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M．斯威齐：再答贝特兰

再答贝特兰

保罗·M．斯威齐

　　贝特兰使我相信，我在以前这种交换意见的信中使用“计划／市场”这对词的办法容易引起混乱，因而应该予以放弃。我以前想到的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性计划，而是那种足以体现一个已经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但这的确是容易引起争论的，同时在世界各地有各种各样的实际计划，正如贝特兰所正确地指出的，它们既可以取代市场也可以补充市场。
　　我认为，我那时力图集中注意的实际问题不能以抽象的理论性的措辞去理解，而只能按照一种十分明确的历史背景去理解。迄今发生的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即确实从原来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的革命——都遇到过一个如何管理经济的迫切问题。为了一些或许是很明显的原因，这一任务不能交给市场的自发力量（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马克思所阐述的价值法则）去管，而必须由国家政权担当起来。一个能存在下去的市场体系以一整套经济和社会关系为前提，其中包括一种财产所有权形式、收人的分配、生产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以及其它等等。只有在这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比较坚实的价格制度，市场的力量才能发挥作用，逐渐适应变化着的情况，同时加强和巩固现有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办法。一场真正的革命通常发生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处于崩溃状态的时候，而革命所采取的巩固革命削弱敌人的措施则会完成其粉碎旧秩序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不可能依靠市场制度，即使新政府想要这样做并掌握各种技术和管理专家（它当然并不掌握）也不行。旧秩序的破坏，新的阶级和阶层的当权，需要规定社会上应当优先考虑的项目并对整个经济体系实行彻底的检查。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的消灭或消失，更不必说取消货币关系了。工资必须用货币支付，商品必须通过现有的渠道并以人们所习惯的方式分配给消费者。在简单商品生产部门——在象俄国这样的小农国家，它比其它部门要大得多——市场不得不按传统方式继续进行活动，尽管也受到一些干预和挫折。但这些部门不管多大，本质上是消极的和反动的。强有力的部门——制造业、运输业、通讯系统、对外贸易、银行业、公用事业等等——一定要受新政府的控制，新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推卸经营它们的责任。为此目的而采取的政策可能是临时性的并经常有所变动；然而，只要这些政策完全由中央统治集团加以调整，它们至少构成一个计划的萌茅。从苏联在二十年代开始的一个又一个事例的经验可以看出，这些萌芽的计划事实上已经成长为旨在指导和控制整个经济体系活动的经过认真研究的成熟计划。价格、货币甚至私人市场依然存在，但这些商品货币关系越来越适应和从属于为达到新的当权者们的主要月的而发展起来的计划。
　　在我看来，需要仔细研究的关键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这个过程（详细制订那些计划是其重要部分）导向社会主义抑或退回去重建一个再次由阶级国家统治的阶级社会呢？（在这里我准备接受——至少作为一个有用的最初近似物——贝特兰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即认为社会主义是由实际生产者支配生产活动的条件及其成果的社会。尽管我认识到这个定义会引起许多困难问题，正象我想他一定也会这样认为一样。）
　　如果我理解得不错，贝特兰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它以无产阶级是否当权为转移。如果是无产阶级当权，那么运动就会朝向社会主义发展。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当权——在这里，贝特兰关于在紧接革命之后可供选择的办法是什么，似乎并不很明确——旧的剥削关系将残存下来，新的国家资产阶级掌权的道路将是畅通的。在这一切论点中，他似乎并不认为经济整体的市场因素的发展具有一种特殊的或重要的作用。
　　这一剖析在我看来与其说是错误的，还不如说是用处不很大的。就我所知，除了政府和政党所采取的政策以外，贝特兰并未提出任何标准来判断无产阶级是否当权。要使这个理论具有解释性价值，是不是应当有个辨明当权阶级的独立的方法呢？再说，新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发展方式和阶段是什么呢？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无产阶级会得到胜利，在什么条件下新的国家资产阶级会得到胜利呢？结果也许证明我的意见不对，但至少在讨论问题的现阶段，我认为贝特兰的提法并没有对这些以及其它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出多少很有启发性的回答。
　　当我们试图弄清楚，在发生二十世纪大多数厦资本主义革命的那种不发达国家里“无产阶级”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有必要搞清上通这一点的理由就变得明显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里（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革命前他们的多数信徒），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当然是很清楚明确的：它指就业于大规模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构成工人阶级的多数，也占总人口的相当大的比例。作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本身的结果，这些劳动者被认为取得了某些显然属于无产阶级的（和反资产阶级的）态度和社会准则：团结、合作、平等主义等等。从历史的观点说，无产者被看作是资本主义所形成的“新人”，具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领导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望、决心和能力。（有关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是马克思的《哥选纲领批判》）革命的政党由这个阶级的真正最先进和最忠诚的、即最无产阶级化的分子构成：由于具有共同的态度和社会准则，这个政党按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以领导和指引革命进程为其职责的先锋队。在政治上，当权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包括一方面镇压反革命（旧的统治阶级成员加上共他阶级中跟着他们跑的人）和另一方面把人口中共他被压迫部分（农民、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提高到（通过教育和共他手段）无产阶级的水平。在经济上，它的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消灭浪费和紊乱，并尽可能快地从商品生产转到充分计划的经济体系。当这些政治和经济任务完成时，将会有一个脱离资本主义经过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相应的全面的社会运动。共产主义的特征就是按需分配，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以及城乡之间令人厌恶的差别，完全取消商品关系，实现国家的消亡。
　　也许有人会争论说，从来不曾有过如上过剖析所假定的无产阶级，以及（或者）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在实际发生反资本主义革命的那些国家里从未有过发展的机会。我不能接受这两个论点。我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发展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完全适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固然，同全国人口相比，它的人数不多，但在主要城市中它的人数还是很多的；如1917年革命所证明的那样，它能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夺取国家政权。即使随后的时期曾经有过不彻底的和平，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个俄国无产阶级有确立自己为统治阶级的能力，通过其先锋队的党（或可能几个党）进行统治，并或多或少按照马克思学说所描湿的方式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既然处于少数地位，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并且必须承认它本来也有可能会失败。但至少它总有成功的机会。
　　毁了这个机会的是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年代和外国的入侵。在这些可怕的流血斗争结束时，在1921年，俄国的无产阶级大部分被消灭了和打散了。艾萨克·多伊彻写道，“老的、信赖自己的和有阶级觉悟的劳工运动，连同它的许多设施和组织，即工会、合作社和教育俱乐部，在那里惯常回响着高声而热烈的辩论和沸腾着政治活动——那个运动现在只剩下个空壳了。”（《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年，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多伊彻的最大长处之一就是他清楚地看到俄国无产阶级在1917和1921年之间这一变化的性质和意义。）布尔什维克党，一度曾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现在发现它自身缺乏任何真正的阶级基础，但却负有治理和领导一个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国家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难怪就不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的先决条件了。党建立了专政，完成了工业化和防备帝国主义国家不可避免的袭击等史诗股的功绩，但代价是产生了政治和经济官僚集团，他们压迫而不是代表新的苏联工人阶级，并逐渐作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用政权来保护他们自己。
　　由于一些不必在这里详加说明的历史原因，从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任何地方的革命都没有接近过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剖析。多数的情形是，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弱小的，它由于镇压和战争而遭到破坏；所有新的执政党都深受苏联形式和方法的影响，即使其原因并不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说无产阶级曾经掌握政权或可能掌握政权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或许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是这样一个专政，它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但实则来自几个阶级，并且为了管理经济和维持自身的政权等生死攸关的任务而努力奋斗。
　　据我看来，关键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这种专政究竟走向社会主义还是倒退到恢复阶级统治。一个明显的因素是领导的力量、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但这显然是不够的。领导工作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各国的居民也不是都同样地听从领导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共或多或少可能与社会主义目标相一致的从历史上形成的性格（关于这一点，比方说，美国人民由于其纯粹资产阶级根源、种族主义思想和实践，以及飞扬跋扈的帝国主义，就有真正难以克服的困难）。但在我看来，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人口中存在或不存在能扮演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指定给无产阶级的那种角色的相当大的成分——一种具有基本上无产阶级的态度和社会准则的成分，即使它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的具体经验的产物。最近几十年的历史使我们认识到，产生这样一种“无产阶级替身”的最可能的方式是通过人民群众都参加进去了的长期革命斗争。这时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男男女女被集合到与他们的正常生活方式显着不同的条件之下。他们懂得纪律、组织、团结、合作和奋斗的价值，事实上也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在文化上、政治上以及甚至在技术上，他们被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水平。总之，他们被训练成一支革命的力量，它不仅对推翻旧制度而且对建立新制度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不发达国家掌握政权、得到强大的“无产阶级替身”支持的革命专政，不能避免布尔什维克在二十年代所遇到的同样的问题，并且它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同样地和不可避免地产生大批的政治和经济官僚，他们会按照在此以前苏联官僚发展的同一方式发展起来。但现在有一种可能有效的平衡力量，它能为反对官僚政治腐败的真正群众斗争提供基础。如果领导方面对问题看得很清楚并决心避免重复苏联的教训，它就能动员它的久经考验的追随者，号召尚未被特权引诱和腐蚀的青年，给予官僚结构以毁灭性的打击。这样就能排除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采取和实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策。我认为，这多半就是最近、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按照我的看法，只有从官僚政治的腐败和社会主义的进步之间的斗争这个角度，才可以分析过渡社会的市场的问题。如我写给贝特兰的前一封回信中所说明的那样（上文第33—44页），我决不认为过早地消灭市场关系是可行的或可取的，并且根据他上面这封信，我以为现今我们在这问题上是互相了解的。我要强调的是，当官僚集团所管理的经济遭到困难时（因为它肯定会遭到困难），存在着两个在政治上截然相反的解决办法。其一是削弱官僚政治，让群众过问政治，并将越来越大的创议权和责任交给工人自己。这是导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道路。另一个办法就是更多地依靠市场，不是把它作为暂时的退却（如在列宁领导下实行“新经济政策”那样），而是把它作为表面上导向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步骤。这实际上就是把谋取利润提高到经济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并告诉工人莫管闲事，即只管拚命劳动以获得更多的消费品。这种办法就是重新创立商品拜物教以及与之相联的尔虞我诈的思想意识得以泛滥的条件。我认为这就是回到阶级统治和最后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想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强调说明一下我完全同意贝特兰所发表的如下意见：

　　基本正确的是，商品关系的存在对生产者支配其产品来说是一种障碍，并且这种关系的充分发展会导致资产阶级对直接生产者的控制，从而导致生产者不能支配他们自己的生存条件。因此，消灭商品关系是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之一，这从根本上说也是正确的。（上文第53页）

　　我要补充的只是，不能说因为一项任务是“历史的”，就可以放心地对它有一时一刻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