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四十五章 没有签证的星球 在君士坦丁堡，我们最初住在领事馆，后来搬进了私人住宅。下面是摘自我妻子笔记中关于最初阶段的几行文字： 在我们迁居君士坦丁堡过程中发生的小小意外，即那些卑劣的欺骗和暴行，不值得一提。我在此只指出一件小事。还是在前往敖德萨的火车上，当国家政治保安局全权代表布兰诺夫大谈有关保障托洛茨基在国外安全的种种毫无用处的设想时，列·达打断他说：“你们放了我的两个助手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让他们和我一起去，这才是惟一有点实际用处的措施。”布兰诺夫立即就把这话传到了莫斯科。在后来的某一个车站上，他郑重其事地带来了专线的答复，说国家政治保安局同意了。列·达笑着对他说：“你们反正会骗我。”看来，布兰诺夫是真的受到刺激了，他喊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您就骂我是恶棍！”列·达回答说：“我为什么要怪您呢？又不是您在欺骗，而是斯大林。”列·达一到君士坦丁堡就提起关于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的事。几天之后，领事馆的代表带来了莫斯科的电报答复：他们不会被释放。其他的事情也都和这件事情差不多。
一到君士坦丁堡，关于我们的命运的没完没了的传闻、推测和臆想立刻就通过报纸猛烈地向我们袭来。新闻界不能容忍自己的消息中存在空白点，于是就毫不吝惜地制造。为了使种子生根发芽，大自然把大量的种子抛到风中。新闻界也是这么干的，它随声附和地散布种种传闻，并漫无边际地给它们添枝加叶。可靠的说法一旦确立，就会有千百条报道不见了踪影。有时这要经过许多年，但真理永无出头之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当社会舆论被一个活生生的话题吸引的时候，最令人吃惊的就是人类的欺骗性。我说这些丝毫没有道义上的愤慨，而更像是以自然科学家的口气，在描述事实。需要谎言，正如人们习惯了谎言一样，反映了我们生活中的矛盾。可以说，报纸讲真话倒是极其例外的情况。我丝毫没有想用这些话来埋怨记者们，他们与其他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只是别人的传声筒。 左拉曾经写过关于法国经济刊物的文章。他把它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卖身投靠的；另一类是所谓的“不可收买的”，也就是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出卖自己并且要价很高的那些。对于报纸说谎的事情大致也可以这么说。街头的黄色刊物随时都会撒谎，毫无顾忌，不假思索。而像《泰晤士报》和《时报》这样的报纸，它们对一些无关痛痒的次要问题如实报道，只是为了在需要时能以必要的威信欺骗舆论。 《泰晤士报》后来刊登的消息说，我到君士坦丁堡是和斯大林达成了协议，目的在于为军事占领近东各国做准备。我与追随者之间长达六年之久的斗争，被描绘成一出事先安排好角色的简单的喜剧。也许某个乐观主义者会问：“有谁会相信这些呢？”但是他错了。有很多人都会相信。丘吉尔可能不相信自己的报纸，但是克莱因斯对此会确信不疑，至少也相信一半。资本主义民主的机制就在于此，更确切地说，它最主要的一根发条就在于此。但这只是顺便说说。关于克莱因斯，我还要在后面说到。 到君士坦丁堡后不久，我就在一份柏林的报纸上看到国会议长为庆祝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十周年而发表的讲话。他在讲话的最后提到：“或许，我们甚至可以为托洛茨基提供政治避难，他在此将感到是完全自由的(会场上骚动起来，多数与会者报之以掌声)”。赖柏先生的这番话，完全令我感到十分意外，因为之前的事情使我有理由认为，对于我前往德国的问题，德国政府给予了否定的答复。至少苏联政府的代理人是这样确凿无疑地肯定了的。2月15日，我把同我一起到君士坦丁堡来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代表叫来，对他说：“我应该得出结论，认为你们又向我提供了虚假的消息。赖柏的讲话是在2月6日，我和你们离开敖德萨来土耳其是在2月10日的夜间，因此，在此之前，莫斯科是知道赖柏的讲话的。我建议您立即电告莫斯科，请他们根据赖柏的讲话，向柏林方面提出给我签证的要求。这是消除斯大林在我前往德国问题上所施展的阴谋的最体面的途径。”过了两天，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全权代表给我带来如下答复：“莫斯科就我发去的电报再次证实，早在2月初，德国政府就已经拒绝签证，再次申请是毫无意义的。赖柏的讲话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您想核实这个问题，可以自己去申请签证。” 我不能相信他的这个说法。我认为，国会议长应该比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员更清楚自己的政党和政府的意图。当天，我就给赖柏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根据他的讲话向德国领事馆申请签证。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不无幸灾乐祸地对此大加渲染：革命专政的拥护者不得不在民主国家寻找避难所。有些人甚至希望这一课教会我更高地评价民主制度，而我只能等着看这一课究竟如何来上。 当然，民主的避难权，并不是政府对与自己见解一致的人的殷勤招待(就连阿布杜尔·哈米德苏丹都是这样做的)，而且也不是民主国家放被驱逐者入境要得到驱逐他们的政府的同意。避难权(在字面上)是政府也为其敌人在遵守该国法令的条件下提供栖身之处。当然，我只能以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的身份进入德国。为此，我对前来采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做了必要的说明。下面，我把这段在谈话之后很快就记录下来的说明原封不动地附在这里： 由于我现在申请允许我进入德国，而在该国政府中社会民主党人占有多数，因此我首先认为，有必要明确界定我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不曾发生任何变化，我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而且，我与斯大林宗派集团的斗争，就是我与社会民主党总的斗争的一种反映。无论是我还是你们都不必对此含糊其辞或者吞吞吐吐。 某些社会民主党的刊物试图在我的民主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我申请进入德国这件事情之间找到矛盾。这里没有任何的矛盾。我们根本就不“否定”民主制，不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在口头上)“否定”民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与之前的各种国家形式相比，有其自身的优越性，但它并不是永恒的，它必须让位给社会主义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桥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党人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参加议会斗争。从原则上来说，行使避难权与行使选举权、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等毫无区别。 据我所知，这次采访并没有被刊登出来。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报刊上，关于为我提供避难权的必要性的呼声正在高涨。社会民主党律师K．罗森菲尔德博士自愿承担起了为保证让我获得人德的权利而斡旋的事情，不过他立即就遇到了障碍，因为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他的电报，他问我，在留居德国期间愿意接受哪些限制。我回答说：“打算过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不住在柏林，任何情况下都不在群众集会上演讲，仅限于在德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写作活动。” 这样，事情已经不再是民主制度中的避难权问题，而是关于特定条件下在德国的居留权问题了。我的对手们打算给我上的民主一课，马上就得到了限制性的解释。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过了几天我又收到电报，问我是否同意仅以就医为目的进入德国。我发电报回复说：“我至少请求使我有可能在德国度过绝对必要的治疗时间。” 就这样，避难权在这个阶段就又降格为就医权。我说出了一长串近十年来为我看过病的那些著名德国医生的姓名。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他们的帮助。 复活节前，德国报纸上又出现了新的论调：政界人士认为，托洛茨基还没有病到必须到德国由德国医生治疗的地步。3月31日，我给罗森菲尔德博士发电报说： 据报纸报道，我的病还远没有严重到病入膏盲以至于必须到德国就医的地步。我倒要问一问：赖柏给我的是避难权还是进入坟墓的权利？我同意接受任何医疗机构的任何检查，并保证，在治疗期结束后离开德国。
就这样，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民主制原则就打了三次折扣。避难权先是变成了特定条件下的居留权，后来又变成了就医权，最后变成了进入坟墓的权利。这意味着，我只有在进入坟墓以后才能充分评价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我的电报没有得到回复。等了几天之后，我再次往柏林发了电报：“在我看来，避而不答是不合法的拒绝形式。” 只是在这封电报之后我才在4月12日，也就是两个月之后，得到通知，说德国政府对我的入境申请不予受理。我惟一能做的，也就是给他们的议长赖柏发了封电报： 非常遗憾，我不能在现实中领教民主避难权的优越性。
这就是我第一次试图在欧洲寻找“民主”签证的短暂却颇受教益的经验。托洛茨基 当然，即使是给了我避难权，这也不意味着推翻了马克思的阶级国家理论。在自身内在逻辑力量的作用下，并非出自孤立原则而是源于统治阶级现实需要的民主制度，把避难权也收人其中。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提供避难所，与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并无矛盾之处。但是，现在已经不必对此再做论证了，因为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德国，根本就没有避难权可言。 12月16日，斯大林曾通过国家政治保安局提议我放弃政治活动。德国方面也提出了同样的条件，这在报刊上讨论我的避难权的时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意味着，米勒一斯特莱斯曼政府也认为，斯大林和台尔曼们反对的那些思想是危险有害的。斯大林通过外交手段、台尔曼通过宣传手段要求社会民主党政府不把我放人德国，这大概是出于为无产阶级利益着想的考虑吧。另一方面，张伯伦和韦斯塔普伯爵之流则是出于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利益而拒绝给我签证。于是，赫尔曼·米勒就能同时让右翼伙伴和左翼同盟者满意。社会民主党政府成了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的联结环节。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头几行，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条统一战线：“为了对这个幽灵(共产主义)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虽然名字不同了，但实质还是一样的。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变成了德国的警察，这并没有使事情发生什么变化。事实上，他们所维护的与霍亨索伦王朝的警察所维护的是同一种东西。 各个民主国家拒绝给我签证的原因，可谓是五花八门、不胜枚举。看来，挪威政府完全是为我的人身安全着想。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在奥斯陆那些地位显赫的先生们中间，还有如此关心我的朋友。当然，挪威政府同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是完全赞成避难权的。众所周知，避难权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原则。但是被驱逐者必须先向奥斯陆提交他不会被任何人杀害的证明，然后才能受到招待……当然，还要再找不出其他的障碍。 挪威国会还就我的签证问题，进行了异常激烈的辩论，它是一份难得的政治文件。看了这份文件，至少也能够部分地补偿对拒绝我签证的理由，是我的挪威朋友们争取到对我的签证的。 关于我的签证的问题，挪威总理首先当然要同密探头子商量。在民主原则中，这个机关的权威性是无可争议的，这一点我早就领教过了。据莫文克尔先生说，密探头子提出的意见是：最明智的办法是，不要让托洛茨基的敌人们在挪威境内把他干掉。这样说可能不太确切，但意思就是这样。司法部长从他的立场向挪威议会解释说，保护托洛茨基，将给挪威的预算带来不必要的沉重负担。国家的经济原则当然也是无可争议的一个民主原则，但这一次它却与避难权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最需要避难权的人，得到它的机会最少。 法国政府的做法要聪明得多。它干脆就用马尔维签发的将我驱逐出法国的命令尚未撤销作为借口。通向民主制道路上的阻碍根本就没法克服！我前面已经讲过，尽管马尔维的命令尚未被撤销，法国政府在驱逐我之后，还把它的一些军官派到我的手下任我差遣；法国议员、大使以及一位内阁总理还曾经来拜会我。但是，显然这些事情，是与马尔维签发的命令毫不相干的。而现在的情况是：要是法国警察局的档案里没有那份根据沙皇外交部的要求下达驱逐我出境的命令，法国政府一定会向我提供避难权。由此看来，警察局的命令就像北极星一样，是无论如何都既不能废除又不能移动的。 不管怎么说，避难权在法国已经被驱逐出境了。那么，能够在其中为这项权利找到避难所的国家在哪里呢？莫非是英国吗？ 1929年6月5日，独立工人党的成员麦克唐纳主动正式邀请我去英国为党校做报告。由该党书记签署的请柬上写道：“这里正在组成工人政府。我们不认为阁下为此目的来英国会遇到什么困难。”然而，困难还是出现了。我不仅未能为麦克唐纳及其同志们做报告，而且还未能得到英国医生的治疗。我的签证要求被彻底拒绝了。工党的警务大臣克莱因斯在议会里，为拒绝给我签证做了坚决的辩护。他对民主制的哲学本质所做的解释，露骨得足以与查理二世的任何一位大臣相媲美。按照克莱因斯的说法，避难权并不是被驱逐者要求得到避难所的权利，而是国家拒绝提供避难所的权利。克莱因斯所下定义的妙处在于，他把所谓民主制的最重要的基础一笔勾销了。克莱因斯心目中的避难权在沙皇俄国都是有的。当波斯王没有能够把革命者统统绞死从而自己却不得不放弃他那可爱的祖国时，尼古拉二世不仅向他提供避难权，而且还在敖德萨为他安排了相当舒适的宅邸。但是没有一个伊朗革命者的头脑里会闪过，到沙皇俄国去寻找避难所的念头，这是因为，沙俄的宪法完全采纳了克莱因斯的原则：老百姓应该对国家政权赐予他们的以及从他们身上掠夺的一切感到心满意足。最近，墨索里尼向阿富汗国王提供避难权也是完全符合这一原则的。 虔诚的宗教信徒克莱因斯先生至少应该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避难权是民主制从基督教那里继承来的。当然，基督教的避难权以及许多其他东西又是从异教中继承来的。被追捕的逃犯只要进入教堂，有时甚至只要摸到教堂的门环，就可以免遭逮捕。如此看来，避难权应当理解为宗教的避难权，是被追捕者寻求庇护的权利，而非异教或基督教的祭司们的恣意妄为。我从前一直都认为，对社会主义鲜有了解的虔诚的工党党徒们至少应该是通晓宗教传统的行家。现在我确信，他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不过，为什么克莱因斯只停留在叙述其国家权力理论的最初几行呢？其实大可不必。避难权仅仅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论是从历史起源还是从法律本质来说，它与言论、集会等自由权利都毫无差别。可以设想，克莱因斯先生很快就可以得出结论：言论自由不是公民表达自己这种或是那种思想的权利，而是国家禁止自己统治下的臣民表达他们的思想的权利。英国立法机构实际上早就在对待罢工自由的问题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克莱因斯的不幸在于，他必须公开用语言来解释他的行为。因为在议会里，工党党团中有些议员向大臣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尽管是毕恭毕敬的，但毕竟也是令人不太舒服的。挪威的首相也陷人了这种不太舒服的局面中。德国内阁免于落人这种难堪的局面，那是因为在德国议会里，竟然没有一个代表对避难权的问题感兴趣。如果联想到当我还不曾申请避难权的时候，国会议长在多数人的掌声中许诺给我避难权，这个事实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十月革命从来没有宣扬过抽象的民主原则，其中也包括避难权，因为苏维埃政权公开宣称，它是建立在革命专政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王德威尔德以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来到苏维埃共和国，甚至在莫斯科以辩护人的身份，为那些用恐怖手段谋杀十月革命领导人的凶手进行辩护。 如今，当政的英国大臣们也曾经访问过我们国家。我记不起所有来访的人了，手头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是我还记得在来访者中有斯诺登夫妇。这大概是1920年的事情。我们没有简单地把他们作为旅游者来接待，而是作为客人甚至是贵客来招待的。现在看来，这实在是多此一举。在大剧院里，为他们开了包厢。我记得，这件与另外一件小事还有些联系，在此不妨说一说。当时，我刚从前线回到莫斯科，脑子里根本就没想到那些英国客人，因为有许多其他事务要处理，我几乎没有看报，所以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有一个接待组负责招待斯诺登夫妇，好像还有伯特兰·雷塞尔和威廉姆斯以及其他一些人，接待组的负责人是洛佐夫斯基。他打电话通知我，英国贵宾去了剧院，要求我也到场。我本想推辞，但是洛佐夫斯基却坚持说，他的小组是根据政治局授予的全权行事的，还说我应该为其他人做出遵守纪律的榜样。我没办法就只好去了。包厢里大概有十几个英国客人，剧院里挤得满满的。我们刚在前线打了胜仗，整个剧院里都热烈鼓掌欢庆胜利。英国客人把我团团围住，也一起鼓掌，其中就有斯诺登先生。现在他一定是羞于提起这件意外的事情，但这无论如何也是不能一笔勾销的。当然，我也乐于抹掉它，因为我与工党的“兄弟般的情谊”不仅是误会，而且还是政治上的错误。我尽快摆脱客人到了列宁那里。他很生气地问我：您是不是真的同那些老爷们(当时列宁用的是另外一个词)一起在包厢里露面了？我把这件事归咎于洛佐夫斯基、中央委员会的接待组以及纪律等，更主要的是，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些客人是些什么人。列宁对洛佐夫斯基和整个接待组都十分恼火，我也在很长时间里都不能原谅自己的疏忽大意。 一位现任的英国大臣，当时好像也多次去过莫斯科，他至少曾经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度假，在高加索住过一段时间，而且还拜访过我。他就是兰斯伯里先生。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基斯洛沃茨克。人们坚持要求我到住着我党党员和几位外国客人的疗养院去，哪怕是去坐一刻钟也好。在一张大桌子旁坐着几十个人，他们好像正在举行非正式宴会，坐在首席上的就是兰斯伯里。我到那里后，客人致词，然后唱起“歌唱他这位大好人”。这就是兰斯伯里先生在高加索时向我表示的自己的感受。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反对把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吧……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申请签证的时候，曾经特意给斯诺登和兰斯伯里先生发电报，提醒他们曾受到过苏维埃的礼遇，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的了。我的电报未必会对他们起到多大的作用。在政治上，回忆也像民主原则一样只占很小的分量。 不久以前，也就是在1929年5月初，西德尼·韦布先生和贝阿特丽莎·韦布夫人在普林吉坡极其客气地拜访了我。我们谈到了工党掌权的可能性。我顺便说起麦克唐纳一旦组阁，我就立即申请前往英国的签证。韦布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大概是：政府可能不够强有力，并且因为受到自由党的制约而没有足够的自由。我回答他说：如果一个政党没有强大到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话，它就没有权利掌握政权。不过，我们之间的这种难以消除的分歧不需要另外的检验了。韦布上了台，我也申请了签证，但是，麦克唐纳政府拒绝了我，不过，这并不是因为自由党人妨碍它表现自己的民主主义，恰恰相反，工党政府不顾自由党人的反对而拒绝签证。这种变数是韦布先生当时所没有预料到的。然而有必要指出，那时他也还没有被封为帕斯菲尔德男爵。 在这些人当中，有几个我是了解他们本人的，其他的人我可以根据类推法做出判断。我认为，自己对他们的判断相当准确。由于工人组织的自发成长，尤其是在战后阶段的成长，再加上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衰落，这些人物就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己在25—30年前的天真的理想主义，取而代之的是新添的政治上的因循守旧和不择手段。他们的视野仍是过去那种怯懦的小资产阶级的视野，他们的思维方式也远远落后于英国煤炭工业的生产方式。今天，他们最怕的是宫廷的达官贵人和大资本家们瞧不起他们。当他们登上权力的宝座的时候，就更加直接地感觉到自己的虚弱，这也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他们身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老派执政集团的素质。在那些集团中，执政的传统和技巧代代相传，往往能够代替智慧和才干。而他们还不具备能构成自己的真正力量的东西，也就是没有对群众和自立能力的信心。他们既害怕把他们高高捧起的群众，也害怕保守派集团，而后者的雄厚力量震撼着他们那可怜的想像力。为了证明自己的执政是理所应当的，他们必须向旧的统治阶级表明，他们不是什么革命暴发户，决不是这样！不，他们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他们对教会、皇帝、上议院和爵位忠贞不渝，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忠于神圣的私有财产，而且还忠于一切中世纪的垃圾。对他们而言，拒绝给革命者签证，实质上是再一次显示自己的威风的难得机遇。我很荣幸能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遇。届时，它会得到赏识的，因为在政治上也像在自然界一样，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并不需要太多的想像力就能够想到，克莱因斯先生是如何向他手下的政治警察头子做出解释的。在这场对话中，克莱因斯先生感到自己就像是在考场上，他生怕考官觉得自己不够坚定、不是治理国家的料、不够保守。政治警察的头子也不需要有太多的智慧就能够暗示克莱因斯先生，哪种答案能在明天得到保守派报刊的全面支持。但是，保守派的报刊并不是一般地称赞，它的称赞可是致命的，实际上是在挖苦。它毫不掩饰他对一些人的蔑视，这些人在低三下四地乞求它的赞许。比如，没有人会说《每日快报》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机构之一。但是，在赞扬工党政府是那么悉心呵护“心胸狭隘的麦克唐纳”，而拒绝一位革命观察员参与时，就连这家报纸也用上了最恶毒的语言。 这些人也赋有为新的人类社会奠定基础的使命吗？不，他们仅仅是旧社会的倒数第二位的手段。我之所以说它是倒数第二位的，是因为倒数第一位的手段是物质镇压。 我不得不承认，西欧各民主制国家在避难权问题上的遥相呼应也给我带来了不少欢乐的瞬间。有时，我觉得是在观看以民主制原则为主题的“全欧”独幕喜剧汇演。如果在萧伯纳的血管里流动的费边主义血液里，注入哪怕是百分之五的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血液的话，这个剧本可能就是他写的。但是不管这个剧本是谁写的，这出戏都是一部难得的极寓教益的戏剧，即没有签证的欧洲。至于美洲就更没什么可说的了。合众国不只是最强大的，而且也是最胆小的国家。前不久，胡佛还用捕鱼活动所具有的民主性质来解释自己的这一嗜好。假如果真如此的话，我对此表示怀疑，那么，这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在美国遗留下来的可怜的民主残迹之一，那里早就没有避难权了。在欧洲和美洲没有签证，而这两个大陆又支配其余的三个洲，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没有签证。 人们从各方面向我说明，不相信民主是我的最主要的罪状。我围绕这个题目不知道写了多少篇文章，甚至还包括几本专著！但是，当我请求给我上一堂小小的民主制实验课的时候，竟找不到一个愿意教我的人。这个星球是没有签证的。我为什么要相信这无比巨大的问题，即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纠纷是能够通过严格遵守民主的形式和仪式来加以解决的呢？ 我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难道革命专政带来了我们从前寄望于它的那些结果了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而且还要展望它今后的发展前景。但是在本书中没有它的位置。我将努力在另一本专著中回答这个问题，那本书的写作工作早在我被流放中亚期间就已经开始了。然而，在结束这本记述我的生平的著作之前，我不能不说一说自己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从前的道路继续前进，哪怕是写上几十行也好。 在我们这一代如今已经成熟或者接近老年的人的记忆中所发生的一切，可以简单地做如下描述：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这几十年中，欧洲的居民已经在工业社会中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社会教育的方方面面都服从于劳动生产率的规则，这些带来了辉煌的成果，并且在人们面前展示了新的可能性。而事实上，这一切只能导致战争。诚然，通过战争的方式，人类确信自己并没有退化，并不像贫血的哲学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不祥之兆一样，恰恰相反，仍然充满了生机、力量、勇气和进取精神。通过这次战争，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自己强大的技术力量。这就犹如一个人，为了验证自己的呼吸道和食道是否正常，就要站到镜子前面用剃刀割开自己的喉咙一样。 在1914—1918年间的手术结束之后，医治创伤被宣布为今后最高的道义责任，而在过去的四年中，制造这些创伤曾被宣布为最高的道义责任。勤劳和节俭不仅被重新恢复了权利，而且还被拿来作为合理化的钢背心。那些领导所谓的“恢复工作”的阶级、政党乃至个人，还是当初那些领导破坏工作的阶级、政党乃至个人。在那些发生了政治制度更替的国家，例如德国，如今领导恢复工作的一把手，就是当初领导破坏工作的二把手、三把手们。老实说，这就是所谓变革的全部内容。 战争吞没了整整一代人，就像是专门为了在各国人民的记忆中造成一个断层，以免新一代过分直接地发现他们实质上是在重复以前的老路，只不过是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重复，因而其后果也就更可怕而已。 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俄国的工人阶级试图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重建自己的生活，以便消除人类躁狂性精神病周期发作的可能，并为人类更高的文明奠定基础。十月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此。当然，它制定的这一任务并未完成，而实际上这一任务是要经过几十年才能够完成的。此外，应该把十月革命看做是全人类历史的新起点。 在30年战争结束之前，德国宗教改革被当成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人们干的事情。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先例，欧洲人就是从中世纪的修道院里冲出来的。如果没有改革及其导致的无数牺牲的话，当代的德国、英国、美国以及整个人类都是不存在的。如果允许有牺牲者的话——不过又能向谁去征得这种许可呢？——那么牺牲者恰恰是那些推动人类进步的人。 这里还需要谈一谈法国革命。狭隘的反动学者泰纳证实——天晓得他是如何做出这个惊人的发现的——在路易十四被砍头后的几年内，法国人民的生活要比在旧制度下更贫苦、更不幸。问题在于，像法国大革命这样伟大的事件，是不能够用“几年”的尺度来衡量的。如果没有这次大革命，就不可能有新的法国。而泰纳本人也将继续当他那旧制度下包税人的办事员，那么他也就不能给为他开辟了新的前程的革命抹黑了。 十月革命则要求有更长的历史间隔。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蠢人才会指责它在12年的时间里没有能够实现普遍的和解和幸福。假如把相隔近三百年的德国宗教改革和法国革命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那么以此为尺度，就应该对落后孤立的俄国，在革命后的12年中能保证人民群众生活不低于战前的水平这个成绩感到吃惊了。仅此一件事情就足以说明，它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是，十月革命的意义当然不在于此，它是新的社会制度的实验。这个实验本身也将会发生变化，甚至有可能从基础的地方重新做起，它将在最新技术的基础上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像资本主义制度回顾德国宗教改革或者法国大革命一样，回顾十月革命。这是确定无疑、无可辩驳、不可动摇的，就连历史学教授也一定会明白这一点，不过当然是要在许多年之后。 那么，您个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我从人们向我提的这个问题中听出了好奇间或嘲讽的意味。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对本书中业已讲过的东西再稍做补充。我不以个人命运的尺度来衡量历史的过程，相反，我不仅客观地评价自己的命运，而且还总是联系社会发展的进程从主观上体验它。 从被驱逐的那一刻起，我不止一次地在报纸上看到以我的“悲剧”为题的文章。我不懂得个人的悲剧，只知道革命两个篇章之间的更迭。有一份美国报纸曾经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并为其附上了有着深刻思想内涵的按语。那篇按语的大意是说，尽管作者经历了多次打击，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只能对那些试图在判断能力和政府职位、心理平衡与今天的局势之间建立联系的庸俗企图感到惊奇，我过去不知道这种联系，现在依然不知道。只要手头有书和笔，我在监狱里体验到的最高满足的时刻，就像在革命的群众集会上一样。对我而言，权力机器与其说是精神上的满足，不如说是不可逃避的重担。关于这个问题，我最好还是借用别人精彩的语言来简单地加以说明吧。 1917年1月26日，罗莎·卢森堡从狱中给她的女友写信说： 对我来说，就这样完全淹没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简直是难以理解和无法忍受的。你看，比如歌德，他以一种难以企及的平和超然于物外。只要想想他不得不经历的一切：那场从近距离看似乎是一出血腥、盲目的闹剧的法国大革命，然后是1793年至1815年间的兵连祸结……我不要求你像歌德那样写诗，但他的生活观——无所不包的兴趣以及内心的和谐——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或者至少是可以追求的。你可能会说，歌德可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战士啊。但是我想，恰恰是战士应该努力追求超然于物外，否则，他就被那些全然无用的东西牵着鼻子走。当然，我在这里所指的是高品格的战士。
多么精彩的话啁！直到最近几天我才第一次看到它，立刻就感到罗莎·卢森堡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变得比过去更加亲切和可贵了。从观点、性格和处世态度上来说，普鲁东这个社会主义的鲁滨逊与我是截然不同的。但普鲁东的身上有着战士的品格：他在精神上是无私的，他敢于蔑视官方的社会舆论，他的身上始终燃烧着广泛的求知欲的火焰。这使他能够超越个人生活的起伏，而超然于那个时代的现实之上。 1852年4月26日，普鲁东从狱中给一个朋友写信说： 毫无疑问，运动既不是规则的也不是直线的，但其趋势却是永恒的。各个政府轮流做的那些有利于革命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试图反对革命的东西会像云烟一样消散；我欣赏这样的场景，能够理解其中的每一幅画面；我亲历世界生活中的这些变化，就好像是从上天那里获得了对它们的解释。那些压倒众人的东西越来越使我变得高尚，它鼓舞我，并使我变得更加坚强。你们怎么能指望我怨天尤人和诅咒他们呢？命运，我嘲笑它；至于人，他们太无知，有太强的奴性，我不能怨他们。
这几句话尽管带有几分宗教的意味，却相当精辟。我在它们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