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保卫彼得格勒

  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各条战线上战斗的革命部队共有16个军。法国大革命也拥有差不多的兵力,约有14个军。16个军中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虽不久远但却非常辉煌的历史。只要叫出某个军的番号,立刻就能回想起几十件鲜明独特事迹。每个军的面貌尽管不是固定不变的,但却是生动而光辉的面貌。

  扼守彼得格勒西部要道的是第七军。长时期扼守一处,对它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警惕性减弱了。军里的一些优秀干部,甚至还有整营、整连被抽调到前线战事频繁的地段去了。对革命军队来说,需要不断激发它们的热情,原地踏步不前,只能导致失败,有时甚至是以灾难告终的。这次也不例外。

  1919年6月间芬兰湾的要塞“红山”炮台被一队白军占领,几天之后又被红色水兵夺回。结果发现第七军参谋长伦德克维斯特上校把全部机密情报交给了白军,跟他合谋的还有一些阴谋分子。这件事震动了全军。

  7月间,尤登尼奇①将军作为高尔察克②认可的私人代表,当了白军西北军的总司令。在英国和爱沙尼亚的支持下,在8月间成立了俄国“西北政府”。驻芬兰湾的英国舰队许诺支持尤登尼奇。

  ①尤登尼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62—1933)沙俄将军,1919年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总司令。——译注

  ②高尔察克,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1873—1920)沙俄海军上将,1917年任黑海舰队总司令。国内战争期间自封为俄国最高执政者,被伊尔库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枪决。——译注

  尤登尼奇在我们即使没有他们的进攻也已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发动了进攻。邓尼金占领奥廖尔,威胁着军事工业中心图拉。再往后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就不长了。南线吸引了我们的全部注意力。从西面来的第一次有力的打击,使第七军彻底地失去了平衡。它几乎未曾抵抗就撤退下来,抛弃了武器、辎重。彼得堡领导人,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向列宁报告了敌方武器装备精良:自动步枪、坦克、飞机、在侧翼的英国重炮舰等的全面优势。列宁得出结论,如果要击败尤登尼奇用最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军官队伍,我们只能削弱或牺牲其他前方阵线,首先是南方前线的兵力,但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他认为,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放弃彼得格勒缩短战线。列宁在得出这惨痛退却是必要的结论后,就着手争取支持者。

  我从南线回到莫斯科后,就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彼得格勒不能满足尤登尼奇及其主子的欲望:他们想与邓尼金在莫斯科会师。尤登尼奇能在彼得格勒得到大量的工业物资和人力资源。此外,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并没有什么险要的屏障。我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应誓死保卫彼得格勒。我首先得到的当然是彼得格勒人的支持,当时是政治局委员的克列斯京斯基①站到了我这一边,好像斯大林也同意我的意见。我在一昼夜里多次评击列宁。最后他说:“那就让我们试试吧”。10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我的关于前线形势的决议案:“鉴于存在着严峻的军事危险,必须真正把苏维埃俄国变为军营。在党组织和工会机构中对每一个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工会的工作人员进行普遍登记,做好应征入伍的准备”。后面列举了全部具体措施。对彼得格勒来说是:“决不放弃”。我在当天向国防委员会提交一份草案:“寸土不让;在城内进行巷战,誓死保卫彼得格勒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白军只有二万五千士兵,即使都能攻入这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在遇到组织得当的有力的巷战抗击之下,他们必定会陷入灭顶之灾,我对此毫不怀疑。此外,我认为有必要(尤其在爱沙尼亚和芬兰出兵时)事先拟订把军队和工人向东南方向撤退的计划:这是挽救彼得堡工人优秀分子免遭全歼的唯一出路。

  ①克列斯京斯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83—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历任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苏联驻德全权代表、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同情托洛茨基派,1927—1928参加“新反对派”。——译注

  16日我来到了彼得格勒,第二天我接到列宁的信:

  “托洛茨基同志:

  国防委员会的决议已经通过。昨夜用密码给您发去……您可以看到,您的计划已经采纳。至于把彼得堡工人南撤一事,当然不会否决(据说,您对克拉斯诺夫和李可夫谈过此事);但过早谈可能会影响斗争到底的决心。如果敌人企图包抄和切断彼得堡,您当然可以当机立断,做出相应的调整……附上国防委员会委托我写的告人民书,因为太匆促,写得不好、最好把我的署名放在您的署名下面。

  此致敬礼!

  列宁”①

  ①参见《列宁文稿》第七卷第562—563页。——译注

  我想,这封信相当清楚地表明了在我与列宁之间像这类尖锐的局部性的意见分歧(在这样规模的工作中,这是在所难免的)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对我们的私人关系和共同工作没有丝毫的影响。我还想到:如果在1919年10月里不是我反对列宁,而是列宁反对我;假如不是列宁,而是我坚持放弃彼得格勒的意见,那么今天不知会有多少文章,用全世界各种语言来揭发“托洛茨基主义”危害革命的罪证呢。

  1918年,协约国把内战强加给我们,是为了能战胜德皇威廉。但现在已是1919年,德国已被击溃。协约国却依然耗费几亿巨资在革命的国土上散布死亡、饥谨和瘟疫。尤登尼奇是英、法两国豢养的雇佣兵队长,背后有爱沙尼亚为他撑腰,左翼有芬兰掩护。协约国要求这两个被革命解放了的国家来帮助宰割革命。在赫尔辛基也像在雷瓦尔一样,进行着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天平时而倒向这边,时而倒向那边,在这二者之间摆动不定。我们警惕地注视着这两个对彼得格勒形成钳形包围的小国。

  9月l日我在《真理报》上写了一篇警告敌人的文章:“当前我们调到彼得格勒前线的师团中,巴什基尔骑兵师不是一支末流的部队。如资本主义芬兰胆敢进犯彼得格勒,红色巴什基尔人将在‘向赫尔辛基进军’的口号下挺进。”

  巴什基尔骑兵师是刚刚组建起来的。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把它调到彼得格勒,让草原健儿能在城市文化环境中生活一段时间,以便他们接近工人群众、逛逛俱乐部和剧院,参加群众集会。现在又有了一种新的更为紧迫的用意:用巴什基尔人的进军来恐吓芬兰资产阶级。

  但是我们的警告远不如尤登尼奇进展的速度有分量。10月13日他占领了卢加,16日拿下了红村和加特契纳,进攻的矛头直指彼得格勒,并准备切断彼得格勒—莫斯科铁路线。尤登尼奇在发动进攻的第10天已经到了皇村(儿童村)。他的骑兵侦察队在高处已能看见伊萨基辅大教堂①的镀金圆顶了。

  ①伊萨基辅大教堂位于彼得格勒,俄国古典主义晚期的建筑古迹。建于1818—1858年,是彼得格勒主要建筑之一。现辟为博物馆。——译注

  芬兰电台抢在事件发生之前就报导了尤登尼奇部队攻占了彼得格勒的消息。协约国驻赫尔辛基的大使们正式向各国政府报告了这一消息,在整个欧洲、整个世界传遍了红色彼得格勒陷落的消息。瑞典一家报纸发表了题为《彼得格勒热世界周》的文章。

  芬兰的统治集团格外狂热,现在不仅军界,连政界也赞同进行干涉。谁也不肯放过到手的猎物。芬兰社会革命党答应保守“中立”。一个白党历史学家写道:“对武装干涉问题的辩论完全是经济方面的辩论”,只要得到五千万法郎的保证金就行了。这就是协约国交易所中彼得格勒鲜血的价格。

  爱沙尼亚方面的问题也同样棘手。10月17日我在给列宁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如愿地保住彼得格勒,我们就有可能全歼尤登尼奇。障碍是尤登尼奇在爱沙尼亚的避难权。必须要求爱沙尼亚保卫边界以防他的部队闯入。否则,我们就有进入爱沙尼亚追剿尤登尼奇的权力。”这个建议是在我们的军队赶走了尤登尼奇之后才通过的。但他不是一下子就赶走的。

  我在彼得格勒见到了极端的惊慌失措。一切都完了,部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指挥员看着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看着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是造成惊惶失措的罪魁。斯维尔德洛夫曾对我说过:“季诺维也夫就是惊慌失措。”斯维尔德洛夫看人看得很准。也确实如此:在一帆风顺的阶段,用列宁的说法是:“平安无事”的阶段,季诺维也夫就趾高气扬,风头出尽。一旦情况不好,季诺维也夫就躺在沙发上(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长吁短叹。从1917年以来,我可以肯定,季诺维也夫不是趾高气扬,就是躺在沙发上,他的情绪总是处于这两个极端,没有中间状况。这一次我见到他躺在沙发上。在他周围也有些像拉舍维奇①那样的英勇无畏的人,但他们也都心灰意懒、无所作为。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这在各方面都有所反映。我从斯莫尔尼宫打电话给军车库要汽车,汽车没按时来。从调度员的声音里我听出了无动于衷、悲观、失望、坐以待毙的情绪,它已经侵入到行政机关的下层。必须采取严厉措施,因为敌人已经到了大门口。像往常遇到这种情况时一样,我倚靠专列的队伍,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都可以信赖这些人。他们进行了核查、施加了压力、建立了联系、撤换了不称职的人、堵住了漏洞。我不理采名声扫地的彼得堡市委机关,越过了二、三级,一直下到基层机关:区党组织、工厂、兵营。在坐等近期内就把城市交给白军时,没有人愿意过分出头露面。但下面一旦感到城市不会被交出,必要时将在城内(街头和广场上)进行抵抗,情绪立刻彻底改观。最勇敢的和勇于自我牺牲的人都抬起了头。一队队男女工人带着工兵器械从各家工厂里走了出来。那时,彼得格勒工人的外貌是很惨的:由于吃不饱而面带土色、衣衫褴褛、鞋子破旧,往往还不成对。——同志们!我们能放弃彼得堡吗?“不,决不放弃!”激情在妇女们的眼睛里燃烧,母亲、妻子、女儿们不愿意离开那虽然不惹人爱,但却是温暖的窝。她们高亢地回答:“决不放弃。”手像握枪一样地紧握着铁锹,不少妇女拿着真正的步枪,或者守在机枪旁边。全城划分成几个区,由工人指挥部领导。重要的地段拉上铁丝网,选好了一些炮兵阵地,并预定了射击区域。在广场和最重要的交叉路口布署了约60门炮,盖着掩蔽物。渠道、街心公园、高墙、栅栏、房屋都成了工事,在郊区和沿涅瓦河岸挖了战壕。整个城市的南部变成了堡垒,在许多街道和广场上建起了街垒。在工人住宅区散发出的新气息传到了军营、后方、野战部队。

  ①拉舍维奇,米哈伊尔·米哈伊诺维奇,(1884—1928)苏联党的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历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三集团军司令、东方面军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海陆军副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曾参加托洛茨基派。——译注

  已经打到普尔科夫的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10到15俄里了。我在两年前曾到过那里。那时革命刚刚胜利,为捍卫自己的生存而与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的队伍作战。彼得格勒的命运目前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必须用一切方法立即制止退却的惯性。

  我在10月18日发布的命令中要求:“在极度惊慌失措的地方不准写关于残酷战斗的假情况。谎报军情以叛国罪论处。军事上允许犯错误,但不得说谎、不允许自欺欺人。”像往常最危急的关头一样,我认为首先必须对全军、全国讲明残酷的事实真相。我公布了当天发生的一次毫无意义的退却事件。“某步兵团的一个连,因为在自己侧翼发现敌散兵而惊恐不安。团长下令退却,全团奔跑了8—10俄里退到亚历山得罗夫卡。经过侦查,知道在侧翼的是自己部队……向后方逃窜的团队表现得并不太坏,刚刚恢复了信心之后立即转回防地,一路急行军,虽然天气寒冷可还是跑得汗流浃背,在一小时内跑了8俄里,以很小的代价打退了少量的敌人,夺回了原有阵地。”

  在这段小插曲中,我不得不充当了团长的角色。在整个战争期间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当退却的部队几乎涌进驻扎在亚历山得罗夫卡的师司令部时,我随便骑上一匹马东奔西跑,让部队向后转。这在开始时引起了一阵混乱,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出了什么事,有些人继续后退。我骑着马把他们一个个地追回来,到这时我才发现我的传令兵科兹洛夫紧跟我在后面疾驰而来。他是莫斯科近郊的农民,是旧军队的士兵。他完全陶醉了,他手拿纳干手枪在后退的战士中跑来跑去,一再重复我的命令。他舞动着手枪扯着嗓子高声喊叫:“弟兄们,别害怕,现在率领你们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现在进攻正以刚才撤退的速度进行。没有一名红军战士掉队。大约走了两俄里开始响起了可憎的子弹呼啸声。第一批伤员倒下了。团长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在全团收复刚才放弃的阵地时,团长双腿受伤。我坐卡车回司令部,沿途我们收容了伤员。推动力已经给了,我深深感到我们能够保住彼得格勒。

  这里我们应该谈谈读者们可能已经两次油然产生的疑问:作为一个统率全军的领导人是否有权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局部战斗?我要这样答复你们: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绝对不变的行为准则是没有的。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情况。伴随我在前沿奔驰的军官们不止一次地说:“这样的地方连旧军队的师长都不肯来。”资产阶级记者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沽名钓誉,追求“宣传”效果,这无非是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来表达超出他们理解水平的事物的结果而已。

  实际上,产生红军的条件、人员的组成和国内战争本身的性质都要求这样做,别无他法。须知一切都在重新建立:军纪、战斗素养以及军事权威。当时,尤其是在第一阶段,我们既没有力量由中央按计划给部队提供它所必需的一切,也不能以革命激情借助通令和半匿名的号召感染这在炮火下组织起来的军队。首先应该以身作则,在战士面前赢得权威,然后才能使上级领导的严格要求得到战士的拥护。在没有传统的地方特别需要鲜明的榜样,个人的冒险是通往胜利之路的必不可少的学费。

  必须彻底改组、更新和充实屡屡失利的指挥班子,政委班子的调整更大。所有部队增加了共产党员,从内部得到了加强。调来一些新的部队,把军事学校的学生投到前线阵地。所有很松垮的后勤机关在两、三天内紧张起来。红军战士吃得饱一些,换上新内衣、靴子,听了报告,于是精神抖擞、士气陡增,面貌焕然一新。

  10月21日这一天是决定性的一天。我们的部队退到了普尔科夫高地,再往后退就意味着战斗将在城里进行。在此之前,白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21日我军在普尔科夫一线设防固守,开始反击,敌人的进攻受挫。22日红军转入了进攻。尤登尼奇及时地调上了预备队,充实了防线。战斗空前激烈。23日傍晚我们攻占了皇村和巴甫洛夫斯克市。与此同时,邻近阵线上的第十五军从南面压上来,严重地威胁着白军的后方和右翼。转折开始了。开始时被敌人打得措手不及,后来又节节失利的部队开始在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方面展开竞赛,一心洗去耻辱,牺牲是重大的。白军司令部断言,我方的损失较大。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他们有较丰富的作战经验和较多的武器。我方在自我牺牲精神上占了优势,年轻的工人、农民、莫斯科和彼得堡军校的学员都不怕牺牲,他们冒着枪林弹雨进攻,手持手枪扑上敌人的坦克。白军司令部曾报道过关于赤色分子的“蛮勇”。

  在过去的几天里几乎没有抓到过俘虏;投诚过来的人屈指可数。现在投诚的和俘虏的人数激增。考虑到战争的严酷性,我在10月24日下命令:“不准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和投诚者,如有违者严惩不贷。”

  我们开始进攻,无论是爱沙尼亚人或是芬兰人都再也不想干涉了。被击败的敌人在两星期内到达爱沙尼亚国境时,已经溃不成军。爱沙尼亚政府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伦敦、巴黎没有人再关心他们。昔日的协约国的“西北军团”竟在饥寒交迫中灭亡了。约有一万四千名伤寒病患者送进了野战医院的病房。所谓的“彼得格勒热世界周”就这样收场了。

  后来白军头目抱怨英国海军上将考文,说他违背了诺言,没有从芬兰湾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援。这样的抱怨最起码是有些夸张的。我们的3艘鱼雷艇在夜航中触雷,550名年轻海员葬身海底。这笔帐无论如何也要记在英国海军上将身上。我在当天向陆海军官兵发布了哀悼令:

  “红军将士们!你们在各条战线上都能遇上怀有敌意的英国人的阴谋诡计,反革命军队用英国武器向你们开火。在申库尔斯克和奥涅格两地、南线和西线战场上的仓库里你们还可以找到英国制造的军需品,被你们抓获的俘虏穿的是英国的制服。阿尔汉格尔斯克和阿斯特拉罕的妇女和儿童被英国飞行员用英国炸弹炸死或炸残,英国的军舰炮轰我们的沿海各地……

  “就是在今天,在我们与英国雇佣军尤登尼奇激战的时刻,我要求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存在着两个英国。除了唯利是图、横行霸道、行贿受贿和嗜血成性的英国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勤劳、精神伟大、具有国际团结伟大理想的英国。反对我们的是卑鄙无耻的、交易所的英国,拥护我们的是勤劳的人民的英国。“(见1919年10月24日致陆海军将士第一百五十九号命令)

  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教育任务与战斗任务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战火洗礼中进入意识的思想是牢固永恒的。

  *       *

  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悲剧情节与喜剧情节之所以总是交替出现,与在人类的生活中伟大的往往与渺小的和卑鄙的混在一起是出于同一个原因。

  这时,季诺维也夫已经从沙发上爬了起来,又有了几分得意。他以共产国际名义给我颁发奖状:

  “保卫红色彼得格勒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从而也是对共产国际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彼得格勒而战的首功应归于您,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我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您赠送锦旗,请您将它们授予在您领导下的光荣红军中功勋卓著的部队。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格·季诺维也夫。”

  从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会以及其他机构我也得到了类似的奖状。我把锦旗转交给各团,奖状交由秘书保存在档案里。经过很久以后,它们被清除了出来。到那时候季诺维也夫也已经彻底改变了腔调。

  现在很难再形容,甚至回忆起当时因彼得格勒城下的胜利所引起的若狂的欢欣。此外,这胜利与南方战线的头几次决定性胜利正巧同时发生,真是双喜临门。革命再次昂起了头。由于列宁在10月中旬认为战胜尤登尼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一胜利在他眼里获得了更大的意义。政治局决定授予我一枚红旗勋章以表彰保卫彼得格勒的功绩。这一决定使我非常尴尬。在推行颁发革命勋章制度的问题上,我是几经犹豫后才同意的:就在不久以前我们刚刚废除了旧的授勋制度。实行授勋制,我想把它作为对那些革命责任感不强的人的进一步鞭策因素。列宁支持我的看法。授勋制度建立起来了。

  起码是在那几年里,勋章颁发给在炮火下出生入死建立战功的人。现在把勋章颁发给我,如不否定勋章是战功的证章资格,我是不能拒绝的,因为我自己也曾多次颁发过这种证章。我除了服从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段插曲,其真正的意义我事后才明白。在政治局会议快结束时,加米涅夫不好意思地提议给斯大林授勋。“为什么?”加里宁愤怒地问,“为什么给斯大林,我不明白?”人们用开玩笑的方式制止了他,通过了提案。布哈林在休息时责备加里宁说:“您怎么能不明白?这是列宁的意思。别人有的斯大林如果没有,他就活不下去。他会永远耿耿于怀。”我完全理解列宁的用心,由衷地赞成他的主意。

  颁奖仪式在大剧院里隆重举行。我先在苏维埃党政机关联席会议上做了军事形势报告。当主席最后点到斯大林的名字时,我带头鼓掌祝贺,但响应的掌声却寥寥无几。全场由于不解而产生的冷场,与前面的热烈欢呼声形成鲜明的对照。斯大林还算知趣,没有出席授勋仪式。

  我更满意的是我的专列集体荣获红旗勋章。11月4日颁布的嘉奖令上宣布:“我们专列全体工作人员在第七军10月17日到11月3日的英勇战斗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克利格尔、伊万诺夫和查斯塔尔等同志在战斗中牺牲;普列杰、德劳金、普林、切尔尼亚夫采夫、库普里也维奇、特斯纳等同志受伤;亚当逊、普林、基谢利斯被震伤……其他人的名字我不再列举,否则将一一点到。在前线上发生的这次转折,我们专列的同志们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列宁给我打电话问:“您读过基尔杰措夫的书吗?”我对这名字一无所知。“这是一位白俄、是个敌人,他的书描写了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的经过。”应该指出,列宁一般比我更注意白俄的刊物。过了一天他又问我:“读过了吗?”“没读。”“要不要我把我的书给您送过去?”但我应该也有这本书。我和列宁都能得到从柏林寄来的新书。“务必读一读最后的那一章,这是敌人作出的评价,也谈到了您……”但我始终抽不出时间来读它。不久前,在君士坦丁堡,这本书不知怎么落到了我的手里。我想起了列宁曾坚持要我读最后的那一章。下面就是使列宁十分感兴趣的评价,它是尤登尼奇的一位部长写的:“10月16日托洛茨基匆匆忙忙地来到彼得格勒前线,红色司令部的惊惶失措,很快被他那旺盛的精力一扫而光。离加特契纳陷落前几个小时,他还想在这里阻止白军的进攻。直到发觉实在不行时,才匆匆离开城市赶去部署皇村的防务。大批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他迅速地集中了彼得格勒的军校学生,动员全城男性居民,用机枪(?!)把所有的红军部队赶回阵地,用他那得力的措施使一切彼得格勒的关口进入防卫状态……”“托洛茨基成功地在彼得格勒就地组织起精神上强大的工人共产党部队并把它投入到最激烈的战场。尤登尼奇司令部证明是这些队伍,而不是(?)红军部队,还有水兵营和军校学生,他们像雄狮一样勇猛地战斗。他们主要凭借刺刀对付坦克,虽然成排成排地倒在钢铁怪物的致命火力之下,但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

  当然,我们从来没有用机枪督战。但是我们确实守住了彼得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