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保罗·斯威齐 -> 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七．剩余的吸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上章末尾提出的问题可以重新表述如下：为什么美国寡头统治集团今天需要并维持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而它在过去却经常同那么小的一个军事机器相安无事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军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资本主义从它在中世纪的最初萌芽时候起，从来就是一种国际制度。而且它从来就是一种等级制度，顶峰有一个或几个领导的宗主国，底层有居于完全从属地位的殖民地，中间有许多层的上级和从属关系。这些特点，对于这个制度的整体以及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运行是极关重要的，虽然这个事实的重要性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贯忽视或否认了，甚至马克思主义者也常常对它低估了。〔注：马克思本人是懂得资本主义的国际结构的极端重要性的，但是《资本论》的写作计划，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活到能完成他的著作这一事实，造成了一种似乎是普遍的印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性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关于列宁自然不能这么说，但甚至在今天，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似乎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制度，只能被理解为各国资本主义的集合体。因此，奥利弗·考克斯在他的《作为一种制度的资本主义》一书（纽约，1964年，第14章）中提出的批评是有根据的，他的再三坚持这一点是有价值的：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对于构成它的各个国家单位的性质和运行一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如果不把这个制度的国际性放在分析的最中心，就会完全不可能懂得军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队只在国际领域内使用。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是用来剥夺、镇压和用其他方式控制国内的劳动力的。但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在今天的美国，通过军事机器来吸收剩余——而言，这一方面不甚重要，可以存而不论。〔注：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也把事情的另一方面放到了视野之外：这一方面如果从不同的关系去看，必须列为极端重要的。战争的技术和军队的组织与供应一向——不仅是在资本主义下——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同样，罗马人的peculium castrense〔军营里的财产（指古代罗马人军营中的士兵的个人财产）。——编者注〕是承认非家长的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fabri〔古代罗马人军队里的作业队或军事工匠。——编者注〕公会是行会制度的开端。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甚至金属的特殊价值和它作为货币的用途，看来最初……也是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9月25日，《通信选集》，第98—9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5—336页）。〕我们可以集中注意于军队的国际用途。
　　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各个国家的等级关系的特点是：有一整套复杂的剥削关系。处于顶峰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剥削所有处在下层的国家；同样，处在任何一定级别的国家又剥削处在它下面的国家，直至我们达到最低一层再没有可供其剥削的国家为止。同时，处在一定级别的每个单位，又力图成为在它下面为数尽可能多的单位的唯一剥削者。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对抗关系网，其中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对抗，互相竞争的剥削者又彼此对抗。丢开法律范畴不论，我们可以称处在等级制度顶峰或接近顶峰的单位为“宗主国”，称处在底层或接近底层的单位为“殖民地”。某一个宗主国的剥削领域就是它的“帝国”，竞争者被或多或少有效地排除在外。处在中间阶层的有些国家可能被并入一个帝国之内，有的偶尔甚至还带着它自己的一个帝国一道（例如，葡萄牙和葡萄牙帝国是较大的英帝国的两个附属单位）；其他处在中间阶层的国家可能还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如美国在开国后的最初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内那样。
　　现在很明显，所有的国家——除了处在底层的附属的和毫无防御能力的国家——都需要有军队来维持、可能时并改进它们在剥削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某一国家在某一时刻究竟需要多少军队，依它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以及当时整个等级制度中的关系格局为转移。领导的国家永远需要有最大的军队，它们的需要的大小，随在它们中间是否正在进行争取最高地位的积极斗争为转移。次一级的国家的需要也作为几个变数的函数而时有变化，特别是随它们同一个或几个争取领导权的竞争者建立保护性同盟的能力而变化。
　　这个图式是从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提炼出来的，自然能够从同一来源得到说明。这样，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就是高度“军事化”的世纪——在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几乎是不间断地进行了争取建立帝国和领导权的斗争，最后缩小到英法之间的长期决斗。1815年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随之而来的是半个多世纪的英国统治下的和平。有一个不受到挑战的领导者处在顶峰，通过它自己的力量和一种有伸缩性的联盟制度而使整个制度得到稳定，军国主义的强调和军队的需要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大为降低。〔注：很自然，资产阶级思想把这种情势看作是正常的而不是例外的，这个结论因为下述情况而看来似乎更为有理了：这也是这样一个时期，英国在工业上大大走在它的主要竞争者前头，因而它能够提倡自由贸易主义，并把所有以往的帝国曾经用来环绕自己的垄断和保护工具中的好些东西安心地抛弃掉。政治经济学现在把帝国主义和战争不看作是使国家致富的手段（这是重商主义的观点），而看作是国家对资本积累的不正当的侵犯。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走得这样远，以致宣称——用熊彼特的话来说：“现代和平主义和现代国际道德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结构和态度越加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我们看到它就越加是和平主义者——它就越加倾向于计算战争的成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第128页。
　　重要的是要了解：一百年以前，这种立场中有一个重要的真理因素。在竞争条件下，并含默地假定有充分就业时，认为浪费的政府支出是资本积累的制动器，并从而加以反对，那是正确的。可是在今天，这种思想——人们偶尔在《华尔街日报》和类似的旧式保守主义堡垒中遇到——纯粹是一种时代错误。垄断资本主义的正常特点是闲置的人员和闲置的机器，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完全浸透在凯恩斯主义中——充分理解到：额外的政府支出，不管其结果是多么浪费，总是提高收入和利润的。而且，最大的和最有势力的公司得到军火合同的最大份额，并把它们可能随带的任何额外赋税转嫁到自己的顾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本身）身上。在此种条件下，肯定再没有任何理由让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以它的和平主义和它的计算军国主义成本的偏好而自豪。〕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挑战，分别从在普鲁士领导下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明治维新开始，自然就推翻了这种相对的平衡，直接导致军国主义的新高涨，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点。
　　说了这么多理论上的开场白以后，我们可以略举美国资本主义军事实力需要发展情况的梗概。美国远在它获得独立并成为国家之前，早就是扩张主义的和有帝国野心的，但是早期的国家领袖们并不怀抱这样的幻想：认为他们能够成功地向较老的帝国主义列强挑战，起到最高的领导作用。〔注：参阅R・W.范阿尔斯泰因的卓越研究，《正在升起的美帝国》。范阿尔斯泰因表明：“美帝国的概念和它的未来发展的主要轮廓，到1800年时就完全具备了。”（第100页）〕因此，他们追求一种建立联盟和缔结密约的政策，旨在利用各领导国家的需要和冲突，取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由于同法国建立联盟反对英国，才使独立本身成为可能；拿破仑同意了从美国的观点看来是极端有利的路易斯安那州的购入，因为他希望这样可以加强美国对英国统治大西洋的对抗。1815年以后，在英国领导权不受挑战的时期，美国基本上扮演着英国同盟者的脚色，可是对于自己提供的支持总是索取最大限度的代价。在十九世纪，华盛顿用这种方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虽然还是第二流的帝国，并且坚持要求成为一个更大的帝国（特别是在门罗主义中），而从来没感到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庞大军事机器。
　　到徳国人和日本人准备发动他们争取领导地位的斗争时，美国已经达到了“有”的强国的地位，它不得不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其他“有”的强国联合起来。可是，这并没有阻止美国去提出它自己的领导权的要求。事实上，从1914年至1945年的整个时期内，美国的相对实力或多或少在继续不断地增长，以它的盟国和敌国两者为牺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了时，美国以一个没有争论的领导国出现，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完全和1815年后的英国一样是主宰一切的。
　　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在两次大战期间大大膨胀起来的美国军事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保留着按任何和平时期的标准来说是巨大的规模。没有争论的领导国必须通过它自己的军事力量或通过操纵联盟或通过两者来保持一种明显的军事优势。美国选择了两者。同时，当各个旧的殖民帝国日益瓦解时——这是由于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我们不能在这里加以分析——美国利用它的军事和财政力量，去吸引它们之中的大部分到它自己的新殖民帝国中来。〔注：主要由于它自己的历史是一个不得不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前殖民地，美国的扩张主义很少采取殖民主义的形态。因此，美国首先采用——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今天习惯称为新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剥削形式。这个长期的经验，大大促进了把英国以及其他旧殖民帝国的前殖民地变成美国的新殖民地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庞大的世界规模的美帝国出现了，控制这个帝国和担任它的警察使美国的军事需要大为增加。〔注：究竟这一国或那一国应否算作属于美帝国，自然存在着合理的意见分歧。我们提出下面的名单作为保守的估计：美国本身及少数殖民领地（特别是波多黎各和太平洋岛屿）；除古巴以外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加拿大；近东和中东的四个国家（土耳其，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南亚和东南亚的四个国家（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和南越）；东亚的两个国家（南朝鲜和台湾）；非洲的两个国家（利比里亚和利比亚）；欧洲的一个国家（希腊）。按照这种计算，1960年的美帝国规模如下：

　面积（千平方英里）人口（百万）
美国及其领地3,682183.3
十九个拉丁美洲国家7,680196.5
加拿大3,85217.9
四个近东和中东国家1,69355.5
四个南亚和西南亚国家735161.3
两个东亚国家5235.3
两个非洲国家7222.5
一个欧洲国家518.3
共计18,467660.6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描要，1962年》，第7，第911—912页。关于南越，《世界年鉴》1962年，第387页。〕

　　这样就容易说明，为什么美国的军事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依然很大。但英国在十九世纪也具有同样的经历，却没有感到军事实力不断上涨的需要。事实上，英国的经历似乎可以支持这种观点：一个没有争论的领导国本身的存在，就具有稳定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中所有各单位的需要、包括领导国本身的需要的效果。

2


　　为了说明为什么美国的军事需要在战后时期迅速扩大了，我们就必须超出以过去的资本主义经历为基础的一种理论，而考虑到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即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竞争者和替代者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起。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竞争者的兴起，使得资本主义领导国方面产生不断上升的军事需要呢？
　　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舆论制造家——从总统和国务卿到小市镇的报纸主笔——有一个现成的答案：美国必须保护自由世界，使之免受苏联（或中国）侵略的威胁。这种威胁的现实性和严重性或者被认为是当然的，或者经由两种论证得到了“证明”。一系列真实的或指称的共产党行动，从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期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芬战争），直到南越的拉长的游击战争，被指出作为共产党侵略的“明显”实例。此外，对这种所谓侵略行为的理论上的解释，以一种三段论法的形式提出来了：极权主义国家是侵略成性的，这可以由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得到证明；苏联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所以苏联必然是侵略成性的。
　　苏联侵略性这个主题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被如此频繁和如此响亮地重复着，以致它现在已被大多数美国人当作事实来接受——就象白天过去就是黑夜来临一般，不会受到怀疑。然而，尽管看来是多么自相矛盾，我们不知道有哪一个苏维埃社会和苏维埃政策的认真的分析家真正相信它。甚至著名的“遏制”主义的理论阐述家，乔治·F.凯南，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机构的头儿，也断然否定了这种看法：苏联是象希特勒德国那样的一种侵略国。〔注：参阅一篇著名的文章，《苏联行动的根源》，作者X〔凯南〕，《外交》，1947年7月。这篇文章正是在杜鲁门总统煽起对苏朕的歇斯底里的恐惧，以便保证国会采纳杜鲁门主义的时候写的。
　　亚利桑那大学政府系尼尔·D.霍顿教授的一篇优秀的文章值得在这里引用。在提到“假定俄国想要‘进攻’美国和西方”时，他写道：“在所有把这种精神病患者的恐惧当作我国国防和冷战政策基础的普通人中，显然没有一个人曾经不惮辛劳地去证明这种恐惧是合理的。没有人肯费力去冷静地解释为什么俄国有这种企图。……恰好相反，我所知道的每一个有理性的调查过这件事情的人都得出了这种信念：俄国人民或苏联的领袖们都没有这种欲望或企图，他们从来也没有过。”尼尔·D.霍顿，《最近美国外交政策中对国际领导权的挑战》，《社会科学》，1961年6月，第174页。〕在主张苏联政策一向基本上是站在防御方面的各种专栏作家、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当中，包括许多美国精神生活中的杰出领袖。事实上，很难说出一个题目，比这个题目研究得更彻底或论证得更充实的。〔注：参阅D.F.弗莱明的不朽的著作：《冷战及其根源，1917—1960年》，共2卷，纽约和伦敦，1961年。这个用文件详细论证的研究被弗雷德里克·L.舒曼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舒曼是我国关于国际关系的主要权威之一。（《民族》，1963年1月13日。）〕此外，比较富有思想的政治家，象切斯特·鲍尔斯和参议员富布赖特这样的人，都常常尽力强调这一点：苏联威胁——其存在他们是不怀疑的——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就是在态度上对苏联最好战的那些人，或许特别是那些人，也并不相信苏联政策的侵略性。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写的：
　　一个主战派包括密谋策划和煽动打起一场战争的人，他们认为国家从战争中将赢得好处和光荣。很难找到一个美国人，他认为今天的任何巨大战争会有许多的好处或光荣。战争呐喊派包括这样的人，他们认为不管我们怎样做，俄国人是不会打仗的。〔注：《华盛顿邮报》，1963年3月5日。〕
　　 而威廉·S.施拉姆——前任《幸福》杂志编辑，他赞成用原子弹这个最后通牒作为把俄国人赶出东欧的方法——最最强调：“共产主义靠和平来繁荣，它需要和平，在和平中取得胜利。”〔注：弗莱明，《冷战及其根源》，第2卷，第1096页所引。〕
　　要对这个题目进行全面讨论，自然就必须分析纳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不同，表明两者不但有很大的差别，而且是处于对立的两极。军国主义和征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本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包含有坚持要从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政策中得到好处的阶级或集团，象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大资本家那样。但在此处进行这种讨论是不适宜的，无论如何也只不过是能增强一个在消息灵通的人士看来已经是很明显的结论：苏联对外政策主要是采取守势的，同纳粹德国和它的轴心同盟国的侵略战争政策并无相同之处。

3


　　美国寡头统治集团需要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其理由必须从别处去找，而不是从并不存在的苏联侵略的威胁去找。一旦我们认识了这一点，并使我们的思想摆脱了寡头统治集团在意识方面和宣传方面的歪曲所带来的黑话和混乱，我们可以立即发现我们所要找的东西：从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夺取政权的时候起就支配着资本主义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同一的对社会主义的无法平息的仇恨，同一的必须予以摧毁的决心。中心的目标永远是这样：防止范会主义的扩张，把它压缩在一个尽可能小的地域内，最后把它从地球上消灭掉。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了的是：用来达到这种不变目标的方法和策略。
　　当苏维埃制度还在年轻和软弱的时期，似乎真正有希望去资助和供应它的反革命的反对者，并侵入它的领土。当这种努力失败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对战争感到厌倦的工人的抵抗——在苏联的西部边境上建立了一条反动的依附国的封锁线，并不得不接受一个不稳定的对峙时期。十年以后采取的政策是，建立德国和日本的军事机器，推动它们最后去进攻苏联。这种策略发生了事与愿违的恶果——的确，如此之甚，以致迫使西欧列强同它们想定的牺牲者建立了联盟。当烽烟从战场上消逝以后，苏联仍然站在那儿——而封锁线被一条一直延伸到欧洲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带代替了。这样，从沙皇俄国的少数几个工业城市发韧的社会主义势力就伸展开来，席卷了从易北河到太平洋的广大地区。资本主义在欧洲和亚洲的传统中心现在要不是化成了废墟，就是摇摇欲坠，仅能幸免于经济崩溃。其次，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都在骚动中，社会主义力量对长期建立的制度第一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显然，世界资本主义正面临着空前未有的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美国走出来，承担了组织巨大的资本主义反攻的全部领导责任。这种想法至少早在1945年秋天就在杜鲁门总统的心中形成了，〔注：这由弗莱明，《冷战及其根源》，第1卷，特别是第441—442页确凿地表明了。〕但是美国舆论对此尚未作好准备。在杜鲁门和他的谋士们断定人民以及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们已经准备好赞成世界规模的反社会主义十字军以前，需要有一年以上的时间来进行紧张的反共宣传——而温斯顿·丘吉尔1946年3月5日在密苏里的富尔顿发表的著名的“铁幕”演说或许是它的最精采的场面。
　　1947年2月24日，英国人在克服一次剧烈的经济危机的斗争中，宣布他们撤消对希腊当权的右翼政府的支持，后者正为反对一次革命的游击战运动、争取生存而战斗。美国的直接反应就是杜鲁门主义。这在事实上是宣布把希腊和土耳其置于美国保护之下，并宣吿“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抗由武装起来的少数人和外部压力所进行的颠覆活动。”用弗莱明的话说：
　　没有一个声明能够比它更彻底的了。凡是发生共产党造反的地方，美国就要去镇压它。凡是苏联试图推进的地方，不论是在它的广阔周围线上的任何一点，美国就要去抵抗。美国要变成全世界反共、反俄的警察。〔注：《冷战及其根源》，第446页。〕
　　 杜鲁门主义虽然很彻底，它却决没有规定华盛顿的新的全球政策的全部范围。它表明了那种政策的可以说是消极的方面——防止社会主义进一步扩展的决心。积极的方面，包括一整套长远的目标，在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于1950年3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发表的两次主要演说中简单而明白地列举出来了。
　　在第一次演说中，艾奇逊规定美国政策的目的是确立“实力地位”然而，实力地位可能只不过是防守上的战术据点，用它们来保卫现状。它也可能是中间整备区域，从它那里去攻克新的阵地。艾奇逊随即把他的意思说清楚了。他于3月16日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声称，如果两个制度要能共存，某些分歧之点或早或迟必须得到解决。他举出了七个这样的分歧之点；它们可以归结如下：
　　第一点：徳国的、奥地利的和日本的和平条约，必须使这些国家“自由”——换言之，使它们成为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点：必须在“我们习惯于设想为卫星地区的一整类国家”中采用“有秩序的代表程序”——换言之，当美国在东欧组织反革命时，苏联必须袖手旁观。'
　　第三点：“苏联的领袖们应当在联合国中放弃他们的阻挠政策”——换言之，苏联必须默认联合国变成美国政策的工具。
　　第四点：苏联必须接受“控制原子能的现实的和有效的安排和一般的军备限制”——换言之，苏联必须把它在原子能领域内的工作置于一个由美国支配的机关的监督之下，并让它的军事机构接受外部检查。
　　第五点：苏联必须“停止、并协力防止超越国境线的间接侵略”——换言之，既然“间接侵略”是社些主义革命的通常的假名，苏联必须不仅同意美国采取反革命的行动，而且必须在实际上援助和支持这种行动。
　　第六点：苏联及其同盟国（只要它还有同盟国）必须让美国官方代表自由出入它们的国境。
　　第七点：苏联的领导人必须停止批评美国及其同盟国。
　　威廉斯学院弗雷德里克·L.舒曼教授马上对这“七点”作出了如下的评论：“不谋而合，它们包括了詹姆斯·伯纳姆的《即将来到的共产主义失败》中所提的‘五点’，这本书提出的主张是：‘美国对外政策只能有一个目标：毁灭共产主义势力。’”〔注：《指南针日报》，1950年3月24日。〕自从1917年以来，这的确就是美国政策的指路明星，它到今天依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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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执行这个全球反共政策，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有：
　　（1）使资本主义势力的传统中心得到最迅速的复兴和增强，并把它们纳入由美国统治的军事联盟中。这些目标，通过1947年6月——杜鲁门主义宣布后刚刚三个月——宣布的马歇尔计划，以及在下一年商订并于1949年4月签字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达成了。同样的政策转变不久也在日本发生，以在1951年签订一个单独的和平条约而吿终。资本主义在西欧和日本复兴的内在条件比表面上所看到的要有利得多。固定资本和受过训练的人力是可以充分得到的；所需要的是流动资本的大量输入，而这是美国所能提供的。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华盛顿可以说是赢得了它在战后时期的一次真正大规模的、极好的外交政策上的成功。
　　（2）环绕着整个社会主义集团的周围组成一个军事条约和基地网。这种工作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开始，至今一直在进行。这个网现在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外，还包括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原称巴格达条约），以及同到处的许多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或“互助”协定：西班牙，土耳其，巴基斯坦，菲律宾，台湾，日本，和许多其他国家。到1959年，美国——根据弗莱明——在三十一个国家总共拥有二百七十五个主要的联合军事基地，另有一千四百个以上的外国基地，包括美国人当时留驻的所有地点和预定在紧急时可以占据的地点。这些基地共计约费四十亿美元，由将近一百万美国军队驻守。
　　（3）尤其是，美国的政策需要有一切种类和样式的武器，以及运用这些武器的人，去赋予这个世界规模的联盟骨骼以肌肉，从而确立“实力地位”以便抑止社会主义的扩张，并在适当的时候施加足够的对抗压力，迫使它后退。在这些目的不能达到时，必须把军事机构设计得足够强大，以便进行并赢得一场反对苏联的战争，从而为用纯粹军事手段最后消灭社会主义廓清道路。
　　总之，美国寡头统治集团之所以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和日益增长的军事机器，是它遏制、压缩和最后摧毁竞争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目标所产生的逻辑的必然结果。

5


　　在我们离开需要有军事实力这个题目以前，必须探讨资本主义对一个竞争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予以敌视的原因。如果象有些人似乎所想的，这种敌视主要是基于不合理的偏见和恐惧，象孜孜不倦地培养出来的对苏联侵略性的信念那样，那末似乎至少还有一个机会，到时候比较合理的观点可能会占上风。假使那样的话，可以把和平共处和裁军看作不是两个制度之间进行斗争的宣传口号，而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目标。反之，如果这种偏见和恐惧只不过是——碰巧常常是这样——根深蒂固的利益的假面具，那末我们对这种看法就得进行不同的估价。
　　首先，我们必须处理一个非常普通的论据，它是用来证明社会主义的扩展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致命威胁的。常常听到说，资本主义没有对外贸易就不能存在，而社会主义毎前进一步，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贸易地区的缩小。因此，这个论据继续说，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即使它们不受到强大的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威胁，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也确实就是争取生存的斗争。按照这种形式，来自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论证是一种不根据前提的推理。说没有对外贸易资本主义就不可想象，那是实在的，但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那是不实在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扩展，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包含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的贸易地区的任何缩小。我们甚至还可更进一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来不知疲倦地重复着，一个国家越是工业化，它作为贸易伙伴的潜力就越大。既然不发达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化得更快，按照这种论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应当欢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发达部分扩展。它们不这样做，反而拼命加以抵抗，那就必须用其他的理由来说明。
　　这个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只有用完全不同的措词才能恰当地摆出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一般并不相互进行贸易。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贸易是由私人企业进行的，主要是由大公司进行的。这些大公司感到兴趣的，不是为贸易而贸易，而是为利润而贸易：它们以及它们所控制的政府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扩展，不是因为这样会必然减少它们的进出口机会（虽则这种机会自然是可能减少的），而是因为这样必然会减少它们同新社会主义化地区和在新社会主义化地区做生意的获利机会。当考虑到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公司来说，同较不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做生意和在这些国家做生意的利润率一般比国内的利润率较高这一事实时，恰恰是反对社会主义对这些地区的扩张非常激烈，原因也就可以理解了。
　　我们经过考虑以后，使用“同这些国家做生意和在这些国家做生意”这个一般性的措词，而不使用“从这些国家购入和向这些国家售出”这种比较有限制的措词。一般巨型公司的国际关系和利益在今天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和极端复杂的，比单纯的出口或进口要复杂得多。要说明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或许莫过于总结无疑是主要的美国“跨国公司”——新泽西美孚油公司〔注：“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一词似乎是从戴维·E.利伦撒尔开始使用的，他是罗斯福手下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局长，杜鲁门手下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现在是开发和资源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是由拉扎德·弗里尔的国际银行公司支持和控制的。利伦撒尔1960年4月在卡内基工程学院提出的一篇报告，随后由开发和资源公司印行，标题就是《跨国公司》。这个用法后来由《新闻周刊》在一篇专题报告中采用，《跨国公司》，见该刊1963年4月20日一期。〕的世界范围的规模和性质。下列事实和数字是从该公司的正式刊物援引的〔注：《特别股东会议通知书》（1959年10月7日）；《1962年12月31.日终止的财政年度报表10—K》（根据1934年的证券法第13条向证券和交易委员会提出）；和1962年《年度报吿》。〕。
　　按美元资产计，泽西美孚是美国最大的工业公司，1962年年终共达一百十四点八八亿美元。同年的总收入为一百零五点六七亿美元，净收入（利润）为八点四一亿美元。可是，只在把这些数字按地区划分以后，国外业务的极端重要性才看得很清楚。到1958年末了，资产和利润按地区分配的百分比如下：

　资产利润
美国和加拿大6734
拉丁美洲2039
东半球1327
共计100100

　　泽西的资产有三分之二在北美，而从这个地区获得的利润只有三分之一。换一个说法，泽西的国外投资为其国内投资的一半，而国外所获利润则为国内利润的两倍。这样，国外利润率为国内利润率的四倍。
　　泽西的业务真正是世界范围的，这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到：1962年该公司在一百多个国家出售其产品，在五十二个国家拥有二百七十五个子公司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票。表6列举了这样的子公司，按国别区分。按地区总计，我们看到泽西的子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有一百十四家，欧洲七十七家，拉丁美洲四十三家，亚洲十四家，非洲九家，其他地区十八家。

表6 美孚油公司的子公司
美国77瑞士2
加拿大37乌拉圭2
大不列颠24委内瑞拉2
巴拿马17阿尔及利亚1
法国12但泽1
巴哈马8多米尼加共和国1
意大利6埃及1
瑞典6萨尔瓦多1
哥伦比亚5芬兰1
荷兰5匈牙利1
澳大利亚4印度1
巴西4印度尼西亚1
智利4肯尼亚1
德国4卢森堡1
菲律宾4马达加斯加1
阿根廷3墨西哥1
丹麦3新西兰1
爱尔兰3巴拉圭1
日本3秘鲁1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3刚果共和国1
挪威3新加坡1
奥地利2南非1
比利时2西班牙1
百慕大群岛2苏里南1
伊拉克2突尼斯1
马来亚2　　
摩洛哥2共计275

　　泽西国外业务的种类繁多和范围广大，可能使人认为，多年来，该公司始终是一个巨大的资本输出者。事实决非如此。除了最初在许多年前曾输出小量资本外，泽西的国外资产扩张是由它的国外业务利润提供资金的。而且，这种国外利润很大，在照顾到全部国外扩张的需要以后，仍剩下很大数量，供汇回美国母公司之用。国外利润汇回数额的单独数字没有公布，但其规模大小可以由1962年的下列数字看到。在这一年，正如已经提到的，利润总额为八点四一亿美元，其中有五点三八亿美元作为股息付给股东，他们的大多数是美国居民。其余三点零三亿美元加在公司的国内和国外投资上。在记录这些数字的同一年度报吿中，我们看到1962年在美国的营业利润为三点零九亿美元。可以看出，这个数字比付出的股息少二点二九亿美元。换言之，这一年付给股东股息的大约百分之四十加上在美国所作的净投资是由国外营业的利润提供资金的。总而言之，新泽西美孚油公司始终是一个非常大的资本输入者。
　　可是，在此刻，我们必须停下来问问：究竟新泽西美孚油公司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理想典型，可以帮助我们吸取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实质；抑或相反，它究竟是不是一种例外情况，我们应当加以忽视而不把它当作注意的中心？
　　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把美孚油公司当作一种例外那是正确的——它的确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例外，对美国的世界政策具有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不仅在它的业务的跨国性范围和规模上，它远远走在所有其他公司的前面；而且只有少数几个公司可以说是在沿着同一路线向前发展。许多美国公司在进出口贸易上自然有着巨大的利益，很有几个是拥有国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的。可是，不论在哪一方面，1946年的情况和1929年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的确，在这两年之间，美国公司的直接国外投资实际上从七十五亿美元降到了七十二亿美元，即降低了百分之四〔注：美国商务部商业经济局，《美国商业在外国的投资：商业现况调查补编》，华盛顿，1960年，第1页。〕。在这些年代中统治美国经济的巨型公司，用《商业周刊》的话来说，大多数“是从事国际营业的面向国内的公司”，而不是象美孚油公司那样“真正面向世界的公司”。〔注：《跨国公司》，《商业周刊》，1963年4月20日。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在美国，商业期刊常常远远走在经济学界的前面，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最新发展，甚至还试图加以分析。〕
　　在以后的十五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引用《商业周刊》的话来说：“在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中，美国公司发现它们的海外赢利激增，它们的国外投资收益常常要比在美国的高得多。当国外赢利开始上升时，国内营业的利润边际就开始缩小了。……两者结合起来，迫使跨国公司发展了。”〔注：同上。〕结果，美国公司国外直接投资自然是急剧增长了——从1946年的七十二亿美元跃增至1963年的四百零六亿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这些年代中增至五倍以上。〔注：《商业现况调查》，1964年8月，第10页。〕在这种国外投资增长的同时，国外分支机构和子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也增加了。在制造业中（除了石油和采矿之外），这种附属机构的销售额从1957年（可以得到数字的头一年）的一百八十三亿美元增至1962年的二百八十一亿美元，六年中增加百分之五十四。〔注：弗雷德、卡特勒和塞缪尔·皮策，《美国工业的国外业务：资本支出，销售额和资金供应》，《商业现况调查》，1963年10月，第19页。〕
　　美国公司这些国外业务的相对重要性的增长，从表7可以得到一个概念，表中列举了制造业国外附属机构的销售额，国内制造业的总销售额和非农产品的输出。

表7 国外和国内剧造厂销售额和商品输出的增长，1957—1962年（十亿美元）
　制造业国外附属机构销售额国内制造业总销售额 商品输出（除粮食外）
195718.3341 16.8
1958不详314 13.8
195921.1356 13.7
196023.6365 16.6
196125.6368 16.9
196228.1400 17.3

　　资料来源：国外销售额，弗雷德·卡特勒和塞季尔·皮策，《美国工业的国外业务》，《商业现况调查》，1963年10月；国内销售额和出口额，《经济指标》，现行各期。

　　把有国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的那些公司的国外与国内销售额和出口额拿来比较，自然还要好些；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公司从国外业务和国内业务分别获得的利润包括进去，那就更好了。如果这样的数字可以得到，我们对于美国巨型公司卷入国外活动的程度就可以得出一幅非常清晰的图画。但即使表7所列的数字，也雄辩地证明了这种卷入的迅速增长。在从1957年开始的六年中，国外附属机构的销售额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四，而国内制造厂销售总额只增长百分之十七，非农业产品输出根本没有多大改变。
　　近年来的记录就是如此。如果我们向前看，我们发现美国的公司界远远没有把它的海外扩张看作是到了头，而是让它的未来繁荣严重地依赖于对其他国家经济的继续渗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特别报道说“美国作为一个‘机会的国土’在许多美国商人心目中已经开始丧失这个资格。”〔注：《寻找新的机会；现在的口号是“走向海外”》，《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64年6月1日。为了给这篇报告收集资料，《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国际部成员同几十个在海外的美国公司谈了话。又从在美国大量从事国外业务的公司获得了补充的资料。”〕报道进一步吿诉我们这是为什么：
　　这些商人越来越断定，海外的市场——而不是美国的市场——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这种感觉增长了：美国的市场虽然很大，却已经相对“饱和”。
　　正是在海外，商人看到了巨大的、未开发的市场，有亿万顾客需要——并且越来越有能力购买——所有各种产品和劳务。
　　为了追求这个市场，美国公司正在全世界建立和扩大工厂。自1958年以来，单是在西欧就有二千一百多家美国公司开始了新的业务。……
　　所有各种类型的营业——从汽车到婴儿食品——均在为美国的国外市场预示着光辉的前景。
　　加拿大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总经理L.E.斯潘塞说：“在今后十年中，国外市场的扩大将比北美市场快好几倍。”
　　国际商业机器世界贸易公司副总经理C.C.史密斯说产在每一种主要的产品类型中，我们在国外营业的增长率比在美国要大。到时候，我们预期国外的数量会超过国内。”
　　听一听科尔盖特—帕尔莫利夫公司一个高级职员的评论：“在美国你所看到的是一个饱和的市场，这里新产品是对发展的唯一回答。在海外每年有千百万人民在他们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达到这个阶段：他们购买肥皂、牙膏以及其他的东西。”
　　这个断然的预言是由通用电气公司总经理弗雷德·J.博尔奇所作的：“不管经济或政治上的盛衰兴废如何，今后二十五年中扩大得最迅速的市场将在海外。”
　　在这种背景下，从美国海外公司的调查提供了这些主要的成果：
　　1.美国公司的国外销售额增长比相同的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额的增长要快得多。增长的百分比常常要大两倍或三倍。
　　2.国外的利润率一般比在美国的类似活动的利润率高。许多公司报吿的百分比收益“在国外有在美国两倍那么高。”大多数公司报吿说，在海外的工资成本较低——竞争较少。
　　3.国外市场的开发，就地经营比从美国输出更好。设在国外的工厂能够逃避关税和建立起反对美国输出的其他贸易壁垒。……
　　这样看来，不论是从过去的记录来看，还是从未来的计划和希望来看，美国公司界巳经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美孚油公司早已开拓出来的道路。美孚仍然是跨国公司的典型，但它不再是例外了。它只不过以最发达的形式，向我们显示其他巨型公司现在是什么样子，或正在变成什么样子。
　　碰巧，新泽西美孚油公司的最近历史，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为什么跨国公司对社会主义的扩展表现深刻的敌视。在古巴革命以前，西泽通过几种方式大量地卷入了古巴。它在这个岛上拥有炼油设备，并经营一个广泛的分配系统，财产共值六千二百二十六万九千美元。〔注：斯坦达徳和普尔，《美孚油公司说明》，1961年7月24日。〕此外，泽西在古巴的子公司从泽西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按国际石油卡特尔维持的高价购入原油。因此，西泽在这两个国家从三种不同的业务上获得利润——出售原油，炼油，出售成品。由于革命，泽西在古巴的财产被无偿地收归国有，而克里奥尔也失去了它的古巴市场。六千万美元以上的资产和三种利润来源一下子就丧失了——毫不牵涉到美国的进出口。
　　可能有人主张，如果泽西和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革命政权就会高兴继续向委内瑞拉购买石油，后者究竟是最近的和最合理的供应来源。这无疑是实在的——但有一个大大的附带条件。革命政权会高兴继续向委内瑞拉购买石油，但它不会高兴继续支付美孚油公司所定的价格并同意它所定的支付条件。由于它能转向苏联作为另外的供应来源，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屈从这个卡特尔的条件。因此，为了留在古巴市场上，泽西至少必须消减它的价格，并提供较好的信用条件。这不仅会意味着向古巴售货的利润较少，而且会威胁到卡特尔价格的整个结构。泽西和华盛顿决定代之以向古巴革命开战。
　　在美国和古巴的冲突中，存亡攸关的事情并不是两国之间的贸易，这可以由古巴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得到证明。在古巴经济社会主义化了很久以后，哈瓦那政府仍在大力促进它同英国、法国、西班牙、加拿大、日本之间的贸易——一句话，大力促进它同任何一个愿意并能够同古巴做生意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的确，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最初年代中，由于组织解体和其他困难，古巴的进出口能力自然大大地减少了，但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古巴自己的论点：在几年之内，这个海岛将是一个比在旧日新殖民主义制度下更好得多的贸易伙伴。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如果撤销了封锁，并在两国之间重新建立了正常关系，美国会取得古巴贸易的较大份额。
　　但这并不是真正使统治着美国政策的巨型跨国公司感兴趣的事情。它们所想要的，是对外国原料来源和外国市场的垄断控制，使它们能按特别优惠的条件进行买卖，把定货从一个子公司转到另一个子公司，对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予以特惠待遇，随哪一个采取最有利的税收、劳工及其他政策为转移——一句话，它们想要按照它们自己的条件并在它们选择的任何地方做生意。为此，它们所需要的并不是贸易伙伴，而是愿意调整它们的法律和政策以适应美国大商业要求的“同盟者”和依附国。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可以看出，古巴的罪行就是在言语上和行动上主张有为了它自己人民的利益处理它自己的资源的主权。这就牵涉到削弱和在以后的斗争中最后废除巨型跨国公司从前在古巴享有的权利和特权。正是由于这一点，而不是由于丧失贸易，更不是由于任何不合理的恐惧或偏见，各公司和它们在华盛顿的政府对古巴革命的反应是那么强烈。
　　或许还可能有人认为，既然古巴是一个小国，反应的强烈同所遭受的损失未免太不成比例了。但这是没有看到主要之点。古巴之所以如此重要，恰恰因为它是那么小，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离美国又是那么近。如果古巴能够不受惩罚地脱离“自由世界”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那末任何国家都可以这样做。如果古巴在新的体制下繁荣起来，全世界所有其他不发达和受剥削的国家都将被诱使去追随它的榜样。这样，在古巴的生死攸关的事情不仅是一个小小国家的受到剥削与否，而是“自由世界”本身的生存问题，即是说，整个剥削制度的存在问题。
　　正是这个事实，决定着美国的古巴政策。美国的策略是用一切方式去破坏并剥弱古巴经济，其目的有三。第一，希望古巴人民迟早会对他们的革命领导感到幻想破灭，从而为一次成功的反革命政变准备条件。第二，教训不发达国家的人民，革命没有好处。第三，使落在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身上，特别是落在作为经济最发达的成员的苏联身上的支持古巴经济的重担达到最大限度，从而诱使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它们的影响，去抑制可能使它们已经过分紧张的经济进一步增加负担的任何新革命。

6


　　这自然并不是用来保卫“自由世界”的唯一方法。美国起先未能理解在古巴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的革命的性质，后来想要不使革命者巩固其权力，已经为时太晚。现正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以免重蹈覆辙。一切革命者都自动地受到怀疑；一种政权不管多么反动，都值得美国倾全力去支持。
　　部分地，这种支持采取所谓经济援助的形式——实际上是对各国腐败的寡头统治集团的施舍，目的在于保证它们对华盛顿效忠，而不是为了它们各自的国家的利益。〔注：据从1948年到1961年在美国各届政府中。连续主持对外援助的一个高级官员D.A.菲兹杰拉德说：“对于对外援助提出的许多批评，是由于批评者认为其目的是获得经济发展，而这根本不是对外援助的目的。……这要看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有一半时间主要的目的是对付短期的政治危机——而经济发展，纵有，也只是一种偶然的结果。”《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访问记，1963年2月25日，第49，50页。〕部分地采取军事援助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由美国部队在依附国的领土上直接参与：把军队驻扎在美国控制的基地上（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约有二百七十五个主要的联合军事基地，和一千四百个由美国军队占领或预备占领的基地）；“紧急”派遣部队到邀请国领土内由两国政府所决定的任何地方（1958年夏的黎巴嫩，1962年春的泰国，1965年春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派溃各种顾问团或训练团到依附国的部队中去（1957年，单在拉丁美洲就共有四十个陆军、海军和空军代表团，除了墨西哥之外，每个国家都有）。正如在南越所表明的，训练代表团可以迅速地、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改成反革命的战斗部队。〔注：南越也表明了：在不发达国家，今天的反动政权，不管美国给予多么慷憾的装备和“顾问”，对具有献身精神和经验的革命游击队总是不能打胜仗。这里不是试图估计这个重大事实的含义的地方。我们只记下我们的深刻信念：随着年代的消逝，它的意义将显得越来越大；将来回顾起来，南越的斗争将被承认是二十世纪后半页历史的转折点之一。〕
　　第二种军事援助形式，是为依附国的军队提供物质和财政支持。虽然美国同全世界不发达国家签订的许多军事援助条约表面上是用来对付苏联或中国的侵略“威胁”，却没有一个认真的军事计划人会想象这是真正的目的。这样一种威胁如果真正存在的话，只有美国本身才能与之对抗，企图同许多微弱的同盟者协调军事策略会是虚弱的根源而不是力量的根源。这种军事援助的真正目的，由留温在他对武装部队在拉丁美洲的作用的最早研究中清楚地阐明了：
　　这些〔军事〕政策……主旨不是在对付共产主义的军事威胁，而是在赢得拉丁美洲的友谊，赢得它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中的合作与支持。里约军事联盟，各种共同防御援助条约，军火让渡，有偿援助，泛美防务委员会和各种军事代表团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巨大的军事意义。它们的目的首先是在吸引拉丁美洲的军官团——它们在大多数共和国的政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使之更接近美国，希望它们能排除苏联的影响，给予美国帮助，维持政治稳定，保证美国继续获取战略原料，并提供使用基地的权利。〔注：艾德温·c.留温，《拉丁美洲的军火与政治》，纽约，1960年，第226页。〕
　　更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对不发达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目的是：如果它们已在美帝国之内，就保持它们在那儿；如果它们还不在美帝国之内，就把它们带到那儿——并且无论如何要保证再不发生背弃“自由世界”的事情。对接受军事援助的国家来说，后果是悲惨的。哥伦比亚的政治家爱德华多·桑托斯说：“我们正在做的是建立一种军队，它按国际尺度说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在每一个国家的国内生活上却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每一个国家都是由它自己的军队占领的。”〔注：留温引用，同上书，第237—238页。〕一群在伦敦的巴基斯坦学生所刊行的关于美国和巴基斯坦关系的卓越研究中，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并特别加以强调：
　　从长期来看，军事援助的最坏的方面，在于它完全改变了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均势，以利于保守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军事援助播下的罪恶种子，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收获物——军官们，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在我们社会中最保守的部分，他们所学的就是对我们的人民进行审判。这是亠种压倒一切的力量，没有任何抵消力量能够约制它。〔注：《美援的负担》，《今日巴基斯坦》，新编号第I期，1961年秋季。〕
　　 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量繁殖忠于华盛顿的小小军事机器，决没有在美国本身减少对庞大军事机器的需要。当在“自由世界”的被剥削国家中掀起革命的抗议浪潮时，只有通过美国军队越来越多的直接的和大规模的干预，才能使旧秩序多维持片刻。当继续转到原子武器和洲际导弹时，甚至把全球基地系统是为了防御俄国侵略的借口也丢掉了。《纽约时报》外事专栏作家赛勒斯·L.苏兹伯格写道：“逐渐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区域的周围建立军事基地的需要也逐渐减少了。中程导弹和远程导弹加上海运导弹正在改变着我们的回击力量的重点。但是人们能够想象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全部需要均已消失的时候尚未来到；恰好相反。”随之是同拿破企战争以后的英国政策作透露真情的类比，虽然赤裸裸的“帝国”一词只在提到那个以往的时代才使用的：
　　今天华盛顿强调准备在必要时进行有限战争。这就需要有机动性，即使用国外中间停留基地，把人员和供给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的能力。这也需要在战略重要港口进行所谓“先期储备”。
　　五角大楼现在对这个特殊问题正在进行研究。拿破仑战争以后，英国海军进行了这样一种研究，去弄清英国为了捍卫它的广大海外帝国所必需的东西。后来，美国海军对于如何从事全球行动进行了同样的分析。
　　现在华盛顿的研究更多地是注意有限战争的各方面而不是总体战。……
　　同样，政府看到了我们可能在其他战场上进行有限战争的可能性，类似在南越的冲突，在这些地区，我们不是交战国，然而却承担了日益增多的义务。例如，如果伊朗遭受到俄国的压力，援助它的初步努力就可能是“有限的"而不是“总体的”。为了准备采取这种行动，美国必须维持足够多的海外基地，以便积累储备，从而采取除大破坏以外的其他方法，迅速作出反应。〔注：《纽约时报》，1962年4月23日〕
　　 苏兹伯格难道实际上不是说，美国象十九世纪的不列颠一样，需要有一部全球性的军事机器，来控制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吗？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美国也需要一部全球性的军事机器，来对社会主义的前进作不调和的斗争。而事实是，控制这个帝国和对社会主义作斗争正在迅速变成（如果不是已经变成）同一件事情。因为对这个帝国的威胁来自革命运动，后者象两百年以前的美国革命一样，是由对民族独立的根深蒂固的渴望激发起来的，是由对经济发展的日益迫切的需要增加力量的，经验日益证明，今天的不发达国家除了在公共企业和全面计划的基础上是不能求得经济发展的——总之，只在它们的民族主义革命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才能达到目的。
　　由于这两个巨大的社会政治转变溶合成了一个单一的过程，所以反对它们的斗争也是一样。美国要保卫它的帝国，在今天就意味着同社会主义作斗争，不仅是在帝国以内，而且是在社会主义存在的一切地方；因为社会主义在本性上是一种国际运动，只要在任何一个地方获得成功，在每一个地方都增强力量。因此，对所有的革命都必须加以反对，对每一个给予社会主义革命以物质或精神援助的泉源都必须予以削弱，可能时予以摧毁。正是这种对维持政治的和社会的现状所承担的双方面的、全世界范围的任务，规定着美国寡头统治集团的军事需要。

7


　　美国寡头统治集团对于军事机构的需要就是如此。其次我们必须考察满足这种需要对寡头统治集团各个成员的私人利益、对于美国阶级结构的稳定和紧密结合所产生的影响。
　　在上一章我们相当详细地论证了：用来满足集体需要的大多数政府活动或是会引起同私人利益集团的竞争，或是会损害寡头统治集团的阶级地位和特权；因此之故，这种活动立即引起了反对，并且当它扩大时，反对迅速增强。结果是，远在从社会方面说合理的和合乎需要的目标达到以前，就遇到了路障。政府在军事领域的活动，情况又怎样呢？
　　首先，很明显，建立一个庞大的军事机构，既不造成，也不涉及同私人企业的竞争。并没有什么私人的军事机构，它具有既得利益，要把政府保持在它们的禁区之外；军队对私人商业来说是一个理想的顾客，每年花费数以十亿计的美元，而条件则是于出售人最有利的。由于所需资本设备的大部分另外并无其他用途，它的成本普通就包括在最终产品的价格之内。因此，生产军火的商业实际上是不冒风险的；尽管这样，容许得到的利润率中却包括一个非常慷慨的边际，供抵销幻想出来的风险因素之用。而军事采购官员又常常预期在从部队退休以后受到军火制造商的报酬优厚的雇佣，因此他们在同供应商打交道时很少是很严格的。〔注：根据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在1960年，全国七百二十个最大的国防合同人雇用了一千四百二十六名退休军官，其中二百五十一名是从前的陆海空军将官。奥利弗·C.考克斯在《资本主义与美国领导》中引用，纽约，1962年，第118页。〕
　　这种制度的结果，在向调查全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之一——波音公司赢利率的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提出的证词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
　　农纳利先生〔公司会计师〕证明：自从1951年以来，波音在制造波马克、B-52和B-54轰炸机，KC-135运油机以及其他工程上的政府定货共达一百十八亿一千八百九十万美元。他说，公司在这些工程上的成本共计一百零九亿一千一百二十万美元，毛利为九亿零七百七十万美元。
　　他说，公司的逐年利润同净投资（资产净值加全部借入资本）比较，表明利润百分比从1953年的百分之一百零八点六到1951年和I960年的百分之三十六不等。
　　农纳利先生说，波音的利润按公司的资产净值核计，在它的政府合同方面，纳税前平均为百分之七十四点三八，纳税后平均为百分之三十五点六八；在政府和商业两种生意合计时，纳税后为百分之十九点零五。
　　他说，后者同政府各管制机关按资产净值计算的同一年度美国所有一切制造工业部门平均净利润百分之十点七三比较，“几乎为两倍”。〔注：《纽约时报》，1962年5月23日。农纳利先生还证明，在他和公司之间关于这些数字的正确性并无争论；但《时报》记者附带说，波音反对用“净投资”这个尺度，认为利润率应当按销售量计算。〕
　　 就我们所知，关于军火生产的赢利率的全面数字从来没有人编制过，波音可能是一个特别受到政府青睐的公司。就算这样，供应军火普遍认为是好生意，这是毫无疑问的：所有的公司，不论是大是小，都争取得到尽可能大的一份。寡头统治集团的私人利益对于军事支出不但不加以反对，而且鼓励它继续扩大。
　　寡头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也向着同一个方向发生作用。政府在教育和福利方面的大量支出会逐渐损害这个集团的特权地位，军事支出却与之相反。理由是，军事化会培养社会中一切反动的和不讲理性的力量，抑制或扼杀每一种进步的和人道的力量。产生了对权威的盲目尊敬；教导并强迫人采取驯服和顺从的态度；持不同意见被当作不爱国甚至是叛逆看待。在这种气氛中，寡头统治集团感到它的道德权威和物质地位就有了保障。凡勃伦比任何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更欣赏军国主义这种社会职能的重要性：
　　商业原则所支配的最大的和最有希望的文化训练因素——最有希望作为对各种反对传统的古怪行为起矫正作用的东西——是国家政治。……商业利益强烈要求采取一种侵略性的国家政策，而商人则指导着这种政策。这种政策既是爱国的，又是尚武的。一种尚武的商业政策的直接的文化价值是明确的。它在群众面培养一种保守的主导精神。在战争期间，以及在军事组织中，在所有的时候，公民权被搁置起来；战争和备战的时间越长，搁置的时间也就越长。军事训练是一种礼节上的先后次序、强制命令和无条件服从的训练。……这种训练越是一贯，越是全面，社会成员就越能有效地养成服从的习惯，并离开那种日益增长的轻视个人权威的偏向，后者是民主政治的主要病症。这自然是首先地和最值决地适用于军人，但对其余的居民也同样适用，不过程度较小而已。他们学会按照级别、权威和服从等尚武的概念来思考，对于他们的公民权的侵蚀变得日益更能忍受。……习惯于一种尚武的、掠夺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最强大的训练因素，可以用来抵销由和平的工业和机器生产所造成的现代生活的庸俗化，并恢复日益削弱的地位观念和不同等级的权贵思想。战争，以及伴随军事组织的强调服从和统治、坚持尊严和荣誉的划分等级，一向表明是野蛮思想方法中的一种有效的训练学校。〔注：索尔斯坦·凡勃伦，《商业企业的理论》，第391—393页。〕
　　 这些判断大概至少是部分地以凡勃伦在西美战争时期的观察为根据的，它已被过去二十年中的事件所极其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在这个期间，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深深打动人心的吿别演说中所称的军事——工业变态心理在美国生活中日益占居统治地位。公民权的确已被搁置起来了，不同意帝国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全球政策被看成就是共产主义，因而就是对国家的背叛。
　　如果留下洛个印象，即认为只有寡头统治集团才赞成在这些年代中不断增加军事支出，那就会引起误会。如果人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将永久存在，连同它的已经证明的无力将其巨大生产潜力合理地使用于和平和人道主义目的，那末他们就必须作出决定：是喜欢作为大萧条特征的那种大量失业和悲观绝望呢，还是喜欢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由大规模军事预算所提供的相对就业安全和物质福利。既然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工人在内，仍然毫不怀疑地认为这个制度将永久存在，那他们喜欢对个人和私人更为有利的一种局势就是极其自然的事。为了对这种喜好提供理论根据，他们就接受了官方的反共意识形态，这似乎能证明以军事机构的无限扩大作为国家生存的必要条件是正当的。
　　在这种背景下，就很容易懂得，为什么近年来对于军事预算扩大的政治反对如此之少。在以院外活动集团和压力集团之间进行凶猛斗争为特征的国会中，一当提出为军队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预算时，即出现庄严的全体一致场面，国会议员互相争取提出最大增长额的光荣。〔注：一条典型的新闻：“军事拨款法案，美国和平时期历史上最大的，以八十八对零票〔在参议院〕得到通过。”《纽约对报》，1962年6月14日。〕
　　人民代表们是如此热心，以致很少注意到钱是怎样花的，它是否具有严格的军事合理性。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说：“我自己在参议院的经验向我表明，我们的民主政治在抵抗庞大军事机构所带来的过分开支和浪费的惰性上真是令人痛苦地感到无能为力”。〔注：《国防上的挥霍者》，《民族》，1962年8月25日，第63页。〕他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说明对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强烈要求的在B-52和B-58轰炸机上的开支不要超过总统已经提出的请求，参议院是如何反应的：
　　只有三个参议员和我一道投票赞成我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会取消这项拨款。在参议院辩论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压倒一切的理由，反对在这方面作超过五亿美元的支出。但是那天参加投票的参议员中，约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拒绝了我们提出的理由，拒绝了总统、国防部长及其助手们的忠吿，投票赞成拨出这笔资金。这笔钱比同一年联邦政府花在医药研究上的钱多；比花在所有联邦住宅建筑计划上的钱多；比分配在美国对外使领人员、国家公园事业，鱼类和野生动物事业上的预算加在一起还要多。〔注：同上，第64页。〕
　　 难怪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得出结论说：“作为联邦支出的合理化建议，国防是很少匹敌的。那些不会得到国会再看一眼的计划，如果附在军队拨款法案中，就会迅速通过。”〔注：同上。〕普罗克斯迈尔是有名的参议院自由派议员之一，他的观点可能被认为不免言过其实。而对佐治亚州的参议员理查德德・B.拉塞尔就不能这么说，他是一个保守的南方人，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常常被称为国会中最有力量的人。这里是参议员拉塞尔对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在参议院会议厅中的正式谈话：
　　在准备进行毁灭时，有某种东西使得人们在用钱上比他们在为了积极的目的而进行建设时更不小心。为什么是这样，我不理解；但我在参议院的将近三十年的时期内观察到，在购买武器来杀戮、来摧毁、来消灭城市、来使巨大的运输系统化归乌有时，有某种东西使得人们并不严格计较美元价值，象他们考虑合适的住宅建筑和关心人类健康的时候那样。〔注：《国防上的挥霍者》，《民族》，1962年8月25日，第65—66页。〕
　　 对于整个社会秩序，很难设想有比这更具摧毁性的谴责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理由也不象参议员拉塞尔似乎设想的那么神秘。冷战，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利克特在1949年解释说，“增加对货物的需求，有助于维持高度的就业水平，加速技术进步，并从而帮助全国提高它的生活水准。……所以们可以感谢俄国人，因为他们使美国的资本主义比以往运行得更好。〔注：这一处和以下两处引文，取自弗雷德·J.库克的有影响的小册子，《不可抗拒的力量：战争国家》，首先作为《民族》的专刊印行，1961年10月20日，第300页。〕几个月后，由超级保守派戴维·劳伦斯发行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极端爽直地说明了同一种看法：
　　政府的设计人员估计他们已经找到了魔术般的公式，来获得几乎是没有穷期的好辰光。……冷战就是催化剂。冷战就是自动的抽水机初给器。打开一个龙头；公众就叫喊要更多的军事支出。打开另一个龙头，叫喊就停止了。杜鲁门的信心充足，趾高气扬，就是以这个“杜鲁门公式”为基础的。总统被吿诉说，杜鲁门的好辰光时代可以超过1952年以后很久。冷战的需求如果加以充分利用，是几乎没有穷尽的。
　　1954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还在说着同样的事情。随着美国爆炸了世界上第一个氢弹的消息发布以后，它评论说：“氢弹对商业意味着什么。一个长时期的……大量定货。在未来的年代中，新炸弹的影响将不断增加。象一个评价人所说的：‘氢弹已经把萧条思想吹得无影无踪了。’”
　　在这里，垄断资本主义最后好象找到了“在什么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什么上面政府能够花出足够的钱，来使这个制度不致陷入停滞的泥沼呢？在军火上，更多的军火，永远是更多的军火。
　　然而不知怎么，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冷战加强了；军事预算，在朝鲜战争终了时下降以后，恢复了它的上升趋势。然而一种爬行式的停滞仍旧来临了。〔注：这种现象将在下一章加以分析。〕
　　为什么军事预算不能更进一步地扩大？如果五百亿美元不够，为什么不用六百亿美元？我们知道，国会已经表明它准备投票通过向它请求的任何数量的军事拨款，而且更多。为什么总统不使他的请求适应一种繁荣经济的需要？为什么让成长率缓慢，让利润边际下降，让失业率上升？显然，即使是军事支出的数量，也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变数，只要操纵它，寡头统治集团的领袖们就可以在经济引擎中保持恰当的蒸气源头。看来似乎是，在这里也有障碍和矛盾在起作用。

8


　　作为经济控制工具的军事支出，其效力所受到的限制，是从现代科学和技术所创造的新武器的性质产生的。这种限制有两种，第一种是经济的，第二种是军事的。
　　经济限制说来非常简单，就是战争的新技术减少了军事支出刺激经济的力量。
　　战争变得越来越多地是一种科学和技术的事情，越来越少地是一种大量人员和武器的事情：这是一种普通常识。火箭和导弹正在代替轰炸机，并使战斗机基本上失去了作用；大队的水面舰艇已经陈旧了，人数众多的部队正在让位给运用一系列破坏力极大的武器的高度专业化部队。由于这些变化的结果，军事支出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性质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其中大得多的一部分是用于研究和发展、工程、监督和维修；只有小得多的一部分用于成批生产的军事重器（大炮，坦克，飞机，卡车，吉普车，舰艇），后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军事需求结构的这种改变意味着，一定数量的军事支出在今天比在过去经常雇用的人员要少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军事支出的增长非常之大，它虽然给大公司带来很大的利润，对于投资和就业的影响可能是相当小的。〔注：《科学美国人》的著名的发行人写道：“军事预算正在失去它作为经济止痛剂的能力。它越来越不能成功地掩盖我们经济制度中的潜在的转变。战争技术中的进步，也象所有其他技术部门中的进步一样，正在无情地减少工资开支。随着在从原子弹到氢弹，从有人驾驶的飞机到导弹这一步中暴力的小型化，军事支出所起的经济剌激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小了。”杰勒富·皮尔，《我们的经济能经得起裁军吗？》，《大西洋》，1962年9月，第40页。〕在军事需求的现有性质下，通过军事预算的简单增加来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或许是完全不可能的：远在支出增加的间接影响达到匹兹堡的失业钢铁工人、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亚的煤矿工人、全国各大城市的贫民窟和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的失学儿童以前，一个专门化的科学和工程技术上的难关就可能变成对进一步扩大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今天的大量军事支出甚至可以在实质上促成失业的增长：作为军事研究和发展的副产品的新技术，其中有许多也适用于民用生产，在那里很可能产生提高生产率和减少对劳动的需求的效果。
　　对于利用军事支出作为经济刺激工具的第二种限制，是由军事形势本身的逻辑产生的。在两个力量匹敌的强国之间进行军备竞赛，使摧毁一切的现代武器堆积起来，这不仅没有合理的军事目的——这或许没有多大关系——而且实际上减少了国家能够在全面战争中获得生存的机会。结果，继续扩大军事预算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合理的：它同军事机构所要达到的目的本身相违背。杰罗姆·B.威斯纳和赫伯特·F.约克在一篇文章中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情势：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以来，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长。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却迅速地，不可抵抗地日益削弱。……
　　从苏联的观点来看，情况也相类似，而且还更坏得多。自从苏联在1949年变成原子国以来，它的军事力量不断增长。可是，苏联的国家安全却不断减少。……
　　这样，军备竞赛中的双方都遇到了同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军事支出不断增加，而国家安全则不断减少。我们的经过仔细考虑的专业性判断是，这种困境在技术上是无法解决的。如果各个大国继续只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寻找解决办法，结果将使局势变得更坏。军备竞赛的可以清楚预见的前程是：一个现成敞开的堕入永劫不复的螺旋。〔注：杰罗姆·B.威斯纳和赫伯特·F.约克，《国家安全与禁止原子能试验》，《科学美国人》，1964年10月，第8页。〕
　　 这个声明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所说的东西——别人已经多次说过大体相同的话——而在于它的作者是谁。威斯纳是肯尼迪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约克是艾森豪威尔威尔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他们两人在一篇毫不含糊地声称军备竞赛是使自己的目标不能实现的文章上署名，这个事实只能是意味着：这一真理现在已由美国寡头统治集团的负责领导人所消化和吸收，这些领导人准备把舆论引导到赞成采取具体军备限制措施的方向。
　　巳经采取了某些预防步骤。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就是一种，虽则它的重要性主要是象征性的。最重要的是约翰逊政府第一个预算中的军事支出的稳定，以及官方发言人表明了这种希望：到1970年，军事支出可能比1964年的水平削减百分之二十四。〔注：参阅《我们的国防需要：长远的观点》一文，作者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1960—1964年的国防部副部长，载《外交》，1964年4月。〕鉴于威斯纳和约克二人提出的情势具有使人非相信不可的逻辑，似乎很少有理由怀疑这种预测的真诚。它标志着这种幻想的破灭：通过无限制的军事预算扩大，可以保证永久的繁荣。
　　可是，它的意义也仅限于此。特别是，它并不意味着：冷战已濒临结束，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已决定接受和平共处，在全世界范围内反社会主义斗争的紧张程度将有所放松，或真正的裁军目前巳经在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真正战场，现在已有多年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朝鲜，越南，阿尔及利亚，古巴，刚果。美国在大多数这些战场中已经直接地在军事上卷入，并且有充分的理由设想，美国寡头统治集团的领袖们预期在将来以日益增长的规模继续卷入。美国军事机构内部越来越强调常规武器，强调建立所谓“反暴动”部队和“特殊”部队，强调按上面第193—194页从赛勒斯·苏兹伯格的引文中所着重指出的那种方式进行军事设计以及军队和供给的部署，其明显的意义就在于此。
　　这些活动将继续下去，并日益加强。它们无疑地将导致一长列的大灾难、危机和对抗——其性质我们全都已经十分习见了。这看来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他们可以提出别种东西代替原子武器竞赛作为军事支出的目标。垄断资本主义在民用支出领域找不到答案的“在什么上面”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现在也鬼鬼祟祟地潜入到军事机构本身中来了。从一切现有的迹象来看，在这里也是找不到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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