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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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一月九日

　　射击兵头子
　　尊贵的君王，
　　我们无法控制住人群——
　　他们强冲进来，大声叫嚷：
　　“我们想给鲍里斯行个礼，
　　想见一见沙皇鲍里斯。”

　　鲍里斯
　　大门开敞：
　　没有什么能够
　　阻断俄罗斯臣民和沙皇。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沙皇鲍里斯》）^[1]

一

　　“皇上（Государь）！我们这些工人，偕同我们的妻室儿女，以及无依无靠的老人——我们的父母，来到您这里，向您寻求正义（Правда）和保护。我们饥寒交迫，深受压迫，扛千钧之劳力，忍辱负重。我们不被承认为人，我们被当作奴隶——必须默默屈从于自己命运的奴隶。我们也忍过，但是压在我们头上的却是越来越多的贫困、不公和无知。专制与人治横行霸道，令我们窒息。我们的力气已丧失殆尽，皇上！我们的忍耐已趋于极限；对我们来说，可怕的时刻已经到来。与其继续忍受那本就令人不堪的折磨，不如尽早去死。”

　　彼得堡工人的著名请愿书（Петиция），正是从这样的庄严音符下起头的——在这庄严的音符中，无产阶级的威胁意味压倒了忠诚臣民的哀吟。它描绘了人民遭受到的所有压迫与侮辱；它列举了一切：从工厂寒冷刺骨的穿堂风，到政治上的不公。它要求大赦、公共自由、政教分离、八小时工作制、公平的工资以及还地于民。但是，它把通过普遍与平等选举召开立宪会议作为首要任务。

　　“看吧，皇上，”请愿书的结尾写道，“这些就是我们的主要诉求，我们把它们带到了你（Ты）^[2]面前。命令并宣誓使其得到满足——而你将使俄罗斯伟大而光荣，并让你的名字流芳百世。但是，如果你闷不做声，对我们的哀求置之不理——我们就死在这里，死在你这宫殿前的这个广场上。我们无处可去，也无事可做。留给我们的只有两条道路——要么走向自由和幸福的康庄大道，要么走向黄泉不归路。皇上，给我们指明一条路——我们就会走下去，哪怕是走向死亡。让我们为受苦的俄罗斯而从容赴死吧！我们将无怨无悔地做出这样的牺牲，因为我们心甘情愿。”

　　然后他们就牺牲了。
　　工人的请愿书不仅用政治民主的精辟口号替代了自由主义决议中的含糊措辞，而且也通过要求罢工自由和八小时工作制来使这些口号充满了阶级内容。但是，它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纸面上的文字，而在于铁的事实。请愿书只是行动的先导，而这一行动使工人群众在理想君主制的幽灵下团结起来，以便立刻使无产阶级和现实的君主制变得势不两立。
　　事件的进程对所有人来说都记忆犹新。它只持续了短短的几天，并以一种引人注目的计划性展开。1月3日，普梯洛夫工厂^[3]爆发了罢工。到1月7日时，罢工人数达到了14万。罢工的高潮发生在1月10日。13日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复工。总之，在一开始，这是一场由偶然原因引发的经济罢工。罢工蔓延开来，吸引了数万名工人参加。因此，它变成了一场政治风波（событие）。罢工是由“工厂工人协会”组织的，这一协会具有警察背景。激进派的宴会政治已穷途末路，急于星火。他们不满罢工的纯经济性质，于是就把他们的领袖加邦^[4]向前推。而这位加邦走到了政治列车的站台上，并在工人群众中发现了不满、愤怒与革命能量的无底洞，而这一无底洞使得自由主义鼓舞者的小盘算无以落地。社会民主党人走到了前排。起初他们遭到了敌视，但很快就适应了他们的听众，并掌握了后者。他们的口号被群众接受，并被牢牢钉在（закрепляться）了请愿书上。
　　政府停摆了。原因何在？是奸诈的挑拨吗？抑或是可悲的张皇失措？两者都是。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那类官僚已经愚蠢地陷入了慌张。特雷波夫^[5]一伙急于给“春天”画上休止符，并因此有意识地希望大屠杀发生，以便让事件按照他个人的逻辑结束。电报被允许完全自由地向整个世界发送有关一月罢工所有阶段的信息。连巴黎的门房，都提前三天就已经知晓了东方的彼得堡将在1月9日星期日下午2点发生革命。而俄国政府丝毫就不打算避免血腥清场。
　　工人“协会”的十一个部门接连不断地开会。他们起草了请愿书，讨论了向皇宫行进的计划。加邦在一个又一个部门进进出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者变得声嘶力竭，筋疲力尽地倒下了。警察袖手旁观，压根就没出过场。
　　按照约定，前往皇宫的游行是和平的，没有歌声，没有横幅，也没有演讲。人们穿着他们的主日服装。在城市的某些地方，他们托着圣像，举着神幡。请愿者在各处都遇到了军队。请愿者请求放行，哭泣，试图绕过和冲破障碍物。士兵们终日开枪。死者数以百计，伤者数以千计。死伤数据是不可能被精确统计出来的，因为警察在晚上将死者秘密地运走并掩埋。^[6]
　　在1月9日的午夜，格奥尔基·加邦写道：

　　“我以牧师的身份诅咒那些杀害了无辜兄弟及其妻儿的士兵和军官，诅咒一切压迫人民的人。我祝福那些帮助人民争取自由的士兵。我赦免他们对叛徒沙皇的军事誓言。这个叛徒沙皇下令屠戮无辜的人。”……

　　历史利用加邦的荒诞计划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加邦接下来要做的就只剩下用自己的圣人权威来核验历史的革命结论。
　　在1月11日的大臣委员会会议中，当时还没有掌权的维特伯爵提议讨论1月9日发生的事件和“今后防止类似事件（Событие）再次发生”的措施。维特的提议被拒绝，因为其“不属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没有列入本次会议的议程。”大臣委员会错过了俄国革命的开端，因为俄国革命并没有写在他们的会议议程上。

（1月9日，士兵在等待。）

二

　　当然，1月9日的历史事件采取的形式是任何人都无法提前预料到的。历史如此出人意料地将一位牧师连续数日置于工人群众的头顶，而这位牧师将自己的人格、观点及其牧师地位强加给了这一事件。这些事件的形式一叶障目，掩盖了其实质内容。但一月九日的内在意义远远超出了冬宫游行的象征意义。加邦的袈裟只是道具。主角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从罢工开始，团结起来，提出政治诉求，走上街头，引发全体人民的极大的同情心，与军队发生了冲突，拉开了俄国革命的序幕。加邦并没有创造出彼得堡工人的革命力量，而只是出乎自己意料地把后者释放了出来。这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后来又成为了中等宗教学校的学生（Семинарист），神学院院士，监狱牧师，最后成为了工人中间的鼓动员。这位鼓动员很明显受到了警察的恩惠，突然间就发现自己站在了十万人的头上。官方身份、袈裟、还不够觉醒的群众的本能兴奋以及事件神话般的快速进展，所有这一切使加邦变成了一个“领袖”。
　　作为一个以冒险主义为心理基础的幻想家，从南方来的带有一点狡猾血性汉子^[7]，以及在社会问题方面不学无术的人，加邦几乎不能引导事件，也不能预见事件。事件把他抛在了身后。
　　自由派圈子长期一直认为，1月9日事件的所有秘密都体现在加邦的人格之中。他们把加邦和社会民主党人对立起来，就仿佛这位牧师是个知道如何控制群众这一秘密的政治领袖，而社会民主党人是一群宗派教条主义者一样。^[8]他们这么以为，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如果加邦没有遇到几千名受过社会主义学校教育^[9]的觉悟工人的话，1905年的1月9日就不会载入史册。^[10]这些觉悟工人立即就在加邦身边围成了一个铁环，使其无以挣脱。但他没有试过挣脱。他被自己的成功催眠了，任由自己被浪潮卷走。
　　但是假如我们在“血腥星期日”之后的某一天，就让加邦充当政治舞台上的配角，那么我们无疑是在高估了他的人格。他头顶愤怒牧师的光环，嘴里叨念牧师的诅咒，远远看去，就好像是来自圣经的人物。似乎强大的革命激情，已经在这位彼得堡中转监狱的牧师胸中被唤醒了。然后呢？当火焰熄灭的时候，加邦在所有人看来都完全是一个政治和道德上的无名小卒。他在欧洲的社会主义者面前的装腔作势，在国外写的既粗糙又幼稚的可怜的“革命”文章，以及回到俄国后与政府保持的阴谋关系，维特伯爵用于收买的银子，与保守派报社成员自命不凡的荒唐谈话，喋喋不休与热爱吹牛的性格，以及最后招致其结局的可悲背叛……所有这一切终于摧毁了人们对1月9日之加邦的任何幻想。我们不禁想起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11]的远见之言——他在收到宣布加邦离开俄国的第一封电报时说道：“很可惜……如果他像出现时那样神秘地从现场消失，那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字会更光彩。一个美丽的浪漫传说会留下来，讲述这位打开俄国革命闸门的神父……对有些人来说，”阿德勒带有他特有的微妙讽刺语气补充道：“烈士的角色会比党的同志的角色更适合他们……”

三

　　“俄国现时还不存在革命的人民这种事物。”彼得·司徒卢威^[12]在自己的国外机关报《解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中写到。他是在1905年1月7日写下它的，而两天后恰恰就是禁卫团镇压彼得堡工人示威。
　　“俄国不存在革命的人民这种事物”俄国自由派借一个社会主义的叛徒之嘴说出了这句话。自由派成功地在三个月的宴会期里说服了自己，使他们相信自己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这一声明还没来得及传回俄国，电报线就把俄国革命爆发的好消息传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我们一直在等着它，从未怀疑过它。多年来，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只是我们的“学说”推导出来的结论，而这一学说曾受到遍布在整个政治光谱上的各种无名小卒嘲笑。他们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相反，他们相信乡绅请愿书的力量，相信维特，相信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相信炸药罐……就没有一种政治上的偏见是他们不相信的东西；而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信念则是他们认为唯一属于偏见的东西。
　　不只是司徒卢威，而且还有他最近加入的那个“有教养的圈子”也被吓了一跳。他们惊恐而无力地瞪大眼睛，透过窗户亲眼观看这场历史大剧。知识分子对这场事件的干预实在是可怜而又微不足道。一个由几位文学家和教授组成的代表团拜访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和维特伯爵，“希望”如自由派报刊解释的那样，“以一种能够避免使用武力的方式来阐明问题。”局势排山倒海^[13]，而这一小撮民主派认为，只要到两个大臣的前厅参观一下，就足以避免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斯维亚托波尔克拒绝接待代表团，维特无奈地打了个手势。然后，警察仿佛得到了莎士比亚的许可，在最伟大的悲剧中引入了闹剧的元素——他们宣布这个可悲的代表团为“临时政府”，并把他们送进彼得保罗要塞关起来。然而，一月的时日，在知识分子那模糊无定形如薄雾一般的政治意识中，划出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知识分子暂时把以下两种事物归入了档案：我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以及他们对政府人物的成功交替抱持的信念。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愚昧统治对这种自由主义来说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时代。12月12日的改革指示就是它最成熟的果实。但是1月9日扫走了“春天”，取而代之的是军事独裁，并赋予了特雷波夫以无限的权力——自由派反对派才刚刚从莫斯科警察局长的位置上把这位被遗忘的将军撤下来。同时，在自由派圈子里，民主派和合法反对派之间日益泾渭分明。工人的行动巩固了激进分子在知识分子中的地位，正如早前的乡绅大会为机会主义分子提供了一张王牌一样。政治自由的问题，在反对派左翼的意识中第一次拥有了具体的形式，比如斗争问题，力量的优势，还有人民群众的强大冲击力。革命的无产阶级对他们来说，在昨天还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虚构”，今天就已经被看作为一个强大的现实。
　　“现在——在一月血腥的时日过去以后，”有影响的自由派周刊《权利》写道，“是不是对俄国城市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进行怀疑的时刻？很显然，这个问题，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时刻，已经得到解决了——不是由我们解决的，而是由那些工人解决的。他们在那值得纪念的一月的日子里，在那些血腥的事件中，把自己的姓名写在了俄国社会运动的神圣书籍上。”在司徒卢威的文章和上述几句话之间只隔了一个星期——然而，在它们之间，却隔着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

四

　　1月9日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之政治意识的转折点。
　　在革命开始之前的几年里，令资本非常不满的是，俄国已经产生了一个完整的由政府煽动运动的学派（即所谓的祖巴托夫学派^[14]）。它的目的是激起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经济冲突，从而转移他们与国家的冲突^[15]。但现在，在流血星期日发生以后，工业生活的正常进程已经完全中断了。生产只是在动乱时刻的间隙里，在零星的时间里完成。军事供货的巨额油水并没有流向处于危机状态的工业，而是流向了一小撮享有特权的强盗—垄断者那里去了，于是，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调和资本与日益累进的内部无政府状态了。一个又一个工业部门转入了反对派方面。股票交易所协会，工业代表大会，所谓的“招商局”^[16]——也就是伪装起来的辛迪加组织^[17]——以及其他的资本组织，昨天在政治上还是新手，现在却发泄着对专制警察国家的不信任情绪，并开始说起自由主义的语言了。城市商人向我们表明了在反对派的事业中，他们不会屈服于“开明的”地主。杜马不仅加入了地方自治会的行列，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把自己放在了他们的前面；而作为商人组织的莫斯科杜马也在此时进入了前排。
　　各资本部门之间为争夺财政部的恩惠和赏金而进行的斗争，在普遍要求恢复公共和国家秩序的情况下暂时消退了。在原先的优惠与补贴这种简单观念占据的位置上，或者与这些观念并列，开始出现了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有扩大内需^[18]这样更为复杂的观念。在这些思想起主导作用的同时，在各种企业家组织的所有的请愿书、备忘录和决议中，都出现了对安抚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强烈关切。资本对警察镇压的灵丹妙药表示失望——它就像一根鞭子，一头抽打着工人的活体，而另一头捶打着实业家的口袋；于是它得出了一个庄严的结论：资本主义剥削的和平进程需要一个自由的制度。“吾儿，亦有汝焉？”（И ты, Брут）^[19]——反动的报刊如此嚎叫起来，因为他们看到莫斯科那些旧礼仪派教徒—商人们（купцы-старообрядцы）——这个古老传统的保卫者——竟举起手支持立宪的“纲领”。但是，这样的嚎叫还没有使纺织业的布鲁图停下脚步。他不得不勾画出自己的政治抛物线，以便在年底无产阶级运动到达顶点的时候，再回去寻求那神圣、唯一而又不可分割的警鞭的保护。

五

　　但是，一月大屠杀最深刻、最重要的影响，是它对全俄国无产阶级的影响。巨大的罢工浪潮横跨欧亚^[20]，席卷了全国，使整个国家的躯体都为之震颤。据粗略计算，罢工波及122个城镇和地方，顿涅茨克盆地的几个矿井和10条铁路。无产阶级群众的热情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了。罢工吸引了近百万人参与。没有任何计划，有时甚至都没有提出任何诉求，时停时起，只服从于团结的本能——罢工正是如此统治了这个国家将近两个月。
　　在1905年2月罢工风暴的高潮时，我们写道：“1月9日以后，革命已不知停止。它已经不再满足于唤起一批又一批人投身于地下秘密工作；它现在正在公开并紧急地在自己的战斗连、团、营和师中进行点名。它的军队的主力是无产阶级，而这就导致革命把罢工作为它进行这种点名的手段。”

　　“一行接着一行，一个工厂接着另一个工厂，一座城接着另一座城，人们把工作丢到一旁。铁路人员充当了罢工的雷管，而铁路线是罢工‘疫情’的传播媒介。^[21]被提出来的经济诉求几乎一下子就全部或部分得到了满足。但是，无论是罢工的开始，还是其结束，都并不完全取决于诉求的性质和它们得到满足的形式。罢工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经济斗争被建立在成型的要求之上；正相反，诉求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必须有罢工。工人必须向自己，向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最后向全部人民展现出自己积累的力量，自己的阶级反应能力，自己的战斗准备情况。以上这些全部都要接受革命的总检阅。罢工者自己和支持他们的人、同情他们的人、害怕他们的人和憎恨他们的人都意识到或者朦胧地感觉到，这一场罢工风暴，从一个地方席卷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又飞起来，向前猛冲去。它不仅仅是为自己出现，而是革命的意志把它派到了这片土地上。在罢工的行动区，即整个国家的上空，笼罩着某种可怕、凶恶并充满果敢的东西。”
　　“1月9日以后，革命已不知停止。革命不顾军事秘密，公开地、喧闹地嘲弄单调的日子^[22]并驱散它对我们的催眠，将我们引向了革命的最高潮。”

^[1]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83年1月10日—1945年2月23日），苏联作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908年起开始发表作品。一战期间任战地记者。支持二月革命，但反对十月革命。1919年起先后流亡土耳其和法国。1923年回国。1936—1938年任苏联作家协会代主席。1937—194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5年逝世。——中译者注

^[2] 值得注意的正是这里：他们没有使用俄语中“您”（Вы）的尊称，这的确说明了托洛茨基之前提到的——在请愿书中，威胁的语气占上风。——中译者注

^[3] 普梯洛夫工厂（Путиловский завод），即现基洛夫工厂（Кировский завод），成立于1801年，正如同前面的章节提到的一样，该厂并不是由私人企业家自发建立的，而是由政府统一领导的工业化的产物。其最初只是一个为俄国陆军生产炮弹的钢铁铸造厂，1812年之后工厂开始逐渐扩大业务。1824年，该厂遭遇洪水，在此后四十余年里一蹶不振；最终在1868年，俄罗斯企业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普梯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Путилов）从政府手中买下了该工厂，并将其改名为普梯洛夫工厂，开始生产铁轨、机车、炮弹、战舰大型炮塔、涡轮、其他大型金属机械。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期间，该厂的工人冲在了革命的第一线。俄国内战期间，工厂工人们组成了25个赤卫队单位参加了作战。值得注意的是，该厂在1905年革命前已经是相对来讲福利较好、培训制度完善的工厂，有自己的医院、餐厅、图书馆、公园，甚至还有自己的剧场；有自己行之有效的职业培训制度，培养了层出不穷的专业技术人员与技术工人。——中译者注

^[4] 格奥尔基·阿波罗诺维奇·加邦（Георгий Аполлонович Гапон，1870年2月5日—1906年3月28日），1893年起担任神父。1902年接受祖巴托夫邀请建立合法工人组织。1904年发起成立“圣彼得堡工厂工人会议”，并发起请愿活动。1905年1月发动罢工，1月9日带领群众队伍赴冬宫请愿，遭到血腥镇压，被迫流亡瑞士。在瑞士期间支持社会革命党，并试图促成社会革命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间的合作，共同反对沙皇专制。1905年5月加入社会革命党，但不久即退党，流亡英国，转向无政府主义。1905年9月发起成立“全俄工人大会”，逐渐与社会革命党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决裂。1905年11月回国，支持《十月十七日宣言》。1906年重新试图回到安全局，但被拒绝，3月28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中译者注

^[5] 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特雷波夫（Дмит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Трепов，1855年12月2日—1906年9月2日），俄军少将。1896—1905年任莫斯科警察局长，期间执行祖巴托夫政策，渗透工人运动。1905年1—11月任彼得堡总督，期间大力镇压群众运动。1905年5—10月兼任内务部副部长。1905年10月支持《十月十七日宣言》。1906年因心脏病去世。——中译者注

^[6] 相同的场景在1962年6月1日至3日的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运动中也可以看见：同样是经济斗争（抗议涨价和要求撤换厂长），同样是开了枪，同样是秘密掩埋尸体（而且还被埋进了别人的坟墓里以便掩盖真相），可见，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在堕落的工人国家，官僚还是官僚，军警也还是军警。当然，今日十分之九自由十分之九民主资本主义的俄罗斯联邦也毫不例外。——Uni

^[7] 加邦来自波尔塔瓦省，在今乌克兰东北部，也就是整个沙皇俄国的西南部分。——中译者注

^[8] 请读者注意，这里指的当然是1917年以前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Uni

^[9] 这里泛指工人运动的洗礼。——Uni

^[10] 原文直译为“1月9日就不会发生”——中译者注

^[11] 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年6月24日—1918年11月11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一战中公开支持奥匈帝国参战。1918年任临时政府中的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12] 彼得·伯恩哈多维奇·司徒卢威（Пё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 ，1870年1月26日—1944年2月22日），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19世纪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脱党，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彻底决裂，加入资产阶级自由派。1903—1905年成为该派组织“解放社”的理论家和组织者。1905年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是该党右翼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先后参加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反动政府，后来移居国外。在巴黎去世。——中译者注

^[13] 原文直译为“一座山在向另一座山移动”。——中译者注

^[14] 即“Зубатовщина”。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祖巴托夫（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Зубатов，1864年6月7日—1917年3月15日）是一名警官，1896年至1902年任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莫斯科局局长，1902年至1903年任俄罗斯内务部警察厅官员。任内，他出面在莫斯科、明斯克等地建立在警察监护下的社会主义组织，如1901年5月在莫斯科首先建立了“机械工人互助协会”。它们在工人中宣称沙皇自愿满足工人的经济要求，甚至鼓动和策划工人举行拥护沙皇的示威游行；当工人发动罢工时，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组织就要厂主向工人让步，答应工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等经济要求；它们还向工人极力介绍和宣扬改良主义思潮，以此钝化工人的革命斗志。这种做法被称作“警察社会主义”。1903年，革命工人纷纷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祖巴托夫的警察社会主义组织被迫解散，警察社会主义宣告破产。1917年俄国革命时自杀。——中译者注

^[15] 这里的黑体是中译者加的。——Uni

^[16] 原文直译为“协商局”，这里采用意译。——中译者注

^[17] 辛迪加（法语：Syndicat）是指由多个实体自我建立的组织型态，属于低级垄断形式，虽然不会垄断整个市场，但会造成局部垄断与规模经济。它是通过少数处于同一行业的企业间相互签订协议而产生的。所有这些加入了辛迪加的企业，都由辛迪加总部统一处理销售与采购事宜。它是一种自我组织的团体，由个人、公司或实体组成，以处理某些特定的业务、追求或促进共同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立集团的目的是扩大利润。这个单词在法语中，同时也是工人组成的工会的意思，但在此处不属于此例。——中译者注

^[18] 原文直译为单纯的“发展生产力和扩大国内市场”。——中译者注

^[19] 这是一句拉丁语名言，“Et tu, Brute?”被后世普遍认为是凯撒临死前对刺杀自己的养子布鲁图说的最后一句话。它被广泛运用于表达最亲近之人背叛的场景。——中译者注

^[20] 原文直译为“从这头到那头”。——中译者注

^[21] 翻译到这里，我想起一位友人曾经和我的谈话：“在资产阶级眼中，我们与新冠病毒无异，我们也乐意它像病毒那样传播。”在此祝愿未来的工人运动能有比新冠病毒更高的传播系数。——Uni

^[22] 原文直译为“墨守成规的生活”。接下来我会经常把“时日”（дни)和“生活”（жизнь）的贬义形式翻译成“日子”，并偶尔把“秩序”和“治安” (порядок) 分开翻译，以区别原词汇在政治语境上的不同之处——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