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我来到俄国驻纽约的总领事馆，尼古拉二世的照片已从那里摘走，但仍笼罩着浓厚的旧俄国警察局的气氛。经过必不可少的拖延和口角之后，总领事吩咐下属发给我前往俄国所需要的证件。我在英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填表时，那里的官员宣称，英国当局不会妨碍我回国。这样，一切全都准备就绪了。
3月27日，我和我的家眷以及几位同胞一起乘挪威客轮“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启程离开纽约。人们用鲜花和告别辞欢送我们前往革命的祖国。我们持有护照和签证。革命、鲜花和护照使我们这些流浪汉的心灵充满和谐。轮船在哈利法克斯（加拿大），遭到英国海军当局警官的检查，他们只是走过场地查看了美国人、挪威人、丹麦人和其他国家乘客的证件，却对我们俄国人公然进行盘查：我们的信念如何，有什么政治计划等等。我拒绝在这方面与他们交谈。有关我个人身份的情况你们都可以得到，仅此而已，因为俄国国内政治尚不处于英国海上警察的监督之下。但这并不妨碍警官麦肯尼和韦斯特伍德在第二次毫无结果的盘问之后，向其他乘客调查我的情况。警官坚持我是一个terrible socialist（可怕的社会主义者）。这种调查如此下流无耻，与其他有幸不属于英联邦成员国的乘客相比，俄国革命者受到如此特殊的对待，几位被盘问的俄国人向英国当局强烈抗议警察局特务的暴行。我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是对阎王抱怨小鬼，白费劲。但是，当时我们还预见不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4月3日，几位英国军官率领水兵登上了“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客轮，以地方当局的名义要求我和几位俄国乘客下船。至于这一要求的理由，他们答应到哈利法克斯给我们把全部事情“搞”清楚。我们宣布要求是非法的并拒绝服从。武装水兵冲向我们，在大多数乘客的“shame（可耻）”，的喊声中把我们架上军用快艇。它在一艘巡洋舰的护送下把我们送到哈利法克斯。当十来个水兵把我抬起来时，我的大儿子跑来帮我，用他的小拳头打了军官一下，喊道：“爸爸，还打吗？”那时他11岁。英国民主就这样给他上了第一课。
警察局把妻子和孩子留在Halifax（哈利法克斯），其余人用火车送往Amherst（阿默斯特）集中营，这里关押着德国战俘。在集中营的办公室对我们进行搜身。我在被关到彼得保罗要塞去时都没有遭受过这种待遇。因为在沙皇的要塞中，宪兵脱衣搜身是单独进行的，可在几个民主的盟国手中，我们却在十几个人的面前遭到无耻的嘲弄。我永远忘不了头戴红色刑警帽的瑞典—加拿大军士奥尔欣，他是负责搜身的头头。那些遥控操纵这出把戏的恶棍十分清楚我们是清白的俄国革命家，我们要返回被革命解放了的祖国。
只是到了第二天早晨，才在我们的再三要求和抗议下，集中营长官莫里斯上校正式告诉我们被捕的原因：“你们对俄国现政府是危险人物。”他这样扼要地对我们宣布，因为他不善言词，而且他的脸上从一早起就带有可疑的兴奋。“但须知是俄国政府在纽约的外交代表发给我们去俄国的通行证，最后，俄国政府的事应由俄国政府自己管！”莫里斯上校想了想，上下颌翕动了几下，补充说：“你们对所有盟国都很危险。”没有出示任何拘留我们的证件。上校又从个人角度补充说明，我们是政治流亡者，我们之所以离开祖国显然是事出有因，因此我们不该对现在发生的事大惊小怪。俄国革命对这个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试图对他讲解清楚：那些当时曾迫使我们沦为政治流亡者的沙皇大臣们本人由于来不及逃往国外，如今已成了阶下囚。但这对于这位在英国殖民地与布尔人的战争①中获得官衔的上校来说，过于复杂了。由于我跟他说话不够恭敬，他在我背后吼叫道：“他要是在南非海岸落到我手里……”这是他最喜爱的口头禅。
①“与布尔人的战争”指英布战争，系英国对南部非洲两个布尔共和国的侵略战争，结果使两个共和国沦为英国殖民地。布尔人系南部非洲的荷兰移民。——译注
我妻子不是正式政治流亡者，因为她出国时持有合法护照，但她仍和我们的11岁和9岁的两个儿子一起被捕。说到孩子们的被捕，并非夸张之词。最初加拿大警方想把孩子们和妈妈分开，单独把他们关到孤儿院里。这使我妻子十分震惊，她宣称无论如何也不离开他们。只是在她的抗议下，孩子们才和她一起禁闭在一个俄裔英国警察的住宅里。为了防止寄出“非法”信件和电报，不准孩子上街，哪怕是离开母亲单独上街也不准。换言之，就是孩子们也处在监视之下。11天后，妻子和孩子们才搬进了旅馆，不过每天仍要到警察局去一趟。
军事集中营设在一座从德国私有者手中没收的、已经彻底废弃的旧铸铁厂厂房中，大厅的每一面墙边都放着两排三层床铺。我们800人就在这种条件下住在一起，不难想象这间卧室在夜间的空气如何。人们每天彼此撞来撞去，在过道里挤做一团，睡觉、起床、打扑克或下棋。不少人自己制作东西，有些人的技术相当高超。我现在在莫斯科仍保存着阿默斯特战俘做的小东西。尽管战俘们在身体和精神自卫上做了超人的努力，但在他们之中仍有5个人神经失常。我们和这几个神经失常的人在一间屋子里，一起睡觉、吃饭。
我和800名战俘一起生活了将近一个月。这800人中，约有500人是从被英国人击沉的德国军舰上俘虏来的，约有200名是战争爆发时仍在加拿大的工人，还有100多人是军官和资产阶级文职人员。当德国难友们了解清楚我们被捕是因为我们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确定下来了。被关在木板间壁那边的军官和海军上士立刻把我们当成敌人，而普通群众却对我们越来越同情。在集中营关押的一个月好像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集会。我给俘虏们讲述俄国革命、李卜克内西、列宁、旧的共产国际破产的原因、美国介入战争。除了演讲之外，我们还不断进行分组谈话，我们的友谊日益加强。据普通战俘群众的情绪可以把他们分为两类：“够了，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这些人一心想走上街头和广场。另一些人说：“他们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不行，我再也不让他们摆布了”“你怎么躲得开他们？”另一些人问道。采煤工巴宾斯基，这个身材高大，长着一双蓝眼睛的西里西亚人说：“我和妻子、孩子们搬进森林深处，在周围挖上陷井，不带枪不出家门，谁也别想往我跟前凑……”“巴宾斯基，连我也不让靠近吗？”“连你也不让，我谁都不信……”水兵们千方百计改善我的生活条件，经过再三抗议，我才赢得了排队打饭、参加扫地、削土豆、洗餐具、打扫厕所等集体劳动的权利。
普通士兵群众与军官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某些军官在被俘后仍给他管辖下的士兵记操行。最后，军官们去找集中营长官莫里斯，汇报我的反爱国主义宣传。英国上校马上站到霍亨索伦王朝的军官一边，禁止我继续公开演讲。不过，这已是我们关押在集中营的最后几天的事了，它使我和水兵、工人更加接近。我们以530人联名签署的抗议书来抗议这项禁令。在手狠心黑的奥尔欣军士面前进行的这种公民投票，完全补偿了我在阿默斯特集中营所受的全部苦难。
我们关押在集中营的整个期间，当局始终拒绝给我们与俄国政府联系的权利。我们拍往彼得格勒的电报稿也被他们扣住不发。我们试图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①打电报控诉对我们这种权利的剥夺。但这封电报也没有拍出去。莫里斯上校在殖民地习惯于简化habeas corpus（人身保护），此外，还有战争为借口。在允许我与妻子见面之前，集中营长官先规定条件：不准我交给她任何去见俄国领事的任务。这可能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为了表示抗议我拒绝与妻子会面。当然，领事一点也不急于帮助我们。他在等待指示，但指示显然还没有下达。
①劳合·乔治，戴维（1863—1945）1911—1922年任英国首相，自由党最重要的领袖。——译注
需要指出，关于逮捕和释放我们的幕后交易我至今仍不完全清楚。当我还在法国活动时，英国政府想必已把我列入了它的黑名单中。它千方百计地协助沙皇政府将我驱逐出欧洲。显然，以往日的黑名单为根据，再加上有关我在美国进行反护国主义活动的情报，英国政府决定在哈利法克斯逮捕我。当有关我被捕的消息传到俄国报刊上时，英国大使馆显然不担心我会返回俄国，它给彼得堡各家报纸寄去正式通知，说在加拿大被捕的俄国人都得到了“德国使馆为推翻临时政府而发放的津贴”。这起码说得毫不含糊。列宁领导的《真理报》4月16日回击布坎南（文章无疑是列宁亲笔撰写的）说：“通告说1905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数十年来无私地献身于革命工作的革命家——托洛茨基会与德国政府资助的阴谋有关，我们能有片刻相信它的严肃性吗？这纯系对革命家闻所未闻、丧心病狂的诬蔑！布坎南先生！您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消息？您为何不把它公之于众呢？……6个人抓住托洛茨基同志的胳膊和大腿把他抬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对俄国临时政府的友谊！”……
临时政府本身在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则更不清楚。当时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一心坚持要逮捕我，这是无须证明的，他还在1905年就与“托洛茨基主义”——这个术语就是他发明的——进行过殊死的斗争。但米留可夫还要仰仗苏维埃，因此他需要更加谨慎行事，因为他的社会护国主义盟友尚未投入迫害布尔什维克的活动之中。
在英国驻俄大使布坎南的回忆录中把此事描写成这样：“托洛茨基和其他俄国人被关押在哈利法克斯，直到弄清临时政府对他们的意图为止。”据布坎南所说，立即将我们被捕之事通知了米留可夫。4月8日英国大使转告本国政府，米留可夫要求释放我们，但两天之后，就是这个米留可夫又收回了自己的要求，表示希望将我们继续关押在哈利法克斯。布坎南推断说：“因此，继续关押他们的责任应该由临时政府承担。”所有这些都像是真的。布坎南在回忆录中只是忘了说明我得到的那笔用来推翻临时政府的德国津贴是怎么处置的。被我逼得走投无路的布坎南，在我刚回到彼得格勒，就在报纸上宣称，津贴的事他一无所知。这也不足为奇。人们扯谎从来不像在“伟大的”,“解放”战争时那么肆无忌惮，如果谎言也有爆炸力的话，我们这个行星早在凡尔赛和约之前就会炸成齑粉了。
苏维埃最终出面干预，米留可夫只好投降。4月29日，把我们从集中营释放的时候到了。但释放我们时也使用了暴力。他们只是简单地命令我们收拾东西，并在押送队的押送下动身。我们要求对我们说清楚：把我们押往何方，出于什么目的。他们拒绝回答。战俘们激动不安，以为会把我们送往要塞。我们再次要求把最近的俄国领事召来，他们又拒绝了。我们有充分理由不相信这些从广阔的水路上来的先生们的好意，我们宣布，如不告诉我们新旅途的目的，我们就拒绝动身。集中营长官命令使用武力。押送队的士兵搬走了我们的行李。我们坚决躺在床上不动。押送士兵面临着强行把我们架走，就像一个月前把我们从客轮上抬下来一样，只不过这次还要通过大群骚动不安的水兵。只是到了这个时候，集中营长官才让步了。他以其固有的英国殖民者的腔调宣布，他要把我们押上丹麦客轮送回俄国。上校胀得通红的脸抽搐着，他无论如何不愿接受我们从他手中溜掉的事实。要是我们在非洲海岸落到他手里的话！……
当把我们押出集中营时，难友们隆重地欢送我们。这时，军官们却躲在他们的木板间壁后面，只有几个人把鼻子伸出板缝。水兵和工人沿着整个过道站成两排，一个用自制乐器的乐队演奏了革命进行曲，友谊的手从四面八方向我们伸来。一位战俘做了简短的发言，欢迎俄国革命，诅咒德国君主政体。至今我回想起在战争白热化的时候我们在阿默斯特与德国水兵亲如兄弟，心头仍感到温暖。在后来的岁月中，我收到了其中许多人从德国寄来的信件。
当时逮捕我们的英国宪兵军宫麦肯尼在我们起程时也来了，临别时我威胁他说，我第一件事就是在立宪会议①中就英国、加拿大警察侮辱俄国公民一事对外交部长米留可夫提出质询。
①立宪会议系俄国的议会机构，1918年1月6日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解散。——译注
机灵的宪兵回答说：“我希望您永远进不了立宪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