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泰德·格兰特 -> 《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真正的主张》（泰德·格兰特、艾伦·伍兹，1969）
第七章 列宁同官僚体系的斗争
“列宁在他晚年对于苏维埃政府以及党内官僚体系的滋长相当担忧。”（《我思》，P. 22）
蒙迪·约翰斯通继仅用一小段落来概括俄国革命，及另一个段落来阐述内战后，以同样的篇幅来解释列宁与苏维埃政府及政党内部反动势力的斗争，借以维持他的“公平性”。
那列宁又如何处理苏维埃官僚的问题呢？他当时只有对此“相当的担忧”吗？还是他做出了一些当今各国共产党内的“理论家”们都持续不愿做出的尝试，也就是分析官僚问题的症结并借以对其发动坚决的斗争？
蒙迪·约翰斯通将“官僚”论述为一种简单的“官僚态度”，如果过多的繁文缛节，官场程序等等。这种理解方式完全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分析手法，无法将其了解成一种因各种具体原因而形成的社会现象。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探讨了这个问题，并解释道官僚的形成是在建立于落后、文盲农民为多数的国家上的工人革命政府躯体上生长的资本主义式、寄生性的肿瘤。
列宁在他生命最后的文章之一“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内中提到：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
[1]
在革命结束后，被战争摧残的俄国工业不但无法减少工时，反而迫使工作日的延长。工人们靠着配给粮食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时，甚至更久。很多人更自愿在周末无偿上工。然而，诚如托洛茨基解释道，社会大众只能够为他们的“明天”做出有限的牺牲。久而久之，因为战争、革命、四年血腥的内战、以及荼毒五百万生灵的饥荒所造成的压力，必然会损害劳动阶级的势力和士气。
虽然新经济政策（NEP）稳定了苏联经济，但是其带来的小型资本主义，尤其是乡村富农在践踏于穷农之上所得到的新优势，也为工人国家带来了新的危险。工业虽然得以重建，但是由于其对于农民，尤其是富农需求的依赖导致了只有轻工业、消费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仰赖的重工业反而停滞不前。 1922年各大城市里有高达两百万名失业工人。列宁在1921年十二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中提到：
“对不起，请问什么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中从事劳动的阶级。可是大工业在哪里呢？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呢？你们的工业在哪里呢？它为什么停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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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这里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难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是真正的无产者吗？这样说是不对的。这符合马克思的说法，但是马克思说的不是俄国，而是15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600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不适用。进工厂的常常不是无产者，而是各式各样的偶然碰上机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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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只禁止了法西斯主义的“百黑党”。就连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党都没有立即被禁止。而革命成立的政府则是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府。但是，在内战的压力下，阶级斗争的极端化促进了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左翼社会革命党”加入反革命的一方。布尔什维克被迫违背自身的主张，垄断了政权。而这个政权的垄断，当下被视为是非常时期的暂时安排，也创造了无产阶级前锋开始受到外来阶级压力的巨大危险。
1917年二月，布尔什维克党在全俄国的势力不高于两万三千名党员。在内战进入高峰期间，党员们都面对着生命危险时，党决定大量开放给工人们入党，将人数推到二十万人之多。但是当内战接近尾声时，具有政治野心的仕途主义者以及来自敌对阶级和党派份子纷纷开始入党，造成了党员人数成长了将近三倍。
列宁这时重复的强调党会面对向来自小资产阶级大众的压力和氛围低头的危险，并指出当下革命的敌人是：
“一个大工业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中的日常经济现象。当前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它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并很厉害地渗进了无产阶级队伍。无产阶级则丧失了阶级特性，也就是说，它失去了本阶级的生活常态。工厂既然停工，无产阶级也就软弱、分散、无力。而国内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则得到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仍在称雄全世界的）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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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与病魔缠斗，并逐渐无法参与抗争的列宁，在这段时期的通信和写作清楚的显示了他对苏维埃官僚在政府机关里嚣张跋扈的警惕。因此，他在1922年二月对舍印曼（Aron Sheinman）的致信中骂道：
“现在的国家银行＝官僚主义的转帐游戏。这就是真实情况，如果您不想听共产党员官僚动听的谎言（大家都用这种谎言来欺骗您这位大员），而想知道真实情况的话。如果您不愿睁开双眼，透过这一切共产党员的谎言来正视这个真实情况，那么您就是一个年富力强却淹死在官场谎言泥潭中的人。这是个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毕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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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工作做得愈多，愈是深入生动的实际，使自己和读者不去理会莫斯科文牍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总之是苏维埃官僚主义分子）的污浊空气，那么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就会愈有成效地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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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
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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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早在1920年就已经开始批判工农检查院正快速的从一个对抗官僚的工具演变为官僚的温床。一开始列宁不同意托洛茨基的看法并为工农检察院辩护。列宁的病症让他无法及时了解到党和政府在他背后的所作所为。斯大林利用他的职位和能够选择、指派政府和党内高级领导的权力，安静的在身边集结了一群以感谢他提拔的无名小卒为主的狐群狗党。工农检察院在他手中俨然成为了壮大自己、铲除政敌的利器。
列宁在得知斯大林如何处理格鲁吉亚问题的实情后才了解到整个情况的严重性。斯大林及其下属捷尔任斯基（Dzerzhinsky）和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瞒着中央政治局在格鲁吉亚发动了一场政变。最精良的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干部被开除党籍，而其他党领导也被阻止联络被斯大林蒙在鼓里的列宁。得知事情原委后的列宁大发雷霆，并于1922年在病榻上开始口述一系列笔记来讨论“恶名昭彰的自治问题争论，也就是似乎被官方称为苏维埃联邦共和的问题。”
列宁的遗嘱是见证斯大林集团官僚、沙文主义嚣张行径的最佳铁证。但是列宁却不认为这个事件仅仅是一场意外，或如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令人遗憾的错误”，或是镇压匈牙利工人公社那样的“悲剧”。他认为这是苏维埃官僚腐败、反动的国族主义的表现。在此列宁对政府机关的言辞很值得从长引用：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8]
在格鲁吉亚事件以及思维尔德洛夫死后，列宁用尽全力的动用他的威信试图将斯大林移除于他在1922年就任的党总书记职位。但是同时列宁也相当忌讳党领导的公开分裂在当时的情势下可能会造成全党由阶级上的不同而瓦解。因此，他尝试着将斗争局限于领导阶层之内，这些口谕和其他文献也因此没有当下被公开。列宁秘密的致信给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们（并同时也将备份寄给托洛茨基和加密涅夫），告知他们他“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对斯大林的抗争。列宁当时无法亲自执行这个目标，也因此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中央委员会上为格鲁吉亚党员们辩护。
毫无疑问的，列宁在对抗斯大林和官僚期间的写出文证被掩盖了几十余年。列宁的遗嘱被藏匿于广大俄国和世界共产党党员之外。官僚们忽视了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的强烈抗议，并没有将列宁最后寄给党大会的书信诵读至全大会，而这些书信也从此销声匿迹，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集团为了将过去三十年所有错误怪罪于斯大林头上而被官方出版，与其他相关书信（包括了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通信）一起被公诸于世。
蒙迪·约翰斯通之辈对于这些由“托洛茨基为首的集团”在西方公布的列宁书信、会议记录、以及其他被苏维埃官僚镇压的资料嗤之以鼻。但是被这些斯大林主义传道士们痛批为“伪造”的这些由托派出版的列宁最后书信，三十年后竟然也被共产党领导们承认了它们的存在。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必须扪心自问谁说的话比较可信：该相信托洛茨基以及其追随者们阐述以及出版的有关列宁与斯大林官僚，被共产党高层藏匿于广大党员一整个世代的斗争史料？还是听从蒙迪·约翰斯通及与其朋比为奸，政治过去完全显现出他们对于列宁和俄国革命传统的扭曲之徒？
蒙迪·约翰斯通些许的引用了列宁最后书信的只字片语，却完全没有厘清整封书信的内容。列宁警惕了党会分裂的危险，因为“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列宁并不认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冲突是偶然的，或是“不同人格”之间产生出来的（虽然列宁的确有提供一系列对各个党领袖人格的精确描述）。
阅读列宁的最后书信时，必须将他死前几个月的写作，他对官僚的批判，以及他与托洛茨基成立的反斯大林联盟加入考量。列宁在信中的用词相当的谨慎（他原来准备亲自参与党大会，而根据他速记员福提耶娃（Fotieva）的回忆，列宁“正为斯大林准备着一记炮轰。”）对于每个领导，列宁对他们人格各自做出了正面以及负面的评量：对于托洛茨基，列宁提及了他“杰出的才能”（“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也批评他“过份自信”以及“过度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这些缺点，就算有自身的严重性，也与不断革命论、“一国社会主义论”或其他斯大林主义者们捏造的谣言毫无关系。
提及斯大林，列宁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这已经是一个攸关与列宁对于党内官僚的斗争的政治问题。在稍早前出版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评论道：“附带说一句，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在同一篇文章内，列宁尖锐的攻击了工农检察院，显然的是针对斯大林：
“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
[9]
将列宁最后书信解释为仅仅是他对个别领袖“人格”的担忧的共产党“理论家们”，陷入了对列宁最明显的误读。就算这些最后书信中存在着含糊的空间（但事实上只有不修边幅的观点才会觉得含糊），所有的列宁最后著作都清楚的、纲领性的表示了他的立场，这是无法被扭曲的。
列宁重复着将官僚体系描述为寄生在工人政府上的资产阶级肿瘤，以及渗透政府和甚至党的小资产阶级观点。
小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在无产阶级的疲惫以及其部分越趋灰心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难以击败。然而，列宁和托洛茨基仍然认为劳动阶级是唯一能够对抗官僚的基础，而工人民主的维持也是唯一能够防治官僚的方式。因此，列宁在“关于清党”一文中写到：
“当然，不是群众所有的意见我们都得照办，因为群众有时——特别是在过重的负担和难熬的痛苦把人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年代——也受到那种一点也不先进的思想的支配。但是在评价人的时候，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
[10]
另一方面，列宁一再的解释劳苦大众在革命孤立于落后国家所承担的压力也阻扰了一个充满文化、无阶级和谐社会的建设。列宁晚年不断地强调这些问题都衍生与革命的孤立。蒙迪·约翰斯通则声称列宁在死前越来越接受“一国社会主义”，并引用了“论合作社”一问来论定列宁认为“新经济计画下的俄国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俄国”，因为那样的俄国“具备了‘所有必须和足够’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我思》，P. 29）
约翰斯通同志在苦心翻遍全套列宁《选集》后，只找到了一句可以含糊被理解为列宁接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话。可惜的是，这个盲点，存在于被斯大林主义者们拼命引用来辩护自己的的未经编辑初稿，可以轻易的由检视全文而被消除。列宁在文中并不是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工程局限在沙皇政权范围内的俄帝国，而是建立能够逐渐消除“国家资本主义”元素（也就是新经济计画）的必要社会形式以及开始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电、工业化等）。列宁小心的，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条件匮乏的用词，厘清了他的真正立场。因此，当他提及一个能够克服物质落后的“文化革命”的需要（也就是克服社会阶级斗争的革命）时，列宁写道：
“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
[11]
“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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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立了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时代，它取代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这也是无法夺回去的，虽然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实际经验才能“完成”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的建设。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势力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也决不会使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灰心失望，因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13]
字里行间列宁丝毫没有展现任何的“悲观”或是“低估了”苏维埃劳动阶级的创造力。在所有列宁的写作，尤其是在这个时期内产生的文章，都展现了对劳动者们改变社会能力的完全信心，以及无畏、诚实的面对种种问题。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面对劳动阶级的不同态度就是这点：前者不断尝试着以“官方”谎言以及傲慢“建立一国社会主义”的幻梦来蒙骗大众，借以将其拐骗到接受官僚的领导。而后者则为发展劳动阶级的意识而奋斗，绝不以谎言或天方夜谭来宠幸他们，反而一向的呈现难以下咽的事实，但也完全有信心劳动阶级能够了解并接受重大牺牲的需要，给予他们诚实、中肯的原由。
列宁的各个论点不是被设计来用“社会主义口号鸦片”来冲昏苏维埃工人们，而是来让他们对未来面对俄国落后环境和官僚以及达到资本主义，建立世界社会主义的奋斗做钢铁般的准备。列宁解释道，俄国革命之所以没有被帝国主义列强在1917-1920年之间产出，正是由于世界劳动阶级对其的同情。但是能够保全苏维埃共和国未来的唯一方式则是将革命扩散至西方资本主义各国。
在俄国共产党的第十一次党大会，也就是列宁最后一次参与的大会上，他重复强调着政府和党建立在落后环境和官僚体系上的危险。对于政府的方向，列宁警告道：
“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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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此时共产党员和工人们开始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而政府则逐渐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于“新路标”的观点，列宁说道：
“无可讳言，乌斯特里亚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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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将苏维埃工人们与前锋以及官僚和小资产阶级份子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侵略国家和被侵略国家之间的互动。历时已经重复的显示了武装军事胜利本身不能足够的保全一个国家之于另一国家的胜利。如果侵略者们的文化层次没有高于摆在他们手中的国家的话，后者则有能力将其文化加诸在其侵略者上。文化落后而势力弱小的苏维埃工人们被小业主们团团包围，压力自然强大。这个情况不只反映在政府内，也无可避免的反映在党内。而党最终成为了不同阶级利益冲突的暴风眼。
唯有在这些背景下我们才有办法了解列宁对抗官僚的立场，他对斯大林的态度，以及“被掩盖的书信”里的内容。这份文件表现了他严正地认为，在“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背景下，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在一封第十一次大会召开前寄出的一封信里，列宁以下列的一番话来解释了领导们之间的冲突和分裂：
“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只要这层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其威信即使不毁掉，也必定会削弱到不再起决定作用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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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他晚年期间不断地透过文章、演说、以及最重要的书信中表示了他与托洛茨基的团结。在我们提到的所有重要议题上，托洛茨基是他唯一委托在重要党机构会议中来捍卫他的观点的人。列宁在最后书信中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必须要假如这些背景的考量。毫无疑问的，所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的证据皆被掩盖多年。然而真相终究会重见天日，而列宁给托洛茨基的致信，收录于俄文版的列宁全集第54卷中，虽然如今仍不完整，但已经提供了列宁与托洛茨基联盟存在的铁证。
而这些书信早在1928年以“俄国的真正情势”一书的形式被托洛茨基出刊于西方各国。如今就连当下的苏维埃官僚也不敢出版他们手中的史料。为了压制国外共产党员的疑问，他们聘请了蒙迪·约翰斯通来斥责这些被“托派集团”出版的列宁书信。他们有聘请这种角色的必要，因为他们自己的威信已经迅速的在各地广大诚实共产党员们的眼中消逝。
托洛茨基同官僚体系的斗争
“1923年当他卧病在床且即将病危，并于1924年1月逝世时，党内领导包括托洛茨基在内讨论了官僚问题，并起草了一份后来于1923年12月5日一致通过的决议案，重点提及‘党内机构的官僚化以及党与群众分离的危险’，并要求发展党公开辩论和讨论的自由。”（《我思》，P. 22）
约翰斯通同志将这个问题介绍的有如党领导们一致对于官僚化问题采纳了列宁的立场，并模糊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加密涅夫集团（“三驾马车”）之间的不同。但是一个决议案并不代表着对官僚的抗争。斯大林当年也不断的谴责“官僚的邪恶”。赫鲁晓夫、柯西金以及其他人也为不少这样的决议案加持。然而，对于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决议案只是一个行动的向导。但是对于一名讥诮的官僚来说，没有比“一致的”、“反官僚”的宣言更能够误导大众的工具了。
蒙迪·约翰斯通对这份决议案的强调在后来发生的事件中更加的黯然失色。一份“一致的”、“反官僚”的决议案如何转变成警察恐怖、集中营、以及其他斯大林主义极权统治下的惨剧，约翰斯通完全没有解释。
在中央委员会上具主导优势的加密涅夫－季诺维耶夫－斯大林派系的行径，如果说是对列宁忠诚的表达方式的话，是相当怪异的。列宁的最后书信在不顾克鲁普斯卡娅的抗议下被掩盖。虽然列宁清楚的要求斯大林被解职，但并没有被执行。列宁对于党员结构应增加工人比率的建议，被阴险的操作为提供由斯大林政治机械纳入党内的大量政治程度落后份子，并由高官支配的正当性。
一系列针对托洛茨基的诽谤和伪造文书运动也同时展开。所有对于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克过去（已经被列宁在最后书信中排除）、“不断革命轮”、布列斯特、以及其他方面的扭曲也在此时开始萌芽，被统治派系一个个抽出并借以抹黑托洛茨基和将他驱逐出领导层面。当季诺维耶夫后来与斯大林决裂并加入了反对派一方时承认了所有“托洛茨基主义”的迷思是在这段时间被捏造出来的。
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和斯大林在这个阶段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正在下意识的助长着在苏维埃政府内部的官僚化过程。他们并没有领悟到他们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正将他们自己引导至什么样的方向。但是他们将“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分割的尝试，启动了所有的伪造历史和官僚骚扰的机械，印证了脱离十月革命理念和传统，迈向恐怖斯大林和布列兹涅夫威权统治的第一步。
当提及托洛茨基在《新路向》内对体制做出的批判，蒙迪·约翰斯通表示：
“虽然这派人（左翼反对派）主要是以负面的方式行事，但是其对于在斯大林控制的党机关日益增大的权利的攻击是正确的，尤其我们现在了解的种种严重滥权和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侵犯……《新路向》尤其包含了针对斯大林派手段鞭辟入里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我思》，P. 22）
读者们想必观察到了约翰斯通同志突如其来的“承认”。借着事后的智慧以及校长般的姿态，蒙迪·约翰斯通正经八百的给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官僚的分析打了个勾，但也由于“总体来说负面”的方式而扣分。在此同时，在模糊的“侵犯社会主义民主”公式背后，藏匿着对十月革命的三十年血腥反动：老一辈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歼灭、大批苏维埃公民的丧生、上亿个在劳改营里涂炭的生命、以及国外革命的破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并没有出现在约翰斯通“公平的”分析内。这些可能只配被归类为过去“尚待分析的错误”。翻遍布尔什维克历史档案的细枝末节，证明了自己是位勤奋研究家的蒙迪·约翰斯通，却礼貌的回绝了分析和解释斯大林主义在过去三、四十年血腥罪行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首先的是一种历史分析方式，并提供劳动阶级前锋必要的观点来达成夺取政权的目标。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会盲目的在历史过程前为“错误”和“意外”捶胸顿足，更不会为了“悲剧”而泣不成声。每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是在事发前分析和了解社会的主要趋势和过程。当然，如此的分析无法提供完整的蓝图，或精准的预测每一个细节。但这也是不必要的。认识到了整体的过程已经足够能让我们不被历史惊吓到。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主义发展之前就解释了这个过程是小资产阶级对抗十月革命的反动。如同列宁，他点出了党内腐化的极大威胁，亦即藉由十月革命而攀登高位而不想要让革命斗争的继续而动摇他们舒适地位的官员们，将会作为输送小资产阶级反动和绝望意识进入党内的输送带。
约翰斯通同志将《新路向》描述为一部蕴含对于官僚“鞭辟入里的马克思主义式批判”的著作。如果读者在此被他弄得一头雾水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知道美丽的蝴蝶是从丑陋的蛹羽化而出的，但是能够提供“鞭辟入里的马克思主义式批判”的托洛茨基是如何突然的从先天性极左，满嘴口号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也就是他在前21页中描述的那样，转变如此呢？请问约翰斯通同志：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是在列宁死后意外性的独自发展出对斯大林官僚的“鞭辟入里的马克思主义式批判”吗？当时哈利·波利（Harry Pollit）和拉贾尼·帕姆·杜特[17]（Rajani Palme Dutt）或赫鲁晓夫和柯西金对斯大林的批判又跑到哪去了？难道有明文规定马列主义只有在事后才能够产生“鞭辟入里的马克思主义式批判”吗？
就算在这里，蒙迪·约翰斯通仍然用一种对于斯大林官僚行为的批判的形容扭曲了托洛茨基的立场。这并不是托洛茨基的立场，而是斯大林、柯西金、布列兹涅夫和果兰（John Gollan）的“反官僚主义”。在“新路向”里，托洛茨基并不是针对个别行为，而是针对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分析。官僚的领导们一向都站在第一线痛骂“官僚行径”和“繁文缛节”。但是如此的处理方式和马克思主义相差甚远，诚如托洛茨基解释道：
“如果以为官僚主义只是办公处人员一切坏习惯的积聚，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官僚主义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它是管理人物的一种特定制度。它那深厚的根源在于社会的复杂性，在于人民中不同集团的日常的与基本的利益之间歧异。”
[18]
托洛茨基以在1914年前被视为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首要团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腐化为例。列宁和托洛茨基解释道，德国社民党的腐化并不是基于个别领导的过失或背叛（虽然这些因素确实也有致命性的影响），但是最重要的是德国党在一战前身处的客观环境；没有社会动荡和革命斗争的存在，以及死气沉沉的国会政治所产生的“一辈代的官僚、俗子与蠢汉，他们的政治面目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初几小时内就给完全暴露出来了。”[19]
内战后，新形成的苏维埃官员社会阶层，或来自沙皇旧制的官僚，或来自资产阶级专家，更有被卷入国家和当机械而与大众脱离的前工人或共产党员。斯大林在党内的派系正是从这个充斥着自满、观点狭隘的保守官僚之中汲取支持。这些人在1921年后声嘶力竭的驳斥“不断革命轮”和“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知悉了托洛茨基在1905年的著作或过去不起眼的论战，而是他们面对十月革命和内战后压力的反应。官僚们一心只想平静有序的管辖在他们“之下”的人。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所倡导的“蜗牛般速度的社会主义”和“一国社会主义”正是官僚们想听到的。
长年的革命和内战让社会大众疲惫不堪并部分的伤害了他们的士气。国际上一系列革命行动的失败让布尔什维克的理念失去了落后和小资产阶级社会阶层的支持。从一开始，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少数派就必须逆流而行。另一方面，新官僚们在每一次的挫折后越发的横行霸道，并将其加诸于俄国和国际革命上。依靠着最落后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以及富农，奈普曼（NEPman）以及小资本家们的支持，斯大林－布拉林集团攻击了十月革命的基础。除了助长了俄国境内资本主义的势力外，领导们的右翼政策导致了一系列在国际事务上的败退，累计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血腥失败。
在此的篇幅无法让我们从繁了解这段时间的国际情势。但是我们可以充分的评论在1925-1927年之间，斯大林－布哈林集团落实了将中国共产党融入了中国国民党。中国工人的刽子手蒋介石被誉为中国革命的伟大领导。中国国民党在只有受到托洛茨基反对票的情况下并被列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在这段期间，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对抗了斯大林主义者的各个灾难性的政策：要求落实工人民主、五年计划以及示范性的集体化；反对毫无原则的与如蒋介石的外国“民主派”交易；要求对世界各地革命的继续支持来确保苏维埃共和国的未来生存。对于这些，蒙迪·约翰斯通只字不提，只聊到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抹黑收到了工人们的“响应”，以及左翼反对派在“全国党内讨论后”以724，000对4，000票被否决。
约翰斯通同志提到的“全国党内讨论”是在开除反对派工人、斯大林主义者流氓擅自干扰会议、官方媒体发起的的猛烈谎言和抹黑、以及对托洛茨基亲友和支持者的迫害下组织起来的。这也导致了不少重要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丧生，如被黑函逼迫自杀的米哈伊尔·格拉兹曼（Mikhail Salomonovitch Glazman）（以及身为著名的苏维埃外交官，却在身负重病时被官僚阻止取得必要医药从而自杀的越飞（Adolph Joffe）。
在各地党会议时，反对派的发言者们一再的面对由斯大林主义官僚组织的似法西斯流氓团体的系统性恐吓。法国共产党党报《逆流而上》（Contre le Courant）在20年代报导了斯大林主义者们是如何组织“全国党内讨论”的：
“俄国党的官僚们在全国各地组织了一群口哨兵。每当轮到属于反对派的党工发言时，他们都会在会议厅各个角落部署拿着警哨的人们，当反对派发言者开始说话时他们就开始吹哨。这样的胡闹要等到反对派发言着离开讲台时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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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迪·约翰斯通以一介史学大师的姿态综观了左翼反对派的历史，并点缀了些许日期和“事实”。他神态自若的“提到了”下面的“小细节”：
“在他流亡中待过的各个地点——土耳其、挪威、法国和最后他被杀害的地方墨西哥——他撰写了众多书籍、小册子、和文章，并继续试图建立对抗斯大林的左翼反对派。”
但是等一下，约翰斯通校长，一个平静，友好的“全国党内讨论”怎么会演变成少数派领导的放逐和刺杀呢？托洛茨基和数以千计的俄国反对派成员的谋杀，对你来说看起来是你所描述的“理性”政辩论的产物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校长小心翼翼的在他“公平的”注记中表示：
“所有证据强烈支持这位名为麦卡德（Mercader，又名“Jacson”），又伪装成失意托派人士的刺客，事实上是奉斯大林和格别乌之命行事。在于墨西哥二十年服刑完毕后，他搭乘了一班捷克斯洛伐克的班机（！）离开了墨西哥，前往不明的终点（！） 。”（《我思》，P. 94）
我们又目睹了约翰斯通同志一次惊人的“承认”！斯大林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血腥记录是众所皆知的。每一位共产党员们都很清楚这些刺客们夺去了不仅托洛茨基，而是无数个俄国、西班牙、及世界各地革命家的性命。约翰斯通同志开诚布公的承认了他无法否认的事实：也就是他唯一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仅仅“承认”罪行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供解释。
蒙迪·约翰斯通尝试着将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不同描述为“政治性的”、“辩论”、“争吵”等。但是俄国官僚则偏爱以子弹、集中营，或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运用坦克、战机和火箭来作为他们的辩论工具。列宁以论点“歼灭”了他的对手们，而不是将他们冷血的杀害。托洛茨基的杀手则被一般捷克飞机送到“秘密的目的地”。看来就算在第二十次党大会后，官僚们仍然不会忘记他们的老朋友们。
[1]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3.htm
[2]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2卷，《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98.htm
[3]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19.htm
[4]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2卷，“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18.htm
[5]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52卷，“致亚·李·舍印曼”，PDF档案P314-315，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92.pdf
[6]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52卷，“致恩·奥辛斯基”，PDF档案P400-401，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92.pdf
[7]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19.htm
[8]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3卷，“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作者的重点，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8.htm
[9]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3.htm
[10]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2卷，https：//www.marxists.org /chinese/lenin-cworks/42/033.htm
[11]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0.htm
[12] 译者注：同上，对于“文化主义”一词，列宁中文版全集译者有下列注释：“文化主义是革命前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力图用单纯教育活动来代替为人民利益进行实际斗争的思潮。列宁在这里借用这个词以强调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本书译者同意如此的理解。
[13]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2卷，《政论家札记》，“不用比喻”，作者的重点，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133.htm
[14]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 /019.htm
[15] 同上
[16]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3卷，“关于接受新党员的条件”，“致莫洛托夫同志（3）”，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 cworks/43/002.htm
[17] 译者注：这两人曾为英国大不列颠共产党领袖，完全接受斯大林指示
[18] 托洛茨基，《新路向》，中文版，王凡西译，“官僚主义与革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book/trotsky-1923book06. htm
[19] 同上
[20] 收录于托洛茨基，《俄国内的真正局势（The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英文版，1928，第14页注记，本书译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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