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二十五章 论造谣中伤者 1917年5月初，我到彼得格勒时，一场针对列宁乘坐的“铅封”列车回国而进行的斗争正在全面展开。新上任的社会主义的部长们与那个不放列宁回国的劳合·乔治沆瀣一气，对列宁取道德国回国一事横加指责。我回国的经历与列宁回国的经历截然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把我也作为同样的诬陷对象。第一个放出这种谣言的是布坎南。我以致外交部长的公开信的形式公布了自己在大西洋的经历。值得一提的是，到5月份外交部长的宝座上已经由米留可夫换成了捷列先科。这封信的结论是一种提问的形式： 部长先生，您认为英国应该由一个因制造无耻的谣言而颜面丧尽，并且在事后对恢复名誉无动于衷的人来代表吗？
没有答复，而且我也没指望会得到答复。然而，米留可夫的报纸却出来袒护协约国的大使，而且他亲口重复那些诬陷之辞。于是我决定尽可能严肃地让那些造谣诬陷者闭嘴。当时正在召开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6月5日大会的会场爆满。我在会议结束时就个人问题做了发言。第二天，敌视布尔什维克的高尔基的报纸这样报道了我发言的结束语和当时会场的情况： 米留可夫指责我们，说我们是德国政府派来的奸细。站在这革命民主的讲坛上，我请求诚实的俄国报界(托洛茨基转向记者席)原封不动地刊登我下面的话：只要米留可夫一天不收回他的这些指责，那么他的额头上的无耻造谣者的标签就一天也不会消失。
当然不应该忘记，这次大会中百分之九十的代表是我们的反对派。而这种成功就像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所证明的那样，只不过是暂时性的，这是代议制所特有的怪事。托洛茨基的铿锵有力的庄严声明，引起全体与会代表的一致欢呼。整个代表大会不分党派热烈为他鼓掌长达几分钟之久。 《言论报》试图挑衅。他们在第二天就发布消息，说我从德国的一个护国主义组织手中拿到了1万美元，用来推翻临时政府。这至少也是说得清楚的。事实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我动身从美国返回欧洲的前两天，我为之做过多次报告的德国工人连同美国、俄国、拉脱维亚、犹太、立陶宛和芬兰的朋友与同志们为了给我饯行而举行了集会，在集会上募捐资助俄国革命，当时总共募集到了310美元，其中的100美元是通过他们的工会主席交来的。第二天，我经集会的组织者同意，把这笔交由我处理的310美元分给了五位没有旅费回国的流亡者。这就是“一万美元”的由来。我立即(6月27日)在高尔基的《新生活报》上讲述了事情的真相，并以下面这段话作为结语： 为了使各位造谣者、诬陷者、立宪派的报人和恶棍们日后在对我的造谣诽谤中引入一个必不可少的修正系数，我认为做如下声明是有益的：我在一生中不仅从未同时支配过1万美元，而且就连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也没有支配过。当然了，在立宪派党人们看来，上述声明比米留可夫的一切造谣诽谤都能更有效地损毁我的名誉。但我早就平和地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一生也不要得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赞誉。
此后，诽滂活动就偃旗息鼓了。我在名为《致诽谤者》的小册子中对这场斗争进行了总结，并将小册子出版发行。一周后，紧张的7月的那些日子就来临了。7月23日，我被临时政府以“为德国皇帝效劳”的罪名逮捕并关进了监狱。侦察工作由沙皇制度留下的那些久经考验的司法人员办理。这些人从来都是既不尊重事实也不尊重论据，再说了，当时又正是在那么紧张激烈的关头。当我看到那些侦察材料的时候，因其卑鄙无耻的诬陷所激起的愤怒，只能以对它的软弱无力和愚蠢的嘲笑来缓解。下面是我在9月1日的预审笔录中写下的一段话： 第一次宣读的那份文件(即叶尔莫连科准尉的那份证词)，迄今为止仍在司法当局某些官员的操纵下，在对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的迫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很显然这份材料是有意伪造的，而伪造的目的并不在于澄清事实，而在于用心险恶地颠倒是非。同时，本案件的主任侦察员亚历山德罗夫对这份文件中的重要问题和事实有意回避，而澄清这些事实势必会无可争议地说明这位与我素不相识的叶尔莫连科完全是在撒谎。有鉴于上述事实，我认为，参与这项侦讯的过程是对我本人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贬损，因此，我保留利用一切手段对指控我的实质公诸于全国社会舆论的权利。
这一事件很快就被许多重大的事件淹没了。这些事件不仅吞噬了侦察人员，而且还吞噬了整个旧俄国，以及克伦斯基之流的“新”英雄们。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需要再次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但是，1928年却又冒出来一位作者，他又重新拾起了那些陈词滥调。这位作者就是克伦斯基。在1928年，也就是他被革命事件出乎意料地推上台又合乎规律地赶下台11年之后，克伦斯基信誓旦旦地说，列宁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是德国政府派来的奸细，他们与德国总参谋部保持着联系，从他们那里拿到经费，并执行他们旨在使俄国军队失败、国家政府崩溃的秘密任务。这本堪称笑料的书以几十页的篇幅记载这些东西，特别是在第290--310页尤甚。从1917年的事件中我能相当精确地推测出克伦斯基的智力和道德水平。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他竟然能在经历了所有那一切之后，到今天仍然敢于进行那样的“指控”。然而，事实的确如此。 克伦斯基写道：“列宁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是有据可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第293页)那么是谁、在哪里找到了这些无可辩驳的证据呢？克伦斯基从一个漫无边际的故事开始讲起，他说，德国总参谋部在俄军战俘中挑选奸细，并悄悄地把他们安插到俄国军队中。这类奸细中有一个人(是真是假他们自己往往也不清楚)直接去面见克伦斯基，向他揭发整个德国奸细网络的结构。然而，克伦斯基忧郁地指出，这些“揭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第295页)。就是这样！即使是在克伦斯基自己的叙述中也十分清楚，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冒险者企图牵着他的鼻子走。这件事情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有没有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那他为什么要向我们讲这个故事？为的是夸大他的叙述，赋予他后面所揭发的事情的重要性。 他说，是的，第一件事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们从其他的途径得到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这份情报“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布尔什维克与德国总参谋部之间存在着联系”(第295页)。请注意“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样的字眼。接下来他又写道：“而且保持联系的手段和途径都能够查实。”(第295页)都能够查实？这话说得实在是模棱两可。他们是否已经查实？我们马上就能知道，只是要稍微耐心一点：要知道，这份揭发材料可是在编造者的内心深处酝酿了11年才成熟的。 “4月，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总司令部里来了一位乌克兰军官，他的名字叫亚尔莫连科。”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个名字，此人是整个案件的主角。不过我们不妨在这里指出：克伦斯基就连在他极不愿意搞不精确的问题上也不能搞精确了。那个被他推上前台的小骗子不是姓亚尔莫连科，而是姓叶尔莫连科，至少他在克伦斯基先生手下的侦察员面前用的是这个姓。就这样，这位叶尔莫连科准尉(克伦斯基却故意含糊其词地用“军官”这一称呼)，作为一名假的德国间谍到了总司令部来揭发真的德国间谍。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无可辩驳、确凿无疑地证明：列宁其实不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只是鲁登道夫雇佣的一名奸细。就连最仇视布尔什维克的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立即表示，这个叶尔莫连科是一个暖昧不明、值得怀疑的人物。但是，叶尔莫连科是通过什么途径得知这个机密的，而为了迷住克伦斯基他又提供了哪些证据呢？据叶尔莫连科自己说，他从德国参谋部那里接受的任务是，在乌克兰进行分离主义宣传活动。克伦斯基写道：“为他提供了一切(！)，例如用于和德国有关负责人(！)保持联络的途径和条件的必要资料、转拨所需经费的银行(！)和最重要间谍的名单，其中包括很多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和列宁。”所有这些都白纸黑字地写在这本伟大著作的第295—296页上。现在，我们至少知道，德国总参谋部是如何领导其间谍们工作的了。当他们选中了这个没什么文化、无名之辈的准尉作为候补间谍的时候，并不是从德国谍报机关中选一个中尉来监督他，而是让他直接与“德国有关负责人”联系，并且立即把德国的整个谍报网都告诉了他，甚至还向他列出了银行，还不是一家，而是转拨德国秘密经费的所有银行。无论如何，人们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德国总参谋部工作起来简直是愚蠢至极。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印象，是因为这里所看到的德国总参谋部并不是实际存在的那个，而是那一个，是马克斯和莫里茨——两个准尉：军人准尉叶尔莫连科和政治准尉克伦斯基——所描绘的那个。 或许也存在这种可能：尽管叶尔莫连科是一个愚蠢的、职位卑微的无名之辈，但是他在德国的谍报系统中有着显赫的地位。克伦斯基可能希望我们也这样想。但是，我们不仅看过克伦斯基的书，还清楚他的老底。相比之下，叶尔莫连科比克伦斯基可单纯多了。他在自己的证词中以一个微不足道、愚蠢的冒险家的口吻说出了自己的身价，他说德国总参谋部给了他大约1500卢布，当时的几乎一文不值的卢布，作为分离乌克兰、颠覆克伦斯基政府的全部经费。叶尔莫连科还在自己的证词(现已公开发表)中坦白地讲到，他曾经为此苦苦地向德国有关负责人抱怨，但没有任何结果。叶尔莫连科抗议说：“为什么这么少？”但是“有关负责人”对此置若罔闻。不过，叶尔莫连科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不是与鲁登道夫、兴登堡甚至是皇太子或者前德皇本人直接接触过。叶尔莫连科坚决不肯透露那位给了他1500卢布作为颠覆俄国的经费、路费以及抽烟、喝酒花费的“有关负责人”到底是谁。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想像，他把这笔钱大部分都花在喝酒上了。当准尉口袋里的德国经费告罄的时候，他并没有去找柏林给他指定的银行，而是英勇豪迈地走进了俄国司令部去寻求护国主义者们的支援。 叶尔莫连科向克伦斯基揭发的“很多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到底都是谁呢？关于这一问题在克伦斯基的书中根本就没有提到。为了使叶尔莫连科那可怜的谎言有些分量，克伦斯基干脆加了一些自己的谎言。事实上，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对于所谓的“很多的分离主义分子”，叶尔莫连科在其证词的原文中仅仅提到了速记员约尔图霍夫斯基一个人。克伦斯基对这个人只字未提，这是因为如果提到这个人，就等于是承认了叶尔莫连科实际上没有揭发任何人。约尔图霍夫斯基这个名字对任何人来讲都不是什么秘密，战争期间这个名字数十次出现在报纸上。约尔图霍夫斯基也不隐瞒自己同德国总参谋部的关系。早在1914年底，当我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在《我们的言论报》上抨击过这一小撮与德国军事当局有联系的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并一一点了他们的名字，其中就有约尔图霍夫斯基。但是我们听到的却是，德国总参谋部对叶尔莫连科不仅提到了“很多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而且还提到了列宁。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向叶尔莫连科提起分离主义分子，我们倒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派叶尔莫连科来就是要搞分离宣传活动的。但是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向他提起了列宁呢？克伦斯基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决非偶然，因为叶尔莫连科在他那混乱的证词里，只是毫无联系、毫无意义地把列宁给扯了进来。克伦斯基的这位蛊惑者说，他是如何怀着“爱国”的目的被德国人招募为奸细；他是如何要求他们提高自己的“秘密活动经费”(1500战时卢布)；德国人是如何对他下达日后的任务：搞间谍活动、炸毁桥梁等等。在毫无干系的情况下，按照他的话说，有人(谁？)告诉他说，他在俄国“并非孤军奋战”，“在俄国还有列宁和他的同伙也在于着同样的(！)工作”。他的证词的原文就是如此。在没有任何实际必要的情况下，向一个担任炸桥任务的小间谍透露这样的机密，如列宁与鲁登道夫之间的联系……更何况又是在证词的末尾，而且与他的陈述毫无关系，由此不难看出，这显然是在被人拙劣授意下编造的谎言。叶尔莫连科突然又补充说：“有人(谁？)告诉我，列宁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会议(与总参谋部的代表一起)，并住在速记员约尔图霍夫斯基那里。对此，我后来也深信不疑。”到这里，他的证词就全部结束了。他是怎么深信不疑的？对此，证言中只字未提。侦察员亚历山德罗夫对叶尔莫连科的这份惟一“实际的”揭发材料完全没有兴趣。甚至对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例如“这位准尉是如何断定列宁战时到过柏林，并且住在速记员约尔图霍夫斯基那里的”，他都没有过问。或者也有可能他提了这样的问题(不可能不问！)，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一些支支吾吾、难以分辨的东西。于是，他决定不把这一情况记录在案。这是很有可能的！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对这一派胡言问一声：有哪个傻瓜会相信这些东西？但是，还真有，一些故意装做对此信以为真的“政要”显然是试图让所有读者都相信这些谎言。 就这些吗？是的，军人准尉的表演到此就全部结束了，但是政治准尉还有一些假说和猜想。下面就看他的了。 克伦斯基写道：“临时政府深知自己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进一步查明叶尔莫连科提供的线索；跟踪往来于列宁和鲁登道夫之间的间谍，在他们进行犯罪活动的时候当场抓获，并力求更多地获得致命的证据。”(第296页)
以上这段冠冕堂皇的话是由谎言和怯懦两条线编织而成的。在此，他第一次把鲁登道夫牵扯进故事中。在叶尔莫连科那里没有提到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位准尉的脑袋的容量实在是太小了。关于往来于列宁和鲁登道夫之间的间谍，克伦斯基故意含糊其辞：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他说的是某些具体的已经知道的间谍，就等着在作案现场抓获他们了；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在克伦斯基的头脑里只有一个想像的间谍概念。这样，他想要“跟踪”，就只能跟着那个想像中的无名氏了。诽谤者的花言巧语只能暴露他自己的阿喀留斯之踵，或者用更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露出他的马脚。据克伦斯基说，案件的侦察工作进行得十分机密，只有四位部长知情。就连可怜的司法部长佩列维尔泽夫对此也一无所知。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的韬略。与此同时，德国总参谋部不仅能随便告诉任何人它所信托的银行的名称，而且还可以说出它与最伟大的革命政党领袖的所有联系。而克伦斯基却完全与他们相反，他除了自己以外，只能挑出三个久经考验的部长去紧紧盯住那些鲁登道夫派来的奸细。 克伦斯基抱怨说：“这个任务实在是太困难了，太复杂了，太漫长了。”(第297页)这一次我们倒可以相信他的说法。不过，护国主义会取得圆满的成功。克伦斯基确实是这么说的：“无论如何，我们的成功对列宁都是毁灭性的。列宁与德国人有瓜葛是确凿无疑的。”(第297页)请您牢记“确凿无疑”这几个字。 和谁，怎么联系？关于这一问题，克伦斯基在自己的侦探小说里拉出了两个相当知名的波兰革命者：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苏缅松的女士。关于这位女士，所有的人都对她一无所知，甚至就连她是否真的存在也无从证实。这三个人似乎就是负责联络的间谍。克伦斯基究竟是根据什么把今天已经过世的科兹洛夫斯基和仍然健在的加涅茨基说成是鲁登道夫和列宁之间的联络人呢？这我们就不清楚了。叶尔莫连科没有提到过这些人。他们突然出现在克伦斯基的大作中，正如他们在1917年7月的事件中像天神坐着神车突然从天而降出现在报刊上一样，当然，“车”的角色显然是由前沙皇的反间谍机构扮演的。克伦斯基这样写道：“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的德国间谍随身携带着文件，他本应在俄瑞边境被我们抓获。文件的内容我们已经确切了解。这些文件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列宁与德国司令部之间的联系。”(第298页)这个间谍原来是加涅茨基。我们可以看到，四位部长——其中最聪明的当然是总理阁下了——没有白忙活：布尔什维克的间谍从斯德哥尔摩带来早已被克伦斯基了解(“确切了解！”)了的、能无可辩驳地证明列宁是鲁登道夫派来的奸细的文件。但克伦斯基为什么不与广大读者一道分享一下有关这些文件的秘密呢？为什么哪怕是简单地谈谈它的内容都不肯呢？为什么不说，哪怕是暗示性的也好，他是怎么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的呢？为什么不说明，布尔什维克的德国间谍会随身携带可以证明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德国派来的奸细的文件呢？对于这一切克伦斯基都只字未提。我们不得不再次问道：哪个傻瓜会相信他？ 然而，原来斯德哥尔摩来的间谍根本就没有被抓住。那些在1917年就被克伦斯基“确切了解”、而直到1928年读者也还是一无所知的文件并没有被缴获。那位布尔什维克的间谍的确是出行了，但是他并没有到达俄瑞边境。为什么会这样？仅仅是因为那位不善于跟踪的司法部长佩列维尔泽夫过早地把叶尔莫连科准尉的天大机密泄露给新闻界了。幸福是那么触手可及，那么近在咫尺…… “临时政府(主要是捷列先科)历时两个月的揭露布尔什维克阴谋的工作以失败而告终”(第298页)。没错，克伦斯基就是这么说的：“以失败而告终。”在297页上他还说：“这项工作的成功对列宁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他与鲁登道夫的联系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在第298页上我们却看到“历时两个月的工作以失败而告终”……这难道不像是一场无聊的闹剧吗？ 但是这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关于我的问题上，克伦斯基的虚伪性和怯弱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克伦斯基在一份亲自开列的、应予以逮捕的德国奸细名单的最后，轻描淡写地补充说：“几天之后，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也被逮捕了。”(第309页)这是惟一的一处克伦斯基把我算人德国谍报系统中。他干得是那么不露声色，完全没有施展他那如花的妙笔，也没有“信誓旦旦”。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克伦斯基不能完全对我避而不谈，因为不管怎么说他的政府也逮捕了我，而且也是以指控列宁的那个罪名指控我。但是他不愿意，也不能够散布我的罪证，因为在我的问题上，前面曾提到过的他的政府的马脚暴露得格外清楚。侦察员亚历山德罗夫提出的惟一罪证，就是我和列宁一同乘坐铅封车厢经过德国。这只沙皇司法机关的走狗竟然不知道，和列宁一起乘坐铅封车厢经过德国的不是我，而是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我是在列宁之后一个月从纽约经过加拿大集中营取道斯堪的那维亚回国的。他们在为布尔什维克罗织罪名的时候竟然是这样可怜地制造谎言，这些先生们甚至不愿意借助报纸核对一下托洛茨基是什么时候、经过哪些路线回国的。我当场就戳穿了这位侦察员，把他那几张肮脏的纸扔到他的脸上，转过身去，背对着他，不想再跟他讲话。我当即就对临时政府提出了抗议。克伦斯基当时的罪行以及今天他在读者面前所犯下的罪行，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克伦斯基知道，他的司法机关针对我的指控是多么可耻地失败了。这就是他为什么顺便把我捎带进德国的谍报系统，却只字未提他和他的三位部长是如何在我还被关押在加拿大集中营里的时候就紧跟着我穿越德国领土的。这位诽谤者总结说：“如果列宁没有得到德国宣传机构和间谍机构在物资和技术方面提供的支持的话，就永远也不可能摧毁俄国。”(第299页)克伦斯基是这么认为的：旧制度(他自己也与之紧密相连)不是被人民的革命摧毁的，而是被德国间谍推翻的。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历史哲学啊。根据这种哲学，伟大国家的命运竟然成了邻国谍报机关的掌中玩物。但是，如果德国的军事和技术的巨大力量能够在几个月之内推翻克伦斯基的民主制度，并且人为地把布尔什维主义推上台的话，那为什么协约国集团集中他们所有国家的物力和技术力量，在12年内也没有推翻这个人为建立的布尔什维主义呢？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讨论历史哲学问题了，而只谈现实领域的问题。德国的技术和经济援助体现在哪里呢？克伦斯基对此只字未提。 诚然，克伦斯基援用了鲁登道夫的回忆录。但是从这本回忆录中，他无非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鲁登道夫寄希望于俄国革命会使沙皇军队崩溃——先是二月革命，后来是十月革命。要搞明白鲁登道夫的这个计划根本就不需要借助于他的回忆录，仅通过俄国革命者被德国领土放行这一事实就足够了。从鲁登道夫这方面来说，这完全是由于德国在军事上的困境使他走的一招险棋。列宁利用了鲁登道夫的计划，但鲁登道夫也有自己的打算。鲁登道夫心想：列宁会把那些护国主义者干掉，然后我再把列宁和他的同伙全部绞死。而列宁心想：我坐着鲁登道夫的车回国，但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答他的效劳。 这两种互相冲突的计划交织在一个点上，那就是“铅封车厢”。为了证明这一点，根本就不需要克伦斯基的侦察才干，这是历史事实。此后，历史已经检验了这两种打算。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大约经过一年之后，在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下，德国革命的群众推翻了鲁登道夫和他的主子们。十年之后，这个被历史愚弄的、民主主义的孤芳自赏之徒又重新拾起了那愚蠢的诽谤。不过这次不是针对列宁，而是针对伟大的人民和他们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