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苏〕尼·布哈林 ->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15、1924）

批评家们



　　请想想吧：在政治经济学上，关于积累问题以及实现剩余价值的可能性的争论，事实上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二十年代，西斯蒙第同萨伊、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1]进行争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俄国的民粹主义者[2]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争论。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前后，法国、英国、德国和俄国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反复谈论过这个问题。在社会强烈批评的影响下，凡是在知识生活通过政治经济学开展活跃的地方，这个问题就使研究人员不得安宁。事实上，《资本论》第二卷不像第一卷那样真正是一部完整的著作，而只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一部有如一个研究员为便于自己的理解而写下的但又或多或少已经完成的碎文和草稿的松散集子，马克思对于问题的详细论述，经常因为疾病而受到妨碍和中断。尤其是他对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总体资本积累的分析显得最不好，它在卷末的最后一章：在一部五百二十三页的书卷里，它只占很少的三十五页，而且谈到中间就停止了。
　　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所证实的，第二卷这最后一章，马克思自己似乎也认为是“亟待修改的”，它仍然“只是对于这个题目的初步处理”。当马克思在分析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论述实现剩余价值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疑问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了，因此，他自己肯定看到这个问题的困难性。
　　事实上，马克思在第二卷末尾谈论积累的短小片断中的前提与他在第三卷描述“资本整个运动”中的说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第一卷中所谈到的许多重要规律也是如此，我在我的书中详细地提到了它们。
　　事实上，自从资本主义生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它已经显示出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吸引力。它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它的发展的始终，变得越来越重要，直到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作为决定性的支配因素直接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从来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一个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和只有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国家。《资本论》第二卷里所设想的前提下的社会，在具体现实中根本不存在。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官方“专家们”无视这一切，他们解释说，不存在一个积累的问题，马克思已经完全彻底地解决了一切！他们从来没有被第二卷里这个突出的积累的前提所困感过，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它有什么奇异的地方！虽然已经把情况给他们指了出来，但他们觉得这个奇异一点也不奇异。他们顽固地坚持这个思想，猛烈地攻击任何一个认为看出问题的人，那些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居然抱着这个问题自我陶醉了几十年！
　　这个“追随主义”事例如此典型，以致它只能跟爱挑剔的学究界传出的一件奇闻相比，即康德写的“前言”里的所谓“书页误置”的有名故事。
　　一个世纪以来，哲学世界对康德理论特别是这个前言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康德理论的意义导致了许多学派的出现，它们相互之间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然而，维兴格[3]教授用尽可能简单的方式说明了这些问题中一个最含混不清的问题——他指出，这个“前言”的第四段的一部分是属于第二段的，它实际上与该章的其余部分毫无关系：由于原版印刷上的错误，它被拆离开来，放到一个错误的地方。谁现在看一下其中的上下文，都能立即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但是，那些排他的学究们却看不出来，他们在一个世纪里为一个印刷上的错误建造了各种深奥的理论。而且，确有一个爱卖弄学问的学究，波恩的一位教授，他在发表于《哲学月刊》的四篇发泄怨愤的文章里说，这个“所谓的‘书页误置’”是不存在的；正是这个印刷上的错误，表达了唯一正确的完人康德的观点；如果有谁胆敢在那里找出印刷错误，他就丝毫不懂康德的哲学。
　　“专家们”现在就是用这种办法继续抱着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前提以及那些由此而建造的数学模式不放的。我的评论中的主要疑问是针对这样的事实，即在积累这个问题上，数学模式绝对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它们的历史前提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回答是：但那些模式运算得非常准确，因此，积累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它根本就不存在。
　　这是一个正统牌公式迷信的例子。
　　在《新时代》上，奥·鲍威尔[4]开始考察我提出的问题——剩余价值是怎样实现的，他用的是下面的方式。他建造了四份很大的数字表格，在这些表格里，全部罗马字母都不够用——正如马克思为了对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作简要注释所使用的那样。鲍威尔还加上了一些希腊字母。这使他的表格看起来比马克思的《资本论》里的全部模式甚至更加可怕。然后，他运用这个新发明试图说明资本家在更新消耗掉的资本之后是如何处理过剩商品的，而这些过剩商品包含着需要转化为资本家的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同时（更换那些旧的生产手段之后)，资本家想利用上一年里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来扩大现有的企业或者建立新的企业。如果他们想在下一年里使用已经增加到12500的资本，他们必须在今年里建设新的工厂，购置新的机器和增加原材料的供应，等等，等等。”[5]
　　问题据说就这样解决了。如果“资本家想”扩大生产，那么，他们当然比以前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因而相互成为自己的消费者。同时，他们需要更多的工人，并向这些工人提供更多的生活用品——这些反正是工人自己制造的。这涉及到全部过剩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的问题，积累可以开始了。正如大家所看见的，一切都要取决于资本家是否“想”扩大生产。为什么不呢？当然，“他们想做”。“结果，两个方面的生产总值以及全部剩余价值就实现了”，鲍威尔得意洋洋地解释说，并从这点引出了结论：
　　“同样，表格IV清楚地表明，两方面的生产总值顺顺当当地解决了，全部剩余价值解决了，不仅在第一年里如此，而且在以后的每一年里也如此。因此，卢森堡同志关于积累起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能实现的假设是不正确的。”①
　　鲍威尔简直没有注意到，他几乎不需要这种冗长而详尽的计算，用四大表格和又宽又长的加上椭园形括号的四层公式来作出这个光辉的结论。鲍威尔甚至不是从他的表格中得出这个结论；他只是现成地把它拿了过来。鲍威尔只是假设必将得到证实的东西——那就是他的全部“论据”之所在。
　　如果资本家想用他们拥有的全部剩余资本来扩大生产，那么，他们要做的就仅仅是把这部分剩余资本投放到他们的生产中去（当然，假定他们自己能绝对生产出全部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的话！）——那么，他们手里就没有未出售的多余的商品了。难道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还用得着那些满是罗马字母和希腊字母的荒唐公式来“论证”一些如此显而易见的东西吗？
　　然而，问题产生了，资本家——当然他们总是“想”积累的——是否也能这样做，就是说，他们是否能够为扩大的生产找到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这样一个市场从哪里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能用一些在纸上虚构的数字通过任何算术运算得到的，而只能从分析生产的社会经济关系中获得。
　　如果有人问那些“专家”：“对，的确没错，资本家‘想’扩大生产，但是，他们然后向谁销售他们增加的那部分商品呢？”他们回答道：“资本家自己总是可以消费掉这部分不断增加的商品数量的，因为他们总‘想’扩大生产。”
　　“而那些模式表明了谁来购买那些商品”，《前进报》的评论员古·埃克什坦解释说。[6]
　　简言之：资本家每一年都用他们“积蓄起来”的全部剩余价值来进行扩大；他们是他们自己的消费者，因此不存在市场的麻烦。这个假设是他们的全部“论据”的出发点。但是，一个数学公式对这个假设既无必要又完全不能证实它。认为数学公式能够论证这里的主要之点——这样一个积累的经济可能性——这个天真想法，是那些看守马克思主义的“专家们”的令人发笑的报酬。这个报酬本身，就足以使马克思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
　　马克思本人从来做梦也没有想过把自己的数学模式作为任何一种论据，证明积累在一个只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社会里事实上是可能的。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结构，并找到了这个进程所依据的某些经济规律。他开头这样粗略地说：如果总资本的积累——即在整个资本家阶级里——将要发生的话，那么，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十分准确的数量关系。生产的逐步扩大和与此同时资本的逐步积累——这是它的一切目的——只能畅通无阻地进行下去，如果这种关系得以维持的话。这样，生产的一大部类与另一部类就持续不断地齐头并进。马克思用设想的数字拟就出一个数学例子，一个模式，目的是要清楚地准确地说明他的思想，而且用它来表明，如果积累要进行下去，那么，模式里的各点（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就必须相互如此这般行事。
　　很清楚，对于马克思来说，数学模式是说明他的经济思想的例子或图解，就像魁奈的《经济表》[7]是为了说明他的理论或像各个时代的地图是为了说明当时的主要天文概念和地理一样。马克思构想的或更确切地说简单地指出的积累规律是否正确，很明显，只有通过经济分析，比较马克思揭示的其他规律，考虑它们导致的各种结果和检验它们发展的前提等等，才能得到证实。但是，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把任何这种批评都视作精神错乱来予以拒绝，因为这些规律的正确性已经为那些数学模式所证实！人们将如何看待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呢？积累能否在一个只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社会如马克思的模式所依据的那个社会里进行下去，我表示怀疑，而且我相信，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根本不能被套到单纯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公式化的关系上来。那些“专家们”的回答是：然而它是完全可能的！那已经“被表格IV”光辉地证实，“而且那些模式表明……”——就是说，为便于说明而构想出来并写在纸上的一行数字可以任意增减！
　　古时候，人们相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怪物：矮人，独眼人，单臂单腿人，等等。有谁相信这种怪物确实曾经存在过呢？但是，我们在古图上看见它们被画得活灵活现。难道这不是证明古人的那些思想完全与现实相符吗？让我们再举一个枯燥的例子。
　　计划修建一条从X城到Y城的铁路所需要的成本已经计算出来；关于每年必须达到的多大的旅客和货物运输量亦已作出精确的计算，这样，除了折旧费、营业费和正常的“储备金”之外，一笔“合理的”红利就可以分配了，让我们假定先是百分之五，然后是百分之八。很自然，对于铁路公司创始人的中心问题是，他们能否期望在这条计划路程上获得那个旅客和货物运输量，确保在成本帐上计算出来的收益。很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来自关于这段路程上以前的运输情况，它对于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附近城镇和乡村的人口增长等精确的基本事实以及其他关于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事实等。现在，人们会如何看待一个这样叫喊的人呢：你要问铁路的利润将从何而来吗？对不起，成本帐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了。你可以去看看，它来自旅客和货物运输量，而从中获得的红利将先是百分之五，然后是百分之八。先生们，如果你们看不到那点，那么，你们就完完全全理解错了这个成本帐的性质、目的和意义。[8]
　　在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当中，有人可能会对着这个知识里手耸耸肩膀指出说，他是属于疯人院或托儿所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官方看家中间，这种知识里手组成了“专家”的“最高法院”，他们要对其他人是否理解或误解“马克思模式的性质、目的和意义”开出判决书！
　　那么，被那些模式所谓“证明”了的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什么呢？我的不同观点是，要进行积累，就必须越来越多地销售商品，以便把它们中固有的利润转化为货币。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扩大生产，从而继续积累。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个市场呢？批评我的人回答说，他们自己组成市场。由于他们不断扩大自己的营业（或者开始新的营业)，他们自己需要越来越多地向他们的工厂提供生产资料和向他们的工人提供生活用品。资本主义生产是它自己的市场，因此，后者随着生产的增加而自动增加。但是，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主要问题是：资本家的利润能这样获得和积累吗？只有在这以后，才能谈得上资本积累。
　　让我们另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资本家A生产煤炭，资本家B生产机器，资本家C生产食品。让我们假定，这三个资本家组成资本家雇主总体。如果B制造越来越多的机器，A便能向他出售越来越多的煤炭，因而能够从他那里购买越多的机器，以作开矿之用。这两个资本家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人，而这些工人需要越来越多的生活用品，因此，C也找到一个越来越大的市场，并从而反过来成为煤炭和机器的越来越大的消费者。整个东西在越来越高的圈圈里旋转——只要我们是在稀薄的空气中游荡的话。但是，让我们更加具体地探讨这个题目吧。
　　积累资本不是意味着生产越来越多的堆积如山的商品，而是把越来越多的商品转化为货币资本。在剩余价值积累中间，总是存在着一个决定性的飞跃，商品生产的惊险的跳跃，正如马克思所称谓的：为货币而卖。这也许只是对单个资本家适用而不适用于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社会吧？绝对不是。因为，在考察社会现象时，马克思说，“……我们绝不可陷入蒲鲁东[9]从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抄袭来的方法，而把问题看成是，好像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只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便会失掉它这种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性质。正好相反，在这里，我们要研究总体资本家。”[10]
　　现在，作为货币利润的利润积累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和十分基本的特性，对于这个阶级和个体顾主都是一样适用的。马克思自己就在观察总体资本的积累时也强调，“……新货币资本的形成——这种形成伴随着实际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实际积累的条件……”[11]而且在他的考察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问题：资本家阶级怎么可能积累货币资本呢？
　　让我们从这个观点来检验那些“专家们”的高见吧。资本家A向B出销他的商品，因此，从B那里获得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后者向A出售他的商品并从A——它把它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那里收回那部分货币。A、B都向C出售他们的商品，因此，也从同一个C那里为他们的剩余价值获得一定数量的货币。但是后者从哪里获得他的货币呢？从A和B那里。根据我们的前提，没有其他实现剩余价值的来源，就是说，没有其他商品消费者。但是，新的货币资本能够这样形成，使A、B、C致富吗？让我们暂时假定，这三个人的商品交换数量都增加了，生产不断扩大了，因此，以商品形式体现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数量能够增长了。剥削实现了，致富和积累的可能性出现了。但是，以增加的新货币资本形式出现的那部分增加的剩余价值的交换和实现必须发生，以便把可能性变为现实。请注意，我们在这里不问，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经常问的那样：为流通剩余价值所需要的货币从何而来？最后答道：从金矿主那里来。我们却问：既然（除工人外）资本家是唯一能够消费彼此的商品的人，那么，新货币资本是怎样进入资本家钱袋的呢？在这里，货币资本不停顿地游荡，从一个钱袋出来，从另一个钱袋进去。
　　但是，且慢：这种问题也许把我们推向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也许，利润积累在这个不停顿地从一个资本家的钱袋进入另一个资本家的钱袋的游荡中，在私人利润的连续不断的实现中已经的确发生，而货币资本的总量甚至不必增加，因为全体资本家的“总利润”这样的事情在模糊理论之外并不存在？
　　但是——啊，亲爱的——这样一个假设将会完全引导我们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扔进火里。因为，平均利润的理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对于它的论据是至关重要的。单是这一点就对第一卷里的价值理论赋予了具体的含意——剩余价值理论和第二卷都是以它作为基础的，因此，这些也得被扔进火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随着作为一个具体数额的社会总资本的概念而上下起伏，这个社会总资本在总资本利润及其分配中有形地表现出来，它的无形运动推动了个体资本数额的一切有形运动。总资本利润事实上是一个比在任何特定时间内所支付的工资总额具体得多的物质经济数量。因为后者只是作为一段时间过后回头加起来的统计数字而出现，另一方面，总利润则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体现出来，因为竞争和价格波动总是把它作为平均利润或者额外利润在个体资本数额中间进行分配。
　　这样，问题仍然是：社会总资本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实现着总利润，为了实现总积累，总利润必须不断增殖。那么，如果这个数额的组成部分总是从一个钱袋流向另一个钱袋，它怎能增殖呢？
　　它会是这样——像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假设的那样——包含利卢森堡同志继续说：很清楚，我们是在打转转。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只是为了维持更多工人的生活而生产更多的消费资料，只是为了让增加的劳动力有某些事情可做而生产更多的生产资料，这是荒谬的！——很难探测出这些话同马克思的模式有什么关联。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利润：这在所描述的进程中来到资本家那里，因此，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是一点也不荒谬的；相反，从这个观点来看，它就是理智的体现即追逐利润的体现。[12]
　　的确，这里“很难探测出”哪一个更大些，是在深入研究关于社会总资本对于个体资本这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天真地承认无能透顶呢，还是对于我所提的问题无知至极？我说：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规模越来越大地为生产而生产是荒谬的，因为这样——根据“专家们”所坚持的前提——就不可能为整个资本家阶级实现利润，从而进行积累。回答是：但那绝不是荒谬的，因为那是积累利润的途径呀！然而，专家们，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好，……在数学模式里已经表明，利润事实上已经积累了。在那些模式里，我们任意写进了一行又一行的数字，用这些数字所进行的数学运算分毫不差，而其中的货币资本却被完全漠视了。
　　很清楚，在这些刚毅不屈的“专家们”面前，一切批评必定碰得粉身碎骨，因为那些专家只是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来看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分析剥削即生产进程以及进而理解《资本论》第一卷是足够的，但就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而言，这是完全不够的。在闪耀着社会总资本这个基本概念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里，他们看到的是死资本，学到的是字母、公式、“模式”，但却看不到实质。马克思本人肯定不是“专家”，因为他并不满意他的模式的算术“进程”，他一次又一次地问道：总积累怎么能够发生？新的货币资本怎么能够在资本家阶级里形成?那些“信徒们”总是有特权提出丰富的假设，把它们变成死教条，并且沾沾自喜，心满意足，而一个智慧先驱的心灵却充满创造的疑问哩。
　　但是，“专家们”的观点引出了一连串令人奇怪的结果，很明显，他们没有用心考虑过它们。
　　 第一个结果：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无限地充当它自己的消费者，即生产和市场是一体的话，那就完全不可能解释周期性危机的出现。如果生产能够“像模式表明的那样”用它自己的增长来任意积累，进行新的扩大，那就令人迷惑不解，不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为自己的商品找到一个充足市场时，怎么能够和为什么能够出现这些情况。按照专家们的公式，它要做的一切只是吞掉那些剩余商品，以及像奥·鲍威尔的“表格IV”所表明的那样“在其后的每一年里”把它投放到生产中去（部分地作为生产资料，部分地作为工人的生活用品）。然后，那些无法消化的商品就只好听任积累和谋取利润的新的祝福了。无论怎样，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的特定概念变成谬论，根据这种观点，每次危机都是资本增长速度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超过市场的一定限度的倾向所造成的。然而，生产增长速度怎能超过市场，因为它是它自己的市场，从而市场以生产的同等速度自动增长呢？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怎能周期性地超过它自己呢？这可能像一个人跳出他自己的身影那样容易。资本主义危机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现象。或者，剩下的就只有一种解释了：危机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能力与市场扩大的能力之间的不协调所造成的，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同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关系所致。在它们当中，这些消费者对于它们来说是完全充足的，除去因无政府状态而失去正确比例的一些东西，如一种东西生产的太多，另一种东西生产的太少。这会意味着否定马克思，最后成为被马克思讥讽得体无完肤的那个人。他就是“可怜的人”萨伊，庸俗经济学、曼彻斯特理论和资产阶级协调理论的创始人。1803年，他提出了这条教义：说全部商品都能够生产得太多未免荒谬，只能有局部危机，没有总危机；如果一个国家因为这个理由生产的一种产品太多，那只是证明它生产的另一种产品太少了。
　　 第二个结果：资本主义生产一旦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充足的市场，资本主义积累就（在客观上）变成无限的了。因为生产将仍然增长，就是说，生产力将无限地发展，甚至当人类被划分为资本家和无产者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尽头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这个特定基础就崩溃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工人的造反，阶级斗争，只是社会主义客观历史需要的思想反映，是资本主义在某一经济阶段上的客观不可能性导致的结果。当然，那不意味着（似乎仍然需要向“专家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基本要素），这个历史进程必须或者甚至能够耗尽到这个经济不可能性的极限。远在此之前，资本主义在这个方向发展的客观趋势足以使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达到这样尖锐的程度，以致它们必须结束。但是，这些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实质上只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防御性的产物。当这个不可防御性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形势继续激化下去。如果我们同“专家们”一起假定资本主义积累在经济上是无穷无尽的，那么，社会主义所依据的极端重要的基础将要消失。我们就得在马克思以前的制度和企图完全根据今天世界的不公正和罪恶以及工人阶级的革命决心推断出社会主义的学派里避难了。[13]
　　 第三个结果：当资本主义生产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充足的市场并允许扩大积累起来的总价值的时候，现代发展又出现了一个谜题：即为最遥远的市场和资本输出而竞争这个现代帝国主义最突出的特点。的确不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大喊大叫呢？为什么要征服殖民地呢？为什么会有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呢？为什么要为刚果的沼泽地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而争吵呢？资本应该留在家里，老老实实地过活。克虏伯公司应该去为蒂森公司生产，而蒂森公司应该去为克虏伯公司生产，让它们把资本投到自己的企业中去，相互扩大，等等。资本的历史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现代帝国主义变得完全不可理解。
　　但是，在《不来梅市民报》上仍然看到潘涅库克珍贵的说法：寻找非资本主义市场是“事实，但不是需要”——一颗货真价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珍珠，他正确得要死！按照“专家们”的假设，作为最后阶段的社会主义，其先导为帝国主义，不再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一个是值得称颂的工人阶级的决定；另一个只是资产阶级的罪孽。
　　这样，“专家们”面临着在两个方面作出抉择。要么——像他们从马克思的模式所推断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与它的市场是一体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消失了，要么资本积累只有在资本家和工人之外能够找到顾客的时候才能发生，在那种情况下，在非资本主义阶层和国家里，日益增长的销售是积累的重要先决条件。
　　尽管我受到孤立，但我仍然确实找到一个毋庸置疑而且非常内行的“专家”来证实上述那些结果。
　　1902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教授出版了一本书《英格兰危机的理论和历史》。图冈通过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陈腐学识逐步取代马克思的理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除了其他谬论外，他还叫嚷说，危机纯属调整不好的结果，而不是因为生产扩大的能力大于人民消费的能力所造成的。这种学识（这是他从萨伊那里借用过来的）之所以如此新奇和令人惊讶，在于他使用《资本论》第二卷里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模式来加以论证！
　　图冈说，“只有生产力得到充分地发展，扩大社会生产才是完全可能的。因此，需求也必须在社会生产的按比例的划分当中经历一个类似的扩大，因为在这些条件下，每一件新生产的商品都代表着为获得其他商品的新购买力”（第25页）。这一点的“论据”是从马克思的模式那里来的，图冈只是用不同数字把它再现出来，由此他得出结论：“上述模式的目的是要证明某些本身非常简单的东西，但由于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进程缺乏足够的理解，这个目的经常遭到反对；事实上，它还要证明这个基本论点，即社会生产创造了自己的市场。”（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
　　图冈一巴拉诺夫斯基因偏爱谬论面越走越远,以致他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生产“在某种意义上”完全独立于人类消费。无论怎样，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不是图冈的笑话，而只是那个“实际上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他在这个原理上建造了后来出现的一切。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
　　批评我的“专家们”现在用以反对我的东西，被图冈—巴拉诺夫斯基1902年一字不漏地说了出来，尤其是两种典型的说法：（1）资本主义生产通过自己的扩大为自己建立了市场，这样，销售出路不应该对积累造成困难（比例失常除外）；（2）证明此即此的论证是通过像马克思所使用的那些数学模式而获得的，即洁白纸上的加减练习。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在1902年就是这样说的。然后，这个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卡尔·考茨基立即在《新时代》上开始向他攻击；他无情地批判了这位俄国修正主义者的谬论，包括上述“基本原理”。
　　如果那是真的（考茨基写道)，资本财富越大，英格兰的工业就发展得越快。但是相反，它正陷于停滞状态，资本正在输往俄国、南非、中国、日本等等。这种现象已被我们的理论所解释，根据这个理论，消费不足是危机的最终原因；从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可理解的。[14]
　　现在，考茨基用以反对图冈的理论是什么呢？用考茨基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
　　虽然资本家的财富增加了，被剥削的工人的数量增加了，但是他们自己不能为资本家生产的商品形成一个充足的市场，因为资本积累和生产力增长得更快。他们必须在那些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的阶层和民族中寻找市场。他们找到了这个市场，并且发展它，但是仍然不够快，因为这个追加市场几乎没有那种资本主义生产进程的灵活性和扩大能力。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发展到大规模工业生产，像十九世纪英格兰已经出现的情况那样，它就有可能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很快超过市场的扩大。因此，市场极大的扩展所带来的任何繁荣一开始就注定是短命的，而且最后必定出现危机。
　　 简而言之，这是关于危机的理论，就我们所见，它是马克思建立的，得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接受。①
　　让我们忘记，考茨基用一个含糊的名词来称呼这个理论，说危机是“由于消费不足”造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讥笑了这个名词（第410页）。
　　让我们忘记，考茨基只看到危机的问题，而没有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除了使商业时盛时衰之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
　　最后，让我们忘记老茨基的解释，说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增长“不够快”，满足不了积累的需要，因此需要一个“追加市场”，这是相当含糊的，而且无助于准确地理解积累的问题。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考茨基在白纸上写的他自己的见解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普遍接受的见解：
　　1．单单资本家和工人不能为积累形成一个充足的市场。
　　2．资本主义积累需要在非资本主义阶层和民族内有一个“追加市场”。
　　至今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考茨基1902年攻击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时候，批驳了“专家们”用来反对我的《资本积累论》的那些说法，并批驳“专家们”的攻击惊人地偏离了忠诚的信仰，只是这一次为了准确地论述积累问题，考茨基才把这些说法当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接受”的危机理论，用来反对修正主义者图冈—巴拉诺夫斯基。
　　那么，考茨基怎样证明他的对手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呢？只是通过使用马克思的模式吗？考茨基向图冈表明，这些模式即使使用恰当，也不能证实他的论点，相反，它们却证实了“消费不足”引起危机这个理论。
　　全世界都为之震惊。这个最高级的专家对于“马克思模式的性质、目的和意义”的“理解”不是比图冈甚至还少吗？……
　　但是，考茨基从图冈的断言里引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认为这个断言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背道而驰，认为它使资本输出到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无法解释，这是大家已经看到的。现在，这个观点的总的倾向是：
　　我们的理论分歧……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考茨基问）无论危机是社会生产中不稳定的比例造成的或是消费不足造成的——这不就是一个学术问题吗？
　　许多“实际”家可能会那样认为。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尤其是对于我们党正在争论的战术分歧。修正主义起劲地攻击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决非偶然的。
　　而且，考茨基清楚地说明，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危机理论从根本上导致了所谓“阶级矛盾的缓和”。那意味着回到这个理论的传统观点，即相信“社会民主的变化，从一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改良的民主党的左翼民主党”。[15]
　　这个最高级的专家十四年前在《新时代》的三十六页纸上就是这样砍杀异教徒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最后他把受害者置于死地后扬长而去。
　　现在，我必须站在一边，看看这位大师的高徒“专家们”，是怎样用曾使这位俄国修正主义者在《新时代》的打猎场上丧生的那个“基本原则”,来谴责我对积累的分析的！在探求“就我们所能见到的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的危机理论”的冒险中到底出了什么事,这是人们不大清楚的。
　　但是，某些甚至更富于独创性的东西发生了。我的《资本积累论》在《前进报》、《不来梅市民报》、《德累斯顿人民报》和《法兰克福民意报》上被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武器摧毁之后，在《新时代》上出现了奥托·鲍威尔的批判。这位专家也相信数学公式在论证社会再生产问题方面的魔力，这是大家都看见的。但是，他对马克思的模式仍然不十分满意。他发现它们“并不是无可争辩的”，是“武断的，不是没有矛盾的”；他是用这个事实来解释的，即恩格斯在他的大师的笔记本里“发现这一部分尚未完成”！因此，他费尽心机建造了自己的公式：“这就是我们建造模式的理由，当大家承认这种假设时，这些模式就不是武断的了。”只是有了这个新模式，鲍威尔才相信他找到了“一个回答卢森堡同志提出的问题的无可争辩的基础”。[16]但是，鲍威尔完全懂得，资本主义生产不能在稀薄的空气中飘浮，“不受干扰”。因此，他要为资本积累寻找某种客观的社会基础，这一点他最后在人口的增长中找到了。
　　这里，最荒唐的事情开始了。“专家们”的一致评判加上《前进报》编辑人员的呼声，宣布我的书是彻头彻尾的胡扯，是不折不扣的误解，积累问题根本就不存在，马克思已经把它解决了，模式给予了充分的回答。鲍威尔现在被迫把他的模式放在一个实质性稍多一点的基础上，比简单的加减法强些：他考虑到了某种社会现象——人口增长；他是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他的表格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如他的模式假定要显示的那样，不是资本围绕自己的轴心进行的自我运动，而是随着人口的相应增长而造成的结果：
　　积累把生产范围的扩大作为前提，而这又是通过人口增长而扩大的。……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着资本积累根据人口增长来调整的趋势。……这个积累根据人口增长来调整的趋势决定了（资本的——原译者）国际关系。……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被看作一个整体的时候，在工业循环中根据人口增长来调整积累的趋势变得非常明显。……繁荣和萧条危机的周而复始经验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的机能是要消除积累过剩和积累不足，并继续调整积累以适应人口增长。[17]
　　我们将在下面仔细看看鲍威尔的人口理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理论实际上代表了某些十分新颖的东西。对于其他“专家们”来说，关于积累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的所有问题似乎纯属废话，“的确难以发现”。另一方面，鲍威尔建造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
　　然而，鲍威尔的理论不仅对于其他批评我的书的人是新奇的，而且它第一次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崭露头角。我们在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中或在《剩余价值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都找不到作为积累基本原理的鲍威尔人口理论的一点痕迹。
　　让我们另外看看卡尔·考茨基是怎样在《新时代》上宣告和评论《资本论》第二卷的。考茨基在第二卷里关于积累的详尽内容中，非常彻底地论述了关于流通问题的头几段，搬出了马克思所使用的全部公式和符号。然后，他在总共二十页中化了三整页的篇幅专门谈论卷中最重要和最富于独创性的部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在这三页里，他谈论的仅仅——当然完全照搬那些不可避免的公式——是“简单再生产”的介绍性虚构，即没有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点，马克思自己只是把它看作探讨总资本积累这个实际问题的理论出发点。考茨基仅用了两行字就解决了后一个问题：“剩余价值的积累，生产过程的扩大，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就在第二卷出版之后的日子里以及在以后的三十年里，也没添上一个字。这样，不但我们找不到鲍威尔人口理论的痕迹，而且考茨基也完全没有注意到论述积累问题的整个部分。
　　他没有注意到任何特别的问题（像鲍威尔为解决它而创造出一个“无可争辩的原理”那样），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即马克思在他自己的考察当中停下来，没有回答他几次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考茨基又一次（在前面提到的一连串反对图冈一巴拉诺夫斯基的文章中）谈论《资本论》第二卷。在这里，他制造了“得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的”危机理论，它的中心点是，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不足以构成积累的基础，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阶层和民族”中找一个追加市场是必要的。考茨基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个“普遍接受”的危机理论既不适用于图冈一巴拉诺夫斯基的谬论，也不适用于他自己的带有一般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积累模式。这是因为，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所分析的前提是一个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这些模式是要作为经济规律来详细说明，那两个不足的消费阶级如何只有通过消费才能使积累年复一年地变为可能。考茨基甚至一点也没有向我们提示人口理论，如被鲍威尔用来作为马克思的积累模式的真正原理的那个人口理论。
　　让我们看看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8]吧。他在介绍中赞扬马克思对总资本再生产条件的说明是这本“惊人著作”最辉煌的成就——确实他是对的——之后在第十六章里，他用十四页的篇幅逐字逐句地照抄马克思著作中的有关页数，当然包括那些数学模式。这里，他埋怨说，这些模式被人漠视了，只是由于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才引起了某些注意。那么，在这整个辉煌的成就里，希法亭本人注意到什么呢？下面是他的结论：
　　马克思的模式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再生产能够以简单的规模和扩大的规模发生，要是这些关系能够保持稳定的话。另一方面，甚至简单再生产亦能产生危机，如果比例遭到破坏的话；例如消耗掉的资本和必须投放的资本之间的关系。但不能因此就一定要说，危机的原因在于群众的消费不足，而这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
　　 也不能说这些模式表明总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相反，能够表明生产的任何扩大在现存生产力的限度内是可能发生的。”[19]
　　这就是全部结论。希法亭也把马克思对于积累的分析只看作解决危机问题的指南。数学模式表明这个比例允许积累不受干扰，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希法亭由此引出这些结论来：
　　1．危机只是从比例失调发展起来的。在这一点上，他把这个“被普遍接受的危机理论”沉入海底，而接过了被考茨基谴责为修正主义邪说的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理论。从这一点出发，他得出了与这个“可怜的人”萨伊的理论相同的结论：总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
　　2．除了危机因比例失调产生周期性的干扰之外，资本积累（在一个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里）能够在实际生产力允许的情况下扩大，这里，他再次一字不漏地照抄图冈的话。
　　对于希法亭来说，除了危机之外，积累问题不复存在，因为模式表明，“任何扩大”都是无限可能的，即生产和销售同时增长。我们又看不到鲍威尔的“人口增长”理论的踪影，也没有人想过这样一个理论是必要的。
　　最后，甚至对于鲍威尔本人来说，他目前的理论也是一个新发现。只是在1904年，考茨基和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发生争论之后，他才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专门论述危机理论的问题。他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两篇文章里解释说，他第一次想完整地阐述这个理论。但是，他把危机主要归因于流通的特殊形式，“固定资本”，他引用了《资本论》第二卷里试图解释现代工业十年循环的一句话。鲍威尔一次也没有提到生产扩大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极端重要性。鲍威尔的整个理论即“适应人口增长的调整趋势”，现在对危机和繁荣、积累和资本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的国际运动，以及最后甚至对帝国主义都作出了解释：这个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整个结构并“自动地支配了它”的非凡规律，对于鲍威尔和世界上其他的人来说都不存在。现在，为了回答我的书，把马克思的模式放到一个“无可争辩的基础”上，这已经成为根本的理论，唯一的理论。这个基础突然随意地出现，以解决那个据说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
　　我们要怎样看待所有其他的“专家”呢？让我们把他们的话概括一下吧：
　　1．按照埃克什坦和希法亭（以及潘涅库克）的说法，不存在一个关于资本积累的问题。毋庸说，一切都像马克思的公式显示的那样清楚。只是由于我完全不能理解这些公式，我才对它们提出批评。按照鲍威尔的说法，马克思使用的数字是“武断地选择出来的，并不是没有矛盾”。唯有他，鲍威尔，才找到了一个“对马克思思想的恰当说明”，并造出了一个“免除武断性的模式”。
　　2．按照埃克什坦和《前进报》的编辑们的说法，我的书毫无价值，必须“摒弃”。按照《法兰克福民意报>（1913年2月1日）的小“专家”的说法，它甚至是十分有害的。按照鲍威尔的说法，“在这个错误的解释中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它指出了资本积累的极限（《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3页）。
　　3．按照埃克什坦和《前进报》的说法，我的书与帝国主义毫无关联；“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本书与今日活跃的经济生活的新现象关系甚微，也可以在二十多年以前把它写出来”。按照鲍威尔的说法，我的研究事实上发现的“不是唯一的……而仅仅是一个帝国主义根源”（同上，第874页），这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小人物来说，已是相当可喜的成就。
　　4．按照埃克什坦的说法，马克思的模式表明了“社会需要的实际程度”；它们表明了资本主义现实远远不能达到的“平衡的可能性”，因为它被追逐利润所支配，结果导致危机。下一段开头的“那个说明，与马克思的模式相一致，而且也符合现实”，因为这个模式准确地显示“这个利润是如何为资本家实现的”。[20]
　　按照潘涅库克的说法，没有平衡状态，唯有“空荡的蓝天”；“生产规模可以比作一个漫天飘浮的没有重量的东西”。“因为，生产规模不是处在平衡状态中，它偏离时拉不回来”。“工业循环不是围绕一个被某种需求限定的平均值而波动的。”[21]
　　按照鲍威尔的说法，马克思的模式——他已经终于发现它们的真实含意——只是意味着调整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以适应人口增长。
　　5．埃克什坦和希法亭都相信无限积累的客观经济可能性：“那些模式表明了谁来购买产品”（埃克什坦）。潘涅库克的“没有重量的东西”更是可以“漫天飘浮”，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按照希法亭的说法，“生产的任何扩大在现有生产力的范围内都是可能发生的”，因为正如模式所表明的，“销路随着生产自动增长”。按照鲍威尔的说法，“只有那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才可能谈论积累的无限性”，并断言“消费能力随着生产自动增长”。[22]
　　目前的情况如何呢？审判团的先生们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论述的积累存在不存在一个我们至今谁也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抑或问题仍然是（甚至在鲍威尔的最新解决之后)我“不会使用马克思模式的无能透顶的产物”，如《前进报》评论员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模式是终极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还是“武断的并非没有矛盾的”？我阐述的问题是挖掘了帝国主义的根源呢，还是它“与今日活跃的经济生活现象毫无关联”？马克思那些“闻名于世”（如埃克什坦所称的）的模式最终说明什么呢——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生产平衡状态呢，或是一个现实图景，“扩大”的可能性的一个证据，或是消费不足的情况下“扩大”的不可能性的一个证据，或是调整生产以适应人口增长，或是潘涅库克的“没有重量”的儿童气球，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也许是一只骆驼或是一只黄鼠狼?“专家们”开始下决心的时候到了。
　　同时，让我们看看官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论》第二卷的基本部分的一幅清晰、和谐和完善的美丽图画吧。这是对于这些如此恶毒地攻击我的书的先生们的傲气的一种合适的回答。[23]
　　既然奥·鲍威尔解除了我同其他“专家”争论的麻烦，我现在可以转向鲍威尔本人了。



[1] 西斯蒙第、萨伊、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十九世纪初的经济学家。对于他们各自的思想的揭露和批判，见与克思的《资本论》一、二、三卷及《剩余价值理论》。关于他们的简要介绍，见埃里克·罗尔的《经济思想的历史》（伦敦费伯一费伯出版社1962年版）。另见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2] 民粹派，一群俄国知识分子，活跃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企图唤起农民反对沙皇。这个革命活动被称为“走向人民”。它基本上是失败的，这场运动的中坚分子然后采取恐怖行动。他们于1881年3月1日暗杀了亚历山大沙皇二世。自那以后，运动走向衰落。

[3] 汉斯·维兴格（1854—1933)。德国“好像”派哲学家。创建了《康德研究》杂志。其主要著作是《“好像”哲学》。见C.K·奥格登的英文译本（纽约1924年版)。另见《康德研究》杂志（1934年）第316—327页上德尔·尼格罗写的《汉斯·维兴格专论康德研究的哲学著作》(“HANS VAIHINGER'S PHILOSOPHISCHES WERK MIT BESONDERER BERUCKSICHTIGUNG SEINER KANTFORSCHUNG")。

[4] 奥托·鲍成尔（1881-1938），出生于维也纳。1907年成为奥匈社会民主党议会团书记。自从发表《民族问题与奥地利社会民主》之后，成为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而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战斗》经常的撰稍人。1914年8月之后在奥匈军队中服役。1914年秋天被俄国人俘获，作为战俘度过了战争的其余时间，直到1917年8月被遣送回国。在俄国期间，他学会了讲俄语。他同情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国际主义派，但又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批评性的支持者。哈普斯堡君主政体倒台后，鲍威尔在社会民主党政府中出任外交部长。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里，他企图填补社会民主党和新共产党之间的鸿沟，设法重新联合国内外的工人党派。鲍成尔1914年前也是《新时代》（见下一个注解）的经常性撰稿人，并影响了德国党，尤其在民族问题上。

[5]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3页。﹝《新时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理论刊物。卡尔·考茨基任主编。〕

[6] 《前进报》，1913年2月16日。安潘涅库克（见下面）在1913年1月19日的《不来梅市民报》上也说：“模式本身非常简单地作出了回答，因为一切产品都在那里找到了市场（即在《不来梅市民报》的纸上）。资本家和工人自己就是消费者，……因此，这里绝对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
　　〔古·埃克什坦，奥地利人，是《战斗》和《新时代》的撰稿人。写了一本关于家庭的书，这主要是以日本的家庭、传统和法律为基础的社会问题研究，刊登在《马克思研究》上。埃克什坦被认为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者之一（见89页上的注解）。〕
　　〔安·潘涅库克博士，荷兰天文学家。1914年以前在德园民主社会党中央党校任教，直到普鲁士警察威胁说要把他驱逐出境。自那以后，他作为不来梅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一员活跃于不来梅。1918年以后，积极参予荷兰共产党的事务，再次支持荷兰共产党左翼。热情支持工人管理生产，热情支持工人委员会成为一种政府形式。〕

[7] 《经济表》被魁奈用来说明他关于把社会划分为各种经济阶级的观点。这些阶级是由所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组成的生产阶级，依赖剩余、地主和教会等等为生的阶级以及由所有从事制造工业的人组成的非生产阶级。对于他的观点的附有图表的彻底揭露，见保罗·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

[8] “而且，这些模式表明了谁购买产品”：“卢森堡同志基本上完全理解错了马克思模式的性质、目的和意义。”这是埃克什坦在1913年2月16日《前进报》副刊上说的话。

[9] 蒲鲁东（1809—1864)，法国社会主义者，今天之所以为人所知，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同他论战。他虽然较早去世，但他是个多产作家。要看参考书目，见亨利·吕贝克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伦敦希德——沃德出版社1948年版。

[10]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卷第483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卷第573页。

[12] 这是埃克什坦在1913年2月16日《前进报》副刊上说的话。

[13] 或者，我们还能得到《德累斯顿人民报》的一个小“专家”所提供的几分间接的安慰，这个“专家”彻底摧毁了我的书之后解释说，资本主义终将“由于利润率的下降”而崩溃。人们尚未完全搞清楚这位可爱人士是如何产生这种设想的——资本家阶级是否将在某个时候因为利润率低感到绝望而自杀，还是它将会宣布生意太糟，完全不值得费心经营，于是它将把钥匙交给无产阶级？无论怎样，这种安慰却不幸被马克思的一句话驱散了，他说，“大资本将通过大规模生产对利润率下降实行补偿。”因此，在资本主义因利润率下降而崩溃之前，仍然要经过一些日子，大概要等到太阳熄灭。

[14] 《新时代》1902年第5期（31）第140页。

[15] 《新时代》第5期（31）第141页。

[16] 《新时代》1913年第23期第838页。

[17]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1—873页（着重点是鲍威尔加的）。

[18] 鲁道夫·希法亭（1877—1944），奥地利人。《马克思研究》的一名编辑。1907年离开维也纳来到柏林，他在那里获得一个评论《前进报》的首席评论员职务。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这是最先对垄断和帝国主义的发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之一。1914年，他是社会民主党内反对社会民主党议会集团在帝国国会里进行投战争信任票活动的少数派的一员。他后来成为1917年成立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领导人。这个党反对战争，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梅林带领他们的追随者参加了这个党，直到“斯巴达克联盟”建立为止。1918年德意志共和国建立后，希法亭成为德国公民。他1922年带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残余分于回到社会民主党。绝大部分独立党党员投票赞成加入1920年的第三国际，并与“斯巴达克联盟”实行合并。希法亭在1923年和1928年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中出任财政部长。

[19]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318页。

[20] 1913年2月16日《前进报》副刊

[21] 《新时代》1913年第22期《论危机的原因》第783、792页。

[22]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3页。

[23] 这个《前进报》的评论家埃克什坦，是所有批评我的人当中最不了解事情底里的人。他属于随着工人阶级报纸的发展而涌现的那类新闻记者。他要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日本的家庭法啦，现代生物学啦，社会主义历史啦，人种学啦，文化啦，经济学啦，战术问题啦——看当时的需要就是了。这些万能作家如此泰然自若地在知识的每一个领域里游来茜去，使得他们成了任何严肃的科学家羡慕的对象。若是他们对事情毫无所知，他们就代之以蛮横无礼。这里有两个事例：埃克什坦有一次在他的评论中说，“让我们在此时此地承认吧，这位作者理解错了马克思的分析的含义和目的，这在她的书中的其余部分都可得到证实。首先，她完全不能理解这些模式的技巧。这一点在她的书的第100页上已经十分清楚。”在那里，我谈的是这个事实，就是马克思在他的模式里把货币生产包括在生产资料的部类里。我在书中批评了这一点，并试图说明，既然货币本身不是一种生产资料，这个混乱就必定不可避免地对精确地阐述这个题目产生巨大的困难。埃克什坦接着蛮不讲理地说：“卢森堡同志反对马克思把货币物质即金银的生产归入第一排，并反对马克思把它连同生产资料的生产一起进行运算。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她为此在马克思建造的公式里加进了第三排，并认为这代表货币物质的生产。”他现在失望透了！“在卢森堡建造的模式里，这个困难是……不但十分巨大，而且无法克服……她自己不作任何努力来描述这些‘有机的复杂事物’。她的这个举动向她表明，她的模式是行不通的，”云云。但是，在第100页上卢森堡同志建造的模式根本就不是我“建造”的——而是马克思建造的！我只是写下了《资本论》第二卷第470页上提供的数字，为的是说明，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要把货币生产归到那里去，这是不可能的，正像我在下面清楚地解释的那样：“此外，只要看一下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式就可发现，混淆交换资料和生产资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矛盾。”为了我所批评的马克思的模式，埃克什坦跑过来责备我，并且因为这个模式，他竟像一个愚蠢的泼妇一样斥骂我完全没有理解“这些模式的技巧”。
　　另一个例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510页上建造了他的第一个积累模式，他在这个模式里允许第一部类的资本家总是把他们的剩余价值的50%用作资本，但又让它在另一部类里任意出现，看不出有什么规律，纯粹按照第一部类的需要。我试图把这一假设批评为臆断的假设。这时，埃克什坦跑过来气呼呼地说：“错就错在她这个运算方法，而且这表明她没有掌握住马克思的模式的实质。她认为，这些是以同等积累率的需要作为基础的，就是说，她假设积累总是在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中齐头并进。但是，这个假设是完全臆断的，与事实相矛盾……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共同积累率，这是胡扯理论。”“作者的罕见的轩然大错”就在于此，“它表明她完全被马克思的模式的实质所困惑。”同等利润率的真正规律，是“与虚构的同等积累规律格格不入的”，云云。埃克什坦就是这样添油加醋、有声有色、完全彻底地把我置于死地。如果的确是……那么就的确是。但是，五页之后（FLPH版是三页），马克思为他的积累模式举了第二个例子，这是一个真正的基本模式，他然后就完全使用它直到结尾，而第一个例子只不过是一个尝试，一个初步的描绘。同时，马克思就在这第二个例子里不断假设两个部类中的同等积累率，“这个虚构的规律”！这个“胡扯理论”，“与同等利润率的真正规律格格不入”——资本的这些冒犯和罪过，在《资本论》第二卷第513页上全都能够找到，而且马克思顽固不化，一直谈到书卷的最末一行。这样，这个攻击就全都落到这个不幸的马克思身上，很明显，他被他自己的模式的“实质”“完全迷惑住了”。与我分担恶运的，至少不只是他一人；鲍威尔也分担了很大一部分，因为他在自己的“无可争辩的”模式里类似地说出他的清楚的假设，即“两个生产领域里的积累率是相等的”（1913年《新时代》第24期第838页）。看，一个人竟然遭到一个甚至没有很好地阅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家伙如此蛮横无礼的对待！这样一篇评论甚至能够在《前进报》上出现，这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学派统治社会民主党的两个中央机关报的一个特点。如果上帝保佑我能活到看见我的书的第二个版本的话，谁也夺走不了我通过在附录中全文刊登的办法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这件珍品的机会！

﹝※ 奥地利一一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是用来指弗·阿德勒、鲁道夫·希法亭、奥托·鲍威尔、马克斯·阿德勒、古·埃克什坦、卡尔·伦纳等人的集体术语。这不是观点完全一致的学派，而是一伙个人，他们企图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一些他们认为马克思逝世以来已经发展而他又没有谈论过的特殊问题。他们的思想发表于总题目为《马克思研究》的一系列书籍以及奥·鲍成尔、卡尔·伦纳和阿道夫·布朗1907年创建的杂志《战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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