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德国革命的失败

　　在布尔什维克被围攻的整整一年中，支持着他们英勇无畏精神的那个信念，不是毫无根据的。1918年11月，德国确实爆发了革命。但是布尔什维克的伟大期望落空了。

　　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把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责任，记在社会民主党内那些倒霉的领导人的帐上。但是客观的历史家应该对他们作出比较宽大的评价。作为卡尔•马克思的追随者，他们也相信社会革命的必然性，怀着从资本主义剥削下解放工人阶级的理想。在1918年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他们之所以那样行动，是因为他们相信，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解释。指责他们出卖无产阶级革命，那是不公正，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多年来，他们一直认为，共产主义先驱者们所鼓吹的革命理论与实践，是与卡尔•马克思的教导背道而驰的。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根源在于它们共同教祖的教义里包含着矛盾。渐进主义是在革命不可避免学说中所固有的；它排斥共产主义的革命观。如果历史是确定了的过程，革命当然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将在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压力下崩溃，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既然如此，又何须革命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其中有的还曾在自己的导师那里亲聆过教益，但是他们在现代欧洲文化的理性主义传统的指引下，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位导师鼓吹的暴力革命，与他的历史主义是矛盾的。但社会民主党人也自相矛盾。他们既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暴力，又反对革命的暴力，默许对革命进行暴力镇压。

　　马克思和他那些更为狂热的信徒，头脑里老记着法国大革命的情景，幻想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将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他们那是打如意算盘。在18世纪，那些奄奄一息的君主国的雇佣军队被群众起义打垮了，但是现代国家的军事力量比雇佣军的力量强大得多。在俄国，多亏军队瓦解了，坚定的少数人才得以夺取政权。沙皇的国家是个中世纪式的君主国，它腐败无能，又加被宫廷的宗派斗争所削弱。因此，俄国革命基本上套用了法国革命的方式。德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帝国战败和覆亡之后，他的军队仍然继续存在。事实证明，在1918至1919年那个严重时期，军队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那是一支职业军队，军官都具有政治头脑，出身于传统的军人阶级。共产主义者反对军国主义的呼吁，得到了被应征入伍的士兵们的响应，但军官们对此却无动于衷。

　　柏林成立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消息——这个委员会控制了那个大城市多日——立刻传遍了德国和奥匈帝国。许多城镇都竞相效仿。武装暴动采取的是一年前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方式。起义者占领了公共建筑、火车站、交通中心和报社，宣布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诞生。这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有力的挑战，他们只是想在柏林和各省省会成立看守政府，以填补那个政治真空时期，然后选出国民议会，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为了安定起义者的情绪，社会民主党政府首脑弗里茨•艾伯特邀请李卜克内西入阁。他没有接受。于是惶惶不安的艾伯特便采取了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决定了共产主义概念的革命的命运。

　　军队战败了，总参谋部躲在遥远的安全地带，窥测着柏林和全国各地不祥事态的发展。艾伯特打电话给接替鲁登道夫的格勒纳将军，要求军队合作，以恢复旧秩序。另一个说法是，格勒纳主动提出，愿意与政府合作。艾伯特马上表示欢迎，就像快淹死的人捞到一根救命稻草。不论怎样，军队之所以介入政治领域，是因为他们相信，革命的威胁是为复活德国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提供了机会。他们的希望是：鉴于面临着共同的威胁，就连协约国也势必放弃全面解除德国武装的要求。因此，德国革命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胜利的和战败的两类资本主义列强潜在同盟的反对。德国革命像在俄国那样取得胜利，希望是微乎其微。

　　战败的德国军队分散在欧洲大部分土地上。要遣散几百万军队，把他们有条不紊地送回家乡去，那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难题。甚至连进行这项工作的机构的架子都没有搭起来。政府要求总参谋部合作，后者欣然承担了这个责任。这是在士兵中间恢复纪律，重新树立军官威信的机会。总参谋部秘密地发出了命令，在全国各地成立所谓的“志愿服务团”（全部由退伍军官组成），其任务是维护国内治安，换句话说，就是镇压革命运动。“志愿服务团”的一个支队，大约有几千人，在柏林街头巡逻，枪杀示威的工人，还逮捕了工人士兵委员会的一些人。在市内纷纷散发传单，他们叫嚣要刺杀李卜克内西，要求对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实行血腥镇压。墙上有大副招贴文件，内容是：“工人们！公民们！我们的祖国已接近毁灭；来拯救它吧！它所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斯巴达克同盟的成员。杀死它的领导人；杀死李卜克内西；杀死犹太人。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得到和平、工作和面包。”在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告诫文件上署名的是“前线归来的士兵”。

　　愤怒的浪潮汹涌澎湃。到处是一片混乱。恐怖的恶浪淹没了乌合之众的群众运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大会，拒绝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出席会议。风向确实变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利用普遍的混乱和动摇，控制了大会。尽管这样，大会仍然强烈反对政府与帝国军队结成联盟。艾伯特辩解到，为了保护新生共和国的边境，这种联盟是必不可少的。兴登堡给他撑腰，从司令部发来声明：“军队支持艾伯特的政府，也希望政府履行它保存军队的诺言。”

　　大会之后，艾伯特立即命令柏林市郊的一支卫戍部队的司令，把军队开进市内，驱散工人武装队伍。那些工人武装队伍当时保卫着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大厦和革命群众占领的其他公共建筑。帝国军队向那些革命群众筑有防御工事的建筑物开炮轰击。柏林在进行着血腥的屠杀。

　　当军队开始向革命进攻的时候，革命的领导人却没有能起来应付事变。李卜克内西是群众爱戴的领袖；他非常善于演说。他的演说慷慨激昂，引人入胜，还伴与独特的动作和勇敢的精神，但是，内容却缺乏一种思虑周密的理论和切合实际的思想。卢森堡才是斯巴达克同盟的首脑。

　　卢森堡原籍波兰，早在学生时代她就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为避免被捕不得不逃离祖国。不久，这位年轻妇女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崭露头角，被公认为第二国际左派的理论权威；当时，那个红胡子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还被看作是狂热的危险分子呢。在理论上，卢森堡是考茨基的学生，但在革命实践中，她却采取了中间的立场，介于正统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和平渐进主义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密谋方式（即后来被称为列宁式的共产主义）之间。那是骑墙派的立场。

　　社会民主党设想对国家实行渐进的改造，与此相反，卢森堡却提倡以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作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这种理论的谬误，在德国革命的严重关头已变得十分明显。如果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是革命军队最后进攻的手段，那么，就应该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参谋部来计划和领导这个进攻。尽管卢森堡的聪明是不容怀疑的，但她对革命实践的想法却没有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不然的话，她就会认识到，如果没有列宁的职业革命家的党，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就万无成功的道理。要完成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必须把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引向武装起义，而且必须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党来计划和领导革命发展的全过程，并最终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精髓，是列宁在流亡瑞士的十年期间十分详细地拟订出来的。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的否定，实际上也是对无产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否定。但在俄国获得胜利的是列宁主义。在德国，革命的领导者企图在忠于西欧文化传统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及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它后来即被称为共产主义）之间搞调和。卢森堡是一个理论家；但在实际政治方面，她却让自己受到感情因素的支配。确实，德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多年来的政治活动，只是限于对右翼领导人展开批评，因此，在需要他们领导革命群众运动走向胜利的时候，他们却感到束手无策了。

　　卢森堡不愿支持社会民主党政府，也不赞成任何夺取政权的企图。她主张连续不断地开展政治性的群众罢工，认为那样就可以使阶级矛盾尖锐化。这种革命策略的天真幼稚是一目了然的；它指望权力真空时期无限延长，直至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都将积极投入革命运动，然后不通过任何暴力，便把共产主义者拥上权力的宝座。它设想在这期间，那些反对革命的力量将是无所作为的。其实不然，他们早已把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确定为他们暴力的第一批牺牲者了。

　　卢森堡的立场的一大功绩，就是否定专政。即使共产主义领导人列宁获得成功，专政已被列为革命信仰的基本原则的时候，她仍然反对专政。她毫不含糊地主张民主；但这必须是革命的民主，而不是徒具形式的议会制度。她想不出它应该具备什么形式；但她又不能走当时为她和她的追随者开放的唯一的民主道路。卢森堡是一个彻底的不合作主义者。她甚至反对共产主义者参加国民议会。不肯妥协的否定主义方针，使共产主义者脱离了群众运动。群众的热情不可能无限期保持下去。李卜克内西在革命爆发的当天宣布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始终只是乌托邦而已。同时，没有直接目标的运动，在军国主义恐怖下瘫痪了。恢复秩序的呼声在中产阶级群众中引起了反应。工人阶级陷于孤立了。

　　在那样没有希望的局势中，社会民主党人所允诺的民主共和国，为防止旧制度复辟提供了唯一机会。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转变了方向。共产主义者的孤立鼓励了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后者直接参加了临时政府，负责与帝国军队联络。他们宣称，要以暴力回答暴力。那是向共产主义者发起全力进攻的信号。与此同时，一支相当大的军队悄悄地开到柏林附近。1月9日，革命爆发后仅仅两个月，军队开进了市区，事实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占领了全市。

　　像火焰熄灭前的回光返照一样，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宣布成立以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另一个革命政府。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不许李卜克内西参与那个铤而走险的行动，宣称他们对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冒险主义决定不负责任。他们与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最后联系破裂了。

　　几天以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一小撮军官抓去，带到了部队司令部。他们遭受了残酷的摧残，确实是被屠杀了。他们的尸体四肢不全，几乎不能辨认，第二天发现漂浮在一条运河上。为调查这个案件成立了军事法庭，它的裁决是：罪犯们是在试图逃跑的时候被开枪打死的。这种暗杀具有象征意义，它也是对革命的暗杀；这次革命延续了两个月，继之而来的是恐怖、内战和反革命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