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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cratism or Workers' Power

官僚主义还是工人政权

泰德·格兰特(Ted Grant)、罗杰·西尔弗曼(Roger Silverman)

1967年



介绍


  为了纪念俄国革命五十周年,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和罗杰·西尔弗曼(Roger Silverman)在1967年时写作了《官僚主义还是工人政权? 》这份文件。文中除了清楚描述斯大林官僚主义当时面对的严峻挑战,也在当时所有人,不论左派或右派,都还将斯大林主义下的俄罗斯视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庞然大物时,就充分地预言,它将在未来某个不可避免的情况时瓦解垮台。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为什么当时的经济成长率下滑时就是即将到来的危机征兆。当1989年东欧的斯大林主义垮台时,两年后,俄国也面临了一样的局面。然而不幸的是,这并不是在工人阶级掌权的政治性革命基础上实现的。当时并没有任何革命领袖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完成这项任务。因此现在我们就看到,旧的斯大林主义体系已经崩溃,一部分旧的官僚体系正试图将自己转变为资产阶级,即生产工具的直接所有者,而不是他们以前作为国家控制经济的“管理者”的角色,而这也因此而导致生产力灾难性的下降和群众生活条件的恶化。
  由于缺乏领导人物,俄罗斯的工人阶级现在被迫认知到,从过去经验来看,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还是让工人能自己在经济上掌权,也代表着列宁主义的复辟。
  因此我们发布这篇文章,就是要展示我们对俄罗斯事件的分析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们对旧政权将瓦解垮台的观点也已被历史证实。尽管政治革命还未能到来,这个任务仍然有待人们的努力。
  有关俄罗斯事件的更详细和最新分析,建议您阅读泰德·格兰特在1997年出版的关于俄罗斯的书籍《俄罗斯:从革命到反革命》。

从印度到美洲


  距今五十年前,世界才因为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单一事件而摇晃不已——在横跨地表六分之一版图、蛮横的专制暴政已经以屠杀和鞭笞统治了几个世纪的广阔帝国中,贫穷的农民和士兵们终于把古老的沙皇体制送进历史当中。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五次走上街头捍卫自己的权利,在推进历史的进程之中为被剥削的大众谋福利。他们赶跑了沙皇和地主、种族主义者和官僚、将军和刽子手,还有资本家和叛徒。他们组织了人类已知的最民主的制度,也就是由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从具有直接罢免权的每个劳动单位中选出的他们,重新将国家权力掌握回自己手中。他们认为生产应该是要有意识地计划,而不是只被个人的利益和盲目的市场给牵着走。 1917年10月的俄国革命正是这场戏的第一幕,受到工薪所奴隶的各地辛苦的工人们将从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而整个世界接续的历史动向也不断地受到这项事件的影响。
  对于世界各地的工人来说,1917年后的俄罗斯就是一个矛盾的悖论。它既是解放和团结的象征,却也同时血迹斑驳,充满着工人的压迫、奴隶、劳动,以及种种的官僚和阴谋。十月革命的理想被说成是伪造仿冒的社会主义,然而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在国营事业的幸存以及世界三分之一大的版图扩张,却正好提供了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这个时代下资本主义的衰退与无能。俄罗斯转型之大之快,就是其中最惊人的教训。
  比起所有纸上谈兵的论文,苏联这五十年来的计划经济,以其钢铁般的雄辩,更加证明了政府完全掌控生产的重要性。 1917年时,该国的产量还不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今天这个数字已经来到了20%。从1913年(俄国革命前经济的最高点)到1963年的五十年间,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一场反抗帝国主义干涉的革命战争、两次灾难性的饥荒和一场内战,甚至还加上了官僚主义的管理不当,整体的工业总产值仍然成长了52倍以上之多。美国相对应数字不到6倍,而英国则仅仅能够成长1倍的产值。如果我们暂且忽略大规模城市化的影响,将工业劳动人口从不到人口增长的十分之一扩大到一半,并在评估社会是否进步的关键指标时只考虑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我们发现,英国劳动的工业生产率成长了73%,美国成长了332%,苏联则是成长了惊人的1,310%!钢铁产量从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的430万吨已经增加到了今天的1亿吨——超过英国,法国,西德和意大利的总和,也只比美国少2000万吨。化学工业成长了200倍,造就如今苏联在各类的工程学上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半个世纪前还饱受文盲和疾病所苦的欧洲粮仓,如今已经能够发射出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和飞往月球的火箭。
  在增加不到15%的人口当中,技术人员的数量就成长了55倍;全日制的学生人数超过6倍;出版的书籍数量13倍;医院病床近10倍,托儿所的儿童受托数1,385倍。城市人口成长了4倍,从15%增至近60%。预期寿命增加了1倍以上,儿童死亡率下降了9倍。俄罗斯每年产生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数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而且受雇的人数是美国的两倍多。俄罗斯的人均教育支出是英国的4倍。
  这些罕见的成绩是历史上再无其二的。它们比看起来更令人吃惊,因为稳定的成长仅限于从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到1940年战争爆发,接着就是二战以降(从1950年开始)的重建时期,总共约三十年。尽管俄罗斯仍然被其不可避免的可怕障碍所牵制——落后、文盲、资本家的围堵以及扛在背上如同巨大寄生虫般的官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仍然得到了证明。资本家的政客们讨厌苏联,不是因为它的失败,而是因为它的成功。他们总在俄罗斯每一次犯错和失败时,欢欣鼓舞地摆出民主主义者(democrats)的姿态,并阐释说“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
  对于工人而言,很重要的是去了解惨痛代价的成因以及革命在历史上的收获成果。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尝试解释苏联政府矛盾的本质:计划经济的强大推力,以及因资本主义在西方苟延残喘而笼罩其之上的阴影——灾难性的极权主义。如果要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前进,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就必须掌握这一经验的重要教训。

所有权力归于苏维埃


  世界大战与陆续的革命在1914年起开始爆发,起因于在经历了相对和谐的数十年之后,第一批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s)误以为“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它自身的问题”,造就了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派因为忠于其“通往社会主义”的政策前景,而在导致1200万工人被屠杀的一次世界大战中,全部都转向支持各自的资本主义政府。战争结束后还延续了充满巨变的二十年——大规模失业、革命、内战和法西斯的野蛮行径——腐烂的社会秩序导致的阵阵刺痛,最终导致了另一场、甚至更血腥的世界大战。
  于是,就从那些体制最不健全的国家作为起点,工人阶级们开始在世界各地推翻资本主义。 1917年的俄罗斯还是一个半殖民地(semi-colony)国家,领土覆盖了全球的六分之一,只生产不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在每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0.4公里的铁轨,制造业也高度集中在广袤农村沙漠中的少数绿洲城市里;80%的人口,近2400万个小农户,使用最原始的工具和方法,勉为其难地在他们畸零的一小片土地上勉强生存下来。超过70%的俄罗斯人完全是文盲,教会推行的保守教育也只打算培养上流阶级中的下一代官僚份子。重工业全依赖外国资金;法国、英国、比利时和其他西方投资客甚至拥有俄罗斯矿业股份的90%,化学工业的50%,制造业的40%以上以及俄罗斯银行储备的42%。
  不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俄罗斯没有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也还没有打破过传统的封建统治。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由于其人口稀少的广阔领土上大多是游牧民族,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非常地缓慢而萧条;资本主义太弱了,以至于无法通过18世纪的农民起义或法国1825年失败的政变革命上台。它来得太晚了,无法发挥独立的历史性作用。由于国内的沙皇专制和国外的大金融家绑手绑脚,它的资源太有限,以至于无法与全球市场上垄断的西方现代企业竞争。农奴制于1861年解放后,其戛然而至的发展突飞猛进;君主专制开始在自由派土地所有者,新生资本家和外国银行家之间取得更大的平衡,从而释放了工业的人力储备。因此,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没有以稳固地依靠中小企业、稳定的资产阶级农民等广泛阶层的方式发展。而是在神圣沙皇的帝国主义统治下悬在空中,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它迟来的成长为工人意识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剧烈动荡做了预备。当工业在有了大量外国投资的支持下开始蓬勃发展时,最先进的现成机台也随之进口入国内。 1914年时,美国超过千人的工厂只有17.8%,但俄罗斯的相应数字则高达41.4%;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数字更是高得多。这些从农村流出的青年农民工突然涌入了剥削的大型血汗工厂中,他们因而比起当今随着手工艺与制造业传统逐渐演化而来的新兴英国工人运动,更加迅速深刻地了解到工业阶级组织及斗争及的重要性。
  早期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是“民粹主义者”(Populists),他们以为俄国农民可以直接跳到一种特殊的“俄罗斯农村形式的共产主义”。群众的驽钝使他们困惑气馁,因而试图通过福音传播和恐怖主义两者交替地找到通往乌托邦的捷径。他们在乡村宣扬革命,反而被群众愤愤不平地扭送给警察。他们经过十二年的努力终于暗杀沙皇,才发现剧烈的复古倒退是唯一的后果。真正在俄罗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而是1890年代罢工的彼得格勒(Petrograd)工人。这场革命对工人运动的教导比巴黎公社以来的任何事件都要多。独立于任何理论家或煽动者之外的工人阶级在1905年创造了苏联,为全世界工人树立了榜样——面对工人阶级的敌意和团结,资本家政客们只得匆忙放弃了自由主义方式的施政;这个蹒跚的政权只能由工人来改革。
  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维克派(Menshevik)全无远见,只会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政府的替代品,然后机械式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在彻底实践资本主义并且达到西方水准的经济之前,代表工人的政党将只能永远作为在野的反对派。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s)用国际主义的视野回答了这一狭隘而学术的理论。由工人和农民领导的俄国土地革命的胜利,将促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托洛茨基(Trotsky)预测,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世界工人走向未来的第一个突破。有了贫穷农民的支持及大都市国家的工人结盟下,俄国工人将是第一个推翻资本主义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下的俄罗斯将永远只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而社会主义则能与先进国家的工人齐头并进。托洛茨基的预言之后也证明是正确的。
  1917年的重大事件使两位杰出的革命家列宁和托洛茨基走到了一起。列宁于四月返回俄罗斯,发现布尔什维克党由于沙皇制度的意料垮台和自由主义派政客的夺权而陷入混乱;所谓的“临时政府”在推翻旧政权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中都没有拥护者,而逐渐陷入真空之中。当列宁回国,接受孟什维克领导人的花束和盛大的致词问候后,他转向群众说话,向“世界无产阶级团体的先行者”致敬并谴责资本主义的政府,表示革命必须通过苏维埃政权的全面性胜利来完成。
  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示威游行在四月时迫使资本派代表从临时政府中离开,而简单的口号“面包,和平,土地”和出色的宣传则使布尔什维克彻底揭露那些在工人运动中的妥协者连最基本的问题也无法解决的无能。当彼得格勒在八月受到反革命军科尔尼洛夫(Kornilov)的威胁时,克伦斯基(Kerensky)政府完全无法组织任何抵抗。这些都看在眼里的资本家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比对旧沙皇的复辟势力的恐惧还要大一千倍。组织了群众的布尔什维克与克伦斯基政府组成统一战线,击退了科尔尼洛夫。随后在为期数个月的耐心经营下,布尔什维克主义终于赢得了压倒多数,并在1917年10月革命的高潮中,伴随着极少数的反对派声音,他们大喊喊着“所有权力归于苏维埃! ”——权力终于掌握在人民的手中。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已经认识到“国家”本身就是过去野蛮时代的产物,一种阶级压迫的手段,应该从工人专政的一开始就消失。 “政府治人”应该由单纯“事物的管理”所取代。列宁认为,在尚未达成那些西方已实现的目标(工业化,教育等)之前,落后的俄罗斯不可能顺利过渡到无阶级和无国籍的社会。资本主义已经不可能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体系了,布尔什维克将满怀信心地,向西方主要的国家寻求世界革命的进一步推进。
  在此同时,列宁列举了一些措施用来应对官僚主义的危险,包括:
  a)没有常备的军队,只有拥有武装力量的人民;
  b)所有的官员,管理阶层等均由工人组织直接的选出并且有权利罢免;
  c)所有官员都与资深的工人领取同等的工资(鉴于技术人员的短缺,布尔什维克只好明确规定允许最大差额为四比一。列宁坦率地称其为“资本主义的差别待遇”( a capitalist differential));
  d)全民都能参与各种行政职务;由苏联人直接管理和控制。 (“当每个人都是“官僚”的一份子时,就没有人是官僚。”(When everybody is a bureaucrat, nobody is a bureaucrat.))
  当时的革命政府是由布尔什维克和代表贫穷农民的左派革命家所组成的。起初,资本主义政党(保皇的法西斯派“黑色百人团”除外)也可以自由成立组织。只是随着后续因应内战以及反革命份子的危害才迫使布尔什维克禁止其他政党,作为这是一种临时的紧急应变措施。
  于是,这个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历史上最民主的制度,成为了照耀着全世界工人们的灯塔,来自东西方各国被剥削和压迫的群众也为他们在俄罗斯的同志们的胜利欢呼。在超过二十一个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残酷干预之下,他们的支持是挽救革命免于失败的重要因素。

团结所有国家的工人们


  推翻资本主义政府的行动虽然曾经受到部分群众不满的宣泄,然而只维持了短短几个小时,首都圣彼得堡几乎没有流血,而在莫斯科也只有短暂零星的斗殴。俄罗斯统治阶级失去了所有权力, 4月以来躲藏在“临时政府”的招牌之下,自以为是“社会主义者”的魁儡们,也显露出他们对于工人支持者们真正的偏见。人民希望能有和平,面包和土地。克伦斯基却让一百多万以上的人们迎来屠杀,将面包配给量减半,并把枪口转向那些自发地接管土地的农民们。十月革命正是藉由农民和工人的经验所获得的社会主义意识的最高体现。列宁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就曾说:“群众在社会革命里的一天比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学到更多[…]一盎司的经验更胜于一吨的理论。”最终,苏维埃作为工人掌权的人民团体,掌握了完全而不可分割的权力。
  于是,世界各国的资本家就如惊弓之鸟一样,不敢相信布尔什维克竟然可以执政超过一个礼拜。当他们终于决定接受现实时,他们才终于意识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将对他们的生存形成迫切的威胁。革命人士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其他地方开始揭竿起义;在英国,最直接的影响就包括克莱德(Clyde)地区的大罢工(三国同盟期间在法英军的叛乱事件)、刚成立不久的英国工党通过的工党社会主义纲领(第四条),以及在干预期间成立,列宁形容为“虽然没有冠上名号,但本质上就是名副其实的苏维埃”的人民行动委员会(the mass Councils of Action)。
  突然之间,在过去四年的争权夺利中屠杀了数百万人而互相敌对的强盗团伙决定联合起来,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革命。 1918年初,英国海军登陆摩尔曼斯克(Murmansk),借口要协助抵抗德国入侵,实际上不到几天之内,他们就已经南向往彼得格勒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并射杀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日本人则在4月时登陆在海参威,并在前沙皇军官的支持下成立了临时全俄罗斯政府(Omsk All Russian Government)作为军人、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的同盟,仅管两个月后就遭到海军上将科尔恰克(Kolchak)政变而改行独裁政治;于此同时,德国与白军将领克拉斯诺夫(Krasnov)和弗兰格尔(Wrangel)则勾结占领了乌克兰。当协约国宣称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德国的间谍”时,德国则主张在布尔什维克运动中看到了英国介入的手,从中获取了极大的利益,藉由提供布尔什维克援助进而在同盟国间引发罢工行动。而正是这种警察一般的思维使得各国在种种的社会冲突中只看得见恶意的阴谋,进而使得各地不分大小的资本主义强权,就此争先恐后加入粉碎革命力量的阵线。
  于是,“协助反对布尔什维克暴政而斗争的广大人民”成为了他们新的出兵借口。深知前线情况的英国外交官和军官们仍在汇报情况揭示了真实的情况。 1918年3月,致电回家的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罗宾斯(Robins)上校才说:“目前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对抗苏维埃政府。”克伦斯基的叛乱不到几个小时就被被镇压;4月时又有顿河的哥萨克人(Don Cossacks)叛变,杀害了恶名昭彰的科尔尼洛夫,并驱使他们的哥萨克的赫特曼(酋长)加里丁(Kaledin)自杀。罗宾斯上校写道:“科尔尼洛夫的死亡也代表,这项原本打算由内而外崩解苏维埃政府的计划失败了。”然而,从外部打击苏维埃的力量也几乎从未能成形。英国的特务洛克哈特(Lockhart)就承认:“我对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没什么信任……每一个资产阶级的俄国人的目的(而所谓的“忠诚爱国”的俄国人中有99%是资产阶级)就是为了巩固英军干预的成果(并借助德军的力量使英军失败)进而在俄国建立秩序,镇压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将资产归还给资产阶级。”
  西伯利亚军队的谢伍德·凯利(Sherwood-Kelly)上校则说:“我认为,我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成立的傀儡政府并没有得到任何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当英国撤回军事保护后就会垮台。”甚至官方都有记载到,白军的“西北区政府”(the North Western (Baltic) Government)是马什(Marsh)将军临时在45分钟内创建的。高夫(Gough)将军也体认到:“俄罗斯人已经下定决心不让旧的官僚阶级重新掌权;如果他们被迫得要做出一个选择,就像当前这样的局面时,他们将会选择布尔什维克政府。”库库采夫(Kokutsev)将军则针对白军的情况说得更加委婉:“若没有西方势力的干预,我们根本撑不下去,因为即使政府当中还存有少数的稳健派,他们也并没有全力以赴地求胜。”德尼金(Denikin)、科尔恰克(Kolchak)、尤登尼希(Yudenich)及弗兰格尔(Wrangel)等等白军将领所犯下的暴行,也反应了这群菁英份子面对必然的失败时的恐慌。弗兰格尔曾在枪杀一个红军战犯后夸耀地说,他将给剩下的红军囚犯们一个在战争中证明自己的“爱国心”和“忏悔赎罪”的机会;因此,大多数白军士兵其实都是红军的囚犯。真正压垮白军的不是敌方更强大的武力投入,反而是在已占领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乌克兰、库班等地)出现的大规模逃兵、叛变和农民起义。尽管战争带来了许多艰辛及磨难,广大的农民及工人仍然团结地为了红军而集结成队,为红军增添了500万的民兵兵员数。基多夫斯捷夫(Kidovstev)将军更是几乎没能带给群众什么好处;他说道:“很明显地,首先你必须先拥有军事独裁统治,然后再将其与商业要素结合起来”。布尔什维克党人很清楚,他们的最终优势还是在于各地工人阶级的支持。因此,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在1919年时建立了共产国际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政党,并给予隶属于前俄罗斯帝国的所有国家自治权和分离权。为了维护人民对于共产制度的信任而不至于让他们陷入白军的恐怖统治之中,即使得要割让了大片领土并掀起党内一阵波澜,他们宁愿忍受与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平条约》(Brest-Litovsk peace treaty),并且就此与他们左派的社会革命党盟友分道扬镳。甚至,他们公开地呼吁和平、放弃所有关于战后分赃和吞并的权力,并进一步地公开了秘密条约,就是要向工人揭露了资本主义政府的真正面目。
  当干预战事开打后,他们就向敌军士兵派发以各种语言印制的传单;传单上面除了告诉这些也是工人的敌军士兵,他们其实是被上面派来摧毁这个属于工人的共和国,还写有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的新闻,借此呼吁他们伸出援手。这样的措施的确对穿着制服参战的外国工人士兵产生了直接影响。正是这股工人国际主义不屈不饶的力量挽救了俄国革命。曾经,红军手上仅剩一小片围绕莫斯科的区域,又几乎没有延伸到首都彼得格勒,而面对二十一组士气高昂而装备精良的军队,弹尽援绝的俄罗斯几乎不可能撑得下去。然而这时,驻扎在奥德萨( Odessa)附近的法国舰队以及来自英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地的军队陆续叛变,为红军带来了突围的可能。例如英国作为主要的干预国,就因为其工会联盟(Trades Union Congress)针对1919年9月占领西伯利亚的行动进行了谴责,于是英国就在几天之内撤离了在西伯利亚的驻军!戈洛文(Golovin)将军在1919年5月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协商中也报告说:“因为英国工人阶级对我们的武装干预提出反对,要能对俄罗斯白军提供武装支持将是极为困难的。”1920年5月伦敦东印度码头的士兵也拒绝装填即将送向波兰、充满军火的武器的乔利乔治号(Jolly George)船舰。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英国各地出现;包含工会联盟,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和工党议员的联席会议中,他们则威胁若不停止干预行动,将号召工人们进行大罢工。于是干预行动就此突然中断,红军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就毫不费力地把沙皇势力的遗物扫进了历史的尘堆中。革命成功地幸存了下来,全球的资本主义的防线也被攻破——世界性的革命终于要开始了。

撤退与复辟


  就像列宁所阐释的一般,帝国主义的枷锁就在它最薄弱之处(俄罗斯)首先断开。和农民站在一起的这群最先进的工人,阶级逐渐登上了权力的舞台。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工业,除了生产力低、工作时间长外,还有大量的文盲以及相比美国十分之一的人均收入;只有不到10%的人口是受薪阶级,而重工业工人的比例就更小得多。
  三年来野蛮的内战更使得问题进一步恶化。 1921年,工业生产下降到1913年数字的九分之一,而农产品更是跌至1900年前的水平以下。全国有700万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四处游荡,人民正在挨饿,农民发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降低后就开始虎视眈眈等着土地私有化和更好的卖价。正如托洛茨基所形容的,像是在“被围困的堡垒中实行共产主义”一般,俄罗斯被迫紧急开始施行更严格的战时共产主义。粮食的强制征收、各地的饥荒甚至自相残杀、疟疾、操之过急的企业国有化、以货代金的实物支付,劳动力军事化以及资金、技术专长和原物料短缺-这些都是为了拯救苏联而付出的代价。就因为上述的情形,当战争的紧急状态结束后,农民们马上就起义了。除了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出现水兵们的叛变外,其他地方也爆发了骚乱。形势如此危急,不但是前所未见,甚至比起十月革命本身的那一刻还要危急。以至于1921年3月时,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不得不采取紧急权宜之计,暂时禁止党内各派系,以杜绝工人反对党等反对派可能造成整个党倾覆瓦解的危机。
  俄罗斯革命造就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一群经过多年精实教育的塑造与充分经验的锻造而成的干部们。不像在其他国家里,工人革命的辛劳常常是败在尔虞我诈又不可靠的领袖上,因而使得国际间工人运动的胜利被推迟了整个时期。若不是因为上述原因,西方工业化的工人国家本来可以帮助俄罗斯实现互相的互利共荣,而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也能够得到缓解。为了保存十月革命的成果,以为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复苏做准备,苏维埃政府必须作出让步,以保留群众的支持。因此列宁推行了《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简称NEP)作为是“暂时的退让”,对农民,小型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做出了让步,以期能鼓励投资并促使经济再次振兴。
  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傲慢和官僚行为)标志着俄国工人士气的决定性转折点。当时的俄国工人阶级以一种疲惫软弱而松散的方式进行统治。加上俄国人口原本就不多,又因为一次大战的缘故,使得最英勇牺牲的战士们在战争和饥荒中逝去。为了重建经济,俄国人民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劳动;因为通过苏维埃的民主统治需要超人的牺牲(列宁向战胜的巴伐利亚共产党人提出的第一条建议是,使他们有七个小时的工作日,让每个工人都有机会参与行政事务,以检讨避免官僚主义的滥觞)。俄国工人在其他西方各国的革命失败后遭受了士气低落的痛苦,又加上战时共产主义结束后,看到耐普曼们(Nepmen,指投机者,富农,野心家,奸商,黑市和官僚们)悄悄溜走,因而更让他们感到厌恶。因为大规模仍不识字的群众迫使社会仍然得要依赖于旧的行政管理人员和专家,加上其中许多人之前还是反革命份子,这就是为什么列宁会说:“我们今天拥有的,仍然只是同样的旧沙皇国家机器,不过是上面有着一层浅薄的社会主义”。
  1924年,在被官方称为“列宁征募”(Lenin Levy)行动的影响下,十月革命的政党逐渐被一大群的投机份子所充满。在斯大林(Josef Stalin)的领导下成立的、用来拔除官僚主义的工农检察院(Rabkrin),反而成了一种工具,用于将服膺于斯大林的手下及傀儡们安插到重要的位子上。列宁发起的第一次党的清洗是为了使该党能摆脱非无产阶级份子的影响;而为了能在激烈的争论中让党再次团结起来,原本无足轻重也没有担任重要职位的斯大林,也被临时选任为总书记。
  斯大林一直以来都因为他长久以来在党内的阴谋诡计,加上在列宁返国前的1917年担任真理报编辑时投机主义的立场(例如提倡与孟什维克党合并以及一战期间在德国出现“基尔叛变”前持续参战等等社会沙文主义的理由)而为人所诟病。但是在这次清党和衰败之际,许多人也因而对他组织及军事调动的天赋表示赞赏。哑口无言的列宁,则在一次失败的暗杀行动和随后的几次中风之后,开始与斯大林和他所代表的胆大的官僚作最后的苦战。
  当列宁越发意识到斯大林正在建构的强大体系,包含台面上明目张胆地涌入的野心家和官僚份子、藉由“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实行的迫害,再加上斯大林本人对他欺骗和阴谋,他断绝了与斯大林的所有关系,决定与托洛茨基一起建立一个反官僚的联盟,并向党代表大会递出了一封强烈的声明要求将斯大林去职。这封信件一直都被怀疑是伪造成托洛茨基手笔的赝品,直到赫鲁晓夫在1956年演讲时提到去斯大林化之后才在莫斯科公开发表。仅管列宁似乎在坚忍卓绝的毅力下慢慢地康复,他仍然在1924年1月突然神秘的逝世。毫无疑问地,斯大林至少需对这场悲剧负有部分责任。毕竟这个平步青云、雄心勃勃却平庸的凡人,要是遇上了强大的列宁康复的话,他的职业生涯必将结束。
  斯大林并不是反动力量的创造者,反而是一种延长反动力量的最致命的显现。在革命仍然处于孤立的情况下,国家发生官僚堕落和被某个独裁者控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斯大林急于自己扮演领导角色。如果他知道他将导致所有老同志死于非命并背叛世界革命,他必定不会选择开始这条道路。但是这个精明而务实的乔治亚人却总是选择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于是这使他成为整个苏联官僚机构的理想共主,就像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般地被视为是革命工人阶级的杰出领导人。

一国社会主义


  斯大林一方面把列宁奉为圣人,将彼得格勒更名为“列宁格勒”、把列宁的遗体安放在巨大的陵寝中作为农民崇拜的对象,同时又诉诸列宁之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种种的颠倒滥用;突然之间,宣布建设“一国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a single country)的斯大林就这样破坏了列宁的全部遗产。在劳工运动中数十年来的自由辩论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团体提出过只在俄罗斯境内实践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单凭群众个人的意愿来创造,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站在反对这些乌托邦主义者的对立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教训,就是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也就是一个富裕过剩的经济所需的技术基础、以及孜孜矻矻而勤奋的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将世界统合为一个具有国际分工的单一经济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写道:“现代工业已经建立了世界市场……取代了过去地理和政治的隔绝和自给自足。国与国之间现在有了多方面的来往和广泛的相互依存。”恩格斯后来更告诫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拉法格(Lafargue):“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性的解放。若想使其成为纯粹在法国内的解放,就不可能实现。”那么只想让单单俄罗斯的无产阶级解放就更是不可能的了!
  列宁曾经强调:“没有国际世界革命的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就不可能胜利……我们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护苏维埃体系,就是因为知道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努力,同时也是为了国际的革命。”为了纠正国际共产主义其他派系的错误,他在1920年俄罗斯内战的关键时刻撰写了《左翼共产主义》;甚至做好准备,在必要时放弃当时较为落后的俄罗斯的政权,以换取能顺利在工业化的德国取得政权。
  斯大林本人直到1924年还重复列宁所说的话,他说:“为了社会主义最终的胜利,为了串连起社会主义的组织,单单只有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俄罗斯这样以农为主的国家的成果是不够的。因此取得一些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胜利是必要的。”但他却抛弃了国际主义,以安抚那些在官僚中有利可图的耐普曼和寻求支持的外国资本主意政府们。斯大林很明显地放弃了对世界革命的所有心思。
  社会要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它就必须拥有高度发达的技术资源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世界层级的资本主义就创造了这样的资源。世界经济中的任何一环都无法擅自退出。在像俄罗斯这样落后的国家,衣食和住房都短缺;而有短缺的地方,就存在不平等。马克思说过:“生产力的发展是实践(社会主义)绝对必要的前提,因为如果少了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就无法被满足,有了未满足的需求,为了生存所需的斗争就又重新开始了,代表所有的狗屁倒灶都将重演。”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要控制排队领取食物的队伍就需要管理人,而他又将确保自己总是最先又是吃得最好的。当落后的俄国中上演了孤立革命的特殊情况下,这个国家不但没有逐渐凋萎,反而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对于工人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支持世界革命。但对于那些因为涉及自身利益的官僚来说,“一国社会主义”才是他们的解答:他们的地位如常照旧,特权和势力也稳固牢靠。
  这条新的路线伴随着斯大林(由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加米涅夫(Kamenev)开始鼓吹的)攻击托派的恶劣行动,用上了他随后恶名昭彰的种种手段:窜改历史、秘密警察、诽谤中伤、大规模的强迫人口迁移、黑函勒索、暗杀和非自愿自杀。这个伪善地装作继承列宁衣钵的庸才并非打算成为一个革命导师,而是打算当一个东方专制者(Oriental despot)。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ya)早在1927年就评论说:“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今天还活着,他肯定会被关进斯大林的监狱里。”没有一个革命者能够抗衡这股洪水泛滥般的反动浪潮。
  从1923年起,左翼反对派(Left Opposition)就开始为工人的民主和国际主义而努力,不是因为妄想轻易取得成功,而是因为他们一再重申布尔什维克主义纲领的决心而努力生存,以便在全球的浪潮反转时,作为重整旗鼓的集结点,让社会主义能够大步向前迈进。
  自由主义派的历史学家们急切地说“所有革命都伴随着另一波复古的反动。”于是他们幸灾乐祸地表示,革命后什么都没有改变,那何必要革命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历史并非是圆圈般地恶性循环,而是螺旋式一样地成长”,某些历史上的胜利会在反动的爪牙中幸存。在革命中,人们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以改变其在社会中的境况。在不断的过程中,他们都将持续向光谱的左侧移动试图冲破过去的困境,直到他们在前进的路途上遇到了在客观现实上阻碍他们的障碍。在早期的革命中,未来似乎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而这也将不断为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物质前提的基础),极端的左翼百姓的力量总是渐趋消散。在左翼百姓普遍的溃散下,最终就出现了军事的独裁,依靠资本家而非民意的基础统治于社会之上。
  在俄国,当群众的革命意识到达最高点时,他们的心愿又再一次被粉碎,就像在所有先进国家中无数次革命失败的先例一样。俄罗斯的落后体质,使它注定兀自矗立在资本主义环绕的世界之中,又因为先天上的不足而无法平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于是俄罗斯就迎来马克思称为波拿巴主义的军阀统治:一方面向着耐普曼和世界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则向俄罗斯的工农阶级靠拢。但是与此同时,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发展社会的所有可能性,因此私有财产制在俄罗斯的恢复就没有接着发生。尽管这个警察国家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上,在它之中仍然体现了革命主要的成果——生产工具的国有化,尽管这是保证特权持续存在的根源。官僚寄生于计划经济之中,为了保持它的地位而拒绝给予工人们民主的掌控权;尽管从而严重地限制了计划经济潜在的可能性,但它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坚持生产国有制。于是,世界迎来了斯大林主义,无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proletarian Bonapartism)。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于1925年在明显反对马克思和列宁的所有教义的“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上与斯大林决裂。总是选择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的斯大林联合起主张对私有企业更多让步的右派(布哈林(Bukharin),李可夫(Rykov)和托姆斯基(Tomsky)),“牛步的社会主义” (Socialism at a snail's pace)就这样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座右铭。斯大林承诺给予“四十年的土地私有权”,而布哈林对富农只说了简短唐突的一句“发财吧!”由于新政权靠着耐普曼打击作为官僚绊脚石的工人,工业渐趋萧条。尽管1929年的生活水准比起1913年已经高出25%,但直到1928年生产力才真正回到1913年的水准。列宁以“社会主义等于电气化加上苏维埃政权”(socialism equals electrification plus soviet power)的口号来宣传工业化的需要,而斯大林却是对聂伯河水力发电厂计划嗤之以鼻,这就像“不给农夫牛反而给他留声机”(giving a muzhik a gramophone instead of a cow)一样。苏维埃的管理遭到废除,官僚压低工人们的工资以打击工人士气,借此在工厂中稳固势力。工人原先能够聘用和解雇他们的管理经理的权利也遭到反转,民主集中制反而被官僚专制所取代。
  除了在1927年时,斯大林才谨慎地向工人做出让步,以便在镇压反对派时安抚他们;每天的工时因此缩短成七个小时,并且工资一分不减——仅管这笔收入很快就会在五年计划期间被一扫而空。只要是被怀疑支持反对派的工人就会被列入黑名单;当1927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胆敢出现拥护反对派的示威游行时,更有多达一百万人失去工作。借此方法,斯大林把所有顽强的反对派份子通通从党内逐出,其中就包括了列宁从1917年的二月革命后的老战友——托洛茨基——也遭到逮捕流放。
  在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的背景下,曾经没没无闻的斯大林逐渐走进权力的中心。正是1926年英国大罢工的失败和1927年中国工人革命的失败加深了工人阶级士气的低落,才让斯大林得以拔除了左翼反对派最后的权利。斯大林明目张胆地在中国推行孟什维克和机会主义政策,更命令中国共产党做出协助蒋介石资本主义的政党的违心之举。成千上万的工人在随之而来的屠杀中丧生。对于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来说,这样的惨剧终于能在群众面前能够揭发斯大林的真面目,并证明反对派的计划是正确的,然而托洛茨基认为,尽管对于某些个别的共产党员可能是如此,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革命就是失败了,不论背后的原因为何。于是他们的士气更加地低落,而带来的反动力量也因此更是大大增强。后续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中反革命势力陆续取得的胜利也更进一步地强化了俄罗斯斯大林主义官僚的专横。

计划与清洗


  听从了布哈林的建议,富农们开始积极的积累财富,以至于很快地他们就造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他们囤积各种物资:谷物,黄金甚至是军火。在维护国有经济的同时,官僚必须一方面谨防资本主义的袭击,又绝不能忍受任何人觊觎其所享有的特权。于是斯大林在惊慌失措之下,一夜之间转向了“农业完全集体化”的冒险主义政策。列宁和托洛茨基曾极力主张应该在有了工业和拖拉机的基础上再逐渐建立自愿性的示范集体农场,斯大林却光有已经使用了千年之久的原始木犁,就转而动员工人和军人以刺刀尖强迫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农民们只能因此赶紧屠杀牲畜和焚烧庄稼。由于这种疯狂的极左政策,1000万人死于接踵而来的饥荒。与此同时,工业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蹒跚而行,而这远比几个月前斯大林所嘲笑的计划还要更加难以实现。这个冒险主义者“五年计划在四年内达成!”(Fulfil the plan in four years)的口号因此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浩劫。
  经济仍然太过落后了,无法让官僚们过上奢侈的生活。 4:1的最高工资差直到1931年才正式废除,到当年都还有将军因为有自己私人的擦鞋匠而被军事法庭起诉。太过贪婪的官僚必须被剔除,需要一场煽动性的“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以促使他们赶紧采取行动发展经济。于是在急剧的“左转”中,斯大林的长期盟友、擅于理论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遭到开除并很快被捕。许多原先支持左翼反对派的人由于官僚间权力的重新平衡而一时之间摸不清方向。这种新的变化反映在共产国际粗糙的“第三时期”中,该时期通过宣布(用斯大林自成一格的措辞方式)“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但不对立还其实是孪生兄弟”( Social Democracy and Fascism are not antipodes but twins.)来分裂工人阶级。列宁主义被比作是“社会法西斯主义”(Social Fascism)一般的怪诞嘲笑,工人运动也在面对这样激烈的反动下遭到削弱。正是因为这项蛮横的政策被强加给共产国际的所有政党,才使得德国工人严重地分裂,以至于希特勒能够不费力气就夺取政权,尽管15年后,经过努力仍有300万的工人拿起了武器为推翻资本主义作出了英勇的贡献。随着斯大林带领革命工人沿路瞎子摸象般地前进,一下是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一下是极左主义,接着很快又说要进行劳资间的阶级合作,至此反动的走势变得越来越快。
  资本主义世界彼时还在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而瘫痪当中,苏联经济却在此刻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正是计划生产最好的证明。然而与此同时苏联内部的矛盾也开始加剧,提升公务员薪水和津贴路线变得明确,严格管控最高工资差的想法被斥为是“推崇小资产阶级平等主义的愚昧推崇”(fetish of petty bourgeois egalitarians )。
  俄国革命的孤立以及接踵而来俄国工人的耗弱正是官僚主义崛起唯一的客观基础。 1923年德国大革命和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以及1933年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都源于斯大林官僚主义的中间路线和严重的政治失误加总之后的结果,也都加剧了斯大林主义的堕落。
  当官僚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因对西方势力战败所产生的债款,并建立了共产国际后,它就被直接用来避免革命的产生,以浇熄任何可能终结极权统治的俄国工人如革命火种般的热血。于是“一国社会主义”最关键的反动本质就浮上了台面: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就是从世界革命的先锋变成了苏联的禁卫军。工人需要的是打破边界的限制以推动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的联盟,但占领了工厂的西班牙革命工人却被斯大林所迫,将权力移交给了看似开明的资本主义阶级,而实际上却又被移交给了佛朗哥。表面上共产国际继承了十月革命的威信,但实际上,所谓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却正是葬送十月革命的掘墓者所施加的把戏。犬儒主义的背叛和面对革命的恐惧从此就成了共产国际政策上的基调。 1943年,斯大林才终于解散共产国际,以对他帝国主义盟友表现出示好的姿态。
  当西班牙工人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取得政权时,不断壮大的苏维埃工人阶级也逐渐开始再次感受到世界革命的气息,并抵制官僚主义的侵略。这就是为什么恐怖被用来巩固这个极权的国家,因此在十月革命到今日之间牵引了一条鲜血染红的河流。 1934年基洛夫(Kirov)被暗杀后,一系列严酷的审判和“认罪”就此登场,整个世代的老布尔什维克被尽数清除(斯大林自己女儿最近承认了这些罪行),列宁曾警告过的旧沙皇时代的国家机器也通过消灭革命者和歪曲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整个遗产来宣称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拉狄克(Radek)、拉科夫斯基(Rakovsky)和其他一些老革命家被迫“认罪”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者的一份子;控诉他们的“原告”维辛斯基(Vyshinsky)是孟什维克当中的一位老律师,曾与反革命的白军合作。在1917年10月的党中央委员会中,只有两个幸存下来:作为外交官的柯伦泰(Kollontai)和斯大林。在所有早期入党的党员之中,只剩下斯大林亲手挑选的门徒和打手留存下来——莫洛托夫(Molotovs)、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麦可扬(Mikoyan)和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于是这个党就从革命工人的先锋转变成为了官僚机构的工具。在1939年至1952年之间,没有一个党代表会召开过——而任何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最高单位,即使是在内战期间,都会召开会议以制定共同的政策。
  每一起谋杀案都得用十起更多的谋杀来掩盖;连秘密警察的刽子手亚果达(Yagoda)和叶若夫(Yezhov)都在自己溅洒出的鲜血中淹没。对于每一个经济困境,如果没有工人民主的控制,它们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当这样的局面出现时,就必须找到代罪的羔羊。每天都有另一批官员称自己是拿了钱的反革命份子。布尔什维克工人和那些顺手牵羊的官僚们一样在血泊中丧生。像高尔基这样受人热爱的作家,又和十月革命的联系如此紧密,却神秘地就此消失了。自革命以来,文学(尤其是戏剧,在大众普遍不识字的情况下)就在大众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反对以专制规定的统治,因此文学遭到残酷地压制,一个世代的英才也被消灭。和十月革命几乎扯不上关系的的任何人都能遭到“清算”,甚至也包括斯大林的一些助手和歪曲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遗产的同谋也在其中。告发和举报都受到鼓励,任何疑似心怀不满的亲朋好友都可能被监禁。在这场大规模的偏执之中,每一个积极的警察都尽可能制造更多的受害者,以免有天轮到自己成为被举报者。
  就在德国入侵前,整个总参谋部都遭到逮捕;为了避免政变的发生,像图哈切夫斯基(Tukachevsky)、亚基尔(Yakir)以及加马尔尼克(Gamarnik)等内战时期的杰出战略家都遭到处决。有数十万人遭到枪杀,数百万人被送往集中营,斯大林却谴责他们全部都是间谍、刺客、强盗、“魔鬼”,甚至最令人发指的是称呼他们为“托洛茨基法西斯份子”(Trotsky-Fascists)。被连根拔起的经济受到了重创,后来的两年内生产力都没有得到提升。官僚为了保护他们对革命传统的篡夺,托洛茨基就恰当地形容他们的行为是“压倒性的预防性内战”(a one-sided preventive civil war)。托洛茨基后来在1940年时在墨西哥被追捕并遭到杀害;于是见证了大众控制(popular control)的最后遗迹也遭抹灭。
  当第一个五年计划过去之后,苏联突然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实现,社会阶级也不再存在;相互合作的农民已经和无产阶级“融合”了。对于那些敢于想知道,如果阶级已经消失为何1930年代还要这么激烈地批斗“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的人,党给出了谜一般的答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矛盾不会消失,而是会更加剧烈。”而任何进一步质疑这一说法的人都会被视为明显的破坏份子而遭到枪决。
  事实上,工人最后的权利也已经消失了。他们无法随意更换工作,迟到将会受到罚款、无偿劳动和驱逐出境的惩罚。工厂保持严格的监督,实行“斯达汉诺夫主义”(Stakhanovism)的恶劣劳动制度,要求每个工人的工作量绩效都必须比照那些拿到丰厚收获的劳动突击手(shock worker)来决定。工业被庞大的金字塔层层结构所扼杀,每个决定都必须由各个部委负责,包括从军旅、商店、公部门、公司、信托、各部会、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甚至到苏联部长会议。这个梯子上的每一阶的官员都不敢主动采取任何行动,唯恐会受到指责,于是只能将责任推卸给上级。鸡毛蒜皮的问题都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解决,而且各部会间也是不平衡地叠床架屋。尽管如此,该计划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社会得到了发展,只不过花上了资本主义下三倍以上的代价。
  企图一夜之间就能达成“农业完全集体化”的疯狂反而使得农业后退。即使终于生产了拖拉机来使用,也很少有人注意到需要相对应地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以致于农民把没油了的拖拉机就丢在田野里生锈,却要求送台新的过来!又因为对于私有地耕种做出让步,于是造成集体反而缺乏生产所需的劳动力。
  同时,为了兴建作为苏联工业力量基础的位于布拉茨克、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聂伯河上的水坝和水力发电站等,集中营里大量的奴工储备被用作经济中有偿劳动力的辅助工具。当赫鲁晓夫在1956年谈到应该要为斯大林主义下无数的受害者竖立纪念碑时,一个前劳改营的囚犯就痛苦地回应道:“他最该做的就是将所有的水坝和发电站漆上黑色!”

战争中的斯大林主义


  西方工人的惨败使得战争变得无法避免。对未来充满恐慌的斯大林于是首先和那些号称“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谈妥机会主义的交易,然后又与纳粹德国达成机会主义的协议,从而加快了战争的爆发。他告诉那些帝国主义者说:“你们领土的一寸我也不要,但也麻烦不要把你的猪鼻子靠近我们美丽的苏维埃花园上”。通过务实的演练下,像把世界当自己家一样,斯大林在微妙不稳的平衡下不断地迂回避开敌对的势力。正如赫鲁晓夫所说,斯大林是如此信守希特勒的诺言,以至于先是收到了情报消息,后又面对德国的军队压境,仍然不愿意相信他被欺骗了。当德国坦克驶入苏联时,斯大林还要求不要做出任何反击的行为;他说这一定是某个迷路的部队不小心犯的错,如果因此挑起希特勒的报复就危险了!直到德国已经明显开始全面入侵时,他还急忙奔向莫斯科并消失了三个礼拜,后悔着“列宁打造的一切都丢了!”因为八成以上的军官都遭到了“清洗”,在没有任何能干的将领带兵的情况下,朱科夫(Zhukov)和罗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y)都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
  大部分的人会说,赢得这场战争的是斯大林。但是,根据赫鲁晓夫揭露的,反而是因为这个“英明的总司令”不顾劝阻、冥顽不灵的失误才导致了无数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内战时期的明确的国际主义被喊着“光荣的爱国战争”有害的沙文主义所取代。为实现革命而努力了十五年,已经被他们的领袖背叛、又在法西斯主义的脚底下奄奄一息的身着制服的德国工人,却被抹成是纳粹份子而被杀害。 “只有死掉的德国人才是好德国人”,共产主义者的报纸这样写着。但不论如何,苏联工人和农民都勇敢地站在一起来捍卫自己的革命;尽管付出了惊人的2000万条生命和30%的国民财富,他们还是赢得了胜利。
  当进犯被击退后,克里姆林宫的注意力就转向如何压下类似一战过后的革命浪潮;这股力量可能会打破之前社会主义第一次革命成功的孤立状态,并冲击斯大林主义的客观根源。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努力让他们收获了一整团的德军士兵,证明了国际主义的力量;,东欧的共产主义者是在希特勒落败和对其完全合作的资产阶级也惊慌失措地逃跑之后的唯一权力。由于克里姆林宫的密谋,尽管资本主义尚且无力,但已经展开的世界内战还是令人感觉窒息。二战之后就像一战一样,俄国革命被群众的革命情绪所拯救。丘吉尔和罗斯福原本打算在击败德国后结束俄国,但他们无法动用军队对付中国的革命,更不用提俄国了。于是他们心想,凭借着投在日本的原子弹,应该就足以对俄罗斯释出警告。
  斯大林在雅尔达和波茨坦与罗斯福交换了“势力范围”,背叛了西方的革命,也在背后刺了希腊工人一刀。在已经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东德,他用在西班牙使用过的“人民阵线”的伎俩,抵消了工人萌芽中的苏维埃力量。反动的政客在红军的刺刀而不是早已逃跑的资本家的支持下被强迫选择建立“国有的”政府。匈牙利的拉科西(Rakosi)的“萨拉米香肠战术”(salami tactic)使反动派被一片一片地削弱,并倚靠工人将经济国有化。只有南斯拉夫的狄托(Tito)和中国的毛泽东的农民军队才能无视莫斯科的命令,革命也以波拿巴主义的方式进行。
  像莫斯科这样从一开始就被官僚地划破了相的畸形工人国家,是在红军和独立农民军的支持下建立的。随后则开始了一段疯狂掠夺的阶段:在1945年至1956年之间,约有200亿美元以不平等的贸易条款从东欧中被抽出,“战争赔偿金”也被从工人和农夫身上榨取,来支付过去曾压迫他们的暴君罪行等。当相对独立的狄托官僚通过与帝国主义国家达成单独的贸易协议,摆脱了莫斯科的统治下的困境时,斯大林主义的第一个破口也就出现了;东欧的政治动荡和与中国的破碎就在不远处。

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


  俄罗斯在五年之内就克服了二战带来的灾难,但不是通过马歇尔计划的“援助” ,而是通过计划经济的资源利用和人民坚忍卓绝的努力。这是一个硕大的运作机制。反资本主义在欧洲和亚洲吹起的旋风让这个国家洋溢着军事的胜利和欢腾的庆祝。苏联内部正在出现一种全新势力的连结,工人阶级正在成长并且越发充满信心。教育和技术飞跃般前进,文盲现象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
  斯大林的良心开始为他所犯下的沉重罪行开始而付出代价。唯恐反对旧专制统治的潜藏势力将会反扑,他准备用新的恐怖清洗来回应。当冷战爆发时,为了保留实施极权主义手段的借口和预留空间,许多流亡份子(大多是过分乐观的斯大林主义者)遭到逮捕并受到监禁。斯大林指责他忠实的魁儡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偏执的反犹太“医生案”(Doctors' plot)的故事被编造而起;在他阴险的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Beria)的陪同下,斯大林抛下了预兆,暗示他将计划清算党里目前大多数的领袖。那些党里的大佬们双脚都在颤抖;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撑不了多久了。但他们担心的并不仅仅是各自的个人利益:新一轮的清洗审判、批斗和逮捕对他们的这些同样社会阶层的人来说根本是自杀式的疯狂。
  苏联已不再是过去原始的经济,而已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超级强权。大约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当中,工人阶层的教育和士气也很高,如今已不需要更加加深的恐怖统治,否则反而会引发危险的动荡并整个破坏经济的发展(如同1938到1940年时那样),而是从上而下的“开放”改革,以防止政治的革命从下方推进。官僚主义要想继续掌权,就必须拔除斯大林。但就在1953年一个突发而出乎意料的晚上,斯大林去世了。即使他的死亡不是他杀所致,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他所代表的势力来说,他的死亡来得正是时候。
  过去的旧方法阻碍了进一步成长的可能性。用奴隶来工作是很浪费的一件事,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人力上面。由于现代工业技术相对先进,血汗工厂型态的劳动同样也是缺乏经济效益的。于是想办法消除束缚着基层官僚的恐惧,由下而上激发更多的主动性就是必要的。斯大林之死预示着政治动荡的来临;就好像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枷锁被卸下一样,长期以来所累积的张力一下爆发开来:领导者开始争夺权力、秘密警察体系被迫屈服、贝利亚也被枪杀;劳改营大规模起义、工厂中大声疾呼要求终结“斯达汉诺夫主义、按件计酬和独裁的生产监督方式”、东欧的暴动起义和来自知识份子不眠不休的质疑和批评等等;最高层的危机伴随着来自底层的强大动荡,两者如影随形。
  监狱里除了政治犯外,所有人均获大赦;“码表时间研究”(time and motion)专家被派到工厂来计算更实际的生产量规范,而工人抓住了降低工作效率的机会,因此,一个平常工作日就能很容易超过规定的工作量,并可以获得奖金。于是工资得到了提升,一些基本权利也得到了恢复。赫鲁晓夫的“解冻”(”Thaw”)被作为一个安全阀的机制谨慎地引进;这个庞大的工业混合管理体系由新的去中央化分散式的经济委员会(Sovnarkhozi)所取代。为了巩固这一新策略,赫鲁晓夫在1956年第二十次党代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去斯大林化”演讲,痛斥了这个他和他的同袍在整个生涯中都卑躬屈膝的人。斯大林格勒被改作“伏尔加格勒”(Volgograd);整个国家,以及所有长期在国外饱受苦难的斯大林主义者,都因这场突然的翻盘中而震惊不已。
  然而这个可怕的暴君曾经体现了哪一派人的利益,以及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人民在这三十年间从来没有办法控制或制止他们的领导人;对于为什么会推行这样“人格崇拜”的客观基础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澄清说明。这些被揭露的真相甚至从未在苏联内部发表过。除了极少数遭到降级的斯大林的死忠追随者们(马林科夫(Malenkov)、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试图把党转向回到过时的路线之外,完全没有对于公认的腐败机构进行任何改组或人员的移转。尽管还有一两个曾受到斯大林掌握的无足轻重的组织得到恢复,却没有一个誓死捍卫列宁的信条的布尔什维克的著作得到发表。斯大林主义不过是卸下其注册标记,以延长保持它的铁腕掌控。

整体中的裂缝


  然而这样的历史很讽刺地,仅仅在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就被迫向全世界展示了,其实没有多少东西真的有被改变。随着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风雨一般的暴动后,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在历史上迸发。只要工人阶级持续受到压迫和剥削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纲领就永远不会埋没。匈牙利工人自发地为列宁1919年反对官僚主义的纲领而奋斗:工人通过苏维埃进行管理和控制、最高工资差为4:1、选出具有罢免权的官员、废除常备军队并由工人民兵取代、除了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其他所有人都有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立即撤出所有占领军。几周之间,整个匈牙利都围绕着这些需求而团结在一起。两次的大罢工和两次的起义(在干预前和后)都获得了百分之百坚定的支持。农民组成了苏维埃农场、在裴多菲圆环(Petofi circle)聚集的学生和知识份子为工人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军火工人提供了武器而士兵们则亲如兄弟,甚至更低层级的官僚机构也转向支持新的工人政府。就像失去军队的将军一样,高层的官僚们只能无奈地陷入权力的真空中。驻匈牙利的苏联士兵也拒绝掉转枪头向反对残酷的斯大林主义斗争的工人开枪,因此这场胜利似乎是保住了。
  惊恐于匈牙利革命的光辉前景可能会指出了通往社会主义的真正道路,使得斯大林主义崩溃,继而使其在苏联本身的覆灭中丧生;赫鲁晓夫匆匆撤回了驻扎在匈牙利内的所有苏军并将其安置在俄罗斯内部的偏远的军营中,以防他们讲述自己目睹的政治革命。无视于眼前的事实,被换上的蒙古后备部队,被装进巨大的坦克中,被告知他们是要与在苏伊士的英法帝国主义者作战,甚至还要返回柏林再与纳粹作战!匈牙利工人在霍尔蒂(Horthy)的白色恐怖下压抑了25年,再次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样的他们被诋毁是“法西斯主义者”。但是大罢工从来都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会做的事,帝国主义者就更不可能立足其中了。成功地将工厂从特权官僚的控制中夺回的工人,几乎不可能再将其交给私有资本家再进行对自己的剥削;如果要说这样的匈牙利工人还喊着“法西斯主义者”的口号,那么列宁的口号也是如此!
  尽管在这样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中第一次的政治革命被鲜血所淹没,但所获得的经验却是无法被掩盖的。一个迫切渴望摆脱其旧的极权主义形象的团伙证明了,大俄国沙文主义和对工人阶级的恐惧仍在主导着它的行动。另一方面,匈牙利的工人在几周内重新回到了国际主义和工人民主的旗帜。他们的要求与托洛茨基对俄罗斯即将进行的政治革命的预言恰好相同。匈牙利擘划了未来将实现的事件——赫鲁晓夫也证明他明白这件事。
  不久之后,硕大的斯大林主义国际势力开始爆发重大裂痕。在1949年取得政权的中国革命,从诞生的一开始就隐隐然威胁着俄国的斯大林主义;当斯大林在1927年将中国工人出卖给蒋介石独裁统治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踏上了山丘,将饥肠辘辘的农民组织成一支游击队,经过20年的努力,成功地将糜烂的专制政权赶进大海中。掌权的毛泽东派并没有十月革命的苏维埃政权传统,因此从一开始就作为斯大林主义政权运作;首先,农民的步枪转向城市的工人以巩固官僚机构,又安抚资本家(向他们支付长期红利,作为对国有化的补偿),然后又通过苦干实干的群众来对付地主阶层。从一开始,亚洲的工人国家和东欧的工人国家就官僚地畸形了。但是在中国,这些发展是因为对应着对斯大林命令的反叛。即使美国驻华大使已经向本土回报胜利归属于毛泽东,斯大林仍然要求毛泽东妥协。这是自从1917年10月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大失败,但却没得到克里姆林宫的半个点头认可,直到它终于成为既定的事实。
  因为急于与美国帝国主义建立“正常”的和睦关系而焦虑,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对新的工人国家并没有做出真正的保护;而当1957年大卫营(Camp David)会谈成功时,就导致了中国官僚被彻底的打入对立的位置。赫鲁晓夫突然撤回了一切:苏联技术人员撕毁了所有协议,甚至恶意烧毁了所有建设蓝图,从而给中国造成了沉重打击。中国开始在国际斯大林主义运动中挑起反对苏联的霸权——不是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而是尝试要建立一个类似战前的共产国际的亚洲版本,成为一个由中国边防军组成的国际网路。尽管毛泽东派长期接受到来自斯大林的背叛和双面手法,但他们也以“斯大林的偶像崇拜”来攻击苏联的“修正主义”。在他们的影响力所及之处,他们便发挥了斯大林以前玩的那套权力游戏。他们建议三百万强而有力的印尼共产党去支持“进步的”独裁者苏加诺(Sukarno),是一个机会主义下灾难性的举措,如同斯大林在1925-27年间对他们一模一样的行为。他们对叶门被罢黜的伊玛目和桑给巴尔苏丹的友谊,对阿尤布汗(Ayub Khan)在巴基斯坦的独裁统治的支持,以及在与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层打交道时试图和苏联竞争的可笑意图等等,都是在向斯大林的犬儒主义致敬。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从事实上证明它并无法超越国家间的壁垒。

官僚僵局


  与中国的决裂最清楚地体现了所有畸形工人国家官僚下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每一个小国的领袖都在汲汲营营地建立一个专制和自给自足的官僚乌托邦,而不是国际主义、团结、计划经济的衔接与和谐的整合,使得所有工人都能共同受益。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就是一个为了保障其中最强大的成员国的利益而进行“整合”的机器。它的分工把罗马尼亚框限俄罗斯的粮仓,而保加利亚只能作为俄国水果篮的角色。在联邦制的基础上,这样的分工还不会造成损害。但俄罗斯国家官僚施加的价格绝对不会比资本主义的市场价格好;尽管国家壁垒仍然存在,但它在本质上就是反动的。
  为了应对这样的掠夺,每个民族集团都打算发展具有自己的基础建设的国内经济,以保护巴尔干国家旧有的荒谬边境。拥有1400万人口的捷克斯洛伐克积极尝试建设自己的国有重工业,包括滚珠轴承工厂,电子计算机等。小巧的罗马尼亚同样尝试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在欧洲和亚洲工人国家联盟的帮助下,本来可以吸引人力来克服发展天然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东部。但旧的整体主义已经被碎片化所取代;15年前还是黑天鹅般的南斯拉夫,在混乱的民族社会主义的迷宫之中,陆续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其他国家效仿。而几乎类似的政策在联盟共和国政府中由柯西金(Kosygin)的小规模版本试行时,却被他谴责是“眼光狭隘的做法,完全是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害而绝对不能允许的现象” 。苏联英勇地要求除了自身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实行“国际主义”,与中国的分裂则为每个国家官僚示范了一个新的维度,能够在相互对立的力量间取得平衡,并玩弄各方于股掌之间。同时在第二十次的党代表大会中,匈牙利和中苏之间分裂的剧烈冲击最终粉碎了克里姆林宫对世界共产党的铁腕控制。先前作为苏联的“边防军”,他们今天的作用令人怀疑,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改良主义政客的后备部队,而只有部分仍然作为俄罗斯官僚的代理人。
  由于这些领袖人物即便在苏联的境内,也无法发挥该计划的潜力,才导致了1964年政变和赫鲁晓夫的垮台。新的“技术官僚”,藏镜人科西金、布里兹涅夫(Brezhnev)和波德戈尔内(Podgorny),严苛地讨论了“经济自愿主义”和“主观主义”;这在官方行话中象征着“赫鲁晓夫”的标记,就像“人格崇拜”就代表“斯大林”一样。党的路线开始有了变化,而中伤的诽谤四起--但掌权的仍然是同样的社会阶级。
  尽管苏联的国民收入在1945年至1964年之间成长了570%(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一数字为55%),但经济却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随着渐趋复杂的经济被越来越多的繁文缛节所阻塞,官僚主义的控制对于进步的阻碍也越来越大。官僚无法提供足够的消费品,食物或住房设施给勤奋认真而长期受苦受难的工人阶级,即使在进步中的的产业里也无法达到过去的表现;官僚因此在工人阶级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质疑的问号。
  赫鲁晓夫曾试图透过“去中心化”的政策转向来合理化产业的金字塔层级结构。这意味着,不是官僚们心甘情愿地挥刀自刎,而是相对的主动权在他们之间产生了转移。俄罗斯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官僚团体,而是要与十六个较小的官僚机构相互抗衡,每个联邦共和国都各自是一个官僚机构。每个微小的寄生虫都热衷于偷拐抢骗之中;警察恐怖活动的遏制,预示了腐败的官僚正式进入了一个肆无忌惮的时代。一些夸大其词的丰产报告被不实捏造出来以换取丰厚的奖金,而计划经济的办公室内也是一片混乱。当之前还是中央“集中式”的管理时,还有一些比较明显反常现象得到了改正(比如隔壁需要的物资却被送到千里之外等),但很快地,每个“经济委员会”进行不必要的重复投资和科学研究的现象都造成了更多更可笑的问题。负责计划的单位不实行国际主义,却选择微不足道的狭隘主义。当1960年重新开始对“经济罪犯”处以死刑时,就有一个可怜的代罪羔羊因为他的同僚犯法而被迫“认罪”,被发现他投机盈利又偷窃窝藏了百万元的卢布。中央的官僚选择以斯大林的方式置身事外,只惩罚最显眼的那只寄生虫,从而继续稳定他们的统治。
  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在“提高生产率”方面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这个字眼只是等同于强化剥削和大规模失业的代名词。在一个有计划的公有经济中,生产不受市场的限制,也没有私人股东积攒工人无偿劳动的成果,提高生产率是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赫鲁晓夫曾轻率地答应能“在1980年达成”,但他的继任者却对这个问题闪烁其词)。工人们敏锐地看着统计数字,但在办公桌后懒洋洋地休息的官僚们,心里想着的却只有赶紧踏上升官阶梯的下一阶;每个人只对离群众更远的上级负责,如此往复,无穷无尽。当关于启用新技术、新设计或其他能更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提议被传达下来时,就会在某个官僚抽屉的最底层中消失;他们只想避免过多的文书工作,以免打扰他的安宁。唯一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工人”,却被隔绝在管理层外的咫尺天涯;因为这些工人一定会质疑是否自己辛苦劳动的成果,都供给了管理阶层支领的高薪和虚浮的花费开销。
  七年计划(1959-65)陷入困境。在农业、多项工业产出指数和劳动生产率这项关键的指数方面,目标都没有实现。不可避免地,工业生产力的成长速度开始放慢,而实际收入的成长也随之减缓。从1956年到1960年,工业生产率的年均成长率为6.5%。在1961年至1965年之间,这一数字已放缓降至4.6%。尽管与英国的蜗牛步伐相比已经很好了,但是工人应该有权要求计划经济能够带来更独一无二的优秀成果才对。过去苏联曾一度达到每年10%的成长幅度,如今的数字令人感到不安。尽管在过去的50年中苏联成长迅猛,超过了整个西欧,但如今它的工业生产率仍被认为仅是美国的“四至五成”。苏联的工人数量更庞大,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数量也是美国的两倍以上,却只生产美国产量的65%。即使在斯大林主义的大磨刀石已然从苏联经济的脖子上移开之后,要想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并实行“两个小时工作日“(这两项承诺在1980年时都曾开出过)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1966年3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三届代表大会上,领导人们又以无法提高生产率的名义指责了一名工厂经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俄罗斯被揭露出来的浪费程度是更加可耻。一份苏联媒体的报导谈到光是在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中闲置的生产性工厂就价值超过16亿卢布。苏联的生产浪费数字被推测高达30%至50%。支出每减少1%,就相当于国民收入增加15亿卢布;因此,即使不考虑提高生产率的问题,目前的混乱局面也使多达75,00万卢布的资金纯然地被浪费掉(按官方汇率价值300亿英镑)。
  当意识到工人对于自身工厂里浪费现象的恐惧,并迫切地想避免愤怒转向自己时,党的领导人就开始在媒体、宣传海报和会议上强烈谴责了那些被推出来的代罪羔羊。他们摆出“反官僚斗士”的姿势,要把下层的官僚阶级从可能危及整个政治结构的冷漠中揪出。柯西金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谈到,在当前的五年计划(1966-70年)中要把工业的产值提高40%,并同时要将多项材料的消耗降低20-25%,希望在1970年能节省超过800万吨的铁板料(相当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大钢厂的年产量)、8,500万吨的燃料、40到50亿千瓦/小时的电力和其他大量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的资源。这说明了巨大的浪费确实存在。柯西金将此丑闻归咎于施工延误、设备未能安装、太多无法销售的商品、新设备订购延误、机械辅助的程度太低、导致工程未完工的成本低估以及其他种种成因。
  1965年9月,柯西金抱怨沃斯克列先斯克(Voskresensk)化工厂仅使用了17 %的产能,而沃尔霍夫(Volkhov)铝工厂仅使用了32%。新工厂的建设无端被拖延,这意味着在工厂开始运营之前,所安装的设备在技术上也已过时。柯西金专门将化学、钢铁、建筑材料以及纸浆和造纸行业列为浪费生产能力的究责对象。
  在大会上他透露,在柴油机车的生产上,新设计的实施被推迟了八年,其产量却仍然比现在仍在大量生产的旧式机车的多出了两倍以上。
  当要采用新发明、比世界当前任何国家都还要技术超前的金属加工工艺时却不明地延迟了数年,而在生产新的高效晶体变压器时他又说“我们产业真是落后地不可原谅。 ”当苏联科学家发明了一种能更有效率生产聚丙烯材质的方法时,最后却花了五年才决定采用这种方法,在此一年后柯西金也不得不抱怨说:“莫斯科市的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化学委员会至今还没有将其投入使用......”新技术的实施被称为是“无法令人满意、不相称、不符合现代的标准。”
  拖拉机有两种不同的设计,卡车也是,每种设计都有相同的功能和相同的容量--但零件却不可替换。由各部门的十个独立的设计机构负责拖船的设计,因此,同样规格的拖船就得要根据九种不同的设计来制造!柯西金在他的描述中清楚地表明了官方的混乱情况,他表示:仅仅是讨论关于制造悬挂在弹性电缆上的石油钻井涡轮钻的制造时间表就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不幸的是,”他继续说,“这一问题至今都还没有解决,因为这件事需要各国家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下属的十五个不同组织的代表签字、时间表必须由四名国家委员会主席和两个共和国经济委员会负责人的批准。但即使是这样还不是最夸张的局面;科西金补充说:“扎罗比扬(Zarobyan)同志今天就描述了另一种案件,为了达成一个简单的问题得要三十个各部门的签名。 ”
  所有“小池塘里装大鱼”类型的内敛独裁的浪费趋势并不仅限于国与国或苏联本身,而实际上还包含了每一间工厂,一方面拒绝制程的专业化一方面又坚持在同个屋顶下完成整个制造过程。例如工程和金属加工行业本身只使用了56%的车床,因此生产率只能保持在极低的状态。这是官僚体制的必然结果,在这种体制中,每个工厂都被孤立地评判,每个工厂经理都必须将他的工厂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来记录以“证明“自己。木工行业通常以最大生产力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来工作;而在运输方面,柯西金简单地说:“大约有一半的运输过程都是空车来回。 ”
  1966年4月,一位工程师和“社会主义的劳工英雄”在《真理报》上抱怨道,尽管所有相关单位都一致通过接受提高工程设计品质的需要,“它的实际执行过程却经常受到许多执行人员的抵制。他们抵制的根源是在于错误地以为,既然提高品质的支出实际上并不能以增加产量的方式带来直接的回报,那么就不用太急着进行,总是可以往后推延没关系。 ”
  而科西金则对建筑业“资本投资分散”的做法提出指责,认为许多即将生产的建筑案没有得到资金和原料的支持,又因为缺乏技术文件或品质低落而受阻。建筑工地的设备后勤的供应有时不尽理想、设计部门有时又提出了不好的设计,并在估算工程造价时又做出了严重的错误估计等等,许多案例中加入额外的建造过程、指定了过时的设备、人力的效率仍然很低,使用机械的结果又不尽如人意,因而导致了劳动时间大量的损失。
  正如科西金自己说的那样:“我们是有潜力的;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合理地利用它。 ”但是他警告国家计划委员会在调查这笔糊涂账时,不要忽视“政府和地方组织对此案给予施加的压力。 ”
  农业危机更加严重。在整个七年计划期间,产量仅成长了14%--这个数字远远低于目标,并且与工业产量增加数字的84%相比是相形见绌。一连串灾难性的采收凸显了俄罗斯经济严重落而无助的“阿基里斯的脚跟”,致命的弱点。柯西金提出的将俄罗斯农村带往20世纪的提案就代表俄罗斯知识的总体水准几乎不亚于集体化初期的原始状态--在多个领域,包括电力、天然气、砖造房舍、学校和任何一种文化设施都是无比惊人的匮乏。这些都不是创造农业无产阶级的条件,但集体耕种的土地明显地贫瘠、私有土地却枝繁叶盛,这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根据统计,苏联消耗的肉类、牛奶、奶油和鸡蛋有一半是私人生产的。在乌克兰和高加索共和国肥沃的“黑土“地带,农民能成为百万富翁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乔治亚农民每天乘飞机飞往莫斯科就为了在街角卖花!但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中亚沙漠等部分地区的不毛之地里,贫穷和肮脏依然存在。一些集体农场再加上私有农地的现金收入每月还低到只有20卢布(5-8英镑)。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和拖拉机的生产,但农业的官方生产率仍然只有美国的“近四分之一”,实际上要再少得多。苏联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土地上耕种--是美国农村劳动力的六倍,每台上的农民数量是美国的二十倍,但小麦仍然得要从西方进口购买。
  大批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进步使得问题恶化;与此同时,在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克兰、高加索和跨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一年四季都有无数的农夫在忙着收割,。现代社会绝对不可能单凭借着原始的乡村就能建立起来。物价居高不下、原物料供不应求、人力遭到浪费、宝贵的外汇被消耗掉,而城乡却在这样的相互对立之间渐行渐远。
  苏联城乡之间的矛盾仍然非常突兀。首都的都市圈挤得水泄不通;除非现有的居民每个人在挤出三个平方公尺的面积,才有办法再盖新的公寓。从各省迁入需要特殊许可证;整个家族的人住在五个房间的屋子里--七个家庭或25个人居住在一个五房的公寓中并不罕见。直到1980年才能达到法定最低的居住面积的82%--这本身就已经不是一个太高的标准;在资本主义兴盛的比利时,这个数字甚至要乘以两倍。与此同时,苏联大部分广阔大陆上的土地都是人烟稀少或完全荒芜的。莫斯科的人口密度大约是广阔的西伯利亚东部的250倍。这样人口稀少的区域可能蕴藏着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和最丰富的矿藏。光是西伯利亚西部、哈萨克和跨高加索区域的的自流盆地,就可以为一亿人提供免费的热水。
  使这些地区荒废的不是贫瘠,而是纯粹的无能。赫鲁晓夫恶名昭彰的“处女地”计划并没有成功吸引人们前来,因为没有提供任何生活设施、通常也没有住所。对于雅库特钻石地区的拓荒者来说,住房的短缺非常紧迫,以致于世界上最大木材生产国之一的俄罗斯居然得要从芬兰进口预制的木屋!当伟大的莫斯科建筑计划因减少建筑劳动力储备的限制而受阻时,又通过了特别立法,再次向能够在莫斯科找到房屋或工作的人开放,甚至连农学家和兽医也抓住了寻找机会,想方设法要待在这个闪闪发光的首都,而不是搬到他们可能永远无法回头的沙漠。渴求人力的西伯利亚在五年内就净损失了25万人,而农业地区所需的劳动力只剩三分之一。被某个国家组织派往东方的数千名拓荒者,到了之后才发现原来那里什么都没有;只遇到了其他组织的宣传人员,被派来利诱他们转往填补列宁格勒或莫斯科的工作空缺,还预付所有所需费用!因此官僚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没有实现他们预期的目标。
  仅管使得经济背负了沉重的浪费负担,并以高昂的代价才终于完成了任务,由于当时对文化的垄断,斯大林时代的官僚在发展社会的过程中还是能够起到比较有益的作用。然而现在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早已经创造的工业资源;现在品质和数量一样重要。而现在的经济仅次于美国,官僚机构的束缚已经进一步成为了进步的绝对束缚。上述引用的例子证明的只是官僚主义横行所造成的混乱的一小部分。在各个方方面面,官僚主义除了阻挡前进的道路,使得社会无法实现计划经济的无限潜力外,别无他用。

工人的答复


  苏联的工人阶级有着丰富的革命传统,历史也证明了它们具有英勇牺牲的特质。然而,当遇到明显是不必要的且不公平的牺牲时,它们只得被迫直视矛盾的根源--苏联社会中在政治上对于社会主义的颠倒误用。在赫鲁晓夫时代时就开始暴露出社会对立局势的根源。 “去中央化”意味着工人每一份多出的力,就会换来高额的奖金……给那些经理们!当劳动突击手们没人约数时,他们就在工厂里公开地炫耀他们的特权。今天工人每月平均可得到90至100卢布(折合约25英镑,或按浮滥的官方汇率最多可达40英镑)。另一方面,部长的月薪最高为5000卢布(125英镑至200英镑),外加未经检查的费用账目、私人的别墅、疗养院、剧院和酒吧等。虽然废除了从地主和放贷等方式盈利的制度让房租因此变得很低,但大多数工人的生活环境仍然是倒退的;莫斯科过份拥挤、人多得不像话,而充斥着劣质公寓和老旧木屋的街区则在整个苏联土地的经纬上屹立着。由于农业生产率低落,粮食价格因而昂贵;在某些省份的整个产季当中,能买的只剩下面包和马铃薯这样的贫乏主食。
  在这种严峻的背景下,在官僚机构摆脱“中央集权制”的新局面之后,工人看到了剧烈的反差。他们看到苏联发展成为了工业强国,其工业出口从1955年的100万卢布成长到1964年的2.7亿卢布。因此,在1953年至1964年间,亚洲和非洲国家与统治集团之间的贸易每年以20%的速度成长,是整体数字的两倍;而且为了购买盟友,还提供了廉价的长期放款额度(给了苏联在社会动荡的风险),甚至在外交上扩大赠送免费大礼给许多殖民地的独裁者,包括印尼、伊朗、埃塞俄比亚、伊拉克、迦纳和阿联共和国--光阿联一者就在苏联的帮助下完成了127个建设计划;但在这些国家中仍然有许多共产党人正在监狱里受难着。
  当来自西方的游客成千上万地涌入时,他们就设立了专门仅供“外汇”购买商店,明目张胆地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贵重无价的奢侈品,以换取外国的货币流通;在所有主要的旅游胜地中都能看到荷包赚满的黑市团伙的出现。他们把赚来的数十亿卢布投入在好大喜功的巨大计划当中,如人造卫星、太空人或登月火箭等。随着赫鲁晓夫“和平共处”(peaceful coexistence)和他的“要菜肉汤不要革命”(goulash not revolution)政治理念的向外输出,“一国社会主义”的官僚思想却更加地堕落了,使得西方的任何社会主义前景在他眼里都变得不足为题。但是当卡斯楚(Castro)的游击队对抗美国的帝国主义胜利时,工人们仍然因为革命能够延伸进入到美洲而感受到振奋的情绪。
  深受西方政客的喜爱的赫鲁晓夫成为痛恨裙带关系和腐败的象征,传言还形容他是拥有六栋私人别墅和一座百万卢布泳池的暴发户。国家机器逐渐发展成惊人的巨兽,消耗了成长的生产总量中的绝大部分;而每个工人也都深恶痛绝地注意到那些就在他自己的工厂内、在他眼皮底下毫不掩饰地进行的不当管理和笨拙行事。人们对苏联取得的惊人成就一方面感到骄傲,却又在这样的情绪中混杂着对于投机者、繁文缛节、卑鄙下流和酩酊大醉日益增长的不满。官僚们对于权力的掌握、靠不住的技术和行政效率,在工人的眼里是如此危险;赫鲁晓夫在这日益增长的不满声浪中于是被匆匆换下。
  由于持续的粮食短缺和腐败,俄罗斯南部的一个采矿小镇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因而激起了抗议。整个城镇在数个小时之内就开始罢工、设立了工人的苏维埃;警察被解除了武装,大批的工人们在中央广场集结。其中重要的是,尽管所有征招入伍者都被故意派驻在离他家乡越远越好的地方(以便让在西北部的工业城列宁格勒由亚洲的士兵驻守,反之亦然),但派驻在克拉斯诺达尔的士兵却拒绝向示威游行的工人们开火。一直到好几天后,一支由“国民警卫队”组成、姗姗来迟的特别部队才终于能够恢复“秩序”,逮捕了随之叛变的士兵们。
  列宁格勒共产党分部中富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发起了争取独立工会的运动,又受到共产党人的鼓励来与官僚作斗争;于是这个党反官僚主义的姿态在此展露无遗。列宁曾提出的武装工人阶级的口号再次被采用并广为宣传──列宁格勒造船厂的工人则建立了自己的地下组织。
  1957年时,雇用了上万工人的莫斯科滚珠轴承工厂,全体罢工一天。一位部长不得不参加罢工会议并解释,工人们的薪资从革命后从25卢布调到70卢布一个月,已经有大幅度的提高了;“那你们又拿了多少钱?”嘲讽的话语硬生打断了部长的发言。后来,这批抗议中的几个“领袖”被关押了五年。
  1964年,在莫斯科附近的“Zil”汽车制造厂的的产间中,威胁要罢工的工人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时说:“如果法国工人可以罢工,那么我们也可以。”(当时巴黎发生交通运输单位的罢工。)厂长抗议道:“但是你不能对一个工人的政府进行罢工!”他们则回答道:“这是一个官僚政府。”最终,因为工厂向产间中的每名工人无偿提供了五十卢布的奖金,才些微勉强地避免了罢工成真。
  在自由的政治结社和言论表达被剥夺的地方,总能有一些反对的异议能通过艺术的反映而折射出些许的微光。革命初期的戏剧是大众表达的主要媒介--关于革命的历史剧重新搬演了冬宫的动荡与内战期间的关键战役等等;在事件的真实场景中,有上万名的“演员”参与演出。当堕落开始时,剧院就成为了抵抗的据点。梅耶荷德(Meyerhold)在1925年制作的一出尖锐的讽刺剧作就唤起了观众的情绪,在首映的结尾时群体起身,大喊“打倒斯大林!打倒官僚主义!”在激烈的1927年,作为驱逐左翼反对派后的第一项任务,斯大林对戏剧自由开始加强管制;于是,戏剧自由就被吞没在工业跃进、历史扭曲和沙皇沙文主义这类的浮夸的剧目之中了。
  然而通过巧妙的托辞。对于扭曲的斯大林主义的抵抗有时也会从审查员的眼皮底下偷渡过去。在玛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1930年在自杀前几周才制作的一出剧码的结尾里,一个庸庸碌碌的官僚在舞台上来回孤单地奔跑着;在其他所有的角色全被一台时光机甩向共产主义的未来之后,悲伤地抱怨:“你该不会要告诉我说共产主义根本并不需要我和我的同僚们吧?”得到的回应只剩下观众的哄堂大笑。另外一则童话故事在1942年上演,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兰斯洛特(Lancelot)的英雄杀死了一条骚扰了村庄好几百年的巨龙。兰斯洛特在行侠仗义后就消失了,腐败的市长却窃取了所有的荣誉,编织了一张神话般的网颂赞着他本人在这个英勇故事中是如何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要角,并逮捕了所有还把兰斯洛特是为典范的人。在他恐怖统治的期间,地下革命者会在夜晚时在墙上涂上字母“ L”。这出戏的最终就以兰斯洛特戏剧性的回归以及市长和走狗们的溃逃作结。
  赫鲁晓夫在艺术许可制和庸俗主义(philistine repression)之间踩着不稳的钢索;他知道,尽管严格审查的制度将失去知识份子的支持,但敞开言论自由的大门只会更加加强一种独立于国家官方的声音,并加剧社会批评的暗流。这样的朝令夕改一方面激起了作家对于未经审查的作品表达的胃口,一方面又激起了他们对于审查员的随意禁止的愤怒。因此,就出现了1956年与匈牙利裴多菲圆环相呼应的工人运动,并点燃了工人阶级一直以来被压抑的愤怒。
  社会的怒气冲天。在政治、经济,国家和国际上,党的路线持续摇摆不定: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长期受人尊敬的领导人遭到批斗、苏联历史的反复改写、匈牙利的变动、曾经都是苏维埃集团的国家陆续分裂;所有的这些都让党的领导层的折衷主义和沙文主义得到了重重的一击。真正的工人共产主义者被迫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去寻找他们所面临到的问题的答案。在广袤的苏联纵深维度上,秘密的读书会开始自发地在工厂和大学中兴起──这是未来苏维埃萌芽中的微小胚胎。

利伯曼或列宁


  新的领导层想尽办法在各个方面寻找能够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的办法,这是官僚本身赖以生存的最后一张牌了。尽管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但由于在住房方面持续不足,人们在愤怒之下采取了恐慌性的措施。 “1970年实现媲美西方的生活品质”这样的承诺尽管很远大,但针对如何实现的提案却非常空洞。政府审慎地将当前的五年计划中重工业的成长目标限制在49-50%之间,希望民生工业的成长相比前一个五年的36%能提高到43-46%;而过去五年每年增加65亿卢布的消费基金还必须每年增加110亿卢布。食品业、贸易、房屋和服务业的销量必须增加一倍,工程和化学工业的产量也必须加大。同时,产品的品质也被细细地检讨。过去为了快速产出配额数量的商品,常常有次级品和无法销售的商品被大量生产出来。科西金(Kosygin)就说:“我们的企业产出低品质的商品,消费者不想要,因此就一直卖不出去;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没有工人坚持高标准的民主控管就无法防止这种情况。只要帐面上看起来产量足够,那些经理们安逸的顶头上司们就很满意了。
  从集中生产制到去中心化、再来来回回不断修改变动的朝令夕改,明显证明了官僚控制无解的危机。穷途末路之下,党的领袖们想出了一个不易使用的混合架构,毫无疑问地将带给苏联经济两头空的结果。决定采用利伯曼(Lieberman)教授“利润激励”(profit incentive)的计划,不是要回归资本主义,而是领导层试过千方百计之下偶然迸发的一个噱头:以某种方式诱使经理们感觉自身与工人的利益相同,就能因而热情地克服了所有不可避免地与经理们自身的存在相关联的矛盾──也就是科西金试图在官僚主义的基础上调和的不可调和的因素:将国有的计划经济融合完整的企业成本会计、工业的集中管理与广泛的地方经济计划,以党主席一人管理的原则善尽人事的更大效用!
  尽管工程再次受到不下9个中央部委的控制,但其他行业却留给了每个联邦共和国中的11个部委,而其他行业则仍能在地方层级下运作。同时,每个生产单位的工厂经理将根据该企业的获利能力来决定薪水。国家将借钱(收取利息)给他以购买原材料、确定制成品的价格,然后再决定将用于再投资的利润比例、成为工人工资的比例、住房等福利服务所占的比例,最后才是他能放入自己口袋的比例。
  在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世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和私有企业的鼎盛时期,在垄断时代来临之前,官僚猖狂的浪费行为透过市场的鞭策而得以遏制。然而今天的苏联官僚们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以及十月革命后的五十年,竟然除了模仿自由经济的市场力量这样怪诞产物的哑剧,就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了。组织再造的直接效果,导致了自新经济政策(NEP)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毫无必要的广大失业。柯西金的目标是“加强和完善集中计划,同时发展民主的经济管理基础,以各种方式协助群众创造性活动的开展”。但肯定不是工人群众。柯西金想到的是广大苏联上到下无比卑微的经理和官僚的“群众”。他无法否认“如果不进一步发展它的民主原则,大幅度扩大群众对工业管理的参与,就不可能实现完美的经济管理……必须向所有工人灌输,他们是自己工厂的主人的感觉。”
  正是因为整个形势开始大声疾呼,要求工人通过苏维埃进行民主管理和对工人的生产进行控制,并有权任命和罢免所有管理人员,所以科西金感到沮丧地补充说,“现在工业中一人管理的作用变得特别重要。”然而,在列宁对苏维埃负责的管理制度与斯大林的专制统治制度之间,还是有一条鲜血染成的河流,将两者区分开来。
  与过去的每一次转向与曲折一样,新的风气无疑在一两年内将纠正过去的某些异常情况,并产生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据。但是又如同过去的每一次一样,随着新的异常情况的产生,一开始的进展也会告一段落。随着管理者们发现了所有漏洞,新的诈骗和腐败现象又将出现;这一次,从中央部委控制时代复活的叠床架屋的管理层级监督机构又会与其混杂在一起。其他将出现的现象包括地方政府和联邦成员国在圆饼图上指手画脚、加上在个别企业进行控制所产生的重复性浪费,以及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导致的割喉竞争、投机盈利和人力资源的额外浪费,共同扭曲这个市场经济,成为一幅褪色的讽刺漫画。 (记得经理总是被告诫要“创造消费需求!”)
  只要私人资本的积累出现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丝毫危险之前,政府就会再来一次急转弯,通过枪杀来把投机的行为的嫩芽掐断,或许还会巧妙地抹去其中反犹太主义的色彩。为了符合经济因素,所有工人都将转为每周工作五天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任何机会让工人拥有“工时两小时”的可能性,并且工人仍然每周基本工作41个小时。官僚愿意为苏联经济做任何事情-除了从它的背上离开之外。不过,这是它真正可以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为了提高总体的经济水准,制订了对农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速成计划。与过去二十年相比,在目前的五年计划中将会在农业上投入更多,也将比投注在大量国防武器的金额还多。拖拉机的产量将增加60%,其他的机械辅助设备也将迅速发展。农业的低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40-45%──比工业成长的速度更快--农场的资本几乎要增加一倍并加以进行更新。
  政府将进一步努力耕种非黑土带并灌溉哈萨克沙漠。相比工人和书记的工资仅增加20%(这两个类别在苏维埃统计中总是集中在一起,没有关于个人收入分配的正式数据),农民集体的收入(现金和实物)将增加35-40 %。目前,将农场划分成六个农户为一单位的微型“合作社”的反动建议已被否决。为了留住农场的人手,将逐步实行为集体农民提供最低收入保障的规定(与少数国有农场的农民的工资相近);并兴建剧院、电影院、音乐厅、学校等--有趣的是,这项政策的标题是“消除城乡差异”。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电气化和煤气化将进行推展;到了1970年,农村用电量将增加三倍。
  因此,在斯大林拒绝逐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以身作则的集体化”的长期解决方案,而匆匆忙忙地采取了惊慌失措而冒进的“农业完全集体化”时,他的继任者们面对今天眼前的危机,却姗姗来迟地采取了至少要一整个世代后才能看见效果的措施。在短期内,保证收入只能使农民不愿充分利用已经大大提升的生产力。柯西金无论之后是否收成如何就从西方国家提前提前三年购买谷物,即是默许了这一点。
  新的制度远不能克服社会矛盾,反而将极大地扩大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鸿沟。为了减轻住房困难并进一步安抚管理经理,已经颁布法令,在国家建设的同时,允许官员、教授、明星艺人和其他有能力的人投资“住房合作社”,以每平方公尺200卢布(50英镑至80英镑)的价格建造私人公寓大厦。承诺将苏联汽车,电视,冰箱等的数量增加一倍、三倍、四倍,不是为了工人,而是为了向管理者提供物质奖励,只有在有奢侈品可买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提高利润,他们不需要冒着风险来积累资金。为了人为地推动消费产业的发展,政府向西方的汽车、电子和化学等垄断企业下了大笔的订单,用来建设生产的工厂。过去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加强革命,这种经济政策绝对是正确的。但在这里,官僚对西方的社会革命感到恐惧,却把不断扩大的苏联市场当作最后的道具,推向给那些最容易遭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波动的国家作殷勤。这种便宜行事的联姻对双方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世界社会主义的纲领才能指出一条明确的前进道路。
  苏联眼前有两个可能:一种是“利益动机”,对西方国家的交易、大国政治和背叛妥协,这种进一步的堕落,得到了保守党政治家菲茨罗伊·麦克林爵士(Fitzroy Maclean)毫不掩饰的赞同;他幸灾乐祸地说:修正主义在革命的土地上如今正猖狂。 (他注意到已有500名苏联卢布的百万富翁,他评论道:“这还不够,但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另一个可能则是马克思和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方案,这个方案在整个苏联得到了密切的关注;同时也是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匈牙利、国家与革命和左翼反对派的选择的方案。只有后者才能解决苏联和世界工人面临的同样问题。

迈向新的十月革命


  对于资产阶级的教授们来说,西方的社会主义观念是不可想像的。他们凭着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主义是国家工业化的必须,所有的血腥和失误只是俄罗斯前进途中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是,只有在革命仍然处于孤立状态时,它才是不可避免的。官僚从来不像统治阶级一样拥有历史目的和使命。从一开始,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就是寄生在而浪费的,如同癌细胞一般附着在工人国家身上的附加物。它在工人尚在弱小和文盲的时期的贡献早已结束。
  今天的苏联官僚主义已经成为要能进一步发展绝对的束缚。阻碍社会发展的不仅是它所消耗的大量特权,而更重要的是它为了保护这些特权而侵占的控制权。只有民主的苏维埃政权才能有效地利用经济资源。今天,斯大林主义的代价占去了生产的30-50%。
  通过紧紧掌握那些作为其地位来源的民族国家,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正横挡在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今天已经来到了民族主义堕落的最低点,边界时记得冲突牺牲了苏联和中国士兵的鲜血,以保存沙皇和清朝时期建立的边境。
  苏联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官员、士兵,官僚和人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可耻的前领导人赫鲁晓夫拥有自己的私人仆人的消息,让人不禁要问,现任的部长、党内大老、将军这些人还有什么奢侈的余地。
  工人阶级已经不再软弱、疲惫和不识字了。今天,它的人口已经达到一亿,无疑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工人阶级。七岁以上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正在读书,受过完整中等教育的劳动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一半。 1966年,有6800万人在上学,其中1300万人报名了成人班,其中200万人是在工作时间以外在大学上课的工人。对知识的渴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80%的中学学生都申请进入大学,由于供不应求,官僚不得不限制名额以应付这一巨大需求。文化优越感,官僚主义的第一个借口,于此也消失了。他们再也无法摆出革命救星的姿态。
  技术的飞速发展已将行政的任务变成了简单的机械操作。规划、会计和控制不再像以前一样是个问题。全新建立的由8 00个计算机中心组成的连结,可以在苏联的各地进行会计的机械化操作。现在唯一的问题只剩需要检查贪婪的经理呈报数字的准确性。
  要求群众自主控制经济的诉求响彻云霄。只有工作现场的工人才能消除浪费和不合理的现象。党的领导人自己也知道,只有工人保持警惕,才能防止舞弊、偷窃和混水摸鱼──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做的一件事就是鼓励工人监督生产。历史上没有哪个特权集团不经斗争就放弃了自己的地位。为了获得所有的好处他们干尽了荒唐的尝试,却不顾忽略对基层的管理人员进行检查的危险,他们主导了官僚机器最怪诞、最荒诞的膨胀。计划员负责计划组织的工作;一位轻率的苏联教授已经计算出计划随着生产的平方成长而成长,到1980年,整个人口都将不得不成为计划员!会计师被雇来检查工厂内其他会计师登载的帐目;如今,有多达100万名会计师在苏联境内数十个准独立审计机构中工作。为了保护公有制经济不被个人掠夺,苏联雇用了超过200万名警卫和看守人员,是英国相应人数的30倍,占苏联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再加上数以百万计的国家组织和委员会,工厂、矿山、农场和其他机构的经理和董事,再加上庞大的常备军,再加上无所不在的警察、巡逻队、秘密警察和便衣特务的渗透网路,再加上在国家、联邦共和国和地区各级为所有这些机构执行的大量不必要的文书工作,我们可以模糊地浪费大量人力来浪费大量无法量化的生产;其唯一的效果就是使经济堵塞,直到接近止步不前。
  十月革命的传统、布达佩斯和克拉斯诺达尔的传统是唯一可以突破斯大林主义瓶颈的力量。尽管自我牺牲和忠诚的苏联工人阶级只是再多延长了一个还能耐心信任的最后阶段,但该计划中不可避免的缺点还是将为它招来愤怒的批评。无论它标榜自己是什么样的标签,背信忘义、欺骗和扭曲的痛苦经历都破坏了官僚的权威。
  托洛茨基说:“风首先吹在树顶上,”今天知识份子的发酵就会像风一样在社会上蔓延。政府的慌乱和犹豫不决,一方面发表了索忍尼辛(Solzhenitsyn)对斯大林劳改营恐怖的精辟揭露,另一方面却把作家西尼亚夫斯基(Sinyavsky)和丹尼尔(Daniel)关进监狱,这使作家们感到愤怒。在今年的作家大会上,索忍尼辛本人破天荒地向300名代表分送了一封私人信件,要求大会“讨论数十年来文学受到审查制度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压迫……这是中世纪的落伍行为。”
  数十位著名作家和诗人签署了支持他立场的传单。文学斗争(在这个阶段是社会动荡最明显的症状)实际上已经使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在小说中再次印制了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的思想(尽管形式严重扭曲),以试图抹黑这些思想。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伪造,但它们仍然再次脱颖而出。国际主义和苏维埃的民主思想不能被抹杀。今天他们以加倍的力量得到了印证。 1956年的革命正是从匈牙利裴多菲圆环的示威开始的。苏联知识份子的激进化将加剧批评的暗流,并把民众从数十年来的迟钝中唤醒。
  匈牙利、克拉斯诺达尔和无数的其他事件都证明,一旦工人阶级要求政治的控制权,只有极少数的官僚会提出任何抵抗。官僚并不是一个社会阶层;它与生产没有独立关系;它不是基于个人财产;它在历史上并没有履行什么进步的作用;而且无法确定它开始和结束的位置。它具有统治阶级的所有弊端,却没有任何历史使命。低薪的文书员和士兵与工人具有相同的利益;一旦有人起了头,官僚机构的底层将为工人提供支持。
  在世界范围内向社会主义迈进的过程中,1917年10月的基本经济成果确立了西方工人为摆脱旧社会而进行多年艰苦斗争的努力,在斯大林主义国家中一夜之间就能实现;所需要的只是政治上的变革,要遵循列宁提出的四点保障工人管理不受官僚主义影响的四个方针。与西方的资本家不同,官僚并没有基于“私有财产、宗教、法律与秩序”等的单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官僚们为了自己的特权,而向工人阶级送上了朝贡的敬意:不断假装自己是共产党的一份子,并且每一次都口诵列宁名言,大量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每一个举动都要以实现共产主义,一个无国籍和无阶级的社会为理由。他们又能在什么旗帜下抵抗苏维埃政权的要求?
  五十年只是历史海洋中的一滴露水。在从封建制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中,许多政治动荡使得资本主义阶级一个又一个的上台。在伟大的法国大革命近百年后,资本家才终于实现了对国家的直接控制。俄罗斯需要进行新的政治革命,这是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孤立及其后继者堕落的代价。斯大林的官僚一旦面临严峻的挑战,就会崩溃。
  西方病态的资本主义面临危机,而在东方则病态的官僚主义也同样如是。谁也说不准哪个将先被推翻。但是,就像斯大林主义的癌细胞使得苏维埃边界以外的资本主义稳定受到了威胁一样,我们可以给俄罗斯、中国、越南、印尼或美国工人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支持,就是为英国本土资本主义的衰落而努力。
  俄罗斯十月思想的复兴现在将不是基于落后的半殖民地社会,而是基于世界上第二强大的经济,即依靠强大、扎实和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依靠现代的技术和资源。十月革命的教训,社会主义纲领、工人民主、苏维埃、国际主义纲领、巴黎公社的原则、俄罗斯和匈牙利的革命,都将启发东西方的工人。五十年前开始的世界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推翻将能完成,人类将继续向社会主义和耀眼夺目的文明新高峰迈进。如果失败了,强大的工人运动遭受了灾难性的失败,唯一的可能就是回到1930年代的恐怖统治,这次是在核爆大屠杀的等级之上。十月革命的启示是解决人类危机的唯一答案。

完笔于1967年




感谢 Jui Hung Chang 译、杨进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