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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内部危机显然不限于两辈代的关系问题。历史地，从较为宽广的意义说，危机的解决乃决定于党的社会成份，首先决定于工厂支部的比重，决定于其中包含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比重。
取得政权以后，工人阶级的首要关怀乃是创建国家机关（包括军队，经济管理机关等）。但是工人参加了国家的，合作社的与其他的机关，却意味着工厂支部的减弱以及党的干部——无产阶级出身的或非无产阶级的——之非常的增加。这情形中是有矛盾的。我们要想脱出此一矛盾，除非经济上有重大进展产业生活有强力的推动以及体力工人之经常进入党内。
此一基本进程将以怎样的速度前进，它将经历怎样的进潮和退潮？现在难于预言。在我们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当然，我们必须竭尽一切力量吸收最大多数的在业工人参加党。但要使党员成分大大改变（例如，使工厂支部的党员数占全体三分之二）是只能慢慢来的，只有在经济显著发展的条件之下才能做到的。无论如何，瞻望未来，我们还得有一个很长时期，其间最有经验与最积极的党员（自然包括那些无产阶级出身的在内）将占据国家、职工会、合作社与党的机关。而此一事实本身便意味着一个危险，因为它是官僚主义的来源之一。
对于年青人的教育，自必在党内占有特殊的位置，而且将来会继续如此。为了在我们的工人学校、大学及高等学术机关中造成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其中以共产主义者占重大比例，我们必须让许多年青的无产阶级分子脱离工厂，不仅当他们求学时期脱产，而且使他们终身与工厂绝缘；青年工人读完了高级学校之后多半会全部被派到工业机关、国家机关或党机关去服务。这是第二个因素，会破坏党的内部平衡，损害了党的基本细胞——工厂支部。
一个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出身，是知识分子或其他人物出身，这问题显然具有重大意义。在紧接革命之后那个时期中，十月革命前某人所业为何这一问题甚至好像是有决定意义的，因为委派工人们到此一或彼一苏维埃机关工作仿佛只是一种暂时办法。到了现时，这方面的情形有了深刻的改变。无疑地，当了区委员会的主席或师的政治委员，不管他们是怎样的社会出身，不管他们个别的出身如何，总已代表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在过去的六年中，在苏维埃制度中已经形成了一些相当稳固的社会群。
情形便是这样的，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党的大部分人员，代表着受过最优良训练的共产主义者，都被民事、军事、经济等等机关吸收去了，做着管理与行政工作；另一部分，同样重要的一部分，是正在学习；第三部分散在乡村中，从事农业；只有第四部分（它现在仅占全体党员的六分之一）是在厂工作的无产阶级。这是很清楚的，党机关的发展以及随此发展俱来的官僚化，并非由工厂支部引起的，——这些支部乃由机关作中介而相互联系的；而是因党藉国家行政机关、经济管理机关、军事指挥机关、教育机关的中介而发挥出来的一切别的作用所酿成的。换句话说，官僚主义的根源乃在于党的注意与力量继长增高地集中在政府机构与机关上，又在于工业发展的缓慢。
因为这些基本事实与倾向，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老干部官僚主义堕落的危险。如果以为只因他们参加了世界上最革命的一派，所以他们本身就含有可靠的保证，使之决无思想狭隘化与机会主义堕落的危险，那便是一种庸俗的拜物主义。事实上绝不如此！历史为人所造，但人并非常常自觉地创造历史。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历史，最后分析起来，问题将由两个具有国际意义的大因素来解决的，那两个因素是：欧洲革命的过程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不过，宿命论地将一切责任都推给那些客观因素，那就犯了一个同样错误，正有如人们仅从过去承继下来的主观的激进主义中寻找不会堕落的保证一样。在同样的革命局势中，在同样的国际条件中，党愈能觉悟到这些危险，愈能有力与它们作斗争，则愈能抵抗得住使党解体的种种倾向；反之亦然。
党的社会成份的多样性，显然不曾减弱旧路向的消极方面，反而使这些方面极度恶化与加强起来。要克服闭关的集团作风（CORPORATISM），克服官员们的等级精神，除了实现民主之外，别无他法。为了要保持“平静”，党的官僚主义使一切解体，同时以相等力量，即使是以相异的方式，打击了工厂支部，打击了产业工人、军队士兵与青年学生。
青年学生们，一如我们所曾看见的，以特别有力的方式起来反对官僚主义。列宁并非无所谓地提议过：要多多依靠学生和官僚主义作斗争。青年学生由于其社会成分及其接触，反映着我们党内的各个社会群以及他们的心理状态。学生们以其青年气及其敏感性，能使此一心理状态迅速赋有积极形式。因为是正在学习的青年，他们会努力去求解，并将现象概括化。这不是说，学生们的一切行为和心情都反映了健康倾向。如果他们所反映的都是健康的，那它一定表示了下述的二者之一：或者党的事情进行得无一不好；或者，青年人不再是党的镜子了。但二者都非常真实的。原则上，说我们的基础是工厂支部而非学术机构是正确的。不过，我们说青年人是我们的晴雨表，我们是把他们的政治表现看成非主要的、却有象征价值的。晴雨表并不造成天气；它只是记录天气。在政治上，天气之形成是在诸阶级的深处，在诸阶级相互接触的那些区域内。工厂支部创造了党和工业无产阶级之间的直接接触，那是对我们最重要的。农村支部造成了党和农民之间的微弱得多的接触。主要是经由军队支部，处于特殊情形中的军队支部，我们和农民保持着联系。至于青年学生，他们是从苏维埃社会的各部分与各阶层招收来的，在其变化无定的成份中，反映了我们所有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如果不对他们的情绪予以最大注意，那是愚蠢的。而且，我们的新学生中，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具有了对青年人说来已是很结实的革命经验。“机关人物”中最哓哓不休的一群人，却不理睬青年人，以此铸成大错。青年人是我们用以校正我们自己的工具，是我们将来的替代者；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不过，让我们回到党内各部分人的复杂性问题吧，这几群不同的人是因为所担任的国家职务不同而分隔着的。党的官僚主义，我们曾经说过，现在还想重说一遍，并不是什么过去制度的残留物，不是在逐渐消失的一种残余；相反，它主要是一个新现象，是从党的新任务、新职能、新困难与新错误中产生出来的。
无产阶级经过了苏维埃国家来实现独裁。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党，因此，又是其国家的领导党。整个问题乃在于：实现此领导而不要混和到国家的官僚机关中，以便自身不受官僚主义的堕落。
共产主义者分头围集于党的与国家的机关中。在后者，他们上下层次相互依存着，而对非党群众则处于复杂的，人对人的往还关系中。在党中，关于党任务与党的基本工作方法的决定，他们是完全平等的。至于国家机关中，有的在工厂工作的共产主义者是工厂委员会的一部分，有的管理企业，管理托辣斯与辛狄卡，有的则当人民经济委员会的首长等等。[1]当党指挥经济之时，应该采集一切党员——站在经济行政那把梯子的各梯阶上的党员——的经验、观察及意见，加以考虑。我党的主要与无比的好处乃在于它能在任何时候，用共产主义的机器匠，共产主义的专家，共产主义的厂长，共产主义的商人——这些人的眼睛搜集那些相辅相成的工人们的经验，从他们那里获取结论，由此决定路线，去指挥一般的经济以及特殊的每一个企业。
很清楚，这样一个领导，只有放在党内生动活泼的民主基础上，才能实现。如果相反，“机关”的方法盛极一时，那末党的领导便让位于执行机关（委员会，局处，书记等等）的处理。此一制度一经稳固，一切事务便集中在一小群人之手，有时且集中于一个书记之手，他指派，撤换，下命令，处罚人，等等。
领导发生了这样的堕落，党的主要优越处，即其多方面的集体的经验，便退居于后列了。领导采取了纯粹组织的性质，它常常堕落成发号施令与随便干涉。党机关越来越沉湎于苏维埃机关的工作细节，为日常的事务操心，越来越让自己受它们影响，以致但见树木不见森林。
如果说，作为一个集体，党组织在经验上常比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更富经验，那末同样情形却不可对个别的官员说的。如果说一个党部书记，仅因其头衔之故，便能将领导其组织与全般能耐都会集于一身，那确实是天真的想法。事实上，他给自己造成了一个具有官僚部门的辅助机关，造成了一架官僚的情报机器，这种机关使他更接近了苏维埃机关，因而让自己脱离了党的生活。这正和一句德国成语所说的一样：“你以为你在推动别人，而其实是别人在推动你。”
苏维埃国家整个的日常官僚行径，便如此这般地渗透进党机关，将官僚主义带了进来。作为一个集体，党并不感觉到它的领导，因为它没有实现这一领导。从这里就发生了不满情绪或缺乏了解，甚至在党正确地发挥了领导作用的情形中都有是如此。党的领导如果专门分心于那些琐碎小事，便不能保持正确路线，它必须具有系统的、合理的与集体的性质。因此，官僚主义不但毁坏党的内部团结，而且会减弱党对国家机关的影响力。那些以最大声音喊叫什么党对苏维埃国家关系问题的人，却完全不注意与不了解这点道理。
[1] 中译者按：此段文字的英译意义非常模糊，疑有错误，兹凭臆测译成如此。将来倘找到原本，当予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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