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二十八章 托洛茨基主义在1917年 自1904年起，我就独立于社会民主党两大派别之外。在1905年到1917年的革命中，我与布尔什维克携手作战，在反动的年代里，我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上捍卫革命方式，反对孟什维克。但是我没有放弃孟什维克向左派靠拢的希望，并为实现两派的统一做了一系列的尝试。只是到了大战期间，我才彻底确信，孟什维克已经毫无希望了。在纽约，我于3月初就阶级力量和俄国革命前景的问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就是在那些日子里，列宁从日内瓦向彼得格勒寄去了他的《远方来信》。我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度，又被大洋阻隔，但是所写的文章却做出了相同的分析和预测。在所有基本问题上，我们的观点都完全一致，例如对农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战争和国际革命的态度等。历史的试金石检验了“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这一检验是在严格的化学试验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我并不了解列宁的观点，只是以自己的前提和自己的革命经验为出发点，指出了与列宁指出的完全相同的前景和完全相同的战略路线。 是不是当时所有人对这一问题已经相当明确，且已形成共识了呢？不，恰恰相反。在那一时期，也就是列宁于1917年4月4日首次出现在彼得格勒舞台之前的那段时间，他的观点只是他一个人的观点。在国内的党的领导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在自己的意识里想到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列宁回国前夕召开的由几十位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党的会议表明，他们当中没有人能比民主主义走得更远。难怪直到今天这次会议的记录仍然被隐瞒着。斯大林坚持支持古奇科夫一米留可夫的临时政府的方针，主张合并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持这种方针甚至更加机会主义立场的有李可夫、加米涅夫、莫洛托夫、托姆斯基、加里宁以及所有现任领导者和半领导者们。在二月革命期间，雅罗斯拉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人，在雅库茨克同孟什维克一起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报上他们大肆宣扬最庸俗的地方机会主义观点。假如现在重印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雅库茨克《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的话，就无异于从思想上杀死他，当然了，这只是说，如果他还有思想死亡的话。这就是今天的“列宁主义”的近卫军们。我知道，他们在自己生命的不同时期，曾经跟在列宁身后，重复他的话，模仿他的手势。但在1917年之初，他们现了原形。当时的情况非常困难，这本应该是他们表现自己在列宁的学校里学到了点什么、在列宁不在的情况自己能干点什么的大好时机。请他们从自己的队伍中找出一个人，能够独立站到在日内瓦的列宁和在纽约的我所一致表达的立场上来的，哪怕就是一个也好，但是他们却找不出来。在列宁到来之前，由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主编的彼得格勒《真理报》永久性地成为目光短浅、盲目和机会主义的证明。然而广大党员和整个工人阶级却自发地转向夺取政权的斗争。不管是对于党还是对于国家来说，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道路。 为了能在反动年代捍卫不断革命的前景，需要具备理论上的预见能力。为了能在1917年3月提出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口号，需要具备相当的政治嗅觉。在今天的这些领导人当中，不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这种预见能力，而且也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这种嗅觉，连一个也没有！在1917年3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比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的左派的立场走得更远，没有一个人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我回彼得堡比列宁晚了一个月，刚好是我被劳合，乔治扣留在加拿大的那段时间。我回国的时候党内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列宁号召党员群众起来反对无能的领袖们。他领导了系统的反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斗争。那时，他是这样描写这些人的：“他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地扮演了令人沮丧的角色。他们只会机械地重复那些死记硬背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特殊性。”加米涅夫和李可夫试图抗拒，而斯大林却默默地退到了一旁。那个时期，斯大林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来评价自己过去的政治观点，也没有为向列宁的立场靠拢开辟道路，他只是沉默着。在革命第一个月中，他那可悲的领导工作使得他声名扫地，他宁愿躲到暗处去。他从来没有站出来捍卫列宁的观点，他躲避起来，等待时机。在为起义做理论准备和政治准备的最关键的几个月内，斯大林在政治上干脆就不存在。 在我回国之前，国内还有许多社会民主党组织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组成的。这是斯大林、加米涅夫以及其他人在革命前期和战时所持立场导致的必然结果。当然应该承认，斯大林在战时的立场是任何人都猜不透的，他从未就这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写过只言片语。今天，共产国际全世界的学生们——不管是斯堪的纳维亚共青团，还是澳大利亚的少年先锋队——都在不断重复并背诵着：托洛茨基在1912年8月试图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合并在一起。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地方提到过一句有关斯大林在1917年3月鼓吹与策列铁里的党统一的事情，也没有提到过实际上到1917年中期，列宁仍不能使党彻底脱离这个泥潭的事情，而把党带进这个泥潭的正是当时的临时领导人、如今的追随者们。在革命开始阶段，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理解革命的意义和前进方向，而今天这些情况倒被描绘成是一种特殊的辩证的深度，与胆敢自称不仅认识过去，还能预知未来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异端邪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到了彼得堡之后曾对加米涅夫说过，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我背离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并说这一纲领为党确立了新的方针，这时加米涅夫只回答了一句：“那还用说！”在我正式入党之前，已经参与起草了布尔什维克的许多重要文件。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去问我是不是已经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而在追随者们堕落的时期，像加香、台尔曼之流的以及其他十月革命的食客们却千百次地盘问我这一问题。如果在当时就发生了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对立，那么，党的领导层在4月份只能把列宁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加米涅夫就公然、顽固地坚持这么干，而其他人则小心翼翼地暗中鼓捣。在我回到俄国之后，有几十个“老布尔什维克”对我说：“如今是在你的路线上庆贺啊。”我不得不向他们证明，并不是列宁“转到”了我的立场上，而是他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发展的进程就像算术替换代数一样，证明了我们观点的高度一致。事实也确实是这样。 在我们最初的会面以及7月以后更多的会面中，列宁给人的印象是，他那平淡安详的外表下面是高度的精神集中和令人生畏的全神贯注。在那些日子里，克伦斯基集团看上去好像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而布尔什维主义则被看做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官方当时就是这样蔑视它的。党自身也还没有认清自己今后的力量。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却满怀信心地率领党奔向最伟大的使命。我也全力以赴地协助他的工作。 在十月革命前的两个月，我这样写道：“对我们来说，国际主义并不像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只是为了在合适时机变卖的抽象思想，而是直接的行动指南和切实可行的实践原则。对我们而言，没有欧洲的革命，持久的、决定性的胜利是不可想像的。”在当时，我还不能把斯大林这位主张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的哲学家的名字和策列铁里、切尔诺夫相提并论。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以不断的革命反对不断的屠杀！这就是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寄托了人类命运的最后希望。”这篇文章于9月7日发表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后来还印成了单行本。为什么今天反对我的不断革命这一异端邪说的批评家们，在当初却沉默不语呢？那时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小心翼翼地等待时机，东张西望，比如斯大林；另一些人则躲到了桌子底下，比如季诺维也夫。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列宁怎么能默不做声地容忍我那些异端的宣传呢？要知道，在理论问题上他可从不肯放纵和迁就。他怎么能够容忍我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宣扬“托洛茨基主义”呢？ 在1917年11月1日召开的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会议上(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记录至今仍被隐瞒)，列宁说，当托洛茨基确信不可能和孟什维克联合之后，就“不曾有过比他更出色的布尔什维克”。他以此清楚地说明(而且还不是第一次)，我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不断革命论，而在于更局部性的(尽管十分重要)对待孟什维克的态度的问题。 革命两年之后，列宁在回顾过去的时候写道：“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布尔什维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中与它接近的各思想流派的全部精华。”列宁在特别指出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优秀代表时，首先提到的就是今天被称为“历史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难道还有哪个流派能比我所代表的更接近布尔什维主义吗？列宁指的还能是哪一个呢？难道是马赛尔·加香吗？难道是台尔曼吗？列宁在全面考察了党的发展过程之后，认为托洛茨基主义不是敌对和异己的，相反，却是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 我们看到，思想发展的真实进程，与追随者们利用列宁逝世和反动浪潮所制作的满是谎言的荒诞之作没有任何的共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