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一九三零年四月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

（1930年4月2日）

　　在我看来，我们的中国朋友对于民主主义的政治口号问题，渗入了太多的玄学和甚至有点学院主义。
　　『微细之争』起于名称：立宪会议这是国民会议。在俄国，我们在革命以前用的是立宪会议口号，因为它明显地着重在与过去的时代决裂。但是你们写信说这个口号很难译成中文。假使如此，只有仍用国民会议口号，在羣众的意识中，这一口号将一面做革命的鼓励，一面由事变来充实它的内容。
　　你们问道：可不可以进行为国民会议的鼓励，而否认它的实现可能呢？我的回答是：为什么预先断定它的实现是不可能呢？当然，羣众为某以口号斗争，只是在他们任它有实现可能的时候。谁实现它和怎样实现它呢？关于此点，只能做种种的假定。假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更进一步的削弱和民众的不满逐渐增高，特别是在城市之中，则国民党的一部份有与『第三党』联合起来，企图召集类似的国民会议之可能。在此种情形之下，他们一定尽可能地剥夺最受压迫的阶级的选举权，我们共产主义者跑到这种限制选举和指派代表的国民会议中去吗？假使我们没有力量代替它，换言之，即不能自己取得政权，则应当参加进去。我们路上的这一阶段，无论如何不会削弱我们。恰恰相反，它会帮助我们集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力量，和教育这个先锋队。甚至在于假国民会议以内，特别是在它以外，我们要继续鼓动，要求最民主的会议，在有革命的羣众运动之时，我们要同时组织苏维埃。在这种时候，小资产阶级认为必须召集比较民主的国民会议，以便把它变成反对苏维埃的工具，这是十分可能的。我们应否参加此种代表机关的选举呢？当然我们要参加。假使我们在这个时候又是力量不够，不能用更高的国家组织形式——苏维埃——来代替它。但是这样的可能，只是在革命进潮达到最高点的时候。而我们还没有走近这种革命进潮的真正的起头。
　　甚至于苏维埃存在的事实——现在在中国还完全谈不到——其本身还完全不能够做拒绝国民会议口号的理由。因为苏维埃的多数可以在（而且在起初的时候多半在）妥协派及中派政党及组织之手。我们很愿意这些政党在国民会议的公开舞台之上，在人民的面前表现自己的面目。这样的方法可以使苏维埃的多数快些和真正地过渡到我们的一边。当争取多数工作完成之时，我们即提出苏维埃的政纲与国民会议的政纲对抗，把全国大多数的被压迫的羣众集合于苏维埃旗帜之周围，这样即可能在实际上而非在纸上，用革命的阶级独裁之机关——苏维埃来代替议会民主制度的国民会议。
　　在俄国，立宪会议存在了只有三天。为什么？因为它出现得太迟，苏维埃政权当时已经成立了，立宪会议与苏维埃政权相抵触。在此种冲突中间，立宪会议代表革命的过去。但是我们试想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下了决心在三月或四月（一九一七年）召集立宪会议。这在当时是可能的吗？当然是可能的，立宪民主党研究法律问题，拖延立宪议会的召集，希望革命潮流的低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附和立宪民主党唱这些调子。假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稍有一点革命的用处，他们岂不在数礼拜内召集了立宪会议？我们布尔什维克参加选举和参加立宪会议吗？没有这回事。你们或者记得俄国有产阶级的代表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妥协派把革命一切重要问题都推到开立宪会议时解决，同时尽力地拖延它的召开期。这使地主与资产阶级有可能相当地掩饰，在土地问题，工业问题以及其它问题中，他们自己的利益。假使立宪会议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召集得成，则一切社会问题，在会议中都紧迫地提了出来，有产阶级不得不显露出他们的本相，妥协派的背叛作用也十分地明了，立宪会议内的布尔什维克党团要获得最大的威望，而且帮助了苏维埃在自己的队伍中结合得布尔什维克的大多数。在这几个条件之下，立宪会议不仅要存在一天，或者要存在几个月，而且异常地增加劳苦羣众的政治经验，不仅不推延无产阶级的革命，而甚至于使它逼近。立宪会议就其本身，大有意义。假使第二次革命不在十月发生，而比方说，在七月或八月发生，则前线的军队或者不至于疲乏削弱得怎样利害，同德国媾和或者取得更有利的条件。但即使说无产阶级革命并不因立宪会议而快到一天，那末在羣众中的政治水平上说来，革命的议会主义这个学校，决不是毫无痕迹地过去的，它也许会减轻我们十月革命以后的任务。
　　中国会不会有同样的变化呢？这种变化在中国不是不可能的。在现在这样条件之下，资产阶级军事统治的肆无忌惮，工人阶级之屈服与涣散，及农民运动之极度低落，假使我们相信和等着中国共产党一跃而取得政权，这简直是相信奇迹。在行动上就走上游击战争的冒险举动上去，目前共产国际一半地袒护着这种行动。我们应该攻击这种政策，且坚决地要警告革命工人，脱离这种政策。从现在的政治环境出发，动员无产阶级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农民羣众，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而这环境就是军事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环境。被压迫羣众的力量，即在于他们的数量上。他们数量上的力量，当他们醒觉起来的时候，就想经过普选权而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少数的共产主义者，固然在现在已经知道了普选权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之一，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资产阶级统治消灭。我们可以这样来预先教育无产阶级先锋队，但几百万劳苦羣众却只有站在他们自身的政治经验基础上才能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路上去。所以对他们说来，国民会议是这个道路上的一个进步的阶段。因此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同时又并列提出别的四个民主的口号：土地归贫农，八小时工作制，中国独立，中国境内各民族有自决权。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前途——它在理论上是可以思议的，——即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了农民羣众，依靠苏维埃，在无论那种国民会议实现以前，就取得了政权。但是在最近期间无论如何不大可相信的，因为首先要有极强固的集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没有这样的党，还有什么力量来统一你们这样大的中国革命羣众？并且最可惜的就是中国没有强有力的集中的共产党。它还是在刚要建立的时候。而那为民主主义的斗争，却正是造党的一个必要条件。国民会议口号可以把各省分散的运动及暴动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且造成共产党结合的基础，而使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羣众的全国的首领。
　　因此，国民会议口号（根基于普通直接平等及无记名投票选举法产生的）应该全力提出来，应该为它进行勇敢与坚决的斗争。目前，共产国际及中共的正式领导者的纯粹消极作用的立场之完全无用，迟早要无情地暴露出来，假使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派争民主口号的运动进行得愈坚决，则它们将暴露得愈快。那时共产国际的政策必然破产，左派反对派将异常地巩固，且能帮助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的主要力量。

　　一九三○年四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