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and the Final Conflict——SOCIALISM OR BARBARISM...NOW?
罗莎·卢森堡与最后的斗争：现在不是迈向社会主义就是在野蛮中灭亡？
﹝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
（完整版）
Madaohiki 译、碳烤肥羊 校
相关文献：〔简略版〕罗莎·卢森堡（﹝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回望革命家》系列，2020年4月21日）
尽管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坚决反对使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身陷监狱那“与世隔绝”的严酷环境中，但是她义无反顾地、一如既往地进行分析，并组织力量去反抗资本主义体制的压迫与暴力。自青年时期起，卢森堡就一直致力于建设工人阶级占主导的群众运动，在眼前的斗争中争取进步成果（改良），同时用社会主义全面的政治与经济民主（革命）去取代资本主义的专制与剥削。正如卢森堡在她的一本小册子《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中所指出的，“革命与改良”，对于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讲，“争取改良的斗争是其手段，而社会革命则是其目的。”
社会主义或野蛮
然而，庞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卢森堡是里头最受欢迎的、如火一般炽热的发言人）已经被一批“温和的”的官僚所控制，他们与德国的上层阶级和平共处，安于改良而拒绝革命。这群官僚试图排挤卢森堡及其他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与此同时欣然支持国内统治者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
1914年“一战”爆发时，改良主义的官僚们选择支持战争，而卢森堡与她最亲密的同志们则反对这场大屠杀。他们组织了名为“斯巴达克联盟”的反对派（以当年领导奴隶起义反抗至高无上的罗马的斯巴达克斯命名），卢森堡对此解释道：
“为了摆脱这场血腥的混乱与深渊，除了社会主义以外，我们别无其它救命稻草、助力与出路可言。只有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可以重建秩序并结束混乱，只有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可以为所有人带来工作与面包，只有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可以终结这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屠杀；只有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可以让受尽苦难的人类社会恢复和平、自由与真正的文明……此时此刻，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唯一救赎……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这句表述一直饱受争议。1915年，卢森堡在其于牢房中暗中所写的、并偷偷地转交给同志们的著名的《尤尼乌斯小册子》中，也使用了这一表述。卢森堡认为这句话出自恩格斯，但是没有标注出处。但是由于经过仔细的检索，人们在恩格斯的著作里并没有发现这样一句话，因此认为这是她的原创。一些人认为这表明了她舍弃了那个时代的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武断信念——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无可避免的。
事实上，正如伊恩·安格斯（Ian Angus）最近所指出的那样，这句表述可以追溯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所起草的1891年德国社民党《爱尔福特纲领》：“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资本主义文明无法再存活下去；我们只能要么推进到社会主义，要么倒退回野蛮之中”。甚至早在《共产党宣言》就已暗含这一概念：“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卢森堡在强调“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这一表述时，视其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成败。正如迈克尔·洛伊（Michael Lowy）所言，她这么做是为了反对盲目乐观主义，是为了“诉诸于自觉的意志，并且担当在历史进程抉择中的决定性角色。”但这引申出一个备受瞩目的问题：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话，该怎么办？如果对于卢森堡的难题而言，野蛮到来的可能性更大，该怎么办？
从很多方面来看，野蛮的胜利似乎更符合当前的事实。新冠疫情与经济危机一同到来，在这双重的危机之下伴随着不可思议的病态政治。国家的领导层志得意满、不负责任、贪污腐败、心狠手辣，但是形势是如何发展成这样子的？这当然是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纪人、科技巨头、福克斯新闻以及充斥着仇恨的电台谈话节目所支持与唆使的。但究竟是谁在听取这些有害的思想呢？
右翼的当权者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是为工作而生的”，他们认为要使经济恢复如常，不排除得牺牲老弱病残；而那些被认为其劳动是必不可少的人也应冒着生病与死亡的风险，为那些生活在安全的、戒备森严的别墅区里的食利者及其待遇丰厚的喉舌们打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数百万美国人——其中包括很多工人——赞成甚至欢呼这一利益至上的观点，有些人甚至动员起来，举起标语，挥起枪支来要求执行这项右翼立场的主张：“解除对新冠肺炎的防范措施，推动经济重启。”一些自由主义者和一些左派对此感到绝望。
当前的灾难虽然在很多方面都与1914年的苦难有着很大区别，但也有可类比之处。我们可以想象，在面对帝国主义的可怕屠杀时，欧洲工人阶级却没有采取革命行动，当时的人们也会因此心生类似的绝望。事实上，许多工人对即将到来的大屠杀充满了热情。工人阶级的无动于衷导致许多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对革命的期望。在绝望的人当中，有少数倾向于针对权威的代表者搞个人恐怖主义，比如年轻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他刺杀了奥匈帝国的首相。另一些人则更“识时务地”顺应当时的政治形势，比如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领袖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他是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父亲）。
与他们不同，卢森堡既没有变质，也没有绝望。在最初对她所憎恶的一切事物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极度的痛苦后，她终于不再让情绪扰乱理性分析，坚持了她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观点。她的思想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革命与人类心理学
卢森堡的一位朋友告诫过她，说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领袖要比她更贴近现实，因为德国的工人阶级大众不仅力量弱，而且怯懦，不会追随她所主张的革命道路。
卢森堡反对“调整我们的策略来适应工人们的弱点”，在监狱时，她回应道：“没有什么比人的心理更加反复无常。群众的心态就像是那永恒的海洋，有着各种潜在的可能性：既可能出现死一般的宁静，也有可能爆发咆哮的风暴；既可能有最卑微的懦弱，也可能会迸发最豪迈的英雄主义。”她补充道：“群众固然要适应特定时代的形势，但是群众总是处于发生出乎常人意料之变化的临界点。”
卢森堡继续以航海做类比：“一位糟糕的船长只能根据海面的短瞬现象来规划出航行路线，但却不知道如何观察天空或海底的迹象来预测风暴的来临。”
她嘲笑那些“对群众感到失望”的人们，她坚持认为严肃的政治组织者不应该使他们的策略“盲从于群众一时的情绪，而是应该以铁一样的发展规律为依据。”这种组织者即便心生“失望”，也会坚持其策略，并且耐心地等待历史的发展酝酿出成功的果实。
资本积累的动力学
在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当中，她对“发展的规律”进行了分析。
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由“积累”的动力所驱使的扩张性体系。货币形式的资本被投入到原材料、工具与劳动力等商品当中——通过压榨工人的劳动力——并转化以新的商品（成品）为形式的资本，以比投入额更大的价格售出这些商品来实现价值的增殖。资本家从增殖的资本当中获取自己的利润，而为了实现更大的资本积累，资本家会投入更多的资本。
与此密不可分的是，越来越多工人的生活水平在下降——劳动过程不断恶化，为了增加利润而导致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被牺牲，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介入。工人在改良斗争中的成果会被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作所侵蚀。这种贪婪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亦具有往全球扩张的内在动力。
虽然如今大家都在用“全球化”这个词，但是在卢森堡所处的时代里，它的同义词是“帝国主义”。她解释道：“不同类型的生产资料及其对应的劳动力形式，及其对资本主义剩余产品的需求，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为了攫取这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让这些劳动力成为自己商品的购买者，资本主义有目的地努力消灭它们的社会独立性。”
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给世界文明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的强调力度，远超同时代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她说道：“对资本积累的贪婪的、毫不满足的欲望，其本质是利用每一起新发生的政治经济事件（为自己牟利），而不考虑未来，从而不能欣赏过去文明所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的成就。”
为了实现这样的征服，主要资本主义势力彼此之间进行了激烈的竞争，从而导致军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竞争围绕着谁将控制世界经济的增长部门并从中获利而不断升级，最终迈向毁灭性的世界大战。
先锋队和群众行动
当欧洲被1905-1906年的早期危机所撼动时，卢森堡所投身的群众性斗争揭示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应当把握的动力学（dynamics）——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一文中，她予以了阐明。
她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视为“无产阶级中最开明的、最具阶级意识的先锋队”。与此同时，她感到工人运动正在受到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及其狭隘的观点（在工会领导人当中尤为严重，这是由于‘工会领导人职业活动的专业化’，以及‘与和平年代断断续续的经济斗争——这种非革命的斗争方式也在影响党的领导人，他们把主要精力用于在选举活动中获得更多选票——密切相关的狭隘视野’）”的妨碍。
资本主义在1905年的不稳定发展引起了一次“剧烈的、突然的牵动”，加剧了工人与其它社会阶层那“根深蒂固的、潜伏已久的不满”，从而爆发了大规模的自发运动。卢森堡虽然称其为“群众性罢工”，但是她指出这些罢工远远超越了经济议题，有时会让民众参与到大规模示威和街垒战当中，工人们试图借此来“获得新的政治权利，保卫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
卢森堡写道：“在如风暴般迅猛的、如火焰般炽热的群众性罢工与街垒战发生时，必须搅动起社会的底层，最终将之演变为全面的经济斗争。”社会主义组织既然要发挥领导作用，就必须参与到这些起义当中，随时准备好支持民众，并与他们保持互动，这些都属于超越资本主义的斗争。
革命与多数人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卢森堡和她那些坚持革命思想的同志发现自己所处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官僚化已经成为了障碍，体现在挫败工人阶级成员的激进动力、束缚卢森堡等人去指明革命社会主义的前景、把阶级斗争的浪潮误导至非革命的路径等方面。她注意到：
“在根深蒂固的议会白痴病（parliamentary cretinism）的作用之下，这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试图把在议会托儿所汲取的‘智慧’应用于革命当中：要做成任何事情，都必须先获得多数支持。同样地，他们说：“（革命要成功）首先要让我们成为‘多数’”。然而，现实的革命辩证法却把这种‘智慧’颠倒了过来：“不是通过获得多数人支持来执行革命策略，而是通过执行革命策略来获得多数人支持——这才是革命的道路。只有知道如何领导（也就是知道如何把事情往前推进）的政党，才能够在疾风骤雨般的时期赢得支持。”
卢森堡对社会主义的远见是与她所倡导的革命方法紧密相连。“全体民众必须参与其中”，她坚持认为：“在几个世纪以来的阶级统治当中，民众的精神堕落了；因此在现实中，社会主义需要群众的精神发生彻底的转变”。政治和经济民主这两方面必须合而为一：“公共生活这所学校是复兴的唯一途径，即广泛的、不受束缚的民主与公共舆论。”
卢森堡殉难于1919年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凶手们后来加入了希特勒的纳粹运动。而她本人虽逝犹生，因为她的生平经历与思想仍鼓舞着新一代的革命者。
最后的斗争
我们有责任面对这样一个难题：卢森堡与当下、与我们目前所处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有着怎样的关联？在需要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的疫情期间，呼吁“群众性罢工”或者任何其他群众性行动似乎都不合理。
但是，对于在今年（2020年）4月18号参加线上劳工会议（吸引了千余名工人革命者）的人们来说，现实要更为复杂。来自一线的工人做了许多场精彩卓越的报告。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即不能在家工作的）工人，其中有医护人员、环卫工、运输工人、邮政工人、仓储及快递工人、教师等等。来自全美各地的工人揭露了健康与安全方面的医疗配置的不足，包括防护物资的缺乏、医护人员被迫超负荷工作和医护人手不足，以及医护人员没能享有带薪病假与高危工作津贴。医护人员也为要在财政支持不足的医疗环境中接受治疗的病人的安全与健康发声。在全美各个地区，他们正在采取行动——派发请愿书、举行新闻发布会、散发传单、组织罢工纠察队、示威和发动野猫罢工。有时候这些行动会取得重要的胜利。
考虑到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制约条件，有人可能会对这些行动能走多远产生疑问，但是眼下的形势不会永远不变。疫情——虽然比那些像反科学的蠢人所保证的要漫长，也比我们所料想的要久——终将会缓和并结束。在疫情结束之前，我们必须开始准备；当疫情结束之时，我们必须立即向前推进。
无论是在眼下这一历史时刻，还是往后的另一阶段，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甚至会发生更为剧烈的变化。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权力架构——但是指挥它的人正在失去驾驭能力，他们并不自信（他们怎么会自信？），他们之中出现了分裂，有一些人极其不负责任并越来越行事多端。即便是“主流”的评论员也指出，这场医疗卫生危机只是更为广阔的环境危机的一部分，同时伴随着一场残酷的经济危机。许多人明白这些危机植根于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固有矛盾。令人惊惧的危险是与令人惊喜的机遇并存的。
我们必须着手准备。在当前的疫情期间，我们应当要求确保所有美国民众每月有2000美元的收入，应当主张全民医疗保障（因为这是一项基本人权），应当主张落实真正激进的（意味着将保护自然环境和保障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水平结合在一起）绿色新政。在我们所处的这场危机中，支持这些措施的信念正得到传播与发展。当被问及这些措施的经费应该从哪里出时，越来越多的运动者主张应向亿万富翁与他们的企业征税来，因为他们应该为数百万人的苦难负责。在眼下，这种意识也应当得到传播与发展。
不论是谁赢得接下来的总统大选——是特朗普也好，是拜登（或者某个民主党温和派候选人）也罢，眼下的这场危机都有可能延续并恶化下去。这意味着以上要求仍将具有现实意义，并且迫在眉睫。
正如卢森堡精辟的解释，即便为实现这些要求而展开的群众性改良斗争取得了成功，但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必要性会使得亿万富翁与他们的企业不去屈服。他们会试图挫败我们，阻止我们的斗争。如果我们取得了胜利，他们就会去哄骗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将他们的产业（事实上是我们的产业，是属于工人阶级大多数的资源）迁出我们的国家。现在我们应当树立意识、制定计划与调整社会运动来应对这些攻击。这些攻击所针对的是为每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存所必需的真正的激进的民主。正如卢森堡所言，争取改良的斗争是手段，社会革命才是目的。我们必须要让民众来建立社会经济生活的秩序。
在现实条件允许时，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因为我们的时间并不多。科学家们认为现在的疫情只是一个序幕。科学家告诉我们，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多重影响可能会在三十年之内吞没我们的地球。如果确实如此的话，人们期待已久的《国际歌》所预言的“最后的斗争”或许真的就要到来。我们不能只是战斗——我们必须为胜利而战斗，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不能指望还有“下一次机会”。迫在眉睫的选择将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诚如卢森堡所言：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我们必须着手准备然后开始行动，时刻做到严肃与谨慎。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意识的群众基础，不断积累经验和技巧，为参与到群众斗争中而做准备，争取更多的人加入，谋划能被自发或半自发的群众行动所加强的社会斗争。正如卢森堡所言，这样的革命策略将能赢得多数人的支持。
卢森堡认为：“只有知道如何领导（也就是知道如何把事情往前推进）的政党，才能够在疾风骤雨般的时期赢得支持”。在当下，（美国）并没有这样的政党。任何有经验的革命者都应该知道，我们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必须在这里强调的是，这次危机不太可能直接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眼下缺少组织力量来为实现此目标形成有效的斗争。另一方面，如果仍有希望迈向社会主义而不是在野蛮中走向灭亡，那么这次危机应该是严肃的社会斗争的开始，是一个有组织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可以在未来20年里带领我们向社会主义过渡。
2020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