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赤色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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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赤色舰队

　　那个在官僚机构服务的大爬虫老苏沃林在11月末写道：“革命给人非凡的热情，并获得了众多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忠实的狂热追随者。反对革命的斗争之所以如此艰难，正是因为在它那面有众多的热情、勇气、真诚的雄辩和热烈的兴奋。敌人越强大，它就越坚决、越勇敢，而每一次的胜利都会为它吸引来一窝蜂的崇拜者。谁不知道这一点，谁不知道革命的吸引力就像一个美丽、热情的女人张开双臂，用发热的嘴唇热切地吻你，谁就没有年轻过。”
　　造反精神席卷了俄罗斯大地。无数人的心中正在发生着一个巨大的、神秘的过程——恐惧的束缚被打破；个性几乎无暇认识自己，并溶解在了群众中，而群众本身也被溶解在激情之中了。在摆脱了继承下来的恐惧和想象的阻碍后，群众不想也不能看到它的现实阻碍。这是它的弱点，也是它的力量。它就像被风暴掀起的浪潮一样，向前迅速奔涌。每天都有一层新的人站起来，并产生新的机遇。仿佛有人在用一把大勺子搅动社会这口大锅，直至锅底。当自由派官员在裁剪并布雷金杜马尚未披上的袍子时，这个国家片刻不得安宁。工人的罢工，无止境的集会，街头的游行，乡间的庄园破坏行动，警察和看门人的罢工……最后则是水手和士兵的骚动和起义。一切都瓦解了，一切都混乱了。然而，与此同时，在这种混乱之中，出现了对新秩序的需求，而这种秩序的要素也开始结晶。规则地重复举行的集会自身就引入了组织的原则。集会分离出了代表团，而代表团又发展成为代表机构。但是，正如自发的愤怒赶超了政治意识的工作一样，对行动的需求也将疯狂的、组织上的创造力远远抛在了后头。
　　革命——任何革命的弱点就在这里，但它的力量也在这里。任何想在革命中发挥影响力的人就必须掌握革命的全部内容。某些深沉的战术家以为革命可以像芦笋一样，可以将其可食用的部分与不可食用的部分武断地剥开，这样的人注定要成为一个失败说教者。由于没有任何革命事件为他们“理性”的战术应用创造了“理性”条件，这种人命中注定要被留在所有事件之外，落后于所有事件。最后，他们除了重复费加罗的话以外，什么也没能留下：“哎，我们不会再有下一场可以让你们有理由忘记第一场缺点的演出了……”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阐述，甚至不是要列举1905年发生的所有事件。我们只是笼统地勾画了革命的进展的轮廓（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表达的话），而且，从整个国家来看，是在彼得堡的范围内进行的勾勒。但是，即便是在我们选择的框架内，我们也没法忽视，那在十月罢工和十二月街垒战之间发生的这一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塞瓦斯托波尔的军事起义。它始于11月11日，而11月17日的时候，海军中将丘赫宁^[1]就已经向沙皇作出了报告：“军事风暴已减弱，而革命风暴则还在刮。”
　　波将金号（Потёмкин）的传统在塞瓦斯托波尔并未消逝。丘赫宁残酷地对待了红色战舰的水兵^[2]们：4人被枪决，2人被绞死，几十人被送去做苦役，最后，连波将金号本身都被改名为潘捷列伊蒙号（Пантелеймон）了。但他并没能向任何人灌输恐怖，而只是成功地加剧了舰队内部的造反情绪罢了。十月罢工开启了一个巨型街头集会的阶段，而在这个集会中，水手和士兵不仅是持续的参与者，而且也是发言人。一个水手军乐队在革命示威的前头演奏了《马赛曲》。总之，“士气低落”完全占据了上风。一项禁止军人参加民众集会的命令，导致了特别军人集会在陆海军军营的大院中的举行。军官们不敢对此表示抗议，而军营的大门也日夜为我们党的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的代表敞开。他们不得不与水兵的不耐烦不断地作斗争，他们被要求采取“行动”。变成苦役船的普鲁特号（Прут）在附近巡航，时刻提醒着人们，就在不远处，六月起义的牺牲者仍在为他们参与了波将金号的事业而受折磨。波将金号的新船员宣布，他们已经准备好把战舰开到巴统，以便支援高加索起义。最新造好的巡洋舰奥恰科夫号（Очаков）也在一旁做好了战斗准备。但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坚持采取观望的策略：建立水手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将其和工人组织密切联系起来，并举行舰队起义以支援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政治罢工。水兵的革命组织接受了这个计划。但是，事件则超越了它。
　　大会越来越频繁，其规模越来越大。这些大会被移到了将水手营房和布列斯特步兵团营房分隔开来的一个广场上举行。由于军人不被允许参加工人的集会，所以工人就成批地参加了士兵的集会。上万人被聚集了起来。联合行动的想法在一片欣喜若狂中被接受。先进的连队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军队长官决定采取措施。军官们试图在集会上发表“爱国”演说，却只获得了很遗憾的结果。深谙辩论艺术的水兵们让他们的上司羞愧地逃走了。然后，禁止一切集会的决定就下来了。11月11日，一个战斗连被部署在海军营房的门口。海军少将皮萨列夫斯基^[3]用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对海军营房喊道：“任何人都不得离开军营；如果有人不服从命令，格杀勿论。”刚接到这个命令的连的一位水兵彼得洛夫走向前去，在大家的注视下给步枪上了膛，第一枪杀死了布列斯特团的斯坦因^[4]中校，第二枪打伤了皮萨耶夫斯基。一位军官立即下令：“逮捕他。”所有人都停在原地不动。彼得罗夫把他的步枪扔到了一边。“你们还在等什么呢？快把我带走吧。”彼得罗夫被逮捕了。水兵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要求释放他，并表示愿意为他做担保人。激动的气氛达到了顶点。
　　一位军官试图找到解决办法，向彼得罗夫询问：“彼得罗夫，你刚才那是意外走火吗？”
　　“意外？离列，上膛，瞄准。你管这叫‘意外’？”
　　“但你的队友要求释放你……”
　　然后彼得罗夫被释放了。水兵们迫不及待地立即投入行动。所有值班军官都被逮捕、解除武装并被锁在了办公室里。最后，水兵们受到一位社会民主党演说者的影响，决定等待明天早上进行的代表会议。大约有40名水手代表连夜开会。他们决定释放军官，但不再允许他们进入军营。他们还决定，继续履行那些他们认为有必要的那些职责。他们还决定派一个带军乐团的游行队伍，前往步兵的军营，以便吸引士兵参加运动。早上，一个工人代表团前来协商。几小时后，整个港口都进入了停顿状态；铁路也停止了运行。事件临近。一封半官方的电报提到：“海军营房内保持着模范般的秩序。水手们的行为表现都很端正。没有人酗酒。”所有的水兵被分成了没有武器的连。只有一个留下来保卫营房免受突然袭击的连装备了武器。彼得罗夫被选为这个连的指挥官。
　　一部分水兵在两位社会民主党演说者的带领下，去了附近布列斯特团的军营。士兵的情绪远没有那么坚定。只有当水兵施压的情况下，士兵们才决定解除军官的武装并把他们驱逐出军营。参加过奉天会战的军官没有任何抵抗就交出了自己的军刀和左轮手枪，并说道：“我们没有武器了，请你们别碰我们”，然后恭顺地穿过了下层士兵的队伍。但士兵们从一开始就是动摇的。在他们的坚持下，几名值班军官被留在了营房里。这对后来的事件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士兵们开始列队，以便和水兵们一起穿过小镇，走向比亚维斯托克团的营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警惕地注视着，以防“非军人”（вольный）混入队列，只让他们单独走。在准备工作最紧张的时刻，要塞指挥官涅普留耶夫^[5]和师长谢杰利尼科夫（Седельников）将军一起乘坐自己的马车来到了营房。指挥官被要求拆除从早上开始就安放在伊斯托里切斯基大道（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бульвар）的机枪。涅普留耶夫回答说，这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事物，应该去找丘赫宁。于是，他就被要求作出保证：作为要塞指挥官，他不会使用这些机枪。这位将军表现出足够的勇气拒绝了要求。于是便决定解除他的武装，并将其逮捕。他拒绝交出武器，而士兵们则没有下定决心使用武力。最后，几个水兵不得不跳上马车，把将军带到自己的海军营房那里去。在那里，将军被立即无言地（sans phrases）解除了武装，并被关进了办公室里。之后，他们终究还是被释放了。
　　士兵们在军乐队的演奏下走出了营房。水兵们严格地按照行进顺序走出了军营。大批的工人已经在广场上等着了。多么美好的时刻啊！相遇进行的很热烈。大家握手、拥抱。空气中弥漫着兄弟般的寒暄。到处都是相互支持到底的庄严承诺。重新整队后，游行队伍在充分的秩序下向城市的另一面进发——那里有比亚维斯托克团的营房。士兵和水手打着圣乔治旗，而工人打着社会民主党的旗帜。半官方社报道说：“示威者以模范的秩序列队通过城市，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乐团，队列打着红旗。”他们经过了设有机枪的伊斯托里切斯基大道。水兵呼吁机枪连撤走机枪——而机枪连也这么做了。但是，之后，机枪又出现了。半官方社报道说：“比亚维斯托克团的武装连在其军官在场的情况下，撤掉了岗哨，并允许示威者通过。”在比亚维斯托克团的营房旁，举行了一场巨大的集会。然而，他们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士兵摇摆不定——一部分宣布了与水兵的团结，另一部分仅仅只是保证了不开枪。最后，军官甚至成功地将比亚维斯托克团带离了营房。游行队伍则直到傍晚才回到了海军营房。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旗帜被打在了波将金号上。罗斯季斯拉夫号（Ростислав）则打出了回答信号：“我看到你了。”其他军舰没有回应。水手中的反动部分抗议说，革命的旗子比圣安德烈旗还要高。红旗不得不被取下来。形势仍不明朗。但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被关押在判前羁押所单人牢房内的托洛茨基。辩护人叶利谢耶夫摄影。）

　　在海军军营办公室里，一个由来自不同兵种（其中包括七艘军舰）的水手和士兵代表、以及受到邀请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几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不断地开会。一位社会民主党人被选为常设主席。所有的消息在这里汇合，所有的决定从这里发出。在这里，水手和士兵的特殊要求也被制定了出来，这些要求也与一般政治要求结合了起来。对广大群众来说，这些纯粹兵营式的要求占据了首位。委员会最担心的是弹药的短缺。步枪的数量是够的，但是子弹却很少。从波将金号事件起，弹药储备都是秘密存放的。一位积极参与事件的人写道：“我们也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一点，那就是我们缺少一个精通军事事务的领导人。”
　　代表委员会充满能量地坚持要求队伍应该解除其军官的武装，并把他们从军舰和营房带走。这是一项必要措施。那些留在军营里的布列斯特团军官完全瓦解了士兵。他们积极进行反对水兵、“非军人”和“犹太佬”（Жид）的鼓动，并在士兵中间施加了酒精的影响。晚上，在军官的带领下，士兵无耻地跑到了营地里——不是通过由革命战斗连把守的大门，而是通过被凿坏的围墙。第二天早上，他们再次回到了营房，但已经不再积极参与斗争了。布列斯特团的踌躇不决不可能不反作用于水兵营房内的情绪。然而，在第二天，胜利的太阳再度升起：工兵与起义汇合了。他们带着武器，整齐划一地来到了水兵营房。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并在军营里驻扎了下来。情绪变得高涨且坚定。各方的代表都出现了：要塞炮兵、比亚维斯托克团以及边防军都承诺“不开火”。长官不再依靠当地的团，而是开始从周围各城——辛菲罗波尔、敖德萨、费奥多西亚抽调部队。人们在新来的部队中进行了积极且成功的革命鼓动。委员会与海军舰艇的通信遇到了许多困难，特别是因为水手们不明白信号。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收到了来自奥恰科夫号巡洋舰、波将金号装甲舰、以及自由号（Вольный）和珍贵号（Заветный）扫雷驱逐舰以及后来其他几艘鱼雷艇完全团结的宣言。其他的舰船摇摆不定，也只是答应“不开火”。13日，一名海军军官带着一份电报来到了营房：沙皇要求哗变者在24小时内放下武器。这位军官受到嘲笑，被赶到门外。为了保护城镇免遭受可能的大屠杀，水手们组成了巡逻队。这一措施立即安抚了居民，并赢得了他们的同情。水兵们自己守着酒类商店，防止有人酗酒。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城镇内充满了楷模般的秩序。
　　11月3日晚是事件发展的决定性时刻：代表委员会邀请了在十月集会期间获得了巨大声望的退役海军中尉施密特^[6]担任军事指挥。他勇敢地接受了邀请，并从那天起成为了运动的领袖。第二天晚上，施密特在奥恰科夫号巡洋舰住了下来，并一直在那上面待到了最后一刻。他在奥恰科夫号上升起了将旗，并发出了信号“施密特现在指挥舰队”，希望以此来吸引整个分舰队参与起义。然后，他把自己的巡洋舰开向普鲁特号，以便释放上面的“波将金人”。他们没有遇到反抗。奥恰科夫号把苦役水手到上了自己的船舷，带着他们在整个分舰队周围航行。每艘船上都传来了“乌拉”的欢呼声。其中一些船——包括波将金号和罗斯季斯拉夫号——升起了红旗；只不过红旗在后者旗杆上只挂了几分钟。
　　在接管起义的领导权后，施密特通过以下声明宣布了他的行动方针：

　　“致市长先生：
　　我今天向皇上发出了以下电报：
　　光荣的黑海舰队神圣地保卫自己对人民的忠诚，要求您，皇上，请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并停止听从您的部长们。

　　舰队指挥官

　　公民施密特”

　　彼得堡发来了电报命令：镇压起义。丘赫宁被后来声名狼藉的梅勒—扎科梅利斯基^[7]取代了。城市和要塞进入特别戒严状态，所有街道都被军队占领了。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起义者指望军队能够拒绝开火，以及分舰队中的其余船只能够加入。其中几艘船的军官已经被实际上逮捕了，并被安置在奥恰科夫上听从施密特的命令。顺便一提，他们希望这一措施能够防止旗舰不受敌方的打击。大量的群众在岸上等待着宣布分舰队加入起义的礼炮。但这一期望落空了。“安抚者”并没让奥恰科夫号完成它第二次在分舰队周围的巡航，还开火了。人们一开始以为第一声炮响是礼炮，但很快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惊恐地逃离了码头。炮弹从四面八方袭来——从船上，从要塞和野战炮，从伊斯托里切斯基大道的机枪。第一轮炮击摧毁了奥恰科夫号上的电机。仅仅过了六炮，奥恰科夫号就不得不停止射击，打起了白旗。尽管如此，对巡洋舰的射击仍在继续，直到船上起火才停止。波将金号的命运更加糟糕。这里的水手没有时间把撞针和炮闩上好，所以在被射击的时候完全无能为力。波将金号一枪未发就升起了白旗。岸上的水兵营地坚持的时间最长，直到弹尽才投降。红旗在造反军营里飘到了最后。军营最终在早上六点左右被政府军占领。
　　当射击引起的首次恐惧过去后，部分人群回到了港口。我们之前已经引用过的那个起义参与人写道：“我们眼前的景象很可怕。几艘鱼雷艇和小艇立即被交叉火力击沉了。很快，奥恰科夫号着火了。漂浮在水面上的逃生水兵呼救。炮火继续向他们所在的水中射击。前去救援的小舟也遭到了射击。游到了军队站着的岸边的水兵被当场枪毙。那些游到了同情人群所在的岸上的人获救了。”施密特试图装扮成水手逃跑，但被抓获了。
　　“平息”刽子手的血腥工作到凌晨三点前完成了。之后，他们必须把自己转变成“法院”刽子手。
　　胜利者报告说：“超过2000人被俘虏或逮捕……被革命者逮捕的19名军官和平民已被释放；缴获了4面旗帜，钱箱和大量国家财产；还缴获了子弹、武器装备以及12挺机枪。”丘赫宁中将给皇村发去了电报：“军事风暴已减弱，而革命风暴则还在刮。”
　　与喀琅施塔得的造反相比，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在那里，一场自发的爆燃以野蛮的屠杀告终；而在这里，发生的是一场按照计划发展的、有意识地寻求秩序和统一行动的起义。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开端报》（Начало）^[8]在塞瓦斯托波尔事件的高峰期写道：“在起义的城市里，流氓和抢劫犯销声匿迹，简单的盗窃案件发生数量降低了。原因很简单，身着路海军的贪官污吏已经被从这个幸福的城市赶走了。公民们，你们是不是想知道，什么是武装的民众支撑下的民主？那么请看看塞瓦斯托波尔吧。请看看共和制的萨瓦斯托波尔，它的唯一政权是由选举产生的、负责任的政权……”
　　而这个革命的塞瓦斯托波尔只坚持了四五天，在弹尽粮绝之前就投降了。战略错误？领导人的犹豫不决？这两点都不能否认。但是，最后的结果是由更深层次的原因造成的。
　　这次的起义是由水手领导的。他们的军事活动性质要求他们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这使他们比陆军士兵更加自力更生。普通水兵和封闭高种姓——海军军官之间的对立，要比陆军步兵和他们的平民指挥员之间的对立更加深刻。最后，海军肩负着的最新战争耻辱，摧毁了水兵对他们那些贪婪、懦弱的上尉和将军们的所有尊重。
　　正如我们看到的，工兵最坚决地加入了水兵。他们带着武器出现，住在了海军营房里。在我国陆军的所有革命运动中也都可以看到同样的事实：冲锋陷阵的是工兵、地雷工兵、炮兵。总之，不是愚昧无知的文盲，而是熟练的、文化水平较高的、受过技术训练的士兵。与这种知识层面的差距相符合的是社会的差距——绝大多数步兵是从年轻的农民中招募的，而工程部队和火炮部队则主要是从产业工人中招募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布列斯特团和比亚维斯托克团在整场起义中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他们是被决定赶走所有军官的。起初，他们加入了水兵，然后落荒而逃。他们承诺不开火，最后却完全屈服于自己长官的影响，可耻地向海军营房开了火。后来，我们在西伯利亚铁路和芬兰堡（Свеаборг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中农民出身的步兵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革命不可靠性。
　　但受过技术训练的人——也就是无产阶级分子，并不是只在陆军中发挥了作用。是谁领导了“造反”的水手们？是谁在战舰上升起了红旗？是技术水兵，轮机班。这些穿着水手服的产业工人，在船员中只占据少数，但却占主导地位，因为他们控制着战舰的心脏——轮机。
　　武装部队中的无产阶级少数和农民多数之间中的摩擦在我们所有的军事起义中都有发生，而它使军事起义变得软弱无力并瘫痪。工人带着他们的阶级优势来到了军营，比如文化修养、技术本领、果断，还有协调行动的能力。农民则带来了自己的压倒性数量。军队通过普遍征兵，以机械的方式克服了庄稼人的不协调性，而它的主要政治缺陷——被动性，则被转化为一种不可替代的优势。即使农民组成的团因为其营房内的直接需要而被卷入了革命运动，他们也总是倾向于采取观望的策略，而在敌人哪怕第一次采取决定性进攻的时候，他们就会扔下“造反者”，并再度将自己置于纪律的桎梏下。由其可见，军事起义的应选方法是坚决进攻——不停的进攻，否则就会造成动摇和混乱。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革命的进攻策略也会遇到其最大的阻碍，即庄稼人士兵那落后的、不信任的消极态度。
　　这种矛盾，不久之后就在对12月起义的镇压中充分地显现了出来，而这场起义也是俄国革命第一章的结尾。

^[1] 格里戈里·巴甫洛维奇·丘赫宁（Григорий Павлович Чухнин，1848年？月？日—1906年6月28日），俄罗斯帝国海军少将。1858年入伍。1904—1906年任黑海舰队司令。1906年6月28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2] 接下来为贴近原文，海军战斗员会被翻译为水手或水兵（Матросс），陆军战斗员会被翻译成士兵（Солдат）。——中译者注

^[3] 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皮萨列夫斯基（Сергей Петрович Писаревский，1848年7月12日—1908年11月8日），1869年进入俄罗斯帝国海军服役。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905—1906年任黑海舰队参谋长。1905年11月塞瓦斯托波尔起义期间被打伤。1906年以海军中将军衔退役。——中译者注

^[4] 奥古斯丁·阿夫古斯蒂诺维奇·斯坦因（Августин Августинович Штейн，1875年？月？日—1905年11月12日），1894年入伍。1905年任比亚韦斯托克第50团训练队队长，11月12日在塞瓦斯托波尔起义中被击毙。——中译者注

^[5] 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涅普留耶夫（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Неплюев，1847年2月15日—？），1868年入伍。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903—1905年任奥恰洛夫要塞司令。1905—1907年任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司令。1907—1908年任科夫诺要塞司令。1908年以上将军衔退休。——中译者注

^[6] 彼得·彼得洛维奇·施密特（Пётр Петрович Шмидт，1867年2月17日—1906年3月6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80年入伍。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1905年革命期间同崩得建立联系，同年11月领导了塞瓦斯托波尔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1906年英勇就义。——中译者注

^[7]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梅勒—扎科梅利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ллер-Закомельский，1884年11月1日—1928年4月1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62年入伍。1863年参与镇压了波兰起义。1873年参加希瓦战役。1877—1878年期间参加俄土战争。1898年晋升为中将军衔。1905年镇压了塞瓦斯托波尔起义。1906年镇压了赤塔工人武装起义。1906年担任波罗的海地区临时总督。1909—1911年任国务院议员。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勒令退役。1918年流亡法国。1928年死于尼斯。——中译者注

^[8] 这是孟什维克的报纸。——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