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 译） 第三章 “民主专政”的三个要素：阶级、任务和政治结构 “不断”的观点同列宁观点之间的分歧，在政治上表现为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同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口号的对立。引起争论的并不是能不能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是不是需要工农联盟。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合作采用何种政治机构。 拉狄克太狂妄，更不用说他的轻率了，他说，只有那些“没有认真思考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法的复杂性的”人，才会提出民主专政作为党的政治表述的问题，因为据说列宁把整个问题归结为两个阶级进行合作以完成客观的历史任务。不，事实不是这样。 假如完全撇开革命的主观因素，撇开党及其纲领，在这个问题上撇开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政治方式和组织方式，那么所有的分歧，包括反映革命派别中两种特色的我同列宁之间的分歧，更糟的是还包括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之间的意见分歧，最后还有1905年俄国革命同1848年革命甚至1789年革命之间的差别，统统都消失了。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以城乡被压迫群众的合作为基础的。这样就使这些革命或多或少其有民族性即全民性。 而我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所争论的，不是工农合作本身，而是这一合作的纲领，这一合作的政党形式及政治方式，在过去的革命中，工农的“合作”是在自由派资产阶级或者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下进行的。共产国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运用了过去革命的经验，竭尽全力，使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服从民族自由派蒋介石的政治领导，以后又服从“民主派”汪精卫的领导。列宁提出的是不调和地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工农联盟。这样的联盟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里所讲的是城乡被压迫阶级进行合作的方法上全新的一种实验，这样，合作的政治形式问题又重新被提出来了，拉狄克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他不仅要我们从不断革命的提法倒退回去，还要我们从列宁的“民主专政”倒退回去，退回到空洞的抽象历史概念中去。 的确，多年来列宁一直拒绝预先断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将来用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和国家组织，他总是把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以及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联合置于首位。列宁说过，在某一历史阶段，由于整个客观形势必然会出现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以解决民主变革的任务。至于农民是否能够组织独立的政党并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这个政党在专政政府中占多数还是少数，无产阶级的代表在革命中将占有多少份量，所有这一切问题并没有先验性的答案。“经验将会表明”!既然民主专政的提法没有完全解决工农联盟的政治结构问题，那么，它就绝不会变成拉狄克的贫乏的抽象概念，它暂时仍然是一个代数公式，容许将来对它作出极其不同的政治解释。 此外，列宁本人绝不认为，有了专政的阶级基础及专政的客观历史目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列宁完全懂得包括目标、自觉的方法及政党在内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并就这一点经常教导我们大家。正因为这样，列宁在解释自己的口号时，对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工农联盟究竟采取何种政治形式的问题，绝不拒绝事先作出框架性的，假设性的论断。但是，列宁在不同时期对待这个问题的方法远远不是一样的。不应当教条地看待列宁的思想，而应该历史地去看，列宁并没有从西奈山 [1] 带来现成的戒律，而是在阶级斗争的熔炉中锤炼出自己的思想和口号的，他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这些口号，将它们具体地，使它们更准确，同时，又根据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内容充实这些口号。这方面问题后来其有了决定性意义，它在1917年初竟使布尔什维克党濒于分裂的边缘，但是，拉狄克对这方面问题却从未作过研究：他干脆对它不屑一顾。然而事实上，列宁在不同时期对两个阶级的联盟可能采取的政党政治形式和政府形式，说法很不一致，他不想用这些假设性的解释来束缚党。列宁如此谨慎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这个代数学公式中包含着一个作用巨大而政治上却极不确定的数值：农民。 我只想援引几段列宁解释民主专政的话，若要系统阐述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演变过程，恐怕要专门写一本书才行。 1905年3月，列宁在发挥无产阶级和农民将成为专政的基础这一思想时，写道： “我们所希望的和可能实现的这种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的成份，自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成份上，使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必然要参加这个政府，或者甚至在这个政府中占优势。”（黑体是我标的──列．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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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话中，列宁不仅指出了阶级基础，而且还指出了专政的某种政府形式，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可能在其中占优势。在1907年，列宁写道： “先生们，你们说的‘农民土地革命’要想获得胜利，就应该成为全国范围的中央政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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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走得更远。可以这样来理解它：革命政权应当直接集中在农民手中。但是如果作更广泛的解释，即把本身的发展过程也考虑进去，那么上述这个说法还应包括十月革命，是十月革命使无产阶级这一农民革命的“代理人”掌握了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一提法可以进行解释的幅度就这么大。可以设想，这一想法的强有力的一面（某种程度上）在于它其有代数方程式的性质；但它的危险性也正在于此，在我国，这一危险在二月革命后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在中国，这一危险却酿成了大祸。列宁在1905年7月写道： “没有人说党夺取政权──我们说的只是参加革命，尽可能以领导的地位参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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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2月，列宁认为，在党夺取政权的问题上可以同意考茨基的意见。他说： “考茨基不仅认为在革命进程中社会民主党取得胜利，是非常可能的，而且他还表示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使自己的支持者具有胜利信心，如果在斗争开始以前就抛弃胜利的信念，那么斗争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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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自己所作的这两种解释之间的距离，无论如何不比我的想法同列宁提法之间的距离小。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会看到。就此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列宁文章中的这些矛盾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同样反映出革命政治公式中的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农民。所以激进的思想家们有时把农民称作俄国历史的斯芬克司
[6]。革命专政（不管拉狄克愿意还是不愿意）的本质问题同能否建立一个敌视自由派资产阶级而又独立于无产阶级的农民革命党的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后一个问题的决定性意义是不难理解的。假如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政党，那么民主专政就在其最真实、最直接的意义上得以实现，而无产阶级中的少数人参加革命政府的问题尽管重要，也只能具有从属意义了。然而农民由于自身所处的中间地位以及自身社会成份的复杂，不可能实行独立的政策和建立独立的政党，在革命时期它只能在资产阶级政策和无产阶级政策之间进行选择，假如我们从这一事实出发，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只有这样估价农民的政治本质，直接从民主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才会有前途。当然，这样讲绝不是“否定”，“忽视”，“低估”了农民。如果土地问题对整个社会生活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农民革命没有达到如此巨大的深度和广度，那么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根本无从谈起。但是，之所以出现土地革命为无产阶级专政创建了条件这样的事实，是因为农民无法靠自身的力量并在自己领导下解决自己的历史问题。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条件下，包括那些即使落后，但已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并已经用铁路和电报连成一体的国家的条件下（这不仅指俄国，还指中国和印度），同旧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相比，农民已经不大能担当领导角色，甚至不大能担当独立的政治角色。我不遗余力坚定不移地强调的这一思想，是不断革命论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拿这一点作为理由责备我低估农民，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实际上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列宁是如何看待农民政党问题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相当扼要地回顾一下列宁在1905年至1917年关于俄国革命观点的演变过程。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想援引两段引文。列宁在1907年写道： 1909年，列宁又就同一个问题写道： “……毫无疑问……革命……达到高度发展，实现了革命专政的时候，就一定会使更定型的和更强大的革命农民政党产生口谁不这样地看问题，他就是认为在一个成年人的身上，某些重要器官的大小、形态和发育程度仍然会像儿童时期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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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假定是否得到证实了呢?没有，没有得到证实。而且正是这一假定促使列宁在彻底接受历史检验的时刻到来之前，对革命政权的问题作出代数式的回答。当然，列宁从未把自己的假设置于现实之上，列宁一生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政策而斗争。但是可悲的不肖门徒们追随农民政党的结果却是：让中国工人服从国民党，在印度以“工农党”名义扼杀共产主义，危险地虚构出一个农民目标，组织披着伪装的反帝联盟，等等，等等。现在的官方思想根本就没有花力气去研究我们上文指出的列宁文章中的矛盾，这些矛盾部分是表面上的，想象的，部分是实际存在的，但它们通常总是产生于问题本身。 现在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些特殊类型的“红色”教授，他们与旧日的反动教授的不同之处往往不是脊梁骨更硬些，而是更加不学无术，从此以后，他们就以学者的方式修剪列宁，消除列宁的矛盾，即消除他的思想的生动性，把标准化的引语穿在一条条在线，然后根据“当前时期”的需要，把这一“串”或那一“串”引语投入流通。 我们一刻也不应当忘记，我们是在一个政治上还是“处女”的国家里，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间隙以后，同时也是在欧洲和全世界经过漫长的反动时期以后提出革命问题的，仅仅这一点就使革命问题带有许多未知数。列宁通过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表述了俄国社会条件的特殊性。他对这一提法进行过多种解释，但在尚未彻底弄清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时，他不放弃这个提法，那么这种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呢？ 作为其它一切问题的基础或内在基础的土地问题（亦即一般农民间题）的巨大意义；存在着一大批抱有民粹派思想，其有“反资本主义”传统并经过革命锻炼的农民知识分子，这一切总起来看，可以说假如什么地方能够建立反资产阶级的革命农民政党的话，那么这个地方首先就是俄国。 事实上，在尝试建立既区别于自由派政党又区别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农民政党或工农政党的过程中，一切可能的政治方案都在俄国试验过，包括秘密方式、议会方式以及两者混合的方式，例如：“土地与自由社”、“民意党”、“重分黑土党”、“合法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劳动派”、“左派社会革命党”等等，等等。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似乎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实验，以建立一个对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持独立立场的“反资本主义”的农民政党。众所周知，社会革命党的试验规模最大，它在1917年的某一时期确实成了拥有绝大多数农民的党。结果又怎样呢?社会革命党利用这一地位，只是为了把农民出卖给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社会革命党人同协约国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用武装斗争来反对俄国无产阶级。 这一真正典型的实验表明，在历史的平静时期即只面临一些次要问题时，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还能维持一种实行独立政策的假象；然而当社会革命危机把所有制的基本问题提上日程时，小资产阶级“农民”党就会自动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 假如在分析我过去同列宁的分歧时，不是不假思索地将哪年哪月哪日的话都加以引用，而是把它放到正确的历史前景中去考虑，那么事情就十分清楚：至少从我这方面来说，引起争论的并非是否需要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来解决民主任务，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合作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党政治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由此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以使革命得到进一步发展。当然，我说的是我在争论中的立场，而不是布哈林拉狄克当时的立场，他们的立场让他们自己去讲。 下面的比较十分清楚地表明，不断革命的提法同列宁的提法是多么地切近。1905年夏天，也就是十月总罢工和莫斯科十二月起义之前，我在为拉萨尔的演讲所写的一篇序言中写道：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就像资产阶级当年那样，是依靠农民和市民阶层来完成自己的使命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村，吸引农村加入运动，使农村关心无产阶级计划的实现。但无产阶级自己必须是领袖。这不是‘农民和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列．托洛茨基：《一九O五年》第281页）[10]
现在可以把我于1905年写的、1909年又发表于波兰文报纸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过的这些话，同下面列宁的话加以比较了。列宁的这番话也是1909年写的，当时在罗莎．卢森堡的压力下，党代表会议已经采纳了“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用以代替布尔什维克过去的提法。孟什维克说列宁的立场发生了急遽的转变，列宁回答说： “……布尔什维克在这里给自己选择的公式是说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11]
显然，列宁在这里对“代数学”公式所作的说明，排除了独立的农民政党思想，从而也排除了农民政党在革命政府中占优势的思想，因为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当然革命政权也就集中在无产阶级政党手中。但这正是不断革命论的核心。“……所有这些说法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难道这种意思不正是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吗?无产阶级依靠农民这个“公式”不也完全包括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范围以内吗?”（黑体是我标的──列．托） [12] 今天，在经过历史检验之后，关于过去在专政问题上的分歧，最多只能这么说：当时，列宁总是从无产阶级的领导作风出发，竭力强调和阐明工农实行革命民主合作的必要性。他就这一点教导我们所有的人，而我总是从这一合作出发，竭力强调无产阶级不仅在联盟中而且在负有领导这一联盟使命的政府中都应该实行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绝不可能再找得到别的分歧。 紧接上面说的，我再引两段话：一段是《总结与展望》中的，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曾用它来证明我的观点同列宁的观点是对立的，另一段话是列宁在同我论战的文章中写的，拉狄克也曾用它来实现同样的目的。 第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无产阶级参加政府，这一条在客观上极有可能，在原则上也能容许，只是这种参加要具有统治性和领导性。当然，可以把这个政府称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或者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专政，甚至也可以称为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但问题仍然是：谁在这个政府中占统治地位，谁通过政府领导全国?当我们谈到工人政府时，我们只不过是说，领导权将属于工人阶级。”（《论我国革命》1906年，第250页。）
季诺维也夫大吵大嚷（在1925年!），说我（在1905年!）把农民和知识分子相提并论。除了这一点，他在上述引文中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了。这样提知识分子是由当时的条件所决定的，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作用完全不同于现在：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组织都以农民的名义讲话；社会革命党正式在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孟什维克正如我当时所写的，步每一位激进知识分子的后尘，为的是证明资产阶级民主的繁荣。当时我几百次把谈到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形成“独立的”社会集团，谈到革命农民的决定性作用。但是问题并不在于我根本就不打算坚持的个别的论战性的话语。引语的实质在于，我完全接受了列宁所论述的民主专政的内容，我只要求更准确地确定这一专政的政治结构，也就是说，不接受无产阶级只是小资产阶级多数的人质这样的联合。现在我们来看看列宁1916年写的一篇文章，据拉狄克本人说，这篇文章“形式上是反对托洛茨基的，而实际上是反对布哈林、皮达可夫、本人（即拉狄克）及其它许多同志的。”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供认，完全证实了我当时的印象：列宁论战的对象是虚构的，因为正如我马上就要指出的，实际上论战根本没有触及我。在这篇文章中确实责备过我“否定农民”（有两行话谈到这一点），这一责备结果成了不肖门徒及其追随者的主要资本。然而，正如拉狄克所说的，这篇文章的“关键”是下面这段话； “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列宁引用我的话说，“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聚去没收地主的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而在俄国，这正是未来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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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责备我“否定”农民是“搞错了对象”，实际上他指的是布哈林和拉狄克，他们确实想跳过革命的民主阶段，这一点不仅从上面说过的一切来看是清楚的，而且从拉狄克本人所引用并正确地称之为列宁文章“关键”的那段引语来看也是清楚的。事实上，列宁直接引了我文章中的一些话，这些话的意思是，只有独立而大胆的无产阶级政策，才能够“吸引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的土地，推翻君主制度”等等，然后列宁补充说“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这正是末来的……革命民主专政。”换句话说，列宁在这里承认，也可以说是在证实，托洛茨基实际上已接受布尔什维克提法的全部现实内容（工人同农民的合作和这一合作的民主任务），但托洛茨基不愿承认这就是未来的民主专政，就是民族革命的完成。这样看来，在这篇似乎相当“尖锐的”论战文章中，争论的并不是最近革命阶段的纲领及其阶级动力，而是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政治关系，专政的政治性质和政党性质。论战中的这类误解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方面过程本身还未完全显露，另一方面派别斗争又非常尖锐，但拉狄克事后竟会把问题搞得如此混乱，这就十分令人费解了。实际上，我同列宁论战的是，农民在革命中独立的可能性（以及独立的程度），包括建立独立的农民政党的可能性。在论战中我责备列宁夸大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列宁责备我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这种情况产生于论战本身的逻辑。但是，在20年后的今天，有人还在利用这些旧的引语，把它们同当时党内关系的基础割裂开来，把论战中的每一种夸张现象和偶然的错误绝对化，而不是根据已有的伟大革命的经验去揭示分歧的真正焦点在哪里，以及分歧的真实的而不是字面上的范围有多大。 由于我不得不在选择引语方面有所限制，在这里我只能提一下列宁1905年底撰写1926年首次在《列宁文集第五卷》发表的论革命阶段的简要提纲 [14]。我记得，包括拉狄克在内的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认为，这个提纲的发表是赠送给反对派的最好礼物，因为在所有按斯大林准则写成的文章来看，列宁原来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罪过。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谴责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中，有一些最重要的条款，看来好像是有意计划好反对列宁的基本提纲的。斯大林分子对这一提纲的发表恨得咬牙切齿。《列宁文集》编辑加米涅夫以他特有的那种不大知道羞耻的“好脾气”，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如果我们之间没有结成联盟的话，他无论如何不会容许发表这份文件，最后，“布尔什维克”上刊载的柯斯特采娃撰写的文章对这个提纲蓄意进行了窜改，其目的是避免列宁在对待全体农民特别是对待中农方面承担托洛茨基主义的罪名。 在这里，我还要援引一段列宁在1909年对他同我的分歧所作的评价： “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在这个论断中，认为，“民主居民的代表”可以参加“工人政府”；就是说，认为政府可以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组成。至于无产阶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革命政府，这是另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很可能不但同托洛茨基有分歧，甚至同波兰社会民主当人也有分歧。但是革命阶级专政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归结为在这个或那个革命政府中占‘多数’的问题，不能归结为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条件问题。”（黑体是我加的──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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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列宁的这段引语又一次证明，托洛茨基接受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代表组成的政府，那就是说，他并没有“跳过”农民。同时，列宁强调说，专政的问题不能归结为在政府中占多数的问题。这是无庸置疑的。在这里，问题首先是指工人和农民共同进行斗争，当然也就是指无产阶级先锋队推动农民去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假如说工农革命专政的问题不能归结为在政府中占据某种多数的问题，那么在革命胜利后，这个问题必然要作为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提出来。正如我们所读到的，列宁谨慎地（以防万一地）留有余地的说，既然说到党参加革命政府的问题，那么我们同托洛茨基以及波兰同志在有关参加的条件方面可能有分歧。显然，这里讲的是可能的分歧。因为列宁从理论角度说过允许无产阶级代表作为少数参加民主政府。但是事态进程表明，我们之间没有分歧。1917年11月，党的最高领导在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联合政府的问题上爆发了异常激烈的斗争。列宁原则上并不反对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实行联合，但他断然地、坚定不移地要求保证布尔什维克在联合政府中占据多数。我同列宁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拉狄克本人是如何来概括有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整个问题的。拉狄克问道： “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旧理论在哪个基本方面是正确的呢?它的正确方面就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农民（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共同采取行动推翻了沙皇制度。（在1917年──列．托）大体说来，1905年的提法只预见了阶级的相互关系，而没有预见具体的政治制度。”
真对不起!我把列宁过去的提法称作一句空话，就像拉狄克不假思索地做的那样，“革命的基本任务实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粉碎了沙皇制度”。但是，这个“基本任务”在所有胜利的、半胜利的革命中都曾实现过。在任何地方，沙皇、封建主、教士都经常尝到无产阶级、前无产阶级，平民和农民的铁拳。这种情况早在十六世纪的德国就发生过，甚至还早一些。在中国也是这些工人和农民打败了“军阀分子”。这同民主专政有什么关系呢?在过去的革命中没有过民主专政，在中国革命中也没有过。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骑在承担艰苦革命工作的工人农民头上。拉狄克把“政治设施”丢得一干二净，以致忘记了革命的最“基本任务”，谁领导革命和谁取得政权。然而，革命就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这是政治斗争，进行这场斗争的各阶级不是赤手空拳的，而需要借助“各种政治设施”（政党等）。拉狄克猛烈抨击我们这些有罪之人，他说：“那些没有认真思考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方法的复杂性的人抱着这样的概念：事情的最后结局必然是建立一个工农联合政府，而一些人甚至认为，必然会建立一个工人政党和农民政党的联合政府。” 这是脑子多么简单的“一些人”啊！……那么拉狄克自己是怎么想的呢?难道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该去建立新政府?或者说这个政府不应该去反映和确立各革命阶级的某种相互关系?拉狄克“从社会学角度”把这个问题弄得如此艰深，以致除了一些空洞无物的文字以外，什么也没剩下。 拉狄克本人1927年3月在共产主义学院作的报告中的一段话最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撇开工农合作的政治形式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的。拉狄克说： “去年我在《真理报》上曾就这个（广东）政府写过一篇文章，我称这个政府为农民工人政府。而编辑部的同志认为是我写错了，他们认为是工人农民政府。我没有提出抗议，仍旧保留了那个叫法：工人农民政府。”
这样看来，拉狄克在1927年3月（不是在1905年）认为，可以有一个与工人农民政府不同的农民工人政府。《真理报》编辑不懂这一点。我承认，即使要了我的命，我也不懂这一点。我们非常了解什么是工人农民政府，然而，什么是与工人农民政府既不同又对立的农民工人政府呢?请费心解释一下这种调换形容词的莫名其妙做法吧!这里我们触到了问题的核心。拉狄克在1926年认为，蒋介石的广东政府是农民工人政府，而在1927年他又重复了这一看法。事实则表明，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它利用了工农的革命斗争，然后把他们推入血泊之中。这个错误如何解释呢?拉狄克仅仅是看错了吗?距离远是会看错的。那么你可以说：我不了解，我没有看清楚。然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这不是由于情报不详而产生的事实错误，很明显，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深刻的原则性错误。所谓与工人农民政府对立的农民工人政府，就是国民党。它绝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如果农民不追随无产阶级，它就会追随资产阶级。我认为，我在批判斯大林派别的思想即“双成份工农党”时，对这个问题讲得相当清楚。（见《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与工人农民政府不同的广东“农民工人政府”，用中国当前的政治语言来说，是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民主专政”的唯一可能的体现，换句话说，是同共产国际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政策对立的斯大林主义的国民党政策的化身。注释： [1] 据《旧约全书》记载，耶和华曾在西奈山顶向摩西传十诫。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9、20章。──中译者注 [2]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页。 [3] 《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85页。 [4] 托洛茨基这里引的是列宁没有定稿的一篇文章《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此文在《列宁全集》第四版第9卷中只收入了列宁后来增写的结尾部分。──中译者注 [5] 《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75页。 [6] 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女面狮身怪身，当出谜给过路行人，如不能解谜，则被杀死。──中译者注 [7] 劳动派是农民在四届杜马中的代表，他们经常摇摆在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列．托。 [8] 《革命和反革命》，《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0页。 [9]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44页。 [10] 从成百段引语中摘引的这段引语正好表明，还在1905年前夕，我已经领悟到农民的存在和土地间题的意义，这比马斯洛夫、塔尔海默、台尔曼、雷梅累、加香、蒙穆索、贝拉．库恩、佩珀、库西宁以及其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开始向我解释农民的意义多少要早一些。──列．托。 [11] 在1909年党代表会议上，列宁的提法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但最终他同意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提法，这个提法赢得了代表会议多数的赞同，从而打击了孟什维克。──列．托。 [12]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44页。 [13] 《论革命的两条路线》，《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93页。 [14] 《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41页。 [15]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