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沿着勒拿河顺流而下，河水载着几条装满犯人和押送人员的驳船缓慢行驶。夜间很冷，我们把皮袄裹在身上，清晨，皮袄上挂满一层霜。沿途每到一个预先指定的村庄，便有一两个人下船。记得我们在水上航行了差不多3个星期才抵达乌斯季库特村。我和一位也因尼古拉耶夫案被流放的亲密战友一起在这里下船。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在南俄工人协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对社会主义的赤胆忠心和她的无私忘我精神使她具有无可争议的道德权威。共同的工作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不被分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我们在莫斯科羁押解送监狱中举行了婚礼。
这个村庄里有一百来栋农舍，我们住在最边上的一栋里。村子周围森林环绕，下面有一条河，再往北是勒拿河沿岸的一条沙金矿，整个河面上金光闪闪。乌斯季库特有过它的好时光——发狂地纵饮取乐、拦路抢劫的时代。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村庄已经平静下来了，只有酗酒还依然如故。我们住的那栋农舍的男女主人纵饮无度。这地方远在世界的尽头，蒙昧闭塞。夜间，蟑螂在桌上、床上、脸上爬来爬去，使农舍充满了烦人的沙沙声。有时不得不搬出去住上一两天，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把房门敞开。夏天，小咬异常猖獗，一头在森林里迷路的母牛活活被它们叮死。当地农民把涂了沥青的马鬃编的网子罩在头上，以防挨咬。春秋两季，村里一片泥泞。但这里的大自然却十分美丽。不过在那几年中，我对大自然非常冷淡，我似乎舍不得为欣赏自然浪费时间和精力。我生活在森林与河流之中，却对它们视而不见。书籍和个人事务吞噬了我，我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不停地把蟑螂从书页上赶走。
勒拿河是一条流放的大水路。流放期满的犯人也沿着它返回南方。各个流放点的人数随着革命潮流的兴起而不断增多。各流放点之间的联系几乎从未间断过，流放者们彼此交换像理论论文一样的长篇信件。流放犯人在两地之间迁移，在伊尔库斯克省长手里相对容易一些。我和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往东走了250俄里来到伊利姆河，那里有我们的朋友。我在那里曾一度给一位百万富商当办事员。他的小麦仓库、店铺和酒馆遍布于一块相当于比利时与荷兰两国面积之和的土地上。这是一个财力雄厚的商业封建主。几千名通古斯人①供他驱使，他称他们为“我的通古斯人”。他不会写他的姓名，在需要签字时就画十字。他在生活上十分吝啬，过一年穷日子后，他就在下诺夫哥罗德市场上纵饮作乐，挥霍掉几万卢布。我在他那里干了一个半月。一次，我把一俄磅铜绿染料误写成一俄担，并把这张古怪的帐单寄往远处的店铺。这事损害了我的声誉，我辞了职。我们重返乌斯季库特村。当时正值隆冬，气温降到列氏零下44度。车夫用手套掸去马头上的冰块。我的膝头上放着一个10个月的女婴，她头上套着一只皮套筒，她通过皮套筒口呼吸。每到一站我们都不安地把女婴从襁褓中抱出来看看。旅途总算还顺利。但我们没有在乌斯季库特久住，几个月后，省长允许我们迁往南边的维尔霍勒恩斯克，那里有我们的朋友。
①通古斯人系埃文基人的旧称，在中国境内称为鄂温克族。——译注
老民粹派分子是流放中的贵族，他们在漫长的流放岁月中已经安顿下来。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构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在我被流放时，也有一些罢工工人被押送到北方来，他们往往是阴错阳差地被从群众中抓来的，大多数人目不识丁。对这些工人来说，流放是不可取代的政治和文化学校。这里的思想分歧由于无谓的争端而变得更加复杂，在把人们强行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总是这样的。个人的，特别是浪漫的冲突往往带有悲剧的性质，有时还导致自杀。在维尔霍勒恩斯克，我们轮流看护着一个基辅大学生。我在他桌上发现了闪闪发光的金属屑，后来查清他曾用铅自制猎枪子弹。我们没能看住他，他把枪口对准心脏，用脚趾扣动了扳机。我们默默地把他埋葬在一座山丘上。那时我们还羞于致悼词，认为这样做虚伪。在所有大型流放区中，都有自杀者的坟墓。有一些流放者则沉沦在环境之中，特别是在城市里；还有一些流放者成了酒鬼。在流放中和在监狱里一样，只有紧张的工作才能挽救自己。需要提一下，几乎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进行理论工作。
那几年中，我在勒拿这条大水路上认识了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①和其他年轻的革命者，他们在后来将起重大的作用。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每一批新的流放者的到来。在一个漆黑的春天之夜，在宽阔的勒拿河岸的篝火旁，捷尔任斯基用波兰文朗诵着他的长诗，他的面庞和声音都很美，但诗却写得不怎么样。此人的一生是一首最严酷的诗篇。在我到达乌斯季库特后不久，就开始给《东方评论报》撰稿。这是一家地方性的合法刊物，它是由流放的老民粹派创立的，但马克思主义者也偶然插手。我从写农村通讯开始，后来得到编辑部的支持，又转写文学批评和政论文章。我曾非常激动地等待着自己的第一篇报导的刊载。我为了找笔名，随便翻开一本意大利文词典，看到了antidoto（解毒剂）这个词。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文章署名都是安季特·奥托，我开玩笑地对朋友们解释说，想把马克思主义的解毒剂注入合法报纸之中。报纸出我意料地把我的稿酬从一行两戈比提高到一行四戈比，这是成功的最好的证明。我阐述农民问题、评论俄国的经典作品、论述易卜生、豪普特曼②和尼采、莫泊桑和爱斯托尼、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③和高尔基。我常常通宵写作，探索需要的思想或斟酌词句，我把手稿改得乱七八糟。我成了作家。
①乌里茨基，莫伊谢·索罗门诺维奇（1873—1918）俄国革命活动家，1917年10月领导党的军事总部和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1918年3月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译注
②豪普特曼，盖尔哈特（1862—1946）德国作家，德国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19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③安德烈耶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维奇（1871—1919）俄国作家。——译注
从1896年——那时我还企图抵制革命思想——和1897年——那时我已经领导革命工作，但还试图抗拒马克思主义理论——起，我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在我流放时，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了我的基本世界观和思维方法。现在在流放中，我试图用我掌握的观点去分析那些所谓的人生“永恒”的问题，如爱情、死亡、友谊、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等等。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的爱、憎、希望也各不一样。正如树通过它的根汲取土壤中的汁液供养它的花和果实，个人也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中为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哪怕是最“崇高的”）吸收营养。在我那时的评论文学的文章中，我几乎只分析了一个题目，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由这些报刊文章汇编而成的文集不久前刚刚问世。如果我今天再写这些文章，写出来的当然不会与当初的一样，但我无须对它们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正统的或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此时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现在，我在活生生的经验中看到，新的社会需要是多么肆无忌惮地用为完全不同的目的准备的理论呢料来为自己缝制思想制服。在90年代之前，俄国知识分子主要停留在民粹派的理论中，该理论否定资本主义并把农民村社理想化。但此时，资本主义已在敲门，它许诺在未来给知识分子巨大的物质利益，让他们充当重要的政治角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利刃，用它来斩断民粹派的脐带，使自己和令人厌恶的过去一刀两断。因此，在上一世纪的最后几年中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所向披靡。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刚刚完成了这一任务，它就开始让知识分子感到难受了。辩证法在证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进步性时是好的，但当辩证法开始对资本主义本身加以革命的否定时，知识分子就觉得它是束缚并宣布它已经过时。在两世纪相交之际，正是我蹲监狱和流放的那几年，这是俄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批判的阶段。它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的辩护，但抛弃了他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否定。无政府主义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就是通过这条曲折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派。
欧洲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管其质量如何，现在在俄国找到了广阔的销路。只要提一下爱德华·伯恩斯坦成了从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的最受欢迎的向导，就足够了。规范哲学越来越得意地排挤着唯物辩证法。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舆论需要强硬的规范不仅是要对付无法无天的专制官僚，还要反对不受约束的革命群众。康德推翻了黑格尔，但他自己也没有支持多久。俄国自由派来得太迟，它从一开始就坐在火山口上。绝对命令①对它来说是一个过于抽象并且靠不住的保险，为反对革命群众需要更有效的手段。先验唯心主义者变成了东正教基督徒。政治经济学教授布尔加科夫②从在农业问题上修正马克思主义开始，转变成唯心主义者，最后以穿上僧侣的长袍而告终，而且从开始到穿上僧袍之间总共也没隔几年。
①绝对命令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原则。——译注
②布尔加科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1871—1944）俄国经济学家、宗教哲学家，曾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结合起来，从合法马克思主义立场转到宗教哲学的立场。——译注
本世纪的头几年，俄国成了一所各种社会思潮的大实验室。对共济会历史的研究武装了我，使我能够理解思想在历史过程中的辅助作用。“思想不会从天降，”我不断地重复着老拉布里奥拉的话。现在，关系到的不是纯科学的兴趣，而是政治道路的选择。在各个方面审查马克思主义，帮助我和许多年轻的革命者集中思想，把手中的武器磨得更加锋利。我们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决不仅仅是为了与很少触犯我们的民粹派一刀两断，而首先是为了揭示在资本主义本土之内反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不仅在理论上、也在政治上锻炼了我们，我们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那个时期，我们遇到了来自左面的批评。马哈伊斯基在更北面的一个流放区（似乎是维柳伊斯克）流放过一段时间，此人很快就名扬遐尔。马哈伊斯基从批判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开始，他的第一本揭露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小册子在流放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二本小册子批判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并得出了出乎意料的结论：社会主义是以由职业知识分子剥削工人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第三本小册子以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精神否定政治斗争。在几个月之中，马哈伊斯基的著作成了整个勒拿流放区最为引人注目的事情。它们对我来说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有效的疫苗，无政府主义在语言的否定上大刀阔斧，但在具体结论上却毫无生气，甚至还有几分怯懦。
我在莫斯科羁押监狱中初次面对面地碰上无政府主义者——乡村教师卢津，他性格孤僻、生硬、沉默寡言。在监狱期间，他对刑事犯很感兴趣，津津有味地听他们讲凶杀、抢劫之类的事。他不愿介入理论讨论之中。一次，我问他在自治村社制度下铁路将如何管理，他被我追问得无奈，才回答说：“在无政府主义制度下，我有什么必要乘火车。”这是他唯一一次介入理论讨论。这个答复对我来说也就够了。卢津试图把工人们拉到他那边，于是，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斗争，而且并非没有敌意。我们被一起押往西伯利亚。春汛时，卢津决定驾小船横渡勒拿河，他当时有几分醉意，还向我提出挑战。我接受了他的挑战和他一起渡河。在汪洋一片的河面上漂浮着圆木、动物的尸体，还有不少漩涡。尽管我们没少担惊受怕，总算是平安地渡过了勒拿河。卢津忧郁地给我下了口头鉴定：好同志或是其他类似的词。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不过，他很快就被继续押往北方。几个月后，他在那里捅了县警察局长一刀。这个警察局长为人不错，伤势也不危险。卢津在法庭上宣称，他与警察局长无冤无仇，只不过是想借机杀杀专横的国家的威风。他被判处苦役。
当在冰封雪盖的遥远的西伯利亚流放区中热烈地讨论着俄国农民分化、英国工联、绝对命令与阶级利益之间的关系、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问题时，政府也在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斗争。1901年2月，东正教圣教公会革除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教籍。所有报纸都刊登了圣教公会的敕令，指控托尔斯泰犯了6条罪：l）否定倍受赞美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本人的存在；2）否定我主基督死而复活；3）否定圣母无垢受胎，在生育前后始终是处女；4）不承认阴间生活和因果报应；5）否定圣灵恩典；6）亵渎圣餐仪式。那些蓄着大胡子、头发灰白的大主教们和给他们打气的波别多诺斯采夫以及所有其他国家柱石——他们认为我们这些革命者不仅是罪犯，还是疯狂的幻想家，而自己却是以全人类历史经验为依据的清醒思维的代表——要求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相信无垢受孕和圣饼传送的圣灵。当我们反复阅读托尔斯泰的全部异端邪说时，每次都惊讶不已，并暗暗对自己说，不，以全人类经验为依据的是我们；我们代表着未来，而今天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不仅是罪犯，还是狂人。我们信心十足地感到我们一定能战胜这座疯人院。
旧的国家建筑已经布满了裂缝。大学生担当起先锋的角色，由于性急，他们往往求助于恐怖活动。卡尔波维奇①和巴尔马绍夫②的行刺，在流放区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就像是听到了警报一样。我们就恐怖策略展开了讨论，流放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致反对恐怖主义，诚然个别人有过短暂的犹豫。我们认为，化学炸弹不能代替群众。单枪匹马地蛮干，没等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自己就在英勇的斗争中烧成灰烬。我们的事业不是刺杀沙皇的大臣，而是用革命来推翻沙皇制度。这正是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分水岭。如果说监狱是我的理论形成期的话，那么流放就是我的政治自决期。
①卡尔波维奇，彼得·弗拉基米诺维奇（1874—1917）社会革命党人，1901年行刺教育部长。——译注
②巴尔马绍夫，斯捷潘·瓦列里安诺维奇（1881—1902）社会革命党人，1902年枪杀内务部长Д．C．西皮亚金，被判处绞刑。——译注
这样过了两年，在这段时间内，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的大桥下面不知又流过了多少水。运动开始从地下走上街头。在几个州中发生了农民骚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扩展到西伯利亚的铁路沿线上，并与我建立起联系。我为他们撰写号召书和传单，在长达3年的间断之后，我重新投入到积极的斗争之中。
流放者都不原意再在这里呆下去，逃跑之风开始盛行。于是只好规定先后顺序。几乎每个村里都有这样的农民，他们在孩提时代就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影响。他们悄悄地把政治犯用船、大车和雪橇接力似送出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的警察实际上和我们一样软弱无力，广阔无垠的土地既是警察的盟友，又是他们的敌人。想抓住逃跑的流放犯是件难事，他淹死在河里或冻死在原始森林里的机会要更多些。
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但仍各自为战，每个地区，每个城市都进行各自的斗争。沙皇制度在行动统一上占有巨大的优势。这时，一些人想到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我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篇专题报告，并复写了许多份，报告在各流放区流传，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我们以为在国内或国外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考虑得不够。其实，他们不仅考虑了，而且还付诸行动。1902年夏天，我收到了从伊尔库斯克寄来的几本书，包书用的是纸张极薄的国外近期报纸，我从这上获悉，在国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报纸《火星报》，其任务旨在建立具有铁的行动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的统一组织。列宁在日内瓦出版的《怎么办》一书传到这里，该书是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我顿时感到我那些专题报告、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为社会民主党西伯利亚联合会写的宣言，在这一宏伟的新任务面前显得这么渺小、孤陋寡闻。应当寻找其他的活动领域，应当逃离这里。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小的还不满4个月。在西伯利亚这种条件下的生活本来就不轻松，我的逃跑势必成倍地加重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的负担。但她只用“应该”这两个字排除了这个问题，对她来说，革命义务高于一切，首先是高于个人的考虑。当我们意识到这些新的宏伟任务时，是她首先提出让我逃跑的，她排除了由这条路所产生的一切疑虑。在我逃跑后的几天内，她成功地对警察掩盖了我的离去。我在国外期间，难得和她通信。此后，她又被第二次流放。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只是偶尔见过几次，生活把我们分开，但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牢不可破的思想联系和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