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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考茨基夫妇

(〔未署日期〕1911年8月中旬)



最亲爱的露露
  今天,我突然从惊恐中醒来。差一点儿来不及向你道一声“生日快乐!”了。我的心里是多么的难受、简直无法形容。但是我的借口,总是多多。在过去的5天中,每一天我都想着动笔,但就是像鬼使神差似的,什么也没写。自从党的执行委员会发布宣言,抗议摩洛哥事件[1]以后,我便天天收到邀请我去演讲的电报和专递邮件。虽然我一概予以婉拒,但是这样一来,时间反而花得更多,因为我得一封一封地写信道歉。另外,我的兄弟和兄弟媳妇,前天也不期而至。还有,汉堡来了个信使,说〔凯撒·〕威廉将去哪里,因此要我也动身前往。这事儿就发生在我准备搬家的前一天,你说我狼狈不狼狈!这样的聚首,只需一次,就足以让我当一名共和党了。但是我还是同意前往。然后,伊达[2]因为准备搬迁,把家里折腾得天翻地覆。你说我被弄成颠三.倒四的样子,还有什么可奇怪的?所以尽管为时已晚,还是让我拥抱拥抱,亲你一下吧。不要生我的气。
  你平常都好吗?自从收到你那张小小的卡片以后,我就什么也没有得到。谈谈热浪怎么样?也许你期待着在这里发现一具使你隐隐约约地想起住在柯拿纳街上的那位花容月貌的朋友的焦尸或者白骨吧?虽然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我还是快活得像一只云雀,而且身体状态也不错。我6点钟起床,每天洗两次冷水澡〈泡浴缸).感觉神清目爽、做的工作常常让别人斗得鸡飞狗跳。总的来说,我发现,即便是在最可怕的炎炎盛夏,柏林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城市,只要你眼不见,就心里不烦。我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克拉拉·蔡特金来过,只不过是像跑龙套那样,从我身边一闪而过。她精神叟铄,兴致勃勃,虽然也生过几次病。
  俄国的事情,给她和我的“假期”,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影。注意,由于尊贵的“理事们”美美地犯了一个大错,以至于我这个“不偏不倚”的人,竟然也从心底里赞成多党派合作开会的方案!其他的两位理事不知道会不会气得肝病发作?我知道有一位已经提前得了肝病。[3]因为在我看来,那将是会议唯一的具体结果。自然,只有一小撮流亡海外的斗鸡,才会赶来赴会,叽里呱啦地争取德国理事们的聆听和同情。只有纯粹的疯子,才会期望那群公鸡能达成什么协议呢。他们的分歧已经根深蒂固,而且一个个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开展一场大辩论,只能够给他们提供一次宣泄新仇旧恨、火上浇油的机会。保持团结的唯一方法,就是促成一次大会,让俄国各方的代表前来参加。因为俄国人民都是要和平、要统一的、所以他们是唯一能够让那群流亡斗鸡理智起来的力量。因此,只要你坚持召开这种党代会,别的事情就把眼睛、耳朵和鼻子全都闭上、不必过问.我以为这是能够采取的唯一正确立场。
  不幸的是,和德国人重新开会的主张,在俄国人当中制造了相当大的混乱。托洛茨基在“绝密”信件中吹嘘,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能够拨乱反正的伟人,非他莫属!那些支持他的孟什维克,因此大受鼓舞,并且开始抵制计划召开的大会;而布尔什维克和波兰党人,则完全为谣言所迷惑。
  哦,希望一切都会过去。但是与此同时,就连像我这样驯服的羔羊,也在遭受专递邮件和电报的轰炸。大家要求我解释,这个那个是不是事实,这个那个人该怎样理解,而我本人对那些事情,也是一窍不通的。正如我们那位可怜的鲍鲁斯〔·辛格〕经常说的那样:“我的脑子里可以想象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这件事情和其他许多事情上,他说的都没有错。
  至于别的嘛,这里冷冷清清。汉尼斯去了弗利姆斯。顺便说一句,他寄来了聪德尔[4]给他画的肖像,让我比较比较,倒也给我增添了不少的乐趣。你要是来,我肯定会拿给你欣赏的。
  对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呀?因为凯撒的原因,我大概要推迟到30号才能搬家。你准备参加妇女大会吗?你能想象我变成了女人吗?我收到了参加大会的证件,因此8号必须动身去耶拿。但是在那之前,为了得到更多的乐趣,也是为了缩短逗留的时间,我将去杜塞尔多夫,给选民发表一个讲演。盼复。
  寄上许多个吻。问孩子们好。

你的 卢





[1] 指第一次摩洛哥危机.I911年.7月日,德皇派遣“豹”号巡洋舰至阿加迪尔.以“保护”德国的利益。劳埃德·乔治发表的那篇能全出乎意料的煽动人心和爱国主义的演说,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有条件地支持德国的立场。罗莎认为德国政府是在蓄意挑战,并对它及修正主义者提出了严厉的指责,而采取民族主义.场的修正主义者,正在谋求弥补党在1907年选举中遭受的损失。

[2] 罗莎的保姆。

[3] 指卡尔·考茨基。

[4] 指克拉拉·蔡特金的丈夫,他本人是一个艺术家,并且经常是罗莎的画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