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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尔曼作关于《经济罢工和失业者斗争的教训》的报告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第四次会议 8月29日晨）
主席：哥特瓦尔德
一、经济罢工、政治罢工和失业者斗争的新特点的报告
根据第一项议程我们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任务和工作。为了避免重复，下面我所读到的将只是那些与对各个支部、对革命的工会运动具有特别意义和教益的问题相关的一些情况。
世界经济危机的加剧使无产阶级的斗争更加尖锐化。不仅如此，工人阶级的全部生活及其激进化也正提到更高的革命阶段。我们的提纲指出，——库西宁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也强调了——资本主义稳定的结束到来了。我们谈到了关于向新的一次革命和战争的过渡。对于形势的这种估计，要求我们的整个革命战斗战略，具有更加严峻的、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性质。
在1929年7月第十次全会期间，我们还没有谈到世界经济危机。但那时我们就已经指出，世界各处都呈现出革命高潮的开始。在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我们着重指出了我们在工会政策方面一系列新的庞大任务。当时讨论过并被写人了决议的许多意见，至今对于当前形势仍有其意义。
在第十二次全会上，我们指出了危机的急剧尖锐化，愈益复杂化，以及资本在整个战线上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进攻的加强。根据这些事实，我们首先指出了革命高潮的进一步增长，它表现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新形式和新方法上。
全世界罢工斗争开展不平衡，这是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成熟的不平衡所决定的。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在德国开展战斗方面，全德工会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影响是重要障碍，尽管德国共产党本身是强大的，无疑它在争取大多数工人阶级，正在做出越来越大的成绩。
我们还看到在一些工业部门中战斗的开展也是不平衡的。例如，在最近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在采矿工业中呈现出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而同时在冶金工业中的罢工斗争则有些落后（虽然目前这里的罢工浪潮也有所扩大，但还不是重要的罢工）。此外，我们还看到，在那些垄断资本力量强大的工业部门中——化学工业和军事工业——罢工还是很少的。除了我们在这些企业中的工作薄弱以外，由于资本的进攻采取了特别凶狠的方式，工厂中的间谍活动使得罢工的扩展极其困难。当然，对于各种不平衡的发展来说，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是由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采矿工业中，我们看不到像在冶金工业中的那些强力的资本集中，在冶金工业中——比如说西欧的——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国际钢铁托拉斯。危机猛烈地威胁着采矿工业。采矿工业的大资本家们在自己内部进行着争夺世界市场的最尖锐的斗争；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力图以最残酷的方式，通过压低工人工资和恶化劳动条件，来降低自己企业的成本。
由此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英国、比利时、美国、法国和 其他国家中，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罢工浪潮的特殊发展。这一事实对于帝国主义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也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这里还要补充一个情况，即改良主义在冶金工业中要比在采矿工业中有着更为深厚的根基。这就为我们造成了额外的困难，这些困难由于我们革命工会的工作开展不够而更为尖锐。这些困难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最后，工资的数额也起着一定的作用：采矿工业的工资额要较冶金工业低，后者的工资只是在最近才有大的降低。
我想，如果我们认真地分析一下这种不平衡发展，丝毫不掩饰我们本身的弱点和缺点，正确估计所有客观条件，那么，我们就能对我们自身力量有一个正确的和现实的看法，并且可以通过我们的党和各国革命的工会运动，来拟定和执行所有措施。
必须指出，所有这些群众运动和战斗已经不再只带有经济的性质，它们也是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阶级冲突的全部自发力量的反映，以及——它意味着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同改良主义的决定性的冲突。
近来，在西班牙、比利时都发生了大规模经济的和政治的群众性战斗，在上海首先发生部分带有反战性质的大罢工。在布吕克斯（西北的波希米亚）发生了大罢工，在维埃纳（法国）发生了罢工，在宾夕法尼亚（美国）发生了英勇的斗争，在波兰发生了具有革命特点的大规模战斗。最后，就在我们全会开会期间，在兰开夏郡发生了大罢工。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样，在短时期内发生了如此形式众多的大规模战斗。在这个特征下，在所有这些战斗中，工人阶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得非常坚定、沉着和具有进行斗争的革命意志。工人们在这些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和顽强斗志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即数万名工人在基本上没有特别重要的支援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坚持进行几个月的战斗，——这一切都证明了群众激进化的高程度。所有这些事实都是世界革命进一步高涨的表现。这些事实应当促使我们在提出任务后，要比以前共产国际各支部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日益临近的战斗。
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各支部任务的提纲中，以及在关于经济罢工和失业者斗争的教训的决议中都指出，这些群众性的战斗对于检验和改善我们的策略和我们的总政策具有很大的意义。
我们提出的问题不仅涉及工厂的工人及其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成熟程度，而且也涉及在业工人和庞大的百万失业者大军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问题确实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绝不应当允许数百万失业者的运动，即这支伟大革命军队的领导权落入旁人之手。在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强大到领导这支大军的地方，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为在将来取得显著的和无条件的成就，争取这些群众，不仅为了实现他们本身的要求，而且也为了和在业工人一起实现总的革命任务。
现在，全世界约有4000万一4500万失业者。我们争取在业工人的工作不应当脱离争取失业者的工作而孤立地进行，应当把这两方面工作作为一根链条上的环节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在提出这些任务时应当考虑到它们的相互联系和两个方面的紧密结合。
所有我们党和革命工会运动在工人群众中的独立领导作用，从来还没有像在当前国际形势发展阶段这样拥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库西宁同志已经指出了，革命发展的增长对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运动的领导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为重要的条件。
我的报告的任务，首先就是根据事实，根据最重要的国际经验揭示各种不同的战斗特点，揭示我们工作中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并由此作出实际结论，以改进我们革命群众的政策，特别是在我们工会政策和失业者运动方面。
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时起，我们在这方面无疑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各处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运动的比重都在增长，尽管我们有许多疏忽的地方。可以说在第十一次全会以后，在像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些国家中，已经能够看到经济罢工向政治罢工的明显转变。这说明了工人阶级更高的成熟程度和更强烈的激进化过程。
此外，在德国我们看到一系列局部性罢工和政治罢工的发展，这一事实在一年或两年以前是未曾见到过的。那时候我们还不能发动一起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现在我们已有多起为反对国家社会党人的血腥恐怖而举行的政治罢工了。这些罢工表明，在法西斯化加强的同时，与它相对抗的，我们的革命运动也达到了更高的成熟阶段。随着法西斯化的加强，资本主义在实行其剥削计划以克服自己面临的困难，寻找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出路”方面所采用的暴力措施也加剧了。
群众性政治罢工越来越明显地指向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它们对反对血腥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对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反苏武装干涉准备的斗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库西宁同志提到的东京的群众性政治罢工说明，东京地铁的罢工工人是反对本国帝国主义的一支反战大军，尽管那里的条件十分困难，他们还是取得了物质上的成果。这是一件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事实，它是对资产阶级发出的警告，也是工人阶级进攻力量愈益增强的一个证明。
我们现在谈一下总罢工的问题。1一2年前，我们对这个问题是否有明确的认识呢？关于总罢工的问题，我们往往只同武装起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现在，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这一点是清楚了，至少在党内是清楚了。现在我们提出总罢工的问题，不仅直接同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联系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说，任何一次群众性罢工，只要它能够包括四个或五个大工业部门，就可以叫做总罢工了。
在执行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基础上，由于群众的主动精神愈益加强，罢工浪潮也不断高涨。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新的经验，它使我们在执行我们的革命工会政策时有了新的支点。在革命高涨的过程中，在罢工战斗的烈火中，锻炼成长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干部，其规模是我们在过去的年代（革命形势发展的年代除外）未曾有过的。
这些有利的主观因素和有利的客观可能性一起，使我们能够把我们党的战斗任务提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使我们的革命工会组织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
各个国家进行战斗和独立领导罢工的事实，从根本上揭穿和粉碎了布兰德勒和托洛茨基关于“工人运动退潮”的理论。
我们可以继续说，过去的全部发展进程完全证实了共产国际所指出的远景。右派和调和派关于在第三时期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以及所有一般的战斗都将只带有防御性质的论断都已经被粉碎了经验表明，革命的不断高涨愈加经常地引发进攻性的战斗。
如果布兰德勒派和托洛茨基派，或赛德维茨党这个德国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左”的分支机构现在还说：目前时期革命工会反对派不可能举行成功的罢工的话，那么，实际的发展进程也完全把这个观点驳倒了。
全世界发生的罢工的特点是，失业者进行革命的阶级联合和他们对自己的阶级兄弟——在业工人的支持。即使他们没有积极地参加运动，他们对罢工工人的支持也表现为：他们决不从背后打击罢工者，绝不充当工贼的角色。在失业者大量存在的条件下，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尽管我们在工作中有不少的疏忽和弱点，但是我们对失业者的影响还是异乎寻常地增强了。这一点对我们各党在失业者中间加强工作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罢工斗争的另一个特点是我们在企业中看到了来自下面的，要求对斗争实行统一领导的强有力的压力。这一点是我们在第十一次全会期间 还没有如此感受到的。由于我们执行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这种群众性压力就变得更加有力。
社会民主党关于“危机时期不能进行斗争”的“理论”，实际上使得群众的贫困化过程拖延得更久。社会民主党的这种“理论”阻碍着群众斗争意志的发展。这样的“理论”甚至在各处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结果甚至连经济斗争也发动不起来。这些事实说明改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领袖们的腐朽的阶级背叛已经完全到了无耻的地步。这特别表现在德国，因为在那里无产阶级由于承担着奴役性的凡尔赛义务而遭受着双重的盘剥：不仅本国的资本家对其进行着掠夺性的剥削，而且它还要供给外国的资本家。这样的理论实际上意味着工人阶级应当顺从地忍受工资的降低和资本家对他们生活水平的全面进攻。
改良主义的工会首领同第二国际领袖们一起散布这个理论，其目的是要麻痹各企业和失业者介绍所中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力。
正是由于全世界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力图使工人阶级放弃自己实现阶级要求的斗争，这就造成了群众同领导之间关系的紧张化，这种紧张化使得阿姆斯特丹国际和第二国际阵营内部开始出现了崩溃。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不得不比过去采取更加“左”的手腕，以便笼络群众，制止他们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
过去我们见识过社会民主党使用的一整套经过深思熟虑的欺骗性手段，今后我们还将看到一些新的“左”的花招，它是我们在所有过去的时期中未曾见到过的，虽然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
在我谈到我们面临的任务时，我还要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在这里，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工会官僚们通过这种蛊惑性的“左”的政策，还在使数百万工人跟着他们走。在实现我们的基本任务——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在我们的领导下进行斗争——时，我们绝不应忽视或轻视这一特殊的政治思想上的斗争。我们应当通过革命的方法使群众确信，全体工人和失业者必须共同进行坚决的斗争。正由于资本的进攻和法西斯的统治方法采取了愈益尖锐的形式，这就特别要求我们改进我们自身的斗争形式和工作方法。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稳定的结束和不断发展的革命高涨，更加严肃和坚决地把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的问题提上了党的工作日程。我们在提纲中谈到革命危机的前提首先在德国和波兰正在迅速地成熟，同时，我们也指出了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相应发展的事实（虽然在每一个场合各有不同）。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全部工作进行检查。我们应当检查一下我们在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方面的工作是否已尽了一切可能，以便今后在更高的阶段上达到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全部战斗能力。
二、资本对劳动群众生活水平的进攻
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在企业主扩大和加强进攻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所采用的暴力手段，法西斯的恐怖镇压也更为加剧。垄断资本主义在自己的进攻中利用不同的手段反对无产阶级。资本主义根据其敌人—— 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展和活动情况，力图使自己的战略，尤其是自己的策略不断地多样化。社会法西斯主义官僚们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支辅助队伍，他们采取这一特殊立场，便于资本主义利用各种不同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进攻。
资本的普遍进攻还有另一个特点，即今天不是对某一部分工人，而是对全体无产阶级，对整个劳动人民阶层实行的进攻。
工人贵族经济基础的缩小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工人贵族和至今仍然领取高工资的整个工人阶层，现在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资本主义进攻的影响，结果我们看到，在工人阶级的整个社会结构中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动。
在谈到革命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国际任务的时候，我们还要对这个题目专门谈一谈。
我们在一些主要的国家中看到，尽管我们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间的工作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官僚们玩弄花招的能力还是很大的。例如，目前正在兰开夏郡发生的罢工，是在改良主义者领导下进行的，而改良主义的官僚们已经在企图破坏这一罢工的锋芒。他们准备接受英国纺织工业家的条件，同意使每个织工看管六台机床以代替过去的四台。
垄断资本主义企图使用怎样的手段来进攻无产阶级呢？总体上就是通过降低工资。降低工资有直接的措施，也有间接的措施。在某些国家降低工资是通过合理化，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进行的，这就是在保持原来工资定额的情况下降低工资，同时也有直接降低工资定额的做法。
在德国资本进攻的第一阶段降低的是工资表以外的部分，后来又转到降低工资表本身。在英国开始也是降低工资表以外的部分，但降低的范围与其他国家不同。现在在英国则是对工资额的总进攻了。企业主在进攻时采用了某些通货膨胀的措施，这就使无产阶级的工资实际上降低了。
在美国，1931年工资额的降低具有广阔的范围和十分挑衅的性质。它涉及加班、星期日和夜班的工资单价，以及妻儿的补助费和休假的补偿费。
其次，通过让工人失业、实行不完全的工作周和对工人大批解雇等来降低工资，也是资本主义进攻的一种手段。我们看到，熟练工人的名义工资和计件单价也在不断降低。给妇女和少年规定的工资大大偏低，然后又企图把成年男工的工资与妇女和少年的工资拉平。记件工资制是在掠夺手段日益精巧的基础上实行的。企业主们大多企图采取像罚款和通过在计算工资、以正品充次品方面实行直接克扣等手段。再次，对社会保险和工人阶级已经取得的社会福利的进攻，也是资本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各种社会措施所进行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工人阶级总的实际收入的进一步减少。
同时应当指出，在用带有税收和关税性质的措施对工资实行进攻的地方，工资降低的速度和数量都要超过价格的降低趋势。
由劳动群众生活水平下降所引起的消费者购买力的降低，导致了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为降低工人阶级收入而采取的措施日益增多，如颁布非常法令，向工人阶级转嫁纳税的重担，直接降低工资，等等。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垄断资本主义委托所实行的这种总进攻的同时，各个企业主还有自己的单独进攻。资本家们企图破坏无产阶级的团结，他们采用各种手段企图使工人中的各个部分彼此孤立，唆使其中的一部分去反对另一部分，以此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战斗力的目的。资本主义进攻的特点之一（尤其是在美国和法国，以及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即利用外籍工人、侨民，特别是工人的各个依附阶层作为工资的减压器，以损害本国工人的利益。在美国黑人工人，在法国——波兰工人和各殖民地的工人，在德国—波兰男女雇农的工资，都要比这一国家当地工人的工资低得多。
资本进攻的下一个特点，就是目前各种形式的强制劳动。失业者的劳动义务制、社会工作、普遍的义务劳动、“自愿的”劳动服务——这就是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常采取的那些措施。在保加利亚不久前实行了义务劳动制。在德国，资产阶级也准备采取类似的措施。
青年和妇女的工资在不断地降低。结果，无产阶级中这些特别遭受压迫的群体的工资，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水平。
铁路工人、一般运输工业工人、化学工业和军事工业工人的劳动军事化，是资本主义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波兰、意大利，最近在德国，特别是在巴尔干各国，资产阶级在自己的主要社会支柱——社会民主党和它的改良主义工会机构的帮助下（其中包括依靠法西斯的恐怖队伍），企图通过资本主义进攻的所有这些手段，来加强自己的阶级统治。
资本的进攻是通过最残酷的恐怖手段和愈益加剧的暴力措施进行的，它把危机的重担转嫁给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从而堵塞他们利用革命来摆脱危机的出路。
资本主义危机和群众急剧贫困化之间的相互联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的下降造成了失业者和半失业者的大军。
其次，提高纳税额，建立新的关税壁垒，以及实行“经济孤立政策”等各种措施。这就使得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种日用消费品价格的猛烈上涨。
再次，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加强对劳动群众的掠夺，采取愈益经常向大工业提供津贴的措施。
最后，由于危机所决定的倾销政策引起工资的新的降低和劳动的进一步强化，而使得大规模的破产愈益急剧化。
这仅仅是在研究资本主义危机和群众贫困化过程的后果时，所揭示出来的一些最重要的相互依赖关系。
不仅无产阶级，而且所有的劳动者阶层都能感受到资本主义危机的极其有害的后果。小资产阶级和各“中间阶层”的广大群众越来越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
不仅工人群众以最快速度被贫困化，而且在各个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农民、职员、公务人员和劳动居民的其他阶层，也愈益被卷入群众贫困化的这一过程中。
这种深刻的贫困化，使得出生率开始大幅度地下降，并已经使得人口的数目在某种程度上绝对地减少。例如在德国，在工人的最低生活费用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无产者居住区出生率的数字，要比资产者或小资产者居住区下降得更多。在柏林无产者居住的东区，出生的数字要比头几年低得多。1931年，在普伦茨劳贝格的工人居住区的出生率为5‰，而在该市的较富有的地区，例如在采伦多夫，出生率则为7.5‰。在不来梅情况也相类似。在那里，1901年富人居住区的出生率为12.7‰，1910年为12.6‰，1925年为14.7‰；在小资产阶级居住区1901年为28.9‰，1910年为21.7‰，1925年为14.2‰。在无产者的居住区：1901年为43.7‰，1910年为33.3‰，1925年为19.5‰。由此可见，无产者居民的出生率有很大的降低。
要理解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原因和性质，应当考虑到以下因素：
第一，资本对无产阶级的进攻从来还没有达到像目前这样的广泛和深入。
第二，资产阶级的所有这些新进攻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的。
第三，群众的贫困化是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现象。
第四，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没有保障已经达到了低于任何“标准”的程度。
德国的无产阶级、公务员和职员由于资本的进攻，从1929年初起，已经损失了近300亿马克的工资。
根据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备忘材料，英国无产阶级的工资在1920—1930年期间，减少了46亿英镑。
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农产品的消费量愈益降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过程在波兰具有特别极端的形式。
下面的统计材料就是对德国赤贫化过程的一个说明。
在年收入从1800马克降到1700马克的情况下，每年肉类的消费降低了1.4公斤，蔬菜和水果降低了3马克，牛奶降低了3.78马克。在工资从800马克下降到700马克的低收人情况下，每年肉的消费量下降3.6公斤，蔬菜和水果减少3.68马克，牛奶减少11.38马克。这些数字反映了营养的下降，说明了无产阶级，尤其是其下层，即最贫困阶层的体质的不断下降。工人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不能向自己的家庭提供充足的营养品了。
除了群众性的贫困以外，自杀者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了——这也是群众的健康急剧恶化和贫困化的结果。
还有一系列的数字说明了德国广大群众破产的情况。
在德国1930年工人和职员的收入同1929年比较减少了6.8%，与此有关的肉的消费量下降了7.1%。1931年工资额下降为16.3%，而肉的消费量则下降为20.9%。同时我们应当指出，这种官方的统计材料只注意到了工资额的降低和失业，而没有注意到由于新的捐税加重和扣款的增多实际工资的降低。在最近两年，肉的消费量下降了25亿马克，而在1932年，牛奶和奶制品、鸡蛋、蔬菜和水果消费量的下降大约在40亿马克以上。
在美国，工资额变化的结果出现了一幅很有特点的图景。如果把1929年作为100，那么1932年1月支付工资的总数仅为48%。按工业部门来看，采矿工业的工资数为50%，冶金工业为35.1%，汽车工业为39.1%，纺织工业为55.6%。只有美国的化学工业，众所周知，因为它为日本帝国主义提供部分军用装备，它的工资支付总数为68.5%。而在美国化学工业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工业部门中，工资额同去年12月份相比甚至提高了6%。
现在，我们再以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为例。总的说来，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看到的是所有工业部门的衰落和工人阶级工资的急剧降低。然而在军事工业中，例如在什科达等工厂里，资产阶级企图通过给部分工人某些让步，造成一个工人贵族的特殊阶层，以阻止这些企业工人的革命化，因为工人的革命化对于资产阶级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资产阶级要为自己建立一支御用军队，以推行它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什科达各工厂的工人每小时的报酬为5一7克朗，如果一天按8小时计算，就是40一50克朗，而同时尤利乌斯煤矿的北波希米亚矿工的中等工资一周仅为98.5克朗。在这里，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这两部分工人在报酬上的差距是很大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包工计件单价降低为基本工资的10%一45%，纺织工人和轻工业其他工人的物价补贴降低到15%。法定休假减少了，个人患病交纳的保险费提高了，而社会保险费则降低了13%。财政预算中，国家公务人员的薪资数总起来说减少了70700万克朗。同时，失业津贴也大大降低。
在英国的工业中，除去直接降低工资以外，又通过进一步实行资本主义合理化，来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英国无产阶级的赤贫化过程一直在继续着：1911年的工资总额为英国国民收入的42%，在1924只占40%。同时，英国煤炭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同1924年比较增加了45.4%，而整个采矿工业则增加了23.7%。劳动强度的这种提高很自然地使得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大大恶化。
在西班牙，由于比塞塔的贬值，无产阶级的实际工资降低了35%。新捐税的实行，使得最低生活费的指数平均提高了30个百分点：从1931年4月的152，提高到1932年初的182。还应当补充一点，在西班牙没有普遍的社会保险，也没有疾病保险和失业保险。
中国工人本来已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由于资本的进攻更大大降低了。1929年中国的纺织工人每月可以挣得30个中国银元，1931年每月的工资则下降到18个银元。中国港口工人的工资在同一时期从38个银元下降到18个银元，船员的工资则从每月33个银元下降到20个银元。还要加上在1932年中国有500万以上的失业者，这占了整个无产阶级的50%。
在德国，布吕宁的一月非常法令使数百万失业者的津贴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大城市中这种津贴的平均数每月为16.48马克，中等城市为14.36马克，小的村社为13.14马克。根据最低的计算来看，德国失业者及其家属的总数为1700万人，占德国全部人口1/4人的每月平均收入只有15马克。如果我们以1927年的工资为基础，在1930年支付的只有91%，1931年只有81%，1932年只有67%。近几年来，一个德国工人每周工资的变动情况如下：1929年为42.20马克，1930年为36.95马克，1931年为30.10马克，1932年7月为22.10马克。
在美国，每周工资的变动情况是：1926年为27.40美元，1930年为22.95美元，1931年为19.05美元，1932年6月为12.35美元。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资产阶级加强了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进攻。最近我们看到，在所谓旺季的时期，几乎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失业者的数字也都不见减少。
例如在美国，当前按职业组织起来的全部工人的32%是失业者。
在德国，失业者所占的比重还要更高。
此外，我们看到，由于不少失业者被剥夺了领取津贴的可能，所以领取津贴的人的数字大为减少。社会保险或者被取消，或者被加以限制。同时，资产阶级还企图在它的社会政策系统中成立职工疾病保险、失业者保险和其他帮助工人的机构，其政治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建立“阶级间的和平”，以便不引起痛苦地推行企业主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所有措施。
最后，对失业者的进攻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失业者变成资本家手中的顺从工具，迫使他们充当工贼，破坏企业中他们的阶级兄弟所进行的斗争，从而击破工人阶级对资本进攻的抵抗。
资本主义的危机对无产阶级青年和劳动妇女的打击特别沉重。例如，德国21岁的青年，奥地利几乎全部青年都完全被剥夺了领取津贴的权利。
我们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所看到的这些事实，对各个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运动提出了一项巨大的任务——把失业者这一支大军变成对工人阶级进行战斗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因素。在这个全会上必须指出，我们在失业者中间所进行的工作不仅有缺点和疏忽，而且在这方面还必须克服巨大的客观困难。只有当革命工会运动能够正确地代表失业者提出日常的要求，甚至为了实现失业者的最微小的要求，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和向他们提供具体的物质帮助，积极地每天地组织和进行斗争，我们才能加强和扩大我们对无产阶级失业者的影响。
我列举出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工会运动在维护失业者利益方面的-些最重要的战斗要求。每个国家都应当根据特殊的条件，对这些要求加以补充。我们应当要求：
（1）在没有失业保险的地方，都应当由企业主和资本主义国家设立义务的失业者保险；
（2）在整个失业期间给所有的失业者发津贴；
（3）给半失业者发津贴，其数目应使减少了的工资加上津贴相当于原来的工资；
（4）为所有工人规定7小时工作日，青年和从事地下作业的矿工，以及有害健康的企业中的工人实行6小时工作日，而且都要保持全薪；
（5）废除强制劳动和劳动义务。
此外，要向市政当局，提出非常具体的要求。在下层组织工人为发给衣服、鞋子和食物而斗争。妻儿应当同自己的丈夫一起，要求村社和城市当局发给牛奶和面包。反对由于数百万失业者无力缴纳房租而被强迫迁移（这种迁移的规模正越来越大），这一斗争应当同在业工人一起进行，就像在许多地区已经发生的那样。我们还应当发动工人，在比以前更大的规模上，为反对强迫迁移而斗争。
还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强调指出了失业者这一支革命大军的重大意义。列宁曾特别坚决地指出，共产党人应当担负起对失业者大军的领导，引导他们去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因此，我想特别强调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纲中的一段话：
“当代的革命实质，就在于工人群众最起码的切身需要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相抵触，因此争取满足这种需要的斗争就会发展成为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2卷第389页。——编者注）
我们要毫不怀疑地去迎接这些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伟大战斗。在当前新的革命高涨和革命危机的前提日益成熟的阶段，发动一些国家的失业者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讨论一下关于如何正确提出工人日常要求的问题，关于动员群众和解决所有我们战斗任务的最好方法（这些方法是我们各共产党，特别是革命工会运动所需要的）的问题。
三、各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群众斗争的基本事实
必须对国际斗争和罢工的经验进行比较仔细地分析，并把我们斗争的这方面的最主要事实提交第十二次全会讨论。
在我们曾经指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那些国家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罢工斗争进行得特别鼓舞人心。
首先，我们以上海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大罢工为例，这是一次具有国际意义的群众斗争。此外，1931年在中国还发生过多次罢工，参加的总人数大约有100万工人。1932年1—3月大约有30万工人参加了革命的罢工斗争。
在西班牙革命开始后的一年中，爆发了3648次局部性罢工，50次地方性罢工，30次政治总罢工和20次伴有革命起义的政治总罢工。正是西班牙的罢工斗争表明了经济斗争对群众政治罢工发展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列宁早在1905年就指出了。这种经济罢工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情况到处可见。
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绍拉布尔和孟买，有男女工人等广大群众参加的纺织工人罢工斗争。这些斗争首次把矛头指向了国家—改良主义官僚。
目前，在欧洲首先是比利时矿工罢工，这次罢工已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罢工运动。资产阶级的《柏林人民报》在几天前刊载了如下一篇对比利时事件的有趣的评论，评论承认了这个国家革命阶级运动高涨的事实。
“比利时的矿工罢工愈益具有改良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广泛冲突的性质。自从工人党多少带有示威式地背离了罢工以后，天平就倒向共产党人方面了。现在已经不用怀疑，目前，比利时正处在对于国家发展更有意义的工人群众激进化阶段。当比利时的共产主义在罢工面前几乎微不足道的时候，这一事实尤其引人注目。”
比利时的罢工造就了一整批工人运动的新革命干部和新工人积极分子，他们在党的大部分积极分子被逮捕的情况下，坚决将罢工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党员和工作人员等遭到大规模逮捕，党的领导现在已不能再根据过去的需要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情况下，这一点就显得特别重要。
我们看到新的积极分子骨干正在罢工运动的烈火中成长起来，他们把运动和罢工斗争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最近在波兰爆发了群众性的罢工运动，如果没有在此以前所进行的局部性战斗，没有在企业中经常不断的工作和维护工人日常利益的斗争，那是不可能的。在最近的所有战斗中都可以看出，经济斗争转变为群众性的政治发动，而政治斗争的水平在波兰比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都要高。我首先指的是华沙运输工人的罢工和一系列纺织工人罢工，他们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战斗的信号。
波兰罢工运动发展的情况怎样呢？1931年波兰罢工运动的参加者有20.2万名，损失的劳动日为174.1万个。在1932年第一季度已有62万名参加者，损失的劳动日为303.1万个。这一年每一次罢工的人数几乎都比过去的时期增加到6倍，损失的劳动日数也比过去的时期增加到3.5倍以上。经济斗争的激烈程度和群众斗争的力量都有很大的发展。下面的事实也很值得注意，即在波兰有成效的罢工的数字是比较高的。例如，从1930年11月起的前8个月占34%，后6个月占69%。在1932年有60%的罢工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有4万人参加的栋布罗瓦矿工的大罢工由于那里的改良主义者使用了各种蛊惑性手段和把领导权抓在自己手中，而没有取得物质上的好处。
捷克斯洛伐克的罢工运动也证明了这种转变。在这里也像在比利时一样，罢工发生在资本主义危机开始得比其他国家较晚的国家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比利时的群众罢工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新罢工浪潮对于各国工人是一个新信号，它们证明了在危机尚未达到像波兰和德国那样深入的国家中，工人阶级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激进化。我们捷克同志领导下的战斗行动，特别值得予以肯定的评价，因为红色工会在几年以前由于叛徒海斯的背叛行动和当时开始出现的分裂而暂时被削弱了。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捷克斯洛伐克罢工运动和战斗的开展，以及在独立领导这一斗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证实了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预见，它们在自己的许多决议中预见到了这一发展的进程。
在布吕克斯（西北波希米亚）发生的群众性罢工为我们党和革命工会运动以及整个工人阶级提供了在我们的领导下实行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范例。可以说，布吕克斯罢工是近几年来在欧洲所发生的一次最重要的罢工，它在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面和吸引劳动人民群众参加斗争方面，都使我们受到了很多的教益。
捷克斯洛伐克罢工运动的发展情况是：在1930年发生了大约159次罢工，参加的有57000工人，损失的劳动日数为423000个。在1931年罢工的企业有227个，有76700人参加，损失的劳动日数为525000个。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材料称，在1931年发生了56次政治罢工。也是官方的统计材料证明，在1932年的2一4月期间，大约发生了98次罢工，参加人数为86375人。根据红色工会的统计材料可以看出，罢工运动的开展还要更加广泛。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建筑工人红色工会指出，在1931年的9个月中发生了195次罢工，参加者有35000人。根据同一个官方统计材料，在1931年全国和所有工业部门发生的罢工只有227次。农业工人红色工会统计的数字是33次罢工和10000名参加者。因为在弗列瓦尔道发生的枪杀工人事件引起的政治罢工约有100次，参加人数约有30000工人。此外，革命工会还登记了纺织工业和制造玻璃工业，以及采矿工业中发生的数目众多的抗议罢工，只在采矿工业中就发生了40次示威罢工。
捷克斯洛伐克罢工运动的特点是，建筑工人和雇农要求增加工资，这类罢工占了很大的比重。有80%的建筑工人罢工和20%一40%的矿工罢工取得了胜利。
在罢工浪潮不高的德国，8月11―21日，即在10天内，根据革命工会反对派的统计材料就发生了21次罢工，其中有8次取得了胜利。
同时还举行了10次抗议罢工，其中一次有4个企业的工人参加。如果我们看看最近两个月的情况，在6月份，根据革命工会反对派的统计材料，在德国有150个企业发生了罢工，在意大利发生了70次罢工，以及工人酝酿罢工并通过了一定决议的事件。在上述战斗中，有很大一部分罢工发生在建筑工地和强制性的劳动中。上面列举的罢工中有50次以上取得了胜利。
在7月份发生了如下的罢工运动：83次经济罢工，42次政治罢工（反对纳粹分子的恐怖行动，争取把纳粹分子赶出企业等）。在同一时期，革命工会反对派还登记了8次进行被动抵抗和酝酿罢工的事件。有42次罢工（即占罢工总数的一半）是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的。如果我们总地看一下近几年来德国罢工运动发展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以下的结果。根据官方的统计材料，在1929年发生了441次罢工，参加的人数有234000人，损失的劳动日数为了3935000个。根据同一的统计材料，在1930年发生了336次罢工，有224900人参加，损失的劳动日数为3935000个。在1931年罢工次数比1930年更多，在1932年罢工的次数也高于1931年同一时期。
根据革命工会反对派的统计，在1931年的5一12月，在德国有312个企业发生了罢工，在革命工会反对派的领导下有250000工人参加。这些罢工的大多数都没有列入官方的统计材料。取得了成绩的罢工所占的比重较高。德国罢工运动的特点是，政治罢工的比重急剧增加。在德国，冶金工厂发生罢工的次数比其他国家的冶金工厂都多。我们的工作深入到了熟练工人和有组织的工人阶层当中。在这些罢工中间，我们很快地深入到了在其他国家还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开展罢工的一些企业中去。在取得了成果的罢工运动中，有50%的罢工是发生在冶金工厂中的。在这些罢工斗争中，熟练工人轻松地取得了胜利。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些胜利是由发生罢工的企业或车间采取专门“领头的”立场所决定的。在德国，这样的事实也很有意义，即在开姆尼茨发生了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有30个企业是在我们提出的口号下行动的，而在哈根、施潘道、武珀塔尔、许克斯瓦根和许多其他城市中举行了反对法西斯恐怖的群众性政治罢工。
我们看到，英国罢工的次数和工人阶级的抵抗力量也在急剧地增长。那里损失的劳动日逐年增多。1932年第一季度英国的罢工次数较上一年同时期增加了1倍。
关于英国和美国，我们应当指出，有大部分罢工被迫停止了，没有得到物质上的成果。
因此，我想对兰开夏郡的罢工提出几点意见。英国的纺织工业正处在剧烈的危机之中。出口额急剧下降。英国的纺织工业有48%的工人没有工作。到目前为止，参加这次罢工的有20万男女纺织工人，包括在贝尔尼和纳尔逊早已开始罢工的45000人。兰开夏郡的斗争是反对降低工资和反对企业主要求每名工人从看管四台织机提升到看管六台织机。纺织工业业主的进攻同时也是对英国工人阶级所有阶层的进攻。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这是工人阶级激进化的表现），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不得不宣布罢工。在这方面我们党的工作过于薄弱。在整个斗争地区，我们总共只有100名党员。我们在斗争地区还没有选出能够领导某一企业或某一地区斗争的独立罢工委员会。这次战斗明显地暴露出我们党在工会内部工作中和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组织反对派运动方面的很大弱点。因此，英国的党首先应当得出一定的结论，以利于将来的工作。目前，改良主义官僚已经准备停止罢工，当然在形式上工资还没有直接降低，但是在每名工人从看管四台织机提升到看管六台织机要求方面，向纺织工业的业主作了让步。
我们来看一下宾夕法尼亚（美国）40000名煤矿工人的英勇斗争。在这里我们看到，经过了长达数月的斗争，虽然卓有成效地实行了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一政策首先表现为选举斗争委员会），但由于党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即在当时没有发出退却的信号，而是决定要把斗争进行到“最后一人”，要流尽最后一滴血，结果使得工人的斗争仍然遭到了失败。
在美国，无产阶级的组织性不高。因此，我们在这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中，就不能（也有很少数的例外）取得成功。与美国不同，德国和英国的无产阶级就有着高度的组织性。
在英国的金属工人和矿工中还没有出现罢工，特别是在最近，不过在纺织工业中爆发了预示着革命高潮到来的大规模罢工。此外，在英国的运输企业，特别是伦敦的公共汽车企业中，正在酝酿着即将爆发的新的战斗。
在美国，1932年发生的罢工比1931年多，不过在美国的金属工业中还几乎没有发生过罢工。在普遍降低工资的浪潮下，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工资的降低特别有力地打击了黑人工人，这些人是企业主企图加以利用，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来同白人工人进行竞争的。资本主义企图加深和利用这个国家白人工人和其他工人之间的现有的对立。因此，特别需要在争取这些深受压迫的各个阶层方面，大大加强革命工会运动的工作。
在法国，虽然它比其他国家较晚地卷进危机的漩涡，但是现在也可以看到罢工斗争不断发展的新趋向。根据在红色工会国际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法国提出的报告来看，法国1931年发生罢工267次，参加者有255000人。1932年罢工的次数在继续增加：1月份有58次，有6067人参加；2月份——76次，有24423人参加；3月份——102次，有36000人参加。法国在危机以前就发生了多次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
现在在全部罢工中有70%是反对降低工资的。
在保加利亚和希腊最近也发生了新的经济的战斗。
在评述各种经济战斗的时候，我还想着重指出三个事实。
首先，我要指出在瑞典的乌达伦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一个受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在这里我们发动了10万名工人参加我们领导的抗议罢工。这一罢工是在同警察发生冲突以后爆发的。
在挪威发生了持续5个月之久的86000名工人反对同盟歇业的斗争。
其次，我要指出在特文特发生的荷兰纺织工人的英勇罢工。为了反对这次罢工，这个“平安无事的”荷兰竟猝然采用了内战的手段，以致连我们的党和工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都陷入了措手不及的状态。
在总结上述许多国家发生的罢工事件时，我们应当指出，由于加强了对斗争的革命领导，成功的罢工次数也增多了。
我们的伟大导师列宁非常认真地研究了工人的生活，他对工人阶级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次社会动荡，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为党和革命的阶级战线提出了应当加以解决的任务。他不只一次地指出了罢工斗争的巨大意义，把它看做是革命阶级斗争的学校。他为我们提供了在当前变化多端的形势下，我们所应采取的卓越的范例。
关于发动失业者的几句话。
鉴于企业中发生的各种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运动在失业者中间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应当说，我们在失业者中间的工作，在组织统一战线的发动和运动方面的工作，到处都不能令人满意，尽管我们在这方面有过一系列发动失业者的好事例和我们所始料不及的事实。我们以美国为例。1931年12月7日无疑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阶段。数十万名失业者走向美国的首都举行了饥饿行军。资产阶级企图用内战中所使用的各种暴力手段来反对游行的失业者。有1500多名饥饿行军参加者的代表来到华盛顿，向胡佛政府递交数百万名失业者的请愿书，其中特别要求为失业者实行义务保险。25%的饥饿行军参加者是黑人工人。
今年3月在底特律的福特工厂附近失业者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那些“不断繁荣”和“高工资”的宣扬者们在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竟然使用机枪和催泪瓦斯来对待这些饥饿的人群。众所周知，有4名工人被打死，23名工人受重伤。
下面我还要提一提关于苏格兰的饥饿进军，这一进军持续了三天并在整个英国和英国以外的地区激起了强有力的反响。尽管英国无产阶级的激进化才刚刚开始，参加这一次行动的仍有85000名失业者。
1932年初，比利时改良主义者企图将对失业者运动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在当年比利时失业者的数目增加了4倍。工人们怀着极大的愤慨等待着国王颁布命令，因为这个命令会使失业者的救济金大为降低。为了支持蒙斯（博里纳日）比利时矿工的罢工，不久前有35000名失业者行动起来，其中有很多基督教徒工人，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罢工者的战斗。
失业者的运动向共产国际和国际革命工会运动提出了巨大而广泛的任务，因为这方面的工作甚至要比企业中的工作复杂得多。目前，当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部门的工人几乎有一半处于失业状态，资产阶级既不给他们工作，也不给他们面包，当为反对失业者所采取的紧急措施远远不能平息这些工人群众的愤慨情绪，同时在业工人和失业者共同进行斗争的时候，——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就具有了极大的意义。在第十一次全会的决议中，作为革命工会运动的中心任务，我们提出：“要组织失业者的战斗，建立同在业工人（他们时刻受到降低工资的威胁）的紧密的战斗联系。”
我们应当根据每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在我们的工作中具体找到新的工作方法和形式。我们在德国失业者中间进行工作时提出的那些日常的要求和任务，绝不能机械地为美国失业者提出来。凡是机械地提出任务和口号，都会给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在当前形势下，所有在企业中进行的战斗、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和失业者的发动，都表明了阶级斗争正在采取新的更高级的形式。因此，我们提出的“阶级反对阶级”的伟大口号，也就具有更加深远的革命意义。
四、争取实现局部要求的斗争和动员群众的方法
由于改良主义官僚支持资本的进攻，我们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性使最广大的群众认识到，他们只有在我们的领导下，才能顺利地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领袖们的阶级叛卖行为。背叛的改良主义官僚们目前又在玩弄“社会主义”的词句，来愚弄工人阶级。
我们应当在维护群众日常利益的斗争中，在实际上向群众表明，我们不仅要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且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还要通过反对富人，反对资本主义统治制度的经常不断的斗争，来锻炼群众的斗争意志，使他们在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时候，能够更加机动灵活，更加成熟。在战争时期列宁有一次曾说过，作为目的，作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对立物的一般的“社会主义”，现在不仅得到考茨基的拥护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承认，而且还得到了某些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家的承认。列宁说，但是现在所指的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一般的对立，而是具体的目的，是为反对具体的祸害，即反对目前的物价昂贵、目前的战争危险或目前战争所进行的具体的“革命群众斗争”。
列宁的这些话对于我们所提出的群众工作的革命任务也具有意义。我们应当学会更好地组织和准备罢工。我们应当懂得，发动罢工的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在企业中自下面进行有准备的群众动员。在进行局部性发动和局部性战斗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在宣传中更为明确地提出关于以革命手段来摆脱危机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
我们是否能够更快地让群众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进行决定性的阶级战斗，首先取决于我们的力量，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方法。群众的压力日益增加，使得改良主义的领袖们不得不急忙求助于争取社会主义的“激进”词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极其伪善地大谈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当然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民主党德国国会党团向议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提案。我们党应当了解，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领导群众的能力。我们应当在宣传中比过去更加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最终口号，来同资产阶级专政相对立，同时我们还应当在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开展的过程中，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积极地行动起来，使他们认识到必须为实现最终目的和为此建立必要的前提而进行斗争。联共（布）国际主义范例不仅帮助我们把广大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和党内，而且引导群众为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去进行战斗，吸引愈益众多的群众参加未来的大规模的政治冲突。
只要各国共产党、革命工会组织和革命工会反对派在各国为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而准备和进行战斗的方面采取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策略，就一定能够取得对最广大工人群众的领导权。我们从过去的实际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更加成熟、更加勇敢、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了。但如果我们理解了当前形势和无产阶级激进化过程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和条件，那我们就应当明确地和毫不含糊地说，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成熟程度、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对于我们所肩负的任务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应当指出，有许多倾向是我们必须加以坚决反对的，因为它给我们的革命工作带来了损失。
有些假革命的论调借口什么“孤注一掷”而拒绝进行局部性的战斗。这种论调应当受到我们的反击，正像我们反击那种否认和阻碍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巨大战斗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经济主义”一样。但是，也不要认为反正群众是听我们指挥的。我们也不应当由于我们对局势作出了正确的估价，由于我们切实地维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自傲。这种完全非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骄傲自满态度，说明我们忘掉了千百万男女工人还不了解我们，尽管我们是唯一真正的工人政党，是无产阶级唯一真正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政党。我们还应当更好地学会一套技能，使群众确信我们的斗争方法是正确的，并向他们揭露改良主义者的叛卖性政策。为此，光靠说是不够的，需要的是做，是日常的具体行动。为此，我们还需要在反对资本主义专政的各种形式的压迫和掠夺的具体斗争中，有一套周详的无产阶级政策。
我们要在企业、职业介绍所、工会、工人住宅区和房客等中间采取尽可能多的动员群众的方式，以便组织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专政各种压迫和掠夺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在本次会议议程上应当加以讨论和阐明的一个群众工作中的最重要问题。
有时我们看到，人们歇斯底里地高喊必须开展和进行罢工，而不去从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工作，也就是根据具体实际条件采取各种动员群众的方法。
有时人们以为，工人阶级激进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开展经济战斗和政治战斗的充分动力。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和认识到，不仅各处都存在对我们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不仅已达到了较高阶段的激进化过程是加强无产阶级战斗的动力，党和革命工会运动也应当抓住日常生活的所有具体事实，来发动运动和罢工。
同时必须正确地分析和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遗憾的是，这一点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关于这一点只要举出我们工厂的报纸，首先是我们日报的例子，就可以确信无疑了。我们应当以更大的兴趣，依靠我们已有的全部经验，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来研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各个阶层的生活，学会熟悉群众的脉搏，以便开展和推进群众运动并把它顺利地进行到底。
难道我们在过去不是多次看到，我们有时甚至对各重要企业中企业主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目标还不够明确？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工资合同期满，就纯粹公式化地、按照日期地来规定动员工人罢工的方针和趋势向吗？难道全世界所发生的大量自发的罢工，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和成就方针的征兆吗？
对于工人生活的这种不够熟悉，部分地说明了我们党和工会的报纸在碰到工厂和工会工作，以及一些经济战斗的具体问题时的经常“消息不灵”的状态。
在我来出席全会不久前，我曾翻阅了我们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各种工业部门的报纸。在看到这些报纸的内容时，你会惊讶于这些报纸的内容竟是那样的枯燥无味，它们很少能具有我们政策的那种生动的群众性。它们不能具体地揭露改良主义分子，也不能在关于加强反对改良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问题上，来领导我们的工会工作人员。所有这一切都是同我们不熟悉工人的生活分不开的。关于我们日报的政治内容也应当这样说，它们虽然搞的是“高级的政治”，但却对无产阶级的生活缺少研究，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同政治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
如果我们考虑到国际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教训，考虑到工人阶级对资本进攻的抵抗力，那我们就应当了解，我们在当前客观条件下顺利开展工作的最重要环节和主要的工作方法，就是正确地、布尔什维克式地贯彻执行下层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工会反对派和党执行了严肃认真的、一贯的、正确的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的地方，在我们的工作不是采取偶然的和突击的方式进行的地方，阶级战斗就会有迅速的开展。统一战线的建立使我们有可能说服群众相信我们路线的正确性，同时统一战线的政策又要求我们的工作方法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种独创性的统一战线政策也要求我们对于机会主义的倾向经常不断地保持警惕。
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
最近一个时期的大规模罢工并不是由我们发动起来的，虽然这些罢工反映了我们对工人群众的巨大影响。往往领导这些罢工斗争的正是那些改良主义的领袖，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工人引向失败。在一些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等都有一些很好的事例，说明在罢工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有不断增强的能力来实现我们的领导作用和独立地发动斗争。另一方面，过去一个时期的所有经济战斗都反映了我们在生产部门，在改良主义的工会内部，在红色工会中的工作以及在独立领导战斗的方法方面的软弱无力。
关于当前时期战斗的性质问题，有一些理论在我们的全会上应当给予最坚决的回击，因为它们可能成为并已经部分地成为机会主义倾向和错误策略的根源。
首先，在这里我指的是选择一种理论，它认为似乎一切真正的战斗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上，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进攻的战斗。例如大卫同志在自己的《改良主义的破产》一书中就维护了这样的理论。
我们还在1932年2月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会上已经指出，这一理论无疑地会削弱我们发动经济罢工的工作。
第二，我指的是像国际矿工委员会书记苏博特卡所维护的那种理论，即似乎在当前形势下，所有的战斗都同样是“防御性”的战斗。这些荒谬的理论都是建立在错误估计当前经济战斗的基础上，因为事实上，经济战斗正在转变为政治战斗，另一方面，政治因素又赋予经济罢工以更高的革命性质。
在当前工资政策和整个形势十分复杂，某些阶层、工会团体等具有不同情况的条件下，能否一般地对所有的战斗只给予总的评价，把它们仅仅叫作防御性的或仅仅叫作进攻性的呢？这样的概括必然是错误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而是以形而上学的态度来对待阶级力量的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问题。
五、关于我们罢工策略的一些实际问题
最近在某些支部中和国际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对于进一步开展我们的罢工战斗和我们的革命工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罢工战斗的物质成果问题，第二是关于我们在基层组织中对待全体公决的态度问题，第三是关于及时开始和及时停止罢工的问题，第四是关于斗争委员会和无产阶级民主制的问题，第五是改良主义分子是否在领导罢工的问题，最后，第六是关于争取工会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的问题。
我们怎样提出这些问题呢？关于第一个问题——即罢工的物质成果问题。我们说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具有取得物质成果的可能性。在企业里争取物质成果的斗争完全不要求具备绝对必要的前提来保证胜利。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提出关于物质成果的保证，那我们就会滑到社会民主党的悲观主义理论上去。我们所据以出发的前提是：为了取得物质上的成果应当全力地投入战斗。问题在于我们应当通过争取物质成果的斗争，同时——甚至没有取得物质上的成果，——取得政治上的胜利。我们绝不应忘记：没有争取真正物质上胜利的最严重的斗争，政治上的胜利也就没有任何可能。如果罢工的工人不相信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会工作人员在尽一切努力来争取物质成果——即使这只是罢工者对企业主蛮横无理的进攻的回击——生活状况的改善或我们也就不能够使我们达到真正的革命化和把群众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如果我们不去为物质成果进行最严肃的斗争，我们就会面临一种危险：在为我们的革命组织顺利征集工人方面，我们甚至会失去必要的群众基础。
由于对宾夕法尼亚斗争结局的辩论，在美国党的中央政治局内提出了一个问题：是物质上的胜利重要，还是群众的革命化更重要？把群众的革命化和物质上的胜利这样对立起来，是一种纯粹的公式化主义，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正是宾夕法尼亚的事例向我们表明，这样不正确地提出问题，会限制和削弱我们在群众政策方面所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的能力。
从我在上面所引用的统计材料中可以看出，我们在许多地方的罢工都取得了很大的物质成果。在波兰有60次罢工取得了胜利，这些罢工为其他在业工人做出了榜样。如果我们不强调争取物质成果的可能性，那就会削弱群众的斗争意志而有利于改良者玩弄伪善的手腕。由于无产阶级的激进化和我们准备、组织和进行局部的战斗，工人对取得物质成果的要求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要使罢工得到良好的物质结果，除了客观条件以外，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扩大罢工的阵线，使罢工斗争剧烈化，并毫不含糊地和具有说服力地揭露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所玩弄的花招。
下面的一些例子表明，扩大罢工的战线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在上西里西亚的波兰部分地区将罢工同时发动起来，那栋布罗瓦矿区的罢工就有可能取得胜利。第二个例子：如果我们能够使南威尔士和鲁尔的矿工采取一致的行动（他们是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矿工罢工同时发生的，而稍后又有波兰的矿工罢工发生），那么矿工罢工就会具有更有利的前景。
应当指出的是，在经济战斗中国际的相互支援和团结在减弱。即使从最近的一些战斗经验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而且在各党中都存在。我们看到，最后一次同一个国家罢工工人的巨大国际团结运动，是在1926年英国罢工期间，尽管当时的国际阶级斗争形势还不像现在这样紧张。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应当在战斗和罢工期间大力加强国际的团结。我们还应当对表现出国际战斗团结的某些现有的事例加以广泛地利用。
与此相联系的是不久前在汉堡举行的国际海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30名代表，其中来自德国的29人，丹麦20人，英国7人，法国5人，美国5人，日本1人，匈牙利1人，瑞士1人和捷克斯洛伐克1人。在这里用不着证明这次会议对于反对战争和武装干涉的危险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每个人都知道，海员和海港工人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反苏的反革命武装干涉中起着多么大的作用！
我还想请你们注意一个事实：阿姆斯特丹国际在9月4日召开了国际矿工会议。阿姆斯特丹分子给这次国际会议提出了以下的口号：7.75小时工作日、矿井国有化、一周工作40小时。我们应当提出与这些口号不同的我们自己的口号：反对降低工资、7小时工作日、地下工人工作6小时，工资保持完全不变。代替改良主义的“国有化”口号，我们应当提出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即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口号。
现在我们再回来谈一谈经济战斗的物质成果问题。正好近来发生了一连串顺利的小型罢工，我们可以相信，罢工的物质胜利对于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最近的经验再次向我们表明，我们应当最坚决地反对不时出现的、那种认为在目前条件下，罢工斗争一般地不可能取得物质上胜利的“理论”。
关于第二个问题——基层工会组织的全体公决的情况是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绝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应当让我们的策略和各项具体任务协调一致。如果始终赞成全体公决——那就是说对形势不了解，因为有时全体公决会给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的开展带来损害，但是也不能永远拒绝参加全体公决。
我们举个在法国对待全体公决的错误策略的明显例子。1931年冬，当我们的法国同志正准备进行矿工罢工的时候，改良主义分子举行了全体公决。我们的同志不是在策略上通过正当的形式来揭露和戳穿改良主义分子所玩弄的手法，而是号召矿工抵制全体公决，把它叫做背叛行为。但是工人群众并不理解我们的立场，全体公决还是举行了，而后果对于我们自然是不利的。
在上西里西亚举行的最后一次罢工期间，我们的波兰同志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他们参加了改良主义者所组织的全体公决，同时全力地准备罢工，最后罢工也举行了。
在宾夕法尼亚（美国）的矿工罢工期间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错误，即罢工的领导不善于把全体公决当做无产阶级民主的一种形式并利用它来加强自己的阵地。当战斗的阵线开始逐渐分裂，工贼潜入到一些企业内部，企业主用武力来对付罢工者的关键时刻，——罢工的领导没有利用全体公决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继续罢工，还是停止罢工？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人”，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在策略上是错误的，它是使我们的威信暂到受到削弱的一个原因。必须懂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利用全体公决来稳定动摇的群众和阻止罢工的分裂，保证继续进行斗争或者实行有组织的退却。
在全体公决问题以及在所有一般策略问题上，我们都应当非常慎重地研究和评估当前形势的具体条件和斗争的前景，以便每次都能对问题作出正确的解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公式化主义是行不通的。我们永远应当这样地提出问题：参加全体公决是否会更好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动员群众，是否有利于揭露工会官僚的背叛行为，是否有助于加强我们本身的阵线。
下面谈第三个问题——关于正确选择罢工的开始和停止时间的问题。改良主义的领袖们为了破坏斗争的统一战线，往往企图采取以下的手段，来同我们独立进行的准备工作相对抗：他们认识到不能制止罢工斗争的发生，便把罢工的开始时间决定得比我们所提出的时间早一些或晚一些，这样一来就能使我们的力量不能得到发挥，并有可能把分裂斗争战线的责任推在我们身上。很明显，如果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战胜改良主义分子的话，我们在每一个场合下都必须估计到全部客观条件，善于改变我们的策略。我们的策略应当是非常灵活的。
在这里，关于斗争委员会的成员，关于正确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的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我所要谈的第四个问题。关于斗争问题的决定都应当由下面做出，即出自工人群众，选择既能保证我们的主动性和对斗争的独立领导，同时也使改良主义分子难于实现他们的分裂计划。
还在第十次全会上，我们就讨论过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制这个重要问题。我们特别强调的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往往都是以命令的方式来委任罢工委员会的成员。这个缺点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被克服。必须坚决地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的各项原则，克服在发生罢工战斗或在准备罢工战斗中脱离战斗群众的现象。
只要我们不害怕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而是把他们吸引到斗争的共同阵线中来，我们就能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参加革命的工作，当然绝不是简单地去指挥他们。
第五个问题——改良主义分子是否能领导罢工。在这里我们经常遇到对改良主义活动能力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评价。几乎在我们各党内都会遇到这样的观点，即危机越尖锐，改良主义分子的活动能力也就越受到限制。可是在当前所看到的正好是相反的情况。随着工人阶级的激进化，阿姆斯特丹分子和其他的工会领袖们玩弄花招也更加“激进”。我们在波兰就看到了这种情况，那里的改良主分子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而我们执行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党在一些地区却不能对此予以回击。这样的例子在其他支部中也是存在的。
尽管改良主义官僚同资本主义的国家机构愈益结合在一起，尽管它在不断地法西斯化，在某些情况下，它仍然不能“回避”对仿佛是为了反对企业主进攻的罢工的组织。
它伪善花招的实质就在于此。我们应当在工会内加强我们的工作，以促进群众压力的加强，开展独立的战斗和组织我们自己的罢工委员会的选择，从而同背叛了的改良主义官僚相对立。
第六个问题——关于争取工会机构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也常常看到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左”倾宗派主义的歪曲。在德国有一些同志自认为是很革命的，他们在革命工会反对派扩大了力量和红色工会建立以后，提出了“粉碎全德工会联合”的口号。在1931年8月25日的《红旗》上甚至可以读到这样的话：“那些主张掠夺工资的工会都应当被粉碎。”这种假革命的论调同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决议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工人阶级中发生的社会变动，它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我们有很大的可能争取加入了工会的工人。因此，我们着重提出的任务，就是要争取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工人群众，来实现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
我们应当在这些改良主义工会的范围内，为争取每一个阵地而进行斗争。捷克共产党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她借助于开展反对派运动夺取了拥有1万名会员的司机工会的中央管理机构，连同出纳处和干部处。这样，这个工会现在就完全由她来掌管了。我想，这个例子应当成为加强我们在工会中的工作，加强为每一个选任职位而进行斗争的国际主义的动力。我们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工作很薄弱，有些人不愿从事为加强我们的影响所需要的辅助性工作，援引一些明显宗派主义的和假激进的论调，说什么，工会不想进行斗争，——所有这一切只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对我们进行诽谤：似乎共产党人是“工会的敌人”和“组织的破坏者”。
当我们在德国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谈话时，我们指出了这样的情况，即改良主义的官僚不能容忍在自己的队伍中有阶级觉悟高的和革命的工人存在，他们甚至把这样的工人开除出去，而把社会法西斯的警察局长留在工会中。我们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说，我们希望改良主义工会的成员成为革命工会反对派的成员，更不用说我们并不禁止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或改良主义工会的会员留在自己的工会内，如果他们已经加入了革命工会反对派。这就是我们的团结的路线，反对改良主义者分裂政策的路线，而改良主义者则力图瓦解工人群众反对企业主进攻的不断增强的和团结一致的意志。
在这里还应当提一下另一个错误的观点——把改良主义的工会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学校”——即使改良主义的领袖们执行着资本主义的政策，即使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企图阻碍无产阶级状况的改善，即使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把改良主义的工会（它们是由工人所组成，工人也寄希望于它来改善自己的状况）简单地称为“资本主义的学校”仍然是错误的。这样做我们给自己带来的不是利而是害，因为这样做我们就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执行其政策分裂和诽谤共产党人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敌人”提供了方便。在这里，我们的群众工作方法应当起很大的作用，我们应当采取各种不同的工作方法，根据革命的需要来利用工会中领导和群众之间的气氛紧张性和纠纷——危机开始的先兆。
六、我们的落后及其克服的主要途径
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自己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方面，都远远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极其认真地对每一个国家和在整个国际范围内，分析这种落后的原因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我认为，对于共产国际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支部来说，可以指出以下主要的落后原因。
首先是没有明确规定独立进行经济战斗的方针。我们还不善于十分具体和广泛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来动员工厂工人、失业者和工会会员。只要学会了这样做，我们就能用反对工会改良主义官僚的原则斗争，来说服那些暂时还不信任我们的工人阶层。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没有足够地深入到企业中去。我们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由于工人阶级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接近其他工人阶层的可能性同前几年相比是增大了。因此往往出现轻视红色工会的发展，轻视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在企业中进行工作，轻视对罢工斗争进行认真准备的现象。
第三，除去没有深入企业以外，还应当指出同失业者的联系也不够。
第四，我们在改良主义和反动工会内部的阵地不够巩固。
第五，我们往往不能及时地反击和有成效地揭露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所玩弄的各种花招。
第六，我们这里不只一次地出现过在“左”倾词汇掩盖下的对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投降。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首先必须正确地对待关于领导经济战斗的问题。
我们在第十一次全会的决议中已经谈到：
“各国共产党只有进行坚持不懈的、一贯的、经常的工作，只有切实为工人的日常利益而奋斗，并利用工人群众在反对剥削和法西斯反动方面所采取的哪怕是规模极小的反抗行动，才能实现最广泛的下层统一战线，击溃社会民主党，建立群众性的革命工会或革命的工会反对派，争得工人阶级的多数，并引导工人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决战。”（《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册第266页。）
在决议的这一段落中，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谈到“切实为工人的日常利益而奋斗”的地方。对这一斗争进行正确的有组织的领导，即由下面选出革命的领导机构，再加上正确的革命的策略，这就是对一切群众斗争的结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还在战斗的准备期间就必须建立起有效的领导，我们的全部任务都集中在这个方面。群众应当自己选出领导班子。群众应当亲自参加对局部性要求的讨论。
我们有时指责革命工会运动，说它没有很好地领导斗争，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这就是说，我们没有利用现有的斗争条件，对形势做了不正确的估计，提出问题往往也不够具体。问题不在于只下达指示，主要在于应当成为组织者和帮助者，在于通过领导的巧妙政策来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要使群众最广泛地参加罢工斗争，组织群众纠察队，抵制改良主义分子的分裂计划，保证罢工者的饮食，保证对妇女和儿童的供应，搞好团结和扩大罢工的规模——只要领导真正得到工人的信任，所有这一切是都能够实现的。
保证我们在企业中和革命工会内部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是发展无产阶级群众力量和进行群众斗争的必要前提。如果参谋总部失去了自己队伍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它就会被自己的军队所抛弃。
在整个罢工过程中自始至终需要怎样正确地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需要怎样保证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发挥，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举行的矿工罢工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罢工委员会在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上由选举产生，不是发号施令，而是同志式的革命合作。
宾夕法尼亚（美国）矿工的英勇罢工如果没有建立广泛的下层统战线，如果没有由群众自己选出地方罢工委员会和由百名代表组成的矿工中央罢工委员会，是不能举行的。遗憾的是，我们美国同志的战略没有保证这种退却的可能，在未取得物质胜利的情况下，退却在美国的工人阶级看来也是我们一次政治上的胜利。
我们强调，在企业中和失业者中间所建立的统一战线机构，经由选举产生出来的统一战线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和进行谈判的革命委员会等，都应当真正地依靠广大工人和失业者群众。必须广泛地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强制性地、官僚主义地由上面来任命革命工会组织中统一战线的这些机构，完全是改良主义工会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这种倾向应当受到我们最尖锐的批判。我们的革命斗争委员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群众行动的机构，成为无产阶级阶级统一战线的领袖。
有些人错误地、毫无道理地断定，这只有在共产党员占多数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布吕克斯的罢工委员会由50人组成，其中只有9人是共产党员。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公式化地，而是从群众的力量和主动性的角度来看问题，那就可以看出，我们是能够顺利领导新的大规模战斗的。
在企业中开展革命群众工作方面，我们工厂委员会委员的工作有着很大的意义。
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工厂委员会的委员是否善于把反对企业主的斗争，同为反对改良主义工厂委员会的政策而进行的原则斗争结合在一起，并向工人清楚地表明这种结合的必要性。这一点往往被我们的同志所忽略，尽管有时改良主义的工厂委员会慑于工厂委员会中红色委员的政策，而被迫放弃它们反对工人的诡计。
再一点重要的就是使党和革命工会运动经常注意工厂委员会中红色委员的工作，对他们进行帮助和监督。我们在各处都应当利用我们在工厂委员会中的阵地，来使我们的群众工作进一步革命化。
革命工会运动和我们党应当考虑的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使我们在工厂委员会中的红色委员通过不断从事辅助性的劳动，懂得必须维护工人的日常需要。他们应当关心女工和青年的特殊需要。他们应当通过经常维护和阐明企业中的所有特殊的要求，来揭露工厂委员会中改良主义委员们所起的真正作用。不过，对工人日常利益的维护，不应当只限于我们在工厂委员会中的同志——在这里必须做好经常的监督和领导。
红色工厂委员会应当无条件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应当指出，只有在企业中形成一个革命代表的坚强核心，才能保证真正执行革命的政策。红色工厂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定期地报告自己的活动。工厂的全体工人以及工厂委员会的红色委员，都应当要求改良主义分子也向全体人员报告自己的工作。这是揭露改良主义工厂委员会并使它们声名狼藉的最好方法。
除了我们在企业中进行群众工作的问题外，还必须阐明我们对企业中法西斯主义问题的观点。
企业中的法西斯分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过去黄色工会的成员或往往是生活绝望的工人组成的，不过往往也有真正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误入法西斯分子蛊惑宣传的罗网的。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德国，因为在那里法西斯分子在各企业和工业部门都有强烈的影响。在职员中间，国家社会党人的影响特别强烈。在这里我们也有一定的错误，因为我们有时也认为革命者没有必要去考虑正确执行对职员的政策问题，尽管我们有很大可能这样做。但是近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系列出色的创举和成绩，因为革命工会反对派在对待职员方面执行了正确的革命政策。
虽然我们在企业中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仍然没有在足够的程度上建立起社会民主党工人、基督教工人和我们工人之间的统一战线，来同法西斯杀人犯的突击队员和强盗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在最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应当在德国给工人群众造成一种情绪，就是绝对不能容忍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屠杀工人阶级的剑子手在企业中存在。不过我们的口号“清除企业中的法西斯分子”，不应当机械地采用我们在报刊上所采用的形式，因为一般地说，报刊上对这一问题的提法是：“国家社会党分子从企业中滚出去。”如果我们采用后一种口号来反对所有的国家社会党工人，那就是大错了。在这里，我们的思想进攻和开展这样的运动应当加以很好地配合。
我还想提一下某些同志的一个错误认识，即同国家社会党工人进行辩论要比同社会民主党工人进行辩论似乎更好。诚然，近来这样的情绪几乎完全消失了，不过也要注意，一般说来它们还是有可能存在的。也有这样一些情况，就是我们的同志由于害怕告密而向纳粹分子投降。我们对此应当坚决地加以反对。在我们工厂的报纸上，应当具体地提出关于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不过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工厂的报纸对这个问题还是很少注意的。
在德国国家社会党分子的指示中有这样的内容，就是要使工人、党员都加入工会和在基督教的、改良主义的和其他的工会组织中建立法西斯党团。我们对于国家社会党分子应当采取灵活的然而又是原则的策略。在德国我们开展了工会中恢复被开除的反对派工人会籍的运动，在许多地方我们得到了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改良主义工人的积极响应。我们指斥工会领导容忍国家社会党分子和开除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在德国，工厂工人工会和运输工人工会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作出了让步，它们宣称要“审查”关于恢复被开除工人的会籍问题。我们当然不应当抱有幻想，似乎一些优秀的阶级觉悟高的工人现在就被允许返回工会，不过我们应当加强我们的压力，以此来活跃反对派的运动。
国家社会党分子从改良主义分子那里学习了不少东西。他们有时也主张罢工。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争取同情者和欺骗自己组织的成员，以便在今后出卖罢工。他们公开地充当工贼。我们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来揭露国家社会党（他直接委派自己的走狗来进攻工人阶级）在这方面的叛卖行为。德国国家社会党分子在一年多以前开始的争取企业的运动在大多数场合下并未取得什么成绩，我们应当和它相对抗地尽一切努力来加强和锻炼由社会民主党工人、非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所且成的团结一致的战线，作为对法西斯分子措施的答复。
（休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第五次会议 8月29日晚）
主席：埃尔科利
七、关于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工作和反动工会内部的反对派运动
和我们在企业中的群众工作问题同时存在，并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的工会政策问题，即关于革命工会反对派和工会中反对派运动的工作问题，以及关于红色工会的工作问题。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些问题。
我们在各个国家罢工斗争落后的主要原因，除了在企业中的工作软弱无力以外，就是我们忽略了在革命工会中的工作，忽略了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反对派的工作、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工作和没有进一步大力发展红色工会。
这尤其是指那些具有老的、传统的工人运动的国家，如英国以及德国。不过在捷克、波兰、法国和美国，工会内的工作也是发展我们革命群众政策和群众主动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过去的几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我们工作的这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关于对阶级敌人的力量和他们的组织评价方面，以及关于对我们自身力量的估计方面，我们都存在着分歧。过去，我们同那些犯偏差的人在这方面有过很尖锐的冲突。我们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工会内部工作的问题上，同那些右派和调和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特别是反对他们对非组织工人的作用估计不足。我们的这一斗争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为的是通过开展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工作，来推动群众斗争向前发展。不过遗憾的是，近来我们对有组织工人的作用过分地估计不足，这是同大多数支部的正确决议相抵触的。现在情况虽然不同了，我们还是应当记住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一些意见：
“西欧的孟什维克在工会里‘地盘’巩固得多，那里形成了‘工人贵族’阶层比我国的强大得多，他们抱有行业的、狭溢的观念，只顾自己，冷酷无情，贪图私利，形同市侩，倾向于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收买，被帝国主义腐蚀。”（《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61页。——编者注）
这个工人贵族至今仍然存在，不过目前它的基础缩小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利润率的降低，另一方面是由于生产的合理化，由于熟练工人为非熟练工人所代替，而在某些工业部门中为妇女和青年所代替的结果，这样就使得在工人阶级的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
其次，我们应当说，绝不能离开在反动工会中的工作，而孤立地提出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一问题同我们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群众斗争的总的工作分割开来。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关于这一点曾经说道：
“……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组织。”（《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63页。——编者注）
我们不仅要在反动工会中工作，——在我们的群众工作中也必须注意到合作化了的群众——这是我们最不注意的一部分工作。我们应当在所有处于反动影响下的群众组织中，提高我们的革命群众工作的速度。当然，正如布尔什维克所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只有通过正确地、勇敢地执行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最坚决地反对官僚主义原则的斗争中，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无情斗争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更加成熟起来。
我们为反对改良主义官僚和机会主义进行的坚决而不可调和的斗争，不仅对于争取日常利益的直接斗争，而且也对于实际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谈到这一问题时说：
“这种斗争没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夺取政权（而且也不应该去作夺取政权的尝试）。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情况下，这个‘一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只有每个国家的深谋远虑、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者才能正确地估计这种程度。……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的影响。”（《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61、162页。——编者注）
对工会内工作的任何估计不足，实际上就是对失业者的罢工斗争和发动的估计不足。由此我们应当得出一个结论，即由于这种疏忽，革命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国际就不能成为它们应当成为的革命工会运动的中心。
当在鲁尔地区建立了革命矿工同盟以后，原来矿工工会中的革命工会反对派就立即被取消了。革命工会反对派在工业采矿部门中的全体成员都被机械地转入了红色联盟。旧工会内部的反对派工作问题，几乎被从议事日程上取消了。
尽管我们的群众工作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转变，但现在仍然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例如，在魏森费尔斯出版的德国革命工会反对派报纸《建筑业无产阶级》在1932年6月写道：
“建筑工人们！请加入红色工会。继续留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就意味着参与官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活动。”
这样一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脱离改良主义工会的直接号召。他们不是尽一切可能来保持住在工会中的阵地，而是无意中为改良主义官僚服务，帮助他们进行“清洗运动”。
《建筑业无产阶级》上的这一段话反映出他们对在工会内部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意义不很了解。要知道革命工会反对派不仅应当成为共产党人和非组织工人的集合点，还应当成为所有工厂工人和失业者的集合点。革命工会反对派和革命工会运动，反动工会内部的反对派运动和红色工会——所有这些都应当成为我们对群众进行革命领导的纽带。
实现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战略任务，在某些国家中已经直接地提上了日程，并同在有工人的地方加强我们整个群众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在企业和失业者当中，在各种工会中，甚至在争取一个无关重要的阵地时，都要进行不疲倦的和经常性的艰苦工作。我们应当在所有的工会中——甚至在最反动的工会中——依靠红色工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着手建立反对派组织。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来开展紧张的、经常性的工作。同时了解这样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即在企业中实行革命政策会促进工会内部工作的开展。如果我们不能巩固我们的主要基础，即不能在企业和失业者当中争取到群众，以便有组织地把他们团结到反对派运动的内部，那我们就不能开展工会内部的工作和反对派运动。
现在我们这里还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像埃森的克虏伯工厂的情况那样。今年夏天对工厂中的代表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改良主义五金工人工会的代表为300人，基督教工会的代表为200人（他们在那里还有着巩固的阵地），革命工会反对派的成员为37人（他们甚至还没有联合在德国五金工人工会的反对派组织中）。克虏伯工厂的情况是这样，而我们争取这个工厂的问题是我们在德国五金工人工会中工作的主要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情况在很多企业中（主要是在冶金工厂中）也都存在，而且不仅在德国，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存在。
在深人基督教工会方面，我们的行动也不够坚决有力，我们的尝试在所有地方都没有取得成绩（但西德的情况除外，在那里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根据基督教工会联盟的统计材料来看，它在德国拥有50万以上的成员，它的比利时分部有25.8万名成员，荷兰分部有18.4万名成员。上述各国工会的群众性是不容怀疑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基督教工会中加强反对派的工作。即使说公布的数字不准确，会员的数字有些夸大，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支我们不应继续忽视的、人数相当众多的群众性队伍。
由于在某些地方（例如德国）的基督教工人运动中有反对派（例如维·黑勒党）发展起来，正像社会工人党在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一样，这个工作就尤为必要了。这些派别可能发展为有危险性的，以“左”倾面目为掩饰的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在进行工作，为的是遏止左倾化的反对派基督教工人群众转向共产主义阵营的过程，为他们转向共产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设置障碍。
就阿姆斯特丹国际简单地说几句话。在阿姆斯特丹各工会中正在开始出现危机的征兆。这些工会的广大会员群众和领导之间矛盾的尖锐化程度，在各个国家都不相同。它们大多数取决于我们对这些工会内部反对派派别所施加的影响。各国（例如在比利时）工会会员人数的日益减少，使我们有可能说阿姆斯特丹国际中的危机已经开始。
这一危机开始的主要原因是，阿姆斯特丹各工会不进行反对降低工资的真正斗争和罢工发动，它们不再给失业者发放津贴，工会领导常常在工资标准以外签订有关降低工资的协议。阿姆斯特丹国际个别支部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动的、法西斯的和帝国主义的政策，也促进了各工会内反对派力量的加强。
这些事实都使得群众和改良主义领袖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从而为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各支部中争取反对派成员创立了新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当我们在这方面开展了切实工作的时候。
我来引用几个有关阿姆斯特丹各工会人数减少的数字。阿姆斯特丹建筑工人国际在1931年同1930年相比损失了71846人。其他工会（如德国和奥地利）的人数也有大幅度的减少。
阿姆斯特丹国际德国支部全德工会联合会会员人数1932年要比1931年减少得更多。加入全德工会联合会的工会在1931年底，根据他们自身的材料，为4134902人，而在1930年全德工会联合会则拥有4716569人，可见在一年中会员的减少达到了581667人，也就是减少了12.3%。
德国金属工人工会从1930年底到1931年底失去了113713人，即占会员总数的12.1%。建筑工人工会失去的会员人数为17.4%，铁路工人工会——15.3%，矿工工会——14%，改良主义的雇农工会20.7%。司机和司炉工会会员人数减少得最多，为自己会员的24.7%。砌石工人工会失去的人数也很大，为21.6%。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原先属于阿姆斯特丹国际各工会的50多万工人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是否转向了我们的革命运动呢？没有，遗憾地是我们不能这样说。例如在德国，我们的红色工会的发展陷入了停顿状态。只是在最近一个月，柏林金属工人红色工会的会员人数才有了某些增加。很遗憾，我们没有通过在阿姆斯特丹各工会内部开展广泛的反对派运动来吸引这些不满者和左倾化的阶层，没有从组织上团结他们，使他们参加到我们的阶级组织中来。很明显，如果我们不吸收这些群众，如果这些迄今为止有组织的群众现在仍留在组织之外，那他们或者会陷入政治上的淡漠主义，或者会投人法西斯主义的阵营。我们应当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同时我们还应当指出，我们也没有能够吸收一部分没有参加组织的群众，作为红色工会所需要的斗争骨干。
由此可见，共产党和革命工会组织现在正面临着一项非常严重和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毫无疑问，我们的红色工会几乎在一切地方都处于人员减少和发展停滞的状态中，在有些地方他们的威信大大降低了，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才可以看到红色工会的某些发展。红色工会的这种停滞、衰落是同对在工会内部开展工作的意义估计不足，同各改良主义工会内部真正反对派运动的开展不够分不开的。如果在这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工会政策加以彻底的改变，如果我们还不理解在这里同时也需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红色工会未来的发展就不仅会困难重重，而且我还要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近来，某些国家的工会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不过暂时还完全不能弥补过去这方面群众工作的损失。我们应当竭尽全力，经常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以便在最短时间内消除这些损失。
如果我们想更快地引导群众参加战斗，如果我们想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大规模决定性战斗创造前提，那么在当前的条件下，问题就更加尖锐了。我们应当坚决地加快吸引那些仍旧与革命阵线相对立，并处于改良主义者影响下的群众的过程，为此，我们要维护群众的每一个最微小的利益。如果从执行我们的正确决议的角度来经常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就会更早地看到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怎样巨大的疏忽和错误。
在使我们的群众工作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基础上，我们应当真正发挥主动精神，改进我们在工会工作方面的群众政策。库西宁同志在关于议事日程第一项的报告中，阐明了新形势下的客观有利条件。我们将要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造就出一批新的朝气蓬勃的工人积极分子。工人阶级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动，有助于我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决议的精神改进自己的工作。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现象，特别是各种不同工人工资水平的变动情况。在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资之间的“剪刀差”正在缩小。熟练工人越来越被转到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级别中去，资本家企图把工资降低到妇女和青年工资的水平。这样一来非熟练工人和青年的解雇事件就大为增加。其次，还应当指出一个事实，即“剪刀差”的缩小也是由于生产合理化——传送带的采用、劳动的强化等——的结果。我们在各工业部门中也看到一种逆转的现象，就是那些经过了四年学习的熟练工人，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被使用。在某些地方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正在减少，而由妇女和青年的劳动所代替。由于这样的社会变动的结果，非熟练工人则更受到重视。不过在普遍降低工资浪潮的冲击下，非熟练工人也正在激进化和为提高工资而斗争。经过了上述的各种变动，工人贵族的基础正在缩小，熟练工人也较以前更快地左倾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因为一般说来，熟练工人（特别是在金属工业中）起着先导的作用，他们的立场对于那些没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激进化有着强烈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更加积极地把熟练工人吸引到我们的阶级阵线中来，他们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中间的最有力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工作做得越好，我们就会越有力地吸引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这些因素不是互相孤立的，在这里必须考虑到我们工作中的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
如果我们指出改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基础的削弱，如果我们看到工人阶级的更加激进化，如果战斗的性质更加有力地反映着革命高潮的增长，那我们就应当赋予我们的工作以新的内容，同时也不要抛弃我们旧的决定，不要把它们束之高阁。
我们在革命工会反对派和工会中的工作成绩同已经具备的有利条件并不相适应：例如在德国，我们最近就没有能够破坏全德工会联合会的基础和它的政策，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地发挥群众的斗志。我们没有大力贯彻使开展起来的小的经济罢工发展成大规模的示威罢工和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方针。我们也没有做到，在我们的领导下，在革命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的领导下，开展较大规模的战斗。因此，我们不得不（特别是在德国）非常尖锐地提出关于加强红色工会和在改良主义工会和其他工会内部的反对派运动的问题。在我们的红色工会（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足够强大，能够同革命工会反对派一起独立地领导战斗并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这些战斗的地方，很自然，问题就有些不同了。在这里公式化主义当然是危险的。很明显，就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在法国，同样也需要全力加强我们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工作，全力扩大红色工会和反对派运动在其他工会中的影响范围。毫无疑问，拥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8.5万或9.5万会员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红色工会，要比我们德国的革命工会机构（有时是很弱小的）更为深厚的基础。
在各个工业企业中有着我们在工会内进行工作所遇到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投降主义。为反对工联主义情绪（它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认为经济斗争只有在工资合同满期后才能进行）而开展经常的和毫不妥协的斗争，是我们在工会战线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主要形式。迁就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危险的现象，因为它阻碍使有组织的工人摆脱改良主义分子的影响，阻碍吸引他们加入我们的战线和建立各阶层工人的战斗统一。我们绝不应当放弃红色工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的领导作用。对于这种投降主义的情绪和倾向（这种情绪和倾向在德国是常见的，这就是由于害怕会员人数和工会津贴的减少而放弃反对工会官僚的斗争和拒绝开展罢工）应当宣布无情的战争，直到把它们完全清除。
但是，共产党绝不应当在对待改良主义工会的各种基层机构（例如失业委员会）方面，采取“左倾的”抵制策略。在德国，我们的同志一般都不到这些委员会去，他们解释说因为这些委员会是改良主义官僚们建立的。我们的同志不是通过我们的反对派运动去影响这些委员会，不是用革命的政治生活来充实这些委员会，使它们为准备、组织和进行失业者的发动而斗争，同时揭露改良主义官僚的真面目，加强同他们的斗争，而是简单地拒绝加入这些委员会。
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选择最有利的时机，使党和革命工会运动的积极分子加入改良主义工会组织，从而加强我们在这些工会中的阵地，把这些工会中的反对派运动提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而不是要回到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早已经取消了的“加入工会”的口号去。
工会内部的斗争是一所重要的有组织的学校，它在反对改良主义分子的过程中，促进我们的同志在理论上的发展和巩固。如果我们在必须使工会中带有改良主义情绪的工人确信我们政策的正确性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如果我们对这一项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持抵触的态度，那我们就不能不担心，在解决我们革命斗争中更复杂和更高级的问题时，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会比现在遇到更大的困难。
我们应当争取有组织的工会工人群众为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斗争，我们应当向他们表明，工联主义的方针阻碍着无产阶级阶级力量的发展，只有以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为指导的革命工会策略，才能够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列宁在一封关于马·波里索夫的文章《论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篇文章写于科隆工会代表大会以后，大家知道，这次大会对德国工人的工会运动，以及在国际范围内都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的信中指出，只有经常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阐明的全党经验，才有助于最适合俄国条件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会形式的发展。其次就是要利用敌人给予我们的教训。列宁写道，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因科隆代表大会的“行会的”倾向而雀跃欢呼，他们希望能把工人从社会主义拉向“纯粹的”，即资产阶级工联主义方面去。列宁强调指出，如果资产阶级开始称赞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在“有理性的”工会运动方面表现得“有教养”，或者“很热心”，那就是我们工作中出了漏洞的一个可靠的证明。
由此可见，“阶级调和”的倾向、改良主义领袖的妥协倾向还在1893年科隆工会代表大会期间，就受到了列宁的评价。
八、关于红色工会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自从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召开起，在许多国家中红色工会有了很大的发展。红色工会的建立是绝对必要的和正确的一步，可以说它们单独领导经济战斗的能力和它们在这方面的成熟性都大为提高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在法国和波兰，在德国部分地区所举行的罢工，都证明了我们的红色工会组织的打击力量是怎样的巨大，只要在它们内部和在它们的群众政策中充分具备了开展群众战斗的前提。同志们，当然这还是不够的。在两年或三年以前，我们曾不得不把我们在企业中的工作和我们的工会政策加以转变，我们在许多共产党（其中也包括德国共产党）内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我们今天以批判的态度——从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成熟的更高阶段和布尔什维克化的更高水平的角度出发，来提出对红色工会的发展和工作的评价问题。当然，我们绝不能安于现状，因为红色工会在某种程度上正处于停滞状态或者在走下坡路。我们也不能迁就某些人的情绪，他们硬说很难通过红色工会来发动重大的经济战斗和领导这些战斗，这样做会妨碍红色工会会员人数的增加。在经济战斗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并不能成为把这些工会的建立说成是错误的一步的理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兰德勒分子的这种卑鄙无耻的论断，是对于阿姆斯特丹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的直接支持。
如果说在这次全会上我们还要指出，红色工会在支持、促进和发展群众的革命战斗力方面，整体上看来还没有实现我们的期望，那就意味着在红色工会的工作方法和结构中，仍然存在着应当立即加以克服的巨大缺点。
尤其必要的是，在坚决回击机会主义向我们红色工会进攻的同时，为揭露红色工会的主要缺点而进行最严肃的革命的自我批评。我们应当通过完善和改进我们工作的途径，来消除存在于某些工人群众中的情绪和在某种程度上由党外那些支离破碎的集团所有意培植的倾向，即把红色工会看成是某种独特的共产主义店铺。工人们应当看到，他们在这些红色工会中有着最大发展的可能性，他们可以在实际上积极参与对各种战斗的独立领导，他们在这些工会内部可以根据无产阶级民主制原则，对工会的各方面工作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红色工会在集结所有革命力量的同时，应当不断地揭露改良主义工会领袖们的策略和政策。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使红色工会站在为工人的每一个最微小的日常要求而斗争的前列。
在红色工会中不应当有官僚主义、公式化主义和命令主义。我们在红色工会中的组织工作应当摆脱掉上面所有这些弊病，只有那时它才能够加强反对改良主义官僚的斗争，而改良主义官僚在组织上的方法就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
红色工会只有当它们成为一种团结工人阶级的组织时，才能够得到发展，从而加快本身的成长过程和巩固自己在企业中和在失业者中间的基地。我们看到，只要红色工会在这方面建立了必要的前提，它们就能做出像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做出的那样的成绩。自从我们在柏林金属工人统一工会中，开始同那里的公式化主义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时起，情况就已经有了改善，会员人数也逐渐地增加了。
工会委员会应当成为真正集体的机构，它们应当由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任命。委员会应当同基层的工人群众，尤其是同工厂工人保持经常的紧密的联系。必须在职员中培养众多的积极分子。在革命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中，应当尽可能使同志们不同时兼任支部委员会中的工作。还应当同工厂工人委员会的红色会员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在定期召开的全体大会上，应当保证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大会应当开得生动活泼。工人们应当通过大会了解企业中的情况。应当吸引全体会员积极地参加工作。
红色工会会员的征集不应当公式化地进行。在进行征集时，首先必须强调红色工会的战斗性。必须使这些工会的年轻干部经常参加学习并给予他们指示。红色工会的每一个会员都应当学会作为领导者在企业中进行活动。工厂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员都应当接受有关工厂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工人立法问题的广泛而具体的培训，但是绝不容许使这一工作挤掉其他的工会工作。
在企业中每天都要维护工人的利益，要准备和进行战斗，这是每一个红色工会工作者最好的学校。与此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对所有我们的无产阶级工会干部进行理论上的培养，对红色工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的成员都应当加以训练，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形势发生意外变化的情况下，都能够识别出自己阵营中敌人的真面目。7月20日在德国所发生的事件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有教益的例子。
几乎在各个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除外）红色工会会员的人数都有一定的减少，但是，这绝不能成为为工会中右倾机会主义情绪辩解的理由。应当反对那些断言群众不愿“进行斗争”的情绪，必须同某些红色工厂工人委员会在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时只维护本工会会员利益的倾向作斗争，反对上述认为工资斗争只能在工资合同期满后才能进行的倾向。
红色工会应当学会在企业中和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把合法工作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绝不允许由于警惕性不高而使企业的革命干部被列入企业主的黑名单和在进行斗争时成为解雇和镇压的最初受害者。这种警惕性不高有利于法西斯分子和黄色工会阵营中的告密者的运动。应当严格地遵守我们在企业中的秘密工作守则。
在红色工会所进行的罢工运动中也存在着很大的缺点。提出的口号往往是抽象的，在建立斗争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时往往不能实行统一战线革命政策的原则。在各次战斗中都使人感到缺少革命骨干的核心。对于各种合法主义的观点往往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作出仲裁决定并宣布它必须遵守以后，就不能再继续进行斗争，斗争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也绝不允许罢工工人在没有红色工会或革命工会机构提出适当的口号和指示的情况下（可以说一律地）返回企业工作。因为这样的情况会给工会的威信带来极大的损害。
在所有的工会（其中包括各红色工会）中，都应当有共产党党团经常进行有纪律的工作。只有团结一致的共产党党团才能够保证执行党在工会中的革命路线。我们在红色工会中开展工作应当促进改良主义工会组织中已经开始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同时我们应当利用我们的革命影响，从组织上巩固我们的红色工会。应当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以克服工人群众中存在的幻想，即认为似乎改良主义工会是专门维护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的。红色工会应当通过加强自己的统一战线政策，通过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和建立同群众，首先是同大企业的群众之间的联系，来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切实领导罢工和失业者发动的任务。
同时，几乎在所有国家中，我们的红色工会都存在着很多的缺点。尽管资本主义处于危机之中，可是法国统一总工会成员的人数却减少了，然而，我们的捷克红色工会则明显地取得了成绩，举行了很好的罢工，特别是在采矿业的地区。但是，就是在捷克，他们也应当克服某些缺点，首先要深入到冶金工厂、军事工业企业和铁路企业中去。在我们德国的柏林发生了金属工人的罢工，在鲁尔地区也发生了一些矿工的罢工，可是我们的红色工会对此却无动于衷、毫无作为，会员数目仍然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鲁尔地区矿工的红色工会取消了革命工会反对派，并在某些地方按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不在同企业进行联系。
在美国，红色矿工工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可是他也未能使自己的罢工带来物质上的成就。中国的革命工会也暴露出了组织上的落后状态和会员人数的减少，虽然近来这方面的情况已有所改进。在一些国家红色工会中存在的所有这些缺点，都应当通过革命的群众政策和工会在组织上的巩固来克服。要使共产党员承担责任，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应当加入工会，并在其中进行革命的群众工作。
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应当在充分了解本企业的情况，了解阶级兄弟的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以及本企业工人需求的基础上，向自己的组织提出正确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应当以此来区别于改良主义分子，应当在实际中领导工厂工人和失业者的战斗，并为了在这些战斗中取得物质上的胜利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应当更多地考虑到数百万失业者的需要；这里包括接受失业者加入红色工会的问题，吸引这些无产者参加工会工作的问题。我们应当采取新的手段，来防止改良主义分子分裂失业者的运动，我们应当争取在我们的工作中出现真正的转变。
九、为反对右倾和“左”倾，反对对统一战线政策的歪曲而斗争
同志们，现在谈一谈某些机会主义的和“左”倾宗派主义的倾向和错误。在我们的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许多错误和不正确的观点，尽管这些错误和观点的出现大多不是有意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带有宗派主义的性质。我们应当同各种错误和倾向的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我们的工会工作中，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反对“左”倾宗派主义——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有坚决地消除由于错误理解革命工会反对派的性质而出现的脱离革命工人的宗派主义情绪，才能正确地进行这一斗争。
如果我们在谈到改良主义工会会员时，把他们叫做“地地道道的反动群众”，那么数百万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也就会被斥为反革命分子和工贼了。在红色工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带着这样的观点未必能够顺利地组织罢工运动，相反，很容易滚到取消派投降主义的泥坑中去。非常清楚，如果我们使用了“地地道道的反动群众”的称呼，那我们就把工人和改良主义官僚的工贼们相提并论了。正是现在，当我们谈到阿姆斯特丹国际已经开始出现危机，当会员群众同改良主义领导之间的紧张关系愈益加剧的时候，就特别需要我们对领袖和群众加以严格的区分。在反对默克错误观点的斗争中，我们一再强调指出在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阵营中的分化，我们特别反对默克把企业和工会中的工作人员称为“小策吉贝尔”的理论。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些同志把改良主义工会叫做“工贼工会”、“布吕宁工会”，等等。这种态度也阻碍着我们在这些工会中开展争取群众的工作。
我们正是应当从反对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官僚原则的斗争角度，来提出领袖和群众的问题，特别是从使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改良主义工人摆脱他们的反革命领导影响的角度，巧妙地和灵活地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在同默克的错误观点进行辩论时所提出的各项原则，已经成为德国共产党以及整个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自己的斗争中加以利用的准则。
一种相反的错误是对有组织工人特殊看待的倾向，是对社会民主党领袖影响的过高估计。这种过高估计导致了过去曾对“逼迫工会官僚进行斗争”（“Zwingt die Bonzen”）这一口号的维护。但是这一口号从来不是共产国际或其支部的口号，也不是红色工会国际的口号——这不过是托洛茨基反革命分子和布兰德勒叛徒的一个发明，他们企图在此基础上来歪曲我们的正确决定。但是，过去我们几乎在所有支部中都看到对“逼迫工会官僚进行斗争”这个理论的各种反映。这常常表现为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或这样的一些论据，如“毫无办法，工人们不想进行斗争”或“如果工会头头们不号召罢工，我们是发动不起罢工的”，以及类似的各种论据。实现共产党在革命工会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时人们纯粹机械地、公式化地和官僚主义地去理解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一点在大多数支部生活中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采取各种方法对革命工会运动和革命工会反对派进行认真的监督和和革命工会反对派的机构按照党发布命令的方式实行宗派主义指挥，往往会扼杀群众的主动精神，产生官僚主义和加强在党的全部工作中经常出现的超集中制的倾向。所有这些都是改良主义工会实际工作的遗迹。
我们要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反对那些把无产阶级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说成是同社会民主党领袖结成联盟的政策的人。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同时也应当把矛头指向革命工会反对派在对待左倾化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改良主义工会会员群众方面的宗派主义关门倾向。
改良主义分子在全世界所使用的“左”倾花招已经形成一整套的伪善态度和欺骗伎俩。绝不应当否认这样的事实，即在对待这些花招方面有时也表现出各种投降主义的倾向——小资产阶级倾向，这些倾向有时也浸透到我们工作人员的队伍中间，在个别情况下，它们甚至对我们的群众组织的上层，也发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对自己所负的责任有着高度的认识，应当对我们全部工作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自我批评，因为在德国、波兰和其他国家中，革命危机前提的迅速成熟正日益向我们的革命领导力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们不是向所有的工人提出明白易懂的口号，有时提出和宣传的是不容易理解的经济口号，或满足于提出一般性的政治口号。另一方面，有时也回到经济主义的倾向中去，只提出一些纯粹经济的要求。对于这两种倾向，我们都应当坚决地加以反对。
没有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进行的群众工作，没有在一切甚至最反动的工会中进行的严肃认真的派别工作，那就谈不上真正吸引广大群众，谈不上革命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领导他们的政策。只有共产党党团的准备充分和目的明确的工作，才是执行我们政治总路线和避免在革命工会运动中产生错误和偏向的保证。
我们在准备和进行战斗期间，往往放弃对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的和其他的工会组织施以经常有组织的压力，这种情况在所有的经济战斗中都起着很大的麻痹作用。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党团的帮助下，借助于在所有工会内部我们同群众的联系和群众的影响，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动员有组织的工人去反对他们的背叛的官僚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对于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夺取选任职位的问题已经做了指示和决定。在其中的一个决议里写道：
“要争取把一切官僚分子和资本家代理人驱逐出工会，为工会的每一个选任职位而斗争，特别是要为争取基层工会代表而斗争，这才是我们用以揭露社会法西斯工会官僚的作用并同他们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册第179页。——编者注）
这样我们就看到，在第十次全会上这个问题同现在一样被尖锐地和明确地提出来了。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样一项很好的决定至今仍是一纸空文，正如当时所通过的关于在企业中建立革命特派员核心的决定一样。
再说一说关于我们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捷克党在工作中有两件示范的例子：一个好的；一个不好的。关于布吕克斯的罢工我们在这里已经说了很多。它是正确和顺利地执行我们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范例。正是由于执行了这一策略，我们才能在无产阶级民主制的基础上吸引所有斗争中的工人阶层来领导罢工和坚决抵制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左”倾花招。在摩拉维亚的俄斯特拉发所发生的事情则完全不同。那里的统一战线政策表现出了机会主义的倾向。在那里，机会主义集团的理论和政策阻碍了我们领导的无产阶级下层统一战线的胜利发展。
因此，还必须说一说关于党和革命工会组织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有的一份由安贝尔-德罗同志所拟定的文件，这份文件在企图用另一条政治路线来同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立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议事日程的关系，我不想对这些问题作详细的说明，我只想简要地读一下，很遗憾地，瑞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几个星期以前已经通过的一个纲领。瑞士共产党中央的一些同志已经向共产国际承认了他们所犯的错误，他们受了安贝尔-德罗机会主义的影响。安贝尔-德罗本人也向政治委员会递交声明，承认自己犯了政治错误并做了检讨。政治委员会以最坚决的方法谴责了这个纲领。我们看一看安贝尔-德罗的这个纲领，就能回忆起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同右派和调和派之间的分歧了。当时我们就说过，稳定是不可靠的和腐朽的，而这些分子则利用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和理论来同共产国际的这一方针相对抗。
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当我们谈到资本主义稳定的结束的时候，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倾向又抬头了。我现在只就革命工会运动和我们在工会政策方面应当加以说明的那些问题来谈一谈。同志们，你们也许以为，既然我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积累了很多有关党和工会关系问题的经验，那么，在我们的队伍中就不会有错误的观点了。尤其坏的是，在瑞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上述决议中（安贝尔-德罗同志是作为负责人在上面签字的），竟然没有任何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也没有任何在工会运动内部进行党团工作的原则。
请看瑞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决议中是怎样说的：
“如果工会领导机构中的多数人在代表会议或全体大会上不同意党的领导提出的某些建议时，不管这些建议怎样有益，怎样必要，一般地都应当撤回，并在重新进行讨论以前不应在该工会组织中执行。在这样的条件下，在某些革命工会组织的所有基层机构中都应当召开特别会议，在大多数人站到这一建议方面来以后，这些问题可以再提出来。”
总之，安贝尔-德罗同志的意思是，如果某一个革命工会组织的上层领导不同意党的政策，那就应当等到大多数人站到党的政策方面来的时候再召开会议。但是，这就意味着贬低共产党总路线的作用，为贯彻执行这一总路线设置障碍。这样提出问题还意味着什么呢？这样一个极端的机会主义方针，是以在革命工会中实行工会的民主制为掩护的。这就是向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中掺杂私货。这就等于给我们的真正原则抹黑，而这些原则是在关于通过工会中的党团工作对总路线的贯彻执行进行监督问题的许多决议中所规定的。我们曾再三地强调，必须同工会组织中的命令主义作风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我们应当以同样的态度来反对在实行工会民主制的借口下，来贩运最坏的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这种机会主义为所有的取消主义倾向大开方便之门。我想，在反对其他错误政治思想的同时，全会也要最坚决地反对安贝尔-德罗文件中的这些提法，首先要打击在工会问题上的这种机会主义。如果对这个文件和对瑞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文件负有责任的安贝尔-德罗同志能够在这里说清楚，促使他提出这个纲领的政治原因来，那就很好。当然，他在自己的声明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在此同时却没有足够地揭示出这个纲领的政治错误的实质。
我认为，我们为反对所有这些倾向和错误进行的坚决斗争，极大地帮助我们揭露阿姆斯特丹分子的“左”的花招。我们看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了帮助资本家寻求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出路和阻止革命的发展。为此，他们就提出了一整套似乎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浸透了最鄙卑的“庸俗的经济主义”和充满了支持资本进攻的情绪。
十、关于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左”的花招
近来，我们看到改良主义工会的领袖们怎样无耻地改变了自己的理论、要求和口号，使用了各种新的欺骗性手段。可以说，改良主义分子改换自己的理论，就像改换一副手套一样。他们根据形势的发展，根据革命战线同改良主义官僚相对立的程度，提出新的“论据”在危机开始时，改良主义领袖们否认危机存在的事实。后来当否认已成为不可能，他们就宣布说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同期性危机。可是当这一手也行不通的时候，他们就大谈关于“当前的危机是没有出路的”（在过去只有聚集在赛德维茨周围的那些官方的“左”派工会的会员们使用过这个说法）。塔尔诺在莱比锡也不顾希法亭在基尔所提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不顾从前使用过的“面向国家”的口号，而谈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了。
另一种方法（社会民主党曾借助它来欺骗工人阶级）是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的五月号召书中所使用过的，其中称：“资本主义已经崩溃”就是说任何资本主义都已不存在了。当布吕宁的第一个非常法令在德国出现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就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类似的倾向也表现在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理论和它的“左”的花招中。在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领袖们向国会提出的最近的建议中，谈到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在一篇号召书中还谈到了“计划经济”。他们玩弄“左”的花招。他们需要“左”的通风口来削弱无产阶级的反抗。
在全德工会联合会机关报《工会报》8月13日的一期中甚至谈到，当前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机构和社会主义原则之间的空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时期已经过去了。阿姆斯特丹分子想用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填补这个“空隙”。改良主义分子不得不玩弄这样的“左”的词句，这只能说明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化过程更加深入了。
8月20日的《前进报》竟然谈到“计划经济”，谈到“在德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样也是使用“左”的花招来愚弄群众。当前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建议，关于“把矿山和其他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的建议，所有这些只不过是用以对抗群众向往战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欺骗性花招。
可以说，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那种形式的“计划经济”，其目的不过是想使无产阶级的注意力离开垄断资本同国家机构进一步结合的事实，从而阻碍工人阶级寻找摆脱危机的革命出路。
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和国家化方案”不仅是阿姆斯特丹分子和第二国际由于他们成员的激进化，为了吸引群众而不得不采用的“左”的花招，它们本身还包含着振兴资本主义企业，帮助资本家克服他们面临的困难的“积极建议”。
阿姆斯特丹分子的其他要求是怎样的？他们在某些国家中从鼓动的意义上提出来的“提供工作”的计划，也是改良主义分子迎合资本主义政府和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肮脏的企图。例如在德国，全德工会联合会所提出的“提供工作”的计划，本身就包含着对劳动义务制的公开的或暗中的赞同。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施特拉塞尔不久前在德国国会中就说过，纳粹分子总地说来是同意全德工会联合会关于提供工作问题的计划的。希法亭后来的答复不外是同纳粹分子在社会政治方面进行合作的建议。
此外，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在提供工作问题上的这种令人感动的一致，本身就包含着在实行通货膨胀措施方面所达成的相互协议。而对于实行每周工作40小时的要求（很自然是不能保证全工资的），也只不过是同意在加强劳动强度的同时，直接降低工资而已。由于德国一月非常法令（它规定降低工资10%一30%）的实施，所谓“降低物价”的花招暂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一个骗人的花招。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完全新的、越来越“左”的理论，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就是借助这样一些理论，来直接支持德国法西斯专政的方法。
在著名的德国反动周刊《事业》（它的文章经常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内部分歧）八月号的一期上是这样说的：
“现在，任何一层内阁都应当有后备力量，通过他们来保持同社会民主党或工会之间的联系，这些后备力量应当备而不用，以后何时需要就何时进行活动。”
在这一周刊上还谈到：
“当前形势下的统一只能看做是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会之间的接近。这种接近看来正在实现。工会在赔款问题上所采取的民族立场就是它的序幕。”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非常懂得，在他们实行资本主义的法西斯经济纲领方面，社会民主党能够为资本主义提供怎样可贵的帮助。
在德国，工会上层同公开的法西斯主义的接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在迅速地实现着。在意大利，这一接近的过程在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以前，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以后，就很快地完成了。大家知道，在意大利，改良主义上层中有一大部分人——都是达拉贡纳等一类的人——很快地公开投靠了法西斯的阵营。
在德国，目前正在企图建立的有改良主义工会和基督教工会参加的“第三阵线”，又一次表明了改良主义官僚们实际上进一步地发展成社会法西斯主义了。
阿姆斯特丹分子在经济战斗期间所采用的欺骗性方法和“左”的破坏性花招，则更加狡滑和危险。
社会民主党在危机初期曾断言说，在危机期间罢工不会取得胜利。
后来当罢工的巨浪席卷全世界的时候，波兰的改良主义分子们就不能再维护这一理论了，他们又玩弄了新的“左”的花招，蛊惑性地声称他们主张“总罢工”，其目的就是要在这些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初期来破坏斗争的锋芒，或者是事先阻止争取实现局部性要求的斗争的开展。我们从改良主义官僚的这一政策中，可以看出他们欺骗群众的最危险的嘴脸。
例如《前进报》在今年1月中写道：
“甚至革命工会反对派的铁杆支持者们都应当承认，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局部性罢工不会有取得胜利的希望。”
玩弄这种花招的用意是要在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中散布一种情绪，即进行局部性斗争是没有意义的，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改善只能通过“夺取政权的最后斗争”。经济战斗和阶级战斗的性质愈尖锐，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改良主义官僚的虚伪花招就愈加狡滑。
我们举出某些国家的改良主义分子在最近的经济战斗中提出的口号为例。在比利时矿工罢工期间，工会官僚蛊惑性地提出了“对银行进行监督”、“矿场国有化”、“反对宪兵暴行”“撤回佛拉芒宪兵”等口号。只是当矿工罢工在群众革命积极性的推动下，已经变成总罢工以后，比利时的改良主义分子才在号召书中提出了“矿工总罢工”的口号。
在德国的鲁尔地区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花招，改良主义官僚在去年10月提出了“只有总罢工”才能反击企业主进攻的口号。
在英国（那里的危机还没有深入地发展）他们蛊惑性地提出了“七小时工作日和四十小时工作周”的口号，以便在以后（像在兰开夏郡那样）放弃对全工资的要求。
在捷克斯洛伐克最近的矿工罢工期间，改良主义分子提出了“矿场国有化”的要求，作为主要的口号。实际上，这是反对罢工者统一战线的背叛性的花招。在俄斯特拉法区改良主义分子接过了我们的革命口号“不许解雇一个工人，不许降低一文工资”。社会民主党实际上使我们的罢工委员会上了他们的圈套：我们的同志竟然同意了他们提出的上层统一战线。后果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斗争的领导权转到了社会民主党的手中，罢工被破坏了。
在波兰，波兰社会党在玩弄“极端的”蛊惑宣传方面，可以说是打破了纪录。他们支持法国社会法西斯分子莱昂·勃鲁姆“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其目的是要把群众引上歧途、在栋布罗瓦矿工罢工期间，波兰社会党竟然宣称：“把降低工资的企业主送交战地军事法庭审判。”
在奥地利、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我们同样看到了“极端的”蛊惑性宣传的花招。如果我们想在革命高潮和工人群众激进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特别需要对经济战斗进行独立领导的条件下，维护我们自己战线的团结和战斗力，那我们就应当对于这些“左”的骗人花招保持明确的原则性的态度，我们就应当像布尔什维克那样面对着这些以及未来的花招把自己武装起来，从而打退任何欺骗群众的企图，任何破坏战斗的统一战线的企图。对于社会法西斯分子这种玩弄花招的能力估计不足，就会像在栋布罗瓦、华沙和上西里西亚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使我们的某些同志落人这种花招的圈套。我们应当在准备经济斗争，特别是进行经济斗争的时期，通过我们的实际工作来揭露阿姆斯特丹分子和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左”的手腕。任何动摇，任何投降主义的倾向和机会主义情绪，任何同社会民主党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官僚实行联合的政策，保持内部和平的政策，都必然会使我们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从而使得工人阶级的事业遭受失败。
十一、我们的主要任务
现在来谈一谈关于我们在经济斗争中的任务问题。我们在工人阶级经济斗争中的任务，就是要全力开展罢工斗争和失业者的运动。我们应当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使下层团结一致。我们应当通过争取实现工人局部性要求的斗争来创造条件，以便发挥群众的革命主动精神，吸引群众跟随我们前进。我们应当更加有力地和更加充满信心地把经济斗争引上群众性政治发动、罢工和示威游行的道路。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在实际上为顺利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重要的前提。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本次全会应当着重指明，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必须使自己在组织和领导罢工斗争、失业者运动，以及发动方面的全部革命工作来一个完全的和迅速的转变。
同时，我们应当强调，在现阶段开展经济斗争和对这些斗争进行独立领导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布尔什维克式地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全部群众工作中的一个真正的转变。
现在把我们这些主要的任务简要说明如下：
第一，我们应当保证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运动的一切组织同工人群众建立真正的联系。这种紧密的联系应当表现在从下到上的所有组织环节中。建立这种联系的前提，就是要具体地了解无产阶级各个类别和各个阶层的工厂工人和失业者的实际状况和需要。我们的一般报刊和工厂报纸都应当具体地反映各个企业中的真实情况。
第二，我们应当善于抓住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各种要求。我们应当对群众不满情绪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不管它们发生在企业中、职业介绍所里，还是发生在他们的居住区和房客身上），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群众的要求表达出来。
我们应当在这些要求的基础上组织群众，把他们团结在我们的领导下，这样来扩大斗争的规模，并尽一切可能把这些局部要求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夺取工人阶级政权的总斗争结合起来。同时，我们在应当尽一切努力来使工人阶级的罢工和失业者的发动得到越来越多的物质上的成果。
第三，我们应当关心使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在经济斗争的所有发展阶段上都能得到遵守。应当吸收最广大的斗争中的工厂工人和失业者，参加所有斗争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进行斗争的群众实现顺利的领导。
在参加全体公决时，我们应当实行我们自己的策略。如果我们积极地参加全体公决以反击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对罢工的破坏，那我们就不应当拒绝提出我们自己的口号，同时还应当准备和保证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对罢工实行独立领导。在这里绝不能有什么共同的模式。
第四，必须在布拉格代表会议和红色工会国际会议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实现失业者和工厂工人的统一战线。只有在这个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才能够为反对劳动义务制、反对限制社会保障、反对大规模解雇、反对加班工作等进行顺利的斗争。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应当立即着手建立失业者的新的群众性组织。我们一方面要同工会官僚用自己的官僚主义保护来扼杀失业者运动的企图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同时还要在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所建立的失业者组织中积极地进行工作，以争取这些组织中的会员群众。
在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善于同共产党进行密切的合作，并在党的有力支持下，克服法西斯分子对青年工人群众的影响。第五，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红色工会变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群众性的战斗组织。我们的红色工会只有在它们善于通过维护工人利益的日常斗争，通过坚持不懈地准备和进行罢工战斗而赢得群众信任的情况下，才能够得到发展。
第六，首先我们应当全力恢复和扩大我们在改良主义工会和其他反动工会内部的革命阵地。也只有当我们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准备工人和失业者的每一次罢工和每一次发动，我们才能够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活动，都是为了争取那些处于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影响下的群众。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工会内部为争取工会中的职位和阵地，为组织罢工战斗和开展失业者的运动，而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
第七，我们应当在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的基础上，正确地对待各个行业的有组织的工人，并且我们应当认识到，要克服这些工人的改良主义幻想和偏向，我们需要十分耐心和进行细微的工作。我们应当注意在斗争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这些工人的阶级觉悟。
第八，我们应当力求使红色工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对工厂工人委员会的成员进行实际的领导，但是我们应当避免各种残留的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
我们应当在红色工厂委员会的工作中，力求使这些委员会在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认清改良主义工厂委员会和革命工厂委员会的政策区别。
第九，为了反对法西斯恐怖，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镇压手段，我们应当在企业中和职业介绍所中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工人自卫活动。第十，我们在开展罢工斗争和失业者运动方面，必须争取把党组织（从工厂支部到中央委员会）的全部力量真正集中起来。我们的工作目标首先应当是那些最主要的工业部门，即金属工业、运输业和军事工业……也就是说当前我们的工作还处于最落后的部门。只有共产党党团在所有工会组织、失业者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中积极地进行工作，我们的这些任务才能够完成。
第十一，革命工会组织在军事工业企业和运输业中的工作，应当在最短期间内得到发展和加强，以保证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和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干涉的群众斗争的顺利进行。
同志们，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我们肩负着组织、发展和独立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大规模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斗争的重任。我们在这次全会上谈到的世界革命的高潮，在最近期间应当有更加蓬勃的发展。经济危机的尖锐化，对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不断的进攻，工业无产阶级的半数处于失业的状态，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得不到任何帮助——这些事实就要求我们为争取直接的物质胜利，同时为向群众展示出以革命手段来摆脱危机的更为广阔的前景，进行更加顽强的斗争。在反击资本的进攻中，最重要的是发展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加强对革命经济斗争的独立领导，充分地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我们要引导工厂的工人群众去反击资本的进攻，同时我们应当争取失业者和工厂工人团结一致，并且和那些左倾化的小农和城市中所谓的“中间等级”建立最紧密的联系。我们应当引导失业的群众去直接进行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
我们的大规模进攻的重点应当是组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反对资本主义、反动派、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
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是，消除金属工业工会对群众的影响，在工会内部战线（它是开展工厂青年无产者运动的杠杆）上大力发挥主动精神。青年团应当在党的大力支持下，在失业的青年中间消除法西斯的影响。在那些工人苦役营中，应当更加有力地从内部使那里的青年革命化。在这方面，青年团已经做出了某些实际的成绩。在所有群众组织中，我们应当把力量集中用在最大的企业内。党的一切机关，从基层到中央，都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车间支部去，在那里领导工厂的运动和罢工，组织群众性罢工和总罢工。
第十一次全会和第十二全会之间的时期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局部性罢工，在许多国家中进行群众性罢工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应当由共产国际各支部加以很好地利用。
我们密切地注视着企业主和改良主义分子的策略，领导群众的斗争，同时应当在斗争过程中揭露我们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地把群众吸收到我们阵营中来。
对我们的罢工策略进行认真的检查，就会使我们制订出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方法。
在一些国家中至今没有发动起群众性的罢工，共产国际在这些国家的支部应当从罢工斗争发展的不平衡的这一事实中得出结论，必须根据本次全会所提出的任务的精神，认真地检查党的全部工作。
在这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克服我们工会政策中的工联主义情绪，克服我们同志身上的失败主义情绪（他们断言，似乎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正在每况愈下）。我们要同右倾机会主义，同向改良主义观点投降、放弃革命工会运动、放弃对罢工斗争进行独立领导的领向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最快地克服“左”的宗派主义，同脱离群众和固步自封的政策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在进行经济斗争方面，我们全部策略的基本内容，就是要在下层为制订真正的革命群众政策创立先决条件。
十二、关于苏联的工会
在谈到我们争取群众的斗争时，哪怕是很简单地谈一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所取得的胜利，对于国际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的巨大历史意义也是很必要的。
我们还在议事日程的第一项中就提出过，在提纲中更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就是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立，给世界政治留下了越来越深刻的印记。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都在迅速地朝着对立的方向发展。两种制度的对立越来越明朗化和采取了越来越尖锐的形式，这一点就表现在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战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性愈益增长的事实中。在对所有这些事实进行评价时，我们还应当谈一下苏联工会的发展，因为它是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发展完全不同的。
苏联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完全正确地指出，苏联工会的全部国际主义工作，都是在为反对国际改良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其目的是要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斗争中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尽一切努力来巩固苏联工人阶级同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几乎每一个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的邀请，前来访问苏联的工人代表团都在进行独立的战斗方面，在反对帝国主义者的诽谤运动和战争准备方面给予了最宝贵的援助。
苏联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中阐述了苏联工人阶级所经历的三次革命的经验，他们为世界无产阶级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在这个决议中写道：
“苏联工人阶级所经历的三次革命的经验表明，不去加强自己在企业中的阵地，不去正确地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不去在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工会内部为争取群众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和经常的斗争，不去动员群众为他们日常的直接要求进行斗争，不去关心失业者的需要和利益，不去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合法工作、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的方法结合起来，不去坚决地和毫不妥协地进行反对右倾和‘左’倾改良主义分子的斗争和经常地揭露他们的背叛行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和前进。”（《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1932年党的出版社俄文版第27页）
苏联的工会是最有灵活性、最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机构（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经指出过），它把党团阶级和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工会的帮助下，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实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工会是党和最广大的非党群众之间的纽带。
在苏联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同时，苏联的工人阶级有了巨大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不断地得到了改善。
我们只举出几个数字来看一看。
上一年苏联工人和职员的数目增加了25%，达到1800万人。今年工人和职员的数目增加到2100万人。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人都已经实行了七小时的工作日。
工会中妇女的人数从1928—1929年的百分之26.5%增加到今年的33%。
用于劳动保护的支出在不断地增加。在1929—1930年为9980万卢布，在1931年为16950万卢布。社会保险的预算从1931年的142500万卢布增加到1932年的353400万卢布。
到休养所和疗养院去的工人的数目从1928—1929年的34万，增加到1931年的100万人，而根据今年的计划将为达到150万人。
同志们，我想如果把这些数字同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加以对照，那就会大大增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信心和战斗力。科萨列夫同志在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上所提供的消息对于我们特别重要。根据这一消息，1930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28.9万名专家中，有3.5万名青年专家。到1932年7月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召开的时候，在75万名专家中至少有10万名是工农出身的青年专家。
这不多的几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它们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没落中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我们还看到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首先是青年才充满信心地注视着未来，而同时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世界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饥饿和反动的统治下，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儿童和劳动居民处于贫困和绝望之中。
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增强了全世界千百万工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社会主义在苏联正在成为现实），使他们确信，不仅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而且在全世界都将飘扬起镰刀和斧头的红旗。
十三、结束语
同志们！在结束语中我要指出，在关于议事日程第二项所作的决议草案中，我们提出了现阶段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全力开展和加强无产阶级反对工资降低和劳动条件恶化的斗争，尽一切努力保证共产党和革命工会组织对罢工斗争和失业工人运动的独立领导，提高群众的战斗力，引导他们根据亲身的经验从争取满足日常局部要求的斗争到为实现无产阶级的整个阶级任务而斗争。”（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卷收录的关于《经济罢工和失业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决议。——编者注）
我认为，这是解决我们的群众任务和以革命手段发挥群众主动精神的关键问题。我们提出的“阶级反对阶级”的口号，在当前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有充分的权利说，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群众一定会懂得为推翻统治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和刻不容缓的。
同志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学会以巨大的干劲、巨大的献身精神和巨大的热情来贯彻执行我们领导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正义在我们一边，但这是不够的。我们应当这样说，使群众了解这一点。为了实现我们的任务，我们应当真正地走在群众前面，并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对群众进行有效的领导是一门艺术，是一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艺术。列宁的党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实质是什么，斯大林同志在下面一段话中做了专门的说明：
“问题在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果这个革命是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单只党的口号正确是不够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还必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使群众根据亲身经验确信这些口号的正确。只有这样，党的口号才会成为群众自己的口号。只有这样，革命才会成为真正的人民革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特点之一在于它能够正确地确定道路和转折点，这样就自然而然地把群众引到党的口号下，可以说是引到革命的门口，从而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经验感到、察知并认清这些口号的正确。换句话说，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的特点之一在于它不把对党的领导和对群众的领导混为一谈，它清楚地看见第一种领导和第二种领导之间的差别，因而它不仅是领导党的科学，而且是领导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科学。”（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1页。——编者注）
如果我们在企业中，在职业介绍所，在反对工会和其他工会的内部和外部，在各红色工会，在房客中间和在一切群众组织中（本次全会将帮助我们在这一工作方面前进一大步）按照这些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来行动，如果我们从我们的工作中得出了有点当前工作和未来工作的结论，那就一定会证明，1921年列宁在致红色工会成立代表大会的贺词中所说的话是无比正确了。
同志们！由于形势的改变和日益尖锐化，我们正面临着新的、巨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任务。我们党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及很多自发斗争中领导作用的不断加强，就是群众革命化和激进化新过程不断深入的表现。革命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的形式对我们提出了新的巨大的要求。斗争推动我们互相交流经验，在国际范围内利用正面的经验和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以便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阶级斗争。
对于社会法西斯主义，对于阿姆斯特丹分子和第二国际政策中日益采用的“左”的花招，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纯洁性和原则的坚定性！我们要大胆地和勇敢地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以便团结起来为实现工人和失业者的日常需要和部分要求，为实现同我们的最终目的密切相关的全体无产阶级的部分要求而进行斗争。
要保持布什维克的高度警惕性，同时在提出每一个具体口号时要表现出机动性和革命的灵活性！
把实现我们的主要战略任务——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作为革命实践中的战斗任务！
要在切实研究工人生活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事例来揭示工人阶级的深刻贫困化，揭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愈益密切的联系，揭露垄断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机构愈益加强的结合，揭露改良主义分子为拯救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措施，以及他们同法西斯主义的接近。要同我们自己队伍中的各种失败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因为它们削弱党的革命准备工作和革命工会运动的战斗力！
要克服在执行正确决定方面的公式化主义和抽象性！
要在党的一切机构和革命的工会运动中发挥主动精神！
要消除在革命实际工作中通过决议和执行决议之间的“剪刀差”！
我们应当去掉轻视工会内部工作的态度，为在企业中开展我们的工作而消除一切拖沓和畏缩情绪！
我们工作中的任何疏忽大意和软弱无力，在群众工作、革命工会运动和动员群众方面的任何战略的失误，都应当最快地加以消除。
我们愈快地消除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它是我们群众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和我们工会政策中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的遗毒，我们就能更快地和更顺利地实现我们的任务。
我们应当以最大的毅力和最快的速度使群众投身到各种斗争和运动中去，从最小的到大的和最大的群众政治运动中去。
工人的一切经济斗争都应当受到我们的支持、帮助和领导，以便使它们发展成为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群众罢工。群众的政治罢工和普遍罢工将成为在更高阶段上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攻击的阶梯。毫无疑问，为胜利实现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争取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最后斗争而进行的决定性战斗，正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日益成熟起来！
（经久不息持续不断的掌声）
（休会）
感谢 闲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