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纸上，在头脑中，这种形态变化是通过纯粹的抽象进行的；但在实际的交换中，必须有一种实际媒介^[12]，一种手段，来实现这个抽象”^[13]，而这只能发生在商品对商品的关系中，因为商品所有者不能作为生产者代表某种共同体，而只能以某产品为媒介来互相发生联系。因此，能够成为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形式的只能是另一种商品。（同样，塔糖的重量只有通过另一个物体如铁才能得到表现^[14]）因此对商品来说，仅仅在头脑中取得二重存在是不够的。这种观念上的二重化造成（并且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商品在实际交换中二重地出现：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产品，另一方面作为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得了一个在物质上和商品分离的存在，即它在货币形态上取得了独立的存在方式。^[15]

　　“诸商品要按其中包含的劳动量来计量……不同商品内包含的不同种的劳动，就必须还原为相等的简单劳动……但是这种还原（还原为简单平均劳动），绝不是这种劳动——诸商品价值作为统一体分解成的劳动——性质上的唯一的决定性。一个商品内包含的劳动的量，是该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必要的量，从而，劳动时间是必要的劳动时间这一件事，是一种只与价值量有关的决定性。^[39]但形成价值统一体的劳动，不只是相等的、简单的平均劳动。它还是体现在一个确定产品中的个别私人的劳动。但当作价值，产品必须是社会劳动的体化物，并且，当作价值，它必须能由一个使用价值直接转化为任何另外一个使用价值……私人劳动必须直接^[40]表现为它的反对物，社会劳动。”^[41]

　　“或者，我们就中世纪的义务役和实物租税来看，”马克思继续说，“自然形式上的一定的个人劳动、劳动的特殊性而非劳动的一般性，成为这里的社会联系。最后，我们就一切文明民族历史初期所见到的自然发生的公社中的劳动来看，这里，劳动的社会性显然不是靠个人劳动之采取一般性这个抽象形式，或者靠它的生产物之采取一般等价物的形式。成为生产前提的公社，不允许个人劳动作私人劳动，不允许它的生产物作私人生产物；相反，它让个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成员的机能”^[43]（这同样适用于变化了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