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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公司和银行[1]
〔美〕保罗·斯威齐
1978年1月
多国公司是帝国主义的形式和机构而不是它的本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形式和机构并不重要。如果没有适当的形式和机构，帝国主义是不能存在的。下面我们将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时期帝国主义的状况，而多国公司则既是帝国主义至今所采取的发展方式的产物和必要条件，又是它在现阶段发挥作用的方式。
然而，不应当把上述这种说明解释为多国公司是现阶段的创造或发明。多国公司具有可以追溯到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最初时期的历史根源（决不应该忘记，资本主义始终是世界性的体系，它从来没有局限于个别的国家或地区）。
多国公司确实是“多国的”吗？回答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它们是多国的，因为它们不只在一个国家并且往往是在许多国家经营业务。例如，埃克森公司（原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就在五十多个国家设有大约三百家子公司。但是，就它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来说，多国公司的确是属于一个国家的公司——美国、英国、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或日本的公司。美国拥有和控制的数量最多，但是按人口平均计算，联合王国或许还有荷兰和瑞士仍然超过美国。（就所有权和控制权来说，有两家多国公司是属于两个国家的，即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尤尼莱佛公司，这两家公司有着集中在英国和荷兰的复杂的管理机构。但是这两家公司在多国公司中居于历史最为悠久的行列，近年来再没有哪一家公司摹仿它们的例子。）
在我的同事哈里·马格多夫曾恰当地称之为帝国主义时代的时代里（大约是最近一百年），多国公司的先驱是石油公司，特别是美孚石油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就壳牌石油公司以及美孚石油公司（后者的情况日益明显。当然，主要是由于同壳牌石油公司的竞争）来说，地理条件、即可供开采或重新开釆的地下石油储藏量所处的位置迫使他们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多国的形式。在较近的时期，尤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理位置已经变得不大重要，而垄断企业策略的迫切需要却变得比较重要了。一家公司从争取出口市场入手，然后为了避免其他公司的竞争，变为就地裝配并进而就地制造它的产品——如果它不这样做，另一家公司也会这样做的。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这种行动的其他理由是要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供应，避免关税壁垒的限制和其他种类的进口限制。值得指出的是，几乎完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出现的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过渡时期极大地加强了趋于多国化的理由。英国商行在旧帝国时代不大需要抵御外国商行的竞争，新殖民地却很可能超过老殖民地所能做到的地步，对进口商品施加更多的限制。
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实际上只有那种在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很大规模的公司才有财力和管理能力在国际舞台上随意活动，较小的公司可能也想这样做，但感到力不从心。所以，由于这些原因，多国公司只有在垄断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阶段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难怪有人说“多国公司”这个名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产物了。我一直没有能够在1960年以前的文献中找到这个字眼，我认为这个名称也许可以说是从1963年美国《商业周刊》出版一份题为“多国公司”的特别增刊时才开始通用的。
就帝国主义来说，我们对多国公司的主要注意力自然集中在它们在第三世界所起的作用方面。不过，如果你首先注意它们在先进帝国主义国家里的一些独特的活动，你就可以了解得更清楚了。这里存在着向彼此的领域互相渗透的持续的强烈趋势。这一事实已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接连几年的特殊情况所掩盖。那时美国公司是能够在国际舞台上随意活动的仅有的一些公司；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过分全神贯注于解决恢复和重建的难题了。尤其是在欧洲共同市场成立以后，由于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打进欧洲，我们开始看到多国公司成为专门由美国人建立霸权以控制帝国主义中心以及控制周围附属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的手段。然而在较近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欧洲和日本的公司也有同样的理由想在美国设立分公司和子公司，正如美国公司有理由侵入欧洲和日本一样。的确，来自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国公司近年来一直不断地渗透进彼此的领域。从1973年世界经济开始衰退以来许多公司涌入美国的情况来看，上述的事实更加明显。美国商业和金融报刊最近几年越来越多地登载有关欧洲和日本公司的这种活动的报道。其原因是十分简单的：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越多，他们对各个对手的竞争地位就会越加牢固。
现在我们掉转话锋，谈一谈多国公司和第三世界。多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各地扎根的现象是很明显的；其结果是，各种加工和制造活动目前都在第三世界进行，这种在多国公司时代以前所未有的现象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标志着帝国主义性质的变化和第三世界独立经济发展过程的开始。提出这一理论的不仅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和帝国主义的辩护士，而且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请参阅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比尔·沃伦所写的著名文章《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见1973年10月《新左派评论》）。
这里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多国公司是否已经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现代工业——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而在于它们这样做是否已经开创了独立发展的过程。我认为，答案明确地是否定的。多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兴办工厂的目的只是为了已有的市场生产商品，而不是为了它们希望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开辟的市场生产商品。这些已有的市场是什么呢？大体上有两类：（1）满足当地少数上等收入集团（当地资本家、地主、政府官员、军官等等）消费需要的市场，而这些集团的奢侈品历来是靠进口的；（2）其需求来自上述国家以外的国际市场。[2]来自工人、农民、失业者等等——即人口大多数——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只起次要的作用。换句话说，多国公司只为限于人口中一小部分享受的国内市场以及依靠国外发展趋势的国际市场生产商品。这幅图景所描写的广大人民群众完全是一种成本因素，而尽量使这一因素保持低廉不但符合当地上等收入集团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多国公司的利益。因此，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是对其人力资源的残酷剥削，这种剥削在许多情况下确实把实际工资压低到为劳动力生活维持费所决定的价值之下，并危及劳动力再生产本身。政治上给予这类经济发展的事实上必要的适当补充是军队和警察的残暴专政，这种专政正在迅速成为亚、非、拉整个资本主义统治区的准则。[3]
我们所讨论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与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特征的模式截然相反的。在这些国家里，以提高实际工资和庞大资本货部门为基础的大规模市场已经始终成为最主要的因素。与此相反，在第三世界各国，奢侈品和出口商品起着主要作用，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没有能力开创或实现独立发展的道路。它们的依附性包括模仿或借鉴外国消费品的式样，因而在文化上、当然也在技术上（通过多国公司）处于依附地位。这种依附性发展方式的别具一格的特征之一是在温室中发展旅游业，它已成为诸如航空公司和旅馆公司这样一些多国公司所热衷的业务活动范围，并且往往也是赚取外汇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起着类似出口工业的作用。旅游业还是文化格调和社会风气的传播者以及东道国人口中有影响阶层的腐蚀者。
我们所讨论的那些正在经历这种依附性经济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也许会显示出高速度的增长率，但与此同时入民大众的物质条件却仍然处于停滞状态，甚或有所下降。奢侈品和出口商品领域内发展极快的新型行业可能看起来规模很大和设备新颖，但其资本高度集中，污染环境，仅给工人提供为数比较不多的就业机会，根本没有给农民和处于失业边缘的人带来好处。巴西也许是这种按多国公司指引的道路发展其经济的突出的“成功”事例。在1964年军事政变以来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往往达到10%或更多一些，属于全世界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列。[4]但就在这同一时期，实际工资事实上下降了30-40%之多。几年前巴西总统在访问华盛顿时曾以精辟的警句概述了这一局势，那时他说，他本国的经济正在顺利发展，但人民的处境不妙。
多国公司支持下的依附性发展的其他一些重要方面是，当地资产阶级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已经丧失了民族特征，被吸收进为外国利益服务的活动中去，而国民经济的大量剩余产品则以下列几种形式被抽走：多国公司汇回本国的利润、外债的偿还、购买外国技术专利权的支出、进出口商品的虚假发货单，以及当地富豪由于对其本国的前途深感担忧而不断在瑞士银行开的存款户头。
也许有人会问，多国公司领导的这种经济发展归根到底有没有积极的方面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它至少有两个积极的方面。首先，第三世界国家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引入的大量文化中有新的世界观，这无疑是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无产阶级经验的产物。这个世界观叫做马克思主义。它的革命精髓现在往往已经被忘掉或遭到歪曲，特别是在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但是，马克思主义由于被移植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而获得新生，在那里剥削和苦难一向十分深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微乎其微。马克思主义恰恰就是在多国公司的力量和影响达到顶点的情况下取得了意义十分重大的进展的。我们现在知道，拯救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不是通过改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通过革命手段，来断绝我们所讨论的那些依附关系。只有通过这样的革命决裂，才能开始实现一种以提高实际生产阶级的福利为中心任务的新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是一个实施的机会已经到来的设想，而这样的设想是会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的。其次，固然多国公司支配下的工业发展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多数人有害，它却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现代技术原理的知识和经验，并产生了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纵然人数不多，却具有极为重要的领导潜力，因为它首先是推翻旧秩序的革命力量，其次是建立新秩序的建设力量。
现在让我转而十分扼要地讲一讲多国银行的问题。这里我们所要讲的也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在英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期，总部设在伦敦的各家银行在英帝国各处以及在诸如拉丁美洲这样的从属世界的许多地区，遍设分支机构；这些银行大都是英国工商业利益集团、英国殖民地行政机关和人员的附庸单位。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时期，多国银行已具有新的规模和发挥了新的作用。这种发展是与那种已经开始以欧洲美元和石油美元著称的货币的爆炸性增长同时出现的。
让我尽可能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些词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获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美元，苏联领导人担心美国政府会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没收这笔款项，所以不愿把它存在美国。于是，这些美元就被存入伦敦这个欧洲金融中心的几家银行。这样就出现了海外美元存款的情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由于美国的国际收支持续出现赤字，即美国的美元支出多于收入，海外美元存款就从婴儿逐渐成长为巨人。因为美元当时被广泛地用作储备货币，——照一般人的说法，它“跟黄金一样可靠”——这种外流美元的大部分就增加了海外美元存款；于是，美国各大银行便在伦敦和别处开设分行，接受美元存款，当然同时还发放计息贷款，把这些存款借给外国的借款人，有时也借给美国国内的借款入。后来，在1973年石油大幅度加价以后，为了支付进口的石油，大量美元又从美国和其他国家源源流入一些主要的石油输出国，特别是中东的石油输出国。这些美元（现在叫做石油美元）的大部分增加了海外美元存款的数额，因此参加这种业务的银行的数目也迅速猛增。
除了这些发展以外，还必须提到另一种不那么容易说明的发展。在一个国家内部，银行业系统通过其贷款活动所造成的存款，总数常数倍于依据法律或惯例所必须保持的储备，以应付可能的提款。如果银行业系统的储备增加，其存款就会增多，例如增加到十倍（假定必需的储备为存款的10%）。这里的论点说明产生存款的过程在围绕着欧洲美元而发展起来的国际银行业系统中同样也起着作用。然而也有这样的不同，因为没有任何负责制订规章的总的权力机构，而欧洲美元市场上又普遍存在着保密（和无知），我们既不可能确切地了解现有的欧洲美元总额，也不可能确切地了解各银行可能业已累积的部分。海外存款总额估计已超过3，000亿美元，而且，也许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各银行累积的存款总额已达几百亿美元。
大多数是在过去十年中发生的多国银行业的这种空前扩展，有什么后果和影响呢？这里我只能列举最重要的几点。
第一，就美国各大银行来说，它们已经大幅度增加了从海外营业中获得的利润，因而全世界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脆弱，国际货币结构的失调现象十分严重。就有些银行来说，特别是就美国的第二大银行第一花旗银行来说，从国外贷款业务中获得的利润多达80%，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它们设在伦敦、新加坡、巴拿马、巴哈马群岛、开曼群岛以及其他地方的分支机构获得的。在这些地方，它们可以设立不受规章限制的分行和支行，并且只缴纳最低的税款。
第二，多国银行业肯定是全世界范围产生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尽管专家们对这一点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还没有一致的看法。
第三，从一开始，然而从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尤为明显，多国银行就已经以巨额贷款借给那些有国际收支差额问题的国家——除了石油输出国，世界各国很少没有这样的问题。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即许多债务国（甚至包括像意大利这样的发达国家）都处于或接近于它们借贷能力的极限。这种局面有两类潜在的危机：（1）是债务国的危机，这些国家也许不得不拖欠债款，并且由于无力进口它们大量仰赖的供应品而面临灾难性的国内危机；（2）是多国银行本身的危机，这些银行要受到债务国拖欠的威胁，这一点连同其他因素，有可能导致其严重性不下于1929-1931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信贷和支付体系的总崩溃。
局势即使还不是令人绝望的，但却是严重的。这是对早先关于全世界经济衰退和第三世界日趋恶化的形势的讨论的补充，它强调所有的人都应注意到，迫切需要的不是只触及表面问题的治标办法和改良措施，而是要以革命手段打碎已经过时的和在以后年代里将会以更重的灾难威胁全世界的国际秩序。
（林卢译自美国《每月评论》杂志1978年1月号）
[1] 本文是1977年5月9-11日在巴塞罗那大学关于帝国主义的国际专题讨论会上提出的一篇论文的节本。
[2]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巴西），政府开支所产生的需求当然是受当地上等收入集团及其外国同盟控制的，但也变得相当重要,这种情况也许将来会日甚一日。然而，这种额外的因素并不改变基本论点的性质。
[3] 要比较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所作的分析就必须在一定范围内考虑到第三世界工业化过程所需的资本货物。奢侈品和出口商品的生产牵涉到比较尖端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开头是不仅以图纸的形式而且以实际生产资料的形式输入的。然而到了后来，多国公司就可能决定在当地生产这些生产资料，这就意味着要建立一门资本货工业。资本货工业没有为之而生产的大规模消费品工业——主要都市国家发展过程的一项显著的特色——这一事实意味着资本货工业（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第一部类）必然仍旧受到阻碍，只能雇佣人数十分有限的工人。
[4] 这个情况在1973年世界经济开始衰退时当然发生了变化，但这段情节在这里与我们无关。
感谢 雨宫花凛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