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1931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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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革命

（1931年1月24日）

1、旧西班牙

　　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眼看就要再次断裂，这次轮到了西班牙。那里的革命运动正在迅猛前进，让世界反动势力对短时间内恢复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秩序失去了信心。

　　西班牙无疑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但它的落后有其特色：光荣的历史给它留下了沉重的包袱。当沙皇俄国还远远落后于西欧邻国，并在它们的压力下缓慢前行时，西班牙却在蓬勃发展，它遥遥领先于欧洲其它国家，并统治了整个南美。国内贸易与世界贸易的高速成长，逐渐克服了各省的封建割据倾向与各民族独善其身的倾向。在这几个世纪里，西班牙王室的力量不断增长，其地位不断加强，这与贸易资本的集中化作用以及西班牙民族的逐渐形成，是密不可分的。

　　美洲的发现，使西班牙大发横财，大大提升了它的地位，但后来却成了它衰落的原因。重要的贸易航道不再经过伊比利亚半岛。荷兰富裕起来后，脱离了西班牙，成了欧洲霸主，然后英国又把它赶下了宝座，在这张宝座上坐了很久很久。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就开始衰落了。“无敌舰队”的覆灭（1588年），可以说是它的衰落的正式标志。封建主—资产阶级的西班牙，陷入了马克思所说的“可耻的长期的腐化”^[1]。

　　新旧统治阶级——贵族地主、天主教会与王室，资产阶级及知识界——拼命维持往日的光荣，然而他们已经没有了过去的资源。1820年，南美殖民地最终独立。1898年古巴独立后，西班牙几乎丧失了全部殖民地。摩洛哥殖民战争弄得西班牙财尽民穷，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不满。

　　西班牙经济发展的滞后，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集中趋势。各个城市的工商业衰败了，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变弱了，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各省的相互依赖。这就是资产阶级西班牙至今不能消除几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省份的离心倾向的主要原因。国民经济缺乏财源，国内处处怨声载道，加强了各种分离主义倾向。西班牙的邻国法国通过大革命，战胜了旧的封建外省，最终建立了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与之相比，西班牙的地方割据势力却具有强大的力量。

　　经济停滞不仅阻碍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也让旧统治阶级更加腐朽。名门显宦的做派依然高傲，身上的披风却往往破烂不堪。教会对农民敲骨吸髓，有时又得忍受王室的掠夺。按照马克思的论断，西班牙的君主制更像亚洲专制（Asiatic despotism），而不像欧洲的绝对主义王朝（European absolutism）^[2]。这个判断应该怎样理解？人们往往把沙皇专制制度比作亚洲专制，从地理和历史来看，沙皇专制制度要比西班牙的君主制更符合这个判断，但这个判断对西班牙也完全适用。贵族极其迟缓的开化，与简陋的城市中心，是沙皇专制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础；而国家的衰落与统治阶级的腐朽，是西班牙君主制得以形成的基础，这是两者唯一的区别。如果说，新兴的城市对旧的特权集团的反抗，是欧洲的绝对主义王权崛起的原因，那么，旧的特权集团与城市都很虚弱，就是西班牙君主制与沙皇专制制度相对强大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西班牙君主制更接近亚洲专制。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离心倾向都压过了集中倾向，这破坏了西班牙议会制度的基础。政府的压力，是决定选民态度的关键因素：在过去一百年里，政府总是能赢得选举。国会（Cortes）发现自己必须依附于不断变更的内阁，而内阁自然又要依附于王室。政府操纵着选举，而权力掌握在国王手里。离心离德、貌合神离的统治阶级，无法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国家，所以，它就更加需要王室。而王室——它集中体现了整个国家政权的虚弱——虽然时不时被推翻，但它具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总的来说，西班牙的国家政权体制可以叫做衰退的绝对主义（degenerated absolutism），被此起彼伏的“兵谏”^[3]折腾得够呛。这个体制的衰退、它的绝对主义倾向，以及它对政变的恐惧，在阿尔方索十三世^[4]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阿尔方索十三世凭借见风使舵、过河拆桥与背信弃义，一次又一次战胜了临时拼凑的反国王联盟，这与他本人的个性完全无关，只是整个统治体系的特征的反映：阿尔方索十三世在新的条件下，重演了他的祖先费尔南多七世^[5]丑恶的历史。

　　代表集中化倾向的势力，除了王室之外，还有与王室相勾结的教会。天主教至今还是国教。教士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反动势力最顽固的轴心。国家每年都要拨款资助教会，数额高达数千万比塞塔^[6]。教团多如牛毛，富得流油，权势滔天。修士修女的人数接近七万，相当于在校中学生的数量，是在校大学生的两倍多。既然如此，文盲率高达45%也就不足为奇了。不难理解，文盲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

　　在查理五世（卡洛斯一世）^[7]时期，强大的西班牙帝国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好处，西班牙衰落后，其后果主要又落到了农民头上。几百年来，农民的日子无比悲惨，许多省份的农民终日在饥饿线上挣扎。时至今日，仍有七成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国家体制的重负，主要由他们来承担。缺地、缺水、沉重的地租、陈旧的农具、落后的耕作方法、高昂的税率、教会的榨取、昂贵的工业产品、农村人口过剩、大量的流浪汉、乞丐、僧侣充斥乡下——这就是西班牙农村的景象。长期以来，农民艰难的处境，引发了无数起义。但是这些血腥的“爆发”没有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只停留在局部，它们染上了多种多样的色彩，而且往往是反动的色彩。总的来说，西班牙的革命是“小革命”，农民起义也是“小战争”^[8]。西班牙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游击战传统的国度。

2、军队在政治中的作用

　　自拿破仑战争后，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股新势力——军官，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年轻一代，从祖先那里继承了衰落的帝国，而他们自己的家业也已大为没落。西班牙饱受地方割据与分离主义之苦，而军队作为代表集中化的力量，自然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王室的后盾，也承载着统治阶级各个集团的不满，首先是它自己的不满：西班牙到处都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向国家要求的第一件事，便是让自己“吃上皇粮”，这种人就是文武官员的主要来源。政府机关、议会和其它机构没有那么多职位，满足不了“上流”社会的不同集团的胃口，由于吃不上皇粮而牢骚满腹的人们，便成了共和派政党的温床，而这些共和派政党跟西班牙其它团体一样，都是善变的。但在这种不稳定的局面下，却往往隐藏着真实而猛烈的怒火，共和主义运动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坚定果敢的革命团体，对它们而言，“共和国”就是救国的神奇口号。

　　西班牙陆军的总兵力约为十七万人，其中有一万三千名军官，另有海军一万五千人。军方高层一方面充当统治阶级的武器，另一方面又把底层的士兵拉进自己的密谋。这给士兵的独立的政治运动创造了条件。士官曾在以前的多次事变中，在没有军官领导、更有意反对军官的情况下，猛然介入了政治。1836年，马德里卫戍部队的士官发动起义，迫使女王颁布宪法。1866年，对军队中的贵族秩序深感不满的炮兵士官举行了起义。无论如何，在过去的密谋中，主导权仍属于军官。心怀不满的士兵跟着心怀不满的指挥官一起参加了密谋，虽然士兵在政治上盲从军官，但他们的不满，却源自另外的、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

　　军队中的矛盾，往往与兵种有关。武器越先进，对士兵和军官的知识水平便要求越高，一般来说，知识水平越高，就越容易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骑兵一般拥戴王室，而炮兵有不少是共和派。毫不奇怪，最新式战争机器的操纵者——航空兵站到了革命一边，并把他们的职业所具有的个人冒险因素带了进来。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步兵。

　　西班牙的历史就是一部革命事变的历史。军事政变和宫廷政变交替上演。在整个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政治体制不断变换，内阁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特权阶级有心无力，无法给王室提供足够稳固的支持，结果王室不得不多次向军队屈服。但是，西班牙各省割据的状况，也影响了军事密谋的性质。各种“革命委员会”的窝里斗，不过是历次革命缺少领导阶级的外在体现。这就是王室能够一次又一次战胜革命的原因。然而，在统治秩序获胜后，经过一段时间，周而复始的危机又会剧烈地爆发出来。任何一个执政集团都无法获得稳固的根基。已经枯竭的国民收入，根本满足不了统治阶级庞大的胃口，结果造成了无数困难，每一个执政集团都得与这些困难斗争，然后很快就垮掉了。最后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是怎样可耻地垮台的，大家有目共睹：没等军事政变发生，普里莫·德·里维拉就像被钉子扎破的轮胎一样泄了气，灰溜溜地逃走了。

　　西班牙以往的革命都是少数反对少数的斗争：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为了争抢国家政权这块馅饼，不惜大打出手。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不断革命论”：社会革命在不断的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中，把政权交给最坚决的阶级，让它用政权来消除阶级差别，从而消除发生新革命的可能性。按照这个理解，我们应该指出：尽管西班牙历次革命具有“不断性”，但它们与“不断革命论”毫无相似之处，它们不过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衰老病的反复发作。

　　当然，资产阶级的左翼，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早就把建立共和国当作自己的目标。出于相同的原因，西班牙大学生跟军官一样，主要来自心怀不满的青年，虽然他们人数不多，却在国家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天主教反动势力的统治，点燃了大学里的反教权之火。然而，大学生无法建立一个政治体制。西班牙共和派上层领袖的社会纲领是非常保守的：他们把今日这个反动的法国当成自己的理想，盘算着共和国建立后自己就能大发横财；他们根本不打算、也根本不可能走上法国雅各宾派的道路：他们害怕群众，远甚于厌恶王室。

　　西班牙资产阶级社会的一道道隙缝里，挤满了统治阶级的破落户，人数众多的他们渴求升官发财；而在社会底层的隙缝里，也挤满了人数众多的游民无产者，他们是跌落到阶级社会最底层的可怜人。衣着光鲜的破落户与衣衫褴褛的破落户，构成了社会的流沙。革命越是找不到真正的支持动力和政治领导，这个游民群体对革命的威胁就越大。

　　普里莫·德·里维拉六年的独裁统治，死死压住了一切不满与反抗。然而独裁政权自己也染上了西班牙王室的不治之症：它虽然比任何单个阶级都要强大，却无力满足国家的历史需要。结果，在第一波革命浪潮涌起之前，军事独裁这艘大船就被财政暗礁和其它障碍给撞碎了。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倒台，让各种仇恨和希望释放了出来。于是，革命的“看门人”贝伦盖尔将军便粉墨登场了。

3、西班牙无产阶级与新的革命

　　在这场新的革命中，我们一眼看去，就能发现过去历次革命中的老角色：背信弃义的王室；既厌恶国王却又在他面前俯首帖耳的各种保守派与自由派团体；随时准备叛卖的共和派右翼与随时准备冒险的共和派左翼；正在策划密谋的军官，其中有些人想要建立共和国，有些人想趁机加官进爵；心怀不满的大学生，他们的父辈正警惕地盯着他们；最后是正在罢工的工人，他们分散在不同组织之中；还有正在拿起干草叉——甚至是枪——的农民。

　　但是，如果认为目前的革命危机还会走上老路，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过去几十年里，特别是在世界大战期间，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当然，时至今日，西班牙仍处于欧洲末流，但它的采矿业和轻工业已经有所发展。在大战期间，煤矿、纺织和水电等行业均有较大进展。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工业中心和工业区。这创造了新的力量对比，并开创了新的前景。

　　工业化的成就并没有让国内矛盾得到丝毫缓和。西班牙在大战期间保持中立，滚滚而来的战争订货，使工业在大战中蓬勃发展，然而大战结束后，国外订单骤减，造成了新的困难。西班牙不仅失去了国外市场——它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甚至还不如战前（战后为1.1%，而战前为1.2%）——外国产品还如潮水一般涌入，为了保护国内市场，独裁政权不得不筑起了欧洲最高的关税壁垒。高关税导致高物价，进一步降低了人民本已贫弱的购买力。因此，战后的西班牙工业始终半死不活，这一方面表现为长期的失业，另一方面表现为尖锐的阶级斗争频繁爆发。

　　英法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扮演过的角色，西班牙资产阶级也想扮演，然而，与十九世纪相比，它越发没有胆气来要求扮演这个角色了。西班牙的大工业资产阶级出现得太晚，又高度依赖外国资本，像吸血鬼一样吸食人民血汗的它，不可能充当“民族”领袖同旧的特权集团作斗争，哪怕只是短短一段时间都做不到。银行家、工业家、大地主、王室与文武高官既狼狈为奸，又相互暗中拆台，这帮反动势力中最反动的一个团伙，便是敌视人民的工业巨头。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最重要的支持者，就是加泰罗尼亚的工业资本家，仅此一例便足以说明问题。

　　但是，工业的发展，也让无产阶级得到了巩固，并加强了它的力量。在二千三百万人口——如果算上移居国外的侨民，这个数字还会更高——当中，有近一百五十万人在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中工作，农业工人的人数大致与此相当。在一个能够亲手解决革命问题的阶级出现前，西班牙的社会生活总是在一个怪圈内来回打转。西班牙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急剧地改变了形势，开创了新的前途。要正确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明白：大资产阶级确立了主宰经济的地位，以及无产阶级的政治分量的加强，使小资产阶级彻底失去了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可能性。

　　从目前的革命震荡中，能否产生出一场真正的革命，对国家实行彻底的改造？由此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西班牙无产阶级能否掌握民族生活的领导权？在西班牙民族内部，只有它有权要求扮演这个角色。而且，俄国的历史经验已经足够清楚地证明：在一个半封建关系盘根错节的落后农业国，被大工业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具有说一不二的强大实力。

　　当然，早在十九世纪，西班牙工人就已经积极参加了多次革命，但它当时总是给资产阶级打下手，只能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在二十世纪头二十五年里，工人在革命中的角色越发独立。1909年的巴塞罗那起义，显示出了加泰罗尼亚青年无产者拥有何等的力量。其它地方接连发生了以起义告终的罢工。1912年，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工业区变成了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战场。西班牙工人迅速适应了形势，发动了自己的队伍，展现出了改天换地的大无畏气概，勇敢地发动了进攻。

　　战后——确切地说是俄国革命后的头几年（1917—1920年），西班牙无产阶级经历了一系列伟大的斗争。1917年爆发了革命总罢工。这次总罢工及随之爆发的一系列运动的失败，为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的建立提供了条件。独裁者的倒台，使西班牙人民未来的命运再次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旧统治集团的怯懦诡计，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软弱哀叹，充分暴露了它们不可能成为救星；而工人却通过一系列英勇无畏的罢工，大声向人民宣告：我们来了！

　　自命学识高深的欧洲资产阶级“左派”记者断言，这是法国大革命的重演，它迟到了差不多一百五十年；社民党人也随声附和。跟这帮人解释革命，简直就是对牛弹琴。西班牙尽管落后，却早已超越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工业、一万六千公里的铁路、五万公里的电报线路，都是远比历史回忆更为重要的革命因素。

　　英国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周刊试图对西班牙事变做出更深入的分析，它写道：“我们的印象是，它更像1848年和1871年的巴黎，而不像1917年的莫斯科。”然而，1871年的巴黎公社，却是从1848年迈向1917年的重要一步。此文作者提出的这个对立毫无根据。

　　L·塔尔昆^[9]去年发表在《阶级斗争》^[10]上的文章更为严肃深刻：“依靠农民群众的支持，（西班牙）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夺取政权的力量。”他认为革命的前途应该是这样的：“革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勇敢地开创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个问题就应该——也只能——这样来提出。

4、革命的纲领

　　目前，斗争的正式口号是“成立共和国”。然而，慑于革命的进展，保守派和自由派，还有统治阶级中的共和派将会投靠保王派阵营。

　　在1854年革命中，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利奥^[11]写道：“我们要力争挽救王室，但要清除使王室蒙羞的奸臣。”当代的罗马诺内斯^[12]等人深化发展了这一伟大思想。然而王室不可能没有奸臣，特别是在西班牙！……当然，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有产阶级可能会为了自保而抛弃王室（就像1918年的德国一样！）。不过，马德里的王朝虽然已在苟延残喘，却很有可能撑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那一天才断气。

　　“成立共和国”这个口号，自然也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但是，对无产阶级而言，不能把这个口号理解为用总统来取代国王，而应该理解为彻底扫除整个社会的封建残余：第一步就是要解决土地问题。

　　西班牙农村的各种关系，勾勒出了一幅半封建剥削的图景。农民的贫困（特别是在安达卢西亚和卡斯蒂利亚），地主、官府与豪强^[13]的重重压迫，逼得农业工人和贫农多次公开造反。不过，这是不是说，西班牙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革命，清除社会关系中的封建残余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只是说，西班牙的具体国情，决定了资本主义只能通过半封建形式剥削农民。用革命武器来对付西班牙中世纪的残余，就意味着铲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根基。

　　为了使农民摆脱局部抗争的狭隘与反动偏见的影响，无产阶级必须拿出一个明确的革命民主纲领。缺地、缺水，以及地主的层层盘剥，使没收私有地产分给贫农成为了最关键的问题。沉重的税赋、庞大的国债、官僚的掠夺，以及非洲殖民战争的开销，使建立廉价政府的问题成为了当务之急，然而，无论是大地主、银行家和工业家，还是自由派名流，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劳动群众自己才能做到。

　　由于教士的统治地位，以及教会财产的存在，必须提出这样的民主任务：实行政教分离，解除教会的武装，把教会的财产分给人民。只要农民相信，世俗化之后，以往拨给教会的预算，还有教会自己的财产，都会被用于扶持穷困不堪的农村——而不是落入自由派政客的腰包——那么就连最迷信的农民，都会支持这些重要措施。

　　各种分离主义倾向的存在，使革命必须面对“民族自决”这一民主任务。在军事独裁时期，这些分离主义倾向表面上都加强了。然而，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的“分离主义”，不过是它同中央政府联手对付加泰罗尼亚人民和西班牙人民的伎俩；而工农大众的分离主义，只是他们给自己的造反披上的一件外衣。对于这两种分离主义，必须加以明确区分。但是，为了正确地区分被压迫民族之中的工农群众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先锋队就必须在民族自决问题上采取最勇敢、最真诚的立场。如果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决定彻底脱离西班牙，工人阶级就应该完全而充分地维护他们的独立权利。当然，这绝不是说先进工人应当推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独立。相反，国家经济的统一，与民族区域的充分自治结合起来，就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给工农群众带来巨大优势。

　　在新建立的军事独裁的帮助下，王室会阻止革命继续发展，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此类尝试不会获得重大而持久的效果。人们对普里莫·德·里维拉依然记忆犹新。旧的独裁留下的伤口还未痊愈，新的独裁一旦建立，等于给伤口上撒盐。就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阿尔方索十三世很想这么干：他正在焦急地搜罗“勤王义士”，然而无人挺身而出。新的军事独裁的垮台，将会给王室和国王本人造成重大打击，也会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推力，工人阶级就会对统治阶级说：“游戏结束了，先生们！^[14]”

　　西班牙革命能否跳过议会民主制的阶段？理论上有可能。革命运动如果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强大的力量，统治阶级就会没有时间和余地来实行议会民主制。然而这种假设不大可能实现。西班牙无产阶级虽然拥有一流的斗争素质，却缺少一个深孚众望的革命先锋党，也缺乏苏维埃组织的传统与体验。此外，西班牙共产主义者不但人数不多，而且还不团结。没有一个公认的、清晰的纲领。然而议会问题已经提上了日程。既然如此，就应该承认：革命将经历议会民主制的阶段。

　　1905年的俄国工人成功抵制了布里根^[15]的杜马，使它最终流产^[16]；对于贝伦盖尔的无实权国会^[17]，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抵制策略。至于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抵制策略，要由具体的力量对比来决定。但是，先进工人在抵制贝伦盖尔国会的同时，还要针锋相对地提出“革命的立宪国会”的口号。我们必须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左派”的“立宪国会”口号的虚伪——他们其实只想跟旧统治阶级与特权集团讨价还价，让国王和贝伦盖尔恩赐一个“妥协国会”。工人、农民与士兵的成功起义，将建立起革命政府，只有它才能召开真正的立宪议会。我们既可以、也应该用“革命国会”来反对“妥协国会”；在当前阶段，我认为不宜反对“革命国会”的口号。只有最可悲、最死板的教条主义者，才会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各种革命民主口号（成立共和国、土地改革、政教分离、没收教会财产、民族自决、革命的立宪议会）对立起来。在群众能够夺取政权之前，他们必须在无产阶级先锋党的领导下，把自己团结起来；无论是争取民主代表制度的斗争，还是在革命的某一阶段参加议会选举，都对促成工农群众的团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斗争中，“武装工农”（建立工农民兵）的口号，一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现阶段，这个口号必须同保卫工农组织、保护土地改革、保障选举自由、协助人民预防反动政变等问题紧密联系起来。

　　激进的社会立法纲领（失业保障、让富有阶级承担税赋的重担、免费全民教育及类似措施）虽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架，但也应写在无产阶级先锋党的旗帜上。

　　除了上述要求之外，还必须提出新的过渡要求：将目前全部为私人所有的铁路彻底国有化；将西班牙的矿产资源全部国有化；将银行国有化；工人监督工业；最后是由国家调节工业。这些要求，是把资产阶级体制改造为无产阶级体制的预备动作，随着银行和工业的国有化，这些措施将与计划经济体系结合起来，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民主口号、过渡口号和纯社会主义口号的搭配运用，只有迂腐学究才会对此大惊小怪。历史社会的构造是矛盾的，它必然充满了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而把不同性质的口号结合起来的纲领，便是对这种矛盾的反映。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解决一切矛盾和任务的关键，固然是正确的，但还远远不够。就算无产阶级先锋队已经认定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能够结束西班牙的腐朽，依然需要一个准备过程：必须以无产阶级先锋队为核心，把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以及广大的农村劳动群众凝聚起来。只有按照巴库宁^[18]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社会革命的人，才会空喊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却排斥正在推动人民走向起义的各项历史任务。要想毁灭革命，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无需多言，这些民主口号绝不等于让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共和派靠拢。正相反，它们可以揭露资产阶级左派的的反民主性质，为战胜资产阶级左派创造条件。无产阶级先锋队越是勇敢、坚决而无情地为实现这些民主口号而斗争，就能越快获得群众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与社会党改良主义派的生存空间也就越小，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分子就会越加忠诚地投靠我们，群众也就会越来越把民主共和国当成工人共和国。

　　理论公式在得到正确的理解之后，要把它变为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就必须结合群众的经验、要求和需要，使群众在思想上掌握这些理论公式。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纠缠于细枝末节，不能分散群众的注意力；必须用一系列简明而清晰的口号来表达革命纲领，并结合斗争的具体动态来及时调整口号。这才是革命的政策。

5、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在西班牙事变刚开始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层仍然跟以前一样，没有对它予以足够重视，不久之前，拉丁地区的“领导”曼努伊尔斯基^[19]还宣称西班牙事变不值得关注。还是老样子！他们在1928年宣称法国即将爆发革命。长期以来他们总是在葬礼上奏喜乐，到参加喜宴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奏哀乐了。他们要是不这么做，就等于背叛自己。尽管西班牙事变并没有被列入“第三时期”^[20]的日程表，但它还是发生了，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于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们就只好闭紧嘴巴：这样做要谨慎得多。然而，在十二月事变^[21]之后，他们就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了。拉丁地区的这位领导再次严格遵循自己的传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12月17日的《真理报》上面那篇文章便出台了。

　　这篇大作认为，贝伦盖尔独裁政权和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都是“法西斯制度”。墨索里尼、马泰奥蒂^[22]、普里莫·德·里维拉、麦克唐纳^[23]、蒋介石、贝伦盖尔、唐恩^[24]——统统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反正有现成套话可用，干嘛费力去思考呢？他们不如把阿比西尼亚国王也塞进“法西斯”队伍里，这个队伍才算完整。《真理报》还告诉我们，西班牙无产阶级不但“正在越来越快地接受西班牙共产党的纲领和口号”，而且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苏联驻巴黎的官方记者报道说，西班牙已经出现了农民苏维埃。众所周知，在斯大林派领导下，（中国！）农民最先接受和实现了苏维埃制度。既然在正式的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农民也已经开始建立苏维埃，那么西班牙革命便可以说是稳操胜券了——然而，斯大林和曼努伊尔斯基一面在《真理报》上表现自己的总路线的总浮夸与总轻率，一面随时准备翻脸痛骂自己在马德里的“执行者”歪曲了总路线。这些“领导”已经被自己的政策败坏得不可救药，他们什么都学不会！

　　实际上，尽管革命正在大步前进，革命的主观因素——党、群众组织和口号——却严重落伍，跟不上革命运动的要求，主观因素的落后，构成了当今的主要危险。

　　罢工浪潮正在半自发地传播开来，它有时会遭受损失，有时会被打败，有时会一无所获，但它是革命的一个绝对必要的阶段，是群众觉醒、动员与投入斗争的阶段。要知道，参加运动的不只是先进工人，更是全体群众。罢工的不光是工厂工人，也有作坊工人、司机、面包师、建筑工人、水利工人，直至农业工人。老将借此锻炼筋骨，新兵借此学习经验。通过罢工，阶级的自觉性开始成长。

　　在目前阶段，自发性是革命运动的力量，但将来有可能变成革命运动的弱点。将来的革命运动如果仍然放任自流，没有明确纲领，没有自己的领导层，那它是不会有前途的。夺取政权是最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最猛烈的工潮都无法解决的，况且现在的工潮还是分散的。在未来数月的斗争中，如果无产阶级感觉不到自己正在透彻理解本阶级的任务与方法，如果无产阶级感觉不到自己的队伍正在日益巩固与壮大，那么崩溃将不可避免。目前的运动，使广大的阶层头一次奋起投入斗争，崩溃会让他们再度消沉下去。先进工人在失去脚下的根基后，打游击、搞冒险的情绪会重新抬头。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城市贫民不会找到有威信的领导层。被唤起的希望，很快就会变成失望与愤怒。曾在1920年秋季的意大利上演过的一切，将会在西班牙重演。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并不是法西斯制度，而是典型的西班牙式专制：以部分有产者为靠山的军事独裁；但是，在上述条件影响下——革命党的消极无为与犹豫不决，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将会在西班牙站稳脚跟。心态失衡、满腔愤怒、陷入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将会沦为大资产阶级的俘虏，为大资产阶级充当镇压无产阶级的马前卒。当然，这种情况离我们还比较远，但必须抓紧时间，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资产阶级左翼——军官、大学生、共和派——能领导革命运动走向胜利，这种毫无结果的胜利也与失败无异。前面讲过，西班牙共和派完全立足于现有的财产关系之上，根本不能指望它会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取消天主教会的特权或整顿昏庸腐败的官场。保王派的奸臣将被换成共和派的奸臣，我们得到的只会是1873—1874年那个短命而毫无结果的共和国的翻版^[25]。

　　社会党的领袖成了共和派领袖的跟班——这并不稀奇。社会党昨天还跟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勾肩搭背，今天又跟共和派称兄道弟。社会党没有、也不可能有独立的政策，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参加一个稳固的资产阶级政府。只要能让他们参政，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都不会拒绝同王室和解的。

　　但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右翼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方面，十二月事变既是重要的经验，也是严峻的警告。

　　诚然，全国劳工联盟^[26]凝聚了最有战斗性的无产者。这是经年累月的大浪淘沙的结果。每个先进工人，特别是共产主义者，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巩固全劳联，并将其转变为真正的群众组织。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开展工作，不倦地揭露改良主义领袖的叛卖行径，号召成立统一的工会大联合会，也对此大有助益。革命的条件，将给这种工作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但是，无政府工团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作为一种革命方法，是没有前途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没有革命的纲领，也不理解先锋党的作用，它让无产阶级解除了思想武装。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政治，直到被政治掐住喉咙，然后他们就把政治舞台让给了阶级敌人。十二月事变就是如此！

　　如果社会党在革命中成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它只会做一件事：把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到手的政权交给共和派，然后共和派又把政权还给原来的主人。伟大的生育将以流产告终。

　　只有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偏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才有可能领导革命。帮助他们摆脱偏见，是我们的义务。一部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将会投靠社会党，或是被革命踢开；而真诚的革命派将会与我们站在一起。与大多数社会党工人一样，无政府派群众将会拥护共产主义者。

　　在革命形势中，群众学得很快，这是革命的优势之一。群众的进步，必然会在社会党和工团主义当中引发分化与分裂。在革命过程中，我们肯定要与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就具体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会忠实地履行这些协议。但是，如果这些协议里掺杂了模棱两可、躲躲闪闪和虚伪不一等性质，那将是致命的。即便是共产主义工人同无政府主义工人并肩战斗的时候，也绝不能模糊原则上的界限，绝不能隐瞒双方的分歧，也绝不能放松对盟友的错误原则立场的批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继续前进。

6、革命代表会与先锋党

　　12月15日，大小城市的工人一同走上街头，证明了无产阶级是多么渴望统一行动。由于他们自己并没有一个声音足够大的“信号员”，所以他们借用了共和派的信号。这次运动虽然受挫，群众却没有消沉颓唐。群众把这次运动当做经验、学校和热身，这是革命高涨的最明显的迹象。

　　要想走上革命的大道，无产阶级急需一个组织：它要超越无产阶级的任何政治、民族、地区和工会的界限，并符合当前的革命斗争的潮流。这样一个组织，要经工厂工人、作坊工人、矿山工人、企业职员、铁路与海运工人，还有城乡无产者经民主选举产生，它只能是苏维埃。蜕变官僚给世界革命运动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它在思想上毒害了许许多多的人，使他们误以为苏维埃只是准备起义的组织，只有在革命前夜才能成立。真实的苏维埃是在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高涨之时成立的：此时虽然还远不到武装起义的时候，但已需要一个广泛的、富有威信的机关，来领导席卷了各个企业、各种行业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在革命的准备阶段，苏维埃必须在工人阶级当中打下牢固的基础，才能够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当然，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十三年之后，“苏维埃”这个词的意思，已经与它在1905年或1917年初的意思不太一样了，在那些时期，它还不是政权机关，只是工人阶级的斗争组织。Junta^[27]一词，与西班牙的整个革命历史紧密相连，它是表达这个思想的最佳词汇。西班牙工人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工人junta（工人代表会）。

　　就无产阶级目前的情况来看，工人代表会意味着由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社会党人与无党派罢工领袖共同组成的机关。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人会在多大程度上参加工人代表会的活动呢？外人难以预料。如果共产主义者能够有力地倡导建立工人代表会，那么，在革命运动的强力推动下，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或许还有一部分社会党人，肯定会走得越来越远。在群众的压力下，赞成建立工人代表会的各派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可以、而且应该就工人代表会的各种具体问题（代表的比例、选举的时间与方法等）进行磋商，达成协议。当然，在斗争中的每一个阶段，共产主义者始终都要在鲜明的纲领旗帜下开展工作。

　　与斯大林主义的最新理论相反，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农民苏维埃——作为选举机关——不太可能大量出现。在革命的准备时期，农村会迅速出现各种形式的组织，它们不以选举为基础，而以个人选择为基础：农会、贫农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农业工人工会等等。但是，在革命的土地纲领的基础上，推广农民代表会的口号，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如何正确地提出士兵代表会的口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由于军事组织自身的特点，士兵代表会只有在革命危机的最终阶段，也就是国家政权对军队失去控制的时候才会出现。在准备时期，它还只是一种秘密组织（革命士兵小组、地下党小组等），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工人与个别士兵的私下联络。

　　1930年12月的共和派起义，必将作为革命斗争的分水岭而载入史册。共和派左翼拉拢了工人组织的上层领袖跟他们一起举行起义，让没有武装的工人给共和派主唱充当伴唱。这场“演唱会”彻底暴露了军官密谋与革命罢工的不相容。既然暴动密谋的主旨是用一个兵种来对抗其它兵种，那么政府就能在军队内部找到足够的力量把暴动镇压下去。而暴动被镇压下去后，没有独立目的和阶级领导的罢工也就只能草草收场了。

　　军队的革命作用，不在于它是军官密谋的工具，而在于它是掌握武装的一部分人民；在斗争过程中，工农群众将最终决定军队的作用。革命罢工要想胜利，工人就一定会与军队正面交锋。在这种交锋中，政治因素压倒了纯军事因素。争取士兵群众的唯一方法，就是向他们指明革命的社会任务。但是军官害怕的恰恰就是这些社会任务。目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把目光转向士兵，要在各个团队中，把觉悟的、勇敢的士兵组成革命小组。共产主义者在军队中的活动，必须在政治上服从于党在无产阶级与农民中间的活动，只有拿出一个明确的纲领，这种活动才能开展下去。不过，当决战时刻到来时，人多势众、力量强大的工人，必须促使大批士兵转向人民，至少也得使他们保持中立。在总罢工和起义即将爆发的时候，这种广泛的革命，并不排斥由同情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官兵发动的军事“密谋”。但这种“密谋”绝不是“兵谏”：它具有技术性质，目的是保证无产阶级起义的胜利。

　　为了解决这些任务，需要三个条件：先锋党、先锋党、还是先锋党。

　　现存的各个共产主义组织和团体，它们之间的关系会怎样变化，它们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外人难以判断。实践将说明一切。在重大事件中，各种思想、各个组织与个人都将受到确切无疑的考验。如果共产国际的领导层依然一事无成，只会滥发“圣旨”，把错误的政策塞给西班牙工人，在他们中间制造分裂的话，真正的西班牙共产党就会在共产国际之外诞生和壮大。无论如何，都要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党。

　　工人阶级绝不能按照联邦制原则来建设自己的政治组织。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共产党——它不是未来的西班牙国家制度的雏形，而是粉碎现存制度的战斗基地。这个党的组织原则只能是民主集中制。工人代表会将成为一个广阔的竞技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政党和团体都要受到广大群众的仔细考验。社会党和一部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事实上与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为了同这种行径作斗争，共产主义者要打出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只有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让无产阶级获得它必需的城乡被压迫群众的信任。只有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才能实现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人代表会必须要由一个先锋党来领导。没有坚强的领导层，工人代表会就只是徒有其表的组织形式，不可避免地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庸。

　　西班牙共产主义者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全世界的先进工人将热切关注这场革命大戏，迟早有一天，革命不仅需要他们的同情，更需要他们的共同行动。时刻准备着！

王子群岛
1931年1月24日

根据莫里斯·卢伊特翻译的英译文转译，原文刊载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反对派）印发的小册子《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 《革命的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十卷，第461页。
此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ia-chinese-marx-185408-11.htm——中译者注

^[2]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这两个概念分别被译为“亚洲的政体”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
“……因此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同上，第462页）。——中译者注

^[3] “兵谏”的原文为pronunciamiento，本意为“宣言”。由于西班牙陆军在西班牙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西班牙陆军在发动政变时，往往只需要公开发表一个宣言，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完成政变，故将其译为“兵谏”。——中译者注

^[4] 阿尔方索十三世（Alphonso XIII，1886年5月17日——1941年2月28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1886年继位，1902年正式执政。1931年西班牙爆发了革命，共和派政党与社会党组成的竞选联盟在4月12日的市政选举中大获全胜，阿尔方索十三世随即弃国出逃，流亡巴黎，最后死于罗马。——中译者注

^[5] 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 VII，1784年10月14日——1833年9月29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1808年，法军入侵西班牙后，于3月19日让他继位，同年5月6日又逼迫他退位，并将他扣留在法国。1812年，西班牙通过了一部自由主义宪法，但费尔南多七世在1813年12月11日复辟后，废除了这部宪法。他在位期间，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纷纷独立。他在临死前修改了继承法，允许他的女儿伊萨贝尔二世继位，而没有把王位传给他的弟弟唐·卡洛斯，结果导致了长期的卡洛斯战争。——中译者注

^[6] 按照1930年的汇率，1比塞塔约合0.116美元。按照1972年的汇率，1比塞塔约合0.015美元。——编注

^[7]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年2月24日——1558年9月21日），在西班牙叫做卡洛斯一世（Carlos I）。曾任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罗马国王、卡斯蒂利亚与雷昂国王、阿拉贡国王、西西里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在他统治下，西班牙进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中译者注

^[8] 英语中“guerilla”（游击战）一词即源自西班牙语，本意为“小战争”。——中译者注

^[9] L·塔尔昆（L.Tarquin）是安德列乌·宁的笔名之一。——中译者注

^[10] 《阶级斗争》（La Lutte de Classes）是法国左翼反对派的理论月刊。——编注

^[11] 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利奥（Antonio Cánovas del Castillo，1828年2月8日——1897年8月8日），生于马拉加，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律。曾积极参加1854年革命，并为革命起草了《曼萨纳雷斯宣言》（Manifiesto de Manzanares）。此后曾当过外交官和加迪斯省长，1864年出任内务大臣，1865年至1866年任殖民地大臣。1868年革命后，积极参加了复辟波旁王朝的活动。187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曾六次出任首相。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对革命运动实行铁腕镇压，最终在1897年被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米凯莱·安吉奥利洛（Michele Angiolillo，1871—1897）刺杀。——中译者注

^[12] 阿尔瓦洛·德·菲格洛亚·托雷斯—索托马约尔（Álvaro de Figueroa y Torres-Sotomayor，1863年8月9日——1950年10月11日），罗马诺内斯伯爵（conde de Romanones），比利亚梅霍尔（Villamejor）侯爵之子。1884年毕业于马德里中央大学，1894年出任马德里市长。曾十七次出任内阁大臣，1910年至1912年出众议院议长，1912年至1913年、1915年至1917年、1918年至1919年三次出任首相，并于1923年短暂担任参议院议长。——中译者注

^[13] “豪强”的原文为cacique，本意是指生活在西班牙殖民地的土著居民的酋长，后来逐渐演变为称霸一方的豪强之意。由此产生的caciquism一词，是指地方豪强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当地政府相互勾结，在地方上只手遮天、鱼肉乡里的政治形态。——中译者注

^[14] 原文为法文“Faites vos jeux, messieurs!”，直译为“请下注，先生们！”。——中译者注

^[15] 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维奇·布里根（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улыгин，1851年8月18日——1919年9月5日），生于梁赞省一个地主家庭，1871年毕业于帝国法学院，随后进入司法部工作。1905年1月20日出任内务大臣，并于同年8月19日宣布召开国家杜马，但由于工农群众的强烈抗议，布里根于同年10月17日下台。1919年被梁赞省契卡处决。——中译者注

^[16] 布里根当上内务大臣后，于1905年8月19日宣布将于1906年召开国家杜马，但这个杜马是一个纯咨询性机构，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下，工农群众积极抵制布里根，最终迫使沙皇于1905年10月17日宣布将召开具有立法权力的杜马，布里根也于10月20日被撤换，布里根杜马便随之流产。——中译者注

^[17] 普里莫·德·里维拉发动政变上台后，宣布暂停宪法，解散国会，实行戒严，并将大量的文官换成军官。他倒台后，以“进步”面貌出现的贝伦盖尔继任首相，他宣布将召开国会，但国会依然没有实权。——中译者注

^[18]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库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中译者注

^[19] 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中译者注

^[20] “第三时期”：1927年，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的当权派的右倾政策造成的恶果终于暴露出来：靠着新经济政策发了财的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富农与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开始公然拒绝出售粮食，对苏维埃政权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为首的右派惊慌失措，主张对富农做出更大的让步；以斯大林为首的中派赶紧从左翼反对派那里抄来一些政策，以更加狂热、粗暴的方式执行，这就是斯大林的“向左转”：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上，通过了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和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在国内政策猛然从右倾跳到极左、阶级合作的右倾路线在国际上连遭失败的情况下，斯大林也随之彻底扭转了共产国际的方针：在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上，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战后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17年至1923年的革命高潮时期，第二时期是1923年至1928年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现在开始的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矛盾总爆发的时期。按照这个理论，共产国际要求各国支部立刻转入夺取政权的斗争，为此必须全力打击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分裂改良主义工会，不断尝试进行起义。这个极左政策造成了各国共产党及追随共产党的先进分子陷入孤立，1933年纳粹党夺取德国政权，标志着“第三时期”政策的彻底破产。此后斯大林又从极左冒险主义跳到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结盟的人民阵线理论。——中译者注

^[21] 1930年12月中旬，共和派军官接连发动反对王室和独裁政权的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下去，随之兴起的群众运动却极大打击了独裁政权，迫使普里莫·德·里维拉于次年1月辞职。——中译者注

^[22] 加科莫·马泰奥蒂（Giacomo Matteoti，1885年5月22日——1924年6月10日），生于意大利维内托大区罗维戈省一个富裕家庭，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1907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PSI），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反对战争。曾于1919年、1921年和1924年三次当选众议员。1924年6月10日，因公开批判法西斯主义，而惨遭法西斯分子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23] 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 Labour 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中译者注

^[24] 菲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25] 即1873年至1874年的西班牙第一共和国。——中译者注

^[26] 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CNT）：简称“全劳联”，西班牙主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曾是西班牙影响力最大的工会组织，1910年在巴塞罗那成立。——中译者注

^[27] 西班牙语junta一词，在这里可以译为“会议、委员会、代表会”，本文译为“代表会”。——中译者注