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 -> 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一篇 导言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来源
这本书论述的马克思的手稿，有一个很长的史前史。正象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里所指出的：该手稿是历时十五年研究的成果。[1]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以下简称《书信集》），中文本，第137页。
在此期间，马克思着手从不断更新的观点来考察政治经济学问题，从此创立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马克思著作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性发展过程。
在1844-1846年期间，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广泛地进行了批判，这是第一个阶段。[2]遗憾的是，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只留下了一些片断。它们作为《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3]。这时，马克思主要是作为哲学家露面，试图运用他新近掌握的“人文主义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来阐明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社会经济”的历史。因此，他常常是简单地把传统的经济学范畴接过来，以论证现行的社会秩序以及反映其发展的经济学科学的“具体”性质和违反“人性”。事实上，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出发，尽管这部著作多么富有天才，它留下的只是一个草稿，一般的框架，需要经过以后二十年的不懈的研究工作加以填补。[4]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书信事迹年表》（以下简称《年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25页。
[3] 伦敦，劳伦斯和威莎特1970年。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第3卷第一部分，柏林1932年版。
[4] 《书稿》曾经有过许多热情的评论者。我们也有一份热情，虽然我们不免感到在其中有许多在《资本论》中也会发现的令人吃惊的地方，如果正确地读过《资本论》的话。这一点之所以未被注意，应该归因于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作了传统的纯粹”经济主义的”解释。
马克思发表其批判蒲鲁东的小册子《哲学的贫困》。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以及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的演讲，这个时期可以认为是第二阶段。这时，马克思已经显示出他自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思想家，充分意识到他同古典学派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与古典学派的深刻对立。的确，在一些个别领域里，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一些思想还没有进行最后清算，这些领域，他后来认识到是不正确的或者片面的，例如货币理论和地租理论。[5]同时，当时他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利润理论。然而，到1848年，他的经济学体系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已经基本确立[6]，剩下的只是要研究理论上的细节问题。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在《草稿》中详细研究。
[5] 参见《哲学的贫困》，纽约国际出版社1963年版，第87~88、134页.
[6] 《大纲》，德文版第7版，编者前言。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由于1848--184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而中断。直到1850年夏他流亡伦敦以前，他没有再拾起这项工作，这在当时主要是由于政治动因。根据他在这以前所发现的唯物史观，他觉得有必要考察经济因素在革命之爆发与失败上能起多大的决定性作用。带着这个目的，马克思主要利用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研究了1848~1850年的具体的经济史，[7]他得出结论认为，正如1847年的世界商业危机是1847年2月和3月革命的真正根源一样，正是由于在1848年中期逐渐复苏并于1849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才使得新近巩固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获得生气勃勃的力量。早在1850年9月在他的“党内同志们”的敦促下，马克思又重新开始了他的“经济学”的写作[8]。开始是从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摘录大量资料，他现已是用英语而不是用法语来阅读这些著作了。[9](马克思的教育活动，即常在家里给他的好友们讲解政治经济学[10]，也可能是促使他重新开始理论研究的原因。）至少，他的工作进展得如此顺利，以致大约到1851年5月或6月间，他已经认为可以着手写作了。[11]
[7] 《年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5页。
[8] 指科伦共产主义者1850年9月14日写信给马克思，要求他完成政治经济学一书的写作。
[9] 马克思在1850年9月~1851年10月期间对50多个经济学家的著作进行了摘录。参见《手稿》德文版，第766页。
[10] 《年表》，第76页。可以认为，这些讲述是在布鲁塞尔所做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的继续。《新莱茵报》1850年第1期（1~2月）的简短概要可以证明这一点(什么是资产阶级所有权？1）资本；2）地产）。
[11] 参见1851年4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信中说：“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大约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搞完这个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搞别的科学。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慧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书信集》.第41页.）
遗憾的是，我们说不清楚他这时是否完成了手稿的写作，因为根据里亚滋诺夫的证明，在马克思的遗稿中，没有发现这一类的手稿。[12]我们只知道马克思与好几家出版商联系出版都未成功。他曾寄给费雷尔格拉斯（FRILIGRATH）的朋友，一位名叫H•埃布纳（H·EBNER）的记者一份著作的大纲（现已遗失）,以便联系出版。[13]这不能证明马克思确实已开始写手稿，并最后定稿，看来，马克思“只不过是完成了一份提纲，并进行了材料的准备，以便在签订合同后再专心致志地着手写作。”[14]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所涉及的某些情况与这种看法是矛盾的。例如1851年8月14日，马克思想让他的朋友恩格斯帮他为《纽约论坛报》撰写文章，因为当时他“搞政治经济学忙得要命”。[15]这一点从同年10月13日他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看得更淸楚。在信中，马克思对恩格斯说：“你必须把普鲁东的看法告诉我，简单点也行。我现在正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以对此尤其感兴趣。”[16]因此，恩格斯建议马克思通知那个反对马克思写作安排的法兰克福出版商勒文塔尔说“扔掉你的整个计划是不可能的，你已经开始起草《批判》了；[17]等等。”[18]最后，马克思在整个出版计划失败以后立即于1855年2月13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眼病是由于审阅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笔引起的——我想把材料整理出来，至少也是为了掌握材料，为整理材料作好准备”[19]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起草计划中的“经济学”一书的最后准备至少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个手稿后来的下落如何，以及它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大概是永远没有人能够解答的问題。
[12] 里亚滋诺夫（RYAZNOV）《七十年代“对政治经济学的评论”》哥伦堡文献档案第15卷，1930年版，第5、8~9页.
[13] 同上书，第4~5页。（正如我们从维也纳家庭、宫廷、国家档案中所得知的，埃布纳那时是奥地利政府的一个间谍。）
[14] 《书信集》，第8页。
[15] 《书信集》，第57页。
[16] 同上书，第59页。
[17] 见下一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9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432页。
至于那部拟议中的著作的内容和结构，我们的唯一线索是上面提到的恩格斯2月27日的信和马克思1851年11月24日前一封信中的一点微乎其微的资料。两封信都说明，马克思放弃了原想在这部著作中包括一个《政治批判》的打算，因为他想更多地致力于对过去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者建立的体系进行最后淸算[20]。因此，整部著作计划包括三卷，第一卷打算包括对传统经济学范畴的批判，[21]第二卷是对社会主义者的批判，第三卷是经济学史本身。[22]如果马克思按勒文塔尔的要求，在著作一开始先写经济学说史部分，他就将不得不“放弃”上述的写作计划，[23]马克思自然不能同意对提纲作如此改动。另一方面他个人经济情况拮据，仅此一点他也不能中断与出版商磋商。因此，恩格斯劝他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同意勒文塔尔的建议，但附带条件是勒文塔尔必须答应分两卷出版经济学说史，而不是一卷，这样一来，许多“批判的预知”就是不可避免的。第三卷是关于社会主义者的，第四卷是《批判》——总体剩余的部分——“真正”需要的著名的“实证”。这种形式的作法是有问题的，然而也有优点，就是在最后才把人们十分渴望知道的秘密揭示出来，只是在庸人们看了三卷，好奇心越大之后，才告诉人们我们不是要制造莫里逊药丸。另外，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从历史这样的最不伤众的东西开始，是再好也没有了。[24]
[20] 见本章开头部分，这已构成马克思最初的提纲的变化。在那份提纲中，除了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之外，还批判了法律、道德，尤其是哲学。（见马克思自己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前言》。
[21] “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应该按照1858年2月22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所作的概要说明来理解：“或者，也可以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书信集》，第123页。）
[22] 参见《年表》（德文版），第114页。
[23] 里亚滋诺夫的令人误解的评论应在这里得到纠正。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95~396页。
马克思与恩格斯讨论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书信，尤其是1851年1月就李嘉图地租理论，他们之间所交换的十分有趣的意见，为我们提供一些有关马克思1850—1851年从事研究的情况，以及在1847年以来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所取得的进展。[25]在信中，马克思已经提出了他对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的基本的反对意见。这些观点后来收入《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第三卷中。恩格斯发现这些反对意见如此有力，以致他在回信中诙谐地说：“无论如何，你关于地租的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使你有进一步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如果世间还有公理和正义的话，那么全球至少一年的全部地租现在应该归于你，这是你有权得到的最低数目。”他补充说：“如果你能够把你论述地租的文章发表在英国的一家杂志上，这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更是使你必须赶快完成并出版经济学著作的一种理由。”[26]
[25] 《书信集》，第28~32页。
[26] 《书信集》第31~32页。
这方面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在马克思1851年2月3日的信里，他向恩格斯阐述了对“货币理论”的批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与李嘉图在货币理论上也存在着分歧。[27]
[27] 同上书，第32~38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信中对蒲鲁东1852年发表的著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所作的详细的讨论。因为马克思为此写了一本较厚的小册子，并答应了几家出版商，但也未能出版，[28]象他的好几本早期著作一样，这本小册子的手稿也丢失了。我们只知道1851年这个本子曾交给马克思的一个好友威廉•皮普，他答应马克思在他去德国时把书稿交给德国的出版商；[29]此外，马克思还曾想把这本书以一系列文章的形式，标名为《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发表在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革命》周刊上。[30]但在马克思的文件里发现了他早期未发表的一个手稿，他曾在对《手稿》的编者评论中提及过，[31]并标以《完成的货币制度》为题。这可能就是批判普鲁东的那本小册子的片断。无论是否如此，《通信》中的详细讨论肯定是那本丢失的小册子的前身[32]。再者，我们从《卡尔·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中看到，马克思于1852年8月曾向出版商布罗克豪斯提出要写一篇題为（1830-1852年的英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文献》的评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打算讨论下列问题：[33]（1)“一般的著作”；（2）关于“人口、殖民地、银行、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等问题”的“专门的著怍”。由于布罗克豪斯拒绝他的建议，这篇没有问世的述评当然只是一份提纲而已。
[28] 《年表》第95~96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80~381页。
[30] 《年表》，第102页。
[31] 《手稿》德文版，第987页。
[3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马恩之间9月底至12月的通信。
[33] 《年表》，第109~110页。
从1852年夏至1856年秋，马克思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由于他从事报刊撰稿人的职业性工作而中断，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从事的这项工作对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毫无意义。相反，因为他的许多稿子都是评述“英国和大陆实出的经济事件”的，这使得马克恩不得不熟悉实际经济情况。虽然这些工作是属于“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但在以后确实证明是对他有用的。[34]我们只要参考一下他的关于经济状况的大量文章，如关于贸易政策问题，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和罢工问题，尤其是他关于爱尔兰和苏格兰土地纠纷、英国对印度的政策等问题的报导，就足以证明这方面的工作对他是很有用的。这激励他深入研究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欧洲、亚洲土地公有制的遗迹”，从而大大深化和丰富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的经济史部分。[35]
[34] 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11页。
[35] 这当然是把马克思关于经济史方面的文章认真进行比较的结果。马克思曾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在《资本论》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
上述过程，可以说是《手稿》的真正的前史。至于说《手稿》本身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手稿》的第一部分（彻底修改以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于1859年初出版)是怎样出版的，在里亚滋诺夫的文章中有详细的说明，在《手稿》（德文版）的编者前言[36]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梗概。
[36] 《手稿》德文版，第7~16页。
185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促使马克思立即决定撰写《手稿》，并且以极大的热情迅速完成（整部著作几乎有50个印张，在1857年7月至1858年3月的九个月中即已完成）。[37]经济危机，使“二人党”——恩格斯的传记作者迈耶（MAYER）对这两位朋友的谑称——充满了希望，[38]因此，马克思自然想在“洪水到来之前”，即在预期的欧洲革命到来之前，至少能写完他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部分。[39]当然，他的关于革命的预测只是一种幻想，但这样的幻想却经常证明它们自己是富有成果的。因此，也就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于1857年12月18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2)当前的危机。关于危机，除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以外，我只是做做笔记，但花费的时间却很多。我想，到春天，我们可以合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以便重新提醒德国公众，说我们还在，还和过去一样。我备了三大本笔记薄——英国、德国和法国。至于美国，全部材料《论坛报》上都有。这些材料可在以后整理。”[40]如果我们不注意马克思关于法国危机发展的详细的意见(在马克思1857年12月2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41]和发表在《纽约论坛报》上的关于金融和商业危机的大量文章，[42]这个关于危机问题的小册子也就只是一份提纲了。马克思对1857~1858年危机情況的极大关怀，加强了他的理论洞察力，这可以从《手稿》中关于实现问题和危机问题的卓越的补充说明看出来。[43]这样，我们就充分地补充了这样一个事实：那本打算写危机问题的小册子一直没有问世。
[37] 见《手稿》德文版第7~8、4、150、842页的编者注。
[38] 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中引用几个有代表性的片断就足以说明问题。“虽然我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马克思写道“但是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象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恩格斯1857年11月15日回信说：“上星期这里交易所的整个景象极其可笑。我的突然的异乎寻常的高兴，使当地的先生们非常生气。实际上，交易所是使我由现在的虚弱变得精力充沛的唯一场所。当然，这时我总是作令人不愉快的予言；这就使蠢驴们加倍地生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01~202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19页。“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参见《书信集》，第113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26页。
[41] 同上书，第229页。
[42] 《年表》，第193~196页。
[43] 参见本书第21章。
象他对于“动乱的1858”[44]的希望激励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写作一样显然还有其它的动力促使马克思继续写作《手稿》。这就是，打算对付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假兄弟——普鲁东主义者。这确实并非偶然，《手稿》一开始就对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以及所谓的”劳动，货币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文章的其它部分对普鲁东主义的批驳也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正如我们从马克思的信中知道的，马克思自己认为，他的著作（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部分是他的最严酷的科研成果之一。[45]作为特殊的社会主义的变种——普鲁东主义，在今天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马克思当时却对这个特殊的问题置于”不相称的“重点地位。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38页。
[45] 马克思于1859年2月1日写给魏德迈信说：“在这两章里从根本上打击了目前在法国流行的蒲鲁东社会主义。它要保存私人的生产，但是私人产品的交换要加以组织，它要商品，但是不要货币。共产主义必须首先摆脱这个‘兄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9卷，第554页）同样地，在马克思1859年7月2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要写的话（即为《批判》写评论一一作者注），别忘记说：（1）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2）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不是绝对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45页。）
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商品货币问题的分析，揭示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不是绝对的性质“，也连根铲除了普鲁东主义。然而，我们不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理论在斗争实践中大大丰富了。与普鲁东主义的斗争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看法我们须留待讨论货币理论的部分再作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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