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俄国革命》导言（摘录）
〔西德〕奥·弗莱希特海姆
1963年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增刊（卢森堡专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
二
差不多正好在罗莎·卢森堡被害五周年的时候，列宁去世了[1]。这两位如此不同的革命家在长达二十年的期间有时共同反对“改良主义者”，也常常互相争论。在二十世纪初，列宁发表了他关于俄国党的组织结构问题的观点，他毫不妥协地主张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党，这个党应当以高度觉悟和紧密团结而区别于西欧的工人党。早在1903年伦敦党代表大会上，刚刚建立了五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问题首先涉及到是否只有固定地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可以作为正式即党员。这场争论的全部理论意义只是后来才逐渐显露出来。
实际上这关系到整个关于党和组织的观念以及今后的发展前途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张，即使在沙皇制度的压迫可能缓和的情况下，党也应保持它按照民粹派恐怖组织的榜样建立起来时的那个样子，即仍旧是一个人数不多、组织严密、行动统一、虽然在政治上依靠无产阶级但在组织上脱离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的团体，在其中即使理论上容许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但归根到底是领导起决定性作用。列宁的理想是“同无产阶级相结合的雅各宾派”的党，这个党的组织原则应当是“民主集中制”。在马尔托夫和孟什维克看来，这种类型的党只是在沙皇专制统治时期的一种权宜之计，他们的理想是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形成兵且加入了第二国际的那种合法的群众性政党，而列宁则认为，社会民主党即使在将来也应是一个职员组织、一个宗派、一个军官团体，具有自己的宗派章程，自己的团体精神，自己的思想体系。
列宁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这一著作中企图详细地论证他的这一观点，他认为革命的工人党应是一个有纪律的、按集中制组织起来的职业革命家的先锋队，“其使命是领导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直到最后一息列宁都不顾一切地为精华人物领导群众的要求、为精神随心所欲地塑造“物质”的权利、为职业革命家推动多数前进的职责进行辩护。
不久以后罗莎·卢森堡就对列宁的观点作出了回答。她的反驳首先发表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刊物《火星报》上，接着又发表在卡尔·考茨基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论刊物《新时代》上。罗莎·卢森堡想必是从内心深处对列宁关于少数经过挑选的人有权进行领导和统治的说法感到厌恶。她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因为她相信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她认为群众的创造力、生产效能和自发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只是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又是工人阶级认识到绝对必须用社会革命手段来消灭这些矛盾的结果。”（《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2]无产阶级大军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补充自己的队伍，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逐渐明确自己的任务。这是一个充满挫折和失败的艰苦过程，但是，无论多么天才的领导都不能代替工人阶级去做自己的事情。因此，一切无产阶级组织，包括政党在内，都应当按民主制原则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罗莎·卢森堡在总结她同列宁的论战时敢于公开承认：“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和有价值得多。”
罗莎·卢森堡的这种看法是深深扎根于她的民主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扎根于她对人和历史的深刻信任的，而德国党的领袖们的官僚主义被动政策又使她对于所有领袖的不信任态度更加坚决了。至于她对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能动的唯意志论的方法的保留态度是否也有道理，只有将来才会显露出来。
三
在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观念提出批评后的十三年，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列宁党在列宁的天才领导下成功地在这个庞大的沙皇统治的国家取得了政权。二月革命就已经使罗莎·卢森堡感到欣喜万分。她在1917年4月写道：“俄国发生的美好事情对我的作用就象是一帖延寿剂。来自那里的消息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个福音，我担心，你们对此没有予以充分的估计，没有充分感觉到正在那里取得胜利的是我们自己的事业。这必定而且将要对整个世界起解放的作用，若必定会扩散到整个欧洲，我坚定不移地相信，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战争再也不能长久继续下去了。”
1917年10月的“震撼世界的十日”（按照约翰·里德的说法）使罗莎·卢森堡充满了强烈的希望，也充满了不安的疑虑。1918年秋天，在十月革命将近一年以后，她写下了她关于俄国革命的探讨。当时她被囚禁在布勒斯劳的监狱里。她在狱中固然可以接触到一些报刊上的消息和材料。可是她缺乏同目击者的直接交往，无人可以交谈，甚至连看法一致的同志也接触不到。这份手稿还是未完成的。只是在1922年才由她的政治上的朋友保尔·列维（1883—1930年）根据一个不完整的抄件公布了这一手稿。保尔·列维在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去世后曾担任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在1921年3月德国中部起义之后就已经同党断绝关系，很快回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928年费里克斯·魏尔在格律恩贝尔格主编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中发表了重要的补充。此后这一著作出版了英译本和法译本以及好几种德文版本，例如1939年的巴黎版（《新道路》），1948年的汉堡版（由彼得·布拉克施坦出版）和1957年的哈默伦版（由贝·克劳斯出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没有出版这篇著作，虽然弗雷德·厄斯纳在他的《卢森堡评传》中对它作了批判性的评论。罗莎·卢森堡后来是否以及在哪些点上坚持自己的见解，这是一个有很多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恐怕未必能得到令人满意的澄清。
不管怎样，即使现在，也就是说在四十年之后，她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分析也完全没有蒙上灰尘或失去生命力。这是由于分析的对象？还是由于评论者本人？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既由于客观事件，也由于对事件的主观反映？就对象来说，即使现在我们还可以而且必须自问，我们是否能够完全客观地理解俄国革命。在我们这一代，也就是说所有出生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前后十年左右的人的生活和思想中，这次革命意味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它的意义也许还要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如对于席勒和费希特、赫尔德林和黑格尔这一代人来说法国大革命始终是他们必须摆脱而又不能完全摆脱的重大事件一样，俄国革命还没有完全解除它对于我们的魔力。它激起了希望和赞叹，同时也引起了恐惧和诅咒，甚至现在，当相隔将近五十年后可能比较容易作出客观冷静的判断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在思想上遵守极严格的纪律和精神上保持极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才能够——如果总算能够的话——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它作出公正的评价。
这个革命之谜始终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正如旧俄国在欧洲人看来一直就象是巨大的斯芬克斯一样，革命以及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新俄国也显得就象是一堆新的矛盾和对立。一系列社会大变革震撼并改造着当代世界，有人想把这些变革当作资产阶级革命归入同一类。在这些社会大变革中，俄国革命是最充满矛盾的。它的二重性表现在各种敌对的力量、倾向和组织的并存和潜立上：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和无产阶级的运动彼此交错，进步的和反动的倾向不间断地互相较量，因而难以形成一个新的稳定的制度，群众民主和极权专政互相交替，使人常常几乎不可能区别真实和假象。
每一个十年的发展都带来另一种面貌：起初在托洛茨基和列宁的领导下仍然在向前推进一个非常有力的世界运动，它的宗旨是要在俄国和世界上彻底消灭一切旧传统和旧机构；二十年代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机构，这个制度似乎归结为不仅同周围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同农民的过去实行妥协；在三十年代出现了工业化的新的革命挺进，与之同时并进的是对老布尔什维克的精华以及大部分干部实行反革命摧残，这种革命挺进把国家推到了深渊的边缘；四十年代在新的掌权者的领导下维护并革新了一个官僚制的强权国家，这个国家愈来愈同周围的世界相隔绝；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继续形成一个独裁制度，它在“开明专制制度”的标志下开始了争取提高人民福利和征服宇宙的斗争。
在前后交替的各个阶段中贯穿着一条红线：这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的自上而下不断革命的榜样，这个革命同时还具有不断反革命的特点。在其他社会大革命中，革命力量向前推进的阶段和倒退阶段（伴随着军事专政和复辟）明显地彼此分开，但革命和反革命的互相交错却使俄国的发展非常错综复杂，无法看清。不过至少从表面上和从形式上看，四十多年来，是由同样的思想体系一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以及同样的机构——共产党和布尔什维主义国家（这个国家同它的令人产生错觉的名称相反，确实早已不再是“苏维埃”国家了！），把这个经常变化不定的形体结合在一起，并且尽管有一切历史的断裂，终究还保证了最低限度的连续性。
四
罗莎·卢森堡早在1918年就已经天才地预见到这个革命的全部矛盾性。她在1904年同列宁辩论时只限于抨击他的“极端集中主义”的消极方面，当时她就已经感到在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种因素，后来人们在看到这一因素得到充分发展时谴责它是“极权主义的”。她在1918年看到了俄国革命〈包括布尔什维克的组成部分在内）的整个多层性和矛盾性。在她看来，毫无疑问，布尔什维主义对于沙皇制度、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来说体现了一种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她认为俄国革命过去是并且仍然是“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十月革命“不仅是从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列宁的党“是唯一理解一个真正革命党的使命和职责的党”，列宁和托洛茨基“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是唯一能用胡登的话高喊‘我敢于这样做了！’的人”。
但是罗莎·卢森堡也已经认识到单独一个国家的革命的民族范围所必然带来的困难和局限性，尤其是当这个国家“在如此严困难的条件下”受折磨的时候。这位狂热地追求真理的人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把俄国革命当作在其他国家进行革命的典范的一切要求；她认为，布尔什维克“把被迫采取的行动当成自愿做的好事，后来把他们被这一致命条件所迫而采取的策略的一切部分都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并且打算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这是有危险的。她虽然承认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历史功绩，但并不认为，对他们“出于万不得它的全部所作所为……只应当毫无批判地赞扬和热情模仿”。她指出，“当他们打算把在俄国由于困难和压力而造成的一切谬误统统当作新的认识搬进国际社会主义的仓库时，他们也是给国际社会主义（他们曾为国际社会主义进行过斗争和受过苦）帮了倒忙，因为那些谬误归根到底只是国际社会主义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的破产的辐射。”
这样，早在1918年罗莎·卢森堡就已经坚决反对后来在1924年表现为斯大林的自我吹嘘的那种绝对化的说法：似乎他能够实现“一国社会主义”，而且这种社会主义还必须受到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崇敬”并成为其他国家革命的指导原则。罗莎·卢森堡可能也会象托洛茨基一样不承认俄国的斯大林体制实现了社会主义的诺言，但是她还超过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比他更加清楚地、更不妥协地看出了俄国本身的布尔什维主义制度中的反民主成分。
在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看来，布尔什维克所能做到的始终只停留在“历史可能性的限度内”。“在一个孤立的、被世界大战弄得筋疲力竭的、被帝国主义卡住喉咙的、被国际无产阶级出卖了的国家实行一场模范的和完美无缺的无产阶级革命，会是一个奇迹而布尔什维克“不应当打算造成奇迹”。在国际主义者罗莎·卢森堡看来肯定无疑的是：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俄国只能提出”，但它不能在俄国得到解决，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恰恰只能在国际规模上实现”。
然而罗莎·卢森堡在自己的批评中还向前进了一步：即使从纯粹俄国的观点来看，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在一些主要点上也是不一定站得住脚的。她援引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对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和土地政策提出了批评，尽管这些观念的根据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成问题的。此外，她同1904年时一样抨击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的核心：即使是在1917-1918年俄国所处的那种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列宁和他的朋友们本来应当采取更为民主的态度，他们作为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家也恰恰绝不应该放弃把民主和专政结合起来。
在罗莎·卢森堡看来，同革命的思想联结在一起的始终是消灭旧的统治结构和占有结构的观念、解放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念和群众运动的观念，这些群众在他们的政党和组织的帮助下将结束自己的未成年期，并实现一个建立在自由、平等和博爱基础上的新制度。
她对群众的信任实际上是无限的，——也许是过于神秘和教条主义的了，以致于这种信任无法经得起客观的批评。有一次她在一封信中写道：“群众的灵魂，就象大海，永恒的大海，始终蕴藏着一切潜在的可能性：风平浪静和狂风激浪，最可鄙的怯懦和最热烈的英雄主义。群众始终是它根据当时环境必须成为的那个样子，它又随时都会突然变成和它现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样子。如果一位船长只根据水面上一时的外观来驾驶自己的船只，而不懂得根据天空中和深海处的征兆来推断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那该是多么糟糕的船长。我的小姑娘，‘对群众失望’对于政治领袖来说始终是最不体面的证据。一个气魄宏大的领袖不是根据群众一时的情绪，而是根据铁的发展规律来制定自己的策略，并且不顾一切失望坚持自己的策略，除此之外就是听凭历史促使自己的事业成熟起来。“在罗莎·卢森堡看来，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翁，她认为群众具有人的最高天赋才能，大约就象在艾森施坦的电影《波将金号装甲巡洋舰》这样的艺术杰作中群众有一次真正表现出来的那样：非物化的和具有人性的。
凡是旨在对群众实行监护和旅加暴力、操纵和用规章来束缚群众组织、限制甚至取消群众自由的一切做法，都使卢森堡从内心深处感到厌恶。然而，即使在她本人的个性中，对纯粹人性的善的渴望也经常同用暴力手段消灭恶的企求发生冲突。因此，罗莎·卢森堡决不象资产者和官僚们曾经以为的那样只是“嗜血的罗莎”，她始终也是富有同情心的、亲切的《狱中书简》和《致友人的信》的作者。她正是在自己的书信中以她所特有的令人赞叹的坦率态度暴露了她性格中常常互相矛盾的这两个方面。例如，有一次她自己责备自己忘记了“我为自己的生活提出的基本要求，主要的是做一个善良的人！仅仅是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就可以无所不能，而这比一切聪明机灵和强词夺理都要好”。她本来是“为牧鹅而生”，但几乎是“由于误会而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但是即使这样她也要做一个“完全的人”，为此需要同世界上一切受苦难的人团结一致：“我们同普图马约橡胶种植场的可怜的牺牲者，同非洲的黑人（欧洲人把他们的身体当作草芥）是同样亲近的。也许你还记得总参谋部关于卡拉哈里的特洛塔施战役的一本书中的话：
‘……垂死者喉中的喘鸣，口渴待毙者的狂呼声，都逐渐消失在无垠的庄严寂静中’。啊，有多少呼减声没有被人们听见而逐渐消失在这‘无垠的庄严寂静’中，这给我的印象是多么强烈，以致在我的心中没有给犹太人隔离区留下一个特殊的角落，因为我感到我在整个世界上，凡是有云彩和飞鸟以及人的眼泪的地方，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五
但是，贯穿人类历史的极端的不公正，我们一再遇到的强者的残酷行为及其对手的不彻底性也引起了这位温柔的妇女深深厌恶和激烈抵抗的感情。罗莎·卢森堡属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三代领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拉萨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身上，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热情还没有完全熄灭，紧跟他们的首先是倍倍尔和考茨基，他们只是听人家说才知道发生过一次大革命，随后是艾伯特和谢德曼、哈阿兹和迪特曼，对于他们来说普鲁士德意志的现实还是某种天然不可推翻的东西。罗莎·卢森堡则完全不同！她深深地感觉到这个制度的腐朽。她有一次曾自称是党内最后两个男子汉之一，另一个男子汉是克拉拉·蔡特金！对于这位在俄国革命的飓风中疾驰而过的叛逆者来说，再没有比她的党内同志的中庸态度更使她感到厌恶的了。她很久以来就已攻击这些安分守己的“党棍和小店主”是“风信鸡”，当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霍亨索伦王朝的战争政策时，她对这些“卑躬屈节的英雄们”只能嗤之以鼻。她许诺在她获得自由时要“象彭忒西勒亚[3]那样，用喇叭声、鞭打声和猎犬把这些坐井观天的家伙赶跑并且追逐他们！”
由于自己的党在世界大战的无尽无休的流血中采取“坚持到底的政策”，这位妇女愈来愈坚决地抛弃了一切女性的、温和的特性。她在1916年12月28日从弗龙克写道：“至于说到我，尽管我从前也并不温顺，但最近我变得象磨过的刀剑一样锋利了，从今以后无论在政治方面或者在个人交往中决不作哪怕是最细小的让步。”但是，即使这位“嗜血的罗莎”也并不愿意简单地容忍有组织的暴力、谎言和阴谋。甚至在这时，对于这位女革命家来说政治也不只是失去人性的机关，物化的组织，异化的机构。权力、强制和暴力，这是需要的，但只是为了贯彻“符合整体利益的一定措施”以反对敌时阶级，“作为达到一个具体目标的具体措施”，但决不是作为“长期起作用的普遍准则“：“任何长期的戒严状态的统治都必然导致独裁……”罗莎·卢森堡在这里预见到了党机器和国家机关的集中制恐怖主义的长期专政的非人性特点，这种专政后来成了极权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支柱。在罗莎·卢森堡看来，列宁-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这种理论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这种非此即彼的提法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对立面。然而，对于罗莎·卢森堡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也始终是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的使命并不是取消任何民主；问题在于正确地应用民主来造福于阶级和社会：“……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
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这是人类设立的一切机构都有的。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这种缺陷的办法却是取消民主制，这比这件坏事本身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由此可见，同斯大林以及甚至列宁和托洛茨基相反，在罗莎·卢森堡看来，专政和暴力也只是作为在阶级对抗也非常有限的阶段中较小的坏事才是可以接受的。专政只能用来反对敌对的少数。它必须始终是广大群众的手段，而不是“一小撮人”的工具。
六
我们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象罗莎·卢森堡所设想的专政和民主的结合是否是一种纯粹的空想。俄国革命的发展是如此不同，这一事实似乎驳斥了罗莎·卢森堡的乐观主义。但是，同她的期望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策导致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恐怖主义专制统治，正是这一情况使关于俄国不可避免要走向恐怖主义专政的道路的论点成为问题。斯大林体制的极端非人性的方面也总是一再使它的“成就”遭到怀疑。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简直不能容忍这样一种制度！但是有些人也认为，假如列宁和他的朋友们完全接受了罗莎·卢森堡的学说，甚至在俄国也可能会开辟另一条道路。早在1917年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就已经同列宁、托洛茨基相反而谋求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实行妥协。在二十年代，共产党内形形色色的反对派主张实行更为广泛的民主制。如果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右派”主张这样做！），就可能为一种农民民主制提供基础。斯大林匆匆实行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政策甚至遭到右派和左派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为的是避免恐怖主义痉挛症的发作。有许多迹象表明，如果在所有这些年代实行较为民主的方法，决不会使苏联遭到灭亡。甚至如果实行一种较为人道的政策，压缩高炉和军火工厂的建设，就会较容易地开辟通向较适宜的对外政策以及较自由的社会和文化制度的道路。
归根到底，不管取得多少技术上和物质上的成就，即使在今天，也就是说在十月革命后差不多半个世纪，苏联也仍旧决不是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制。甚至斯大林逝世之后的俄国战略也还是过于片面和僵硬，不能作为世界战略的典范。看来共产主义无法实现人类的和平和统一。相反，由列宁和斯大林（同罗莎·卢森堡相反！）共同铸造的苏联传统及其分立主义和教区主义，加剧了世界的两极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也许是致命的！——人类危机。
有人可能认为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现在已经过时，的确，我们必须考虑，她对于群众使用暴力的积极作用的信念是否由于最新的发展而过时了。因为，在暴力得到极大发展并且登峰造极的情况下——奥斯威辛和沃尔库塔、广岛和长崎就是它的象征一在战争和内战中任何一种使用暴力的形式都显得比过去更有破坏性了。与此同时，非暴力的群众行动则已经表明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多么巨大的潜在可能性。人们可能从罗莎·卢森堡自己身上，例如从她对群众性罢工的宣传中，发现一种非暴力政策的萌芽，可惜她自己没有进一步发展这种政策，也许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首先，无疑正是世界大战难以想象的流血很多的残暴行为动趟了她对温和行动的信念；此外，从马克思和拉萨尔以来产生于整个欧洲大陆传统的关于暴力是一种有创造力和起解放作用的因素这种观念给德国和俄国社会主义思想界打上了印记。
七
如果说罗莎·卢森堡还没有充分预料到暴力在工业技术时代的后果，那么与此相反，她也许已经感觉到人类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遇到的极端不幸的两难处境。这个两难处境在十九世纪还没有暴露出来，因此卡尔·马克思也许只是在1856年发表的一篇很少受到重视的演说中指出了时代的潜在危机。他在这篇演说中说道：“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粒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杜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4]
罗莎·卢森堡没有引证这段话。在施本格勒预言“西方国家的衰落”的那些年代里，她也只看到这样的抉择：“不是社会主义就是堕落到野蛮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祸下，她逐渐领悟到这种认识，后来她错误地硬说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这种思想。她现在认为，世界大战使社会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继续保持资本主义、新的战争以及很快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要么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只有实现一种社会主义的（也可称作民主主义的！）世界秩序才会根绝民族仇恨：“只有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地球才会不再蒙受杀人的耻辱。只有那时才能够说：这次战争是最后一次战争。”罗莎·卢森堡的期望没有实现，在俄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民主的，在其他国家中民主社会主义未能取得决定性的突破。人类不是象罗莎·卢森堡所期望的那样，而是不得不遭受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分裂成敌对的阵营和军备竞赛。我们时代的危机今天达到如此深刻的程度，以致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能活过这场危机，更不用说以何种方法和以何种形式了。
即使是并不赞成罗莎·卢森堡对于和平的社会主义世界的信仰的人，也不能够对她关于可怕的抉择的话充耳不闻。罗莎·卢森堡作为十九世纪（这个世纪只是到1914年才结束！）最后一批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中的一个，越过时代的转折点进入我们这个黯淡的世纪，这是一个罕见的聪明的纯真的人物。如果说她的过早的死对于人道的事业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那么，同她的思想的争论仍然将继续下去，并将加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的信念和意志，超越国家和阵营的一切界限。
译自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196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第7-21页。
（李兴耕 译）
[1] 罗西·卢森堡于1919年1月15日被害，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去世。——译者注
[2] 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1958年三联书店版第30页。一 译者注
[3] 希腊神话中的阿玛宗女皇。——译者注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79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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