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另一译本】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1927年4月24日）
中国革命提纲[1]
致联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鉴于中国革命问题的非常意义与复杂性，我用书面写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因为斯大林与布哈林二同志，在讨论中国问题的莫斯科活动分子会议上，硬将一些见解派在我头上，其实我并不同意那种见解的。我请求将我的提纲分发给出席全部会议的诸同志，因为我要请他们否决中央委员会提交全部会议的关于占领上海及最近其它事件发生后所造成的中国局势的决议。
目前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件，具有1923年10月间在德国[2]所发生事件的同样大的意义。假使那时吾党的全部注意转向了德国，那末现在就必须向着中国，因为国际局势是更加复杂，且更使我们烦心了，我们尤其要这样办。
1923年德国事件的结果，吾党中央委员会召集了一次地方党部代表的特别会议（与中央全部会议联席），通过了特别提纲，动员了全党，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代表召开了一次国际特别会议，等等。
现在也必须做同样事情。
一 列宁主义诸原则与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要懂得，乃至正确志估计中国事件，人们必须彻底明白列宁主义关于一般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的立场。
列宁写道：「只在这个时代中，其中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反资产阶级的内战，而不开发的，落后的与被压迫的国家中又进行一连串民主的与革命的，以及民族的解放运动，社会革命才能完成。
「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并且客观的真实告诉我们，与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存着，还有整整一大批很弱的或经济上全不开发的国家。」（见全集卷8，页369-370。）
因此，依列宁之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乃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一个构成部分，虽然列宁自己将它们定名为民主的与革命的，即是说，就它们的迫切目的论，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成份。但这不是说，任何一个民族运动，在一切时机，在一切怀境中，都是一个革命因素。它只是说，最后分析起来，民族解放运动就其全部而，乃是这样一个因素。
一个民族解放运动能够经历几个不同阶段。当芬兰人民（包括资产阶级在内）进行斗争反对沙皇制度（即反对当时的俄罗斯帝国主义）时，它是一个民族解放斗争。有一个时期，芬兰资产阶级，由史文胡夫特[3]（他本人被沙皇政府充过军的）率领着，为反对克伦斯基的帝国主义政府而斗争。客上，它是挖掘了俄国资产阶级权力的基础，准备了俄国无产阶级在1917年10月间的胜利。当十月革命之翌日，从苏维埃政府方面刚刚接得了独立的史文胡夫特们，对于那正在准备一次十月革命的「他们的」工人们，却不过给了一个刽子手孟纳汉[4]，他将芬兰的无产阶级革命淹死在血泊之中。今天的芬兰资产阶级，在某种范围内，仍在为它的民族独立进行着斗争。我们不能说芬兰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只能说它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虽然如此，人们却不能在这时说芬兰的民族运动有什么革命意义。芬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己生长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因为无产阶级，竭尽可能，却无力量足以将运动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平面，即是说，足以在芬兰造成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
另一例子：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俄罗斯的优秀人物——赫尔岑[5]，乔尔南塞夫斯基[6]——都同情过波兰的反抗。马克思与恩格斯[7]，当第一国际[8]时代，正确地认为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值得国际无产阶级之援助的。波兰人受俄国大地主的压迫，因而波兰发生了对沙皇制度的仇恨，是有革命意义的。但从帝国主义战争发生后，波兰资产阶级将毕苏斯基为首的民族运动转变成德国帝国主义的玩物，往后，又成为英法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9]。
土耳其供给了我们一个更有趣的例子。凯末尔‧帕夏[10]领导的土耳其民族运动，在一长时期内，具有无可置疑的革命性质，而且完全配称为民族革命运动的。它反对着国中的旧封建制度，反对着苏丹统治，同时反对着帝国主义，首先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这运动卷进了广大农民群众，且在某种程度内，也卷进了土耳其工人阶级。那时候的凯末尔党，在某种限度内，活像今天的国民党。（不过片刻不要忘记，土耳其的工人阶级自然比中国的要弱得多。）凯末尔党有它的「人民委员会」，这特别指出了它与苏俄之间的亲密，等等。1920年，11月29日，凯末尔打给齐趣林[11]的一个电报中，竟这样说：「我是深深地相信，将有一天，一方面西方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亚非二洲的被压迫民族，会懂得国际资本是利用他们来进行相互毁灭与奴役，只为了他们主人的利益；将有一天，全世界劳动群众的心中将觉悟到殖民政策的罪恶——到那时，资产阶级的权力就会完结了！」这并没有阻止那同一的凯末尔，在较后一些时，割断共产党首领们的咽喉，驱劳工运动入于非法状态，将土地改革减缩至最低限度，而在他的国内政策上，走上了向着资产阶级与富农的路。所以发生这种事情，因为土耳其无产阶级是太弱了，不能创立一个独立的阶级政权，不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帮助农民，不能创立一个不受自由派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军官所拘束的土耳其革命的领导中心，等等。现在，凯末尔主义不是民族革命运动了，它不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土耳其的国家统一完成了，——但是「在凯末尔方式」中，即是「在资产阶级方式中」，完成了的，正好像德意志的国家统一当时是「在俾斯麦[12]方式中」达到了的一样。土耳其的民族运动并未直接生长成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联结的革命运动。
在波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口号当初也得到占有阶级的口头赞助，但后来却变成为他们的反对物，成为里查汗[13]的军事的与法西斯的皇朝了，它在很大范围内，其实是英国的一个工具。在「国家统一」与「进步」（「集中化」，「现代化」）的外表下面，实际上乡村中维持着一个农奴制度，劳动者表示一点最微弱的政治不满都会被镇压的。
这样的例子可以从印度，埃及等国的民族运动的历史中引出许多，特别当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与紧接着战后的几年中。
革命的历史昭示出每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转变成社会主义的革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资产阶级的反动道路。它或者前进，或者后退，却不能停止在一点上。或者是一条上升线，或者是下降线。这法则有如一条红线，它贯穿着自法国大革命起，中经1848年诸革命与1905年俄国革命，直至1918年德国革命，的一切大革命。
当列宁为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提出了「工农专政」这个口号，并辩护这个观点，以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只能由工农革命专政来实现之时，他写道：「这个专政不可避免地将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即是说：它或者是走向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失败的一个过渡，或者是走向社会主义专政的一个中介。）」（见列宁全集，卷5，页123。）
这同一法则本质上能应用于民族解放运动。只叫民族解放运动与国家统一是在资产阶级之下进行的。纵使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广大规模，在某个时候也要走上资产阶级的反动道路。最近十年来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摇撼帝国主义基础方面，确曾有了不少贡献。但虽如此，过去几年这些民族运动的具体行程与结局，一定要使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极清醒地体会到这个事实，即民族运动决计不是常常具有同一性质的，只叫它们处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它们绝对地将在某个时期起着一个反无产阶级的作用，它们会成为帝国主义工具的。
二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民族革命运动
每一个民族革命运动都是资产阶级性的运动，但非每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都是民族革命运动，正像每一个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但非每一个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农民革命一样。列宁将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与那些国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开来。在他对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报告中，列宁在讨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时说道：
「第三，我特别愿意着重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这一点，曾经引起了某些不同意见。我们辩论了，究竟宣布共产国际与共产党应该拥护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理论上与原则上是否正确的。讨论结果，我们得到了一个一致决定，即我们只谈民族主义的革命运动，不谈「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无疑，落后国家中的每一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因为那些地方的广大民众系由农民构成，农民是代表社会主义的中等阶级的。倘以为无产阶级政党，只叫有可能在落后国家兴起，就能够在这等国家执行共产主义的策略与共产主义的政策，毋须对农民运动采取确实的态度，不必实际上拥护它，那是乌托邦的想法。但是反对论出来了，说：假使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则革命运动与改良运动之间便没有分别了，近年来落后国家与殖民地中的改良运动是很清楚的，因为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已尽了一切可能，俾得在被压迫民族中也造成一个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的与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已经获得某种谅解，所以很常常地，也许甚至在最大多数情况中，被压迫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纵令它拥护民族运动，却是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同意着，即与它共同行动着，反对一切革命运动与革命阶级的。这一层，在（民族与殖民地运动）委员会里完全指出来了，我们相信，我们该做的唯一的正确事情，是要顾到这个分别，且差不多处处将「民族革命」字样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字样。它的意义是：我们以共产主义者资格，将在殖民地国家拥护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只当这些运动是真正革命的时候，即只当它们的代表者不阻止我们在革命的意义中去教育与组织农民与被剥削大众的时候。如果做不到这一步，则那里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也要进行斗争反对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便是属于这种资产阶级的。殖民地国家中业已存在了改良主义的政党，有时它们的代表们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见第二次世界大会记录细目，页139-140。）
在列宁的这几条纲领中，我们已有了一个钥匙去解决中国革命的一切策略问题。我们，共产主义者，即使对于一个资产阶级的与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运动，也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加以利用，但我们并不拥护任何一个民族运动，而只拥护这样的运动，它们的代表们不阻碍我们教育与组织农民及广大的被剥削群众的。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很好地学会了用一只手「拥护」民族运动，用另一只手联络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对革命阶级的一切革命运动。
假使我们以此应用到目前的中国，我们必须说：领导了与仍在领导着国民党的右派国民党，也是用一只手「拥护」民族运动，另一只手却携着帝国主义者（美国的，日本的与英国的），反对革命的诸阶级（无产阶级与农民）。
列宁的这几个基本训令，被共产国际的二次大会所接受的，当我们前去解决中国革命的诸问题时，必须记在心中。
三 中国革命的一般远景
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在最近二十年来有了巨大进步。相信中国的本土资本家阶级只拥有中国工业的一个很小部分，是错误的。煤业资本60%，铁业资本20%，纺织业资本67%，火柴业资本70%，糖业资本25%，铁道投资58%，江海航运业资本26%，属于中国资本家。二十七家中国银行共有资本二万五千万华币。此外，本土中国资产阶级的商业资本，也构成一个大数目。为了比较，我们且记起这个事实：当19世纪之末，俄国工业主要也是依外资生存的，总资本中只有20%是俄国人的（根据M. N. 包克洛夫斯基[14]的数字）。外资投在俄国工业商业与银行的总额，在1917年之前，约共二万五千万卢布。外资投放于中国显然是大些。
「资本主义征服了中国，将促成欧美资本主义的倾覆，」恩格斯在1895年如此写过。
「欧洲人民的一次次暴动，十分可能地，将有赖于天国「即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它比依赖于任何其它原因更甚，」马克思写得甚至还更早些。
「人能安稳地预言：中国革命将飞一个火星到目前工业制度的火药桶去，它将引发那个正在准备着的普遍危机，这危机一旦蔓延到了各个外国，则大陆上将跟着发生政治革命。」
一般地，马克思的意见是（参阅「法兰西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这个有机体的边缘，比在它的中心，要早些发生狂烈的暴动，在中心部分，各机能的调节是比其它地方容易些。」在这意义中，他赋予中国革命乃至俄国革命以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已在俄国胜利了，而在中国则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的民主专政，只当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对先锋队执行了正确的策略的时候，才能胜利，才能开始生长为社会主义的专政。然后大陆上与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有一个长足进步。
在目前的中国，差不多有五百万工资劳动者，其中包括着雇用于矿山、铁路、纺织厂、丝厂、大铁厂等等的三百万产业工人。
这些工人还得到大多数手工业者与小职员的参加，他们在目前情形下，是能够并且愿意跟工人阶级一起走的。
农民的63%是贫农，他们所有的土地不在二亩[15]以上，他们被大地主与富农所剥削着与奴役着。这个63%的贫农，只占有了全部耕地是1／4。5%的富农与大地主，却占有着全部耕地的30%；10%[16]拥有20%的地产；中农——一共20%——手中，握有26%的耕地。
贫农与中农受着捐税，高地租，官吏专制等等的重压。几千万农民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此外，如果我们再看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相当荏弱；买办们之被人民所憎恨；乡村中高利贷者，豪绅与富农之反复地激起农民暴动之勃发（因为前三者的镇压办法）；一方面多数工艺小资产者，千百万城市贫民与小商人，另方面大部分知识分子与学生，其中最大多数对于现状之不满；如果我们再记得中国无产阶级在上海、香港、天津、汉口等那样有决定意义的地方具有何种力量，则无产阶级在展开着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将居于领导地位，显然是可能的。
中国革命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取得胜利，否则完全没有胜利。不然的话，资产阶级将握住整个革命，在这一或那一方式中，与外国帝国主义（与这一或另一群国家，或与单独一国）妥协起来，然后，它将在一个相当时期，领着中国走上资产阶级的道路，将比凯末尔‧帕夏更残酷地扫灭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即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并非除外的，倘若有一个正确政策，是颇为顺利的。帝国主义近年来不曾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它也不想在最近几年内去发展它，因为（一）它在自己国内的生产机关也不曾被全部利用；（二）帝国主义害怕本土无产阶级的生长；（三）因为中国的整个局势对帝国主义是不够「有保障」，不够「安全」的。
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在我们生息着的世界革命时代，能够走上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苏联，占有世界陆地1／6的苏联存在着，且对中国革命已有了巨大影响；因为苏联已存在了十年；因为共产国际存在着，它联合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其队伍之中；因为民族解放运动在全世界生长着；因为严重的冲突仍旧划分着帝国主义者的营垒，又因为一个强壮的，年轻的，迅速革命化的工人阶级存在于中国——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可能的。
列宁在二次大会上说，「那个问题是：以为战后正在解放着自己且其中正兴起着进步运动的诸落后民族必须要有一番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发展，我们是否认为正确呢？我们得到了结论，即我们一给予否定的回答。如果革命的胜利的无产阶级组织着一个系统的宣传，同时各个苏维埃政府又用全力去帮助它们，则假使这些民族必须经过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是错误的。」（见二次大会记录细目页142。）
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可能的，只要：
（一） 工人阶级确实成为一个为自己而斗争的阶级，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如果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能吸引农民群众在它的后面，如果它不让大小资产阶级吸收工人阶级到「包括全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同盟，总之，如果它懂得如何在实际上成为中国全部革命运动的领袖与指挥，如果它将统一中国的领导权操在自己手中；
（二） 苏联以其全力拥护中国工人阶级；
（三）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英、法、日、美）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以及这些国家的工人若能懂得如何去阻止他们的资产阶级以军事力量绞杀中国革命；
（四） 中国革命在别的被压迫国家中，如印度安南能找到有利的回声。
要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行成功的斗争，只当我们能首先努力地与永远地抛弃马丁诺夫的基本公式的时候，才有可能。那个公式是：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一定要纣它是政策从属于一个顾虑，即不可让自由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因这将减弱革命的推动力。
「从我们革命的内容乃是资产阶级性的这个事实，」列宁在1907年写道，「我们中间就做出肤浅的推论，以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以为无产阶级在此革命中只有次要任务可以执行，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是不可能的。」
无疑的，在其目前阶段上，中国革命仍旧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完成这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要赋以它最大可能的规模，要帮助它彻的进行反帝斗争，要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要领导他达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族革命开始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这一切都只当工人阶级能够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之下，将运动的领导权完全从资产阶级的手中夺出以后，而且一般地能将小资产阶级拽引在一起以后，才是可能的。
换句话说，这一切要成为可能，只有当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营垒中发生激烈的阶级分化的时候，这一分化业已开始，且从现在起，将每天向前进展了。害怕这个分化，坚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拼命「不去惊吓」这一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将中国革命中的联合战线策略解释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同盟，且将国民党解释成「四阶级联盟」的政府（马丁诺夫语，见1927年4月10日《真理报》），便是扑灭群众的革命精神，——那便是限制革命的政纲，便是将革命政纲硬放进资产阶级孟什维克派口号的普鲁克勒斯蒂的床上[17]——换句话说，是抛弃中国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当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规定出落后国家的非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时，他立即将这前途和东方的苏维埃口号联结起来，同时他又主张在这些国家中要以任何代价创建独立的共产主义团体。列宁说：「我们一定不仅要在一切殖民地的与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独立的小组与党，我们一定不仅要立即开始宣传农民苏维埃的观念，设法适应苏维埃组织于前资本主义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一定要在理论上解释：得到先进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落后国家能够达到苏维埃的组织形式，而且经过一些阶段之后，避免着资本主义制度，也能够走到共产主义的。」（二次大会记录细目，页142。）
更说道：
「苏维埃组织的观念是简单的，不仅能够应用到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能应用于封建的与半封建的农民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还不广泛。不过委员会——有许多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参加的——里面的讨论坚决地昭示了我们，我们必须将这一点归入共产国际的诸原则中，即：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的苏维埃，不但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一个合适工具，即对于那些前资本主义的环境，也是适应的，共产党以及准备创立共产党的那些分子，其绝对的责任是在落后国家与殖民地中，也要到处宣传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的观念，且一当情形许可时，就应该实际企图建立劳苦人民的苏维埃。」（见同上引书，页141。）
列宁报告之后，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便采纳了一个关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它的文句这样写着：
「特别需要拥护落后国家中的农民运动，反对地主，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残余。首先，我们一定要努力在任何地方赋予农民运动以最大可能的革命性质，组织农民与一切被剥削者到苏维埃中，以此，在西欧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与东方殖民地及落后国家中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造成一个最亲密的联合。」（见同上引书，页230。）
如果我们将这列宁的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极重要的指示记在心中，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伟大的运动，它现在已在中国的工人群众中兴起，它竟占领了上海，且在国民政府的权力之下已联合了二万万人的一块领土，则立即必须替中国提出苏维埃口号了。
中国革命已达到了这个地步，那里苏维埃口号已成为主要口号了。
谁假使口里说起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而现在（当占领了上海以后）拒绝苏维埃口号，那是并未郑重地思索了他自己关于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那句话的。
四 论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运动的阶级独立
无产阶级运动的阶级独立这个思想，以及最首要的，在落后国家，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思想，乃是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基本教训之一。它极密切地与这些国家在顺利条件下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思想相联结着的。落后国家，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反帝斗争，对世界革命运动的诸力量的一般平衡，自然具有巨大意义，它在某个时间内造成一些条件，足使无产阶级与人民中的非无产阶级部分采取共同行动，缔结某种反帝国主义公敌的同盟与协议。但是正因为这，共产主义者一定要特别着重地指出，无产阶级运动或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必须完全独立，更不必说共产党之必须独立了。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采纳的列宁提纲，直到今日还保有其全部力量的，关于这问题说道：
「必须进行坚决的战争，反对人家企图以一件共产主义的外套，披在落后国家中并非真共产主义的革命解放运动的身上。共产国际的责任是要拥护殖民地与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运动，为了唯一种目的，即为要在一切落后国家中，团结未来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而且实质上是共产主义的——的单位，且为要教育他们，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特殊任务，就是要进行斗争，反对他们自己国内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流派。共产国际和殖民地与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运动，应该建立暂时协定，甚至联盟，但一定不可和它混合，而必须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质——即使那运动还是在胚胎形式。」（见共产国际二次大会记录细，德文版，页231。）
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间的争论基础，最后分析起来，在长时间内都是从这个问题出发的：在落后的沙俄应该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吗？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能够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吗？孟什维克派的政策在事实上否定了这。正是这个否定，驱使孟什维克派逐渐走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营垒中。
布尔什维克党，据列宁说，「不用害怕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携手打击敌人，但在一个绝对的条件之下：不混合组织；分途进军，共同打击；不隐瞒利益的冲突；警戒同盟者和戒备敌人一样」等等，等等。（全集卷6，页130。）
我们现在，恰恰没有权利在中国忘记这个「绝对的条件」，否则，我们是离开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与恩格斯论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党及工人阶级对它的态度所说的话，我们现在只叫作一点必要的改变，可以拿来论国民党这个政党：
「革命的工人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是：它和民主派一起前进，反对民主派志在推翻的那一派；它反对民主派，凡当民主派想用一切事情来巩固其本身的时候。」（见「科伦共产主义者审判答辩」，页129。）
「在新的官式政府之旁，他们（工人们）一定要同时成立他们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不管它是采取着自治委员会或自治会的形式，应用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的工具，如此，好让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而且使他们从一开头起，便发觉自己处在一个政权的监督与威胁之下了，在那政权后面，站着整个工人群众。一句话：从胜利的第一个瞬间起，我们的不信态度一定要不再对着那个业已消失的反动党，而应对着我们的旧同盟者，对着那个设去独吞这共同胜利的政党，……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大炮，武器与弹药武装起来，一定要立即实行；复活旧时资产阶级的民军来对付工人，一定要加以反对。……在这方面（即任命候选人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被民主派的空话所骗，例如说这么办将使民主派分裂，将予反动派以胜利的可能。所有这些话，最后分析起来，都是为了作弄无产阶级打算的……但是他们（工人们）自己一定要尽大部分工作去谋得他们的最后胜利，即是要在他们的阶级利益上启发自己，尽可能快地采取他们独立的政党立场，不肯在片刻之间被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伪善空话引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同上引书，页：133，134，137。）
这样的一般原则，是共产主义者，为要解决中国革命的最重要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时候，所必须要采取的。
五 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现在革命中的作用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哪一阶级将领导农民？
中国资产阶级能将农民领在它背后吗？
中国资产阶级不是单一性质的：它首先是商业资产阶级加高利贷者。由于好一些理由，首先由于这事实，即外国资本多少已妨碍了这个资产阶级的发展，商业中累积起来的资本已集中在地产上，因此保存了中国农民剥削是封建根底。
在某些地域中，全部耕地中的75%属于商人。高利贷者从农民那里收取从120%——360%的年息。商业资本已完全征服了乡村中的家庭工业与手工业，首先是那在中国起着大作用的家庭纺织工业。将封建剥削方式应用于农民的中国地主，在城市中却是商人，他与其他部分的中国资产阶级联系着。不过内战已经在乡村中开始了。农民正将自己组织进农民协会，它已包含了百万农民，它正在建立武装的保卫队，它已跟通常组织得很稳固的大地主与豪绅以及他们的武装队伍——民团，进入武装冲突了。
如此，乡村中的内战已经是一个事实了，这战争的战线无疑将迅速扩展，而在这战争中，重要一部分的城商业资产阶级，不必说纯净形式的大地主了，业已置身于革命巷战物的那一边，且正在团结于右派国民党的周围了。
在城市里，无产阶级反对本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一个愈益紧张的斗争正在进行中，它爆发成一次非常广大的罢工潮。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以后的最初二个半月中，那里有二十万工人罢了工，所得结果只是以十三小时工作日代替了十七小时，十小时半工作日代替了十一小时。在广州，罢工斗争的发展几乎达到了号召总罢工的程度。
在正在愈益坚强地组织进工会去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之下，中国资产阶级从国民革命离开了，与大地主联盟，跟外国帝国主义妥协，它拚命想联合帝国主义来镇压工人阶级与农民运动。
中国大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它不能领导农民在它后面，因为它本身在好大程度内与地产联结着，在政治上与大地主阶级联合着，那意思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农民，它不能推进革命。随着工农运动的进展，中国资产阶级是正在转变成一个反革命的因素了。
政府中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危机，只是乡村中内战与城市中阶级斗争的政治表现的开端。民族革命的政府在此内战中只能是偏袒的，就是说，或者成为工人阶级，农民，与城市贫民政府（以及此种范围内的反帝政府），或者是大地主与资产阶级的政府，也就是，与外国帝国主义妥协的政府。
六 国民党是什么？
国民党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完全弄清楚这问题，否则会发生大误会的。
党的组织可以回溯到1922年，那时共产主义者加入了国民党。此事，在1924年1月间的国民党改组大会上得到了表现。早在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向左发展，表现于它的企图将自己建基于工农及城市贫民群众之上的，引发了广州资产阶级的一次暴动（「纸虎党」暴动）[18]，反派国民党的这一路线。1924年的广州资产阶级，被国民党在工农帮助之下镇压了以后，工农分子便大批地入党。这些分子在目前，成了国民党的大多数。1926年12月，广东党部有十五万党员，其中包含了三万二千工人，三万学生，六万四千农民。假使我们除去农民数字中的25%，他们是豪绅与大地主假冒着混进来的，那末激烈的左派分子还是占有绝对的大多数。不过这个大多数的左派并不领导党。它是被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领导着的，这一派以国民革命军的指挥部为基础，亏了这些军官们，右派国民党继续统治着南方军队所占领的区域。资产阶级与大地主不仅得到军部之助，将国家机关拿在手中，而且他们做到这种地步，竟致于解散那些不执行纯粹资产阶级路线的国民党委员会（李济深在广州的变乱）。这便是国民党在右翼领导之下成了一个混乱组织的情形。党部几乎从来不召开会议，政治行动与建立国家诸问题，是不被讨论的。因为那里不举行会议，党员就无法影响当局者的政策。此种情形造成了一个局面，致使国民党这个党，主要在客观上是和那把持了党领导的右派对立着的，而在各地方具有最高权力。中国共产主义者多分建立自己的基础在这个党是左派大多数身上。与这个左派大多数一起，他们一定要推翻右派分子，将他们从党与政府中驱除出去。这样的肃清运动，是与工农武装相联系的，因为右派国民党，受着国民革命军的军部所支持，将无疑地要用武器反对左派想在国家或党中夺取政权的任何企图。直至今日为止，工人纠察队或者是无武装的，或者已被当局解除了武装（如广州）的。农民协会的武装主要是些竹杠子。要武装他们，需要一个时间。因此，从上而下的合纵连横是必要的，等到革命武装得更好些为止。目前，这种权谋采取着联络唐生智以反对蒋介石的形式。这样的权谋是不可少的。但即使唐生智对于政府的左倾问题也不会解决什么，因为他是比蒋介石甚至更加反动的一个将军，一个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地主，他在1926年才勾上了国民党的。
国民党的官式思想是孙中山的学说。列宁将孙中山主义形容为特殊的中国民粹主义。实际上，「纯净形态的」孙中山主义，乃是适用于中国条件的一种特殊的民粹主义，加上了民族主义。列宁说孙中山的党为自由派的党。孙中山主义便是存在于俄国的社会革命党的主义，加上民族主义，再加上立宪民主党的主义。与孟什维克派不同，列宁在俄国的民粹主义中不仅看出了它的小资产阶级的与反动的性质（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俄国社会主义」），又看出了它的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本质，只为它是俄国成熟的土地革命的表现。我们一定要不但看出他小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动的内容，而且要看出它进步的与民主的本质。孙中山主义首先表现为中国国家统一的努力，由此，在相当程度内，又表现为农民革命的倾向。这个民族运动在更大的限度内成了农民运动。但在孙中山主义中（跟在当时的俄国民粹派运动中一样），知识分子起着重要作用，而在目前的国民党中他们构成了强固而有势力的一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这组织几乎全部是资产阶级。1905年，孙中山组织了一个新党，同盟会，它在某种程度，已在农民中找寻支持了。1911年，第一次中国革命之前不久，孙中山奠下了目前这个国民革命党——国民党——的基础。他吸引进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工业者，同时又与工人阶级和农民发生关系。
孙中山，一个诚实的民主主义者，被压迫群众的一位真心朋友，在他的学说中，对工人阶级却只赋予了一个很不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年中，他热烈地赞美着美国民主制度，视林肯[19]总统为其理想，宣布美国帝国主义在夏威夷群岛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为一种天堂。
农民问题在孙中山的学说中，也同样地少有研究。
只当他生命的最后二中年，在俄国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成长的影响之下，孙中山才开始较多地注意到劳工运动，并相信工人阶级将在中国革命中起一个大作用。
孙中山主义的三个主要口号，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是：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合拢在一起，它们代表着一个模糊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形态，显然，决不能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形态，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已站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了。孙中山，以一个真诚的革命者而论，他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尽了无可估价的力，是能够，而且应该受尊敬的。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某一个阶段，孙中山是能够，而且应该被视为那运动的一个同盟者的。但必须明白看到，孙中山主义不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才有这个资格。马克思主义或孙中山主义？这便是那问题之所在。
国民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看，是什么呢？国民政府是什么呢？国民革命军是什么呢？
时常有人说，目前的国民革命军就是红军。但这并非实情。他们既不能和我们革命中的赤卫队比，也不能和红军比，因为他们既非纯粹的无产阶级队伍，如我们的赤卫队，又非受工人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军，如我们的红军。国民革命军的成份是极度复杂的。广州组成的核心，已参加了各个组织得很坏的其他队伍。在现有的四十个师中，三十五个是由那些在战斗中倒向南方的人所构成的。这些军队系由佣兵所组成，志愿投効的仅占很小的百分比。不过一般的局势将他们转变成优秀的农民军队了，革命的与渴望战斗的。指挥部的作用非常之大。但这指挥部极不可靠。国民革命军的军官们主要是那些分子，他们既见外于工人，也与农民运动无关，他们属于资产阶级与大地主。国民革命军中好大一群军官短时期前还是替北方服从的。共产主义者在军队中寥寥可数。总司令蒋介石属于右派，即属于国民党中资产阶级分子，他已再三表现过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公开敌人，是能够出卖中国革命的人物，他最近那个宣言[20]（1927年3月），共产主义者与左派国民党人极口称赞为一种「胜利」的，其实是外交式的一只棋子。当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仍旧想保持一个中派立场时，克伦斯基曾在长时期内，对那中央委员会说了同样的言语，所不同的只是目前蒋介石手里握着比那时克伦斯基手里多得多的实权。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的第一次政变，不是（像政治俗子们所描写的）什么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野心的斗争」，而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反映。蒋介石胜利，导致了反动派在广东的胜利。武装的反革命队伍（所谓民团也者），马上捣毁农民协会，解除农民武装。老官僚们又弄回到政府中。许多严重的打击加于工人身上。
国民政府，直至最近，乃是将军们手中的一个工具。只当群众压力打击了政府中的右派，才算让某几个多少激进分子加入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是一位费边派[21]式人物）。国民政府时常公开出来反对工农运动，在许多地方，它曾镇压了工人罢工，绞杀农民运动，不许它生长，限制它，解散组织，逮捕人员，且竭力将农民运动与土匪「运动」混为一谈，援助工贼组织以反对工人。国民政府拒绝农民的最公正最起码的要求。它不「从上」将任何重大的让步答应农民，同时却不许农民从下发展运动。1925年以前，大资产阶级在国民政府中奏了第一把提琴。
广州，极短时间以前，是民族运动的主要支点。国民政府在此存在了一个长期间。为此，特别重要的，要知道一下国民政府对广州劳工运动的态度。广州工人的实际工资，1917年以来，已降低了大约50%。广州工人的平均工资，每月自三元起至十元不等。只有少数熟练的产业工人，形成了一个劳工贵族（占广州二十万工人之很小部分），每月获得十五至二十七元工资。正是这一部分劳工贵族组成了机器工会，它不属于那个阶级性的工联会，而追随着国民党右派。
在「内部和平」的口号之下，国民政府要求工人不要「在国民革命军后方」罢工，要将一切经济冲突提交政府的仲裁委员会解决。工人愿意这样做；但在最大多数的情形中，政府仲裁袒护着雇主们的利益。政府的劳工局做出它的仲裁决议，陷工人于饥饿之境，它是有意站在资本家一边的。国民党里有「工人部」，此外还有一个「商民部」。资产阶级对商民部行施压力，在最大多数情形中，他们总能吸引国民党的机关到他们那边去。
孙中山活着时候的情形是如此，现在则更甚了。
以抵抗莫须有的「红色恐怖」为借口，资产阶级组织着它的武装队。最近甚至已达到雇主凌虐工人的地步，更不必说工人之被剥夺职业了。广州国民政府不但常常对雇主们的这种事业闭上眼睛，甚且鼓励黄色工会的建立，这些工会是在变到雇主方面去了的一些过去工人首领的领导之下的。政府反对武装工人。1926年8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下了命令，解除工人武装，逮捕工人，凡以武器反对雇主们的雇佣军队者，交军法审判。1926年12月，当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迁至武汉之间，又发了一个同样命令，当局曾特别调动了军队，强行解除了工人们的武装。
政府离开了广州之后，「革命」将军李济深解散了国民党的广州党部，因为其中「左派」占了「太大的势力」。他自创了一个右派党部。国民党的五万党员中，只剩下了一万三千。工人们都跑掉了。不过党部里也还有共产主义者。虽然如此，当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去到广州时，这位「革命」将军还开了欢迎会。由于共产主义者的参加李济深的党部，这位广州的实际主人的英雄事业，都得到了掩盖。
国民政府的警察曾不断保护工贼们的工会，反对真正的工会。在警察保护之下，雇主们曾不断镇压罢工。1926年10月，第三军第二十五团的一队武装兵士，在深夜拥进了铁路车厂，向工人开火，死伤了好些人。这个「事变」之所以发生，乃与铁路上的一次和平衡的经济冲突有关，其中右派国民党人的挑拨曾起了不小作用。
广州所发生的事情，在国民革命军的全部占区内都发生着。各个省政府效法着广州的中央政府。1926年7月，广西省梧州发生了枪杀工人与逮捕共产党员事件。借口是：罢工工人捣乱北伐的后方。被杀工人中有三个曾参加了香港罢工。
同样事情发生于农民团体。东莞县一个农民自卫队被无情地消灭了。
在湖北省，1926年10月与11月中，有许多农民协会被解散了。例如在麻城县，当一次农民示威被驱散时，有十个人受了致命伤。在湖南，当一个农民协会被解散时，其中一个领袖被绞杀了。实际操纵政府机关与军队的右派国民党人，利用手里的势力来摧毁工农运动。各区领袖与各地军队的指挥官一致行动以反对工农，国民党的法庭与报纸则默许着它。
政府当局要求农民协会的纲领中除去一切政治性的条文。农民团体被称作「匪徒」。国民党的机关报上我们可以读到如下的宣言：1926年6月，「人权杂志」写道：「目前的不幸……我们相信在于匪徒以及跟匪徒混在一起的农民团体。这是最大的不幸，我们极度希望当局采取坚决手段来消灭它们。」
「民国日报」在其1926年7月17日一期是社评中写道：「农民协会继续只在煽起不稳，他们破坏乡村中的和平。」「Go Hua报」（疑系「国话」——译者）也同样地攻击农民团体。
二五减租当孙中山还活着的时候就「决定」了的。但迄未实行，因为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整个机关，经过千百条线索，与资产阶级联系着，经过资产阶级，又与大地主联系着。
国民政府最近对工人执行了一个不可允许的政策。1927年1月5日，广州政府依照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颁布了一条关于罢工的新法律，它禁止工人在游行时携带武器，禁止特别的罢工纠察队，且几乎在各业中成立了强迫的仲裁制。在仲裁委员会的仲裁中，国民党政府代表的决定，老是直截地帮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帮老板反对伙计。蒋介石的徒党每遇不合蒋氏之意的工人会议（在汉口），就加以驱散，这种情形是很多的。甚至职工会议存在都没有得到认可，广州以及其它在国民政府下面的工人团体，直至今日为止，都能算是「非法团体」的。
革命不仅没有给工人阶级保证了八小时工作日，甚至还没有给他们保证了一星期中的一个休息日，没有劳动保险，也没有广泛的社会立法。老板与厂主仍能给苦力与工人以体罚。中国产业工人的地位甚至现在也还是十分可怜的，比苦力的地位好不了多少。
劳动问题的情形便是如此。
形式上国民党有三十万党员。政府官员是「为了服从的理由」才加入党的。其组织是极度不定形的。没有谁能正确地说出：党的基本单位是什么，或党的起点在哪里+与终点在哪里。普通党员对他的领袖们的政策的影响是极为微弱的。但中央委员会具有广大权力，同时在政治上则极不可靠。
实际上，蒋介石以及其他将军们的手中，差不多无限的权力。
国民党最近一次全部会议所决定的中央委员会的改组，也许能有相当改善。不过事实是，除了政治局[22]之外，又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它具有极远大的但不确定的全权。
社会问题方面，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时常采取一种政策，它叫人想起旧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来。政府对工农只许了很少的真实的经济改良。国民党的政治立法是同样地悭吝的，浸染在资产阶级的原则中。
在我们共产党的刊物上，特别在我们联共党的刊物上，国民党的真实本质，不幸直至目前为止，都是以鲜明颜色来描绘的。在我们中间，国民党政府曾被解释为，且继续在被解释为一个「中国的全民政府」，或「四阶级联盟」，等等。
彷佛马克思主义不再适用于中国，彷佛一个「超于各阶级之上」的政府是能够存在的！我们的刊物的普通读者必定已有了这样一个印象，彷佛国民党人是「差不多」共产主义者（他们跟我们只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而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则恰恰已是社会主义革命了。甚至1926年3月20日的蒋介石冒险行为，那时俄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被逮捕了的，我们的报章刊物上都不提一个字，对于这事件，苏联工人，正和全国际的无产阶级一样，丝毫都不知道。只在最近，1927年3月，「共产国际」的评论上才出现了第一篇文章，它稍为揭露了一点国民党中所发生的事件。在那篇社评中，我们读到：
「国民政府已落在中派手里，这一派近来在大多情形中，已公然倾向右派。华南各个省政府的情形，则更是如此……属于右派国民党的是一些重要政治家，中国资产阶级层的代表之类。由于他们的过去，现状，他们的社会的与政治的关系，右派国民党人预先注定着要和帝国主义者妥协，要排斥彻的的社会改革，要停止革命的工农运动之继续发展的。」（「共产国际」，德文版，12期，554页，1927年3月22日。）
在同一篇论文中，我们读到，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是十分关心于劳工运动的生长的，它们正在颁布一些实际上反对罢工权的法律。
讲了这一切之后，「共产国际」的社论宣布道：「现在国民党所患的病症是在于缺乏革命工农的血。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关心于一次恰当的输血，那时局面会激剧改变的。」（见同上引书第557页）——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诊断与处理贫血症的特别方法，只是暴露了杂志编者们的深刻的错误态度。
国民革命军的最近胜利使国民党领土大为扩张，一直包括了汉口与上海这两个劳动民众的中心。在顺利条件之下，这是能使国民党左派的地位加强起来的。但即使在目前，也显然看得见右派地位的平行状的加强。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无疑是获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完全赞许的，正在改变其对国民党的态度，正在跑到国民党方面来，拼命想加入它，企图站在组织的头上以便砍去那组织的头。
「资产阶级正在拥进国民党的队伍，国民党又从混入国民革命军的那些新军队的军官中，获得其新的党员。这两个来源使右派有了强力的生长。右派手下没有群众！但它是强的，因为它和整个国家机关与军事机关有密切联系。」（摘自赤色职工国际驻中国形势代表黑勒L. Heller的文章。）
「在目前，运动的左派力量比右派的要大得多。但是人一定不可看不见这个事实，即当广州军队获胜的过程中参加了许多追随分子，他们是容易被利用来反对工农群众的利益的，如果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的左派不能经常地为革命利益而戒备的话」，拉菲士（在「中国革命」第131页上）如此写着，甚至拉菲士，这位与马丁诺夫一起，在中国革命问题中极明显地沉溺于孟什维克主义的人，都如此写着。
将目前的国民党与工农苏维埃，甚至只与1917年2月时期的苏维埃相比，将中国共产党员之留于国民党中与俄国共产党员之参加当时的苏维埃相比，都是犯了一个大错。第一，国民党只有三十万党员（在四万万人口中），二月苏维埃却代表着成千上万人民。第二，当布尔什维克派参加二月苏维埃时，保持着自己政党的完全独立，这在中国则不然。第三，假使国民党即等于苏维埃，为什么反对在中国提苏维埃口号？
「国民党是介于党与苏维埃之间的一个东西。」布哈林同志于1927年4月4日的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说。
「国民党是一种革命的国会，连同它的主席团，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同志在同一个会议上说，并且又添了一句：「蒋介石比崔勒脱里与克伦斯基高一个头，因为由于环境所逼，他是在领导一次反帝国主义的战争。」
一个说法是和另一个说法同样错误的！
假使国民党是介于党与苏维埃之间的一个东西，那末它为什么不肯接受苏维埃口号？国民党的领袖们一定要反对这口号的。
假使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国会，其中各个政党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与必需的。那末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此革命国会内不享受政治与组织上的完全独立？
「用俄国话来说」，国民党倒可比之于社会革命派的旧党（加上一部分「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即当那政党还具有进步作用的时候。
不过更正确的，是拿国民党来比1920年的凯末尔党。那时候，凯末尔党拼命想装成一个革命的，「差不多」布尔什维克的党，与工人吊膀子，号召农民群众到它一边，允许和共产党人合作，称它的政府为「人民委员会」，等等。但是当时候一到，它便将共产党人驱入非法地位，割断他们的许多领袖（暗杀苏勃基[23]同志等人）的咽喉，成立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进行保守的国内政策。
自然，土耳其是不能在一切事情上都和中国相比的。首先在中国存在着一个数量很大的工人阶级，能够起伟大的革命作用。这一基本的不同一定要一刻钟都不忘记。但只当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一个独立力量，只当它不再是国民党的附属物之时，它才能在政治上发挥这个作用。这时，国民党的命运，假使我们方面有正确的策略，也会和凯末尔党的命运不同。左派国民党人中有许多人是诚心诚意拥护工农联盟的。倘然有更正确的策略，左派国民党人能和右派最后决裂，以此产生一个能起伟大革命作用的群众组织。但是凯末尔党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必须保持的。
「中国将走土耳其与凯末尔‧帕夏的路呢，还是走列宁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路？」帝国主义者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927年3月6日，「京津泰晤士报」。）对世界革命，特别对苏联，的一个最大危险，就是国民党的这样一种发展。即，它的右派胜利了，以及此「凯末尔」派，在蒋介石或别人的领导之下，与美帝或英美帝国主义妥协起来。这样一个结局将比夺取上海以前的局势更坏。它将开放中国市场，让国际帝国主义「和平地」征服它，这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它将解放英国帝国主义的手，将加速国际帝国主义可能以远征军进攻苏联的时机。这样一种结局的危险是必须绝对地看到的。
光凭这一点，我们就绝对地有责任，告诉自己与整个工人阶级以目前这国民党的真相，将这情形好好地通知全国际的无产阶级，不企图以外交方式解决那些实质上由阶级斗争所发生的问题。为了革命利益而利用一个将军去反对另一将军是必要的。但玩弄将军们之间的矛盾与敌对，不能代替阶级路线。我们的路向是对着群众。正如当我们革命的某一阶段上，社会革命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有过巨大意义一样，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目前的斗争，也具有不小意义，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一个独立于国民党左右二派的中国共产党。
七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党是比较年轻的。只当上海四个月政治罢工（1925年6月至10月）与约近一年半香港工人的抵货罢工（开始于1925年6月）之后，中国共产党才开始生长起来，达到一万五千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约有同样人数）。不过中国职工会中，约有一百五十万工人，年轻的共产党对这些工会发生强大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协会也有相当影响，在顺利条件与正确策略之下，这些农民协会甚至会更迅速地增大的。
中国共产党在模棱的条件之下，成为国民党的一国构成部分。它负有不批评孙文主义的义务，而这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
据1927年3月23日塔斯社的一个电讯（这电报在我们报纸上并未登载）说：19273月13日国民党全会中有一个决议：「凡足以破坏国共合作之一切言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均不得登载。」这样一个规定实际上就是表示禁止中国共产党批评国民党。这样一种义务，任何共产党都必不可负担的。
共产主义的组织，实在是很无定形的。在人民眼中，共产党人分担着国民党的一切行动的责任，连同反对工农的行动在内，因为共产党员避不对国民党作严厉的批评。在民众中间鼓动时，共产党人从来不，或差不多从来不，以本党名义而以国民党名义出场的。在此情形中，党的共产主义的面目，常常在和群众的接触中失去了。不管事件的规模是如何大，共产党直到今日没有自己的日报，或一般的什么销数颇广的布尔什维克的刊物，虽然它在国民政府中已经有了自己的部长。没有共产党的日报，即表示没有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中心。一句话，共产党真的已变成了国民党的一个附属品。这是如此确实的，以致甚至在中国党内部，「有人以为不能在乡村中发动革命，因为他们怕吸引农民到革命中来，会破坏反帝联合战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斯大林语。）
中国共产党组织上与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存，使党不能完尽其对工人阶级或农民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一条极度曲折的小径。它的基本路向是既不清楚又不稳定的。例如1926年6月的中共中央全会采纳如下一个决议：
「减轻这些痛苦乃是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这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过它可以说是代表我们人民的一种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不是代表共产主义的……
「他们（资产阶级）不懂得，像表现于工人组织与罢工中的那种最低限度的阶级斗争，一点也不减弱反帝势力与反军阀势力的战斗能力。此外，他们不懂得中国资产阶级的福利有赖于与无产阶级共同进行反帝反军阀战争的成功，而不赖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之继续。」
这观点绝对是非布尔什维克的：这确实是一种孟什维克派的立场。共产党采取这样一个政策，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失败是有了保证的。不过与此种极右的弯曲同时，我们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又看到了极左派情绪。像这样的宣言：「国民党在1926年3月20日死了，5月15日[24]以后，它已经腐臭了。为什么我们要用我们的手去撑住这个腐尸呢？」（见德文版「共产国际」，1927年3月1日，409页）那自然是错误的。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国民党，那是不能死的，因为它从不曾是这样一个团体。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团体，中央具有一个坚强的资产阶级核心的国民党，则绝不是死的。这样一种极左派情绪，可解释为对于那个错误的，极右的，差不多孟什维克政策的一个反动，中国共产党的错误的政治态度，正在领向这个政策去。
中国共产党首先一定要全部应用共产国际二次大会所采纳的列宁提纲。因为只有这提纲，能给予一个正确的路向，保障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区内一定要取得合法存在。因为大部分共产党甚至在这种地方都是非法的，因为军队的首领们利用每一个机会镇压共产党员。一种共产党的群众报纸必须建立起来，共产党人必须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对群众发言。
八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以任何代价留在国民党内，那是与二次大会所采纳的列宁提纲根本冲突。这路线的那些赞成者，显然将发展的路线想象为如下情形：首先我们要推进国民革命军到完全胜利，即达到中国统一，然后我们开始将共产党从国民党分裂出来。换言之：首先让我们联络资产阶级去干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无产阶级将以完全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以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来开始行动，等等，这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观念。
一种国家统一可以和力一种国家统一完全不同。这是熟知的事，在1911年革命之后中国在袁世凯[25]（介于中国史刀留宾[26]与维特[27]之间的一个人物）之下统一过。然后，中国在吴佩孚[28]（直系时代）——张作霖目前的同盟者——之下统一过。这是熟知的事，当1911年革命初期在孙中山之下所出现的中国统一是如何的短暂得有如蜉蝣，因为那时还没有一个真实的阶级力量能够保证这个统一。
在为统一本身而斗争的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一定要夺得领导作用。因为如果统一是在资产阶级（即使最民主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则无产阶级往后斗争的条件将大大变坏。地位稳固了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将比目前更不利的条件加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为中国统一的事业服务——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公式。中国的国家统一必须为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这该是工人阶级的公式。因为无产阶级，若不解放全世界，便不能解放自己。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无万里长城隔绝着。不过资产阶级革命要能够生长，且终于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则只有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本身中能够夺得愈来愈大的领导作用的时候。列宁坚持了这一点：
「共产国际和殖民地与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运动，应该建立暂时协定，甚至联盟，但一定不可和它混合，而必须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质——即使那运动还是在胚胎形式。」何况在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已不再是在胚胎形式了。中国的内部矛盾，正如在每一大革命中的情形一样，是成熟得很快的。
共产党人可以而且必须拥护国民革命军与国民政府，共产党人在某些条件下面，可以甚至必须加入国民政府。列宁赞成布尔什维克加入临时的革命政府，不过他自然反对加入像里伏夫[29]亲王的或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
中国共产党人具备下列条件，便可以加入国民政府：
（一） 中国共产党政治上与组织上完全独立；它有充分机会进行其鼓励，宣传，组织工作，武装工人，等等。
（二） 共产党人有充分机会在群众之后批评国民党的不彻底与错误。
（三） 共产党自己与共产国际最严格地监督其在国民政府中的诸代表。
（四） 中国共产党人有充分机会提出苏维埃口号，且在党认为适当之时，为此口号在群众前进行辩护。
（五） 政府的政纲一定要是这样的一种，它不妨碍我们「在革命精神中教育与组织农民与广大的被剥削群众。」（列宁语）
共产党人加入国民政府而无这些条件，则孕育着极大危险，简直可以折断那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脊骨的。
假使我们在国民党运动中有少数几个部长，却没有一张党的日报，那末这种情形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是更加危险的，且使人不得不怀疑共产党部长们能否完全他们所担负的任务。这可以确定地说，假使共产党仍旧是国民党的一个附庸，则共产党部长们之参加国民政府将毁坏党的信誉。
只是读了「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1927年3）的社论以后，我们的党才第一次知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6月全会决定了关于国民党的如下几个任务：
「（一），从党内联合政策转入同盟政策；（二）规定出一个明白而独立的政治路线；（三）努力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国民党的基础；（四）使国民党不要建立成一个集中的党，使它是地方党部最好采取俱乐部形式。」（1927年3月22日出版，555页。）
它还报告我们说，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组织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共产国际」的社论认为：「所有这些决定都得纠正」。但这决定的根据倾向是不可否定地正确的。需要「纠正」的倒是让中国共产党继续做国民党附庸的那条路线。
一般说共产党加入非共产主义的组织是允许的吗？有这样的情形，那时加入是允许的，局势的特殊甚至还使那加入成为必要的。我们有过这样一种局势，例如对于英国工党。共产国际在二次大会上决定了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加入工党。列宁以为这个必需是从局势的特点来的。
他说：「我们一定要记在心头，英国工党是处于非常特别的情况中：它是一个很奇特的党，或者更正确些说，它根本不是一个普通所谓政党的党，它包括所有工会的会员，现在约有四百万人，它给一切属于它的政党以甚大的活动的自由。」
「英国共产主义者，」列宁继续说，「有充分子的自由写文章，指工党的这些或那些领袖们为叛徒，说他们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产阶级在劳工运动中的代理人……当共产主义者享有这种自由时……他们应该加入工党……在这样条件之下不加入工党将是一个错误。」（全集，卷17，页303。）但只是在这种条件之下。
此外，三民主义这一点须得看到：列宁表示赞成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的时候，英国并非已发生了革命，而是在英国生活比较「和平」的一个时代。最近英国总罢工的例子已表示出工党与共产主义者间的关系，运动一起来，立刻便尖锐化了。
不过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革命兴起时期。运动在生长着，工人阶级与国民党中资产阶级部分之间的冲突也生长着。
自然，国民党不能简单地比之以英国工党。一方面，英国工党中工人占绝对多数。那里的问题是和我们自己阶级的人员进行联合战线策略。但虽如此，我们不应当忘记列宁关于英国工党所说的下面的几句话：
「工党大多数自然是由工人组成的；但由此不能得出结论，以为由工人组成的每一政党在政治上便都是工人党。这是要看谁领导它，要看它的行动内容与它的政治策略如何：只有后数者能够决定在我们之前的是否一个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由此唯一种观点看，工党倒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即使它是由工人组成的，因为它被反动分子，而且是最坏的反动分子，所领导者 ，以十足资产阶级的精神领导着。」（全集，卷17，页301。）
英国工党的领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从犯，并且时常他们自己就是「劳工」帝国主义者。
另一方面，左派国民党，只叫他们与共产党人合作，则客观上在现时总起着反帝分子的作用。此地自然有个大区别在。不过同时也不得忘记，工人分子在国民党中不占多数。截至目前，资产阶级分子在国民党的领导中起了大作用，这些分子甚至明天便能在某一形式与某种程度内作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与从犯的。右派国民党领袖们则已经是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了。
必须记得，国民党整个地反对帝国主义只到某一点为止。国民党要求取得强加于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废除关税依存的最粗野的形式，但仅此而已。必须记得，就关税依存而论，例如英国，就曾觉得相当敷衍印度，因此获得一部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是可能的。必须清楚看到：国民党的右派与中派是热烈地倾向向于和美国日本甚至英国妥协，他们将企图从它们那里获得借款，等等。国民党领导核心的目前的反帝斗争，将很快地让位于和帝国主义的妥协，是十分可能的。
我们也应该对国民党的「左派」领袖，特别对汪精卫，不存一点幻想。在决定关头，他们可以证明出不会比英国工联理事会的「左派」领袖们好得丝毫。不过必须尽一切可能去领导左派国民党人走上革命道路，只是不要成为左派的尾巴，这些左派自身乃是右派的尾巴。
在原则上，问题必须如此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而且必须参加国民党，但只能在列宁同意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的那几个条件之下。现在为止，情形并不如此。
在目前的军事与政治的局势中，中国共产党可以并且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但只为了积聚它的力量，为了立即开始团结群众在其旗帜之下，为了进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右派国民党，并且为了要努力开除他们出党与消灭他们。在现状之下我们的口号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立即宣布与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之完全的与无条件的政治组织上的独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完全自主。
中国共产党必须公开宣布，凡丝毫限制其政治独立与组织独立的任何义务，它都不再负担，过去它负担过这种义务，现在取消它们。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一篇宣言与一连串告民众的传单中，说出此种声明的理由。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创立他的日报。
共产党必须以任何代价留在国民党中这条路线，不但导致了对国民党之无批评的颂赞，导致了对国民党内部阶级斗争的掩饰，导致了对枪杀工农与工人物质地位恶化那样的叫得震天价响的事实之抹煞，而且又导致了共产国际内各党，连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直接的迷惘。
法国共产党人于1927年3月23日在巴黎开了一个大会，参加的有法国共产党领袖塞马特[30]，莫莫索[31]，嘉香[32]与别的几个，它给国民党拍了如下一个电报：
「巴黎工人庆祝革命的中国军队进入上海。巴黎公社
[33]之后五十六年，俄国公社
[34]之后十年，中国公社在世界革命的发展上标出了一个新阶段。」
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在1927年3月17日印出了蒋介石一帧相片，称他作中国革命工人的领袖，不对德国工人解释究竟蒋介石是谁。
1927年3月18日的「红旗」报，报告说，「三百万中国工人在赤色职工国际的队伍中。」
我们俄国党的最大报纸之一，「巴库工人」，以这样方式解着我们党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以致它忠告国民政府，要它在「国际政策方面暂时进行勃来斯脱——立托夫斯克的政策。」[35]（见1927年4月5日，「巴库工人」。）
「巴库工人」忘记了，「勃来斯脱政策」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及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后。但我们的党无论如何不能将勃来斯脱政策，例如对克伦斯基的政府提议。当德皇威廉[36]被推翻之后，夏参加曼[37]与哈瑞[38]的政府也曾采取了「勃来斯脱政策」，但这不曾引导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导致了资产阶级的胜利。社会民主党人所实行的勃来斯脱政策，所表示的意义便是凡尔赛[39]，同时表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蒋介石进行的勃来斯脱政策，将表示为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同盟。「巴库工人」犯了一个「小小」错误，它将的政府与无产阶级政府等量齐观了。自然，假使这个「小小」的错误是可允许的，那末国民党尽管可以去镇压工人罢工，却也可以被称为「中国公社」的。没有共产党人，右派与温和派的国民党人将很能够跟英美帝国主义妥协起来的。
不过错误的最高峰是由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同志达到的，当他在国共联合宣言上签了字的时候。那宣言说道：
「即使我们的基本观点在一切细节上都是不同的，我们也必须联合。」镇压工人罢工，解除了武装，枪杀工农原不过是些「细节」！
那个文件否认「共产党准备组织工人政府，要用武力侵入租界以及推翻国民党政府」这些谣言。彷佛工人占领帝国主义的租界与推翻国民党政府是一回事似的！这是绝对错误的。汉口工人们占领了租界，而这绝不表示推翻国民党政府。不去将国民党的革命分子提高到工人阶级先锋队水平，中国共产党自己却在这宣言中沉溺进国民党领袖们的思想水平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设定问题，是孕育着最大危险的。
同时，那宣言表示了一个思想，即目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合作的形式，可代之以两党的「同盟」形式。显然有一部分共产党人坚持着这一点。
我们的立场绝对不是要变国民党为「工农」党，再叫「工农」党代替与吸收共产党。以为在东方，我们所要的是工农党而不是工人党，这思想是完全跟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决裂了的。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工农」党，能够保卫工人事业的。「工农」党的理想曾被诺阿‧约旦尼亚[40]实现于乔治亚，但是人人都知道，乔治亚的孟什维克派实际上起了个什么作用。国民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团体，我们现在拥护它，只因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局势的特殊性甚至还许我们在国民党内部与它合作，只要我们的政治的与组织的独立是百分之百有保障的。但若国民党的领袖们硬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致使中国共产党不能在这种条件（即在组织与政治的完全独立这些条件）之下与国民党共同工作，就是说，如果他们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则共产党即使对于这一点也必定不要惧而退开。即使在那时候，只要国民党愿意为反帝斗争，则共产党自然要对它应用联合政策。不过工人政党之政治的与组织的完全独立这件事，却是一会儿都必不可看漏的。
不过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倘然有一个正确策略，则左派国民党分子将有充分力量足以开除右派，且使共产党人能在上述条件中留于国民党内，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若共产党人不立即公开提出他们组织上与政治上的完全独立问题，若共产党人放弃援助左派国民党人造成他们自己一派去反对右派，则右派国民党的政治胜利不是谈不上的。那胜利对整个中国革命将有最坏的后果，且将对一般的世界革命事业发生最大灾害。
只有这样一个政策能够保证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且保证将农民与全体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究竟在资产阶级性的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否起领导作用，对这问题，我们回答道：能起的，倘若小资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倾向于左派，并且他们之被推向左派，不仅由于我们的宣传，而是由于一连串的，财政的（战争负担），军事的与政治性质等等的客观因素。」（见列宁：「反抗潮流」）这是列宁在1915年所写的话。
只有用一个正确的，独立的阶级政策，中国共产党方能帮助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倾向左派，倾向到无产阶级方面。
九 论苏维埃口号
在目前，在夺取了上海以后，国民政府已领有了二万万人的区域，有大的工人中心在它是辖区内以后，在大的工人罢工业已唤起了农民运动以后，能够与必须发出建立苏维埃口号的时期已经到了，要提出口号：成立工农劳动者会议，成立国民革命军兵士也须派有其特殊代表的苏维埃，成立不容纳资产阶级代表的苏维埃。共产国际的二次大会（参阅上面）己说到过，即使在东方也需要宣传苏维埃思想，需要在第一个机会便成立苏维埃。这时机在中国已经到了。只有建立苏维埃能够准备与保证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只有建立苏维埃能够替工人阶级在整个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造成一个较好的领导形式。只有苏维埃能够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开始造成新的，因为直到目前，旧官僚实际上还是霸占着行政机关。
苏维埃的目前政纲大约可以如下：
一、地产国有（这要求亦包含于孙中山的第一纲领中。我们必须以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意义来解释它。）
二、真正的土地革命（不仅改良）及其一切后果，即，将贫农与小农从村租与债务中完全解放出来，消灭封建制的一切遗迹，等等。（目前国民党的政纲是极其不正确的：一、确定税率；二、取消一切特税；三、改组乡村行政；；四、改良农民状况；五、解散一切反对农民的武装队；六、禁止高利贷；七、确实租税的最高限度，等等，等等。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土地革命的政纲。）
三、铁道国有。
四、劳工八小时工作制（以及整整一连串的劳动法案）。
五、取消「不平等条约」，还须提出外债问题。
六、没收中国人的工厂作坊（大型与中型的），将中国人的银行收归国有，如果它们的业主反对国民革命。
七、作为一种远景，主张没收外国工厂作坊，租借地，以及种植场与其它地产等。凡与革命妥协的外人产业，可斥资收买，凡参加干涉的外人产业则没收之。
八、建立一支正规的与真正的红军，就是，一支工农军队，由工人而非职业军官率领之（职业军官必须以俄国革命初期经验的精神加以吸引与利用）。
九、武装工人。
十、解放妇女。
十一、颁布各种法律以消灭封建残余。
中国的苏维埃自然须适应于中国的条件，就是说，必须适应于「前资本主义的条件」（列宁）。在目前情形之下，最大多数的民众，首先是最大多数农民，能够而且必须加入苏维埃。中国苏维埃在现在时期不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而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贫民的专政机关。
其次，我们必须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农民的口号：
（一） 取消地租，或至少减低地租是50%。
（二） 禁止非法的税收。
（三） 驱逐土豪劣绅。
（四） 解除民团武装。
（五） 武装农民。
有组织地武装革命也是必需的，就是说，建立苏维埃，作为革命的真正中心（苏维埃能成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人二者共同的活动舞台）。假使我们采取一个正确政策，同情国民党的民众也能够拥护建立苏维埃这个思想的。我们在那里争到了城市的行政权，共产党人便必须尽一切可能去武装工人，去转变市政机关为革命运动的支点，且加深反资产阶级与反大地主的运动。
这是明白的，如果中国苏维埃胜利了，一个「中国的」新经济政策也将是必需的，在开头甚至对小资产阶级得作更大让步的。
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苏维埃及上述的政纲从事公开的与广泛的宣传，以此采取攻势，绝不让国民党在这方面缚住了我们的手。这对于国民党的左派分子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测验。它也将表示中国共产党之获得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真正独立。它也将表示中国工农运动的真正加深。一个真正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力量将被造成了，而且造成了一个郑重的保证，它保证目前的全盘斗争到头来不会变成一个简单的南北斗争而无任何深刻的社会内容。
英美帝国主义者的许多屠杀，不能因为我们不企图提高运动至较高阶段而停止的。要叫帝国主义者得到满意，只有让一切事情都转入右派国民党人手中，就是说，转入资产阶级手中，而这资产阶级则明天就会变得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要使帝国主义的进攻得能停止，只有当更多的工农大众站立起来后，当他们被武装后，当苏维埃被建立起来，能够在「胜或死」这个口号之下，组织千百万中国人去抵抗帝国主义的时候！
十 中国革命的内外形势
中国革命正成为国际帝国主义是聚光点。此地这一点，此地这个地方（目前还只在小范围内），国际帝国主义已聚集了军队。在此地，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缔结联合战线的可能性开始模糊地出现，虽然它还远不曾固定的。南京的屠杀，表示出国际帝国主义一感觉到中国革命的最初几个大胜利，便立即变得如何野蛮了。
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威胁着帝国主义：
（一） 会直接损失数万万元（租界等等）；
（二） 会失去市场，特别是在市场问题具有决定性的这个时代里；
（三） 会使革命「瘟疫」蔓延到印度，安南等地。
这也能解释这个事实：一直以前最懂得以外表仁善来遮盖其对中国革命之敌视的美帝国主义，现在显然在放弃它的姑息态度了。
国际帝国主义的大量武力出现于中国各海口，于上海租界等地，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一个异常困难的局势。但是没有疑问的，中国革命方面倘若有一个正确与大胆的政策，则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只能在中国激起更大力量，只会促成帝国主义军队中「可靠」部分的解体，且将在欧美工人中引出愤怒的爆发。只有这样能够阻止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无论如何，只有工人阶级的领导能够在这紧张与沉重的空气中保证着胜利。
1922年4月列宁写道：
「印度与中国正在沸腾着。有七万万多人住在那边。再加上邻近的与同样的亚洲国家，他们便有了全地球总人口一半以上。那边的1905年正在来到，不可抵抗地与愈来愈快地，不过它和俄国的1905年革命（至少其初期）有个本质上的与巨大的不同点，就是俄国1905年能够孤立地过去，即不马上引得旁的国家也进入革命，可是正在印度与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却在目前便已被牵进革命斗争，牵进革命运动，牵进国际革命了。」（全集，卷18，第二部，74页。）
假使列宁在1922年就以为中国「正在沸腾」着，则在1927年，现在，他该说它是什么呢？
中国革命要能够胜利，只有当它吸引的国家进入革命的时候，只有当它吸引它们「进入国际革命」的时候。
中国革命要能获得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高度的同情与援助，只有当它发展到为苏维埃的斗争的时候。「拥护中国苏维埃」这个号召，比「拥护国民党」这个口号，从国际无产阶级方面将得到多得多的了解与拥护。
不管右派国民党人怎样动摇，却企图将他们推上前列，借使国际帝国主义容易「接受」，比较可以出任「调停人」，等等，——所有这些企图都只能毁坏事业。
整个北伐在蒋介石心目中并非是革命对反革命的讨伐，而宁是一个战略步骤，能缓和广州的孤立地位。有力的工农运动——至少是部分地——转变了这军事远征为革命对反革命的讨伐，蒋介石是没有功绩的。这是群众他们自己，几百万工人与几千万农民，将社会的革命内容注入到民族斗争中，反对国民党领袖，至少反对国民党的右派领袖。跟着北伐而发生的许多事情，群众的兴起，他们的沸腾，表示出中国有如何多的燃料，中国革命中存在着何等不竭的力量的蓄积，以及加深中国革命并给予一个大推动的可能性是如何之大。
中国革命之国外的与国内的地位是密切地联结着的。
帝国主义者在现在这时期是在两条选择上施展其策略。
一方面，他们正在准备一次直接的战争反对国民革命运动，且已部分开始了这个战争。在中国的一切海港中，集中着舰队。各战略地点被占领了。军队正在大量地运来。轰炸南京不单单是一段插话，但表示着一个血的「开始」，以后还有可怕的流血事件接踵而至。狂热的军事准备正在租界上进行，不但在上海，而且在广州。在最近的一个时期内，外国帝国主义抛弃假面具，进行一次对中国革命的公开征讨，而且肆无忌惮地将企图搬出张作霖与其他直接的代理人来作「中国主人」，都不是谈不上的。
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倒宁可和国民中的温和派（不仅那公然的右派）分子谋取妥协，为达到此目的，他们不仅以贿赂与「爱抚」作手段，而且应用着恐吓，最后通牒，等等。美国，日本与法国，无疑地宁愿与「温和派」作「和平的」妥协，宁愿分裂民族运动，宁愿成立「和解」，借以使剥削中国的形式（并非它的本质），稍稍改变一下。这条道路，最后分析起来，也将为英国帝国主义中最负责的一部分人所愿意的。派赴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来得太晚了，帮助不了孙传芳[41]，但现在他们在恰好时机能成为右派国民党人的同盟者。
中国革命一定要看见这两个危险。要克服这两个危险只有一条路：唤起一切工人与千百万农民，将一个明显表出的社会性质赋与民族运动，不怕吓跑资产阶级，努力在建立苏维埃的路上前进一步，立即推进土地革命，立即宣布八小时工作日，立即剥夺富有者去实际帮助城乡贫民，开始打破资产阶级的束缚借此给整个运动以最有力的推动。只有这样能够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只有这样能够使国民党营垒中的右派与「温和派」的叛逆们不致为害。只有这样能够挽救中国革命。只有这样一个雪崩能够遏止那外国帝国主义者。那些竭力「不要吓跑」中国资产阶级，「不要排拒」右派与温和派的国民党领袖，「不要恼怒」资产主义者的人们，只将毁坏一切罢了。帝国主义者一见到这些人的努力，立刻会变得十倍地无礼，而国民党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则会采取叛变步骤。
当我们正做一切事情来动员国际无产阶级去反对战争危险之时，我们同时必须帮助中国革命，使它坚决前进，较高地生长，不怕中国资产阶级投入反动营垒。
说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出卖中国工人，因它「需要工人帮助去作反帝斗争」，这是孟什维克派的论据。过去孟什维克时常说，俄国资产阶级诚然要出卖工人，但「不能出卖」，因为「它需要他们帮助去作反沙皇斗争。」（马丁诺夫现在已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对于中国革命却重复着他做孟什维克时对俄国革命所宣扬过的同样的孟什维克的滥调。）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一当它看见工人阶级不愿意仅仅做它反对外国资产阶级时手中的工具，而提出其自己的独立任务时，便早已开始出卖民族革命运动（不必说无产阶级运动了）。中国革命要能成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要有一个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一贯的革命政策，先得有一个对中国资产阶级领袖的，即对国民党右派人物的一贯的革命政策，反之亦然。
只叫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留在蒋介石手里，只叫最重要的政府职位留在右派国民党人手里，只叫资产阶级的这些代表们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中有其最有力的支持点，则革命事业总是继续处于严重危机中。内部叛变（不管直接的或间接的，迅速的或缓慢的）在目前情况中，对于中国革命比轰炸南京与上海是占领军队要更加危险些。假使孙中山过去的战友陈烔明[42]能够跑到反革命方面去，那末为什么蒋介石不能呢？这个人已经表示他是工农的敌人，全部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向他下注，关于他，帝国主义最有势力的机关报都以为他正在和张作霖进行秘密谈判。将最高指挥权留在这个人手里（即使是在某种监督下的），乃是这样一种优柔寡断，可说是最大的内部危险的一个预兆。假使共产党人为此负担了即使最微小的一点政治责任，他们便在走一条很危险的小道。他们一定要立刻离开这条险道。
十一 统论国际局势
近一时期的事变，一再证明了国际资本主义稳定的完全相对性。中国局势是和小提琴的弦一样地紧张。不管次一时期将如何发展，世界的平衡总是要愈来愈危殆的。一次新的战争（或许多次新的战争）日益接近了。世界政治中正在累积着愈来愈的炸药。
苏联的被围形势更加清楚了。张伯伦最近一个谍文不仅是一篇「报章小品」，不仅是「丢给死硬派的一块骨头」（英国保守党内二派的不同意见一般地不能加以夸大），而无疑地是为一些更有力的步骤所作的外交准备。这谍文是一种「开切手术」，其目的是要让英国外交在适当时机转入更加有效的方法去。这个谍文是整个政策链条上的一环。
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正在造成的联合阵线，在某种情形下面，也能替欧洲酝酿大灾难的。
德国部分稳定的某种加强，从而能加强德国的资产阶级对「西方的」同情心。最近德国的外交愈加热闹，也就看得更加清楚：它在这或另一方式中也参加反苏阵线的时机，是日益来到了。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已完全走进了英国的势力圈（承认罗马尼亚侵占比萨拉比亚），立陶宛实行了一次法西斯政变，无疑是得到了英国承认的。波兰是阶级矛盾正在尖锐化，这，在其它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形中，能促进毕苏斯基的冒险计划。在这种情形下面，苏联与拉脱维亚所缔结的及与波兰正在缔结的不侵犯条约，自然对苏联绝非认真的保障，虽然这些条约对苏联有某种积极意义。
北京以及中国其它大城市中苏联使馆等机关遭到攻击[43]，无疑是由英国组织的，同时部分地获得了美国的支持。它们是整个有意的挑拨政策上的一些环子，对于这些挑拨，苏联自然是从未而且不会有什么举动的。北京「事件」乃用以激起苏维埃政府在满洲采取严厉手段，想借此拉日本进反苏斗争中，解放英美的手。不过许多用意中之一，它也在想借此使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工作容易成功，首先威吓那国民党中最温和的领袖们。北军搜查了我们的使馆并逮捕了我们的同志之后，揑造了一些「文件」，张伯伦会引证着这些文件，将在反对我们的斗争中采取一个新步骤，将在全世界所有的资产阶级报纸上煽起一个运动，最后多半将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因为工联总理事会显然准备干出任何卑鄙的事情来，使张伯伦更加容易办事。当柏林的英俄委员会的「衷心」讨论之次日，总理事会，联合了工党的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惋惜「中国之侮辱英国国旗」，且提议将此与国民政府间的「冲突」交由国际联盟会，即交那同党的张伯伦处断。
我们对于帝国主义者在北京的行为的答复必须是两方面的：（一）一方面，不要落入陷阱，以镇静自制及继续和平政策来回答挑拨；（二）同时在中国本土则加深群众运动，唤起更多的劳动者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他们在北方的走狗，反对右派国民党。
统观全局，国际形势是比过去一个长时期内的更加紧张了。
中国问题正在成为世界革命的即刻命运的主要问题。它可能对苏联的即刻命运发生直接影响。正是现在，列宁写他的政治遗嘱时所预见的时机业已到了，列宁那时写道：
「为了保证我们的生存直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和革命的民族主义的东方之间，世界文明国家和继续停留在东方式落后状况而占着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国家之间，发生一次冲突的时候，这占人口中最大多数的人是必须完成他们的文明的。我们在文明方面也有所欠缺，不能直接转入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具有转入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全集……
[44]）
为此现在那个最大的责任落在我们党与整个共产国际的肩上了。
现时期是策略问题主要在于下列数项：
（一） 我们从任何观点上都要予中国革命以援助，同时却必须尽一切可能去阻止国际帝国主义对南方的公开干涉；
（二） 苏联必须一如从前执行和平政策，号召各国劳动者帮助保卫和平事业，它现在处于很严重的危机中了；
（三） 同时必须尽一切可能驱使中国尽可能前进，且施展一切力量，使它不仅具有民族的，而且有深刻的社会性质；
（四） 为达此目的，我们必须努力建立真正的中国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中心，即苏维埃；
（五） 必须帮助中国共产党以任何代价获得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真正独立。凡束缚与限制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的事物，必须摧毁。
上海工人被解除武装，上海工人被国民军的军官所枪杀，上海总工会主席[45]被捕，中国其它城市中工人们之被解除武装——这一切都是具有最大意义的事件。
国民党目前的领袖们正在直接扮演中国主义文湼克的角色。上海工人的枪杀与缴械，就国际观点看，是在直接领向外国帝国主义主义的怀抱中。最近发生的事件，完全证实了在所附文件中所发挥了的路线。
G.齐1927年4月14日，莫斯科。
[1] 以前的注释中我们提到过齐诺维也夫，他是1926-27年联共党反对派内二派之一的领袖。这提纲，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说过：是作为他们的「共同提纲」而加以辩护的，但虽如此，其中许多意见显然与托氏不同。这是两条路线，两个流派，因此也得到了两种命运。1927年的联合是暂时的。我们在此地附录这个文件，一方面固然因为它有积极的价值，在许多方面，即使到现在还值得我们学的；不过在另一方面，也为了历史的意义，即它是齐诺维也夫派，生活上最接近于列宁的一部分老布尔什维克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个系统见解，我们希望读者能借此作一比较研究。顺便，我们又要把联共党那时的反对派历史作一个较详叙述。托洛茨基反对派，又名左派反对派，或莫斯科反对派，或1923年反对派，或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最初发生于1923年莫斯科，所为的是下面两个问题：一，俄国共产党内的工人民主；二，国家计划的工业化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意义。托洛茨基主张建立党内的工人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如此他在党的政治局中进行了长期的坚决斗争。那时站在另一方面斗争的是所谓三头（斯大林，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在1923年10月8日，托氏将自己的观点写成一封信，给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该信由四十六个著名的共产党员签名，其中有比亚塔可夫，泼雷奥卜拉仁斯基，雪连勃里亚可夫，斯密尔诺夫，安东诺夫，奥夫襄可，穆拉洛夫等人。拉可夫斯基与克雷斯丁斯基没有签名，因为他们那时正出使在外国。拉狄克单独写了一个信，主张政治局不要故意与托洛茨基对立。这一些出名的老布尔什维克派，构成了1923年莫斯科反对派的基础与中心。1925年，有一个新的反对派发生了，即所谓列宁格勒反对派，那是因为列宁格勒的工人，不满于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对富农政策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结果，其中也有许多最著名的共产党员，如：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列宁夫人，梭可尔尼可夫，等等。两个反对派在1926年联合起来，称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联盟」。这联盟的共同立场归结在一个名为“Platform”的文件里（本卷「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为该文件之一部分），提交党的十五次大会，被宣布为「反党文件」，不准印行。反对派自己用油印印了出来，为此，泼雷奥卜拉仁斯基与雪连勃里亚可夫等人先后开除了。十五次联共党大会上，反对派悉被开除，惟「列宁格勒 反对派」随即投降，托派分子则坚持下来，许多人死在监中；许多人很久以后才投降。历史证明，经得起考验而且真正代表列宁主义与叛变的斯大林主义作战的，是托洛茨基派而非齐诺维也夫派。——译者
[2] 1923年秋，因法比军队占领鲁尔的刺激，德国又发生了直接革命形势，尤其在南部德国，在萨克森邦成立了共产党与社会党的联合政府，但因社会党人的叛变，与共产党人的迟疑与错误，这政府只成立九日就被柏林派来的军队所扑灭了。此时汉堡曾发生暴动。——译者
[3] P. E. Svinhufvud——当芬兰在沙皇治下时，史氏为民族主义者，后成为极端的反动派。国家联合党领袖，以反共著名，曾任上院议员，总理，熜统等职。——译者
[4] Mannerheim——芬兰将军，沙皇时代为民族主义者，曾被流放，芬兰独立后，资产阶级与地主的反革命领袖，1918年春革命中，他率领二万德军，镇压革命，大肆屠杀。芬苏战争时为芬方统帅。——译者
[5] A. I. Herzen（1812-1870）——有名的俄国作家与政论家。俄国自由主义与民粹派运动之父。四十年代为左翼黑格儿派，信奉法国共产主义。当时俄国西欧派领袖，反对俄国国粹派，亡命国外。先后在伦敦与日内瓦办杂志：「极星」与「钟」，反对专制，提倡农民解放。——译者
[6] N. G. Tchernechevsky（1829-1889）——曾被马克思誉为「俄国最伟大的学者与批评家」。唯物论的哲学家，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一生从事于民众的教化工作。领导六十年代的革命运动，1862年被捕，死于流放地。——译者
[7] Friedrich Engels（1820-1895）——马克思最亲近的朋友与同志，与马氏共同创建近代科学的社会主义。——译者
[8] 第一国际，或称国际工人联合会，于1864年9月28日成立于伦敦圣‧马丁堂，由英国工会，法国劳工团体，意大利马志尼派的代表，以及波兰与德国的个别分子参加。马克思被举为第一届总委员会委，受命起草宣言。此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即成为该组织的领袖与发言人。后因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古宁派在内部发动斗争，趋于衰微，1872年决定将总委员会移至美洲，1876年7月15日开末次大会于美国费城。——译者
[9] 民族解放运动往往要变质，要变成「帝国主义一个工具」，我们此次抗日战争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译者
[10] Kemal Pasha——土耳其军官，第一次大战中有战功，战后，组国民军，由「青年土耳其运动」组凯末尔党，领导1919年的民族革命。任土耳其独裁总统至死。——译者
[11] G. Chicherin——苏联著名外交家，老布尔什维克，大战中与托洛茨基合作，办「我们的话」，十月革命后，被英国捕禁，1918年返国，即任外交人民委员长，后为利瓦伊诺夫所代替。——译者
[12] O. Bismark（1815-1898）——德国「铁腕宰相」，曾以「铁与血」统一了德意志帝国。他一面镇压了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的革命，一面由普鲁士大地主与资产阶级领导，以霍亨‧索伦皇朝为中心，以自己方式完成了统一任务。——译者
[13] Riza Shah——波斯宰相，1925年顷，倾向民族独立运动，推翻旧王室，自立为帝，一时曾对英表示反抗，但立即联英镇压国内民众，实行专制统治，第二次大战中被英国放逐。——译者
[14] M. N. Pokrovsky（1868-1932）——自由派教授出身，布尔什维克派最有名的历史家，着有「俄国史」「1905年史」及「沙俄时代远东外交史」多种，氏在政治上拥护斯大林，且在理论上与托洛茨基做过许多争论，但确是「高才和博学，而且深深忠实于他所服从的大事业」（托氏语），与晚近那些以窜改史实为能事的苏联史家不同。——译者
[15] 原文为Hectare——即公顷，显属错误。——译者
[16] 此处有脱落。——译者
[17] Procrastes——为希望腊雅典巨盗，相传所获俘虏，悉缚于一铁床上，身长者斩首截足，身短者则强拉之使长，喻削足履也。——译者
[18] 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受英帝国主义指使，勾结军阀，联络国民党右派，于1924年8月的开始以商团反对孙中山及广东工人，双十节后实行暴动，屠杀徒手群众，后卒为工农及革命兵士所镇压。——译者
[19] A. Lincoln（1809-1865）——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主张废农奴，以此引起南北战争，1865年被刺死。——译者
[20] 3月7日，蒋介石在南昌广播，主张继续「联俄」；3月10日，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于汉口，取消蒋介石之中执会主席兼职及一切非常权力，蒋氏表示「服从」。——译者
[21] Fabian——指英国费边社员，或具有此种思想者。「费边」名称系由罗马将军Fabius Cunctator之名而来，此人主张缓慢与延宕的战术，英国一些社会主义者用以喻温和与进化的社会主义。——译者
[22] 国民党称政治会议。——译者
[23] Soubkhi——土耳其共产党领袖，被凯末尔政府暗杀于Trebieon D.——译者
[24] 1926年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全会通过了一些决议，反对共产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蒋介石提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它规定了许多关于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活动范围与束缚，主要的如共产党不得批评三民主义，共产党须向国民党中常会把交其党员名单，各级党部中共产党不得占三分之一以上人数等等。——译者
[25] 袁世凯，本清室大吏，辛亥革命时与南方革命党妥协，被举为总统，逼清帝退位。1915年12月15日僭称洪宪皇帝，不及百日即被推翻，忧愤而死。北洋军阀即由他的系统而来。——译者
[26] P. A. Stolypin（1862-1915）——1906年后任沙皇宰相，镇压1905年革命时有功。上台后实行有名的土地改革，目的在摧毁乡村公社与鼓励农村富农，借以加强政府在乡村中的资本主义基础。1911年9月在基辅被警局密探所杀。——译者
[27] Count Sergei Witte（1849-1915）——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俄国有名的政治家。对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显有贡献；効忠皇朝，同时又与自由派勾结；曾影响沙皇，使他颁发那个允诺政治自由与召开国会的诏书。惟在第一届国会召开前，维德被逐出政治舞台。——译者
[28] 吴佩孚，直隶派军人首脑，本直督曹锟部下师长。此派军阀长期间受日本或英国支持。直派全盛时代约自1923至1924年，当时中国实未统一。1926、27年北伐时，吴氏残余势力在两湖曾与国民革命军激战。——译者
[29] Prince G. J. Lvov（1861-1925）——俄国有名的政治家与地主。沙皇被推翻后，他成为第一届临时政府的总理，此政府自3月延长至7月。——译者
[30] Pierre Semard——法国共产党领袖之一。——译者
[31] Gaston Monmousseau——工团主义者出身，法共领袖之一，法共在职工运动方面的负责者。——译者
[32] Marcel Cachin——第一次大战时，他拥护战争。当时法国社会主义者领袖。访俄后，变成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曾任「人道报」主笔，及众院共产党发言人。斯大林的拥护者。现任法众院议长。——译者
[33] 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暴动后所成立的一种专政机关；它是无产阶级新国家是模型；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中经七十二日被普法二国联合的反动势力所扑灭。——译者
[34] 俄国公社指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政权。——译者
[35] 勃来斯脱——立托夫斯克，乌克兰一城市。1918年间，苏维埃政府代表曾与德奥等国代表在该处进行和谈，最后在德月武力压迫下签订了割地的退让条件。所谓勃来斯脱政策，即指当时列宁的见解：以暂时屈服争取时间；以屈辱条约换得工人国家的继续存在。条件签订后不久，德国败了，勃来斯脱条约自动失效，列宁政策的正确完全被证实了。这与蒋介石的为反革命而对帝国主义妥协，显然不是一回事。——译者
[36] Wilhelm II——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皇帝，战败后被推翻。——译者
[37] Philip Scheidemann——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与哀培尔脱同为最积极的战争拥护者。1918年，被德皇任命为国务大臣。无法拯救皇朝，但镇压了斯巴达格斯团的暴动。1919年被议会举为内阁总理，拒签凡尔赛条约。任Kassel城市长直至1927年。在社会民主党中为极右派。——译者
[38] Hugo Hasse——继倍倍尔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大战时，与考茨基同采中派立场，后赞助独立社会民主党之成立，为该党右派。最后为一法西斯党徒所刺，旋卒。——译者
[39] Versailles——第一次大战结果，协约国在法国凡尔赛宫起草极苛刻的条件，逼德国承认。——译者
[40] Noa Jordania——老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前任加索蒂夫里斯城苏维埃领袖，革命后乔其亚邦成立反布尔什维克的独立的孟什维克派政府，他担任首席，以迄该政府被红军推倒。——译者
[41] 孙传芳，北洋军阀之一，革命时正任「五省联军总司令」，与国民革命军对抗，被击败，后被人刺死。——译者
[42] 原文为Chiang Tsu Ming——疑系陈炯明之误，陈炯明曾于1921年在广州勾结北洋军阀，用武力推翻孙中山的政权。——译者
[43]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得北京公使团同意，派军入东交民巷，搜查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二十人，旋加以绞杀；同时上海苏联领事馆被包围，检查出入人员。——译者
[44] 英译本此处脱落一行。——译者
[45] 名汪寿华，即何松林。——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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