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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选举权和阶级斗争

罗莎·卢森堡

1912
彼得二世 翻译


　　〔说明〕选自1912年5月12日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第二届社会民主党妇女集会上的发言）
　　原文链接：Women's Suffrage and Class Struggle


　　“为什么德国没有为独立女性设立的组织？为什么我们很少听到有关劳动妇女运动的消息？”带着这些问题，德国无产阶级女性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艾玛·伊勒（Emma Ihrer）介绍了她1898年的文章《阶级斗争中的劳动妇女》（Working women in the Class Struggle）。从那时起，还不到十四年，人们就看到了无产阶级女性运动的巨大发展。有十五万以上的女性参加了工会，她们是无产阶级经济斗争中最活跃的队伍之一。成千上万有政治组织的女性聚集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社会民主党的女性报纸（克拉拉·蔡特金编辑的《平等报》）有超过10万订阅者，妇女选举权也是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正是这些事实可能会让你低估争取妇女选举权的重要性。你可能会想：即使女性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我们在教育和组织女性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因此，妇女选举权并不是迫切需要的。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就上当了。在过去的15年里，无产阶级女性群众在政治上和工会组织上的觉醒是伟大的。但是，这只是因为劳动妇女在被剥夺权利的情况下，对其阶级的政治和议会民主斗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目前为止，无产阶级女性是靠男性的选举权来维持的，她们确实参加了选举，尽管只是间接地参加。无产阶级的广大男女群众已经把竞选活动看作是大家共同的事业。在所有社会民主党的选举会议上，妇女占相当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多数。她们总是充满兴趣和热情地参与其中。在所有有坚定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地区，妇女都参与竞选活动。正是女性做了宝贵的工作，散发传单，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争取订户，这是竞选中最重要的武器。

　　资本主义国家未能阻止女性承担政治生活中的所有这些责任和努力。一步步地，通过允许拥有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会的权利，国家确实被迫给予并保障了她们这种可能性。只有女性的最后一项政治权利被剥夺：选举和被选举权，也就是直接决定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中的人民代表，或成为这些机构的民选成员。在这里，就像在社会的所有其他领域一样，格言是：“千万不要让事情开始！”但事情已经开始了。目前的国家在允许无产阶级女性参加公共集会和政治组织时，已经向她们让步了。但国家并不是自愿的，而是迫于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不可抗拒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正是无产阶级妇女自己的热情推动，迫使普鲁士—德意志警察国家放弃了政治协会集会中著名的“妇女区”（注：普鲁士大臣冯·哈默斯坦（von Hammerstein）于1902年设立了“妇女区”，根据这一规定，在政治会议上为妇女专门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区域。），并向女性敞开政治组织的大门。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不可阻挡的进步，把劳动妇女卷入了政治生活的漩涡。无产阶级妇女利用工会和集会的权利，最积极地参加议会生活和竞选活动。今天，千百万无产阶级女性勇敢而自信地呼吁：“让我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只是运动的必然结果，只是运动的必然逻辑！

　　从前，在1848年以前专制主义的美好时代，人们说整个工人阶级还“不够成熟”，不能行使政治权利。对今天的无产阶级女性不能这样说，因为她们已经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大家都知道，没有她们，没有无产阶级女性的热情帮助，社会民主党就不会在1912年1月12日获得光荣的胜利，就不会得到四百二十五万张选票。

　　无论如何，工人阶级总是要通过成功的群众革命来证明其政治自由的成熟。只有当神权在握坐在宝座上，也就是国内最华丽最高贵的人感觉到无产阶级长满老茧的铁拳打在他们的眼睛上，膝盖打在他们的胸口上时，他们才会以闪电般的速度感受到人民在政治上的成熟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今天，轮到无产阶级女性让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她的成熟了。这是通过不断的、强有力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的，这种运动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能斗争和反抗压迫的一切手段。

　　妇女选举权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群众运动并不仅仅是女性的工作，而是无产阶级男女共同的阶级关切。德国目前对女性权利的严重缺失只是束缚人民生活的反动链条中的一环。而且它与普遍反动的另一个支柱：君主专制政体紧密相连。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高度工业化的20世纪德国，在属于电力和飞机的时代里，女性政治权利的缺失就像王权和神权时期统治一样，是“逝去的过去”留下的反动残余。这两种现象——作为主要政治力量的宗教工具，以及坐在炉边，对公共生活的风暴、政治和阶级斗争毫不关心的端庄女人——这两种现象都源于过去的腐朽环境，源于乡村的农奴制和城镇的行会时代。在那个时代，它们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但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女性权利的缺失，都被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连根拔起，变成了可笑的人性讽刺画。它们继续存在于我们的现代社会，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忘记了废除它们，也不仅仅是因为环境的持续和惯性。不，它们之所以仍然存在，因为两者——君主专制以及没有权利的女性——已经成为与人民对立的利益集团的有力工具。在王座神坛和对女性的政治奴役背后，盘踞着剥削和奴役无产阶级的最恶毒、最残暴的鼓吹者。君主制和女性权利的缺失俨然成为资产阶级统治最重要的工具。

　　事实上，我们的国家感兴趣的只是不让职业女性获得选举权。它也有理由担心她们会威胁到传统的阶级统治手段，例如军国主义（任何有思想的无产阶级女性都不能不成为它的死敌）、君主制、有计划地掠夺关税和杂货税等等。妇女选举权是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怖和可憎之物，因为它的背后站着数百万女性，她们将会加强内部的敌人，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如果这是资产阶级女性投票的问题，那么资本主义国家只会支持这种反应。在反对“男性特权”的斗争中表现得像母狮一样的资产阶级女性，一旦有了选举权，就会像温顺的羊羔一样追随保守派和宗教反动阵营。是的，她们肯定会比她们阶级中的男性反动得多。资产阶级女性除了少数有职业的人以外，基本不参加社会生产。她们只不过是她们的丈夫从无产阶级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的共同消费者。她们是社会机体寄生虫中的寄生虫。这样的消费者在捍卫自己的“权利”时，通常比阶级统治和剥削的直接承担者更加疯狂和残酷。一切伟大的革命斗争的历史都以可怕的方式证实了这一点。以法国大革命为例。雅各宾派垮台后，罗伯斯庇尔被戴上镣铐押到刑场，陶醉于胜利的资产阶级的妓女在街上赤裸跳舞，围着这位倒下的革命英雄跳着无耻的欢乐舞蹈。1871年，在巴黎，当英勇的公社战士被机枪击溃时，疯狂的资产阶级女性在对被镇压的无产阶级进行血腥报复时，甚至超过了她们兽性的丈夫。有产阶级的女性总是狂热地捍卫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奴役，她们通过剥削和奴役间接地获得了她们在社会上无用的生存的手段。

　　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剥削阶级的女性并不是人口中独立的一部分。她们唯一的社会功能是成为统治阶级传宗接代的工具。相比之下，无产阶级女性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她们和男人一样对社会有贡献。这里我指的并不是她们抚养孩子或做家务（帮助男人靠微薄的工资养家）。这种工作不是目前资本主义经济意义上的生产性工作，无论牺牲和花费的精力有多大，就算加上成百上千的努力也是如此。这不过是私事，是某个“他”的幸福和福气，因此在我们现存的社会中是被忽视的。只要资本主义和工资制度存在，只有产生剩余价值、创造资本利润的工作才被认为是生产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把利润收入进雇主口袋的舞厅舞女是有生产力的工人，而无产阶级的妻子母亲们在家中四壁所做的一切辛劳都被认为是没有生产力的。这听起来残酷而疯狂，但恰恰符合我们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残酷和疯狂。无产阶级女性的首要任务就是清楚而尖锐地看到这个冷冰冰的现实。

　　因此，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无产阶级女性对平等政治权利的要求是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今天，数以百万计的无产阶级女性像男人一样在工厂、作坊、农场、办公室、商店里创造资本主义利润。因此，从我们当今社会最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她们是生产者。被资本主义剥削的女性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工业或技术的每一项新进步都为女性在资本主义牟取暴利的机器中创造了新的岗位。因此，经济进步的每一天、每一步都为女性平等政治权利的坚实基础增添了一块新石头。女性的教育和智慧已经成为经济机制本身的必要条件。在父权制的“家庭圈子”中，狭隘、与世隔绝的女性对工商业的需求和对政治的需求一样少。诚然，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这方面也忽视了自己的职责。到目前为止，是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唤醒女性的思想和道德方面做得最多。甚至在几十年前，社会民主党人就被称为最能干、最聪明的德国工人。同样，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今天把无产阶级的女性从她们闷闷不乐的狭窄生活中，从悲惨的、琐碎的家务管理中解脱出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开阔了她们的视野，灵活了她们的思想，发展了她们的思想，给她们指明了奋斗的伟大目标。社会主义给广大无产阶级女性带来了精神上的新生，因而无疑也使她们成为能干的资本生产者。

　　考虑到这一切，无产阶级女性缺乏政治权利是一种卑鄙的不公正，而且现在至少有一半是谎言。毕竟，广大女性已经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然而，社会民主党并没有使用“不公正”的论调，这是我们和早期感性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区别。我们并不依靠统治阶级的正义，而完全依靠劳动群众的革命力量和为这种力量奠定基础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不公正本身当然不是推翻反动制度的理由。然而，正如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说，“如果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有一种不公正的感觉，这总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表明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当前的条件与发展的步伐相矛盾。”目前数以百万计的无产阶级女性的有力运动，以及她们认为自己没有政治权利是一个令人痛心的错误，就是这样一个无懈可击的信号，表明统治制度的社会基础已经腐朽，它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一百年前，社会主义理想的第一批伟大预言家之一、法国人查尔斯·傅立叶写下了这句令人难忘的话：“在任何社会中，女性解放的程度都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注：虽然罗莎·卢森堡不可能知道，卡尔·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和哲学手稿》第三部分讨论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时引用了同样的话。）当前群众争取女性政治权利的斗争，乃是无产阶级争取普遍解放斗争的一种表现和一部分。这是它的力量和未来所在。由于无产阶级女性的存在，妇女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和被选举权将极大地促进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痛恨和惧怕妇女选举权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希望并将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因。我们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斗争，也将加速当今社会在革命无产阶级的锤击下崩溃的时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