，吃饱肚子，穿点稍微像样的整洁衣服，住间足蔽风雨的房子而已。至于问我们生产些什么东西，朝着“什么方向”去劳动？那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所生产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和每个农家生活所必要的东西。我们种植小麦、稞麦、燕麦、大麦、马铃薯；饲养牛、羊、鸡、鸭；冬天纺纱，是女人的工作；男子则用斧、锯、锤子来制造家庭日用品。这些工作，随你说是“农业”也好，或者“工业”也好，反正我们总得经营一些家里和田里的活儿。我们怎样来“分派”这些劳动吗？这仍然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当然哪！男子做需要男子气力的工作，女子管理家务，照顾牛及小鸡房，小孩子则随便帮帮忙。你以为我应该让女子去采樵，男子去挤牛乳吗？（此处要附带说明一下：这个善良的农夫并不知道有许多原始部落，譬如巴西的印第安人，在森林里拾集柴木、挖掘根果、采摘果实等，都是女子的工作。另一方面，像非洲与亚洲的牧民，男子不仅管理家务，而且也挤乳。再如在现在的达尔马迪亚，还可看到女子背负重物，傍边有一个强壮的男子很愉快地身骑骡马，口含烟斗，相伴而行的情形。这就是说，此种“劳动分工”，在他们看来，并不奇怪，正如我们的农民男子伐木，女子挤乳一样，自然得很。）其次，你问我什么是财富吗？这是我们农村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事。堆满粮食的谷仓，成群的牛羊，大批的小鸡房，这都是农民的财富。到复活节的时候，面粉不够吃了；落雨的时候，屋顶漏雨了，这种情况，以贫苦农民居多。“我的财富增长”依靠什么呢？究竟什么才成问题呢？如果我有大量良田美地，那固然算是更富了；但一到夏天，天不作美，可怕的冰雹落下来，那么，二十四小时之内，农村中不管哪一家，都要同样遭殃！

　　我们让农民们耐心地答复了经济学上的许多问题。但是，不管怎样，我们确信，如果为了进行科学调查，要大学教授拿着纸笔到苏格兰高地和波斯尼亚的农家去提这些问题，恐怕问不到一半定会被赶走吧！事实上，这种性质的农民经济现象，是非常简单明了的，用国民经济学的解剖刀去分析它，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小题大做。

　　可能有人这样反对我们，说我们专门选择一些不幸的例子，即选择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的例子，而小农经济又由于规模狭小和资料贫乏显得非常单纯。既然如此，就另找一个例子吧！我们现在抛开那被世人所遗忘的，在穷乡僻壤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小农家，转移视线来考察一下查理大帝国的经济状况吧。

　　九世纪初，查理大帝（Karls des Großen）使德意志帝国变成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为扩大并加强自己的势力起见，他出征五十三次，大大扩展了帝国的版图。除今日的德意志外，还将法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北部、荷兰、比利时置于帝国统治之下。他对自己的领地及庄园经济情况，极感兴趣，并亲自编纂了有关庄园经济管理原则七十条的特别法典，这就是有名的“庄园法典（Capitulare de villis）。这部法典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它幸而被保藏于档案库的尘土里，总算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资料。这个法典之值得特别注意，有两个理由：第一，查理大帝的大多数庄园后来都成为强大的帝国城市。譬如亚亨（Aachen）、哥隆（Köln）、慕尼黑（München）、巴塞尔（Basel）、施特拉兹堡（Strassburg）及其他大城市，以前都是查理大帝的庄园；第二，查理大帝所实施的经济制度，乃是早期中世纪所有贵族大领地和寺院大领地的模型。查理大帝的庄园把古代罗马的传统及其贵族庄园的非常讲究的生活方式移植到年轻的日尔曼武士贵族的粗野环境中。他对于葡萄种植、园艺经营、果树栽培、蔬菜种植和养蚕等的指示，都可算是文化史上的大事件。

　　再深入考察一下法典罢。大帝首先要求人民对他要忠诚奉仕。他对皇领臣民关心照顾，以免陷于贫困，不使他们的工作过于劳累，夜间劳动则给以相当的报酬。臣民方面，也应该好好地注意葡萄的栽培，把榨出的葡萄汁，好好地装入罐内，以防腐坏。如有人玩乎职守，则必须在“背上或其他地方”施以肉刑。大帝更设如下的规定：臣民必须在皇室领地上饲养蜜蜂和家鹅，照顾家禽的繁殖；牝牛的传种、牝马和羊等家畜的繁殖，亦应予以最大的注意。

　　大帝又规定：必须有成效地经营山林，不许砍伐树木，以使鹞鹰栖息；必须经常准备肥鸡与小鸡，听候供用；农场未消费的鸡蛋，应该在市场上出售；我们每一个庄园宜常准备优良的羽毛被褥、铜器、铅器、铁器、木器、锁、锅、斧、锥等，毋须向他人借用。此外，庄园的收入必须精密计算，并将蔬菜、牛酪、干酪、蜂蜜、油、醋、甜菜，照法典的条文所载，还有“其他零星物品”的产量报告大帝。法典又指出，任一皇室领地都应该拥有充分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种手工艺人员，他也举出了各种手工业种类。大帝更规定以耶稣诞祭为他计算全年财富总额的时期。无论哪一地方的小农夫，都没有大帝那样对农庄的牛与蛋调查得那么细心。法典第62条又记载着：“我们认为最紧要的是了解我们究竟有些什么财产和有多少财产。”这里又列举出：牡牛、水车、木材、船只、葡萄树、蔬菜、羊毛、葛麻、大麻、果实、蜂蜜、鱼类、皮革、蜜蜡、蜜糖、陈酒、新酒及其它皇帝赏赐家臣的物品。大帝赏赐物品，慰劳宠臣时，并附有动人的勉辞：

　　“我希望你们不要把这看作苦事，你们各人都是各个皇领的主人，可以照你们的意思征收贡物。”他又严密规定包装及运送葡萄酒的方法，看来这是大帝特别保护的对象：“葡萄酒应当装在坚牢的铁箍桶里，决不可用皮囊装；麦粉应当装在有盖马车上用皮革包紧运送，以免渡河时损坏；羯羊与山羊角和每年剥掉的狼皮，亦须精密计算，向上报告；五月间应该加紧捕杀小狼，不可因循”。最后，大帝在法典的最末条文上又列举了每一皇庄所栽培的花卉草木，如蔷薇、百合、迷迭香、胡瓜、大葱、萝卜、茴香等，都应一一报告。于是，这个有名的法典，最后即以列举不同品种的苹果而告终。

　　上面所说的乃是中世纪（九世纪）最强大最富庶的君主国皇室经济的基本情况，但是，对于这种经济的本身及其管理方法，不能不令人惊奇地联想起以前我们所观察的小农经济，这一点我想大家都会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假若对皇室主人提出前述那样的财富本质、生产目的、劳动分工等国民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时，那位主人一定会以皇帝的手势指点着堆积如山的谷物、羊毛和大麻，指点着葡萄酒、油和醋，指点着养满牛羊的牛栏、羊棚等给我们看。因为，这个时候，原因与结果，劳动与其成果，一切相互关系，既已了如指掌，而国民经济学还要在这种经济中去研究并阐明它的秘密“规律”，我们对此当然也同样不能理解。

　　读者们这时候可能又会指摘我们举例的方法不对头吧！因为，显然，从查理大帝的法典中我们只能看出法典的中心内容乃是大帝皇庄的私人经济关系，而不是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经济关系。但是，如果有人想把这两种经济概念对立起来，那么，一谈到中世纪的事，他就必然会犯历史的错误。这个法典，看起来固然是关于查理大帝的庄园和领地经济的管理法令，但他是以统治者的身份而不是以私人的身份出现的。更正确地说，皇帝就是庄园领地的大地主。可是，中世纪所有的贵族大地主，特别是在查理大帝以后的时代，他们大概都同样是小规模的皇帝。换言之，他们都是利用自由的贵族地主的权力，成为自己领地内一切居民的立法者、征税者和审判者。从前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查理的各项经济规定，事实上，乃是政府的法令，这可由其规定的形式中得到证明。这些规定构成了查理大帝65条法律或“法令”之一。这个法令是由皇帝编纂的，并由皇帝每年召开的帝国会议公布的。关于红萝卜及铁箍葡萄酒桶的规定，正如“僧正令”（Capitula Episcoporum）之对僧侣的告诫一样，也具有同一绝对权力，而且以同一文体写成的。在“僧正令”中，查理大帝用坚决的口气告诫主人的奴仆不得私逃，不得吵架，不得酗酒，不得冶游，勿私藏妇女，勿高价出售圣典。我们从中世纪多少地方可以看出，凡属农业经济，没有不以上述查理大帝的经济管理方式为其典型或模范的，不论贵族大地主，或者我们所碰到的简单的农民经济（孤立的农民家庭经济）或者公社经济（马克），都是一样。

　　前面所举的两个例子的显著特点是：即不论在哪一个场合，人类生活的基本欲望，都是以一定的方式，直接影响到劳动上，而且其劳动成果，也非常精密地符合于人类的基本目的与要求。因此，尽管经济关系的规模有大有小，但都能获得异常简单和明确的性质。农村的小农和庄园的大君侯，都能够完全精确地知道他们自己的生产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也用不着什么特别敏锐的观察力，就可知道两者都是想满足衣食住的人类自然的欲望，以及某种舒适的生活。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农民大多数是睡在稻草褥子上，而大地主则睡在柔软的毛毯上；前者饮的是麦酒和糖水，有时甚至喝冷水；后者则是大排宴席，饮上等葡萄酒而已。总之，两者的区别只不过是财富的质与量，而经济基础及其任务——直接满足人类欲望——则仍属相同。从而，由这种自然任务所产生的劳动，自然完全与其成果相适合。但在劳动过程中，仍有区别存在：即农夫是与其家庭成员共同参加劳动，他们从自己的劳动成果中所能取得的分量，只是在公社分给自己的份地上所能产出的分量，更确切地说——因为此处所指的是中世纪劳役租制农民——他们只能取得除开缴纳地主和教会的代役租和劳役之后所留下的一点剩余。皇帝或其他贵族地主，都是自己不劳动，而役使其家臣和徭役农民去劳动的。然而，不管农民与其家属共同为自己劳动也好，或者所有农民都在村长和庄司的指挥下，为地主劳动也好，其劳动成果，不外就是广义上的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罢了，换言之，即满足欲望上所必需的，或大体必需的一定分量。对这样性质的经济，任你从四面八方翻看，也无法在其中找出什么必须依靠特殊科学进行深刻研究才能得到解释的奥义。在中世纪，就连愚蠢的农民，也能正确理解他们的“财富”，说得确切些应该是他们的贫困，是从何而来的（地主的地产和农民的土地时常遭受的自然灾害除外），他们也充分知道农民贫困的原因是基于两个极其简明的事实：第一，地主利用徭役和代役租，对农民进行了无限制的剥削；第二，地主对农民公社土地如林地、牧场和河川等从事了盗窃活动。对于这些情况，农民就在农民战争中向全世界振臂高呼，放火烧毁那些吸血鬼的房产，以表示他们的愤怒。现在仍需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是：这种经济关系的历史原因和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全欧洲过去自由的农民土地，如何转化为有纳租和纳税义务的贵族地主的私有土地；以前的自由农民阶层如何陷于隶属状态，如何转化为负担劳役义务，其后又如何转化为农奴。

　　当我们转眼到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任何现象时，事情又不同了。试举一个最显著的最突出的现象——商业危机来看吧：我们早已不止一次地亲身经历过大的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恩格斯所典型地描述过的危机过程，根据我们自身的经历，应该是很熟习的。他说：

　　“商业停顿了，市场挤满了大批找不到销路的货物，现金遁迹，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因为生产了太多的生活资料，反而丧失了任何生活资料，破产和拍卖纷纷不绝。停滞状态继续了好几年，大批生产力和生产品被浪费和破坏，直至最后，堆积如山的货物以或多或少的低价卖了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这个运动，逐渐加速，慢慢转成快步，这工业的快步转成跑步，这跑步又让位于疯狂的奔驰，包括工业、商业、信用、投机在一起的跳栏赛跑，直至在几次的绝望的跳跃之后，重新陷入危机的泥坑之中。”[6]如所周知，这样的商业危机，乃是任何现代国家的灾难，它作为预示危机迫近的标志，极富特色。经过几年工业高涨和事业胜利的行程之后，才开始在报纸上散见一些模糊的隐语，在交易所传出一些迅速破产的消息；继之，报纸上的隐语更加明确起来，交易所愈感不安，国立银行贴现率迅速提高，信用紧缩，破产停业的消息终于像骤雨般骇人听闻。当危机全面爆发时，势必引起谁人应该负责的争论。工业家把责任归咎于银行拒绝信贷的刻薄行为及股票商的投机狂热，股票商人又怨恨工业家，工业家又归咎于国内货币的不足。最后，企业如果再开始活跃起来，那么，交易所和报纸就如释重负，首先表示市况恢复的第一个预兆来了，接着不久，希望、安定和信念也树立起来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被危机打击的人和社会有关人士都把危机看作超乎人类意志和预测的不可见的自然力量，对人类命运的一种打击；它和暴风雨、地震、洪水同样是上帝对人类的考验：工商界报纸上有关危机的论文中，经常爱用什么“到现在为止，商业界的好景仍被暗云掩盖”的语调。当银行贴现率提高时，报纸消息又附上“暴风雨的前兆来临”的标题。我们还可以读到“其后，暴风雨过去了，地平线上出现了晴空”那样的记事。总之，这些表达方式，一方面说明了实业界的文贩们之索然寡味，同时，也典型地反映了危机的不可思议的作用，换言之，典型地表现出所谓自然规律的作用。现代社会以恐惧的心情注视着危机的迫近，慑伏于危机的有力打击之下，等待最后的考验。初则畏缩，继而怀疑，终于慢慢恢复信心，抬起头来。这种情况，跟中世纪人民静待饥荒和疫病的来临，其心情大致相同。这种情况，也跟今日的农民忍受冰雹的威胁，在残酷的考验下，表示出软弱无力和惊慌失措一样。饥馑和疫病，虽说首先是荒年和病菌流行的自然现象的直接后果，但归根到底还是一种社会现象。自然的威胁乃是物理的自发现象，至少在今日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水平之下，任何人总没有呼风唤雨或防止威胁的能力；但是，现代社会的危机又怎样呢？如所周知，危机是由商品生产过剩，无法找到销路，结果，工业和商业相继停顿所引起的。然而，商品的生产，商品的贩卖，商业和工业等现象，都是纯粹的人类社会关系。须知，生产商品的是人类本身，贩卖商品的也是人类本身，商业是由人来经营的。因此，在现代危机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决不能找到离开人类行为以外的任何因素存在。由此可知，引起周期经济危机的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社会本身。同时，我们也知道，危机是对人类社会的真正惩罚，人们用恐怖对待它，用绝望忍受它，但从来没有什么人想望它，号召它。除开那些企图利用危机的机会来牺牲别人，想一下子大发横财的“腰缠万贯”的股票商豺狼们——但同时他们也许会上当呢——以外，危机对所有人来说，毕竟是一种危险或破坏的预兆。虽然什么人都讨厌它，可是它偏偏要来。人们一方面用自己的双手制造危机，一方面又盼望世界上没有危机！在这里，就有一个经济生活的真正疑谜摆在我们面前，任何参与其事的人都无法加以解释。中世纪的农民，在自己一小块土地上进行生产，一部分生产地主所需要的东西，一部分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如谷物、家畜以及全家的生活资料；中世纪的大地主，也不得不生产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如谷物、家畜、美酒、新衣，以及全家的生活资料和奢侈用品。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却产生了一种什么人都不想要又不必要的东西——经济危机。换言之，近代社会经常生产一些不能消费的生活资料，而在堆满了卖不出去的商品的大仓库旁边却存在着周期饥饿的苦恼。需要与满足，劳动的消耗及其成果，早已不能相互适应了，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猜测不透的疑谜。

　　再举一个大家熟知的，所有各国工人都懂得的例子——失业。

　　失业与危机不同，它并不是经常袭击社会的灾难，而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现代经济生活的永久伴侣。在失业者统计表上，记载着拥有最好的组织、领取最优厚的工资的那一类工人，他们每年、每月、每周不断补充着失业者的人数。这个失业数字，虽然很难确定，但决不会完全落空。现代社会，在失业现象——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最大苦难——的面前，显得那么无力，以致每当这种灾难达到广阔的范围时，立法机关不得不严加注意。一般的处理方法是，提出议案，经过繁琐的讨论后，通过决议进行调查现存失业人数。但是，象洪水汹涌的时候测量水流深浅一样，调查失业人数事实上也不过是限于决定当时的灾祸程度而已。最好的场合，充其量也只是采用失业补助金那种微弱的缓和手段，以减轻灾难的影响。何况所谓失业补助金还大半是靠牺牲就业工人的利益而得到的。至于怎样去消灭失业现象，那就从来没有人尝试过。

　　十九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伟大的预言家，僧正马尔萨斯，以其特有的迷惑人的无耻口吻，宣布了如下的原则：“来到这个已有人满之患的世界上的人，如果他的父母无力抚养他，而社会又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就无权要求得到任何食物。实际上，他在世界上是多余的，在盛大的人生筵席上，没有他的座位，自然就命令他离开去，而且它会立即执行自己的判决。”今日的官僚社会，具有它特殊的“社会改良家”的虚伪性，是不许人家这样直言不讳的。可是，事实上，现社会还是注定要使每一个失业的无产大众，以“社会不需要你们的劳动了”为借口，急速地或缓慢地被“排斥”于世界之外。大危机中疾病流行、婴儿夭折和对财产犯罪人数的增长统计，就充分证实了上述这一点。

　　以前我们把失业比作洪水，这个比喻恰好指出了如下可惊的事实：即我们对自然的自发现象之无力，比对那纯社会的人类现象之无力，其程度还显得小些。在德国东部，春季常遭受周期洪水的严重损害，归根到底，这不过是平日荒废了水利事业的后果罢了。甚至在今日的情况下，技术还是克服洪水为害、保护农业经济的重要手段，而且还是提供自由利用水力的手段。不过，这些手段，只能适用于合理地组织水利经济的最高阶段，如围圈水灾区、适当移动田地和牧场、修筑堤坝水闸、整治河流等。而这种大的改良事业之不能进行，一则由于私人资本家和政府都不愿对这种事业投资，再则虽然愿意投资，可是由于面积过大，唯恐遭受种种私人土地所有权的阻挠。总之，现代社会虽不能充分利用水力，但毕竟还有一些防灾制洪的办法；可是，在对付失业问题上，它却一筹莫展。其实，失业现象既不是风力水力那样的物理的自然现象，也不是超人力的神怪现象，而是纯粹人类经济关系的产物。因此，我们在此处又碰着这样一个经济上的疑谜：即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它是谁也不企求，谁也不希望的东西，可却像自然现象一样，按照一定的规律性，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出现于人类社会。

　　我们用不着选择像危机和失业那种当代生活上最尖锐的现象来作例子，也不需要选择一般观念上只认为是事物一般进程中的例外现象如天灾异变来作例子。我们只须找一个日常生活上最普遍易见而且在所有国家都不断所复经历过的例子——如商品价格的变动——就够了。一切商品的价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几乎每日每时都有起落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试拿一张报纸翻看一下商品交易所的报道，就可以读到有关昨日物价变动的记载：如小麦——午前疲弱，正午稍呈活跃，收盘时价格上升……其他如铜、铁、糖、油等行市记载，以及交易所各种工业企业股票和公私有价证券等行情的记载，也是一样。价格变动乃是现代经济生活上无间断的、普遍出现的、“常态的”现象。随着价格变动，一切商品及证券所有者的财产状况也时时发生变动。羊毛价格若腾贵，则一切商人和厂主仓库中的羊毛成品的财产也将急剧增大；价格若下落，则其财产即相应而减少。铜价上升、铜矿山股票所有主就会发财；铜价下跌，就会贫困。这样，人们凭着股票交易所一张单纯报告物价变动的电报，就能够在几小时内，使人一跃成为百万富翁，或者一落沦为街头乞丐。实际带有欺骗性质的交易所投机事业，就是以此为根据的。中世纪地主的富或贫，可以依靠收获的丰歉而定，或者可以由拦路抢劫商人而发财致富，或者采用平日最爱用的手段，提高劳役和代税租，从农奴农民身上剥削比以前更多的血汗钱，以增加自己的财富。但是，时至今日，竟有人自己一点不劳动，一点不动手脚，也没有什么自然力量的影响，谁也没有赠送他什么东西，谁也没有夺去他什么东西，却可以突然发财致富，突然一无所有。价格的变动，就是被隐藏在人类背后不可见的力量所左右的在社会财富分配上引起不断移转和动摇的一个神秘的运动。人们仅仅像用寒暑表测量温度，用气压计测量气压那样的态度去注视这个神秘的运动。可是，商品价格及其变动，显然，纯粹是人类的手所造成的，决非什么魔法。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人类本身，用他自己的手制造商品、决定价格。同时，也是由于人类的行为，才引起一种谁也不想望的东西；这儿，仍然是人类的欲望、人类经济行为的目的与结果，陷于可惊的失调（相互不一致）的状态。

　　这些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在人类背后，给人类本身的经济生活造成这样希奇结局的隐秘的规律，究竟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予以阐明。因此，现在必需进行集中的研究工作，深入思考，用分析和比较的方法，来解决所有这些疑谜。换言之，必须去发现人类经济行为的结果与人类经济行为的意图、意志和意识不相一致的内部关系。因此，科学研究的课题，正在于揭露社会经济中的缺乏意识。这里，我们就直接接触到国民经济学的根源了。

　　达尔文在他所描写的环球旅行中，给我们讲述了南美南端火地岛居民（Feuerländer）的社会生活状况：

　　“这个岛国的土民经常苦于饥饿。非常熟习岛国土人情况的海豹猎手头目罗威（Low），曾经告诉过我有关那既瘠瘦又贫穷的西岸地方一百五十名土人的社会状况的许多奇迹。由于继续不断的暴风，阻碍了妇女们到岩石下采贝和乘小艇捕海豹的工作。于是，有一小队人在某天清早动身到别处去了。据另外一个印第安人告诉罗威说，那些人是去找寻食物的，需要四天才能回来。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罗威会见了他们，发现那一队人都非常疲惫。各人都在把大块腐烂了的鲸脂切成方形，中间钻孔，把头伸出孔外，真像高卓人（Gancho，西班牙人与西印度人的混合人种，居于南美洲）穿外套的样子，正在搬运鲸脂。鲸脂被搬进一间小屋内，有一个老头子将鲸脂切成薄片，口中念念有辞，在火上烤了一下，就把它分给非常疲劳而饿极了的同伴们吃。他们自始至终谨守沉默。”[7]

　　这是世界上现存最落后的部落之一的生活。在那里，人类的意志和有意识的经济组织所能控制的限界，非常狭小。他们还是完全依靠外界自然力的帮助，并凭它的喜怒为转移。但在这样狭小的限界内，仅一百五十人所组成的小社会中，却能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性。为了将来的需要，他们把为量极少的腐鲸脂贮藏起来，而这种少得可怜的贮备，也是遵照一定的宗教仪式分配给每一个成员。至于采办粮食的工作，也是全体成员在一定的计划指挥之下进行的。

　　现在再举一个古代奴隶制家庭经济——希腊的“阿依科斯”（Oikos）的例子来看看：总的说来，这种家庭经济，实际上乃是一个“小宇宙”，即孤立的小天地。在这里，已经出现了极端的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原始的物质贫乏现象不存在了，出现了人类劳动果实的过剩现象；肉体劳动成为一部分人的灾难，安闲无事成为另一部分人的特权；劳动者变成不劳动者的财产。从这种统治关系中，便产生了经济、劳动过程和分配的非常严密的计划性和组织性。主人的决定一切的意志，就是它的基础；奴隶监视人的鞭子，就是它的手段。

　　在中世纪封建庄园里，经济的专制组织，早已用固定的预先制定的法律形式编造出来了。法令中明确记载着劳动计划、劳动分工以及每个人的权利义务等一般规定。在这个历史时期之初的，就是前述的查理大帝的“庄园法典”。这个充满了快乐的法典还是旨在完全满足臣民肉体上的需要，而经济活动的目的也是专为想达到这种满足。但到了这个时期之末，它就变成了规定徭役和代役租的阴森法令了。它纵容了封建诸侯永无餍足的货币贪欲，酿成了十六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二百年后，又使法国农民沦入悲惨的半人半兽的状态。也就是这个法令，使得法国农民被大革命的嘹亮的钟声所唤醒，进行了争取人权和市民权的斗争。但当革命的扫帚还没有来得及扫尽封建庄园的时候，直接的统治关系，甚至在这种悲惨局面之下，仍像不可避免的命运一样，将封建经济的全部过程给明确地规定下来。

　　今日我们再没有什么主人和奴隶，封建贵族和农奴了。法律上的自由与平等，从形式上消灭了一切专制关系，至少，在那些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但在殖民地则不然。大家知道，那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快就把奴隶制度及农奴制度移植到殖民地去了。可是，凡资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那里必定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唯一规律——占统治地位。正是由于这个东西作怪，所有的计划与组织性，都从现代经济中消失了。如果我们看一看各个私营企业、现代工厂、或者像克虏伯那样强大的联合工厂，以及北美用机器经营的富有的大农场，显然，在那些企业里，似乎存在着极为严格的组织，极为发达的分工和极合规律的、建筑在科学基础上的计划性；而且万事都受一个意志，一个意识所指导，处理得非常合理。

　　可是，如果一走出工厂或农场的大门，那么，我们立刻会碰到一种混沌的无政府状态。无数的个别部门——甚至最巨大的现代私人企业，也不过是遍布全世界的大经济纽带中的一个小部分——虽然组织得极其严密，但就所谓“国民经济”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整体来看，则是完全无组织的。在包括全部大洋和大洲的这个整体中，无论怎样的计划、怎样的意识、怎样的调节，都是不存在的。只有不可知的、不可抑制的势力的盲目统治，笼罩着人类的经济生活。现在固然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资本，统治着劳动人民；但是，它的统治形态不是专制，而是无政府。[8]

　　正是这种无政府状态，使社会经济在有关的人们中间造成出乎意外的、难以猜测的后果；它使社会经济成为一种与我们脱节的、疏远的、孤立的现象。我们必须阐明这种社会现象的规律，正如必须研究外部自然诸现象的规律如支配动植物界的规律、支配地壳变化和天体运行的规律一样。此外，今后的科学认识应该去发现那种从来就不受人类有意识有计划地指导的社会经济的意义和规律。

　　现在我们懂得了为什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解释这门科学的本质，不敢触动它们的社会秩序的伤口，以揭露其内部的弱点。因此，认识并承认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因素，等于同时判决它的死刑，这也就是意味着宣布资本统治的存在即将完蛋。现在我们又懂得了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科学辩护士们，借助于一切口头上的诡辩，力图隐瞒事物的真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核心引向外壳，从世界经济引向“国民经济”。

　　当我们初步进行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时，换言之，当我们刚刚面临着国民经济学是什么，其基本任务是什么等第一个根本问题时，我们就发现了两条道路的分歧：资产阶级的观点与无产阶级的观点，这个最早的根本问题，乍看似乎有些抽象，似乎与现代社会斗争毫无关系，但它却建立了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和作为革命阶级的现代无产阶级之间的特殊联系。

第六节　国民经济学与工人阶级的关系

　　如果我们能够具有上述的观点，那么，最初提出的种种疑问就可迎刃而解了。

　　首先，我们明白了国民经济学的起源问题。经济科学既然是以阐明无政府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为其基本任务，则显然就不能认为它是发生在这种生产方式形成以前的东西。近代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前提，是在几百年的岁月中，由于政治的和经济的变革，逐渐形成起来的，它决不是发生在此变革形成以前，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据毕夏教授的意见，近代社会制度的发生，乃是一个最单纯的事件，跟它的先行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什么共同之点。它只不过是专制诸侯的高贵意志和崇高智慧的单纯的产物而已。毕夏告诉我们：

　　“国民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教授所指的‘国民经济’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骗人说法，这是我们早已知道了的——主要是政治上集权的成果。这种政治上的集权，在中世纪末叶，是和地域国家联盟的形成同时开始；到了现代，则是随着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告完成。经济势力的统一，是同政治上分立的利益服从统一的国家整体的最高目的携手并进的。在德国，近代国家理想的体现者乃是各个大地区的诸侯，他们为争取这个理想的实现，而同领地制贵族和城市进行了斗争。”[9]

　　但在其他的欧洲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以及荷兰，诸侯的权力也完成了这样的伟业。

　　“在那些国家里，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都跟中世纪的特权阶级如大贵族、城市、地方势力、僧俗诸团体进行过斗争。最初，他们的目的当然是在消灭那妨碍国家政治统一的独立区域，但是在导向国家专制主义发展的这一运动内部，潜伏着这样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理想：为实现新的更重要的人类文化任务，要求在广泛而合乎实际的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民族的统一组织。可是，这个组织，只有在共同经济的基础上才能成长起来。”[10]

　　这里，我们看出了德国经济学教授那种奴才思想的好榜样：施穆勒教授认为，经济科学是在进步的专制主义指导下形成起来的。若照毕夏教授的说法，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外就是专制诸侯的崇高意志和其伟大计划的成果而已。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西班牙和法兰西的大专制君主和德国的小“专制君主”同中世纪末期傲慢的封建领主进行斗争的时候，或血腥的十字军同荷兰城市进行斗争的时候，如果怀疑专制君主对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理想”或“人类的文化任务”漠不关心上，那么，他就是对专制君主犯了大不公正的罪过了。同时，他也就犯了颠倒历史事实的错误了。

　　集权的大官僚主义国家的建成，固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或缺的前提，但从它的本身来说，在同一程度上，也不外是新经济要求的一个成果而已。把毕夏的文句倒转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政治上集权的形成，“实质上”只是成熟的“国民经济”即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成果而已。

　　专制王权参与了这个历史过程的准备，那当然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它是以愚蠢的轻率态度，作为历史发展倾向的盲目工具，而完成这种作用的。一等到适当的机会来了，它就又会准备反对这种历史倾向。情况就是这样：首先，中世纪神宠的专制君主都把那些联合他们来共同反对封建领主的城市，看作单纯的勒索对象，一有机会，他又可以把城市出卖给领主；其次，他们因为蓄意要加速完成使“国库”充满金银那种“高尚的文化目的”，便马上把新发现的大陆及大陆上的居民与文化，单纯看作非常野蛮、恶劣、粗暴的掠夺对象；再次，特别到了最近时期，在神宠的君主和其忠实的人民之间，为争夺所谓资产阶级议会制宪法那张纸片，又兴起了顽强的斗争。实际上，这张纸片，同政治上统一与集权的大国一样，对于不可抗拒的资本主义统治的发展来说，乃是非常必要的东西。

　　事实上，使新经济方式发展起来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力量，那就是中世纪末期欧洲诸民族经济生活上的巨大变动。

　　自发现美洲和完成绕过非洲的航行即发现去印度的航路以后，激起了预想不到的商业高涨和随之而来的商业变动，开始加速了封建制度及城市行会制度的瓦解。对新发现的国家的大规模殖民地掠夺、土地的侵占、掠夺性的远征，以及新大陆贵金属的汹涌流入、广泛的印度香料贸易、奴隶买卖的扩大（这些奴隶是供给美洲种植园主使用的）——所有这一切，都在极短时期内，给西欧国家创造出巨大的新财富及新需要。无数属于行会手工业的小工场，对于生产上必要的扩张和迅速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因此，大商人便设法将手工业者集中市区外的大手工工场内，在自己的直接监督下，进一步迅速地更好地从事生产，而不致再受偏狭的行会规章所束缚。

　　在英国，土地革命乃是新生产方式的序幕。由于佛兰德尔羊毛业的繁荣，刺激了羊毛需要的扩大，英国大封建贵族即以此为口实，广泛地变耕地为牧场，而且大规模地驱逐农民，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宅。因此，大批无产劳动者即无产阶级被创造出来了，他们为不断涌现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准备了廉价劳动力。宗教改革也在同一方向进行活动。它导致了寺领地的没收，被没收的土地一部分赠与庄园贵族及投机业者，一部分廉价拍卖。寺领地的农业人口也大部分从自己的土地上被赶出去。于是，手工工场老板及租地农业资本家就有可能获得大批从封建及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贫苦的无产阶级人口，供自己使用。后者，在经历了长期流浪生活的苦难、公共救贫院的居留和法警的残酷迫害之后，才在新剥削阶级的雇佣奴隶队伍中，找到了栖身之所。不久，又由于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大变革，使大批不熟练的雇佣工人的使用成为可能，这时，熟练的手工业者就被排挤了。

　　所有这些新关系的推动和进展，到处遇到封建的障碍和腐朽阶层的贫困。为封建主义所固有的、受封建主义所制约的自然经济，以及由于农奴制度残酷压迫所造成的人民大众的贫困化，当然会使工场手工业商品的国内市场狭隘化；同时，另一方面，城市行会也将更加束缚最重要的生产条件——劳动力。国家机关，也由于极端的政治分裂、社会安全的缺乏，以及不合理的关税政策和商业政策，经常妨碍并阻难新的交换方式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

　　显然，西欧新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自由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的代表，如果不想完全抛弃自己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那么，它就不得不设法扫除这些障碍。它在法国大革命粉碎封建制度以前，曾经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批判的解剖，从而，一种新科学——国民经济学——就作为资产阶级反对中世纪封建国家、建立现代资本主义阶级国家的重要的思想斗争武器之一而产生出来了。迸涌而出的新经济秩序，最初是表现在西欧迅速发生的新的财富形式之上。这种财富，比之于那垂死的家长制的剥削农民方法，大不相同，它是一种更加有利的、表面上又像是从无穷尽的源泉中流出来的东西。新的致富的最重要的源泉，开始时，并不是新出现的生产方式，而是它的诱导者——强烈的商业繁荣。因此，最早提出国民经济学的问题和对那些问题第一个企图给予解决的国家，乃是中世末期世界贸易最重要的中心——地中海沿岸最富有的意大利商业和共和国和西班牙。

　　什么是财富？国家因何而富？因何而贫？这是封建社会的旧概念在新关系的风浪激流中失去了它传统的意义以后，所发生的新问题。所谓财富，就是黄金，它可以购买任何物品，因此，商业可以创造财富。黄金输入多，流出少的国家，就可致富。那么，一个国家即应该奖励世界贸易，攫取新大陆殖民地和发展生产输出品的工场手工业；同时，又应该禁止输入外国产品和输出黄金于国外。这就是十六世纪末最早产生在意大利的经济学说。到十七世纪，这种学说也在英国和法国起了很大的影响。尽管这个学说还是那么粗糙，但依然表示它是第一个同封建的自然经济概念断绝关系、第一个向封建的自然经济进行大胆批评的学说；它是使商业、商品生产和与商业相适应的资本形态理想化的第一次尝试；最后，它也是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政策的第一个纲领。

　　不久，生产商品的资本家代替商人爬上了舞台。当时他还是非常谨慎地在卑躬屈膝的仆人之假面具下，出现于封建领主的大厅前。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认为所谓财富，决不是黄金，黄金不过是商品交易的中介物而已。把光耀夺目的金属视作民族和国家幸福的担保品，这种看法，非常幼稚。难道黄金能够饱肚子御寒冷吗？波斯王大流士，难道不是抱着黄金宝物，在行军中饱尝了地狱般的口渴之苦吗？他难道不乐于拿一块黄金去换一杯水吗？不，财富这个东西，不过是自然界以食物和原料的形态赠给我们的礼品而已。上至国王，下至乞丐，都可以用它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人类的欲望满足得愈多，国家就愈富，因为国家可以从人民身上搜括更多的租税之故。但是，做面包的谷物，制衣服的纱丝，造房子的材木和制工具的矿产，是谁从自然界取得来的？是农业。财富的真正源泉，不是商业而是农业。因此，用双手创造一切财富的农业人口、农民群众，就应该从无限的贫困中挽救出来，以免受封建剥削之苦，从而提高他们的物质福利（手工业工场资本家，自己轻声地补充说：所以我发现了我的商品有了销售市场了！）。其次，从农业中流出来的财富，既然都到了大地主、封建贵族的手里，那么，他们当然就是唯一不能不纳税以养国家的人（资本家此时又故作假笑，喃喃自语地说：好在我们并没有创造什么财富，所以也用不着纳税）。因此，只要使农业（即以自然为基础的劳动）从封建制度一切桎梏中解放出来，则利国利民的财富源泉，即可靠它的天然的丰饶条件川流不息，所有人类的最高幸福也就必然会达到全体的自然和谐之境界！

　　在这些启蒙学者的说教中，已经清楚地听到了向巴士底监狱冲击的轰轰暴风雨声，所以资产阶级很快就感觉自己有充分力量揭去自己的奴仆假面具，大胆现出原身，老老实实要求照自己的面貌改造整个国家。十八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农业决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不问农业或工场手工业，凡商品生产上所使用的一切雇佣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因素（斯密是指一切的劳动，但斯密及其后继者——他们已经成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都认为劳动者本质上即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工人！）。为什么呢？因为一切雇佣劳动，除创造出维持劳动者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工资以外，还为地主创造了地租，为资本所有主即企业家创造了利润（他们的财富源泉）。在一个工场里，由一个资本家指挥而进行劳动的工人人数愈多，劳动分工在工人之间进行得愈精密而准确，财富的增长也就愈大。这就是真正的自然和谐，真正的国民财富：即从劳动中产生出工资，以维持工人的生活，并使他能够继续从事雇佣劳动；产生出地租，以满足地主的舒适生活；产生出利润，以使企业主乐意继续经营企业。这样一来，不必求助于封建制度那一套陈腐而拙劣的手段，就可使大家得到满足了。所以，增进“国民财富”，即是意味着帮助资本主义企业家发财致富。而资本主义企业家即依靠自己的企业经营来维持全体社会，并且善于从现代财富的金矿脉中——即雇佣劳动中——找出黄金。因此，“善良的”旧时代的一切桎梏和障碍，以及所谓国家对臣民幸福亲切关怀的新发现的手段，都同归于尽了。自由竞争、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以及服从于资本主义企业家利益的征税制度和国家机构——只要有这些东西存在，那么，在这个最好的世界上，人人都可以走上至善之境了！

　　这就是揭开了面纱的资产阶级的经济福音，同时，在这种形式下，国民经济学也就接受了最后的洗礼。资产阶级向封建国家提出的实际改革意见和建议，正像历史上想用旧皮囊装新酒那样的所有企图一样，终于遭到了绝望的惨败。可是，五十年以来虽费尽心血而终未能实现的改良事业，革命的铁锤却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了。由此可知，夺取政治权力的行动，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基本条件。国民经济学同启蒙时期的哲学学说、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学说一起，而且站在它们前头，成为自觉的手段、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表达方式，以及在某种意义上革命行动的动力。古典国民经济学的思想内容，直到它的庸俗的后继者为止，便成为欧洲已经成长起来的和强大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面旗帜。英国资产阶级在为自由贸易（它标志着英国统治世界市场的开始）而斗争的狂飚时期，是从斯密、李嘉图的思想武库中，获得了斗争武器。而在耶拿（Jena）遭受打击后，企图恢复封建普鲁士并赋以生活能力的斯泰因－哈登堡－向哈斯特（Stein-Hardenberg-Scharnhorst）时代的许多改革，也是从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中吸取了它的思想基础。年轻的德国经济学者马尔维兹（Marwitz）在1810年甚至宣称亚当·斯密可以同拿破仑并称为欧洲最有力的统治人物。

　　如果我们懂得了为什么国民经济学约在一百五十年前才开始产生出来，那么，采用同一研究方法，我们也可以明白国民经济学以后的命运如何：换言之，国民经济学如果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的科学，则它的存在和作用，也应该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相关联。这种生产方式一旦不存在了，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也就必然消失[11]。这就是说：一旦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经济，让位于由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有意识地组织和领导起来的计划经济制度的时候，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就将失去它的作用了。于是，现在工人阶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即意味着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终结。国民经济学和现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关联性，即在于此。

　　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如果是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和扩张的规律，那么，它就应该提示资本主义没落的规律。资本主义同它先行的各种经济形态相同，决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无限阶梯中的一级而已。因此，资本主义起源的学说，必然会逻辑地导向资本主义灭亡的学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必然会转化为论证社会主义的科学；资产阶级统治的理论武器，必然会转变为无产阶级自求解放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国民经济学一般问题的这个第二部分，无论法国或英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显然都不能解决，德国更不用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中作出最后结论的人，乃是从最初起就站在革命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只有从他开始，才将社会主义和现代工人运动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坚固基础上。

　　作为建立在人类平等和友爱基础上的社会秩序的理想，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社会主义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不管在最早的基督教的使徒之间，中世纪各种教派之间，或农民战争的时代，社会主义的理想常常鲜明地表现出它反抗现存社会制度的最急进的态度。但是，作为一种无论在怎样的时代，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都值得推崇的社会主义理想，终究不过是一种空想家的美梦，一种像闪耀云层的彩虹那样可望而不可即的黄金幻影而已。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社会主义的理想开始表现其巨大的顽强性和精力，并脱离宗教教派的理想，揭露出上升期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灾难和破坏。不过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基本上仍是一个幻梦，一个人类头脑中的大胆构想而已。

　　我们如果听一听格·巴贝夫（Gracchus Babeuf）——法国大革命时期企图用暴力建立社会平等而进行尖锐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开路先锋——的话，就可以知道现存社会制度的极度不公平现象，实为促使它坚决信仰共产主义之唯一背景。他对现存社会制度不公平的憎恨，在他热情的论文集中，宣传性小册子中，判决死刑时在法庭上的最后辩护演说中，被用非常阴沉的调子尽力描绘出来了。巴贝夫的社会主义福音顽强地反复控诉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公平、劳动人民的烦恼与痛苦、贫困与屈辱，反对一小撮寄生虫牺牲劳动者的利益而发财致富并进行残酷的统治。照巴贝夫的意见，有足够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存社会秩序是应该消灭的，只要有一批坚强勇敢的人掌握了政权，实行平等制度，像1793年雅各宾党人掌握政权和实现共和制一样，那么，现存社会秩序很可能早在一百年前就真的崩溃了。

　　上一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国圣西门、傅立叶及英国欧文三大思想家，以其伟大的天才的光彩，坚持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其方法虽有不同，但基础实属一致。的确，这三位活动家中，谁也没有考虑到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反之，他们同大革命后所有晚一辈的人差不多，对政治及社会变革感到失望，因而成为纯粹和平宣传手段的坚决拥护者。但不管怎样，社会主义理想的基础，在他们三人心目中都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说：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本质上不过是天才头脑中设计出来的方案，他们鼓励人们去实现这种方案，以使熬受苦难的人类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地狱中解放出来。

　　但是，不管这种社会主义理想的批判力量如何，或者其未来理想的诱惑力量如何，它们并没有给予那个历史时代的现实运动和斗争以什么影响。巴贝夫除了在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几行外，并没有给后代遗留什么东西，就同几个朋友，像乘在动荡的小船上一样，淹没于反革命的漩涡中了。

　　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成就，不过是把那些天才而热心的信徒，弄到自己周围，形成一个宗派；而那些信徒们在有成效地传播了社会思想和有价值的思想批判之后，不久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去了。欧文对无产大众的影响，固然比较大一些，但是，他在30年代及40年代鼓舞了一小群英国工人以后，也变得无声无嗅了。

　　十九世纪40年代，出现了新的一代社会主义领袖：德国的魏特林、法国的普鲁东、路易·勃朗、布朗基。工人阶级已经开始对资本主义统治进行斗争。他们在法国里昂织工的自发的起义和英国宪章运动中，发出了阶级斗争的信号。但是，这些被剥削大众的自发骚动，同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革命化了的无产阶级大众，既没有认清一定的社会主义目标；社会主义理论家，也没有设法把自己理想的实现建筑在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上。他们的社会主义，只是想通过一种巧妙设计的制度，如普鲁东的供公平商品交换的人民银行、路易·勃朗的生产组合等，来实现。只有布朗基才是把政治斗争视作社会革命手段的唯一的社会主义者。也只有他，才是当时无产阶级和其革命的阶级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人。但是，尽管如此，他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仍然是一种任何时代都能实现的方案，这个方案不过是少数革命家试图以其坚决意志实行突然变革的成果而已。

　　1848年是形形色色的早期社会主义的发展顶峰，同时，也可说是它们的危机。巴黎无产阶级在旧的革命斗争传统的影响下，为种种社会主义学说所触动，热烈地倾向于所谓公平的社会制度那种模糊的理想。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王权刚被推翻，巴黎工人阶级就立刻利用自己的强力地位，要求畏缩的资产阶级这一次必须实现“社会共和国”和新的“劳动组织”。为了实现这个纲领，工人阶级向临时政府提出了有名的三个月期限。在这个期限内，工人阶级挨着饥饿等待回答。谁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在偷偷摸摸地整备武装，准备打击工人阶级。于是，这个期限就以难忘的六月屠杀而告终。这里，所谓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实现的“社会共和国”的理想，也就在巴黎工人阶级的血潮中被淹死了。1848年的革命没有建成社会平等的王国，反而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并导致第二帝国时代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但是，就在旧派社会主义因巴黎六月起义被镇压而永远消灭了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想却在崭新的基础上成立起来。他们两人不在对现存社会制度道德腐败的非难中寻找社会主义的据点，也未发明一种似乎社会平等可以秘密输入到现代国家之中的迷人方案。他们从事于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这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规律中，发现了为社会主义而努力的真正据点。如果说法国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那么，马克思正是在半个世纪后，从他们的工作中止的那一点上，继续进行了研究。马克思发现作为现代经济制度基础的规律必然把资本主义社会引向灭亡，因为，由于无政府状态的增长，愈益威胁社会的存在，引起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的灾难。所以，正如马克思所证实的那样，资本主义统治的发展倾向，必然会在它的发展的某一阶段，转变为由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方式，不然的话，社会和人类文化就将在激动的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没落下去。

　　在资本的统治下，一方面，由于它的未来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团结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队伍；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力量扩张到地球上一切国家，所以形成了一个无政府的世界经济，这样，就为各国无产阶级联合为一个世界革命力量，以消灭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打下基础。于是，统治社会的资本主义，就将不断加速走上死亡的道路。这个时候，社会主义也就不是什么迷人的方案、美丽的梦想，或者各国工人阶级以其单独的力量所做的实验了。作为国际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政治纲领，社会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倾向的一个成果，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为什么马克思把自己的经济学说，放在官方的国民经济学范围之外，而名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呢？现在已经明白：马克思所发展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和它行将没落的规律，固然只是资产阶级学者所创始的国民经济学的继续；但从其最后的结论上看，它却是同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出发点截然相反的继续。马克思的学说，可说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儿子，它的出生是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国民经济学是完成了的东西，同时，也是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终结。今后继国民经济学而起的是什么呢？除将马克思学说的各个部分完成之外，那就只有把这个学说用之于行动，换言之，用之于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所进行的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因此，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终结，就是意味着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实现有计划有组织的世界经济。国民经济学的最后一章，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国民经济学和现代工人阶级的特殊联系，可从两方面加以证明：一是马克思所发展的国民经济学，比之其他所有科学，更加是教育工人阶级的最必要的基础；一是富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是今日对于国民经济学具有理解力和感受力的唯一听众。法国的奎奈（Quesnay）和布瓦吉尔倍（Boisguillebert）、英国的斯密和李嘉图，在目击行将瓦解的旧封建社会时，就曾以矜持和感激的心情迎接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同时，他们尽管对资产阶级未来的千年统治及其“自然”的社会和谐深具信心，却大胆地用锐利的眼光洞察了资本主义规律的实质。

　　自从那时以来，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巴黎工人阶级六月起义，很快就粉碎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神圣和谐的信念。而且自从认识了现代阶级矛盾的现象以来，资产阶级社会对于它们的国民经济学的创造人赤裸裸地把那些事实暴露给世界，曾经表示非常愤慨。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现代无产阶级思想家正是从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武器库中取得自己武器的。

　　由于这种缘故，数十年来，不仅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学，就是曾经被看作是现实科学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在今日有产阶级之间，并没有得到什么反应。现代资产阶级学者，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伟大前辈，既不能有所了解；而对于来自他们的、给资产阶级敲起丧钟的马克思的学说，当然更不能接受。因此，他们只好在国民经济学的幌子下面，从支离破碎的科学思想和歪曲现实的谬误观点中，讲授一些不成形的骗人的东西。现在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已经不是什么研究资本主义的真正倾向了，而是想追求另一相反的目的：把资本主义当作至上的、唯一可能的、永恒的经济制度，并拼命为它辩护，以隐蔽它的真正倾向。

　　科学的国民经济学既然被资产阶级社会所忘却、所抛弃，那就只有到富于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中去寻找信徒。其目的是希望他们在这方面不仅有理论的认识，并且有实际的成就。因此，下述拉萨尔的名言，对国民经济学来说，是非常中肯的：“当科学和工人阶级——社会的两极——融合无间的时候，文化上的一切障碍都将被它们的铁手所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