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的社会爱国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波兰的社会爱国主义

罗莎·卢森堡

　　S．黑克尔（克拉科夫）和他的同志们在《新时代》^[1]第37期上发表的《波兰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表明了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态度，在我们看来，这对弄清这个问题完全没有用处。按照黑克尔的说法，波兰的独立不应纳入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纲领，而应作为“要求”在鼓动中得到践行。但是，不言而喻，这个有争议的要求被称为“纲领”还是“要求”，本质并没有改变。社会爱国主义的倾向导致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是因为它被写入纲领，而是因为它在鼓动中得到践行。可见，仅仅改换名称，既不能排除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论证社会爱国主义要求的必要性，也不能消除在鼓动中采纳这个要求的消极后果。
　　关于这个“要求”的可行性，黑克尔同样也不知道说什么令人中听的话。如果他宣称，他和他的同志们“一开始就没有断言”，他们能够“在大崩溃之前贯彻波兰的独立”，那这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一次无谓的逃避问题的尝试。因为在大崩溃之后，波兰重建为一个阶级国家是没有意义的，而在那之后的波兰民族解放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当下的鼓动中无法形成特定的“要求”。但最重要的是，社会爱国主义派在提出这个要求时，谁也没有想到别的，只想到波兰的阶级国家。波兰社会主义者国外联盟与俄属波兰中许多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一样，声明与加利西亚的社会党人团结一致，甚至断然拒绝在俄国制定宪法的要求，并把建立一个有最低工资标准和罢工等自由的波兰共和国当作他们的下一个目标。（见伦敦的《官方通报》第1期）只要加利西亚的社会党人在鼓动中提出这个要求并尝试说明理由，那么，他们心中就始终只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波兰国家。因此，那个理想的波兰是一个在大崩溃之前建立的波兰阶级国家，而无产阶级应以何种方式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问题，一如既往悬而未决。
　　最后，黑克尔用美金和其他次要的考虑来解释三个波兰政党像五月节庆祝活动那样的共同行动；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说，在党的生活的最关键时刻采取这样的行动。其实是对共同政治行动的践踏，而黑克尔没有，也不可能面对波兰社会主义者活动的不同条件，指出这种共同行动的基础。
　　黑克尔同样不知道，除了波兰各政党今天的实践外，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反驳我们关于运动中社会爱国主义者的企图的必然结果的阐述，但正如我们明确强调的，“今天的实践”不算数，因为它“显然只归功于他们的与德国和奥地利的同志的共同纲领，而绝不能视为把波兰独立的要求付诸实践”。^[2]相反，我们关于社会爱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之间的新矛盾，关于社会爱国主义理论上站不住脚的提示，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黑克尔的答复会充分证明，维护社会爱国主义观点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深究加利西亚运动的实践问题。因此，结合黑克尔的文章，我们只想探讨具有普遍性和原则性意义上的两个问题：一是黑克尔也把伦敦代表大会^[3]的决议作为加利西亚党的决议加以维护，二是俄属波兰的社会状况，关于这里的社会状况，他提出了一整套荒诞的，却对评判波兰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概念。^[4]

一

　　这个在伦敦代表大会之前为重建波兰而作出的决议说：

　　“鉴于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奴役只是对资本家和独裁者有利，相反，对于劳动人民，无论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还是对于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来说，都是有害的；特别是俄国的沙皇制度从镇压和瓜分波兰中获得内部力量和外部意义，这对国际工人运动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危险，所以代表大会认为：波兰的独立对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波兰无产阶级来说，都是同样必要的政治要求。”^[5]

　　这个决议的第一个“鉴于”纯属老生常谈，从中绝对得不出任何实际的东西。这个决议的特点是，行文与著名的荷兰决议，即关于军人罢工的决议极为相似：“鉴于民族矛盾绝不对无产阶级有利，但对无产阶级的压迫者有利；鉴于所有现代战争都是由资产阶级为自己的利益而发动的。”^[6]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军人罢工来消除战争。这两个决议——荷兰的决议和社会爱国主义的决议，都天真地以为，只要将某些东西解释为对无产阶级“有害”。而对资产阶级有利，就足以直接消除祸害。两个决议都想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消除根植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现象——战争和兼并，而不想消灭资本主义本身。
　　第二个“鉴于”是一个谬论。沙皇制度的内部力量和外部意义都不是源自瓜分波兰。专制制度目前的生存基础是农村落后的社会关系的残余：农村公社的财产和专制政体对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的暂时适应。俄国获得的外交意义应归功于它在东方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亚洲的地位，特别是兼并阿尔萨斯—洛林后形成的欧洲政治局势。^[7]有没有波兰，都不会改变所有这些内部和外部关系。如果人们从这个方面考虑去消灭专制制度，那么，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没有丝毫希望的幻想。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暂时假定，瓜分波兰真的构成沙皇制度的生命线，那么相反，无产阶级能够做什么？根据这个决议，它应该要求重建波兰。然而，仅仅提出要求和举行和平示威，是不可能重建波兰的。统治阶级在波兰的三个部分正在形成最坚固的兼并壁垒，而外国政府则会对无产阶级的要求充耳不闻。但是，如果无产阶级用行动强调自己的要求，那么，只要它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就必定遭到血腥的失败。因此，通过这个决议就相当于表达一种善意的愿望。阿德勒^[8]博士在苏黎世所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我们，一届社会党人的代表大会，只是一个只表达善良愿望的团体，那么，今后无论是在统治的欧洲还是在被压迫的欧洲，我们的意见都不会得到任何重视。”^[9]因此，决议的结论似乎与它的两个“鉴于”一样难以服众。
　　对于波兰运动来说，如果通过这个有争议的决议，那么后果很清楚：那就是最高机关认可民族主义的倾向。
　　对其他国家的运动来说，这种后果也很明显。我们已经说过，波兰的决议与荷兰决议实质上是一致的：一个想通过消除战争来预防未来的兼并，另一个则通过废除兼并来消除之前的战争。因此，通过波兰决议就会突破以前历届代表大会关于荷兰决议的决议。即使荷兰决议建议不切实际的方法，而波兰决议只提一个“要求”，那二者也同样是不切实际的。
　　最后，如果国际无产阶级的纲领采纳波兰的要求，那么，就要连续不断地讨论一系列类似的问题，如波西米亚和爱尔兰的政治解放，取消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兼并等。此外，接受这个要求，对波兰，对所有这些国家来说，就是原则上认可这个以民族解放为目的、在民族的基础上建立的组织，也就是认可将各个国家的无产者一致的政治斗争分解为一系列无谓的民族斗争，并将此列为一种可能的结果。
　　自从将波兰的统一上升为无产阶级对外政策的要求以来，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现在，欧洲的政治形势已经完全不同：它的重点已经从东方，从波兰问题，转移到德法边界。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策略现在发生了变化。1848年，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街垒战，而它主要的敌人是刺刀。当时它必须在反动派的后备军——俄国的刺刀面前构筑肉体城墙，而一个独立的波兰理当成为这样的肉体城墙。今天，无产阶级进行日常的政治斗争，绝不能受人挑拨，走向街头。因为对无产阶级来说，不仅俄国的刺刀，而且俄国对欧洲的反动的外交影响都是危险的；但是，这种影响不能通过肉体城墙，而只能通过消灭本国的沙皇制度来消除。
　　但幸运的是，俄国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不再拘泥于30年前就存在的专制的社会僵化；现在，它的基础正遭到年轻鼹鼠——资本主义的侵蚀，而这能为从内部征服专制制度提供保障。俄国现在表明不仅有刺刀，而且有战斗的无产者，而无产者正是欧洲摆脱彼得堡独裁统治的梦魔的最自然的保证。另一方面，波兰的无产者在从这个共同的堡垒争取政治自由的日常斗争中，同样是俄国无产者最天然的同盟者。现在，国际的运动和波兰与俄国的运动一样，关注的不是要求实际上不可实现的重建波兰的阶级国家，而是相反，是联合俄罗斯帝国所有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沉重打击沙皇制度的斗争，否则，结果只能是分散沙皇俄国的无产阶级力量，使一部分无产阶级力量走上确实毫无希望的争取民族目标的弯路。
　　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将把一项在这个意义上草拟的决议提交给伦敦代表大会。

二

　　西欧各国的社会党人在波兰的民族目标问题上发表的大部分看法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习惯于根据人们在欧洲的国际关系中安排给波兰的角色，来评价波兰的这些努力的内部的社会性质。相反，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反过来从波兰本身进行这些努力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性质，来推导出统一波兰的努力对欧洲的作用。我们想扼要概述这些关系，同时，我们首先打算考察波兰的那个部分——俄属波兰。
　　1864年的农民改革^[10]终结了波兰贵族的民族斗争的时期。没有农民，贵族无法战胜俄国政府。但是，与农民一起获得胜利有一个前提，即废除依附关系是贵族运动赢得农民阶级的唯一手段，可见，贵族最可怕的经济失败会使其政治胜利变得毫无意义，使整个斗争成为笑谈。由于这个矛盾，贵族起义必然失败，而正是贵族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使俄国政府成为笑到最后的角色，并且确保能够遏制贵族，并削弱其运动。斗争的关键因素——农民改革——彻底改变了俄属波兰的经济面貌，改变了贵族农业的生产条件，从而破坏了民族运动扎根的社会基础。
　　波兰原来一直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为主导，1851年以前设立关税区边界，与俄国相分隔，而经济上基本是封闭的。从60年代开始，波兰卷入了直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风暴：大工业进驻国内。俄属波兰的关税区边界的撤销、俄国的农民改革^[11]和与此有关的货币经济的实行，60—70年代开始进行的波兰连接俄国所有地区的庞大的铁路建设，最后还有自70年代起日益严格的关税保护政策（该政策仅仅让本地的工厂主抢占了俄国的内部市场，确保他们得到40%—60%的利润），这一切都使波兰工业进入了原始积累的天堂，在这里工业像雨后春笋般地快速生长。在波兰开始了一个创业的狂热期，在20年（1870—1890年）内产量，超过了整个上个世纪工业领域产量的三倍。罗兹和索斯诺维茨分别用了25年和15年从乡村变成了大工业城市。拥有850万居民的小小的会议桌上的波兰^[12]每年达到的生产规模价值30000万卢布。^[13]
　　我们粗略地列举了波兰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因素，但其中的基本因素过去和现在都是俄国的销售市场。随着铁路线向俄国纵深的发展，波兰的产品也纵深销售到俄国，人们可以从生产的这种跳跃式发展清楚地追踪这一发展进程。波兰产品的三分之二直接由俄国消费，剩余的工业则直接依赖于为俄国生产的工业部门。需要留意的是那些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构成大工业支柱的工业部门——波兰依赖俄国市场的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14]因此，俄国市场是波兰资本主义的生命线，从而也是波兰现代发展的生命线。
　　波兰工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性是既成事实。然而必须承认，很遗憾，俄国政府对这个事实的理解比一些波兰社会党人更深刻、更正确。这些波兰社会党人习惯从这个有疑问的现象中得出波兰资产阶级没有民族主义的倾向这个唯一的结论。但是，这说明他们忽视了这种现象的客观的、辩证的一面：波兰和俄国的经济往来对波兰整体社会结构的反作用，以及这种往来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波兰的独立问题产生的意义深远的影响。这个方面很少有人注意，然而，在评判波兰问题时恰恰可从这个方面轻松地寻找关键因素。
　　资本主义在各个国家使自己的各个部分互相联系，互相依赖，这是它的一般趋势，在波兰和俄国没有受到限制，因为两国间的关税区边界已经撤除。这种趋势在波兰一方面使农业、手工业和贸易最紧密地依附于使它们成为整个经济中轴的大工业。另一方面，使这个中轴牢牢地嵌入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机制。生产、交换、运输，所有这些在波兰和俄国都结成一个唯一固定的结。现在紧紧纠缠波兰的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会深深伤害俄国的某些利益，反过来也一样。俄国经济的每一次繁荣都会在波兰得到忠实的反映，反之亦然。俄国和波兰正在转变成一个唯一经济的机制。这种转变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同步。在这两个国家中，落后的生产形式越是让位于现代的生产形式，这种联系就越稳固，波兰对俄国的依附关系就越能成为波兰经济生活的基本条件。^[15]
　　因此，资本主义在波兰的发展趋势导致波兰经济上并入俄国。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不以某些人的意愿，也不以各政党的意愿为转移，而首先应归因于波兰的生产和交换条件。这从民族目标的角度看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但更可悲的是，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16]
　　社会发展的这种独特路线造成的结果是，波兰现在没有一个社会阶级关注波兰的重建，同时又有力量引发这种关注。
　　最重要的阶级——资产阶级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在其他国家，资产阶级受自己的阶级利益的驱使统治外来的民族，而在波兰，资产阶级代表自己的阶级利益屈服于外来的统治。
　　以前在波兰引领社会的贵族，现在跟着资产阶级亦步亦趋。向雇佣制度的过渡，以及此后谷物和土地价格的持续下跌，使本来已经负债累累的中小地主面临破产的边缘。所有贵族的庄园三分之一已经不是由所有者掌握：其中的15%已经转移到犹太人和德国人手中，另外的15%被分为小块地，卖给小生产者。其余的地产都平均负有80%的抵押债务，五分之二的抵押地产债务高达100%—250%。整整三分之一的庄园不久便被判拍卖。农业目前在波兰仅以两种极端的存在形式幸免于难：或者作为大种植园，从事集约经济，计划工厂化生产自己的产品，从而间接依赖于俄国的市场；或者作为小农场，采用最落后的三年轮种法，从而得以顽强地生存，因为他们放弃了一部分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表现为地租和利润的收入和一部分工资。中产阶层——民族自由的实际捍卫者——如今已经彻底陷于垂死挣扎的绝望境地。他们的“社会纲领”——用他们今天的代言人布洛赫和古尔斯基的话说——是土地银行和土壤改良贷款。^[17]而他们不能敷衍自己说，先等到有了未来的波兰政府再采取这两种救市方法。执行官已经在门外催逼讨债，这个理由让贫困的波兰地主把俄国沙皇政府看作唯一的救世主，并要对它奴颜婢膝。
　　小资产阶级政治上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一些手工业（制衣业等）直接利用俄国市场，他们的社会纲领是手工业者的商号“去东方”销售。这个行业和许多其他行业都在国内进行资本积累，从而在上升的内需中得益。因此它们是大资产阶级的追随者。然而，许多手工行业需要直接承受工厂工业的竞争压力。这些资本薄弱且濒临破产的小资产者采用落后的生产方法，当然有理由对事物的现存秩序表示不满，结果自然也以这种形式发泄不满。既然大工业是俄国兼并的产物，那么被其碾压的小资产阶级就成了孤苦伶仃的民族目标的养父。
　　农民阶级根本没有政治形象。但是，俄国政府在“解放农民”时，不管怎样都是以“使用权”的形式（农民对贵族的林地的使用权）在农民阶级和贵族之间设置了一道障得，而这些林地是二者之间产生纷争和冲突的永不干涸的源泉，而且直到今天都没有使这对敌对兄弟和解的可能性。如果农民能有一个政治形象，那他们今天也习惯憎恨和不信任任何民族运动，就像憎恨和不信任“贵族的骗局”一样，而且愚蠢地，以农民特有的顽固依赖于俄国政府——臆想中的将农民从贵族的地狱中拯救出来的人。
　　最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不大的、在各国没有政治自由，却喜欢吵闹的阶层，在波兰大部分是由贫困化的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在学校，他们已经接受俄罗斯化的残酷制度和民族思想。后来，他们看到自己没有希望获得重要的职业——教职、公职和高级军衔。因此，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向往着祖国，并对莫斯科的暴政愤怒不已。但是他们越发倾向于在所谓的资产阶级职业中，也就是在对工业和资产阶级的直接有用的职业中寻找一个职位，而由于工业的不断发展，他们果然在大量职业中找到了一个这样的职位。这些“知识”青年作为成熟的男子在资产阶级社会一旦站稳脚跟，就会采纳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形象，并且变得“理智”和“正派”。
　　这是目前波兰社会的一个大概的形象。通过与俄国相连的资本主义生命线，波兰社会只有两种具有一点民族特色的人：已经衰落并注定灭亡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尚未发迹的“知识分子”——二者都是毫无依托，二者都只是过渡阶段，因此二者都无力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献身。因此，在我们看来，那些见过前资本主义的波兰，见过这个起义频发的国家的人，希望在战时投放到波兰的数十万份公告会像一道闪电一样点燃民族大火，那就大错特错，因为我们看到，在目前的波兰，那些关注波兰独立的阶层没有权力，而那些有权力的阶层则不关注波兰的独立。不仅如此。在此期间，波兰实行古老的自然经济，是可以任意分割为封闭的徭役区的松散集合体，而无须破坏它的经济结构，从而也无须破坏它的统治阶级的实际存在条件，而在当今资本主义的波兰，为了重新统一，必须彻底触动那些在政治上唯一重要的阶级——城市居民和绝大部分农村居民的生存利益。
　　还有无产阶级。如果要把西欧状况的标准用于波兰，那么有人也许会说：如果所有有产阶级放弃独立的旗帜，那么，无产阶级更有理由将独立的旗帜变成其自已的旗帜。然而，这样一种观点的基础，我们认为，是一种纯表面的对比。如果西欧的无产阶级采纳遭到资产阶级背叛的民主解决方案，那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虽然是敌对的兄弟，但都是同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形态的产物。这种形态自身具有一定量的、自己力求启动的政治民主倾向。最初，资产阶级表现为这种倾向的载体，随后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全体“人民”的代表。然而，阶级矛盾一旦激化得足以逼迫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那么，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就会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如果无产阶级在这时采纳这种理想，那么，它只是表现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继承人，表现为同一个资本主义阶段的趋势的载体，这完全是它的历史角色。在波兰，我们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属于一种在民族斗争的坟墓上诞生的形态。波兰的独立实际上没有遭到资产阶级的背叛，因为波兰的独立从来就不是它的理想，那是前资本主义的、贵族的、自然经济时期的理想。可见，如果要波兰的无产阶级继承这个纲领，那么，这就等于——作一个正确的对比——要求西欧的无产阶级重新接纳例如封建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目标，而在这些目标中只有资本主义时期保存下来的理想的上层建筑，但是，它们的物质基础以及实现方法不可逆转地仍回到了过去。这明显不是无产阶级的任务。相反，它的目标必须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基础。但是在波兰，这种导致产生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发展则使波兰本身与俄国建立越来越稳固的联系。两种结果只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如果无产阶级把波兰的独立视为自己的纲领，那它就是抗拒经济的发展进程。这无助于它去实现这个使命和它的其他阶级使命，而是相反，只会使它和它的奋斗目标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在自己的背后，它想要面向这个目标，那它必须背弃重建波兰。民族的目标丝毫不能期待波兰的经济发展，最多是停滞，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倒退，能够为民族的目标创造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纲领，从社会性质看，只能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纲领。因此，如果无产阶级接纳这个纲领，那么它将不会像其他人所说的，将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聚集在自己的周围，而是相反，不管这些分子多么弱和小，无产阶级都会转到他们的立场上。
　　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从上述概要中得出全部结论。但最重要的结论是：
　　1．波兰的民族努力，除了毫无希望外，还无法在国内开展严肃的运动。因此不能为它们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政策中安排任何有意义的角色。
　　2．波兰无产阶级的积极使命与所有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使命完全相似，这就是使现有国家机构的民主化。由于波兰和俄国正在形成一个资本主义的机制，所以波兰和俄国的无产阶级正在成为一个工人阶级，而他们最近的共同任务就是消灭沙皇制度。
　　在俄国，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为波兰无产阶级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不仅可以作为工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能在以唯一有效的方式为争取波兰的自治自由而斗争的同时，作为岌岌可危的波兰民族的捍卫者坚守岗位。
　　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自从1889年第一次登场起，就一直以上述的基本原则为基础。

1895—1896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14年卷第2卷第459—470页

^[1] S.黑克尔：《波兰的社会主义》，载于1895—1896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14年卷第2卷第324—332页。——编者注

^[2] 本卷第27页。——编者注〔见《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思潮》的第三节第一段——录入者注〕

^[3]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代表大会1896年7月27日—8月1日在伦敦召开。——编者注

^[4] S.黑克尔认为，需要用几点个人性质的说明作为他反驳的开场白，我对这样的说明不在意，在它们也涉及我所属的组织时，我在这里只想作简短的答复：
　　1．黑克尔重提那则假消息，说我在独立派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所写的文章，完全是“反对波兰社会党”。我已经在1893年《前进报》第241号揭穿了这一点，奇怪的是，黑克尔正好忽视了这个报道！但可笑的是，这篇指控文章反对我和我的同志们。
　　2．《工人事业报》没有停刊，只是由于我党遭到大搜捕而暂停出版，现在已经出版到第24号。
　　3．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既不是1893年从哪个政党退出的，现在也没有与哪个政党联合。黑克尔对我们党内生活的极度无知，应当感谢伦敦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倾向性的文章，他从这些文章中获悉了上述信息和所谓有关社会民主党和社会爱国主义者联合的“文件”，而其中没有一点是真实的。
　　4．黑克尔试图把我关于社会爱国主义的观点与我被逐出苏黎世代表大会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确实存在，但意思完全相反：我所代表的观点已经反映在关于俄属波兰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报告中（见本卷第1—8页）〔即《在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889—1893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过程的报告》——录入者注〕，我是带着这个报告出席苏黎世代表大会的，而这份报告正是我被逐出大会的真正原因，加利西亚党的两篇文章（《伦贝格1894年工人历书》和泽哥塔的《加利西亚运动简史》）也清楚表达了这一点。——作者注

^[5] 1896年6月《工人事业报》第24号，另见《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57年华沙版第453页。——编者注

^[6] 《国际社会党工人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3年8月6—12日于苏黎世音乐厅》1894年苏黎世版第25页。——编者注

^[7] 德国1871年对阿尔萨斯—洛林实行的兼并，导致法国推行反对德国的越来越强硬的报复政策，并使法国日益亲近俄国。这种冲突大大有助于欧洲军事集团的形成。——编者注

^[8] 维·阿德勒（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889—1895年曾与恩格斯通信；《工人报》编辑，1889、1891、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后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编者注

^[9] 《国际社会党工人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3年8月6—12日于苏黎世音乐厅》1894年苏黎世版第26页。——编者注

^[10] 沙皇政府被迫于1864年3月2日废除波兰的农奴制，从而保证了波兰农民在1863—1864年的斗争中赢得的权利。——编者注

^[11] 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遭到失败、财政遇到困难、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又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改革“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依然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量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的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的形式先付给地主，然后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给政府。根据粗略统计，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而农民只有3370万俄亩。但这次改革仍然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编者注

^[12] 1815年由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波兰王国被称为会议桌上的波兰。它一直存在到1915年，实行合一君主制，俄国沙皇也就是波兰国王。——编者注

^[13] 考虑到篇幅有限，我们只能从关于这一点的官方报道和其他报道的大量材料中选取一些数据：

	1871年	1890年	增长率
生产总值（卢布）	66700000	210000000	2.15
纺织业生产总值（卢布）	18800000	100000000（1891）	4.32
钢铁生产（普特）	900000	7500000	7.33
煤炭生产（普特）	12600000	151000000	10.98

　　棉纺织业的纱锭数量在10年（1877—1886）中从216640上升到505622（增长了134%）。俄国棉纺织业的纱锭数量同期增加了32%，美国棉纺织业的纱锭数量（1881—1891年）增加了29%，英国棉纺织业的纱锭数量增加了8%。——188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波兰最大的工厂中，25%在1860年建成的，75%在1860—1886年建成的。——纺织工业的中心，罗兹的产值1860年为260万卢布，而1888年为4000万卢布。索斯诺维茨的产值1879年为50万卢布，而1885年为1300万卢布。在最近的10年中，索斯诺维茨成了波兰钢铁和煤炭工业的中心。——工业规模实际上要大于官方说明的数据，比如，1890年的工业总产值不是21000万卢布，而确切的数据是30000万卢布。因此，波兰的工业生产——根据其每年的价值测算——现在已超过谷物生产近三倍。根据（从俄国的）谷物进口和波兰的谷物出口的统计结果，生产的不足是由进口的过剩抵补的。因此，波兰，以前的欧洲仓库，已经成为纯工业国家。——上述所有说明均引自：J.G.布洛赫《会议桌上的波兰1871—1881年的工业》1884年华沙版第17、151页；《俄国工业的历史统计展望》1883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表11和表15;《俄国的工厂工业。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的官方报告》第13、32—33页；《俄国1891年贸易和工业统计材料》1894年圣彼得堡版第124—147页；《俄国的矿业。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的官方报告》第56—60、91页；伊·扬茹尔《波兰工厂工业史纲要》1887年莫斯科版第6、39页；A.S.《莫斯科和罗兹》1889年圣彼得堡版第17页。——作者注

^[14] 在这一点上，我们用《波兰工厂工业调查委员会报告》1888年圣彼得堡版和其他官方报告来证明。德国的读者在《贸易和金融外交领事报告》第128期第6页和第321期第7页上也可以找到一些。在1886年和1887年，俄国几乎消费了罗兹（波兰的曼彻斯特）整个纺织工业产品四分之三，波兰自己只消费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作者注

^[15] 这是黑克尔理解的那种关系，他说，波兰仿佛是“能驾驭形势的主人。而俄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是如此的停滞不前，以致完全依赖会议桌上的波兰的生产。”但愿他能从下列数据中汲取教训：
　　根据上引的《关于芝加哥博览会的报道》，1890年的工业生产总值为（单位∶卢布）：

俄国	15970000000——人均13.5
彼得堡地区	2420000000——人均40.0
莫斯科工业地区	460000000——人均38.0
会议桌上的波兰	210000000——人均25.0

　　因此在工业关系上，无论是绝对还是相对而言，波兰在俄国都占第三位，仅莫斯科地区的生产超过波兰两倍多。可见，俄国拥有自己的比波兰大工业历史悠久得多的大工业。这自然至少不会妨碍两国之间进行意义深远的分工，波兰完全依赖于俄国的市场。比如，波兰的棉纺织业——与它的人口完全不成比例——占俄国棉纺织业的四分之一，波兰的钢铁工业则占俄国钢铁工业的六分之一。——作者注

^[16] 从我们期待的黑克尔深入的理解方式来看，人们据此判断，这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是我们的“纲领要求”——他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要求”波兰在组织上并入俄国。很清楚，这里有比社会民主党“要求”这个小人物灭亡、废除家庭等等更为真实的内容。——作者注

^[17] 上述说明引自J.G.布洛赫的著作《地产及其债务》1890年华沙版和《土壤改良贷款和农业的状况》1892年华沙版；以及路·古尔斯基《我们在农业上的错误》1874年华沙版和《农业百科全书》1890年华沙版第1卷。以及《外交部。系列从书》第347辑《关于波兰地主地位的报告》和第355辑《关于波兰农民和农民地产的报告》。——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