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保罗·斯威齐 -> 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九．垄断资本与种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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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种族问题，不是由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它是从古代南方〔注：古代南方（Old South）：指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以前的南方各州。——译者〕的奴隶制度继承而来的。可是，问题的性质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有所转变；在一个有色人种正在摆脱压迫锁链的世界中，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美国的未来将受到国内种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深刻的、或许是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最详尽的，广泛受到赞扬的研究，无疑是冈纳·米尔得尔的《美国的棘手问题》一书，因此，它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出发点〔注：第1版，两卷，纽约，1942年；二十周年纪念版，一卷，纽约和埃文斯顿，1962年。〕
美国种族关系的动态，据米尔得尔说，应当从白人偏见和他所说的“美国信仰”的紧张关系中去寻求。偏见造成了歧视，隔离，和黑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普遍低劣。“信仰”表达了全体人民对自由和平等理想的忠诚。偏见、歧视和卑劣三者是互相影响的：偏见越深，歧视越大；歧视越大，卑劣越甚；卑劣越甚，偏见越深，恶性循环，有增无已。但这也从另一方面发生作用。为了促进这种“信仰”的实现所采取的一切步骤，将减轻卑劣，减少偏见，和抵消歧视；而这也将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尽管每一个方向的自行永远继续在理论上都是可能的，米尔得尔却相信，在实际上和在长期中，“信仰”会居于统治地位，他从这种信念得出了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改善趋势的结论。此外，米尔得尔还认为，由于各种理由，战争对于黑人的地位颇具有有利的影响。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写作时，米尔得尔得出了怀抱乐观主义的双重理由。在第一版的《作者序》中，他写道——着重号是他自己加的——“自从‘重建’〔注：重建（Reconstruction）：指美国南北战争后原退出联邦的南方各州的改组与重新加入联邦的时期（1867一1877年）。——译者〕以来，有更多的理由预期：在美国种族关系中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将包含一种朝着美国理想的发展。”
二十年后，在位二十周年纪念版写一个《序》时，米尔得尔引用了上面的话，并说“一个在自己的预言中常犯错误的学者，当指出有一次他是正确时，是可以原谅的，他在研究中的亲密伙伴，阿诺德·罗斯，在纪念版上写了一个《跋》，对于他们在研究中所作的预测怀抱同样的赞许观点，并预言这种改善趋势在将来会加速进行。罗斯说：
毫无疑问，到1962年，各个种族正在迅速地走向平等和解除隔离。回顾起来，过去二十年中的变化在人类关系史上是最迅速的。……变化是如此迅速，等级制度和种族主义已变得如此衰弱，以致我敢于冒昧预测，一切正式的隔离和歧视在十年之内就会结束；非正式的隔离和歧视也会减弱，在二十年内变得不过是一个阴影……造成不平等的能动的社会力量，我预测，实际上将在三十年内消除。
可见，米尔得尔和罗斯相信，美国的种族问题，在现存社会秩序的结构中，正在走向完全解决。果真如此吗？黑人解放运动的日益增长的战斗性，南方种族主义者的继续不断的暴行，北方和西方城市中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的居民的暴动，全国的日益全神关注这个“棘手问题”——所有这一切仅仪是进步的象征，象米尔得尔和罗斯似乎主张的那样吗？
要试图认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相信，必须从米尔得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开始，设法把美国的种族关系问题去同美国社会的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结构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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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今天存在的种族偏见，差不多完全是白人的一种态度，其起源是由于从十六世纪起，欧洲征服者就必须为他们对全世界有色人种牺牲品实行掠夺、奴役和继续剥削的行为提供合理的说明和辩护。〔注：关于对这个题目所作的出色的探讨，参阅埃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教堂山，1944年，第1章；和奥利弗·C.考克斯，《等级制度，阶级和种族》，纽约，1948年，第16章。〕当奴隶制度被引进美国南部时，种族偏见自然随同它一起来到，而对于这种制度在思想上的辩护，在这里也许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制造得更为勤奋和精致。从殖民时代起，美国人，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处于有组织的和继续不断的宣传火网之下，培养白人优越和黑人低劣的思想。
自然，总是很容易举出证据来“证明”白人优越和黑人低劣的命题。黑人遭受奴役，被剥夺了一切机会去享受文明生活的好处，就各种文明社会用来判断优越和低劣的一切方面来说，他们显然地、无可否认地是低劣的。认为这种事实上的低劣是由于天生的种族特征所造成，这种理论对于乐意相信它的人来说是令人信服的。不仅白人接受它；许多黑人也被成功地洗了脑，相信他们自己的生成低劣是实在的，而这种自贬就作为种族制度的最重要的堡垒之一而起作用。〔注：这个题目已由哈罗德·R.艾萨克作了富于启发性的阐述，他令人信服地表明：“黑人不断地被贬低和自我贬低是…由黑人小孩从赤身露体的、不文明的非洲人得出的印象开始或由它加强的。”（《美国黑人的新世界》，纽约，1963年，第161页。）这很可以说明独立的非洲国家和领袖们的出现，以及他们被完全接纳进国际社会中来，对于美国黑人在心理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应当注意，奴隶制度虽然孜孜不倦地培养了黑人低劣的思想，却不一定包含白人对于黑人因其为黑人而加以憎恨。只要黑人懂得并保持他的“本分”，他是为白人所容忍甚至喜欢的。白人所憎恨的是这样一些黑人：他们相信所有的人生来平等的原则，并依此行事。
南北战争不是北方的统治阶级为释放奴隶而进行的，象许多人错误地相信的那样。它是为抑制南方奴隶主寡头统治集团的野心而进行的，这个集团想要逃脱对北方资本的基本上是一种殖民地性质的关系。取消奴隶制是斗争的副产品，不是它的目的；即使是在“重建”的插曲中，北方的资本主义不论从任何意义来讲，都无意去解放黑人。它在征服南方的种植园主以后，乐于让后者恢复他们所扮演的剥削黑人劳力的角色，自己又可以对他们进行剥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臭名昭著的妥协，就是默认南方的重新恢复的殖民地地位已为双方所接受，由南方的寡头统治集团剥削黑人，又向北方资本缴纳贡赋，交换这样做的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对黑人劳动实行控制的新方法去代替奴隶制，而这种方法就在各种式样的工资劳动、谷物地租、雇佣日工中找到了。当黑人企图利用他们的法律自由去在人民党运动〔注：人民党（Populist Party，1891—104）：美国的政党，主张金银铸币自由，公用事业公有制，征收所得税，支持劳工和农业。——译者〕中同穷苦白人一道组织起来时，种植园主就报之以暴行和合法化的种族隔离和歧视制度。到十九世纪末，对黑人的压迫和剥削或许同过去在奴隶制底下一般坏，而种族主义的宣传在北方至少是同样恶毒——甚至更为成功，因为种族主义不必再蒙受彻头彻尾的奴隶制这个道义上的污名。〔注：参阅雷福德·W.洛根，《美国生活和思想中的黑人，最底层，1877—1901年》，纽约，1954年。十九世纪的这最后二十年，用哈罗德·艾萨克的话来说，是“西方白人在全世界居于最高地位的顶峰年代。”《美国果人的新世界》，第119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的黑人中占压倒多数的是南方的农民。1880年左右他们确曾开始以巨大的数量迁出“古代南方”，但是晚在1910年，人口普查表明，黑人居民仍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住在从前的南部邦联各州，他们有百分之九十居住在农村。整个说来1914年以前黑人在北方经济中只起较小的作用。
在北方，在十九世纪中，日益迅速扩大和工业化的经济引起的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开始形成一种独特的供给制度。经济阶梯的最低各级被接连不断的潮水般的外国移民占据了，他们大多数来自欧洲，也有来自亚洲、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当新来的移民在底层接替他们时，“老”移民的子辈和孙辈就在阶梯上爬上一级，去满足对于半熟练工人、熟练工人和白领工人的需要，公共教育制度在培养他们去担任这种报酬较优和地位较高的职位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米尔得尔所那么强调的卑劣——偏见—歧视模型，在新移民中也起作用。当地居民的反应几乎总是敌视的，有时是极端凶恶的。安妮·布雷登是当代捍卫黑人权利的一位英勇战士，她描写了在她的家乡城市发生的现在以“血腥的星期一”闻名的事件：
1855年8月6日，星期一，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成群的男子暴徒进入了德国和爱尔兰移民居住的市区，向商店和住宅纵火，当住在里面的人试图逃跑时，就向他们开枪，将其打死。甚至怀里抱着婴儿的妇女从着火的屋里逃出时，也被射死。暴徒们由沉着的主妇们和她们的女儿们的叫喊声激励着，她们希望“每一个德国人，每一个爱尔兰人，和他们的所有的子孙都被杀死。”〔注：安妮·布雷登，《中间的墙》，纽约，19S8年，第Ⅸ页。〕
不时以全面计划迸发的反对移民的偏见和敌视，无疑地大大阻碍了外国人群的向上移动。这种态度之所以不能完全摧毁向上移动，是由于两个原因：经济的和社会心理的。一方面，有着对合格劳动的迅速增长的需求，只能从升级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新的移民群继续来到，占住较老的移民群刚刚离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使本地人（以及较老的移民，当他们已被同化时）能继续发泄他们的优越感、敌视和压迫。爱尔兰人和德国人这些目标被意大利人和波兰人代替了：基本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仍旧保持不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这种美国劳动市场供给制度的实际终结。欧洲移民突然减少到只不过是涓涓细流，不久以后，对各种劳力的需求剧增。问题部分地靠使失业者参加工作解决了。我们已经注意到，1915年失业率是极高的，为劳动力的百分之九点七。到1918年，这个数字已降到百分之一点四〔注：参阅上面，第218页。〕。但这还是不够；还必须大规模地开放剩余劳力的水库，这已经在农村中建立了若干时日，特别是在南方。
移民差不多总是靠推和拉来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从农村向城市的巨大移民运动也不例外。推力是由农业中由于机械化，更集约的耕种方法等等所造成的日益提高的生产率提供的。结果，对农场劳动的需求落后于日益增长的农业产量，这种需求最后达到了1910年的普查年度顶峰，从此以后，不但相对于产量而言，就是在绝对数上也日益下降了。
〔注：
1870年至1930年各普查年度
农业中有报酬的工人数目如下（千人）：
| 1870 | 6,850 | 1910 | 11,592 |
| 1880 | 8,585 | 1920 | 11,449 |
| 1890 | 9,938 | 1930 | 10,472 |
| 1900 | 10,912 | | |
《美国历史统计，殖民时代至1957年》，第72页。〕
面对着日益下降的对农场劳动的需求，农民的众多子女自然要向城市寻找谋生的机会。1907年以后的年代中存在的大量失业无疑地阻止了许多人向城市移动，虽然此时大量移民正在进行。战时城市中劳动需求的巨大增长不仅撤去了这个障碍，而且代之以强大的吸引力。大量移民的一切条件现在都具备了。美国过去总是依靠国外移民的，现在发现，在目前的情况下，突然地，它靠吸取它自己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能过得去，就象欧洲从工业革命的开头起一直在做的那样。
战争以后，无须回到旧制度去。农业革命加速了，农村的人口增长率很髙，使城市能获得非熟练劳动的不断流入。在这种情况下，对移民加以法律上的限制是自然的事。早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开始有人反对国外移民，但在战前，国外移民从来不违反有势力的资本家的利益，他们乐于有廉价劳动的丰富供给。现在，国内来源的供给已经确有保证，资本家们自己也就参加反对了，主要是由于恐惧工人阶级的移民会把在俄国已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似乎威胁着欧洲其余部分的革命毒素传染给美国。移民没有完全被截断，但1924年采取的限额制度实际上使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移民停止了，这些国家曾经是非熟练劳动的主要来源。从这时起，大多数移民都是从事地位较高的职业的人们，他们能够被指望成为他们新祖国现存秩序的强有力的捍卫者。与预期完全相反，移民性质的这种根本改变的重大后果之一，是减少了从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群众升级的需要。1924年以后，国内流入城市的移民从经济阶梯往上爬，比在战前时期的欧洲移民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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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主要的事情是，从对非熟练劳动需求的外部供给转到内部供给，意味着黑人的都市化。表15表明，南北战争以后的时期内，在各次人口普查之间，从“古代南方”移出的黑人净额〔注：1940年代以前数字的来源是《美国历史统计，殖民时代至1957年》，第46—47页。这些数字如在第39页所说明的，是人口普查资料的提炼：不能得到五十年代这十年的严格可比数字。我们得出的估计，是对1950年代的人口普查数字（《美国统计摘要，1962年》，第40页）减去《历史统计》编者对1940年代人口普查数所减去的同一百分比。〕
表15 从以前参加南部邦联的十一个州
移出的黒人，1870—1960年（千人）
| 1870年代 | 47 |
| 1880年代 | 59 |
| 1890年代 | 242 |
| 1900年代 | 216 |
| 1910年代 | 480 |
| 1920年代 | 769 |
| 1930年代 | 381 |
| 1940年代 | 1,260 |
| 1950年代 | 1,170 |
黑人从南方移出是在十九世纪终了之前开始的，但只在战争的十年中具有真正很大的规模。在三十年代，流动率有所下降，但即使在这十年中存在的严重失业状况，也未能阻止黑人向北移动。最大的移居浪潮是随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到的，从此以后一直继续着，变动甚小。
从南方来的移民几乎全部定居在北部和西部的城市。但这还不是黑人的唯一移动。在南部本身，有着从乡村向城市的不断移居。结果是，在1910年至1960年的半个世纪中，黑人从一种地区性的农民阶级变成了城市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1910年的三对一的乡村与城市黑人居民比例几乎完全倒转了：今天四分之三的黑人人口是城市居民。
黑人进入城市经济的最底层，这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事。他们在来到时，是最穷的，最没有文化的，最没有技术的。他们蒙受着双重的偏见和歧视：一种是历史的种族偏见和歧视，一种是用来迎接每一群贫穷的新来人的偏见和歧视。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他们移居城市以后，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能否踏着早先移民群的足迹，沿着经济阶梯向上爬，逃脱他们最初居住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在答复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留心不要把这两者混淆起来：一是从乡村向城市移动（遂个过程继续了半个世纪以上）所产生的效果，一是来到城市以后发生的事情。从乡村向城市移动，一般说来，对黑人无疑地意味着较高的生活水准：如果不是这样，移居早就停止了。换言之，都市工业阶梯的底层比南方农业阶梯的底层要高一些，当黑人从后者走向前者时，就是爬高了一步。可是，这并不是我们主要感到兴趣的事。贫穷的欧洲农民离开他们的故乡移居到美国，同样是爬高了一步：这个移动继续着，直到被战争和立法切断才终止，这又可以作为证明。重要的是，在他们来到这里以后，他们不久就沿着新的阶梯向上爬，而新的移民群又在底层接替他们的位置。我们想要知道的是，黑人是否遵循着同样的途径，来到城市后沿着新阶梯向上爬。
有少数人自然是这样，当我们谈到“象征主义”这个题目时，我们将要讨论这些少数人的作用和重要性。但就绝大多数黑人来说，答复肯定地和毫无疑义地是“否”。广泛接受的与此相反的意见，如果它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话，是把从一个阶梯走向另一个阶梯和在新阶梯向上爬两者混同起来了。这个重要之点，由人口普查局局长特别助理、美国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权威之一，赫尔曼·P.米勒向克拉克委员会作了说明：
今天上午我们从金兹伯格教授处听到，黑人在五十年代有了惊人的进展。参议员贾维茨在他的杰出的《美国的种族歧视》一书中也谈到了黑人经济地位的改进。甚至劳工部也提到黑人在过去二十年所获得的职业上的收益。这些全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我认为可以根据人口普查统计来表明，黑人自从1940年以来所获得的职业地位的改进，大部分是通过他迁出南方的实物租佃和农业劳动而进入你们北方的工业区域造成的。
当我们察看北部和中部各州的数字时，我们发现自从1940年以来，黑人的职业地位相对于白人而言，并无重大改进。〔注：《平等就业机会》，劳动和公共福利委员会就业与人力小组委员会证词录，美国参议院，第88届国会，第1次会议，第773、1210、1211、1937节，1963年7月24、25、26、29、31日，8月2、20日，第375页。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约瑟夫·S.克拉克是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
在收入方面，情形比较略为复杂，但对黑人正在沿着阶梯向上爬的理论并不是更为有利。米勒在他为克拉克委员会准备的说明中对这一点解释说：
虽然自从1940年以来，在大多数的州中，非白人的相对职业地位并没有很大的改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白人和非白人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却已经缩小了。可是，在过去十年中，在这两类人中的收入差异没有改变。……1947年，非白色工人的平均工资或薪金收入为白人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四。1962年，这个比率几乎相等（百分之五十五）。……鉴于战后时期收入差距的稳定性……对于战争年代中差距的缩小不能看作是一种继续不断的过程的一部分，宁可把它看作是与下列事实密切相关的一种现象：一是战争引起的非熟练劳动的短缺；一是政府的规定，例如战时劳工局的一般旨在提高低报酬工人的收入和促使经济全速运转的规定。〔注：《平等就业机会》，第323页。政府统计习惯上只区分白人和非白人，而不区分白人和黑人。由于黑人占非白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大多数场合下交互使用这两个词是合理的，就象米勒在他向克拉克委员会作证时所做的那样。〕
重要的是要懂得，黑人的地位不仅仅是由于普通说来他们受教育较少和集中于非熟练和半熟练的职业这些无可置疑的事实所决定的。即使他们具有同白人一样的教育程度，他们的职业地位也比较低些。即使他们做同样的工作，他们的报酬也比较少些。在这两方面，在职业和收入的两种级别上越高，黑人的相对不利处境就越大。
一个教育程度没有超过八年级的非白人很少有机会成为比苦力工、搬运工或工厂工人更高的什么人。在非白人中，每十个受过八年级教育的人在上次人口普查中就将近有八个是苦力工，勤杂工或技工。而在受过同等教育的白人中，每十个就只有五个人在这种报酬低微的岗位上工作。
非白人的中学毕业生在获得报酬较优的职位时机会略为好些；但即使这种机会也并不是很好。每十个黑人中学毕业生中，约有六个是苦力工、勤杂工或技工，而在受过同等教育的白人中每十个只有三个这样的人。
非白人大学毕业生能从事专门职业工作的人数似乎比较多些。大约每四人中有三人为专门职业或经理工作者——同白人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几乎相同。但是有一个巨大的差别。非白人集中在报酬较低的专门职业中。……
受相同年限教育的非白人的收入此白人低，至少有两个原因：（a）他们受雇于报酬较低的职位，（b）他们即使做相同的工作，报酬也较低。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的影响，表现在……白人和非白人按所受教育年限的毕生收入的数字中。这个表表明，白人和非白人的相对收入差距随着教育程度的增高而增加。非白人小学毕业生的毕生收入约为白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在大学毕业生中，非白人只为白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事实是，受过四年大学教育的非白人平均在一生中只能希望比教育程度不超过八年级的白人在一生中所赚得的更少。〔注：《平等就业机会》，第324—325页。〕
可见，自从1940年以来，黑人的职业地位相对于白人而言并无改进；自从战争终了以来，他们的收入地位也没有什么改进。而且，在某些其他的关键性方面，他们的地位显然正在日益恶化。我们特别指出失业和压力下的集中居住的程度。
表16表明了1940年至1962年各段时间内白人和非白人的失业率。这里我们看到了黑人地位的急剧恶化。把综合的失业数字再加剖析，揭露出了黒人所遭受的某些独特的不利处境。其中有一些在劳工部副部长约翰，F.亨宁给克拉克委员会准备的说明书中列举出来了：
表16 白人和非白人的失业率，1940—1962年（占劳动力的百分比）
| | 共计 | 白人 |
非白人 | 非白人占白人的百分比 |
| 1940 | 13.3 | 13.0 |
14.5 | 112 |
| 1950 | 4.6 | 4.1 |
7.9 | 176 |
| 1960 | 5.4 | 4.9 |
8.5 | 157 |
| 1962 | 5.6 | 4.9 |
11.0 | 225 |
整个非白人的失业率在今天高达白人的两倍以上——在5月〔1963年〕，为百分之十点三与百分之五之比。在有家庭负担的已婚者中，差别甚至更大，为百分之八与百分之三之比。
在报酬较丰、更吸引人的那种职位，黑人的不利处境特别严重。……在苦力工中，非白人的失业率约高三分之一，而在技术性行业中则高出一倍以上。
今天的失业对比较年青的工人打击最大。在本年5月……十几岁的非白人少年男子的失业率将近为百分之二十五，而白人少年男子则为百分之十七。对少年女子来说，则差别更大——为百分之三十三与百分之十八之比。
非白人少数民族在需要救济的长期失业中的遭受更是比例悬殊。他们虽然只占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一，却占失业在六个月以上的全部工人的百分之二十五。〔注：《全国的劳力革命》，劳工与公共福利委员会就业与人力小组类员会证词录，第88届国会，第1次会议，关于全国人力资源的训练与利用，第二部分，1963年6月4—7日，第403页。〕
在全国所有城市中，黑人在压力下的集中居住日益增加，证据是极为确凿的。种族和住宅委员会在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研究之后，提出报告说：“在大多数城市，隔离的障壁在1950年比十年之前更为森严。……证据表明，整个说来，当非白人聚居在白人放弃的中央城市区域时，种族集团的划分日益增长了，这些白人继续移居到禁止黑人进入的新的市郊地区。”〔注：《我们将住在哪里？》种族和住宅委员会报告，伯克利，1958年，第3页。〕卡尔·E.和阿尔马·F.托依伯夫妇根据1940年、1950年和1960年的人口普查进行的统计研究表明，用《纽约时报》报道的话来说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种族隔离在美国远远不是正在消失，而是正在增长。”〔注：《种族隔离在增长的报道》，《纽约时报》，1964年11月26日。〕
这也不只是近来的趋势。伯利森根据对十大城市人口普查数字所作的深入统计整理表明，自从1910年——黑人大规模移居城市刚刚开始进行的一年——以来，他们的住宅隔离的程度就不断增长，而这在外国移民群方面则一直在下降。
在总结关于黑人和欧洲移民住宅格局〔从1910年至1950年〕的发现时，我们可以说，虽然在一个时候，在一个城市中，各个特殊外国移民群之与黒人隔离，比与本地白人的隔离程度略为小些。一般综合数字表明，黑人和外国移民群却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变动的，即是说，对外国移民的隔离越来越小，对黑人的隔离越来越大。单就数量来说，黑人比外国移民群的隔离程度要高得多。旧与新之分〔“旧”移民群与“新”移民群之分〕在早先的分析中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就同黑人的隔离来说，却并非特别重要。就是说，新旧移民在同黑人高度隔离方面一般是相同的。〔注：斯坦利·利伯森，《美国城市的种族格局》，纽约，1963年，第132页。〕
根据所提的数据——这些数据自然能够使之更为丰富和详尽——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得出这个结论：黑人自从移居到城市以后，就被阻止去改进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未能追随较早的外国移民群，在职业的阶梯上向上爬去，并迁出在压力之下形成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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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社会科学中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回答了一个问题又会引起另一个问题。是什么社会力量和制度机构，迫使黑人扮演着永久移民的角色，进入都市经济的最底层，年复一年地停留在那里？〔注：“黑人居民”，种族和住宅委员会说，“虽然他们若干世纪以来居住在美国，现在仍具有未完全同化的移民群的某些特点了《我们将住在哪里？》，第8—9页。〕
从我们看来，在对这个极端重要问题的答复中，涉及到三种主要的因素。第一，有着令人生畏的一长列私人利益集团，它们从一种隔离的次无产阶级的继续存在中直接地、立刻地获得好处。第二，由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心理方面的压力，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现存的种族偏见，从而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第三，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对非熟练的和半熟练的劳动的需求相对地和绝对地减少了，这种趋势对于黑人比对任何其他人群影响更大，从而加剧了黑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卑下。所有这些因素都交互发生影响，趋向于把黑人在社会结构中推向越来越低的地位，并把他们封锁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首先来看看从一种黑人次无产阶级的存在中获得好处的私人利益集团。（a）雇主们从劳动者的分裂中获得好处，他们能够利用一个集团去反对另一个集团，从而使它们都被削弱。在历史上，例如，有为数不少的黑人移民是对招募罢工破坏者的直接响应。（b）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房地产所有主能够让房子住得拥挤不堪和勒索奇昂的租金。（C）中等和上层收入集团因有大量廉价家务劳动力的供给可供利用而获得好处。（d）许多小的处在边际上的商业，特别是在服务行业中的商业，只在他们有廉价劳动力可供使用时，才能经营获利。（e）白人工人从黑人的竞争中获得好处，因为可以保障他们得到较适意的和报酬较高的职位。因此，在习惯上区别——尤其是在南方——“白人”的职位和“黑人”的职位，把黑人排除在学徒训练计划之外，许多任务会拒绝黑人入会，如此等等。〔注：“产生了一种黑人职位和白人职位的制度。而这是南方黑人在就业中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莱斯利·W.邓巴，南部区域委员会行政主任，向克拉克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均等就业机会》，第457页。〕在所有这些集团——加在一起，他们构成了白人居民的极大多数——中，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注：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译者〕，被召唤到战场上来使黑人“安分守己”。
关于种族偏见，上面已经指出，这种独特的白人态度，是为了证明对有色劳力的奴役和剥削为合理和正当，有意识地创造和培养出来的。〔注：在各有色民族中，种族偏见（如果当真存在这种偏见的话）是对白人侵犯行为的一种防御性反应，因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可以使各有色民族联合起来，刺激他们去为争取自由和平等而斗争，但一旦这些目标达到以后，它就迅速地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根据。正如奥利弗·考克斯所指出的，“今天的交通已经非常发达，没有一种有色民族，不管它是多么单纯，能够希望在他们和白人之间设置一种文化上的隔离，堪与商业和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人对全世界各有色民族实际上建立的那种隔离状态相比拟。而这样一种关系，对于欧洲人所能获得的那种生理上的优越感和随之发生的肤色偏见的变态信念的发展是极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种族偏见不仅是在欧洲人中发展的一种文化特性，而且是没有其他民族能够希望予以重复的现象。象世界的发现一样，似乎很明显，这种种族上的成就只能出现一次。”《种族制度，阶级和民族》，第348—349页。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既然各有色民族显然能够而且将在文化和技术方面对白人取得平等，现代白人的种族偏见就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而且也是一种暂时性商历史现象。可是，必须补充一句，从白人的意识中将其完全消除，即使在一种主要是非剥削的（即社会主义的）世界中，也许需要经历几十年，而不是几个月或几年的事情。〕但是后来，种族偏见和随之而来的歧视行为方式也服务于其他的目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它的垄断阶段，社会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并发生分化。在基本的阶级结构（这在主要之点上依然未变）内，发生了社会阶层和地位集团的多样化，这主要是由职业和收入来决定的。象“阶层”和“地位”这些名词所意味着的集团，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一高一低、层层相应的，整个构成一种不规则和不稳定的等级制度。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所有的个人总是按“地位等级”来看待和划分他们自己，这样做的动机，就是向上爬的野心和向下坠的恐惧。〔注：地位等级制度在形成个人意识中的极端重要性，很可以说明在美国十分广泛流行的一种观念是错误的：在美国没有阶级，或者象用来表示同一想法的话，每一个人都是中等阶级的一员。〕这些野心和恐惧无疑是被公司的销售机构所夸大了、加剧了和利用了，这种机构从它们那里找到了玩弄消费大众的“效用函数”的主要手段。
所有这一切的最后结果是，每一个地位集团有一种内心的要求，要用自己对下面的人怀抱的优越感和鄙视去补偿自己对上面的人怀抱的自卑感和妒忌。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在底层有一个特别的贱民集团，它为所有的上面的集团的沮丧和敌视情绪起避雷针的作用，这些集团越是接近底层就越加是这样。甚至可以说，这个贱民集团存在的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调和器和稳定器——只要这些贱民驯服地和依顺地扮演着他们的角色。这样一种社会终究要变得为种族偏见所彻底渗透，使之沉入下意识中，变成社会成员的“人性”的一部分。〔注：在这种发展水平上，种族偏见远远不是民意测验或“社会成员心理研究及测定学”的类似手段所能达到的，这些测验或手段只停留在接近个人和社会现象的表面。偶然地，在这里有另一个理由使我们相仁，从白人心中消除种族偏见，即使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也是一种困难的和拖得很长的过程。〕白人从他们对黑人的社会经济优越感中所得到的满足有相对的一面，就是对黑人获得平等的前景感到吃惊，愤怒，甚至恐惧。地位是一种相对的东西，白人不可避免地要把黑人的上升运动解释为他们自己的下降运动。这种病态心理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层次划分和地位成的产物，它为下面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一部分说明：为什么白人不仅拒绝帮助黑人上升，而且激烈地抵抗他们这样做的努力。（当我们这样不加限制地谈论白人和他们的偏见与态度时，我们自然不是指所有的白人。在约翰·布朗〔注：约翰·布朗（John Brown，1800—1859）：美国的废奴主义者。作为奴隶总起义计划的一部分，他领导了一次向一个美国军火库的进攻，以谋反罪被判处绞刑。——译者〕以后，并且远在约翰·布朗之前，就有摆脱了种族偏见病的白人，他们同黑人战士一道，为结束这个腐朽的剥削和不平等的制度而战斗，希望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团结和兄弟般的友爱的关系将代替优越和卑下的关系。而且，我们深信，在未来年代中，这样的白人人数将不断增加。但是在今天，他们的人数还不多，在一个宗旨不过是描绘当前社会实况的轮廓的概括研究中，赋予他们以决定性的作用是完全会引起误会的。）
对黑人的相对地位起不利影响的第三种因素，是同技术上的趋势及其对不同种类和不同等级劳动的需求的影响相联系的。1955年，当时的劳工部长詹姆斯·P.米切尔向一个国会委员会作证说，不熟练工人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从1910年的百分之三十六下降到了1950年的百分之二十。〔注：《自动化与技术变革》，经济报告联合委员会经济稳定小组委员会证词录，第84届国会，第1次会议。根据第79届国会P.L.304〔第304号公法〕第5（a）条设立。1955年10月14、15，17、18、24、25、26、27、28日，第264页。〕后来的一位劳工部长，咸拉德·沃茨在1963年告诉克拉克委员会说，非熟练劳动力所占的百分比到1962年已降到百分之五。〔注：《全国人力革命》，第一部分，1963年5月20、21、22、25日，第57页。〕折合成绝对数字，这意味着，非熟练劳动工人的数目略有下降，在1910年至1950年间，从比一千三百万略高变为略低，然后，仅仅在十二年后，暴跌到不足四百万。这些数字格外清楚地说明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黑人就业情况迅速恶化的原因。发生的事情是，直到大约十五年以前，当非熟练职位的数目保持稳定时，黑人能够通过代替在职业阶梯上向上移动的白人，在就业总数的图画中保持自己的地位。这说明了为什么，如表16所示，在大萧条终了时，黑人失业率只比白人失业率略高。反之，从1950年以来，由于非熟练职位以惊人的速度日益消失，没有资格担任他种工作的黑人发现自己日益被完全排除在就业之外。因此，到六十年代初期，黑人失业率上升到超出白人失业率一倍以上。换言之，作为最不熟练的工人的黑人，由于机械化，自动化和电子计算机控制化所造成的非熟练职位（而且在日益扩大的程度上还有半熟练劳动职位）的消除，受到了不成比例的严重打击。由于这种技术上的革命的进程尚未完结——的确许多权威认为这种革命还处在初期——黑人的职业情况还可能继续恶化下去。诚然，技术发展趋势并不象许多人相信的，是失业的原因；这种作用，正如我们在开头各章所试图表明的，是由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殊机构所产生的。〔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不管是多么迅速或什么种类，没有理由一定要同失业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主义社会，技术进步使得工作的年限、星期和时数有可能继续减少，但这种减少会采取资本主义的失业这种完全不合理的形式，那是不可想象的事。〕但在这个社会的结构之内，技术发展趋势由于它们对就业机会产生的不同影响，可以正当地认为是黑人失业相对增长的一个原因，并且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
5
我们所讨论的各种力量——既得经济利益集团，社会心理上的需要，技术上的趋势——都深深地植根于垄断资本主义之中，合在一起是十分强大的，足以说明黑人未能爬出美国社会最底层的事实。的确，这些力量是如此普遍深入和强大有力，以致值得奇怪的只有一点：为什么黑人的处境没有急剧恶化。没有发生这样的事，而且从绝对数来说，他们的实际收入和消费力或多或少地跟随着其余的居民有所增长，这只能用存在着起反作用的力量来说明。
这种起反作用的力量之一我们已经评论过，就是迁出南方农业而进入都市经济。受一些教育总比完全不受教育好；即使是一所鼠害严重的住宅，也比“烟草路”〔注：源于一部同名的小说（1932年）和戏剧（1933年），描写美国佐治亚州一个萧条的乡村地区居住的白人。这个地区有一条年久失修的大道，是由早年滚动烟草大桶去往市场形成的。现在用来泛指贫穷污秽的地区。——译者〕上的一所塌倒的棚屋能提供更多的遮蔽；列名于大城市的救济名单中，也比从事只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场劳动能得到更多的收入——金钱和实物。当全国按人口平均的收入有所增长时，最低收入集团的按人口平均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即使是列入永久救济的无力就业的人。象我们已经看到的，正是这种从乡村转向城市的事实，使得如此众多的观察家相信，在过去二十年中黑人真正有了大规模的惊人进展。实际上，这是经济结构改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黑人在经济中的地位的改变。
但是有一个特殊领域，即在政府就业领域，黑人的确有了惊人的进展，这毫无疑问地是阻止黑人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剧烈下降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表17提供了主要的数字（包括所有各级政府在内）。
表17 非白人在政府中的就业人数，1940—1942年（每年4月数字，千人）
| | 1940 | 1956 |
1960 | 1961 |
1962 |
| 政府雇员共计 | 3,845 | 6,919 |
8,014 | 8,150 |
8,647 |
| 非白人政府雇员 | 214 | 670 |
855 | 932 | 1,046 |
| 非白人占总数的百分比 | 5.6 | 9.7 |
10.7 | 11.4 | 12.1 |
|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美国黑人的经济情况》，公报S-3，1962年修正版，第8页。 |
1940年至1962年间，政府全部雇用人员增加了一倍多，而非白人（已经说过，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黑人）在政府中的就业人数则扩大了将近四倍。结果，非白人就业人数从占总数的百分之五点六增到了百分之十二点一。由于在1961年年中非白人占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一点五，可以有把握地推论，黑人在政府就业中的比例比应有的更高。〔注：如果可以得到数字，把白人和非白人从政府就业所得的收入拿来比较，局面对黑人来说自然要不利得多，因为他们大量集中于报锅较低的各类。但在这方面也有了改进。文官委员会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62年6月至1963年6月间，联邦改府中的黑人就业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分比的增加大部分是在报酬较优的职位中。”《纽约时报》，1964年3月4日。〕
有两种彼此密切相关的力量，是造成黑人在政府就业中的地位得到相对改善的原因。第一种，并且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是黑人解放运动本身的日益增长的规模和战斗精神。第二种是，决心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各色人种在内的全球帝国的美国寡头统治集团，需要尽可能避免种族主义的污名。如果美国黑人温顺地接受他们的屈辱地位的继续存在，历史告诉我们，寡头统治集团是不会作出让步的。但是一旦受到富有战斗精神的黑人斗争的挑战，它就由于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情势的逻辑所迫使，为了双重目的不得不作出让步：一是绥靖本国的黑人，一是在国外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作为一种自由社会的美国，正在努力克服一种由过去承袭而来的邪恶。
寡头统治集团通过联邦政府，在北部和西部则通过州和地方政府，也对黑人斗争作出了其他的让步。武装部队中取消了种族隔离，通过了大量的人权立法，禁止在公共设备、住宅、教育和就业中实行种族歧视。可是，除了武装部队中取消种族隔离之外，这些让步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批评家们常常把这种失败归之于欺诈：据说，在黑人要求的平等方面，从来没有打算把任何具有实质性的东西赋予他们。这是对客观情势的严重误解。无疑地有许多白人立法家和行政人员是完全应当受到这种严厉责备的，但对寡头统治集团的最高的经济和政治领导——巨型公司的经理们和他们在最高各级政府中的伙伴们——来说，情形就不是这样。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不是受他们的个人偏见支配的，而是受他们的阶级利益观念支配的。虽然他们有时可能由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或错误而把短期利益同长期利益混淆起来，但是似乎很明白，在美国的种族问题方面，他们已经开始懂得——或许太迟了一点，然而究竟是确实的——他们的制度本身的存在正处在危险中。要不能找出一种解决办法，保证黑人民族的忠诚，或者至少是中立，那末世界革命或迟或早地会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强大堡垒的内部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和具有强大潜力的特洛伊木马。〔注：意为内部颠覆集团，源于古希腊传说。——译者〕当肯尼迪、约翰逊，沃伦这样的人拥护象1964年的“人权法”这一类措施时，谴责他们只是继续玩弄廉价的政治手腕显然是皮相之论。他们知道自己正处在困难中，他们正在寻找出路。
那末为什么效果如此贫乏？答复是简单的：寡头统治集团没有力量去形成和控制经济关系，就象他们没有力量去计划经济的发展一样。在属于政府行政管辖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政策是能有效地执行的。因此可以在武装部队中消除种族隔离，可以大大增加黑人在政府就业中的数量。但当谈到住宅、教育和私人就业时，“所有上面分析过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和社会心理的力量就发生作用。正是资本主义，连同它的对贪欲和特权的尊崇，造成了种族问题，使它变成了象今天这样的丑恶东西。正是这同一个制度，抵制和阻碍一切寻求解决的努力。
6
尽管作出了一切政治方面的努力，黑人的相对经济和社会地位近年来却没有什么变动，并且在某些方面还在退步，这一事实，使得寡头统治集团感到有极大的迫切需要，必须想出一些策略，分裂和削弱黑人的抗议运动，从而防止它发挥出它的全部革命潜力。这些策略全都可以合适地归入“象征主义”这个标题之下。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象征主义的真实性质，兢必须在心中记住自从由南方乡村向外大迁移开始以来黑人社会中的某些发展。当黑人从一种主要是维持生存的经济移进一种货币经济时，当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上升时，他们在货物和劳务上的支出自然就相应地增长了。货物大部分是由已经建立的白人企业供给的；但是隔离——在南方是法律上的，在北方是事实上的——造成了对于某些种劳务的迅速扩大的需求，而这些是白人不愿或不能提供的，或者是黑人能更好地提供的。其中主要有这样一些人的劳务：教师，传教士，医生，牙医，律师，理发师和美容院，殡葬人，某些种保险，服务于被隔离的黑人社会特殊需要的报刊。专门职业者和提供这些劳务的企业所有主形成了富兰克林·弗雷泽所称的黑人资产阶级〔注：E.富兰克林·弗雷泽，《黑人资产阶级：一个新中等阶级在美国的兴起》，格伦科，伊利诺斯，1957年。〕的核心。由于在中级和高级文官中黑人就业的增长，由于黑人在运动界和娱乐界人数的迅速增多，黑人资产阶级的队伍扩大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黑人资产阶级的增长特别显著。在1950年与1960年间，收入在一万美元（按1959年的美元计）以上的非白人家庭所占的此例，从百分之一增到了百分之四点七，这种增长比率接近于白人中的三倍。在相同的年份，黑人家庭中的收入总分配变得更不平等了，而在白人家庭中的变化则正好相反。〔注：所有的数字均引自赫尔曼·P.米勒，《美国家庭和个人收入的趋势，1947年至1960年》，人口普查局技术文献第8号，华盛顿，1963年，表9，第168—18）页。米勒使用的不平等的尺度是所谓“吉尼”系数，在非白人家庭从1950年的·402增至1960年的·414，而在白人家庭则从·372降至·357。
除了变化的方向之外，这些数字所表明的非白人收入方面的更大程度的不平等不应解释为：在物质环境方面，在白人中比在非白人中真正有了更大程度的平等。在社会结构的上层各级中，收人并不如财产重要；虽然我们不知道有关于黑人财产所有权的数字，但似乎不容置疑的是：在这方面，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悬殊比在收人方面更是大得无可比拟。〕
象征主义背后的理论——不是常常明白说出的，但从实践中可以清楚地引伸出来——是，黑人资产阶级是黑人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它包括知识界和政治界的精华，即受过教育并具有领导能力和经验的人们。它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已经具有物质利益，但是由于纯粹因为它的肤色而加在它身上的特殊资格限制，使它的忠诚成为可疑的。如果能够设法确保这种忠诚，那末对黑人抗议运动的可能革命化就可以预先防止，并且可以通过把忠实的黑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向全世界提出明显的证据，证明美国并不追求一种南非式的种族隔离政策，而是与此相反，为反对它而斗争，并力求使自己的黑人公民获得平等的机会。这样，问题就是怎样保证黑人资产阶级的忠诚。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保证黑人获得法律上的平等的政治运动必须继续下去。我们知道，法律上的平等并不能保证真正的平等：例如，有权利光顾最好的旅馆和饭店，对黑人大众是毫无意义的。但对富有的黑人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而纯粹根据肤色所作的任何资格限制的继续存在，对所有的黑人来说都是可恨的。只要对黑人种族歧视制度的痕迹还存留着，黑人资产阶级的忠诚就决不能保证得到。因此之故，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不管斗争可能会是多么长久和多么激烈，南方终究要按照北方的样式改造过来。
第二，必须为黑人资产阶级提供更大的机会，可以进入社会上的占统治地位的机构：公司，政府中制定政策各级，大学，郊区。在这方面，寡头统治集团正在表明它是警觉的和适应性强的。《纽约时报》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
这里的商业和工业，当面临着公民权革命时，都在重新确定它们的雇佣政策，并雇用黑人担任他们以前很少担任过的办公。室和其他支取薪金的职位〔注：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所得称为“工资”（wage），职员所得称为“薪金”（salary），二者是有区别的。——译者〕
许多在纽约市设有总管理处的全国性企业宣布了新的或重申了旧的不歧视政策。人事管理人员正在对自己的补充人员的方法重新进行审查，并就如何发现和吸收资格最好的黑人征询黑人领袖们的意见。
就全国规模来说，在根据“总统平等机会委员会”的“进步计划”来录用人员的全国最大的公司中，约有八十家报告说，它们大大增加了雇佣黑人担任支取薪金的位置。……
去年提出报告的八十家公司的最近数字……表明：在新设置的三万一千六百九十八个支取薪金的职位中，有二千二百四十一个由非白人担任。这表示在这些公司中非白人的职位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九。〔注：《纽约时报》，1963年11月12日。〕
在政府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上面已经提到；除了在报酬较优的等级中受雇的人数较多之外，黑人正在被日益增多地放在内阁级或接近内阁级的行政职位上，放在联邦法官一类职位上。而当黑人被引进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机构时，他们在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的郊区中也变得更受欢迎——自然以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准能同他们的邻居们相比为条件。
在上层的经济和社会级别中这样松弛分隔种族的障碍，是不会影响到许多黑人的一事实上，象征主义的实质是，不应有许多人受到影响。但这并不使这种现象丧失其重要性。只要存在这种向上移动和向外移动的可能性，就能产生深刻的心理影响。
第三，象征主义的战术不仅要求黑人领导须出身于黑人资产阶级，而且要求它必须继续依靠来自白人寡头统治集团的宠爱和财政支持。现有的争取公民权的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都市联盟，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全都是建立在有黑白人种共同参加的基础之上的，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来自白人方面；因此，它们不构成潜在的威胁。但是必须经常注意新的和有潜在独立性的领袖的出现。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对待新来者有两种标准的手法。头一种是用奉承、职位或其他物质方面的好处去把他们收买过来，让他们来为寡头统治集团服务。诺埃尔·戴是在1964年竞选国会议员的一位波士顿黑人青年领袖，他评论这种手段说：
虽然这个制度已经腐败不堪，可它却是异常复杂的，就象有着好多层窝的鹦鹉螺一样，以其复杂性而显得美妙。收买过程是从出生的时候开始的；收买的潜在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个制度本身中。这就是我们被教导说什么是善的一部分。我们被教导去认为，赚两三千美元一年是好的。黑人和大多数其他少数民族集团被教导去希望进到主流中去，他们没有被教导去朝他们自己看，并在他们集团内部培养任何自尊心或荣誉感，他们被教导去渴望变成主流中的美国人。就黑人来说，渴望变成白人。……变成白人的一个途径是有着较高的薪金，或是一个头衔，或是一个有名望的地位。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这是这种制度的邪恶妙处之一。它具有那么多内在的牵制和控制，一齐发生作用——其中有一些已经在消耗自由运动的精力。官方的措词已经改变了——为了回答混乱和压力，我们正在看到一种大量收买的企图，与对劳工运动的大量收买相类似。例如，美国企业的反应是惊人的。某些主要公司取消种族隔离的计划是敏捷的和内行的——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在两个月前约有五十个黑人雇员，而现在已有一千多个了。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压力之下，它们在两星期内就服从了该会的要求。两个月后它们的高级人事管理人员之一来到我的办公室说——现在我们真正在关心订立一个救济中途退学的人的计划。他所说的是：他们在维持美国企业的平衡、在用改良来作为革命的消毒剂方面，是非常具有适应性的，是非常具有伸缩性的；他们甚至愿意走向超出公民权运动的要求之外。〔注：《座谈会：新政治》，《关于左派的研究》，1964年夏季，第44—45页。〕
如果收买失败了，标准的手法就是，企图用加上共产党、颠覆分子、捣乱分子等罪名，使之在经济上和法律上受到折磨，来消除一个可能具有独立性的领导者。
在诺埃尔·戴关于订立一个救济中途退学者的计划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象征主义的第四个方面：为所有各个阶级的黑人青年开辟更多的机会，他们由于幸运、勤奋的工作或特殊的才能，能够克服他们的出身这个障碍，开始沿着教育的阶梯向上爬。对于一个“有资格的”黑人来说，在今天的美国，他可以追求的东西似乎是没有限度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罗伯特·F.戈欣博士昨天说：各学院和大学彼此之间为招收能干的黑人学生而进行的竞争，比较传统上为招募足球运动员而进行竞争要“激烈得多”。……戈欣博士说：“这肯定是很清楚的，能干的同时也有充分机会接受教育的有色人为数非常之少。我们看到，我们全都在向这些为数相当少的青年男女伸出手去。”〔注：《纽约时报》，1963年10月21日。〕
从这里，我们能够象在一个放大镜之下那样，看清象征主义的机构。由于象最高学府这样的全国主要机构都渴望招收有资格的黑人学生——还有巨型公司和联邦政府全都渴望在他们毕业之后抢夺他们——对这些幸运儿敞开的前途的确是光辉灿烂的。但正如戈欣校长强调指出的，他们的人数是很少的；只要绝大多数黑人继续被拴住在经济阶梯的最底层，他们的人数就只能继续保持很少。
广大黑人群众从象征主义得不到好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它的影响。象征主义的目的之一，在它获得成功以后的效果之一，就是把最能干的青年男女从他们自己的民族中分离出去，这样就剥夺了解放运动的最好的领导人材。并且即使对在这个制度中没有既得利益并且毫无希望去获得这种利益的人们来说，如果他们竟然相信，他们的子女，甚或他们的子女的子女，也许能超脱他们自己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也就会同这种制度实行和解了。
7
在美国寡头统治集团面临着它所认为是——就种族关系而言，正确地认为是——对它的生存的威胁时，如果我们低估它的应付技巧和坚韧性，那是绝大的错误。而低估象征主义这个策略的实际的和潜在的效力，也同样是严重的错误。然而我们相信，从长远来看，黑人大众的真实状况将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果它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得到一些改进，不管怎么微小和缓慢，一个设想周到的象征主义政策可能足以使黑人不致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内部敌人”。但是，如果最近的过去这种趋势继续着，如果前进为后退所抵消，如果在潜在的富裕之中存在着广泛的贫困和堕落这个棘手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那末，美国黑人在他们自己的生存需要的推动之下，在他们的不发达国家中的兄弟们的斗争和成就的鼓舞之下，会产生出他们自己的革命自觉性，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如果对情势的这种估计是正确的，那末了解这一点就真有极大的重要性了：在现存制度的范围以内可能进行的各种改革——由现有的各种争取公民权的组织及其白人支持者所拥护的各种改革——对黑人大众能否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
对我们来说似乎很清楚：答复是否定的；这一类改革的主要受益人是黑人资产阶级；不管这类改革的提倡者的动机如何，它们的客观效果只不过是补充象征主义政策罢了。
就雇佣劳动力方面禁止种族歧视而论，可能有人认为情形不是那样，这种禁令在战时确曾有助于对黑人开放许多新的职位。可是，在一个严重的和日益增长的失业时期，就不能希望产生这种效果。即使肤色不是理由，黑人也会由于他们的资格低劣而受到歧视。只有具备特殊才能和训练的人才能获益，而他们已经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群众分离出去了。
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居民，也没有希望能从住宅领域的反歧视措施中得到好处。会使他们获益的唯一的一种住宅，只能从这样一种计划中得到：为最需要它的人在他们最需要的地方大规模地兴建租金低廉的住宅单位。在现有条件下，这样一种住宅建筑是无法实行的。要试图在边际居民区建设租金低廉的住宅并使之由黑白人种都去居住，就必须强制实行所谓“仁慈定额”——换言之，要求黑人住户数保持很低，因而只有少数黑人能够获益。至于在私人住宅出售方面的防止歧视，不论是根据法律规定还是根据法院对限制性契约条款的宣布无效，肯定能帮助富有的黑人迁入以前的纯粹白人居留区。可是，就收入低的黑人来说，至多也只不过能说，通过所谓“侵入和继承的连续性”、便于少数民族聚居区本身的扩大而已。从这种严格有限的意义来说，反歧视措施确有助于收入低的黑人：归根到底，他们总得有个住处。但这丝毫不能提高他们的地位，或在社会结构的较低阶层中促进种族结合。
只要作一些适当的修正，就学校的结合来说，真实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在种族混合居住的居民区，学校结合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并且无疑地对所有有关的人都是有好处的。但这只影响到少数黑人，其中大多数是高收入集团。真正的问题在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学校。这些地区的居民所上的学校，可以通过把学校设在聚居区的边际上，和把黑人居住区和白人居住区都划进同一个学校区内，使它们的质量略有提高。但这不接触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学校本身的问题，而在这里，所有的传统、惰性、偏见和特权等势力一齐发生作用，来阻挠改革的尝试或使之夭折。用汽车把一定数量的黑人儿童从少数民族聚居区载往他处的白人学校，只不过是逃避这个问题；有着很多的证据表明，这样做只不过使这些儿童更加不安全和缺乏自信心。〔注：参阅A.詹姆斯·格雷戈尔，《黑人民族主义：对黑人激进主义的初步分析》，《科学与社会》，1963年秋季号，第427—431页。格雷戈尔也对住宅中的反歧视计划对黑人大众的重要性微不足道一事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
停留在这个制度的范围以内的改革为什么没有希望对黑人大众的地位造成重大的改进，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这个制度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财富，特权，权力；另一个极端是贫穷，剥夺，无权。情形一向是如此，但在早先，整个整个的集团能够往上升，因为经济扩张使上面空出了地盘，而在底层也有人准备取代他们的地位。今天，黑人处在底层，上面既没有空出的地盘，下面又没有人准备接替他们的地位。这样就只有个人能够向上移动，而一个集团就不能向上移动：改革只有助于少数人，无助于多数人。对于多数人简直可以说，只有完全改变这个制度——取消两个极端，而代之以财富和权力由所有的人分享的一个社会——才能改变他们的状况。
有些人会说，尽管这是实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黑人大众必然会理解他们处于屈辱地位的原因，更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能获得一种革命的自觉性。他们难道不可能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故弄玄虚蒙住眼睛，被从象征化的精华中产生的领导集团弄得麻痹瘫痪吗？归根到底，所有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的情形一向都是如此，而革命自觉性的获得只不过是一种稀有的历史事件。我们为什么要期望着美国黑人会做出在他们之前只有极少数人能做的事情呢？
我们相信，有两个理由，同样迫使他们不得不那样做。
第一，美国黑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它已经掌握了技术，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即使在几年以前也梦想不到的那种水平。的确，这样做是为了追求利润和寻找更完善的毁灭手段，但是造成人类富裕和自由的潜力已经摆在那儿，再也掩盖不住了。贫穷和压迫不再是必要的；使之永久继续的一种制度，在它的受害者看来，越来越清楚地显出是一种野蛮的时代错误。
第二，反对帝国主义剥削——送在我们的时代只不过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一面——的世界革命潮流正在汹涌澎弄，它太强大了，决不能使之逆转或停止。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兴起已经使美国黑人在改变他们对自己所怀的印象。当黑人——以及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把他们的革命从争取民族独立推向争取社会平等时，美国黑人的觉悟行将一再提高——通过他们自己的认识和经验，以及通过全世界为反对同一个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这种不人道制度而斗争和日益取得胜利的人们的榜样。
黑人大众不能希望结合到按现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美国社会中去。但是他们能够希望成为这种历史使命的承担者之一：推翻这种社会，而代之以他们在其中将不仅享有公民权（这最多也不过是一种狭隘的资产阶级概念），而且享有全部人权的一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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