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平简记︱罗莎·卢森堡（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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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平简记

罗莎·卢森堡（1871—1919）

　　两篇原文都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布哈林著作的译文是经他认可并且实际上是在他的合作下译出的。困难在于，两位作者在使用语言上有时相当粗枝大叶，使用了一些含糊不清的或者模棱两可的字眼。事实上，布哈林对卢森堡某些句子的构成（当然，德文不是她的本国语言）进行的攻击，在某些情况下也完全可以运用到他自己身上。
　　虽然如此，我仍然希望这里重印的两篇著作都是忠实于原作的。
　　我愿向玛丽·杰克逊、杰里·D·乌曼斯科，特别是彼得·罗贝尔表示感谢，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最后的结果就会远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鲁道夫·威奇曼

　　罗莎·卢森堡（1871—1919）

　　一八七一年三月五日，罗莎·卢森堡出生在波兰的小市镇扎莫希奇（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她的父母亲是犹太人，属于中产阶级，但并不富有。她的家庭似乎继承了西欧文化的某些传统。从广义上说，这个家庭，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具有自由倾向。
　　罗莎看起来有过一个幸福的童年，尽管她的臀部畸形，并且最初被误诊为骨结核。这使她卧床一年，并在以后的大半生中行走蹒跚。她两岁半时，全家迁往华沙。这样做似乎主要是可以使孩子们在这个首都城市中得到更好的求学机会。在华沙，罗莎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由于罗莎既是犹太人又是波兰人，她在求学过程中遭遇了双重的逆境。她求学时期，正是试图对波兰人全面展开俄罗斯化的时候。学校里使用的语言是俄语，甚至学生之间用波兰语说话也遭到禁止。与此同时，对犹太人进行名目繁多的横征暴敛。罗莎明显地是个叛逆的学生，因为她被拒绝授予金质奖章。而按常理来说，她在学业上的造诣本来可以使她在毕业时得到这种奖章的。
　　罗莎上高中学习时，就开始进行政治活动，同最早试图在波兰组织社会主义政党的无产阶级党的幸存人员进行接触。她的活动终于引起警察的注意，十九岁时就不得不流亡国外。
　　罗莎选定了瑞士的苏黎世。她要去那里的大学学习，并参加俄国和波兰流亡者在那里建立的聚居地的活动。在流亡者中，有堪称“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选定苏黎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那里的大学是当时欧洲少数几所招生时男女平等的大学之一。一八九〇年，罗莎在这所大学注册，选读哲学专业。她花了两年时间钻研自然科学和数学。一八九二年，她改变了学科，转而研习法律。罗莎用了五年时间学习这个专业。一八九八年，她以题为《波兰工业发展》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于同年在莱比锡发表。这是个不寻常的荣誉，说明这篇作品确有出类拔萃之处。
　　罗莎在苏黎世遇见了比自己大几岁的波兰同胞利奥·约基希斯。这个人在她以后多年的私人生活中成为最有支配能力的人，而且在她后半生中肯定是对她政治影响最大的人。卢森堡和约基希斯在苏黎世时，同其他人一起创建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SDFP)。这表明该党在民族问题、特别在波兰自决权问题上脱离了波兰社会党（PPS）。“使用‘波兰王国’这个术语……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决心把他们的活动限定在波兰的俄国控制部分之内。自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以来，这部分被称作波兰王国或议会王国。”^[1]这一点说明，社会主义者坚信不疑的原则是所有的国家都享有自决权。然而，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赞同最初由卢森堡提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论点，这个论点是，波兰无产阶级应该和俄国工人阶级结成联盟来寻求自己的解放，而不应该在任何民族斗争中支持波兰资产阶级。提出这个论点的原因是，波兰资产阶级非常需要向广大俄国市场推销工业产品，因而和沙皇制及俄罗斯帝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不能领导有效的斗争。另外，还提出了一种思想：波兰工人阶级应该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应该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这个思想在某些方面预示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提出，由于不平衡的综合发展规律，在类似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中，任何斗争必须直接转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而不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一点上。虽然卢森堡的大部分[b]社会[/b]生活是在德国度过的，但是一直到她牺牲时为止，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始终是她最关注的事物之一。
　　一八九八年，卢森堡决定去德国。当时那里已是社会主义世界的中心，有人数众多的社会民主党，它显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活生生的化身。德国社会民主党到一九一三年拥有九十家日报，发行量达一百三十五万三千二百一十二份；还拥有六十二个印刷机构，共有将近三千名领取工资的全日制工人。^[2]甚至在一八九八年，这个党在帝国议会中就有了自己的议员，并且看起来是国际社会党中最强大的党。首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领域是卓越的。它拥有一批才能出众的人物，当时最负盛名的是有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教皇”的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为了使自己能够在德国定居而不致遇到警察制造的麻烦，卢森堡于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九日和古斯塔夫·卢贝克举行了婚礼。这使她拥有了德国国籍。这次婚礼完全是假办法律手续，因为这一对在走出登记处门口时就分手了。
　　卢森堡到德国时，关于修正主义的辩论刚刚开始。爱德华·伯恩施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试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正式纲领修正为渐进的改良主义政党的纲领。卢森堡投身到这场辩论中来，在她的著作《是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对伯恩施坦作了响亮的回答。她这样总结了围绕伯恩施坦言论而展开的争论：“最后的目的是没有的，不论这个目的是什么；运动就是一切”。卢森堡用下面一段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区别社会民主党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及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又是使工人运动从修补资本主义秩序转变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的唯一因素。像伯恩施坦提出来的：“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等于这样一个问题：“是生存还是死亡？”在和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的争论中，党内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不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的问题，也不是使用这套或那套战术的问题，而是有关社会民主党运动生死存亡的问题。^[3]

　　在这场论战中，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崭露头角，在国内外赢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
　　卢森堡在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写作、讲演和奔走的同时，还继续领导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主要通过文字进行；但她也作为该党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后者的执行委员会中就波兰问题提出建议。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时，卢森堡急于返回波兰，以便积极参加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但主要由于健康原因，她直到一九〇五年晚些时候才回到波兰。这时革命的主要力量已经消耗掉——虽然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卢森堡回到华沙后，在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为党报写文章，在工厂讲演，有时忙得通宵达旦。最后，当沙皇当局重新控制了局势时，高涨的革命活动开始转入低潮。罗莎被捕了，她被关押了几个月而没有被审讯。罗莎的德国公民身份给俄国当局带来了问题，她最后以健康不好为由，被保释出狱。她设法到了圣彼得堡，会见了还未遭拘捕的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然后前往
　　赫尔辛基，她在那里见到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派的其他一些成员。罗莎从芬兰回到德国。罗莎根据自己在波兰的经历和对俄国革命的全面评价，写了《群众斗争、政党和工会》一书。
　　一九〇六到一九——年处于相对平静时期。在俄国革命疾风暴雨的日子之后，小心谨慎和踏步不前的情绪在德国党中占了优势。
　　一九〇八年，罗莎开始在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校任教，直到一九一四年才离去。当罗莎在中央党校试图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她才确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仅仅提出了某些问题。她设法解答这些问题，结果写出了《资本积累论》。^[4]现在，人们仍然认为这本书是罗莎的主要理论著作，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引起了（现在仍然引起）争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莎的大部分著作还有待于译为英文，因此她在英语国家的威望主要依据她的一部分著作。在罗莎牺牲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她的著作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仍然切合实际。
　　事实证明，一九——年以后的年代对卢森堡来说是更加富有成果的。她参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动的有关普鲁士人选举权问题的鼓动工作。这项工作有效地阻止了工人中的绝大多数参加普鲁士议会的选举。在这一时期，罗莎和卡尔·考茨基断绝了密切的政治关系。她看得非常清楚，考茨基走上了机会主义道路。在这件事上，罗莎走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同代人、特别是列宁的前面。在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之前，列宁对考茨基（并意味着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阶层）的真正演变还不得而知。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一九一三年罗莎写了《资本积累论》一书。
　　随着战争的爆发以及接着社会主义国际的垮台，卢森堡立即对战争采取了不妥协的反对态度。因为这种反对态度，她实际上在监狱里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现在的这部作品就是她一九一五年在狱中写成的。她在狱中还以“尤尼乌斯”的笔名写了著名的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这本小册子为反战的左派吹响了集合的号角。和卢森堡一起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弗朗兹·梅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利奥·约基希斯。最后，这伙人联合起来建立了斯巴达克派。
　　随着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革命和德意志帝国的被推翻，卢森堡获释出狱。她立即着手加强并扩大革命左派的影响。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斯巴达克派和其他左派组织一起举行会议，成立了德国共产党（KPD)。卢森堡在大会上发言并介绍了新的党纲。从卢森堡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她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热忱支持者，但她绝不是不加以鉴别的盲从者。
　　一九一九年一月上旬，柏林的工人开始了一系列的武装示威，抗议当局企图解除埃米尔·艾科恩的柏林警察总监职务。艾科恩属于社会民主党的民粹派左翼，这是陆军在社会民主党共和派政府纵容下企图“恢复法律与秩序”的障碍。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作斯巴达克周。虽然斯巴达克派的领导人反对这次武装示威，但是当他们无法说服工人退出行动时，就挺身而出进行了领导。最后，示威活动被血腥而野蛮地镇压下去，一场对付所有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十足恐怖行动发动起来了。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陆军军官（在新的社会民主党共和派政府的控制下）逮捕，随即被残忍地杀害了。卢森堡被用步枪枪托活活打死，遗体被扔进运河，在河里浸泡了好几星期。李卜克内西后脑中弹，他的遗体当作“被发现枪杀的无名氏”存放在停户房。假如卢森堡不牺牲，德国共产党以后的演变很可能大不相同。假如事情果真如此，它很可能改变欧洲历史的进程。但这只是历史的“假如”。
　　卢森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从来没有动摇过群众能够并且将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她在牺牲前一天写道：

　　群众是决定性的要素，他们是革命最后胜利的基石。群众经受住了考验；他们使这次“失败”成为一系列历史性失败这一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这一系列历史性失败却给国际社会主义带来了自豪和力量。这就是胜利将从这次“失败”中产生的原因……明天，革命又会穿着闪亮的盔甲站起来，吹起那让你们心惊胆战的号角；我过去存在，今天存在，将来也存在。^[5]

　　这一段话的确可以作为卢森堡的墓志铭。毫无疑问，卢森堡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迄今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妇女。不仅如此，人们还同样可以说，无论作为理论家还是作为实际的领导人，卢森堡都是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过去她的影响遍及德国、波兰和俄国；今天，她仍然对许多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列宁是这样评价她的：“罗莎·卢森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鹰。”
　　卢森堡传记的作者J·P·内特尔这样写她：

　　……我并不认为卢森堡所有的著作今天依然完全恰当有理。最多可以说，她的著作中一些被人忽略的方面正在得到其应有的地位。的确，一位政论家的部分著作经过五十年的时间甚至部分仍然恰当，这已经是伟大的标志了，特别是这位作家并不从事一般哲学研究，而是对当代事态发展进行分析和发生影响的人。^[6]

　　这就是我愿介绍给读者的作者——一位满腔热忱地将自己整个生命贡献给她为之生活并牺牲的事业的妇女。这场斗争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也的确包括整个人类，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恐怖中解放出来。

^[1] M.K.齐凡诺夫斯基《波兰共产党史纲》，第23页。

^[2] A·拉莫斯·奥利维拉《德国人民史》，第23页。

^[3] 罗莎·卢森堡《是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第7页。

^[4] 英译本于1953年出版（中译本由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译者）。

^[5] 引自利奥波德·拉贝兹主编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丛》中F·L·卡特的文章《自由与革命：罗莎·卢森堡》（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1页——译者）。

^[6] J·P·内特尔《罗莎·卢森堡》，第一卷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