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保罗·斯威齐

资本主义的批判家——凯恩斯

〔美〕P.斯威齐

1981年4月


  本文是斯威齐为他的论文集《关于凯恩斯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危机的论文》所写的一篇序言。该文集由K.S.查尔斯教授在印度出版发行。——译者


  我在1962年题为《凯恩斯经济学——最初的四分之一世纪》一文中曾经写道:“我担心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无可挽回地使自己同马克思所说的‘为坏良心和邪恶意图辩护’联系在一起了。如果我说得正确的话,那么凯恩斯可能成为它最后一个伟大的代表,进一步的科学发展将会来自社会主义阵营(虽然不一定来自社会主义国家)。”
  现在,在将近二十年以后,我确信,我无疑是正确的。在这期间,有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金——有些人,如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由于作为资本主义热心的辩护士而得奖,其他一些人则是如我在过去文章中所说的在“如何进行”工作中由于或多或少能够胜任而得奖——然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为什么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再次进入危机时期。这次危机(与三十年代不同)的特点是既产生了停滞萧条,也产生了通货膨胀。同一时期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表了大量关于经济“发展”的论著,据说是指导世界资本主义外围国家如何赶上帝国主义最高统治者的水平,但二者之间的差距仍同以往那么大,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差距还在日益增长。同时,在前述的广义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社会科学家发表了越来越多的有独到见解、令人振奋的著作(他们都远远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狭隘范围),如P.巴兰、A.G.弗兰克、S.阿明、H.布雷弗曼、C.托马斯、W.罗德尼,还有很多其他一些来自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学者。伴随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缺乏活力和衰退现象的是激进主义思想的真正复苏(这种思想正在竭力获致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统一理论),这种思想正在日益发展,并越来越具有破坏性。
  我曾经受过资产阶级正统派经济学传统的训练,并于三十年代初期的危机年代转向社会主义阵营,因此我有幸不仅目睹而且参与过这些重大的思想发展过程。查尔斯教授在这本小册子中收集的论文反映了这一事实,并且不论它们具有多大的价值,我想,这些价值大部分是从这一事实中产生的。
  在结束这一简短的序言时,我想对前面三篇论文中所包含的对凯恩斯和凯恩斯经济学的讨论补充一点看法。读者可能很清楚,我是很钦佩凯恩斯的,并且曾从他的著作中学到很多东西——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象马克思钦佩和学习李嘉图一样。但是,人们认为凯恩斯是新古典学派的一位权威性代表人物,他的主要成就是把这一学派从它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中挽救出来。如果三十年代就授予经济学诺贝尔奖金的话,有人曾试言凯恩斯显然会是获奖的候选人。这样的情况可能出现,但是也可以想象,诺贝尔奖金选拔委员会里某个思想保守的委员有可能强烈反对,而这也不是毫无理由的。由于凯恩斯同大多数近年来真正的获奖者不同,他远不是资本主义及其成就的热情鼓吹者,更不用提是它的辩护士了。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于1933年经济大萧条达到最低点时写的一篇文章(《国家的自给自足》,载《耶鲁评论》,1933年夏季号),该文一般容易被他日后的追随者所遗忘或忽略。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发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就受到了国际性的、但却是利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衰退的支配,这种衰退并不是一项成就。它不理智、不美好、不公正、不道德——它也不提供商品。总而言之,我们不喜欢它,我们开始鄙视它”。

  凯恩斯对资本主义指责的核心是,他根据他的经历和分析确信,资本主义孕育着战争。凯恩斯在提到“经济国际主义者”相信国际贸易和金融如不受阻碍就会导致和平时指出:

  “现在还看不清楚,把国家的力量大大集中于赢取对外贸易,使一国的经济结构浸透了外国资本家的资源和影响,以及使我们自己的经济生活紧密依赖外国动摇不定的经济政策,是否就是对国际和平的可靠保证。根据过去的经验和预见,更容易得出相反的结论。保护一个国家现存的外国利益,谋求新的市场,经济帝国主义所取得的进展——这些都是旨在最大限度地从地理上扩散资本(不论其所有权在什么地方)而对事物安排的必然结果。”

  从这些想法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要达到一种能够令人容忍的世界秩序,就需要超越资本主义的范围,但只有在个别国家充分摆脱世界体系的压力而能够对社会经济组织的新形式进行试验的情况下,这样做才有可能。
  现在,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我们重新受到处于危机中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而任何地方都看不出有任何改善的前景。超越这个制度的必要性至少同1933年时一样迫切。然而,现在的阻力甚至比当时更大:近年来资本大规模的跨国化,运输和交通联络工具的巨大进步已在那些陷入这个体系罗网中的国家周围编织了一件名副其实的拘束精神病患者的拘束衣。凯恩斯于1933年写道:“我们希望……做我们自己的主人,而且使我们尽可能地摆脱外部世界的干扰”。当初的希望,今天已变成一项必需履行的责任,这项责任将继续存在,直到绝大多数的民族和国家能摆脱这个充满灾难的体系,开始执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任务时为止,只有在这个新世界里才真正有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合作。
  希望这是凯恩斯今天带给我们的主要信息。

(子华译自美国《每月评论》杂志1981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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